我理解怎么做，肯定好
关键词：李鸿章，洋务运动，爱国摘要：李鸿章作为一个影响了晚清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汉族官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一生奔波劳累，是洋务运动中做事最多的的人。最后却落得被时人、后人唾骂的卖国贼。今天，我们应该抛弃过去的偏见，全面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丈夫只手把吴钩，义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晚清只要搞懂三个人，就可以把晚清历史的枢纽、着眼点找到。这三个人是：慈禧，李鸿章，赫德。慈禧代表清王朝满族贵族的最高统治者，太平天国后，清朝权力中心下移，地方汉族大员崛起。湘系，淮系，北洋。当中时间最长，做事最多的就是李鸿章。赫德代表洋人和西方势力。这足见李鸿章的分量。 关于如何评价李鸿章，我想先从李鸿章对自己的评价入手，甲午战争使他一生事业名声扫地，他也承认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没想到甲午一战，把我这个纸糊的灯笼给捅破了。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首先，李鸿章并非出生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他的祖先一直到他的祖父才有了两倾地。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过去有种说法，叫五十少进士，二十老明经。就是说五十岁能中进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像小说范进中举的人层出不穷。可以说李鸿章是很刻苦，而且理学修养很高。 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横扫中国江南地区，清朝的“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是靠汉族大员的团练才将其平定。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淮军。过去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被称为是他的一项“罪证”。我认为这是因为受过去得意识形态影响，凡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就是反动势力，尤其在文化的革命时期。凡是不“革命” 的就是反动的顽固派，而在那个时期“革命”其实是被理解成“造反”，只有造反才是对的，所谓“造反有理”。历史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在他的新书《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中评价太平天国是世间的“祸胎”，没有任何先进的东西可言。虽然很多起义者追随太平天国，认为可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国。可惜“人们对天堂的渴望，往往导致其最终堕入地狱的深渊”。 经过了太平天国，捻军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后，李鸿章凭借军事力量起来了。这时正值英法连军火烧圆明园。让李鸿章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势不可挡。他立刻对淮军进行现代化改革，用现代兵器武装，此后30年，淮军基本充当了国防军主力。又组建了北洋海军，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颗明珠。这两支队伍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国防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应该肯定的。 趋新实物，是李鸿章的特点，他认识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不能只向外国人买兵器，所以他积极投身洋务，作为晚清五大洋务集团，拉开了近40年“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的序幕（而且他也是谢幕者）。一方面，他办实业，铁路、海防都是他最早创办的，另外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电报也，据说创造了47个第一，非常不容易。另一方面，他同时看到光有造机器的的机器不行，还要有造机器的人和懂原理的人。于是他派遣留学生。近代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学堂，陆军军官，都是李鸿章派的，不过留学周期太长，而洋务急需人才，于是聘请洋人，聘请土籍科学家如徐寿、华恒芳等。另外设立翻译官，翻译了很多科学、军事方面的书籍然后办学堂，做了很多事情。在办军事工业后发现国不富就无法养兵。于是又办民用工业，办轮船招商局和洋人争利，开煤矿。办民用工业钱不够用，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官方出一股，民间资本出一股，总的是国家控股，官督商办。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体制。 事实上，李鸿章搞洋务是阻力重重的，很多人认为他大逆不道。比如造轮船，要大机器生产。当时很多顽固派就反对，而且势力很大，认为立国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于机器，那是奇技淫巧。以洋人为师就是乱我中华，就是用夷变夏。至于修铁路，19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最后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准，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耽误了20年。在期间李鸿章修了一条70公里的铁路用来运煤，当时遭到反对。结果不敢跑蒸汽机车，而是用骡子在铁轨上拉着跑。至于洋务运动需要的技术人才，在当时根本没有人愿意学，认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正道。比如严复就是想走功名之路，但后来父亲死了，家里很穷，他才进福州船政学堂。在洋务派和顽固派历次的争论中，顽固派总是把技术性的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上升到违反孔孟之道。中国人有种泛道德化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克服了重重困难，中国才取得来之不易的一点点近代化的进步。由此观之，李鸿章是个爱国士大夫。 李鸿章被指责最多的就是甲午战败，签署中日《马关条约》。李鸿章早就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1874年李鸿章就说“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创立北洋水师时就指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日本起见。”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下令不许出战有诸多原因。首先是慈禧60大寿，不能被一场战争搅和。其次，他深知中国30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的破房子，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其实李鸿章了解自己部队的腐败，之道不能打，只能养成猛虎在山之势威慑日本。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荣禄说过一段话，虽然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很精辟。他说自己不过是大清的裱糊匠，把一栋破屋子涂的很光鲜，有些小风小雨弄破了几个洞再糊上就好了。但一旦遇上暴风雨，就免不了倒掉的结局。这个暴风雨就是日本。在百弊丛生的中国，他根本不能以一人之力补天，被日本战胜是必然的。我们过去总提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不能说盛世的、革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屈辱的历史就是几个“窃国大盗”“卖国贼”创造的吧！李鸿章做了一个衰落国家的替罪羊。至于后来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没有什么责任，战争的挑起和整个过程李鸿章都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奔波劳碌，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尽自己说能强国，说他“卖国”其实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李鸿章在强国的同时，也有许多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比如他搞军事工业现代化，却没有对军事体制尤其是陆军进行多大的革新，没有形成军官团及其精神。还有就是他任人唯亲，尤其是对同乡的照顾。淮军1300多名军官中700多人是安徽人。再就是只重视对器物的变革，没有进行政府体制的变革，没有行政效率的提升。即使在淮系内部也没有现代管理体制的样子，还是古代幕府的延伸。 李鸿章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任务，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一方面也没有脱离出传统的官僚作风，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做到他这点，我认为已经非常难得了。 通过对李鸿章的认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洋务运动时期搞的官督商办，一百年后我们的改革也在用。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国家控股。这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可是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因为实际掌权的的仍然是官员，商人没有发言权，导致企业仍然死气沉沉，官商很难融合。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企业因此倒了，我们现在的改革如果不能再向前迈一步，实现私有制，那将是很危险的。再有就是只重器物层面的改革，而没有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终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今天我们的改革至少也要消除那些政治方面一切限制经济自由健康发展的东西。另外李鸿章的改革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指导思想，这使他在与顽固派的争论中总是处于劣势，最后这能自己低头做事，所以不论做什么都应该有系统的思想作支撑。还有李鸿章的变革是进入体制内的最高层进行的，这样代价很小，如果是靠革命变革，那对人民和国家都会造成巨大破坏。再有李鸿章的军事现代化变革也没有组织军队的腐败，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最后，李鸿章对外国有一种恐惧的心里，很“畏外”。我们今天在同外国打交道时应该挺起脊梁，据理力争。对于个人来说，李鸿章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是先攻学历资本，获得后立刻转向实力和道德资本，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不能颠倒顺序，这也是对于个人来说是要学习的。
高中历史人物论文我以前替我表姐找过，在那个591论文网上找范文自己拼凑的。那上面各专业范文挺多。还有专业写手在线，你可以去看看。
近代史的人物多了去了，你要哪一个人物？或者是干什么的，评价什么都要说清楚，这样文章才好写出来啊。实在不会就私聊我看看
