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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这个符号代表什么《——》？
回答：
《》：代表书名号，比如某一本书的名字。
书名号是用于标明书名、篇名、报刊名、文件名、戏曲名、歌曲名、图画名等的标点符号，亦用于歌曲、电影、电视剧等与书面媒介紧密相关的文艺作品。
书名号分为双书名号（《》）和单书名号（〈〉）两种。书名号里还有书名号时，外面一层用双书名号，里面一层用单书名号；若单书名号里还有书名号，则单书名号里面用双书名号。
—— ：
破折号（——），表示话题或语气的转变，声音的延续等的符号。“行文中解释说明的语句，用破折号标明。”“话题突然转变，用破折号标明。”“声音延长，象声词后用破折号。”“事项列举分承，各项之前用破折号。”“表示语气的转变、声音的延续、时空的起止，或用为夹注。”
星号 [ xīng hào ]
生词本
基本释义
书名号是一种标志符号，它标志书名、篇名、戏剧名、歌曲名、报刊杂志名和法规文件等题名。下面分项叙述。一、标示书名。例如：1．当年鲁迅就在那里读书、习字，有时还画画，把纸蒙在《西游记》一类的小说上描绣像。(小学《语文》第七册《三味书屋》)2．花了整整27年，他终于编写成了一部新的药物书，就是著名的《本草纲目》。(小学《语文》第六册《李时珍》)《西游记》是我国著名的古典名著，《本草纲目》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药物书。它们用书名号标明。二、标示篇名。单一的文章名像诗歌、散文、寓言等都应用书名号标出，以免与其它的文字相混。例如：3．有感情地背诵这三首诗。默写《暮江吟》《赠汪伦》。(小学《语文》第十一册《古诗三首》思考·练习）例3中书名号标明了两首诗。再如：4．《亡羊补牢》中的养羊人对街坊的劝告，开始是怎么想的?……用自己的话说说“掩耳盗铃”“亡羊补牢”这两个成语的意思。(小学《语文》第六册《寓言二则》思考·练习)例4中的第一个《亡羊补牢》是一则寓言，用书名号标明。第二个“亡羊补牢”是一个成语，使用引号，不用书名号。三、标志报刊名。例如：5．还有，我看你是看了《妇女生活》里的一篇《关于孩子》的，是不是?(小学《语文》第十册《给颜黎民的信》)《妇女生活》是杂志名，《关于孩子》是一篇文章，均用书名号标明。四、标志戏剧、电影、美术、音乐等艺术作品名称。例如：6．当我铺开第二张画纸的时候，就决定画一幅《小武术》。(小学《语文》第十二册《基础训练1》)7．难道罗丹先生雕刻的《沉思者》《巴尔扎克》，不是跟用以雕塑他们的大理石一样同传不朽吗?(义务教育初中《语文》第四册《散文两篇》)这两个例子中的书名号标明了两种美术作品，一种是画──《小武术》，一种是雕塑──《沉思者》《巴尔扎克》。像小学第十二册课本上提到的《月光曲》是曲子，《让我们荡起双桨》是歌曲。第十一册课本上的《奴隶英雄》是戏剧。当我们在书面语中用到这些艺术品时，都要用书名号标出。五、标志法律、法规名。例如：8．“你不知道吧，小伙子，咱们国家新颁布的《残疾人保障法》规定，残疾人乘车是可以免费的。”(小学《语文》第十一册《基础训练6》)例8《残疾人保障法》是法规，用书名号标明。书名号在使用中有两种特殊现象，一是书名中含有书名，二是书名、篇名共用一个书名号。例如：9．下面的《〈古井〉读后感》用的就是第二种写法。(小学《语文》第十一册《基础训练4》)10．吾尝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劝学》(《诸子百家名言》第53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92年版)例9《〈古井〉读后感》是一篇作文题目，所以用书名号标出，而作文题中又含有《古井》这篇课文的题名，为了不使混乱，用单书名号标志。凡是书名号里面还要用书名号时，外面一个用双书名号，里面一个用单书名号。例10中《荀子·劝学》这种标志告诉我们，“吾尝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所学也”是出自《荀子》这部书中的《劝学》这一篇。书写时，书名与书中篇名之间，加个圆点(叫间隔号)隔开。书名号是一种标号，它像一顶帽子，扣到了具体的文字上，文字就变成书名或篇名了。例如：11．(1)小明把剑拿过来。(2)小明把《剑》拿过来。例11的①②文字相同，都有“剑”。第一个“剑”是武器，第二个却是一本书，因为它加了书名号。书名号在使用中前后各占一个字的位置，前半个书名号不能单写在一行的结尾，后半个书名号不可独立书写在一行的开头。附书名号歌：书名号，前后弯，标明书籍和报刊。篇名、曲名也可用，标得清楚方便看。
