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时间在日出日落间慢慢消磨，带走了我们很多东西。抹掉了某些记忆，然而，走过必留下痕迹。有些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因为它经过的是血与泪的洗礼！ 8月15日是个特别的日子，65年前的这一天是中国人民激动万分的时候，因为抗日战争在这一天得到了胜利！回首这段血雨腥风的岁月，我们的不甘、悲叹、愤怒都无法形容那段岁月的动荡不安。这是一部沉重的灾难史，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一百多年来, 我们中国无数次地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榨和宰割，从1874年起, 日军陆续占我台湾, 吞并琉球, 发动甲午战争,加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 在我东北进行惨无人道的日俄战争, 侵占我旅顺、大连, 划南满为其势力范围……这一件一桩的数下来，可知我们这大半个世纪过的是如何艰苦。可我们并没有向邪恶势力低头！无数的同胞开始了在白山黑水间的战斗，让世界知道，你可以占领我们的土地，可以烧毁我们的家园，可以屠戮我们的亲人，但是永远也不要妄想征服我泱泱中华！ 六十五年前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击日本法西斯侵略、全民抗战的序幕。1937年，侵略者踏着中国将士的血泊，华北人民的泪水，侵占了北京。那道曾经阻挡多少异族入侵的雄伟长城此时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在这民族存亡的关头，人们不仅仅是发出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悲叹，更有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怒吼，这条沉睡世界东方的巨龙彻底的觉醒了！在中华民族存亡的非常时刻，多少热血儿女毅然奔赴抗日前线，加入救亡图存的行列，他们为赶走日本鬼子，求得民族的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在枪林弹雨中写就了他们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的人生篇章。历时八年的峥嵘岁月，中国人民终于熄灭了日寇在华夏大地燃起的战火硝烟。六十五年了，六十五年弹指一挥间，中华民族自此扭转百年衰败沉沦的历史，古老的中国从此走向民族的独立与自强。 ,三查三看 战争总是邪不压正的，正义的力量总会取得胜利，然而胜利也是要代价的那便是鲜血。没有人清楚知道有多少生灵在那场全人类的灾难中消逝，有多少文明在战火中湮灭……我们回首战争，因为珍爱和平，在无数英烈用鲜血浇灌的土地上，在战士用生命换来的和平中，我们在抗战胜利65周年到来之际，更多的应该是一种缅怀，一种反思……缅怀先烈：80后的我们不能切身体会先烈们的牺牲，不能明白如何放弃小我成全大家，做出这样决定的坚决。可是我们也了解这样的付出、这样的坚决是多么的难！我们只能通过文字，通过资料，通过老一辈人的回忆去了解。即使是这样通过了修饰，没有同现实一样血淋淋般的惨烈。我们听到的、学到的、看到的也是超出我们能够想象的范围。怎能想象，丧尽天良的日寇在南京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怎能想象，灭绝人性的日寇对我东北同胞的活体实验；怎能想象，关内关外，大江南北，日军铁蹄所至，生灵涂炭，屠刀所向，尸骨成山！这样就越来越明白和平的重要，越来越懂得现在的和平年代来的多么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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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说过：“(开头)好像音乐里定调一样，全曲的音调都是它给予的，也是作者花功夫的所在。”议论文的开头要讲究“短、快、靓”。短，即要简捷，最好三两句成段，引入本论。开头短，可避免冗长之赘，而且短句成段，在空间上突出其内容的重要性。快，即入题要快，最好三言两语就点明文章的基本观点或议论的话题。因为评分标准中有“中心明确”的细则。开篇确定中心，有利于阅卷者按等计分，也有利于作者展开论述，不致出现主旨不清、中途转换论题等作文大忌。靓，即要精彩。这也是传统文论中所说的“凤头”。精彩的开头，最突出的效果是吸引阅卷者，给阅卷者留下好的印象。文章开头要精彩，多用比喻、类比、排比等修辞引入论点，还可引述名言，讲述寓言故事导入话题。中间段写好首句和末句议论文的结构是否严谨，条理是否清楚，论证是否严密，论据是否典型，关键在中间段的写作。而结构、条理、论证和论据等是议论文评分的重要细则，因此，写作议论文要尽量符合这些标准。常见的论述模式是：首句为小论点或承上启下的过渡词句；中间围绕小论点，运用恰当的事实、理论论据，或针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分析说理；最后结合论述内容写一两句小结的话语。其中首句和末句的写作最重要，它能直接勾勒文章的脉络，显示全文的论述思路。另外，文章的整体论证结构常用正反对比式。许多道理只要从正反两面说了，就基本上可做到论述严密。在考场中熟练地运用这种作文模式，可迅速地展开写作，减少失误，节省时间。同时，它可使阅卷者能便捷地依据评分标准，在中档以上分项计分，避免不利于考生的个人评分因素出现。
学术论文往往强调原创性的工作总结，但也可以是对前人工作总结的回顾及做出评价，后者也往往被称为综述性文章（Review）。学术论文的出版正在经历着重大变化，出现了从传统的印刷版到网络上电子格式的兴起。论文中最重要的就是论点、论据和论证，所以在写作中，一定要对这三点加以重视。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其中部分组成（例如附录）可有可无。论文各组成的排序为：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英文题名、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和致谢。下面按论文的结构顺序依次叙述。题目(一)论文——题目科学论文都有题目，不能“无题”。论文题目一般20字左右。题目大小应与内容符合，尽量不设副题，不用第1报、第2报之类。论文题目都用直叙口气，不用惊叹号或问号，也不能将科学论文题目写成广告语或新闻报道用语。命题方式简明扼要，提纲挈领。 英文题名方法 ①英文题名以短语为主要形式，尤以名词短语最常见，即题名基本上由一个或几个名词加上其前置和（或）后置定语构成；短语型题名要确定好中心词，再进行前后修饰。各个词的顺序很重要，词序不当，会导致表达不准。②一般不要用陈述句，因为题名主要起标示作用，而陈述句容易使题名具有判断式的语义，且不够精炼和醒目。少数情况（评述性、综述性和驳斥性）下可以用疑问句做题名，因为疑问句有探讨性语气，易引起读者兴趣。 ③同一篇论文的英文题名与中文题名内容上应一致，但不等于说词语要一一对应。在许多情况下，个别非实质性的词可以省略或变动。 ④国外科技期刊一般对题名字数有所限制，有的规定题名不超过2行，每行不超过42个印刷符号和空格；有的要求题名不超过14个词。这些规定可供我们参考。 ⑤在论文的英文题名中。凡可用可不用的冠词均不用。署名(二)论文——署名科学论文应该署真名和真实的工作单位。主要体现责任、成果归属并便于后人追踪研究。严格意义上的论文作者是指对选题、论证、查阅文献、方案设计、建立方法、实验操作、整理资料、归纳总结、撰写成文等全过程负责的人，应该是能解答论文的有关问题者。往往把参加工作的人全部列上，那就应该以贡献大小依次排列。论文署名应征得本人同意。学术指导人根据实际情况既可以列为论文作者，也可以一般致谢。行政领导人一般不署名。引言(三)论文——引言是论文引人入胜之言，很重要，要写好。一段好的论文引言常能使读者明白你这份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在这一研究方向中的位置。要写出论文立题依据、基础、背景、研究目的。要复习必要的文献、写明问题的发展。文字要简练。材料方法(四)论文——材料和方法按规定如实写出实验对象、器材、动物和试剂及其规格，写出实验方法、指标、判断标准等，写出实验设计、分组、统计方法等。这些按杂志对论文投稿规定办即可。实验结果(五)论文——实验结果应高度归纳，精心分析，合乎逻辑地铺述。应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但不能因不符合自己的意图而主观取舍，更不能弄虚作假。只有在技术不熟练或仪器不稳定时期所得的数据、在技术故障或操作错误时所得的数据和不符合实验条件时所得的数据才能废弃不用。而且必须在发现问题当时就在原始记录上注明原因，不能在总结处理时因不合常态而任意剔除。废弃这类数据时应将在同样条件下、同一时期的实验数据一并废弃，不能只废弃不合己意者。实验结果的整理应紧扣主题，删繁就简，有些数据不一定适合于这一篇论文，可留作它用，不要硬行拼凑到一篇论文中。论文行文应尽量采用专业术语。能用表的不要用图，可以不用图表的最好不要用图表，以免多占篇幅，增加排版困难。文、表、图互不重复。实验中的偶然现象和意外变故等特殊情况应作必要的交代，不要随意丢弃。讨论(六)论文——讨论是论文中比较重要，也是比较难写的一部分。应统观全局，抓住主要的有争议问题，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进行论说。要对实验结果作出分析、推理，而不要重复叙述实验结果。应着重对国内外相关文献中的结果与观点作出讨论，表明自己的观点，尤其不应回避相对立的观点。论文的讨论中可以提出假设，提出本题的发展设想，但分寸应该恰当，不能写成“科幻”或“畅想”。结论(七)论文——结语或结论论文的结语应写出明确可靠的结果，写出确凿的结论。论文的文字应简洁，可逐条写出。不要用“小结”之类含糊其辞的词。