如何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之我见湛江师范学院，524048 高咏兴 中国近代史上涌现了许多反面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慈禧太后、袁世凯等，他们在晚清或民国初年的舞台上扮演种种角色，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关键的人物。如何评价这些反面人物？许多人喜欢把这些人贬得一文不值，因为人们只看到了他们丑恶的一面，认为他们是大奸大恶的小人。这样是不公正的！我们要给这些反面人物一个公正的评价，把他们还原成历史的真面目。下面我以袁世凯为例，谈谈如何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所谓历史上的“反面人物”，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确定的概念，因为随着历史的变化和发展，许多在过去被看作“反面人物”的历史人物，却变成为“正面人物”；而许多一直被歌颂的“正面人物”却变成为“反面人物”。这是因为历史的发展，人们在认识上发生变化，人们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变化，评价的结果自然也就不同了。这是我们在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的时候必须说明的一点。下面我们先看一下袁世凯在他一生中所做的事情。主要有：一是小站练兵，建立中国近代史上新式军队。二是“出卖”维新派，导致清廷对戊戌维新运动的镇压，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三是残酷镇压义和团；四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洪宪帝制自为”，闹了一场帝制复辟的丑剧；五是接受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我认为应该要坚持以下几个原则。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我们评价人物的基本原则，更是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的基本要求。许多学者由于研究不够深入，对人物的主要事实模凌两可，这样是不恰当的。对于袁世凯，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能歪曲事实，要给他一个真正的历史面目。下面我对两个有关对袁世凯所做的有争议的事件来说说。对于袁世凯“出卖”维新派，近年学者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有许多学者通过从史料的角度论证并非袁世凯出卖了维新派，而是有别的原因导致了清廷对维新派的镇压。到底是不是袁世凯真正的出卖了维新派，我不敢下定论，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对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洪宪帝制自为”，多年来我们只看到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过程与结果，而忽略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背景和原因。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辛亥革命之后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共和的道路，各种复辟势力蠢蠢欲动，绝大多数中国人更习惯于旧的政治秩序。正是这样，辛亥革命之后要求建立“强势政府”的呼声不绝于耳，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觉得中国走共和还过早，于是出现帝制复辟的舆论，便有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丑剧。当然，不论出于何种背景和原因，袁世凯帝制自为都是一件不可原谅的错误。但是如果真切地理解这些背景与原因之后，我们就认识到袁世凯袁世凯复辟帝制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性。由此可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求我们要全面认识一切，这样才能对人物作出正确的评价。阶级原则。分析一个人，评价一个人，必须弄清楚其阶级本质。袁世凯所代表的是地主买办阶级，即代表是封建地主阶级，又代表帝国主义。这就决定了袁世凯既要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又要维护帝国主义的利益。他小站练兵是为了增强清政府的军事实力，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后来对义和团和革命军的镇压证明了这一点。对义和团的镇压明显体现了他的阶级本性。后来清政府倒台了，他还是代表这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因为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而给袁世凯为代表的地主买办阶级窃取了。袁世凯之所以能够立足中国政坛，是因为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所以他又代表了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个买办阶级。他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对日本采取妥协避让政策、进行善后借款和接受“二十一条”就体现了这一点。我们评价袁世凯等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我们应该站在其阶级立场上想想，不能以本阶级的观点对其阶级一概否定。一分为二的原则。我们评价人物不能对其一概肯定或者一概否定，要对其进行一分为二。任何一个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都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都有其复杂性、多面性。即使是圣贤、伟人，要想指出他们的缺点、错误，也并不太难；而那些巨奸大恶，也不一定桩桩件件干的都是坏事。当然袁世凯做的也不全是坏事，不是坏到底的。他一开始想通过科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可最后失败了。他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并不是想去做坏事。后来他小站练兵，虽然带来的是对义和团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镇压、军阀混战，但这给中国带来了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军事上的一大转折。说这些并不是想推翻袁世凯是反面人物的定论，只是想说明反面人物也有好的一方面。时代要求原则，就是是否符合时代的要求的原则。众所周知，袁世凯的人生重要部分是处于清朝覆灭，民国兴起的时代，当时的主流是民主共和。袁世凯不顾当时的主流思想，毅然推行封建专制思想，还举行“祀孔”“祭天”，最后称帝复辟。从过程和结果来看这都是违背历史潮流的。违背时代的结局就是失败，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83天，后来在郁郁中死去。爱国主义原则。中国近代史才有了真正意义的中国外交，而那时的外交都是不平等的，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没有外交权。袁世凯在外交中使用的是卖国政策，他不惜出卖国家的主权，换取帝国主义国家的贷款；他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圆他的皇帝梦。我们应该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对袁世凯的卖国政策进行批判。通过以上五个原则可知，袁世凯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反面人物的代表，他的所作所为基本是否定的，但也有肯定的一方面。作为严肃的历史研究，对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进行评价，需要坚持以上五个原则，不能带有自己个人的感情色彩，这样我们才能够对这些人物作出科学公平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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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平行的世界，文明的左右腿）尽管我们知道狂热的欧洲人把元朝时期的《马可波罗游记》视为“藏地密码“一样的藏宝图。尽管中国的朝廷也派了郑和这样的远洋船队抵达了非洲东海岸，中东或更远的地方。甚至最近几年英国核潜艇船长孟席斯还出了本书《1412年：中国发现世界》[举起手来，把书传给就近的学生]认为中国人才是最早发现澳洲，北美。他自费走访了120多个国家，参观了900多个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寻访古代的纪念碑、城堡和海港，深入海岬、珊瑚礁、偏僻的海滩和海岛。很遗憾这个事情被大多数中国专家给否定了，否定的原因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清楚国内专家可能连12个国家都没有到过。但是我们从现在的资料来看欧亚大陆在鸦片战争之前的联系是非常有限的。按照现在时髦的提法宇宙是平行的，我和你们每个人的生活轨迹是平行的，我们中国人和欧洲人在那个时候也是平行的。直到鸦片战争，直到我走进这里。我们的世界才有了一点但是也是巨大的变化。接下来我还是真诚的希望能让大家在接受中国沉沦80年这个残酷事实之前，认认真真和我一起回顾中国光辉历史。现在有个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崛起”, 我最早听到是中学时代《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讲的是周恩来总理小时候的事情。印象中很感动，但是发现感动的人往往只有那么一瞬间火花。我在这里倒是中肯的希望特别是在座的各位朋友们，大学时代不要光惦记着自己的嘴有没有崛起来，那是不靠谱的。更把自己的奋斗目标撅起来。可以拍着胸脯对大家自豪的说中国沉沦了80年，但是之前崛起的可能是800年 有没有朋友认为更久的？ 800年一次，800年二次……三次。 800年，有没有搞错，如果错，那肯定是800之前少了个1字。公元40年，对，中国人民在那个时候就站起来了。你们还别不信，先看下证据 第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这个汉朝的边关在哪里，参考第二句“春风不度玉门关”。话是应该不假，不过也不完全对，在汉朝强盛的时候，国门不在玉门，而在更西面更北面。汉朝的将军们一直在西域大漠大有作为，赶跑了匈奴单于，单于的后代还是单于，不过有个更加响亮的名字匈奴王，欧洲人管他叫上帝之鞭，中国皇帝是鞭长莫及，不过罗马的皇帝（那时候是教皇）头很大，年年被勒索。这位匈奴王阿提拉带着匈奴蛮族打到了罗马城下，孕育了中华民族的一个远亲“匈牙利民族”。这为老表的旁系也不简单，西突厥进化了奥斯曼帝国，唐朝的军队歼灭了东西突厥，剩下一撮西突厥人撒开了腿丫子跑到土耳其建立了奥斯曼帝国。就这么招，一对中国拆迁户的远亲长期在欧亚结合部横行，欧洲人他们打，他们自己也打。玩命啊。可以这么说强盛时期的中原儿女文治武功那是杠杠的。被打的满地找牙的游牧民族要么被中原农耕民族吸收同化，从北魏孝文帝，到后面精通汉文化的乾隆。不被同化的游牧民族要么跑到境外自立为王，欧洲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都是悲催的可以啊。请注意我们刚才这些表述中提到了历史的一种载体：唐诗。就成就而言。唐诗深深影响了日本的俳句、也影响了东亚其他地方。那么唐诗只是中华软实力的一种标志，就像现在汽车界中法拉利对于F1的影响力。唐诗除外还有哪些文化软实力呢。注意看课本上提到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里注意下三大少数民族史诗分别是藏族《格萨尔》，蒙古族《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玛纳斯》。中国封建社会由昌盛到衰落毛泽东和黄炎培1945年讨论有过一次谈话。黄说：我实在不懂，但是我希望能够，中国的历史上，几千年的历史都出现这样的循环，我认为这叫周期律，为什么一个朝代几十年、几百年以后就会完蛋，然后一个新的朝代出来，刚开始又很好，结果又会完蛋呢？这个谈话涉及到很多内容。但是毫无疑问面对这种困惑，我相信从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层面上可以找到一些简单理由——土地兼并。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皇帝是最大的地主，贵族可以算的上是皇帝的长工或者是佃户。贵族，官僚通过功勋依附在皇权庇护下获得一定的土地。剩下绝大多数是自耕农，拥有少量的土地，通过赋税提供给皇室来外来养家糊口。随着时间的推移，贵族、官僚获得更多的土地，自耕农渐渐消失。皇室和贵族们之间的矛盾凸显。因为国家的财富总量中大部分来源自耕农的赋税。这时候要么自耕农集体造反取代皇室，要么是贵族中的实力派取代皇帝成为新的统治者。前者有西汉刘邦、明朝朱元璋。后者有杨坚隋朝、唐朝李渊，宋朝赵匡胤，。而北方游牧民族取代中原王朝可以看作为境内外贵族实力派的妥协。北魏、金、元、清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君主都依靠大量汉族地主官僚和武装扩大其统治基础。从上面看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当皇帝，其实社会阶层相对的稳定，皇帝，官僚，老百姓。维系三者的就是土地。小农经济就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与手工业结合自给自足的集中反映。有人问元朝，清朝不是有强烈的民族阶级矛盾么？熟悉杭州的本地人都知道城里西湖边上以前有很大一块地旗营。以现在的城区版图来看旗营防城的范围，东面临中山中路，南边至开元路，西面是湖滨，北为法院路住的都是满族人，汉族人士免进。看起来是非常严重的种族压迫政策。实际上，元朝中蒙古人做奴隶的，杭州破产的满族人给汉族有钱人做丫鬟侍妾的也比比皆是。胡雪岩的十二房姨太太中就满族姑娘就占了好几个。 话说回来，除了小农经济发达阻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扩张外，封建社会政治的一系列政策也是与商品经济格格不入。中央集权下的君主专制。巩固多民族统一，好处在于中国避免了像欧洲一样国家林立，坏处就在于缺少了生机活力。科举取士，重文轻商大家都是明白的。可更要命的是户籍制度的严厉.有句话叫什么来着：子承父业。那皇帝的儿子继续做皇帝。老百姓也就认了，可是老百姓的儿子要是想做个什么事业。得，还得掂量掂量。中国古代社会从存在之始，就开始不断地建立和完善户籍管理制度。从宗法分封、世卿世禄制，到九品中正制，再到元朝四民的严格划分，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体现了严格的等级身份性。 明朝的“宪法”《大明律》有这样的记录“凡一户全不附籍，有赋役者，家长杖一百；无赋役者，杖八十，附籍当差”这个打屁股在座的男生有淘气的时候可能受到家里类似的惩戒。不过在那个时候却是一门技术活“明朝施行廷杖的人员用假人做训练，简单说假人里面有纸，纸里包着砖”合格的标准是：把砖打碎了纸不能损伤。 之所以提到这里材料，其实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在本书的一些地方还会提到这个段话中一个关键词：家长。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宗族家长制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参见课本对于宗族家长制的解释。尤其注意在王朝不同时期以及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影响。 