河南主流都市报有《大河报》、《东方今报》、《郑州晚报》、《河南商报》、《河南日报》等,其中《大河报》和《东方今报》为全省发行的主流大报；《郑州晚报》和《河南商报》只要针对省会郑州市有效发行；《河南日报》是河南党报！大河报： 《大河报》于1995年8月1日创刊，是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一份以“关切民生、倡导时尚、贴近生活、服务大众”为宗旨的综合性都市生活日报。2008年1月31日，《大河报》由中国传媒思想库史坦国际和中国传媒论坛学术委员会联合主办的2007中国传媒投资年会上大河报第四次上榜“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品牌价值9．97亿元，比上年排名上升11位，是河南唯一入选媒体品牌，同时在“全球品牌论坛2007年会”上荣膺“中国最具广告价值媒体”。大河报已成为国内外企业向中原市场展示形象、拓展市场的首选媒体。东方今报： 《东方今报》是一份经国家新闻总署批准的，全国第一家由广电系统主管主办的综合性都市类报纸。其定位是以县级以上城市居民为读者对象，以郑州为中心，覆盖全省、辐射全国，发行量目前已达58万。2006年，东方今报发行在总量稳定的基础上，订户结构有了明显改善；2006年1～12月份，《东方今报》广告占版率达，广告经营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广告额突破亿元大关，综合收入达到亿元，已经成为河南省媒体界一支重要力量，无论是影响力，还是发行总量和广告额，都已稳居河南都市类报纸第二位。被国内报界誉为“中原报业一匹黑马”、“中国成长最快的都市报”。河南报纸媒体千人广告成本最低。郑州晚报： 《郑州日报》是中共郑州市委的机关报，对开彩印12版，周7刊。《郑州日报》创刊于1949年7月1日。1963年10月22日即郑州解放28周年之时，《郑州日报》改为《郑州晚报》。2002年5月，《郑州日报》恢复出版，《郑州晚报》全面改版。复刊后的《郑州日报》，主要担负市委机关报的职能。 河南商报：《河南商报》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的第二张都市报。在河南报业市场上，《河南商报》紧随本集团的《大河报》，在发行量、广告收入、盈利规模和员工平均薪酬待遇等诸方面，居本地同类报纸中“第二报”的位置。 《河南商报》创刊于1983年8月，1997年7月正式改为综合性都市日报；2004年9月1日，归属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2007年7月全新改版，成为全国唯一一家具有财经特色的都市报，是“全球商报联盟”的发起单位之一。《河南商报》在河南报业市场上的迅速崛起和腾飞，已经得到本省和全国同行的充分认可。河南日报： 《河南日报》创刊于1949年6月1日，是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是河南省最具权威性、指导性的报纸，隶属于河南报业集团。16个版彩色印刷，发行量为38万份，波及全国，覆盖全省118个县市的每个角落。《河南日报》系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创刊于1949年6月1日，隶属于河南报业集团。是河南省最具权威性、指导性,发行量最大的日报。河南介绍：河南省简称豫。全省总面积为万平方公里，总人口9027万人，有汉、回、蒙古、满等51个民族成分，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总数的。共设有13个省辖市、4个地区、93个县、23个县级市和41个市辖区。