化石网报道）据中国科学报（崔雪芹）：3月12日，中美加科学家团队在北京宣布，他们在缅甸白垩纪琥珀中发现了一只有史以来最小的恐龙（广义恐龙包括鸟类）。研究论文《缅甸白垩纪蜂鸟大的恐龙》发表于《自然》杂志。“这一新发现或表明我们发现了中生代已知最小的恐龙，其大小比蜂鸟还小，眼齿鸟的尺寸和形态向我们展现了一类新的身体结构以及它所代表的生态学，并命名了一新属新种。”论文第一作者、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教授邢立达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他表示，琥珀给了人们机会来了解恐龙时代的小型脊椎动物。很幸运在这些微小的脊椎动物记录中发现了非禽类恐龙和鸟类。这一发现凸显了琥珀沉积物有着揭示最小体型脊椎动物的潜力，对理解恐龙与古鸟类的演化，尤其是小型化动物的形态演化具有重要意义。此次发现的琥珀化石产自缅甸北部克钦邦胡冈谷地，地质学家经同位素测定地质年龄后认为，胡冈谷地的琥珀形成于1亿年前（约9900万年），属于白垩纪中期（白垩纪晚期的最早期）。此次研究的标本是一个包裹在琥珀中的完整动物头骨，开展研究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无损的获得被琥珀、皮毛和杂质层层包围的头骨的完整的高分辨率3D信息。
邢立达最初看到的是云南腾冲琥珀阁博物馆馆长陈光发来的图片，他当时就觉得这看上去很像一个鸟头，但太小了，比蜂鸟还小。“目前，我们将其视为鸟类或恐龙，这是基于头骨特征的最有可能的结论，头骨约14毫米。”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黎刚团队最终无损获得了隐藏在琥珀内部的头骨的高分辨率、高对比度3D结构。“这是我有幸研究过的最奇怪的化石。”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外籍研究员邹晶梅表示。然而，在脊椎动物中，只有鸟类同时拥有尖锐的喙部和巨大的眼眶，所以学者将该动物归属到鸟类。鉴于该标本形态特征与其他所有鸟类都不同，学者建立了新属新种——宽娅眼齿鸟，向最初发现并征集此标本的缅甸琥珀收藏家宽娅女士致敬。
据了解，最小的现生鸟类是蜂鸟，最小的蜂鸟是吸蜜蜂鸟，重约克，长厘米。从头骨尺寸来看，眼齿鸟比蜂鸟还要短一些，是迄今发现过的最小的古鸟类，同时也是史上最小的恐龙。距今约1亿年前，眼齿鸟生活在缅甸北部潮湿的热带环境中。眼齿鸟虽然小，但它的牙齿比其他所有的古鸟类都多。全部牙齿加起来约有100颗。这也是学者将其命名为眼齿鸟的原因。它是一种肉食性动物。眼齿鸟的另一个特别之处是其眼部，直径约4毫米。眼齿鸟的颧骨弯曲，眼睛从头部侧面凸出。这种视觉系统在现生动物中从未发现，此外，眼骨的开孔表明，眼齿鸟的活动模式为白天型。总之，眼齿鸟的尺寸和形态展现了一类新的身体结构以及它所代表的生态学。这一发现凸显了琥珀沉积物有着揭示最小体型脊椎动物的潜力。然而，由于眼齿鸟标本只有头部，其分类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学者们将继续在缅珀中搜索，希望在未来可以找到更完整的个体，揭开眼齿鸟的全部秘密。
缅甸饮食文化 2009-08-20 缅甸缅族人喜食椰浆饭及拦有姜黄粉、椰丝、虾松的糯米饭；每餐必食一种叫“雅比”的鱼虾酱；菜肴喜放咖喱。缅甸克钦族人喜吃兽肉，他们习惯用火烤食，烤熟后撒上盐、用手撕食。缅甸克伦族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吸烟斗。酒列是日常必备之物，任何仪式上，人们都要以酒助兴。缅甸人一般早晨爱吃西餐，午、晚喜食中餐；餐台喜欢备有辣椒油和辣椒酱等调味品。他们用餐习惯一人一把匙和一个汤盘，他们不习惯用碗。用餐“工具”是右手，抓食取饭灵巧方便。他们乐于菜齐后一起上桌用餐。 缅甸人在饮食嗜好上有如下特点：①注重：讲究菜肴要丰盛，注重菜品要质精量小。②口味：一般口味不喜太咸，爱食甜、酸、辣味。③主食：以米饭为主，对水饺、蒸饺、馅饼、烤饼、烧麦等也很感兴趣。④副食：喜欢吃鸡、鱼、虾、鸭、鸡蛋及各种蔬菜；调味爱用蕃茄酱、虾酱油、辣椒油、辣椒酱和咖喱粉等。⑤制法：对烤、炸、爆、煎、烧、酱、拌等烹调方法制作的菜肴偏爱。⑥中餐：喜爱中国的川菜。⑦菜谱：很欣赏大拼盘、素鸡、吉利鱼条、姜芽鸭片、煎酿明虾、炸脆皮鸡、棒棒鸡、奶油菜花、炸板虾等风味菜肴。⑧水酒：爱喝啤酒、汽水、桔子水等；饭后有喝咖啡或热茶的习惯，不过他们爱喝的是怪味茶(即有茶叶拌黄豆粉、虾米松、虾酱油、洋葱头末、炒熟的辣椒籽等，搅拌后冲成怪味茶饮用)。⑨果品：爱吃香蕉、椰子、芒果、木瓜、柑桔、菠萝等水果；干果喜欢核桃仁等。 因境内种族的多元，仰光市的餐饮也呈现包罗万象的特色，尤其以掸族、缅族、中国和印度的影响最为显著。当地食物的精髓包括以咖哩烹调的鱼、肉和蔬菜以及葫芦汤等。缅甸料理的特色为比较油和咸但较不辛辣。·爽口香脆炸素菜：把胡芦瓜切段及豆芽蘸炸浆入油镬炸，前者炸起来十分爽口；豆芽则以脆口取胜，蘸自家调制的辣酱，酸甜又香口。 ·茶叶沙律：缅甸的沙律没有沙律酱，而用清香茶叶去提香，拌菜丝、虾 米、缅甸珍珠豆（花生），蚕豆，用来佐酒或茶俱佳。 ·鱼粉汤：把鱼拆肉，以香茅和姜去调味，除去俗称的“泥臭味”，再用炒香的马豆熬汤，米粉尽收鱼汤的鲜味之余，伴菜有入口香而爽的香·蕉树芯、炸制， 鱼汤底浓到化不开。 ·咖喱蟹：主要以咖喱粉调味，拌洋�提香，辣度可随口味增多减少，肉蟹味浓郁又香口。 ·缅甸大虾：缅甸运来的大虾以多膏见称，烹调以姜油、蒜及咖喱粉，芫荽味很香，身长而肉嫩，入口如吃龙虾肉。
云南省老挝缅甸
截止到2023年4月4日，这个地方最高学历是博士学位。根据缅甸政府官网显示，缅甸的最高学历是博士学位，它通常需要完成硕士学位的课程和研究，并在相关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创新。缅甸的博士学位通常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来完成，并需要完成一篇独立研究的学术论文，该论文需要经过严格的评审和答辩程序。在缅甸，博士学位通常是由大学授予的，主要面向高级教育、科研、政府和商业领域的高级人才。除了博士学位外，缅甸的其他学位包括本科学位和硕士学位。
【 作 者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作者简介】（英）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 译 者 】郑经言 【编 者 按】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是英国著名学者，曾在1959年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任《泰晤士报》驻南亚记者，目睹了印度对华战争的整个过程。1967年回国后，他进入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研究有关中印边界历史和中印边境冲突等问题，并于1970年出版了在国际上影响巨大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此后，马克斯韦尔仍不断跟踪和研究中印关系的发展，写过一系列有关的论文和文章。《中印边界争端反思》是他的新作，发表在印度《经济与政治》周刊1999年4月10—16日一期（第34卷第15 期）上。作者根据多年来的观察和不断增加的新史料进行分析后确认：印度制造了1962年边界争端。它拒绝就此问题进行谈判，然后，企图凭借武力实现其主张。中国的武力反击从战略上和政治上说都有其正当理由，印度的政策的确使北京没有其它现实的选择余地。印度遭到“未受挑衅的侵略”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神话，中印边界一直没有解决是尼赫鲁政策的结果。 