宗族家长制的影响力在中国这个农业社会中相当于习惯法（相对于成文法）。现在电视剧中经常看到一句话：家法伺候，或者祠堂宗族大会。家法相对国家法律而言即为私法，由于利益的大小，血缘亲疏关系。这种私法往往变成为徇私枉法的缩写。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她老公死了，孩子也没有了。但是她就没有了在老公家庇护和生存的权力。“到了秋天,大伯来收屋。”她就无依无靠的只有去当有钱人家的仆役。宗族家长制来源和理论依据是什么呢？大家可能自然而谈会想到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儒家。这个儒家不是我们城里面那个亲民的酒店，“如家酒店”，这个和亲民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大家对于儒家的印象应该还不错。像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以及我们这本书后面提到的曾国藩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其实早期的儒家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曾国藩，被太平军称呼为曾剃头。这里还要顺便插一句中国有剃头将军，不过日本还有个更狠毒人家的外号也是这个，とうじょう ひでき，谁呢就是二战中屠杀中国人的关东军宪兵司令，后来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大家还会领教这两人的事迹。再来说说儒教思想在清末之后的主要影响。主要是洋务运动，主要保守的顽固派，提倡的“夷夏之防”。到了百日维新时期，梁启超等人提出了“新学”，也是一种策略坚持传统的思想基础上学习西方的减少阻力。实际上儒教的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是根深蒂固。包括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的“礼义廉耻”。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种思想可以让国人又爱又恨。总的来说康乾盛世是中华民族衰落前的回光返照。对于这个解释，个人倾向于引用下面的标题。叶的坠落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中国封建制度的崩溃是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势崛起还是中国社会自身困境？二、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扩张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时候主要是英、法，普鲁士这些国家。最主要的还是英国。英伦三岛在鸦片战争前是什么样的？相信大家也挺好奇。我们从吃的开始说吧。18世纪，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无产者），：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吃上鲜猪肉。工业革命后，英国人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1808年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加上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康乾盛世中中国农民主要食物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怜，通常情况下，在春荒之际，都要采摘野菜才能度日。1814年英国等盟国打败了拿破仑。1824年英国入侵缅甸。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增加新兴城市选区，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也就是在1840年之前：英国军队的技战术和装备近代化显著，英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加强，英国资产阶级政权中的地位显著上升，英国迎来了一个女强人时代。这些因素都是英国国力强盛的内容和显著特征。从生活方式，物质生产再到法律制度，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近代化。而中国即便遭受了鸦片战争之后。还在纠结着学不学西方，学西方的技术还是法律制度。这一耽误一直到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来到才结束了争论。而对于帝王的迷恋直到袁世凯复辟（1916年）的结束才告一段落。距1840年已经过去了整整67年春秋。
从曾国藩看为人处世之道 摘要： 曾国藩，晚清时期“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出生于一个平凡的农耕家庭，但却成就了一代大将之才，文通程朱理学，武能制太平天国起义。从他的一生，我们可以学到许多的为人处事的大道理。本篇论文从他的生平简介开始，通过查阅各种文献资料，详述了三件对我影响最深刻的事。从对这位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大重要人物的人物剖析开始，渐渐的了解那个时局动荡的时代。并通过他的一生，看到了我们普世价值中对于人生起伏的“坐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随意，望天空云卷云舒”般释然。 人物简介：曾国藩，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五岁启蒙，次年入家塾“利见斋”。早年多次应试不中，道光十八年（1838年），参加会试，终于中试，此后仕途平坦，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授礼部右侍郎。不久署兵部右侍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发动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爆发。道光三十一年（1852年）生母去世，丁忧回籍。此时太平军已攻入湖南，气势正盛。咸丰二年底（1853年1月），曾国藩接到帮办湖南团练旨。经郭嵩焘力劝，离家前往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事宜。一月后，太平军攻占江宁且定都于此，改称天京。曾国藩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仿效已经成军的楚勇，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并整合湖南各地武装，称湘军。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曾国藩获准在衡州练兵，“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并派人赴广东购买西洋火炮，筹建水师。咸丰四年（1854年），发布《讨粤匪檄》，率师出征，不久在靖港水战中被太平军石贞祥部击败，投水自尽，被部下所救。休整后，重整旗鼓，当年攻占岳州、武昌。咸丰六年（1856年）坐困南昌。9月2日，洪杨内讧，史称天京事变，南昌解围。两年后，湘军攻占九江，气势颇盛。十年（1860年），湘军围安庆。同治三年（1864年）7月，湘军破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朝廷加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一等伯爵。8月，奏准裁撤湘军25000人。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改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年），朝廷命其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深知当时中国远非西方列强对手，因此主张对外让步。发布《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诫其勿再起事端，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同治九年（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平民张汶祥刺杀于总督府后，朝廷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前往南京审理该案。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在南京两江总督府病逝。朝廷追赠太傅，谥文正。【3】 三件事：一、买书（知识改变命运）道光十三年，曾国藩在参加了七次小试后，终于童试过关，成为父亲的县学同学，并于当年取妻成了家。次年，曾国藩首赴乡试，竟一举中试成为第三十六名举人，并于道光十一年十一月入都，准备第二年的会试。曾家几百年才出了这么个举人，可称是破天荒，曾国藩的祖父和父亲自然大喜过望，期待着他实现多年来曾家入官为仕的愿望。道光十五年的会试，曾国藩不售，由于昔年还要举办恩科，未免于往来奔波，曾国藩遂留住京师的长沙会馆读书一年。然而道光十六年的恩科，曾国藩再次名落孙山。于是，会试报罢，他由运河南下，经清江、扬州，自江宁（今南京）溯江而上，回转湖南。在金陵时，他在书肆见到一部《二十三史》，爱不释手，冲动之下，遂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豪阔之事，把借来的钱全用在了购书上，钱不足则以衣裘抵价。两考不中，还借那么一大笔钱买书，曾国藩以一个初入社会的农家子，居然肯，也居然敢借百金购一套《二十三史》，绝对是个异数。但就是他的这股子对于书的热诚，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使得他在将来的风起云涌的人生中，有着坚定不移、宠辱不惊的精神指导。二、靖港之耻（败不馁）咸丰四年四月，太平军大部据于靖港，别部据于宁乡、湘潭。当时有人半夜来向曾国藩说：“靖港寇屯中数百人，不虞（防备）我，可驱而走也。团丁特欲借旗鼓以威贼，已作浮桥济师，机不可失。”【1】于是曾国藩出兵靖港。有王闿运所著《湘军志。曾军篇》记载当时情景：庚午（四月二日），平旦至，水急风利，炮船径逼寇屯，寇炮陆军至者合团丁攻寇。寇出，团丁遂反奔，官军亦退，争浮桥，桥以门扉、床板（搭成），人多桥坏，死者百余人。国藩仗剑督退者，立令旗岸上曰：“过旗者斩。”士皆绕从旗旁过，遂大奔。眼见自己编练的湘勇如此不中用，曾国藩一时激愤，竟欲投水自尽，被悄悄跟随其后的章寿麟发现救起。出师不利的曾国藩痛心疾首，上请罪折归纳失利之因：一、纪纲不密，维系不固，以致溃散；二、轻进求胜，对事出意外的退败没有准备；三、明知水勇训练不足，陆军临阵经验不足，贸然出战，责任在自己心存侥幸。为此，他实行了一贯的精兵原则，毅然裁撤了靖港的溃勇，只保留了在湘潭经受住战火考验的水师五营、陆师三营与驻守平江的湘勇，总计四千余人，比出征时精简了一半以上。胜败乃兵家常事，一个人的一生亦是如此，有了失败才会将成功衬托得更加耀眼。靖港之挫后，曾国藩深刻反思，重整旗鼓，为将来荡平贼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进退之智（胜不骄）在战胜了太平军后，曾国藩没有因此的骄傲，反而感到危机四伏。多年的官场打磨，他知道那些眼红他的功绩的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攻击他的机会。这样一支30万人的军队，只听令于他一人，只要他想反，定是一呼百应，这就是那些反湘军派的造谣的借口。再者，他深知“功高震主”的人，威胁到皇权的人，绝不会被皇帝轻易放过，因为他皇帝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必定要对那些潜在威胁斩草除根。于是，他没有等皇帝与反湘军派出手，于同治三年（1864年），大破天京的同年8月，上奏裁军。见好就收，不贪名图利，是只有一个人真正的心止如水，内心的格局达到一定的境界才有的行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历史的河流冲刷过中华五千年的朝代更替，但在此期间不因自己的功劳而恃骄的，在急流中勇退的人物，只怕也是屈指可数。而曾国藩能做到此点，“中兴四大名臣”的称号，也是应得的。 启示和反思：曾国藩一生，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建功立业，仕途亨通，十年七迁，官至二品，乃至封侯，“生晋太傅，死谥文正”，史称“千古第一完人”。【2】但是，在这些光鲜的颂词下，并没有提到他成就自己时的艰辛：一兵一卒的创练湘军，在兵败的耻辱后再次艰难站立，荣誉加身后的受宠不惊、韬光养晦……从曾国藩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其之所以受到后世称赞的优秀品德。胜不骄败不馁，以平淡的心情去看待兵家之胜败，只为心中忠君报国的理想而奋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我一直信奉的，曾国藩对于书籍的热忱也正鼓舞着我，从书籍中去探索内心的世界，从心灵开始强大起来。而对于生活里的挫折，更重要的，我们也是应该试着去走出它的阴影，这个过程是痛苦而漫长的，但你一旦走到了阳光下，世界就会突然地明朗起来，以前所痛苦的事情旋即成为浮云。在我们的起起落落中，最能锤炼我们的心态，处乱不惊，宠辱不惊。而曾国藩在成就一番功业后，毅然决定上奏皇帝，裁剪军队规制，也是因为他知道，这样一支所向披靡而又只听命于他一人的军队对于帝王始终是个威胁，见好就收才是长久之计。对比于历史上那些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的开国功臣、封疆大吏来说，这也就是他的聪明之处。一个人的一生并不是生来就是完美的，我们总是一点一滴的学着去剔除自己不好的部分，学会成长，学会承担。就算是名人，也是在必经的磨练中，锻造更强大的自己。人生有起有伏，即使只是在学生时代，也会有心情的落差，比如成绩的起伏，学生会职位的升降，人与人关系的好坏等等。很多事情我们也会身不由己，但是，当我们想到那些伟人时，总会给我们带来曙光。看他们的行事，学他们的经验，就会忽然间的豁然开朗。感谢那些大师们曾存在于我们最艰难日子里的思维里，给我们启迪方向，教会我们人类从不屈服的思想，让我们洞悉中华民族在那个时局动荡，风雨飘摇的年代里，那些贯穿古今的精神价值。在通过中国近现代史中的这一位重要人物了解了这段历史之后，使得我有一个更加平淡的心态来面对生活：为最初的理想而奋斗，起伏不惊，去留无意，随心中所想，忠于心中之事。 参考文献：【1】刘忆江. 曾国藩评传.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 .【2】李烈钧. 从曾国藩身上可借鉴些什么. 体坛报，20012，（01）【3】维基百科【4】冯毅. 曾国藩军事伦理思想研究. 重庆：西南大学，2010【5】肖高华. 曾国藩文化思想与中国近代化.长沙：中南大学，2004