《中国妇女》杂志1999年改为半月刊，上半月记录中国女性的成功成长 ，并为女性提供心理疏导和健康服务。其关键词是“成长、成功、快乐”。下半月为“法律帮助”专刊，是读者“身边的律师、法律的顾问、维权的指南”。《中国妇女》杂志改版改彩获得成功。 2003、2005年，杂志荣获第二、第三届“国家期刊奖”；《好主妇》杂志创刊于2000年，是一本时尚家政月刊，她以“没有好主妇，哪有好生活”为口号，传播、倡导科学、健康、文明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成为都市主妇的精致生活读本；《悦己》杂志是与美国康泰纳仕集团《self》杂志通过版权合作创办的一本心理健康生活杂志。她以“快乐由自己”为办刊主张，倡导女性关爱自己，追求身心健康的个人幸福。《安邸》杂志创刊于2011年，与美国康泰纳仕集团《AD》杂志进行国际版权合作，是一本介绍建筑和设计的高端杂志。除发展办刊主业以外，中国妇女杂志社还开拓了新的事业增长点：1 中国妇女杂志社还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和公益活动，自2001年起开展年度海内外有影响力的“《中国妇女》时代人物”评选活动。同时还创建了70多个“星星火”农村妇女家庭图书室，为关爱农村妇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中国妇女杂志社社长韩湘景，总编辑尚绍华。
450万到800万。《中国妇女报》创刊于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报头，由全国妇联主办，是一张具有思想性、社会性和综合性的全国惟一的一份全国性的女性大报。其宗旨是向社会宣传妇女，向妇女宣传社会，促进妇女进步、发展与解放，积极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热情为她们服务，鼓励广大妇女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半边天作用。同时关注现实生活中各种与妇女有关的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并积极通过舆论作用促进问题的解决。
书名号是一种标志符号，它标志书名、篇名、戏剧名、歌曲名、报刊杂志名和法规文件等题名。下面分项叙述。一、标示书名。例如： 1．当年鲁迅就在那里读书、习字，有时还画画，把纸蒙在《西游记》一类的小说上描绣像。 (小学《语文》第七册《三味书屋》) 2．花了整整27年，他终于编写成了一部新的药物书，就是著名的《本草纲目》。 (小学《语文》第六册《李时珍》) 《西游记》是我国著名的古典名著，《本草纲目》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药物书。它们用书名号标明。二、标示篇名。单一的文章名像诗歌、散文、寓言等都应用书名号标出，以免与其它的文字相混。例如： 3．有感情地背诵这三首诗。默写《暮江吟》《赠汪伦》。 (小学《语文》第十一册《古诗三首》思考·练习）例3中书名号标明了两首诗。再如： 4．《亡羊补牢》中的养羊人对街坊的劝告，开始是怎么想的?…… 用自己的话说说“掩耳盗铃”“亡羊补牢”这两个成语的意思。 (小学《语文》第六册《寓言二则》思考·练习) 例4中的第一个《亡羊补牢》是一则寓言，用书名号标明。第二个“亡羊补牢”是一个成语，使用引号，不用书名号。三、标志报刊名。例如： 5．还有，我看你是看了《妇女生活》里的一篇《关于孩子》的，是不是? (小学《语文》第十册《给颜黎民的信》) 《妇女生活》是杂志名，《关于孩子》是一篇文章，均用书名号标明。四、标志戏剧、电影、美术、音乐等艺术作品名称。例如： 6．当我铺开第二张画纸的时候，就决定画一幅《小武术》。 (小学《语文》第十二册《基础训练1》) 7．难道罗丹先生雕刻的《沉思者》《巴尔扎克》，不是跟用以雕塑他们的大理石一样同传不朽吗? (义务教育初中《语文》第四册《散文两篇》) 这两个例子中的书名号标明了两种美术作品，一种是画──《小武术》，一种是雕塑──《沉思者》《巴尔扎克》。像小学第十二册课本上提到的《月光曲》是曲子，《让我们荡起双桨》是歌曲。第十一册课本上的《奴隶英雄》是戏剧。当我们在书面语中用到这些艺术品时，都要用书名号标出。五、标志法律、法规名。例如： 8．“你不知道吧，小伙子，咱们国家新颁布的《残疾人保障法》规定，残疾人乘车是可以免费的。” (小学《语文》第十一册《基础训练6》) 例8《残疾人保障法》是法规，用书名号标明。书名号在使用中有两种特殊现象，一是书名中含有书名，二是书名、篇名共用一个书名号。例如： 9．下面的《〈古井〉读后感》用的就是第二种写法。 (小学《语文》第十一册《基础训练4》) 10．吾尝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劝学》 (《诸子百家名言》第53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92年版) 例9《〈古井〉读后感》是一篇作文题目，所以用书名号标出，而作文题中又含有《古井》这篇课文的题名，为了不使混乱，用单书名号标志。