通过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反思，作者得出以下结论：一、中印边界战争完全可以避免；二、在边界战争前及其后的几十年里没有能解决边界问题，责任在印度；三、是印度的政策将一个在外交上僵持的争端推向战场。如果印度政府继续这种政策，还可能导致战争重演。 此文的摘要曾在1999年10月12日和13日的《参考资料》上发表。 【 正 文 】 尼赫鲁政府寻求独自决定印度与中国的边界应当坐落在哪里，然后将它选定的边界线强加给北京，拒绝就此进行谈判。这意味着，除非北京屈服于印度对阿克塞钦和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的领土要求，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1962年的军事行动是进行反击和先发制人，而印度遭到“未受挑衅的侵略”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神话。中印边界一直没有解决是尼赫鲁政策的结果，除纳拉辛哈·拉奥政府外，继任的历届政府一直严格遵循这些政策。 一、“中国1962年的侵略”：印度的弥天大谎 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其1998年5 月致克林顿总统的信中为具政府的核试验辩解时，说到中国“在1962年对印度的武装侵略”和尚未解决的中印边界争执（注：.瓦杰帕伊总理致克林顿总统的信，《纽约时报》，1998年5月13日。）。 印度的政治阶级自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以来，从一开始即坚持说，边界争端和边界战争是中国扩张的结果，而最后对印度突然进行的“大规模侵略”导致其军队的瓦解。中国的说法相反，它指责印度顽固不化和扩张领土，并将其军事行动说成是进行反击和先发制人。伴随着近40年积累的观察并且根据新的材料，现在对导致战争并使边界争端依然没有解决的两国政府各项政策的起因进行反思，是适时的。 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于本世纪中叶开始存在时，即面临着一项共同的任务：将它们的边疆转化为边界。这在事实上是它们作为现代国家这一新身份的一种基本的正式表现，因为它们开始模仿和追赶那些在前三个世纪里由于民族主义的出现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而提倡推广一种新的政治机制的欧洲国家；这种新的政治机制即是边界：经过外交谈判同意的一条线（划界），联合标定在地面上（标界），准确地印刷在地图上，并在两个相邻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条约上予以描述，因而它们承认了自己的版图及其邻国的领土。（注：这里的定义和论据来自艾恩斯利·T ·埃姆布雷富于暗示的论文《边疆转化为边界：现代国家的演进》（Frontiers into Boundar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rnState），见《想象中的印度：印度历史论文集》（Imagining India:Essays on Indian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德里，1989年）。）前现代国家可以存在于边疆之内，边疆不是线而是国家之间的过渡地区、区域：现代国家需要边界。 就中国来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立时，中印边界问题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但却是一项要与约十来个同中国毗邻的国家进行谈判或反复谈判就数万英里通常难以接近的地带取得一致同意和确切划定主权界线的巨大任务的微小因素。那广阔的周边地区的许多地段体现了列强对中华帝国入侵的颠峰标志，而被逐的国民党当局又留下了要收复这些“失去领土”的民族统一的承诺。北京的新人认识到，要接过这一遗赠势必会挑起同其许多邻国难以驾御的争吵，特别而最危险的是同为沙俄通过根据强加的瑷珲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所兼并的中华帝国在远东的大片领土的继承者苏联的争吵。因此，他们决定，新中国将基于历史遗留给他们的准线解决边界问题。周恩来利用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机会表明了其政府的态度： ……同有些国家的一部分边界尚未划定。我们准备同邻邦确定这些边界，在此以前我们同意维持现状，对于未确定的边界承认它尚未确定。我们约束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不超越边界一步，如果发生这类事情，我们愿意指出我们的错误并立即退回国境。至于我们如何同邻国来确定边界，那只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许有别的方法。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改变这种作法。 （注：《 1955 年国际事务文件》（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5）（OUP，伦敦，1958），第423页。 （译者按：这里的引文与《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0页上的文字有少许出入）） 此后的发展说明了这一政策声明的极度重要性，因而值得进行分析。周恩来解决边界问题的第一个步骤是声明某些段落尚未划定，需要鉴别。接着是维持现状的协定，双方严格维持现状，如果发生超越边界的事情，应立即承认并予以纠正。第三，他期待着未来的谈判，并且保证中国将只能使用和平的方法解决领土争端。最后，他警告说中国将不会容许任何其它办法，含意是如果邻国使用武力则会以武力回答。（注：如果带着周恩来发表此项声明前5 年在中印边境上所发生的种种情况的事后知识来阅读它，那么似乎合乎逻辑的是，他当时对印度的态度已心中有数了，因为此前的军事调动、公开声明和制图学要求已清楚表明了印方同中国意向相对立的模式。） 中国在此后半个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一贯地并且严格地执行了周恩来制定的政策，并取得明显的，现在近乎完满的成功。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朝鲜和老挝进行了谈判，并签订了边界条约。现在谈判在有序地进行：同越南，并且在新德里允许的程度上，同不丹；至于俄国和前苏联的中亚各国，谈判已经完成，除对几个具体地点的争执尚未解决需留待将来尚未确定的日期予以解决而作出防止误解的说明外，已达成（双方）同意的边界。在三种情况下，“和平方法”为武装力量所取代：同印度，苏联和越南。 关于中苏边界，莫斯科起初拒绝重新谈判19世纪的条约，根据这些条约沙皇兼并了清帝国的后来变为西伯利亚和沿海省份的大片领土，怀疑北京坚持谈判包藏着要收复领土的意图。对于将阿穆尔河／黑龙江和乌苏里／乌苏利河作为界河的各种条约的相互冲突的解释，导致苏联使用武力来维护对整个河流和其中的所有岛屿的专有权的要求，而中国的抵抗使两个邻国于1969年发生武装冲突，并走向核战争边缘。（注：见作者发表在以下刊物上的论文： 1973年10—12月《中国季刊》， 《太平洋共同体》（卷1，1期），《现代中国》（卷1，1期，1975年1 月），《外交事务》（卷57，1期，1958年秋），《国际事务》（卷47，1期，1971年1月）。） 直到1987年，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才同意重新就中苏边界谈判，并接受了有关的国际法原则，即在没有任何条约作出相反的规定时，界河的可航运性意味着两个主权的分离不是在莫斯科曾经主张的中方河岸，而是在航道分界线（沿主河道最深部分的一条假想线）。结果是两个河岸邻国平等分享使用河流的权利。北京对戈尔巴乔夫推翻其前任的立场立即作出响应，谈判迅速开始，并在适当的时候签署条约，在东部河流和中国西部边境划出了中苏边界需要的确切界线。1997年中俄两国首脑在北京会晤，宣布他们的边界问题的解决是在平等、互谅和互让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样板”。（注：原文见《世界事务》（新德里），卷2，1期，1998年1—3月，第139页。 ）前苏联的中亚各国也同北京解决了边界问题。 至于越南，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利用一个涉及不过几百米距离的琐细的边界争执为借口，进行一次意在“教训”的攻击——必须承认教训是中国的霸权。这一中断是对中国在其它方面解决边界问题中坚持原则和务实立场的唯一有害的例外。 同中国的边界问题重要性相比，印度在1947年摆脱英国统治获得独立时所面临的任务要小。印度边境的广阔地段早已为离去的帝国转变为边界。