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一卷被鲜血浸满鲜血又惨遭蹂躏的长卷。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论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篇一 《近现代中国救国道路探索》 摘要：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的儿女们为救国图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在这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 总结 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 方法 ，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 关键字：中国历史 中国近代史 中国出路 历史必然性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民群众为救国图存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伟大而艰苦的斗志，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主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我们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各条路线的主力军，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认识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艰辛历史进程及其简略的发展规律。越是了解国史、国情，我们越是深刻体会到历史和人民是在怎么是困境下经过怎么样的波折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章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国人探索救国道路的历程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重大事变，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开始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以此为开端的。鸦片战争的爆发，引起了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的改变。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战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变得复杂化了，又增加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一对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地位越来越突出。因此，中国人民除了继续遭受残酷的本国封建压迫以外，还遭到来自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残暴的民族压迫。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着在中国人的心头。争取民主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强成了人民群众最迫切的渴望并成为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都是围绕两大历史任务而展开的。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封建社会危机四伏。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间，中国各个不同阶级对于国家的出路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农民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随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自1851年初开始，爆发了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但是，太平天国起义必定是会失败的，不过它也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根基。它把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出来。《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继续反封建反侵略的纲领，它有强烈的革命性。它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因此，太平天国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然而，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此，太平天国对国家出路的探索，其本质只不过是以往朝代更替的老路，不可能是中国未来的出路。同时，太平天国起义表明，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具有革命性，却不具备先进性，是一支拥有巨大潜力的革命力量，是一支对历史产生巨大改变的力量。 地主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的运动洋务运动。洋务派想通过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试图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来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于是，洋务运动从中央到主要的地方发展洋务。通过办实业、建海军、创学堂来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 不过，与太平天国起义一样，洋务运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注定是要失败的。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究其根源是：一是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本身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而兴起的，这就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充分地发展起来。二是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是不可能让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变强的。三是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清政府的腐败官僚的作风的普遍性连洋务企业也不能避免。 综上所述，可知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弱小找到出路。 资产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应当推翻;清政府的一些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主义民主革命准备了一些物质条件;新式学堂的勃兴和 留学 教育 的发展，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是不断传播;上海和东京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清政府“新政”的破产，爆发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发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人民顽强斗争的必然结果。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进行了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抗争。中国人民从反抗斗争中逐渐认识到，要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必先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清王朝是中国反动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不扫除这个障碍，要获得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是不可能的。辛亥革命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深切愿望。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动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 但是，从历史看，辛亥革命是失败的。首先，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帝国主义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其次，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它的领导者中国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妥协性：一是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二是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三是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第二章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探索救国道路的新变化及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在对中国探索救国道路的历史长河中活跃着三种政治力量，推动着中国朝着三条道路的徘徊。 以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在长时间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他们主张继续实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 地主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方案是祸国殃民,毁国害民的方案,它最终遭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唾弃,并且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他们的反动统治也在根本上被推翻了。 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它们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便使资本主义得到自由的和充分的发展，使再过过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基本国情从客观上决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当时的中国工业极度落后，农村自然经济占主体，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只限于沿海和河口发达地区。而从主观上看，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不够彻底，软弱妥协性，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属于小资产阶级也注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同时，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动力和主要依靠。他们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人民应当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首先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便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且经过这个人民共和国，逐步到达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一成立就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章 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历史背景 自鸦片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驱使中国人民走上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道路。