凡是书名号里面还要用书名号时，外面一个用双书名号，里面一个用单书名号。例10中《荀子·劝学》这种标志告诉我们，“吾尝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所学也”是出自《荀子》这部书中的《劝学》这一篇。书写时，书名与书中篇名之间，加个圆点(叫间隔号)隔开。书名号是一种标号，它像一顶帽子，扣到了具体的文字上，文字就变成书名或篇名了。例如： 11．(1)小明把剑拿过来。 (2)小明把《剑》拿过来。例11的①②文字相同，都有“剑”。第一个“剑”是武器，第二个却是一本书，因为它加了书名号。书名号在使用中前后各占一个字的位置，前半个书名号不能单写在一行的结尾，后半个书名号不可独立书写在一行的开头。附书名号歌：书名号，前后弯，标明书籍和报刊。篇名、曲名也可用，标得清楚方便看。 2007-10-09 人教网
例文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手机越来越智能化，社交、游戏、理财、搞笑段子等各方面的手机应用软件铺天盖地，迅速侵占了人们的视野。手机用户们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了他们手中的这个方寸之物上，部分人因而成瘾，催生了一个新兴的群体——“手机奴”。
手机奴的表现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在你面前，而你在低头看手机。”网上流传的这句笑谈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手机奴的生活状态。同学聚会中，他们往往是坐在角落里低头看手机；饭桌上，一盘菜端上来，他们会先拍一张照传到微信或微博上，吃饭时把手机放在桌上，看一眼手机再吃一口饭；上班时间一有空闲也是埋头刷微博、看段子；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也是拿着手机不放，跟社交软件上的好友聊天；他们几乎整天都离不开手机，甚至过马路的时候都盯着手中的这个“魔力方盒”。
手机奴之所以如此依赖手机，究其原因，是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脆弱、敏感以及现实生活的压力，使得他们需要另外开辟一个新的生活空间，而智能化的手机适逢其时，轻巧、便捷而又功能强大，为手机奴们撑起了一个新的虚拟世界，他们如鱼之于水中，畅快自如，他们可以用一个虚拟的身份纵横于这个虚拟世界。然而这样的世界是否存在危险呢？
手机奴的潜在危险
2013年11月，湖北一名少女因走路看手机而不慎掉入深坑坠亡，这一悲剧足以让手机奴们警醒。
另据统计，目前因为玩手机导致腱鞘炎的病患有明显增加。“手指活动时涉及肌腱拉伸，玩手机游戏的时候手指活动频率速度快，易造成肌腱劳损。”广西柳州市工人医院外科副主任陈增发提醒市民玩手机游戏要有节制，手指长时间反复多次运动，稍有不慎就会导致肌腱发炎，表现为肌腱酸痛肿胀，如果不加注意，长此以往，就会患上狭窄性腱鞘炎。“若只是轻微炎症，可以让指关节停止运动，通过 *** 理疗来舒缓，严重的炎症则需要手术治疗。”
长时间玩手机还容易损伤视力。“成年人的眼球发育基本稳定，但是近距离观看手机屏幕，眼睛高度紧张，就会使得眼睛眨眼次数减少，眼睛泪腺分泌异常，从而导致干眼症发生。”陈增发说。与此不同，孩子的眼球还未发育稳定，如长时间玩手机，导致用眼疲劳，眼睛超负荷工作，容易产生近视等眼科疾病，更严重的会导致视网膜病变等致盲疾病的发生。
随着手机奴对手机依赖的增加，他们的人际交往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人与手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过多地沉浸在虚拟世界里，必然会逐渐把自己封闭起来，和现实世界隔断了联系，等到需要处理现实中的问题时，就会无所适从。
这叫‘书名号’----《》书名号是一种标志符号，它标志书名、篇名、戏剧名、歌曲名、报刊杂志名和法规文件等题名。
下面分项叙述。一、标示书名。
例如：1.当年鲁迅就在那里读书、习字，有时还画画，把纸蒙在《西游记》一类的小说上描绣像。（小学《语文》第七册《三味书屋》）2.花了整整27年，他终于编写成了一部新的药物书，就是著名的《本草纲目》。
（小学《语文》第六册《李时珍》） 《西游记》是我国著名的古典名著，《本草纲目》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药物书。它们用书名号标明。