在巴基斯坦分治的地方，国际边界已由拉德克利夫委员会按原先一直是国内的行政区划所确定；经过多次战争和烦人的谈判，英国人已同意了印尼边界并标定了它，即在地面上竖立了界桩，而且与其它两个喜马拉雅山国家，锡金和不丹，（注：.普雷斯科特：《条约划定的亚洲大陆地图》（Map of Mainland Asia by Treaty）（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12、13、14章。）也大体上完成了同样的工作。但是在伦敦和印度的英国政府想与中国达成协议以创造中印边界的企图却遭到失败。（注：这些企图的简要说明见作者《印度对华战争》（乔纳森·凯普公司，伦敦，1970年）。全面论述见阿拉斯泰尔·蓝姆的历史系列研究，特别是两卷本的《麦克马洪线》（鲁特莱治和吉甘·鲍尔公司，伦敦，1996年）和《1914—1950年的西藏、中国和印度》（罗克斯福特·布克斯公司，赫尔廷福特布里，赫尔兹，1989年）。）在东部，那里后来成为独立后印度与西藏毗连的东北边境特区，在西部，那里位于由印度控制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内的拉达克，同新疆和西藏相接，这里只有边境，即主权界线在最初是分开的但是尚未确定的区域。当两个新生国家的行政管理延伸到边境区域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时，就存在着潜在的冲突，需要进行谈判。 在行政机关发生接触时，北京和新德里之间绝对相互冲突的态度立刻变得明显了。 扼要地说，周恩来在万隆所阐明并在此后实践中实践的中国方面的态度期待着以下步骤：（1 ）同邻国政府鉴别和宣布那些需要定界的地段；（2）同邻国共同同意维持现状， 以避免前进中巡逻人员接触时发生冲突和伤亡的危险；（3）考虑到现有的条约、当前的方位、 传统活动和习惯等，进行谈判以求得双方满意的边界协定；（4 ）建立联合边界委员会在地面标出同意的界线；（5）签署一项新的全面的边界条约。 在同样扼要叙述由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及其顾问在独立后最初几年里为印度拟定的立场诸要素前，有必要考虑一下印度民族主义的性质和历史背景，后者对尼赫鲁政府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有着深刻而巨大的影响。（注：斯蒂文·A.霍夫曼是在研究中印争执中首先认识到印度民族主义在新德里的政策演变和执行中是何等重要的学者。见他的《印度和中国的危机》（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处处可见。） 在本世纪50和60年代，在印度民族主义的以下两股不同思潮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一方面是世俗主义的，另一方面是宗教性的，具体来说是印度教的；但对两者来说，它们对想象中的印度所下定义的原则是领土性的，在“神圣的地理学”观念上为两个明显对立的思想体系之间创造了一种联系物。1947年的血腥分治可能被认为会动摇，甚至摧毁那种认为印度的领土界限是历史所确定的绝对观念，但是对世俗的和印度教这两派印度民族主义者来说，其效应却恰恰相反；任何内部或外来的领土挑战均被看作是对这种神圣地理学进行亵渎的企图。（注：阿舒托西·瓦尔希尼：《有争论的含意：印度的民族同一性、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忧虑政治》（Ashutosh Varshney, Contested Meanings: India's Natinal Identity, Hindu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nxiety），《代达罗斯》（Daedolus）122，3期（1993）。） 印度民族主义的两种变体的温床在于英国统治者以自己的形象培育出来的憎恨英国的精英，这个阶级通过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从侍从阶级，经过挑战者运动到继承权力而成长起来。在整个那个时代所进行的大辩论是有关英国统治建立前印度的历史认同问题。为约翰·斯特雷奇在其1888年出版的《印度》一书所极为令人满意地表达的占统治地位的英国观点是，“印度，即使作为一个国家的印度，按照欧洲人的看法，现在没有，而且从来也没有过任何有形的、政治的、社会的或宗教的统一”。在其为印度确定各处边界的种种努力中，英国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在为一个现存的国家作出标志，而是相反——通过规定其界限来创立和扩大一个政治实体。这个实体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不过是“像其它帝国一样的一个帝国，被英国多年来的军事威力、外交技巧和欺诈弄到一块的不同领土和人民的集合体，然后凭借强力推行英国人控制非英国人民的手段来维护其存在”。（注：阿拉斯泰尔·蓝姆：《未完成的分治：1947—1948克什米尔争端的起源》（ Imcomplete Partition: The Genesis of the Kashmir Dispute1947—1948 ）（罗克斯福特·布克斯公司，赫尔廷福特布里，1997年），第2页。） 然而，当这个初生的、懂多种语言的精英阶层成长成其挑战者阶段时，他们发现了自身所具有的国家本体的主要特征，一种共同的语言（尽管是一种外语，即英语），于是他们开始认定并把自己说成是“印度人民”的成员和代表，而这个群体的存在是诸如斯特雷奇和他同时代的同胞们所否定了的。过了一些年月，印度民族主义者们演化出的用以支持其对政治权力的要求的论据转变成为一种坚定的信念，“强烈相信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个由文化、共同经历、风俗和地理所明确界定的国家”。（注：霍夫曼前引书，第25页。）这个概念便成为尼赫鲁政府通过它来审视解决中印边界任务的与个人感情和态度有关的棱镜。如果印度“自古以来就存在”，那么在独立后印度的第一批领导人的头脑中接着而来的便是，其“传统和习惯边界也早就存在并自然地演化出了，因为它们是基于人口和文化的活动，是基于诸如山脊和分水岭等的地理特征”。（注：霍夫曼前引书，第25页。）的确，“北部边界位于现在所在的位置已有约三千年之久”。（注：印度政府有关《印度喜马拉雅边界的历史背景》的照会，《白皮书（第二卷）》，第125页。）推论的结果是，印度的“‘历史边界’必然是由线条组成的”，那就是说，是确切的。（注：霍夫曼前引书，第25页。） 这种理论的大纲可以追溯到印度在边界问题上同北京的外交争论。但是其最为详尽的阐述则出现在很晚以后由一个叫做 T. S. 穆尔蒂（Murty ）的印度官员撰写的一本伪装成学术著作用以鼓吹印度观点的书中。这个印度官员曾密切参与过其政府对边界争端的处理。（注：《边境：一个变化中的观念》（Frontier:A Changing Concept）（帕利特，新德里，1978年）。穆尔蒂原为印度边境部门的一名官员，正是他在50年代末进行实地考察后，提出了东部的边界应当坐落在塔格拉山脊，而不是麦克马洪所划的在南边几英里的地方。他后来在尼赫鲁周恩来会晤失败后成为起草有关边界历史演变报告的印度官员小组的一个成员。）穆尔蒂认为，边境和边境内的确切划分线（即边界），是通过人类的自然交往，一种“历史巩固的进程”，或“晶体化”而存在下来的；并且只需两个相关国家中的一方的有效承认。这种“历史划界”排除了穆尔蒂称之为“形式化”的通过外交进程划界的必要，并将其淡化为仅仅是对通过历史孕育的真正边界形成进程的“装饰”。在他看来，一个合法政府“公开宣布”一条线就足以最后确定边界，“形式化”是没有必要的。 从印度政府所采取的这种思想观点出发，结果必然是，不像其它国家那样认为有必要同邻国进行谈判就其共同边界的走向达成协议，印度便已经拥有了同中国的固定边界，因而谈判成为多余。对印度政府来说，惟一需要做的是，通过其自身的档案研究、参照历史和神话，并考虑安全利益，来“发现”该国与中国的边界的确切走向。一旦确定了适当的走向，便可将它予以公布并画在地图上。正如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不得不给其政府发出的指示那样，印度应当“沿边界全线，……特别是在那些可能有争议的地方”建立哨所；由此产生的有人看守的边界将“不容许同任何人进行讨论”。（注：摘自1954年7 月尼赫鲁向有关各部散发的有关北部边界的通报。它原属秘密，并未正式出版，但印度作家.曼克卡尔看过它，并在他的《1962年的罪人》（Guilty Men of 1962）一书中引用（杜尔西·沙阿公司，孟买，1968年），第128页。 而曼克卡尔让本文作者分享了原件的抄本，他首次将它发表在《印度对华战争》中。） 就这样，（1 ）印度坚持它所主张的与中国的边界全线已经划定；（2）尽快将国家力量推进到它主张的领土；（3）在印度控制其主张的所有领土前，拒绝就维持现状达成任何协议；（4 ）在所有阶段均拒绝谈判其主张的边界走向。以上各点同中国方面的态度绝对是相互矛盾的。简而言之，它们等于是坚持说：在印度看来，同中国划定和巩固边界是一个单方面的进程。 ......