在辛亥革命以后的近代中国，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1927年前主要是北洋军阀，1927年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外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以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柱，把自己置于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抗日战争后，蒋介石集团无视中国人民建设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把全国各阶层人民推向饥饿和死亡，迫使他们奋起团结自救。所以中国人民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中国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近八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先进的革命政党作为领导核心，这些斗争都失败了;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曲折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客观决定的，也是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单凭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造成的。在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他们主张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由某些中间派或中间人士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由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反复地受到检验。结果是：第一种方案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它的代表者的多数后来也承认这个方案在中国无法实现;只有第三种方案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内的拥护。 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他们郑重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第四章 结论 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总结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通过学校开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一门课，对于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了解到很多的历史知识，让本人更深刻到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与厚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本人更加热爱和珍惜现在的生活。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整训徐 祝 申（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摘 要：东北军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的领袖，东北军的发展和壮大都留下了他的烙印。西安事变前，张学良面对东北军内部士气消沉，战斗素质低下，军心涣散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整训。本文试图对“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东北军整训的内容进行探讨，来诠释东北军这一时期的发展变化过程。关键词：张学良；西安事变；东北军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东北军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军事集团，在九一八事变后，丢失了东北这块赖以生存的根据地，开始沦落关内，从东北到华北，又从华北辗转到华中，最后落户于西北进行“剿共”。随着蒋介石的削弱打击，东北军内部开始不断的分化演变，逐步衰退，作为东北军领袖的张学良，面对东北军逐渐衰退的现实，十分苦恼。东北军的兴衰直接关系东北政治军事集团的利益，同时也是张学良实现政治前途的一个重要的保证。因此张学良于1936 年初到西安事变前，对东北军进行了整训。一、西安事变前的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前的这段时间，东北军经历了自建立以来的最困难时期，九一八事变使东北军丧失了赖以生存根据地，背井离乡，饱受苦涩，身被国仇家恨，且还被人误解。导致战斗力下降，军心涣散，士气低落，致使东北军如此低迷的因素有以下几点：1．蒋介石对东北军的削弱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退入关内，东北大好河山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蒋介石对东北军这支强悍的地方武装力量进行削弱打击。东北军失去了往日的地盘，威名扫地，实力大为削弱。蒋介石把东北军从东北调到华北，又从华北调到华中，最后东北军迁驻西北剿共前线。在西北剿共战场上，东北军与红军交战损失惨重，先后损失三个精锐师，蒋介石不但不给予补充还取消了这三个师的编制。“东北军自南来豫皖、西开陕甘剿匪以来，损失惨重，乞未得到中央补充。余（汉卿）每次晋谒委座时蒙慨允接济补充，迨回防后除电令申诉外，毫无补充之事实。”[1]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一直靠南京政府供养。但是，东北军官兵的薪水和津贴却比中央军少百分之二十，被削减的这一部分叫做所谓“国耻费”。[2]当东北军处于全盛时期的时候，大约有三十万之众。东北大汉，体质强壮，加之装备精良，实属关内各军之冠。尤其是东北炮兵，威震全国。此外，他还拥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力量，各种军用飞机达到三百多架。因此，奉军的军事实力，国内堪称第一。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每况日下，在服从国民政府命令连续剿共的过程中，东北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逐渐丧失作为强大军事集团的力量。经过辗转流离后的东北军，慢慢地丧失斗志士气低落。2．东北军剿共的受挫蒋介石为了消灭红军和削弱东北军，调东北军去“剿共”使东北军损失惨重，1934 年张学良回国后被委任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总部设在武昌，率领东北军围剿红二十五军。与红军的交战中，东北军屡屡受挫，“东北军过去没有和红军直接作过战，此次作战占过便宜，也吃过大亏”。[3]东北军在武汉外围剿共不利，“张氏对于军事前途，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动摇。110 师在甘泉的惨败，109 师在合水的失败，更给他注射了一针清醒剂。南京对已损失的部队不补充，在“安内攘外”的口号下，想削弱东北军是很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张氏对于与红军作战，已尝到苦头，渐渐失去信心。[4]在红军的打击下，东北军士气低落，暴露了自身的弱点，东北军内部厌倦内战的情绪，张学良开始重新认识中共的力量，思想发生转变，开始与中共接触。1936 年4 月9 日，在与周恩来会晤之后，张学良决心脱离内战，抗日复土。因而他抓紧一切时间，积极从事抗日的准备工作，以便使东北军“彻底精诚团结，意志统一，建立中心思想，”唤起“久已消沉了的民气，”组织起“一盘散沙似的民众，进行长期抗战”。[5]3．东北军内部的涣散东北军作为一支地方武装和家族军队存在着一些弊端，据应德田回忆东北军过去处于行为粗野、纪律松懈、技术不精、作风浮荡等将骄卒惰，腐败堕落的状态。[6]“九一八事变”前有东北强大的经济力量做后盾，东北军有着比其他军队优厚的待遇，装备精良，饷银优厚。这就使东北军的骄气、娇气、暮气、浮气、野气等作风十足。张学良将军对军队存在的弊病也有所察觉，他曾直言不讳地说：“东北军中是有这些不正风气，这种情况如不改变，长此下去，官兵难以奋勇杀敌，东北军也有负国望。”[7]“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失去赖以生存的根据地，从此沦落关内，饱受挫折，东北军是家族的军队，不抵抗日本的侵略，从东北到华北，又从华北到长江流域，最后成为流浪到西北的难民社会集团，在当地人眼里，他们不过是“讨饭者集团”。处处受人歧视，遭人白眼。东北军处于如此的状况，军队的士气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士气低落到极点。如不进行整顿，长此以往有瓦解的危险。二、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整训面对东北军逐渐走向衰败的趋势，张学良在1936年开始对在西北的东北军进行整训，企图通过新的整军运动，挽救东北军逐渐衰退的态势，重新焕发东北军的生机。因此他采取了如下的措施：1．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建立为了整训西北“剿总”所属部队（主要是东北军）的军官，灌输进步思想，革除陈腐作风，张学良将军经蒋介石批准，模仿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样子，于一九三六年六月末创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在向蒋介石的报告上，是借用整军“剿共”的名义，而实际上整训的目的是为了抗日。训练团团长是张学良将军，副团长是杨虎城将军。[8]训练团共办四期，前两期教育长是王以哲，后两期的教育长是黄显生，训练团的学员是东北军的主要军官，后期还有十七路军的一些军官，“训练团向蒋介石呈报立案时，表面上说一切仿照庐山军官训练团办理，实际上宣扬的目的是灌输联共抗日的思想。”[9]训练团的训练项目有政治、经济、国际形势、军事训练、军中利弊、游击战争等，每日听课之后，召开小组开会讨论（每班为一组）把讨论的结果做出总结，汇集起来，加以整理，备军队改革时参考。[10]为了进行抗日教育，刘澜波还利用午间或晚间休息时间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张学良对唱这些歌曲很重视，他要求人人都唱，做到深入人心。他说：“这些歌的作用很大，胜过讲课，大家都会唱了，影响就大了。”[11]1936 年6 月22 日，张学良对训练团教职员和学员作了一次重要的讲话，《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的演说，他明确地指出：“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已经到了！抗日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时间已经不容许我们空谈准备了，我们要马上准备与行动联系起来！把民族所有的力量拉到抗日阵线上去长期抗战。”这次讲话，表明了张学良的抗日态度，同时对统一和提高训练团教员和学员的思想认识也起了很大的作用。[12]“由于东北沦陷，东北军有迫切的抗日的要求，更因为东北军多次与红军交战，屡吃败仗，厌倦内战的情绪高涨。张学良将军成立王曲军官训练团，并认真领导，这对东北军干部改造思想，澄清认识，坚定联共抗日的主张是很重要的一步”。[13]这对整个东北军来说，影响是深远的，使十二月发生的西安事变有了思想基础。2．抗日同志会的成立抗日同志会是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东北方面具有联共抗日思想的积极分子的秘密组织，其目的是团结抗日力量，建立一个有力的领导中心，积极推进联共抗日工作的发展，以求达到报仇雪恨、收复失地并使中华民族获得自由与解放。张学良认为他可以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紧的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把领导核心意见和指示有组织有系统地传达下去，做到上下相通，行动一致。[14]一九三六年九月初，抗日同志会正式成立，创立时参加者共十五人，有张学良、刘澜波、刘鼎、苗沛然、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卢广绩、车向枕、何镜华、贾国辅（贾陶）等。自成立到西安事变止，前后陆续参加的会员共有七十多人。七月筹备成立同志会时已定出张学良将军为主席，应德田为书记，孙铭九为行动部长，九月正式成立时又选了苗剑秋为理论宣传部长。十一月份张学良将军增选刘澜波为组织部长，刘鼎为教育部长，苗沛然为宣传部副部长，何镜华为军事部长，但尚未及正式公布，西安事变就爆发了。[15]发展同志会会员，应该吸收哪些人参加，是经过张学良将军、应德田和孙铭九共同商定的。每次新会员入会，张学良将军、孙铭九和应德田都参加宣誓仪式，每次都由张学良将军亲自主持并讲话。由此可见他对抗日同志会的组织和发展工作是相当重视的。这个组织，实际上成为掌握东北军全军秘密抗日运动的中心，同时还掌握张学良的各项机密工作：（1）一切秘密的抗日活动，如军官抗日教育，东北救亡会的抗日活动，流亡学生的收容训练，东北大学学生的收容等。（2）一切与共产党联系的技术工作，如接待红军代表叶剑英、刘鼎等人，掌握与红军联络的电报，掩护红军的来往人员等。（3）东北军全军的人事工作（调配全军青年军官代替老年军官的计划）。（4）其他有关东北军内部的重要机密事项[16]。张学良成立抗日同志会从大局来说为了在东北军中建立联共抗日的秘密领导核心，为抗日做组织准备。从东北军内的新旧思想和派系斗争来说，张学良也有除陈布新，逐步以少壮派取代元老派或者防止大权旁落的意图。3．东北军学兵队的组建组建学兵队是张学良将军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为东北军培训抗日军政干部的一项重要措施。