二、标示篇名。单一的文章名像诗歌、散文、寓言等都应用书名号标出，以免与其它的文字相混。
例如：3.有感情地背诵这三首诗。默写《暮江吟》《赠汪伦》。
（小学《语文》第十一册《古诗三首》思考·练习） 例3中书名号标明了两首诗。再如：4.《亡羊补牢》中的养羊人对街坊的劝告，开始是怎么想的？…… 用自己的话说说“掩耳盗铃”“亡羊补牢”这两个成语的意思。
（小学《语文》第六册《寓言二则》思考·练习） 例4中的第一个《亡羊补牢》是一则寓言，用书名号标明。第二个“亡羊补牢”是一个成语，使用引号，不用书名号。
三、标志报刊名。例如：5.还有，我看你是看了《妇女生活》里的一篇《关于孩子》的，是不是？（小学《语文》第十册《给颜黎民的信》） 《妇女生活》是杂志名，《关于孩子》是一篇文章，均用书名号标明。
四、标志戏剧、电影、美术、音乐等艺术作品名称。例如：6.当我铺开第二张画纸的时候，就决定画一幅《小武术》。
（小学《语文》第十二册《基础训练1》）7.难道罗丹先生雕刻的《沉思者》《巴尔扎克》，不是跟用以雕塑他们的大理石一样同传不朽吗？（义务教育初中《语文》第四册《散文两篇》） 这两个例子中的书名号标明了两种美术作品，一种是画——《小武术》，一种是雕塑——《沉思者》《巴尔扎克》。像小学第十二册课本上提到的《月光曲》是曲子，《让我们荡起双桨》是歌曲。
第十一册课本上的《奴隶英雄》是戏剧。当我们在书面语中用到这些艺术品时，都要用书名号标出。
五、标志法律、法规名。例如：8.“你不知道吧，小伙子，咱们国家新颁布的《残疾人保障法》规定，残疾人乘车是可以免费的。”
（小学《语文》第十一册《基础训练6》） 例8《残疾人保障法》是法规，用书名号标明。书名号在使用中有两种特殊现象，一是书名中含有书名，二是书名、篇名共用一个书名号。
例如：9.下面的《〈古井〉读后感》用的就是第二种写法。（小学《语文》第十一册《基础训练4》）10.吾尝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所学也。
《荀子·劝学》（《诸子百家名言》第53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92年版） 例9《〈古井〉读后感》是一篇作文题目，所以用书名号标出，而作文题中又含有《古井》这篇课文的题名，为了不使混乱，用单书名号标志。凡是书名号里面还要用书名号时，外面一个用双书名号，里面一个用单书名号。
例10中《荀子·劝学》这种标志告诉我们，“吾尝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所学也”是出自《荀子》这部书中的《劝学》这一篇。书写时，书名与书中篇名之间，加个圆点（叫间隔号）隔开。
书名号是一种标号，它像一顶帽子，扣到了具体的文字上，文字就变成书名或篇名了。例如：11.(1)小明把剑拿过来。
（2）小明把《剑》拿过来。例11的①②文字相同，都有“剑”。
第一个“剑”是武器，第二个却是一本书，因为它加了书名号。书名号在使用中前后各占一个字的位置，前半个书名号不能单写在一行的结尾，后半个书名号不可独立书写在一行的开头。
附书名号歌：书名号，前后弯，标明书籍和报刊。篇名、曲名也可用，标得清楚方便看。
& 是和、与的意思,英文符号相当与and这个词。字符 & 的最早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是拉丁语 et 的连写。最早的 & 很像 E 和 T 的组合,但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这个符号逐渐形成自己的样式，并脱离其原始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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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戒》赏析2004年11月12日 本文叙述者意欲向读者叙述的是一种独特的生存环境中奇异的人情风俗及其人群的生活方式。首先，故事的行为“空间”——“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庵赵庄”这一符码，指称着两重涵义：庄上大都姓赵，庄上有一个庵。庄以族为名，是中国传统社会注重血缘聚居的一种反映；庄以庵名，则可见这座小小的菩提庵对庄上人家的重要性。“出和尚”便是这个地方的一大特色。 和尚象征着佛教，象征着信仰。