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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毕业论文北齐史馆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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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毕业论文北齐史馆考辨

1、浅谈中国货币制度的变革。2、浅谈中国古代土地制度。3、何谓“封臣建国”。4、浅谈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性质、影响和意义。5、浅谈汉民族的形成史。6、浅谈古代西域经济文化。7、古代东北的民族兴起与衰落。8、古汉语“普通话”的变革。9、唐代的宗教文化。10、古代民俗服饰的演变。就先这些吧,也不是很少了,呵呵呵,要还有意见,那就把你的问题再细致点好啦。

中华民族是历史意识发达的民族,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史学的传承和记载。这突出表现在中国古代君主对历史记载的看重与控制,由此而形成了一套几乎完全区别于西方的中国古代史学记载方式,即通过国家建立了类似于行政官制的史官制度,从而使得史官在中国古代具有了两重身份:历史记载者和行政官员。通过对前代和当朝历史的记载和评点,史官在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扮演着极其独特的角色。中国古代史官制度有其鲜明的特点:史官机构从一开始的零星散乱到后来的完善严谨;其职能从最初的繁杂众多到最后的专事历史记载;国家监修、专修历史逐渐取代了私人修史,等等。史官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及其基本特征的形成过程,体现了专制政治对史学的控制和影响,史权与君权的紧张关系也决定了中国古代史官的特殊性格:“秉笔直书”者令人敬佩,而“曲笔阿时”者亦大有人在。本文第一部分简单明了地梳理了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的历史沿革脉络,论述了史官制度产生、发展、完善的过程。第二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着重论述了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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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说说明清以后中国落后与世界的原因,从土地,税收,财政,组织这几个方面来说!上面所说的希望能对你有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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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般来说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先会经过盲审,盲审过后再进行答辩,我们一起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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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服的演变,饮食文化之类的~后宫文学~饰品的演变与社会等级之类的~

古代奴婢制度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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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写黄帝到清朝末年