缅甸乱的原因是历史遗留问题。
缅甸位于亚洲中南半岛西北部，北部和东北部与中国毗邻，东部和东南部与老挝和泰国相连，西南濒临印度洋的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西部和西北部与孟加拉国和印度接壤，海岸线长2832公里，国土面积676578平方公里。
缅甸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国土的大部分在北回归线以南，地处热带，小部分在北回归线以北，处于亚热带，环绕缅甸东、北、西三面的群山和高原宛如一道道屏障，阻挡了冬季亚洲大陆寒冷空气的南下，而南部由于没有山脉的阻挡，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可畅通无阻，缅甸生态环境良好，自然灾害较少。
缅甸森林资源
缅甸森林覆盖率为，主要分布在北、西、南部，中部勃固山脉是柚木的主要产区，储量世界领先，缅甸林业种类约2300种，其中乔木约1200余种，质地坚固，耐腐蚀，膨胀和收缩系数极小，花纹美观，可用其造船、建桥梁、码头、房屋、制家具等，除柚木外，缅甸还盛产檀木、灌木、鸡翅、铁力、酸枝木、花梨木等各种硬木和名贵硬木。
此外，缅甸还有丰富的竹类和藤木资源，竹类品种约97种，竹林面积约9630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若开、缅甸中部地区，藤木约32种，主要分布在克钦、掸邦，有水藤、红藤，只有小部分出口。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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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语言和符号，就没有人类文化。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重要的文化要素，主要是通过语言和各种符号系统来相互传递的。语言人类学所关注的恰恰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方式，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在沟通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以及沟通手段与适应策略的关系等问题。 人类社会性的生产和其他活动，是产生语言的先决条件。作为语言本身，与人类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文化能够影响语言的结构以及语言的内涵，而语言的差异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文化而产生的。另一方面，语言也可以反过来影响文化的发展，很显然，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关联、彼此制约的关系。 藏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一个系统，与创造和使用这种语言文字的民族所处的地域、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藏族语言和文字符号的功能，以及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变化，都是由这个社会环境中的语言群体所制约的，是属于他们的社会行为。语言文字也会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正、补充和完善，不断走向丰富。客观环境的变化必然会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语言，调整自已语言的表达方式，使之最大限度地与客观环境和需要相适应，这正是推动藏民族语言文字进步的动力。一、藏语的基本特征语言是原始人类在劳动和互相交际中产生出来的，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的产生表明，人的发音器官已逐渐形成，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即意识也在不断走向成熟。语言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成了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最为重要的沟通手段。语言一旦形成，就成为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具有共享性。 当原始部落发展到民族的时候，便出现了民族语言。语言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并且随着民族的发展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方式也要通过语言来表现。因此，民族语言不仅反映民族经济、历史和文化，就连共同的心理素质也通过语言来表达，而且依靠语言来维系民族内部的联系和情感。因此，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 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民族语言既是构成民族的第一要素和重要特征，也是区别民族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藏语是藏民族的主要语言。藏语的使用区域主要是在我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各省区的藏区。一些与我国接壤国家的部分地区也使用藏语。 按照语系分类，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根据1998年的统计，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汉藏语系人数占70％以上。汉藏语系中的语言，有着不同于其他语系语言的一些特征：如在语音上，大部分词以单音节词根为基础，每个音节都有声调区别意义，声调和声母有一种互相适应的关系，如清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单数调上，浊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双数调上；在语法上缺乏形态变化，主要以虚词和词的次序表示各种语法关系；另外，还有一类表示事物或动作天然单位的词又称量词，这是在其他一些语系的语言中所没有的，此外，汉藏语系中的各语言间都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 藏语在汉藏语系各语族、语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是价值极高的语言之一。藏语言的历史，实际上是藏民族社会发展史的一部分。藏语的形成与演变，伴随着藏族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是因为语言自身蕴涵了反映社会变迁的机制，社会的变化会促使人们改进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言也总是在服务社会，总是在一个动态环境中逐渐走向成熟。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因素以及发展状况，对语言的要求有所不同，因此导致藏语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差异。 国内外学者对藏语发展阶段的界定不尽一致。我国一些藏学者将之划分为五个时期：1．上古时期(公元6世纪以前)，即远古部落时期的藏语口语。在吐蕃王朝之前，经历过漫长的原始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延续了长达31代吐蕃部落王统传承。当时，青藏高原上有着许多小邦国或部落，其分布范围很广，包括现今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巴尔提等地。这一时期，以古老的象雄文明为代表，产生了藏族原始宗教苯教，并产生了最古老的文字“象雄文”。苯教的传播和发展，构成了7世纪以前藏族文化的主要面貌，并对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而又持久的影响。2．中占时期(公元7～9世纪)，此时为吐蕃王朝时期的藏语口语。松赞于布征服苏毗王朝和象雄王朝，完成了西藏本土的统一大业。这一对期是青藏高原大开放、大发展的时代，是藏民族整体文化的孕育时期，也是藏族语言发展的重要时期。根据研究，藏语声调也是在区一时期产生的。吐蕃时期对外部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对吐蕃及以后藏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极为重要的是，吐蕃时期创制的藏文字从那时起得到了大力推广和应用。从此，藏民族有了用目已的文字撰写的各类文献资料，包括传承至今的敦煌吐蕃藏文写卷，早期的佛经、译著等。文字的出现从根本上克服了语言交际在时空上的局限，不仅使语言得以记录和保存，也大大促进了语言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吐蕃周边国家的语言、佛教的传人对藏族语言文字的形成与演变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3．近古时期（公元9～13世纪)。从吐蕃王朝崩溃到元朝统一治理西藏之前的400年间，西藏大小部落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然而，在古格王朝时期(公元1l世纪)仍然顺利完成了藏文字的第三次厘定，使藏族语言文字步入了规范化的轨道。4．近代(公元13～19世纪)。自西藏归属元中央政府，施行统一治理以来，藏区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藏族社会系统状态的变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量高水平的藏文文献典籍的问世，不仅提升了藏族文化的整体水平，也极大地推进了藏族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创新。5．现代时期(公元20世纪以来)。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藏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借词和外来词汇愈来愈多等。由于更多新名词和科学术语的出现，不仅使词汇更加丰富，语言的表述也更加准确。 语言是没有国界的，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藏族语言的使用范围，不仅限于我国境内的三大藏区和其他地区。除我国之外，如不丹王国、锡金王国和尼泊尔王国等国家的一些地方也在使用藏语，只是他们所使用的藏语同国内藏族地区的语言有着较大的区别。藏民族的语言同世界其他一些民族的语言一样，在其发展与传播过程中，形成这个语言的中心地区往往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且具有辐射作用。