“出家”当和尚意味着接受某些特定的“禁止”、契约规束。正是这些“禁止”、契约规定了和尚是不同于常人的、是“非常人”。在一般读者的眼里，和尚正是“不同的人”，是异己的“他者”。但本文向读者叙述的、明子家乡的和尚则几无“他者化”的特征，和尚的生活几与常人无别。一个人出家当和尚，接受的“禁止”规约还没有获得的“自由”多。当和尚可以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哪个庙都管饭；一是可以攒钱，由和尚还俗娶媳妇是很容易的。有许多人出家当和尚好像正是出于这些“现实”的考虑，而几无信仰方面的需求。明子正是这样的。而要当上和尚却不容易，必须得是面如朗月，声如钟磬，还要聪明记性好。 在这一处地方，和尚与常人最大的不同处，只是和尚必须烧戒，需要做法事，而做法事却是要收钱的。人们对佛教的信仰似乎也就止于放焰口。宗教与信仰已经充分地融进当地的民俗风情、传统道德伦理资源构成的文化整合体中去。换句话说，佛教已被本土化、具体化为“当地”的宗教。信仰变成了当地人独特的信仰，和尚也是当地人特有的。在这一层面上看，小说本文表述的深厚内涵正是这种外来的宗教资源在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碰撞时、对抗以后的一种结果：宗教被接受，但是被消解式地接受，即被“本土化”，被本土文化所扭曲变形、整合吸收。 印度的佛教被本土化以后，形成了中国的佛教。中国佛教又分南、北二宗。北宗恪守教义，谨行教规，主张通过苦行修炼彻悟“佛性”，寻求超脱。南宗教派则认为人人心中皆存佛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通向“彻悟”、“佛”的道路上，人人是平等的。这一教派并不苛求形式上的清心禁欲，苦行修练，而着重于精神灵魂上的启蒙、顿悟。这种教义的盛行，与南方市民经济的普遍繁荣有着必然的联系。经济的发达引导的是生活上的享受需要，引导的是世俗化的生活方式。佛教为了赢得信仰，赢得信众，不得不向这些世俗的需求妥协，甚至刻意迎合这些世俗的需要。在明子的家乡，佛教的“代言人”和尚除了念经、做法事，着僧衣、剃光头受烧戒之外，似乎并无严厉的教义约束。 这一群貌似摆脱尘俗、超然世外的和尚居然同“俗人”一样地生活，这是令读者惊奇的。谁的家里兄弟多，就派一个出去当和尚。当和尚也要通过关系，也有帮。在这片区域，和尚被视为同箍桶的、弹棉花的、花匠、婊子一样，是一种职业，一种生存方式，物质的而非精神信仰的生存方式。和尚们一样地娶妻养子，打牌赌博，唱山歌小调，一样地杀猪吃肉。他们吃肉也不瞒人，杀猪就在寺庙的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样，只是宰杀之前要很庄重地念一道“往生咒”，为杀生搜寻一些经典依据而已。在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即使是在从事很神圣的宗教法事，如放焰口时，和尚们也像玩杂耍似的。年轻的和尚则趁机出风头，引得大姑娘小媳妇跟着私奔失踪。 “禁止”规约的淡化或隐匿，使这一群本应寻求灵魂超脱的和尚，也同样依恋着世俗化的生活，他们一面浸淫于经验的、体验的世界中，过着“俗人”的生活，享受着人性、人情焕发出来的欢乐与愉悦，一面追求着超验的宗教理想，皈依于一种执著的信仰。恰似身在淤泥之中而求自洁其身，这些和尚试图寻求生活享受与超越追求的统一，现实与来世的统一。正如废名的那首诗《海》所抒写的：海，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每一个人（包括和尚）都可以通过自己的途径接近或达到“大彻大悟”——佛自身。明子与所有已经成为和尚的男子一样，并不刻意压抑自己本性的发展，恰恰相反，他正是顺从着人性的自然成长，追随着人性要求的召唤，在世俗/脱俗（超俗）的浑融一体中，不断地成长着。叙述者想向隐含读者暗示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从世俗中逃遁、解脱未必要脱离现实，远隔尘世。尘世之中自然的人生、透明的人性是可以与天、与大自然、与佛相通的。人性的自然舒展、欲望的适当满足乃是获取宗教超脱的条件与补充。 相当有趣的是叙述者对于“荸荠庵”这个名称的解释。这个庵本来叫菩提庵，是富于佛教意味的，但“俗人”们把它叫讹了，叫成了荸荠庵。这一讹称很具隐喻涵义，它代表着一种民间化的、世俗化的“阐释”（对佛教的解读）。庵里的和尚也接受了这种“俗称”。 这实际上是对于自己宗教信仰的一种有意的“省略”或“忘怀”。 