“目的是把他们培养成新的血液，输送到各部队中去，以便改造部队，为抗日做准备。”[17]1936 年3 月间，张学良了解到东北军官兵虽有强烈的抗日愿望，但对“攘外安内”的祸国政策还认识不清，旧习气较重，营连军官数量少，政治素质也差，不能适应抗日的需要，因此酝酿办陆军学校，培养中下级抗日军官，考虑到东北军办陆军学校南京不会允许，而招收学生当学兵总是可以的，遂决定在卫队二营编制中增设学生队（后来通称学兵队）并当即责成宋黎和参密室主任应德田、参谋孙铭九具体筹办。于是学生队很快成立起来了。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所有一切筹备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为了便于保密，选定西安东门城门楼作为队部。当时张学良手枪营营部就设在东城门楼的东楼一楼，一切后勤，如经费、伙食等，均由手枪营的军需负责办理，以手枪营的名义提请“剿总”拨办。康博缨和于维哲分任队长和队附，另外还有一个队附孙巨奎，专门负责对外联络工作。各分队长一律由东北军各军师中挑选，各班班长则由手枪营中选调，另由每班学生中选一名副班长，也叫政治班长。军事训练计划由于维哲负责拟定，确定以三个月为一期，以完成连的制式教练和战斗教练为初步目标。[18]关于学兵队的来源，张学良指示到北平去挑选“一二九运动的骨干，最好是家乡子弟。其中有不少民先队队员，和少数北平地下党员”。第一批100 人左右，乘火车于9 月初到达西安；第二批120 人于10 月下旬到达西安。这两批均由赵天野带队。第三批200 多人，由关时润（吴俊如，参密室参谋）和吴铎两人去北平联系的，时值西安事变爆发，北平当局阻挠，因而这批人员分散了，一部分辗转到西安，一部分去了延安。除此之外，还有十几名学生队员，是东北军子弟及西安各救亡团体介绍的。学兵队的训练主要包括军事和政治两门主课。“军事教育计划的编制和实施由队附和分队长负责；政治教育计划和实施由政治部主任负责。”[19]西安事变后，学兵队编为五个宣传大队，下到东北军各军从事政治宣传工作，代替了国民党的政训处。当时西北的抗日形势飞速发展，从军队到地方以及各界群众组织，都急需一批受过训练的骨干力量来加强工作，因此学兵队同学所到之处，颇受欢迎。到东门楼来要干部接干部的人，几乎每天都有。从此，东北军学兵队的同学们，就融入在祖国西北掀起的抗日洪流之中，推波助澜，各自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结论经过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整训，东北军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扭转了衰退的形势。首先，改变了东北军战斗力低下，士气低落、思想混乱的局面，使东北军步调一致，思想统一。其次，为抗日战争培养了人才，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整训以抗日为最终目的，为“将来打回老家去”做准备。最后，使东北军官兵在思想上对“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有了深刻的认识，为西安事变的爆发提供了思想基础。参考文献：[1]毕万闻.张学良赵一荻合集（第五部）[M].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369.[2]傅虹霖（美）.张学良的政治生涯[M].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148.[3]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的人[M].1937 年北平版，16 页.[4]辽宁文史资料[J].第6 辑，第127 页.[5]张学良.中国出路唯有抗日.西安：解放日报[N]，1937年1 月5 日.[6][7][8][10][11][13][14][15]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M].北京：中华书局，1980:26,44,58,60,63,64,65,65-66.[9][16]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55.[12]西安文化日报[N]. 1937 年1 月5 日、6 日.[17] [18] [20]陆军,杜连庆.张学良与东北军[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245,245,251.[19]张德良,周毅.东北军史[M].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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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评传作者：曹屯裕 肖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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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tared stupidly at a heap of crumbling ruins, ivy-covered and gray, through which great trees had pushed their way. I crept forward, dragging my numbed foot, and as I moved, a falcon sailed from the tree-tops among the ruins, and soaring, mounting in narrowing circles, faded and vanished in the clouds above.
李鸿章历史定位
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
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
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
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
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
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
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
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
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
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
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
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
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
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
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
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
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
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
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
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
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
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
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
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
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
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
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
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
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
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
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
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
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
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
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
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
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
一曰“拼命作官”。
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
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
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
二曰“不学无术”。
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
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
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
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
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
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
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
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
”（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
四曰“好以利禄驱众”。
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
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
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
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
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
”（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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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之我见湛江师范学院，524048 高咏兴 中国近代史上涌现了许多反面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慈禧太后、袁世凯等，他们在晚清或民国初年的舞台上扮演种种角色，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关键的人物。如何评价这些反面人物？许多人喜欢把这些人贬得一文不值，因为人们只看到了他们丑恶的一面，认为他们是大奸大恶的小人。这样是不公正的！我们要给这些反面人物一个公正的评价，把他们还原成历史的真面目。下面我以袁世凯为例，谈谈如何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所谓历史上的“反面人物”，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确定的概念，因为随着历史的变化和发展，许多在过去被看作“反面人物”的历史人物，却变成为“正面人物”；而许多一直被歌颂的“正面人物”却变成为“反面人物”。这是因为历史的发展，人们在认识上发生变化，人们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变化，评价的结果自然也就不同了。这是我们在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的时候必须说明的一点。下面我们先看一下袁世凯在他一生中所做的事情。主要有：一是小站练兵，建立中国近代史上新式军队。二是“出卖”维新派，导致清廷对戊戌维新运动的镇压，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三是残酷镇压义和团；四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洪宪帝制自为”，闹了一场帝制复辟的丑剧；五是接受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我认为应该要坚持以下几个原则。