同样，一种语言在某一地区被选择和使用也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藏语作为藏民族表达思维活动的口头形式，主要包括语音和词义两个部分。在藏语的语音结构中，声调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藏语的重要语音特征。在语音系统中，将声调识别为与辅音和元音同等重要的语言要素，并作为特定语音分析层次的一个功能单位来对待。实际上，藏语声调的变化较小，各地的调类和调值比较统一。藏语声调产生和分化的条件清楚，调值与声韵母还保持着比较自然的联系。与此同时，各地声调发展不平衡，现代藏语中几乎保留了声调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形态。复辅音声母是藏语语音的一个重要特点。历史上，藏语有着丰富和复杂的复辅音声母。随着语音的发展和变化，复辅音声母已经逐渐简化和消失。现代藏语方言中所保留的复辅音声母同藏语书面语(藏文)中的复辅音声母比较起来，显然已经简单得多了。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语言中，除嘉戎语外，现代藏语方言中的复辅音声母还是比较丰富的，它基本上反映了藏缅语族语言这一语音特征。现代藏语三个方言中，安多方言有比较多的复辅音声母，而卫藏方言除一部分地方有带前鼻音成分的复辅音声母外，多数地方复辅音声母已经消失。所以，复辅音声母也是划分方言在语音上的一个重要标志。藏语调类的分合、新音位的产生、浊音的清化、元音的复化等现象，都和复辅音声母及其发展变化有关。古藏语有30个单辅音声母，220余个复辅音声母。古藏语的复辅音系统极为繁杂，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是带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二类是带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三类是带前置辅音和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四类是带复合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五类是带复合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极为普遍，第三类占有一定的比例，第四类则较少，第五类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出现。到后来，藏语的单辅音声母一般为30个左右。复辅音声母主要有前置辅音加基本辅音，基本辅音加后置辅音两类。在能够反映古代语音的书面语中有180多个复辅音声母，而且还有三合、四合复辅音，但现代藏语中主要是二合复辅音。韵母分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和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三类。 藏语像其他藏缅语言一样，是以动词为中心的语言。藏语中动词的属性常常能影响句中其他词语语法功能的变化。然而，藏语动词虽居句末，但在用格上常常支配前面的名词。换句话说，藏语动词的性质决定作为主语名词的标记。如A能否控制B，主要表现在动词语尾上，而A对B的控制程度的强弱则表现在主语名词的用不用施格上。就是说，动词上同样需要体现主语名词的一定语法功能，如人称、自主性等，而且用不用标记会改变主语名词与动词的语法关系。 现代藏语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复辅音趋于简化和消失，只在部分方言土语中保留着带前置辅音的二合辅音。2．浊辅音声母肝清化，现代藏语某些方言中所保留的浊声母均源于古代复辅音声母的浊基辅音。3．单元音或复合元音构成的韵母明显增多；元音有长短之别，且与声调形成了互补关系。4．辅音韵尾趋于简化，从而促使带辅音韵尾韵母的简化和元音的变化。5。除安多方言之外，具有完整的声调系统。6．谓语是后置表系统，属典型的“动居句尾”型语言，而且现代藏语多数方言其谓语的语法意义由谓语之后的语法成分来表示，因而形成了极为丰富的表达语法意义的助词，其作用也在不断增加。7．有丰富的体范畴，也有时式范畴。8．卫藏方言有着严格的敬语与非敬语的区别。9．主要以虚词和词序来表达句子的各种关系。句子语序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主语后，谓语前，若是双宾语，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人称代词、名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前，需加表领属的助词；形容词、数词、指示代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之后；动词或形容词的修饰语在中心语前。构词以复合法为主，即通过修饰、联合、支配、表述方式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根语素来构成复合词。 假如我们对属汉藏语系的藏语和汉语进行一些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如藏汉语言都具有以虚词和词序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共同框架。藏语以虚词和语序作为主要语法表达手段，从动词虚化而来的辅助动词与虚词、助词有着同等重要的功能。另外，从语言发生学的分类上看，藏汉两种语言也有着亲缘关系。如在词汇的应用上，藏汉两种语言之间有着较多的同源词；在语音上，都有以声母、韵母为单位的独特的语音结构。所不同的是，汉语没有藏语那么多的复辅音声母。二、各具特色的方言民族语言分布的复杂性，以及语言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研究群体之间社会亲缘关系的基础。所以，这一研究领域也总是受到语言人类学家的重视。 人们生活的地域环境的差别、集居状况的不同，使操持同一种语言的民族出现了语言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方言。一般认为，隔离是产生语言差异的重要条件。既是在同一区域内，地理距离越大，语言的差别也就会越大。 对藏语方言的划分，主要是以语音的差异以及历史渊源来确定的。研究表明，藏语方言语音的结构特点以及方言在语音上的实际差异，与藏民族的历史扩散及现代地理分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一般以传统的国内地域概念——三大藏区(卫藏、康、安多)来进行方言分类的，即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卫藏方言，指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前藏(拉萨等地)、后藏(日喀则等地)、山南地区和阿里地区的方言。康方言，是指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范围内的方言。安多方言，指青海省大部分藏区(除玉树藏族自治州之外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藏族的方言。 因为这里要介绍的藏族方言是一个语言范畴的概念，所以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块地域。否则，就很难较为全面地了解藏语方言。为使读者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了解藏语方言状况，这里参照江荻先生的论点，以我国藏区地理方位的卫藏为中心，分为中部、东部、西部、南部和北部五大区域，并将临近我国藏区并使用藏语的一些境外地方也囊括其中，采用传统的藏语方言分类和境内外地理名称并用的方式，对藏语方言的语音及其特点进行一些介绍。 总的看，在各地方言中，单元音韵母多少不一。如卫藏方言，在拉萨语中单元音达16至17个，有单辅音声母28个。卫藏方言中有鼻化元音。康方言中的德格语中，单辅音声母有42个。康方言中也有鼻化元音。现代藏语中卫藏、康方言元音分长短，配合声调，并与声调互补。在卫藏、康方言中，复元音韵母主要是二合的复元音韵母。按性质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真性复元音韵母，几个元音并立，不分主次。与此同时，紧张清晰的元音结构，呈现为藏语语音的一大特点。在有的地方话中，如普兰话不仅有非鼻化的真性复元音，还有鼻化的真性复元音。第二种是假性复元音韵母构成的元音。在安多方言中，元音不分长短，单元音的多少不一。如甘肃的夏河话中单元音只有6个。但总的看，藏语是一个单元音占优势的语言，复元音较少，并且多为后起现象。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一般为30个左右，可以作尾的辅音有8个。保留韵尾较多的是安多方言，最少的是康方言，而卫藏方言介于二者之间。在不同的方言土语中，声调数量不等，一般是4个。如拉萨话有4个调，工布话有6个调，木雅话有两个调，安多方言无声调。声调有着区别词义和语法意义的功能。藏语还有一个轻声，主要是音节弱化的结果。藏语中相邻音节的连读，声调会发生相对固定的变化，而且不限于词的内部，词与词、词与语法成分之间也会发生变调。 三、藏文的形成及推广应用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文字的创制和推广应用所带来的文明成果是多方面的，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甚至会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字既是文化现象，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正是凭借文字的记录功能，不断积累知识，丰富实践经验，在继承前人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更加灿烂的文明成果。 藏民族最早的文字是象雄文。象雄文出现在公元前l至2世纪的古象雄王国。象雄王国是曾经雄霸青藏高原的一个古老王国。其疆域最大时，西起今阿里地区的岗仁波齐，东至今昌都丁青。汉史中所谓“羊同部落”，就是指象雄王国。正如《册府元龟》所记：“大小羊同，东接吐蕃，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精兵八九万……”象雄王国在公元7世纪被松赞干布吞灭之前，一直是一个独立王国。象雄文字也叫“玛尔文”，它类似汉族的甲骨文。在那时，“玛尔文”主要用于苯教的咒誓、祭祀、禳祓活动和记载他们的经文等。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文字没有能普及到大众社会。但在藏区一定范围内，这种文字的使用至少延续了千年以上。有资料显示，吐蕃最初也曾使用过“玛尔文”。公元7世纪初，苯教的巫师们仍用象雄文来缮写苯教的经文等。有学者认为，松赞干布最初遣使分别向尼泊尔和唐朝求婚时，书信很可能是用象雄文写成的。也有苯教徒称，早期的许多苯教文献是由象雄文翻译成藏文的，不知真假。还有一些藏学专家认为，藏文是在象雄文的基础上，学习克什米尔和印度的文字而创制成功的。我国藏学专家黎蔷则认为：“目前藏语中的借词，有些是从象雄文转借而来的。而玛尔文(通常称‘象雄文’)同古代的旁遮普文和克什米尔文有很相近之处”。