先秦诸子百家、社会动荡,为了站住脚,必须找到靠山,他们就寻找历代君王想用自己的思想抚佐帝王治理国家,各国所用学术不同,并且大量学术并起,所以出现百家争鸣的情况、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及格率只有。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及格率只有。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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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一个新生的国家,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自从美国独立至今不过两百多年,然而她现在确实在世界上有霸权地位。是何原因?追溯历史,美洲土著是由白令海峡由亚洲过去的,具有黄种人特征。印加帝国的昌盛,阿兹特克,玛雅人的文化都不谈,维京人美洲殖民,红衣埃里克最先发现美洲而不是哥伦布也不谈。随着西班牙人的入侵,美国的历史前奏开始。五月花号到美国,拉可行屯的枪声拉开了美国的序幕。下回分解!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与人种和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 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人类历史上那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是他们的民族却随着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对其文化的破坏就更是一种巨大的罪行。 “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奠定了神传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设馆授徒,把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与社会。公元一世纪,“慈悲普度”的释教佛法东传,中华文化变得更为博大精深。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使盛唐时期达到举世瞩目的辉煌。 虽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多次遭到侵略和打击,其传统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其精华代代相传。“天人合一”代表着我们祖先的宇宙观;“善恶有报”是社会的常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人的起码美德;“忠孝节义”是人生于世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成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中华文化体现出诚(实)、善(良)、和(为贵)、(包)容等优点。“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神(天地)、忠社稷(君)、重家庭(亲)、尊师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涵。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和谐,重视个人的修养,以儒释道的修炼信仰为根,能够包容,能够发展,能够维护人间道德,能够使人有正信。 与法律这种刚性约束不同的是,文化约束是柔性的。法律偏重于犯罪之后的惩罚,而文化对于道德的育化却起着预防犯罪的作用。一个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常常是通过文化具体反映出来。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达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华国力鼎盛的时期,科学也因此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当时欧洲、中东、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长安学习,周边国家则以中国为宗主国,万国来朝,重译款塞。秦朝以后,中国常常被少数民族占领,包括隋、唐、元、清和其他少数民族割据的朝代,但是他们几乎都被汉化,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从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就倾国家之力开始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破坏,这绝不是它出于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拢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识形态上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从建党到现在,中-共对中国文化的“革-命”从来都没有停过,也确实企图彻底“革”中国文化的“命”。 更为恶劣的是,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它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甚至利用人们对“-党-文-化-”的反感而使人进一步抛弃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 这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约束,更被-中-共-强行灌输了其邪恶学说。 一、共-产-党-为什么要破-坏-民族文化 (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信仰为本道德为尊 中国人真正的文化是五千年前由黄帝开创的,因此把黄帝称为“人文初祖”。实际上黄帝也是中国道家思想(“黄老之学”)的创始人。儒家思想深受道家影响,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朝闻道,夕死可矣”。记述天地、阴阳、宇宙、社会和人生规律的《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其中的预测学连现代科学也难望其项背。佛家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对知识份子潜移默化,影响巨大。 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中“入世”的部份,重视家庭伦理,其中“孝”又占了极重的份量,“百善孝为先”。孔子倡导“仁、义、礼、智、信”,但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家族伦理可以自然扩展为社会伦理,“孝”向上延伸为大臣对君主的“忠”,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可以横向延伸成朋友之间的“义”。儒家倡导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为君主对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传统得以保持,社会伦理也就自然得以维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佛家和道家思想则是传统文化中“出世”的部份。佛、道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与道家思想渊源甚深的中医、气功、风水、算卦,以及佛家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等等思想与儒家伦理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和谐的基础。 属于精神层面的道德常常是抽像的,而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道德体系进行通俗化表达。 以四大名著为例,《西游记》本身就是神话;《红楼梦》开篇是大荒山无稽崖上空空大士、渺渺真人和通灵宝玉的对话,这段神话是贯穿《红楼梦》的线索;《水浒传》开篇讲“洪太尉误走妖邪”,这段神话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来历;《三国演义》开始讲天灾示警,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的天命观结尾。余者如《东周列国志》或《说岳全传》也都以类似的故事开头。 这绝非小说家们在创作时的巧合,而是中国知识份子对于自然界以及人生的基本看法。他们的文化作品对于后人存在着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中国人谈起“义”的时候往往想到的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关羽这个“义薄云天”的人物,和“屯土山约三事”、“白马之围”、“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最后败走麦城,“义不屈节,父子归神”等故事。谈起“忠”的时候会自然想到岳武穆“精忠报国”,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 传统价值观中对-“忠义”的赞美就这样-通过知识份子创作的精-彩纷呈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抽像的-道德说教,通过文化的方式具体化,形象化。 道家讲“真”,-佛家讲“善”,儒家讲“忠-恕”、“仁义”,“外略形迹之异,内证性理之同,……无非欲人同归于善”。这才是“儒释道”信-仰为根的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地方。 传统文化中贯穿着“天、道、神、-佛、命、缘、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等等,许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识字,但是对传统戏剧和评书却耳熟能详,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间百姓获得传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就是直接毁去中国的道德,也是在破坏社会安定祥和的基础。 65回答者:笑醉怡殇-四级2009-6-2 13:05我来评论>>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谢谢大瞎....呵呵...相关内容元曲在中国文化史有什么影响???2009-9-9《左传》和《战国策》哪个更精彩?哪个在中国文化史上价值更高?2009-9-13关于韩国抢夺中国文化史真是假22009-8-13求一本书中国文化史概要12009-5-10急!中国文化史思考题答案!!!22009-1-18更多关于世界文化史 论文的问题>>查看同主题问题:中国文化史论文等待您来回答为什么说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在于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的格外关注?从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的角度分析《窦娥冤》中窦天章的人物形象从中国的婚俗变化看西方文化的影响。求英文翻译,有关唐朝饮食文化(汉→英)美术史题目~麻烦各位帮忙解答一下我国已故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中国卓越的领导人。 要英语翻译。。Thank you对近现代史有研究的近来解答其他回答共2条中国的文化底蕴和内涵比全世界其余别的所有的国家加起来都强的多,都深厚的多~~~ 回答者:永恒的中国战士-十一级2009-6-2 14:03关于图腾的,可以写。中国文化中,龙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从距今7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对原始龙的图腾崇拜,到今天人们仍然多以带有“龙”字的成语或典故来形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上下数千年,龙已渗透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龙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龙的形象是一种符号、一种意绪、一种血肉相联的情感!“龙的子孙”、“龙的传人”这些称谓,常令我们激动、奋发、自豪。龙的文化除了在中华大地上传播承继外,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居住区或中国城内,最多和最引人注目的饰物仍然是龙。因而,“龙的传人”、“龙的国度”也获得了世界的认同。 作为龙的传人,不能对中国的龙文化一无所知。不了解龙文化,就无法了解古老的中华文明。龙的原形是什么?龙的概念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形象与文化含意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龙在中国文化中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在远古时代就不断地以不同方式困扰人们,至今也未全部解决,还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 这里,我们将追寻龙的踪迹,进入远古的历史和龙的世界,去了解、探索龙的奥秘…… 有关龙的记载 根据古代的经文,龙是一种创造物,它有鹿一样的角,骆驼的头,野兔的眼睛以及巨蛇的颈。它的腹部看上去像一种“Shen”(一种类似鳄鱼的虚构的水龙)。它的爪像鹰,指间像老虎,而它的耳朵则类似于一种水牛。龙有能力在瞬间从一种物体变成另一种;从胖到瘦,从高到矮。它也可以飞上天以及下到海底。看上去,龙似乎是一种具有超能力的创造物,能变换成各种形式。在中国,龙的标志诞生在商、殷朝(公元前16-11世纪,中国出现最早的象形文字期间),它被刻在动物的骨头与海龟的外壳上。这些刻花描述了一种有角的爬虫动物,它有牙齿、鳞,有的也有爪子。上述符号通常指明龙被视为一种残酷的、罪恶的,带来不幸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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