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我们评价人物的基本原则，更是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的基本要求。许多学者由于研究不够深入，对人物的主要事实模凌两可，这样是不恰当的。对于袁世凯，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能歪曲事实，要给他一个真正的历史面目。下面我对两个有关对袁世凯所做的有争议的事件来说说。对于袁世凯“出卖”维新派，近年学者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有许多学者通过从史料的角度论证并非袁世凯出卖了维新派，而是有别的原因导致了清廷对维新派的镇压。到底是不是袁世凯真正的出卖了维新派，我不敢下定论，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对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洪宪帝制自为”，多年来我们只看到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过程与结果，而忽略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背景和原因。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辛亥革命之后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共和的道路，各种复辟势力蠢蠢欲动，绝大多数中国人更习惯于旧的政治秩序。正是这样，辛亥革命之后要求建立“强势政府”的呼声不绝于耳，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觉得中国走共和还过早，于是出现帝制复辟的舆论，便有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丑剧。当然，不论出于何种背景和原因，袁世凯帝制自为都是一件不可原谅的错误。但是如果真切地理解这些背景与原因之后，我们就认识到袁世凯袁世凯复辟帝制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性。由此可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求我们要全面认识一切，这样才能对人物作出正确的评价。阶级原则。分析一个人，评价一个人，必须弄清楚其阶级本质。袁世凯所代表的是地主买办阶级，即代表是封建地主阶级，又代表帝国主义。这就决定了袁世凯既要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又要维护帝国主义的利益。他小站练兵是为了增强清政府的军事实力，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后来对义和团和革命军的镇压证明了这一点。对义和团的镇压明显体现了他的阶级本性。后来清政府倒台了，他还是代表这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因为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而给袁世凯为代表的地主买办阶级窃取了。袁世凯之所以能够立足中国政坛，是因为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所以他又代表了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个买办阶级。他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对日本采取妥协避让政策、进行善后借款和接受“二十一条”就体现了这一点。我们评价袁世凯等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我们应该站在其阶级立场上想想，不能以本阶级的观点对其阶级一概否定。一分为二的原则。我们评价人物不能对其一概肯定或者一概否定，要对其进行一分为二。任何一个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都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都有其复杂性、多面性。即使是圣贤、伟人，要想指出他们的缺点、错误，也并不太难；而那些巨奸大恶，也不一定桩桩件件干的都是坏事。当然袁世凯做的也不全是坏事，不是坏到底的。他一开始想通过科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可最后失败了。他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并不是想去做坏事。后来他小站练兵，虽然带来的是对义和团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镇压、军阀混战，但这给中国带来了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军事上的一大转折。说这些并不是想推翻袁世凯是反面人物的定论，只是想说明反面人物也有好的一方面。时代要求原则，就是是否符合时代的要求的原则。众所周知，袁世凯的人生重要部分是处于清朝覆灭，民国兴起的时代，当时的主流是民主共和。袁世凯不顾当时的主流思想，毅然推行封建专制思想，还举行“祀孔”“祭天”，最后称帝复辟。从过程和结果来看这都是违背历史潮流的。违背时代的结局就是失败，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83天，后来在郁郁中死去。爱国主义原则。中国近代史才有了真正意义的中国外交，而那时的外交都是不平等的，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没有外交权。袁世凯在外交中使用的是卖国政策，他不惜出卖国家的主权，换取帝国主义国家的贷款；他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圆他的皇帝梦。我们应该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对袁世凯的卖国政策进行批判。通过以上五个原则可知，袁世凯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反面人物的代表，他的所作所为基本是否定的，但也有肯定的一方面。作为严肃的历史研究，对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进行评价，需要坚持以上五个原则，不能带有自己个人的感情色彩，这样我们才能够对这些人物作出科学公平的评价。
关键词：李鸿章，洋务运动，爱国摘要：李鸿章作为一个影响了晚清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汉族官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一生奔波劳累，是洋务运动中做事最多的的人。最后却落得被时人、后人唾骂的卖国贼。今天，我们应该抛弃过去的偏见，全面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丈夫只手把吴钩，义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晚清只要搞懂三个人，就可以把晚清历史的枢纽、着眼点找到。这三个人是：慈禧，李鸿章，赫德。慈禧代表清王朝满族贵族的最高统治者，太平天国后，清朝权力中心下移，地方汉族大员崛起。湘系，淮系，北洋。当中时间最长，做事最多的就是李鸿章。赫德代表洋人和西方势力。这足见李鸿章的分量。 关于如何评价李鸿章，我想先从李鸿章对自己的评价入手，甲午战争使他一生事业名声扫地，他也承认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没想到甲午一战，把我这个纸糊的灯笼给捅破了。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首先，李鸿章并非出生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他的祖先一直到他的祖父才有了两倾地。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过去有种说法，叫五十少进士，二十老明经。就是说五十岁能中进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像小说范进中举的人层出不穷。可以说李鸿章是很刻苦，而且理学修养很高。 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横扫中国江南地区，清朝的“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是靠汉族大员的团练才将其平定。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淮军。过去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被称为是他的一项“罪证”。我认为这是因为受过去得意识形态影响，凡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就是反动势力，尤其在文化的革命时期。凡是不“革命” 的就是反动的顽固派，而在那个时期“革命”其实是被理解成“造反”，只有造反才是对的，所谓“造反有理”。历史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在他的新书《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中评价太平天国是世间的“祸胎”，没有任何先进的东西可言。虽然很多起义者追随太平天国，认为可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国。可惜“人们对天堂的渴望，往往导致其最终堕入地狱的深渊”。 经过了太平天国，捻军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后，李鸿章凭借军事力量起来了。这时正值英法连军火烧圆明园。让李鸿章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势不可挡。他立刻对淮军进行现代化改革，用现代兵器武装，此后30年，淮军基本充当了国防军主力。又组建了北洋海军，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颗明珠。这两支队伍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国防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应该肯定的。 趋新实物，是李鸿章的特点，他认识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不能只向外国人买兵器，所以他积极投身洋务，作为晚清五大洋务集团，拉开了近40年“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的序幕（而且他也是谢幕者）。一方面，他办实业，铁路、海防都是他最早创办的，另外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电报也，据说创造了47个第一，非常不容易。另一方面，他同时看到光有造机器的的机器不行，还要有造机器的人和懂原理的人。于是他派遣留学生。近代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学堂，陆军军官，都是李鸿章派的，不过留学周期太长，而洋务急需人才，于是聘请洋人，聘请土籍科学家如徐寿、华恒芳等。另外设立翻译官，翻译了很多科学、军事方面的书籍然后办学堂，做了很多事情。在办军事工业后发现国不富就无法养兵。于是又办民用工业，办轮船招商局和洋人争利，开煤矿。办民用工业钱不够用，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官方出一股，民间资本出一股，总的是国家控股，官督商办。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体制。 事实上，李鸿章搞洋务是阻力重重的，很多人认为他大逆不道。比如造轮船，要大机器生产。当时很多顽固派就反对，而且势力很大，认为立国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于机器，那是奇技淫巧。以洋人为师就是乱我中华，就是用夷变夏。至于修铁路，19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最后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准，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耽误了20年。在期间李鸿章修了一条70公里的铁路用来运煤，当时遭到反对。结果不敢跑蒸汽机车，而是用骡子在铁轨上拉着跑。至于洋务运动需要的技术人才，在当时根本没有人愿意学，认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正道。比如严复就是想走功名之路，但后来父亲死了，家里很穷，他才进福州船政学堂。在洋务派和顽固派历次的争论中，顽固派总是把技术性的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上升到违反孔孟之道。中国人有种泛道德化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克服了重重困难，中国才取得来之不易的一点点近代化的进步。由此观之，李鸿章是个爱国士大夫。 李鸿章被指责最多的就是甲午战败，签署中日《马关条约》。李鸿章早就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1874年李鸿章就说“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创立北洋水师时就指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日本起见。”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下令不许出战有诸多原因。首先是慈禧60大寿，不能被一场战争搅和。其次，他深知中国30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的破房子，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其实李鸿章了解自己部队的腐败，之道不能打，只能养成猛虎在山之势威慑日本。