在丹麦学者艾立克•哈尔所著的《来自西藏苯教的语言——象雄语词法词典》，德裔美籍学者劳弗尔所著的《藏语的借语》中也有类似观点。藏学家南喀诺布在《关于藏族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称：“在西藏的古老寺院里，有不少藏书是古象雄文的手抄本，是用称作‘玛尔体’的高体，短元音的草书写成的……就是今天我们使用的藏文草书字”。当然，这些看法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众所周知，因在较长的时间里佛教与苯教之间不断进行极为残酷、激烈的斗争，加之后来的统治者推行“崇佛灭苯”的政策，以及其他诸多的原因，导致苯教文献几乎全部被毁或失散在外。时至今日，象雄文在国内几乎很少有人知晓。近年来，国外编有象雄文词汇与藏文、英文对照词典。我们面对这个古老的文字，要做出符合历史的科学结论，还需要考证和深入研究。公元7世纪，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向民众推广新创的藏文字。自此，形成了藏民族记录藏语的统一的文字符号系统。藏文字的诞生和推广应用在藏民族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藏民族为自己的文明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自从有了藏文字，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珍贵史料、文献典籍难以计数，其种类之繁、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在我国各民族中，藏民族的文化遗存仅次于汉族，位居第二。 藏语的助词基本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位于词和短语后面表示句子成分之间各种关系的结构助词；第二类是加在动词后面表示时态意义的时态助词；第三类是加在句子末尾或句子中表示语气的助词。结构词在藏语语法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它相当于藏文文法中所讲的格助词；结构助词分施动、领属、存在、趋向、缘由和比较6种。 藏语的数词为十进位，基数词都是单音节的单词。高位数词如“百”、“千”、“万”、“十万”、“亿”等，是用不同的词来表示的。十位数和个位数可以连用，只是个别的语音稍微有点变化。
马学良先生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彝族古籍与文化、民间文学及双语教学和研究的先驱，他的一生是为我国的民族文化与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一生。各民族深厚的文化蕴藏是他创造丰功伟绩的土壤，中央民族大学是他取得辉煌成就的基地，等身的学术论著与薪火相传的各民族学子是他辛勤耕耘的硕果。他长期从事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与研究，尤其是对彝语的研究更具有开拓性。他的《撒尼彝语研究》（商务印书馆，1951年）是一部系统深入地研究彝语语音、词汇、语法的著作。这也是我国学者研究彝语的第一部较全面的学术著作。他最早指出彝语有松紧元音的对立。他研究彝文注意结合彝族的风俗习惯、神话传说、社会历史、生活习俗、宗教迷信等来进行，发表了《从彝族氏族名称中所见的图腾制度》《茂莲社区的男女夜合》等一系列论文，并翻译了《倮文作斋经译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9年第14本）、《倮文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20本上）等。这两部经典是研究彝文和了解彝族社会历史及宗教的重要文献。他注重语言的比较研究，将汉语与同语系的其他语言进行比较，著有《我国汉藏语系语言元音的长短》（合作，《中国语文》1962年第5期）、《〈切韵〉纯四等韵的主要元音》（合作，《中国语文》1962年第12期）等，提出了汉语的元音在历史上曾经分长短的观点。这不仅对壮傣、苗瑶语族语言的语音研究有参考价值，也为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提供了研究线索，开创了利用有关的少数民族语言材料研究古代汉语声韵的一条新路。他写的《彝语“二十”“七十”的音变》（《民族语文》1980年第1期）一文，从音变现象入手，说明通过与同语族的藏缅语进行比较，认为古彝语的“二”和“七”可能也有辅音韵尾。现在彝语支语言没有辅音韵尾，是后来语音演变脱落的结果。文章引起国内外藏缅语族研究者的重视。他曾参加并指导对苗族、瑶族语言的调查工作，并帮助苗族创制拼音文字。此外，他还著有《贵州省东南部苗语语音的初步比较》（合作，《语言研究》1956年第1期）、《语言调查常识》（合作，中华书局，1956年）、《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1年）、《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语言学》（《民族语文》1991年第6期）、《汉藏语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民族语文》1995年第4期）、《世纪之交中国民族语言学的思考》（《中国民族语言学通讯》1996年）、《普通语言学》（合作主编并撰写其中第10章，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许多论著。他常年从事语言教学和学术活动，培养了一大批民族语文工作者，为民族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了《马学良民族语言研究文集》。
2013年11月29日在江苏省常熟理工学院”主办的“首届语言类型学国际会议暨第二届方言语音与语法论坛”上报告“类型学视野中的致使结构”。2013年11月17日在中央民族大学“校内111创新引智基地—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信息结构研究”第二次学术研讨会暨学术委员会会议上报告“羌语的信息结构”。2013年10月26日在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羌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灾害人类学暨羌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成都论坛”上报告“羌语的亲属称谓系统”。Word Order and Information Structure in Qiang羌语的词序与信息结构，于2013年4月7日在美国波士顿哈佛-燕京学社召开的“亚洲语言的信息结构与词序研讨会”上报告。藏缅语存在类动词的概念结构，于2013年1月26日在“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第二届青年论坛”上报告。羌语的生命度等级序列，于2013年1月5日在“中国民族语言语法研究暨庆祝孙宏开先生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上报告。藏羌彝走廊藏缅语存在类动词的概念结构，于2012年12月16日在中央民族大学第二届西部民族走廊学术研讨会“藏羌彝走廊”会上报告。藏缅语名词范畴化为类别词的机制和途径，于2012年11月3日在西南民族大学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彝缅语学术研讨会”上报告。藏语与喜马拉雅语言存在类动词的概念结构，于2012年10月27日在江苏师范大学召开的“当代语言科学创 新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暨《语言科学》创刊十周年庆典”上报告。羌族的酿酒工艺及其酒文化，于2011年4月17日应茶马古道研究网和《科学中国人》杂志邀请，在四川省 绵竹市剑兰春集团协办的“茶马古道与剑兰春酒文化研讨会”上报告。羌语的使动范畴，于2010年10月31日在邮电会议中心召开的“2010年四川境内藏缅语国际研讨会”上报告，由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中文系主办。羌语的拓扑空间范畴，于2010年8月5日在宁夏银川北方民族大学召开的“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10届年会”上报告。汉藏语的处所动词，于2010年5月9日在香港科技大学召开的“中国语言的比较与类型学国际研讨会”上报告。纪录语言学－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于2009年8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民族语文》创刊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报告。论白语的量词—语义与认知解释，于2009年8月2日在云南大理学院召开的“首届白语国际研讨会”上报告。中国濒危语言的抢救与保护问题，于2009年7月29日在云南昆明召开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濒危语言专题会议”上报告。汉藏语的小舌音问题－以羌语为例，于2009年7月28日在云南昆明召开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汉藏语专题会议”上报告。纳木依语纪录，2008年11月21日在台北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召开的“四川的语言调查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报告。Shared Morphology in Qiang and Tibetan羌语与藏语共享形态（英文），2008年9月11日在日本大阪国立民族学召开的“藏缅语区的语言底层研讨会”上报告。青藏高原东缘藏缅各族群语言分布面貌，2008年8月3日在成都西南民族大学召开的“人类多样性及其历史过程会议”上报告。中国民族语言空间认知范畴研究计划及调查大纲，2008年7月12日在在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空间认知范畴研讨会”上作主题发言。Relativization in Qiang羌语子句的关系化（英文），2007年11月2日在台北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召开的“关系子句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报告。羌语的非施事者及其相关标记，2007年9月28日在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召开的“第40届国际汉藏语言学暨语言学会议”上报告。羌语的施事格及其相关标记（博士后成果专题演讲），2007年6月14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羌语代词的分裂体系，2006年10月15日在成都西南民族大学召开的“第九届全国民族语言学术研讨会”上报告。羌语属格及其相关标记，2006年10月12日在成都西南民族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两岸三地藏缅语族语言学”会议上报告。