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荣禄说过一段话，虽然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很精辟。他说自己不过是大清的裱糊匠，把一栋破屋子涂的很光鲜，有些小风小雨弄破了几个洞再糊上就好了。但一旦遇上暴风雨，就免不了倒掉的结局。这个暴风雨就是日本。在百弊丛生的中国，他根本不能以一人之力补天，被日本战胜是必然的。我们过去总提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不能说盛世的、革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屈辱的历史就是几个“窃国大盗”“卖国贼”创造的吧！李鸿章做了一个衰落国家的替罪羊。至于后来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没有什么责任，战争的挑起和整个过程李鸿章都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奔波劳碌，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尽自己说能强国，说他“卖国”其实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李鸿章在强国的同时，也有许多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比如他搞军事工业现代化，却没有对军事体制尤其是陆军进行多大的革新，没有形成军官团及其精神。还有就是他任人唯亲，尤其是对同乡的照顾。淮军1300多名军官中700多人是安徽人。再就是只重视对器物的变革，没有进行政府体制的变革，没有行政效率的提升。即使在淮系内部也没有现代管理体制的样子，还是古代幕府的延伸。 李鸿章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任务，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一方面也没有脱离出传统的官僚作风，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做到他这点，我认为已经非常难得了。 通过对李鸿章的认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洋务运动时期搞的官督商办，一百年后我们的改革也在用。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国家控股。这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可是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因为实际掌权的的仍然是官员，商人没有发言权，导致企业仍然死气沉沉，官商很难融合。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企业因此倒了，我们现在的改革如果不能再向前迈一步，实现私有制，那将是很危险的。再有就是只重器物层面的改革，而没有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终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今天我们的改革至少也要消除那些政治方面一切限制经济自由健康发展的东西。另外李鸿章的改革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指导思想，这使他在与顽固派的争论中总是处于劣势，最后这能自己低头做事，所以不论做什么都应该有系统的思想作支撑。还有李鸿章的变革是进入体制内的最高层进行的，这样代价很小，如果是靠革命变革，那对人民和国家都会造成巨大破坏。再有李鸿章的军事现代化变革也没有组织军队的腐败，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最后，李鸿章对外国有一种恐惧的心里，很“畏外”。我们今天在同外国打交道时应该挺起脊梁，据理力争。对于个人来说，李鸿章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是先攻学历资本，获得后立刻转向实力和道德资本，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不能颠倒顺序，这也是对于个人来说是要学习的。
从曾国藩看为人处世之道 摘要： 曾国藩，晚清时期“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出生于一个平凡的农耕家庭，但却成就了一代大将之才，文通程朱理学，武能制太平天国起义。从他的一生，我们可以学到许多的为人处事的大道理。本篇论文从他的生平简介开始，通过查阅各种文献资料，详述了三件对我影响最深刻的事。从对这位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大重要人物的人物剖析开始，渐渐的了解那个时局动荡的时代。并通过他的一生，看到了我们普世价值中对于人生起伏的“坐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随意，望天空云卷云舒”般释然。 人物简介：曾国藩，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五岁启蒙，次年入家塾“利见斋”。早年多次应试不中，道光十八年（1838年），参加会试，终于中试，此后仕途平坦，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授礼部右侍郎。不久署兵部右侍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发动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爆发。道光三十一年（1852年）生母去世，丁忧回籍。此时太平军已攻入湖南，气势正盛。咸丰二年底（1853年1月），曾国藩接到帮办湖南团练旨。经郭嵩焘力劝，离家前往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事宜。一月后，太平军攻占江宁且定都于此，改称天京。曾国藩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仿效已经成军的楚勇，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并整合湖南各地武装，称湘军。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曾国藩获准在衡州练兵，“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并派人赴广东购买西洋火炮，筹建水师。咸丰四年（1854年），发布《讨粤匪檄》，率师出征，不久在靖港水战中被太平军石贞祥部击败，投水自尽，被部下所救。休整后，重整旗鼓，当年攻占岳州、武昌。咸丰六年（1856年）坐困南昌。9月2日，洪杨内讧，史称天京事变，南昌解围。两年后，湘军攻占九江，气势颇盛。十年（1860年），湘军围安庆。同治三年（1864年）7月，湘军破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朝廷加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一等伯爵。8月，奏准裁撤湘军25000人。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改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年），朝廷命其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深知当时中国远非西方列强对手，因此主张对外让步。发布《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诫其勿再起事端，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同治九年（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平民张汶祥刺杀于总督府后，朝廷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前往南京审理该案。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在南京两江总督府病逝。朝廷追赠太傅，谥文正。【3】 三件事：一、买书（知识改变命运）道光十三年，曾国藩在参加了七次小试后，终于童试过关，成为父亲的县学同学，并于当年取妻成了家。次年，曾国藩首赴乡试，竟一举中试成为第三十六名举人，并于道光十一年十一月入都，准备第二年的会试。曾家几百年才出了这么个举人，可称是破天荒，曾国藩的祖父和父亲自然大喜过望，期待着他实现多年来曾家入官为仕的愿望。道光十五年的会试，曾国藩不售，由于昔年还要举办恩科，未免于往来奔波，曾国藩遂留住京师的长沙会馆读书一年。然而道光十六年的恩科，曾国藩再次名落孙山。于是，会试报罢，他由运河南下，经清江、扬州，自江宁（今南京）溯江而上，回转湖南。在金陵时，他在书肆见到一部《二十三史》，爱不释手，冲动之下，遂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豪阔之事，把借来的钱全用在了购书上，钱不足则以衣裘抵价。两考不中，还借那么一大笔钱买书，曾国藩以一个初入社会的农家子，居然肯，也居然敢借百金购一套《二十三史》，绝对是个异数。但就是他的这股子对于书的热诚，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使得他在将来的风起云涌的人生中，有着坚定不移、宠辱不惊的精神指导。二、靖港之耻（败不馁）咸丰四年四月，太平军大部据于靖港，别部据于宁乡、湘潭。当时有人半夜来向曾国藩说：“靖港寇屯中数百人，不虞（防备）我，可驱而走也。团丁特欲借旗鼓以威贼，已作浮桥济师，机不可失。”【1】于是曾国藩出兵靖港。有王闿运所著《湘军志。曾军篇》记载当时情景：庚午（四月二日），平旦至，水急风利，炮船径逼寇屯，寇炮陆军至者合团丁攻寇。寇出，团丁遂反奔，官军亦退，争浮桥，桥以门扉、床板（搭成），人多桥坏，死者百余人。国藩仗剑督退者，立令旗岸上曰：“过旗者斩。”士皆绕从旗旁过，遂大奔。眼见自己编练的湘勇如此不中用，曾国藩一时激愤，竟欲投水自尽，被悄悄跟随其后的章寿麟发现救起。出师不利的曾国藩痛心疾首，上请罪折归纳失利之因：一、纪纲不密，维系不固，以致溃散；二、轻进求胜，对事出意外的退败没有准备；三、明知水勇训练不足，陆军临阵经验不足，贸然出战，责任在自己心存侥幸。为此，他实行了一贯的精兵原则，毅然裁撤了靖港的溃勇，只保留了在湘潭经受住战火考验的水师五营、陆师三营与驻守平江的湘勇，总计四千余人，比出征时精简了一半以上。胜败乃兵家常事，一个人的一生亦是如此，有了失败才会将成功衬托得更加耀眼。靖港之挫后，曾国藩深刻反思，重整旗鼓，为将来荡平贼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进退之智（胜不骄）在战胜了太平军后，曾国藩没有因此的骄傲，反而感到危机四伏。多年的官场打磨，他知道那些眼红他的功绩的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攻击他的机会。这样一支30万人的军队，只听令于他一人，只要他想反，定是一呼百应，这就是那些反湘军派的造谣的借口。再者，他深知“功高震主”的人，威胁到皇权的人，绝不会被皇帝轻易放过，因为他皇帝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必定要对那些潜在威胁斩草除根。于是，他没有等皇帝与反湘军派出手，于同治三年（1864年），大破天京的同年8月，上奏裁军。见好就收，不贪名图利，是只有一个人真正的心止如水，内心的格局达到一定的境界才有的行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历史的河流冲刷过中华五千年的朝代更替，但在此期间不因自己的功劳而恃骄的，在急流中勇退的人物，只怕也是屈指可数。而曾国藩能做到此点，“中兴四大名臣”的称号，也是应得的。 启示和反思：曾国藩一生，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建功立业，仕途亨通，十年七迁，官至二品，乃至封侯，“生晋太傅，死谥文正”，史称“千古第一完人”。【2】但是，在这些光鲜的颂词下，并没有提到他成就自己时的艰辛：一兵一卒的创练湘军，在兵败的耻辱后再次艰难站立，荣誉加身后的受宠不惊、韬光养晦……从曾国藩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其之所以受到后世称赞的优秀品德。胜不骄败不馁，以平淡的心情去看待兵家之胜败，只为心中忠君报国的理想而奋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我一直信奉的，曾国藩对于书籍的热忱也正鼓舞着我，从书籍中去探索内心的世界，从心灵开始强大起来。而对于生活里的挫折，更重要的，我们也是应该试着去走出它的阴影，这个过程是痛苦而漫长的，但你一旦走到了阳光下，世界就会突然地明朗起来，以前所痛苦的事情旋即成为浮云。在我们的起起落落中，最能锤炼我们的心态，处乱不惊，宠辱不惊。而曾国藩在成就一番功业后，毅然决定上奏皇帝，裁剪军队规制，也是因为他知道，这样一支所向披靡而又只听命于他一人的军队对于帝王始终是个威胁，见好就收才是长久之计。对比于历史上那些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的开国功臣、封疆大吏来说，这也就是他的聪明之处。一个人的一生并不是生来就是完美的，我们总是一点一滴的学着去剔除自己不好的部分，学会成长，学会承担。就算是名人，也是在必经的磨练中，锻造更强大的自己。人生有起有伏，即使只是在学生时代，也会有心情的落差，比如成绩的起伏，学生会职位的升降，人与人关系的好坏等等。很多事情我们也会身不由己，但是，当我们想到那些伟人时，总会给我们带来曙光。看他们的行事，学他们的经验，就会忽然间的豁然开朗。感谢那些大师们曾存在于我们最艰难日子里的思维里，给我们启迪方向，教会我们人类从不屈服的思想，让我们洞悉中华民族在那个时局动荡，风雨飘摇的年代里，那些贯穿古今的精神价值。在通过中国近现代史中的这一位重要人物了解了这段历史之后，使得我有一个更加平淡的心态来面对生活：为最初的理想而奋斗，起伏不惊，去留无意，随心中所想，忠于心中之事。 参考文献：【1】刘忆江. 曾国藩评传.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 .【2】李烈钧. 从曾国藩身上可借鉴些什么. 体坛报，20012，（01）【3】维基百科【4】冯毅. 曾国藩军事伦理思想研究. 重庆：西南大学，2010【5】肖高华. 曾国藩文化思想与中国近代化.长沙：中南大学，2004
李鸿章历史定位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