Relative Clauses in Qiang羌语的关系子句（英文），2006年9月15日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召开的“第三十九届国际汉藏语及语言学会议”上报告。Qiang Split Pronoun System羌语代词的分裂体系（英文），2006年5月27日在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主办的 “14th IACL & 10th IsCLL”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报告。Relative Clauses in Puxi Qiang蒲溪羌语的关系小句（英文），2005年11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欢迎David Bradley教授学术座谈会”上宣读.Aktionsart and Aspect in Qiang动作的种类与羌语的体（英文），2005年6月25日提交《2005年国际角色与参照语法会议及课程》。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2005年8月在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南方语言室作的学术报告。藏缅语的类别词－名词范畴化及其认知机制，2005年4月28日在广州召开的 “南方民族语言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由《民族语文》杂志社与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合办）。羌语的数量词，2004年11月20日在中央民族大学汉藏语研究中心召开的‘戴庆厦教授从教和研究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蒲溪羌语的话题与话题化结构，2004年4月17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召开的“第三届两岸三地藏缅语族语言学”研讨会上宣读。Transitivity in the Puxi variety of Qiang蒲溪羌语动词的及物性（英文）. Paper presented on theResearch Students Seminar, Department of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年3月31日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研究生学术报告”上宣读)。The uses of ‘pu’ in the Puxi variety of Qiang蒲溪羌语“pu”的用法（英文）. Paper presented on the Tibeto-Burman Linguistics Discussion Group, the Research Centre for Linguistic Typology,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2002年10月31 日澳大利亚La Trobe大学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心“藏缅语小 组讨论 会”上宣读)。Copula Clauses and Verbless Clauses in Mandarin Chinese汉语官话的系词句与无动词句（英文）.Paper presented on the Workshop on Copula Clauses and Verbless Clauses, the Research Centrefor Linguistic Typology,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2002年10月16 日澳大利亚La Trobe大学语言 类型学研究中心举行的“系词句和无动词句”研讨会上宣读)。Tense/Aspect marking in the Puxi variety of Qiang蒲溪羌语的时、体标记（英文）. Paper presented on the Tibeto-Burman Linguistics Discussion Group, the Research Centre for Linguistic Typology,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2002年9月13日澳大利亚La Trobe大学语言类型学研究中 心“藏缅语小组讨论会”上宣读)。The Copula and Existential Verbs in Qiang羌语的系词和存在动词（英文）(与罗仁地合作). Paperpresented on the Workshop on Copula Clauses and Verbless Clauses, the Research Centre forLinguistic Typology,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2002年9月4日La Trobe大学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心 举行的“系词句和无动词句”研讨会上宣读)。Adjectives in Qiang羌语的形容词（英文）(与罗仁地合作). Paper presented on The InternationalWorkshop on Adjective classes, the Research Centre for Linguistic Typology,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2002年8月 17 日澳大利亚La Trobe大学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心举行的“形容词”国际 研讨会上宣读)。羌语动词的语义表征，2002年5月24日在中央民族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现代语言文化系联合主办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羌语名词短语的词序，2002年1月13日在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院召开的“语序类型学”研讨会上宣读。 藏缅语的类别词—名词范畴化及其认知特征初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主办的 “研究员报告日”作的学术报告(2012年6月13日)。Qiang Varieties and Their Vitalities. 在加拿大原住民遗产语言文化理事会（PPHLCC）报告(2010年10月6日)。羌语方言土语及其活力：在中央民族大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作的学术报告(2009年3月3日)。当代语言学的研究趋势：应西昌学院彝文系沙马打各教授的邀请，对该院彝文系、彝族文化研究所、中文系师生作的学术报告(2008年11月2日)。田野调查中的记音方法：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研究生《应用人类学》课上作的学术演讲（2008年6月3日）。境外汉语与民族语言研究：在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系研究生《汉语与民族语关系》课上作的学术演讲（2008年5月28日）。A bottom-up approach to vowel systems: the case of Yadu Qiang(与余文生博士合讲)：台湾花莲县东华大学原住民学院民族发展研究所学术报告(2007年5月25日)。A bottom-up approach to vowel systems: the case of Ronghong Qiang(与余文生博士合讲)：台湾大学外语系及语言研究所学术报告(2007年5月2日)。羌语的关系子句：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语言类型学研究室作的学术演讲（2007年4月16日）。羌族历史、文化与语言简介：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作的学术报告（2005年5月23日）。羌语与羌语方言研究－博士论文写作心得：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博士班作的学术报告（2005年4月1日）。羌族文化及其语言：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作的学术报告（2005年12月14日）。羌语的特点及其地区性差异：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班作的学术报告（2005年11月21日）。羌语的数量词：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前沿”系列讨论会上的学术报告（2005年3月19日）。 (1) 研究报告：四川省茂县羌族博物馆重建计划 (与张曦博士合著)，2008年7月国家文物局上报国家发改委已经拨付亿元，现已开工建设中。(2) 研究成果报告：中央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第一年研究成果报告（)，共120页。(3) 研究报告：研究报告：2002-2003年度论文进度报告 (英文：119页)。(4) 论文：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English, Chinese and Cantonese(英语、汉语和广东话的语法结构) (英文)。2003年Contrastive grammar of English and Chinese(英汉对比语法)课，学期论文。(5) 论文：Topics in Qiang羌语中的话题（英文）。2003年Topics in Chinese Linguistics(汉语语言学专题系列)课，学期论文。(6) 论文：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ffricates in Qiang 羌语塞擦音的来源与发展(英文)。 2003年Language & Evolution(语言与演化)课，学期论文。(7) 研究报告：研究报告：2001-2002年度学习研究进度 (英文：30+89页)。(8) 研究报告：研究报告：2000-2001年度学习工作报告 (英文：62+29页)。(9) 提要: Syntax: Structure, meaning and function句法: 结构、意义和功能 一书的提要(英文)，共 76页。2001年导读课Independent Reading Course，学期论文。(10) 论文: Modality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s(藏缅语情态的类型学 考察) (英文)。2001年语言类型学课的学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