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是俗人约定俗成的想法，可是荸荠庵住的却是和尚。这一看似荒谬的事实说明这里的和尚对于名份、形式是看轻的。而当地的人们，也对此习以为常，这正好印证了和尚的俗人化与宗教的世俗化。这些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读者阅读期待中和尚与佛教的神秘性与神圣性。 本文的主题是明子到善因寺去烧戒疤。受戒是出家当和尚的一种正式仪式，是一种很庄重的“典礼”。这一庄严的仪式在小英子看来无异于活受罪，无异于一种不人道的行为：“好好的头皮上烧八个洞，那不疼死啦？”然而小明子对这种仪式却不能不接受，尽管它确实违背了自然的人性，但是“受了戒，就可以到处云游，逢寺挂搭”，而不受戒只能是野和尚，小明子的心里已经能够理解受戒这一形式对于和尚的必要性。和尚虽几与常人无异，但和尚之所以是和尚，因为他必须会做法事，而他首先必须接受烧戒。但这对纯真少年看来，受戒并不是痛苦，它只是领取一张和尚的合格文凭而已，它只是“出家”“当和尚”的“入门仪式”。受戒这一抽象、空洞的能指符号是没有所指内容的。 外表庄严的善因寺是“禁止喧哗”的，到了这里谁也不敢大声咳嗽。和尚们都在吃粥，竟然不出一点声，但是小英子却不顾这些“禁止”，大声冲着正在吃粥的明子打招呼，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由此可见，尽管有禁令，有规约，但它们是宽松的，是可以被打破的。打破“禁止”并不会受到惩罚，也不会造成损害。所有被接受的规约乃是自然形成、顺乎人性的。它们对于“破坏者”不是惩罚，而是采取一种兼容的、接纳的姿态。正如荸荠庵山门上的那一副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事”。所意谓的“当地”的佛教信仰的基本的内涵就在于此。——“出家”是自愿的，超脱是人人皆能行之有效的。佛性自然，人人心中皆有佛在，这是一种本土化的宗教信条，就像荸荠庵另一副对联所透露的玄机：“一花一世界，三藐三菩提。” 小英子这一少女代表的是与和尚对立的“俗人”的代码，从她身上可以看到俗人对于宗教皈依的巨大解构力量。小英子保存着最为自然的本性——透明的性情，由这一带清秀山水培养起来的水一般的阴柔性情。她有着本乎自然的欲望，纯真的情爱。在她身上，似乎找不到焦虑或受压抑的阴影。她的焦虑与欲望被掩藏或装饰了起来，恰如那一片密密的芦苇荡子。小英子生存的空间是桃源式的环境。这一片空间里的人，与自然是充分混溶的。他们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忌讳”的约束。小英子初次见到明子，就很自然地把半个莲蓬扔给他吃，以后就熟如一家人，明子也老往小英子家里跑。小英子的母亲斥责明子时，径直叫他“儿子”，后来干脆把他认作了干儿子。明子帮着小英子姐妹画绣花，帮着做田里的农活，一起踩水，一起采荸荠……“男女授受不亲”的秩序被彻底打破了，少男少女在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里滋养起了一种最自然的相互依恋的情感。明子在善因寺受完戒，小英子驾船去接他。她不让明子将来去当方丈，也不要他当沙弥尾，明子都答应了。小英子接着更是毫无顾忌地提出自己要给他做老婆，已当上和尚的明子眼睛睁得鼓鼓的，答应了。在这里，性爱被表述为一种如水一般流淌的、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本文自始至终渲染的这种古朴淳厚的民风得到了升华与深化。“受戒”与“情爱”这两个看似对立的命题在这里奇特地统一起来了。 作者汪曾祺在本文结束后署明：一九八0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一简单的“注脚”实际上为读者提供了一篇“次本文”。“次本文”也可以称为“第二本文”，是与“正式本文”（“正文”）平行存在的、对其进行“解构”说明的另一本文。正如《狂人日记》序言（以文言写成）对于“正文”（以白话写成）是一个“次本文”一样，汪曾祺在“正文”之后的这一说明，实际上“解构”了本文所提供的可能解释或表述。这一“次本文”意味着：本文所表述的可能只是一场梦觉，只是真实作者心目中的一种“理想境界”（一个“理想国”），它或许存在过，但已经永逝不复返了。1980年的作者在“当下”借助语言构筑的这一“话语空间”实际上只是一种情感的操练，试图“复活过去”、“重返旧时光”的一次想象性的努力。“次本文”也可能说明了真实作者跟当年居住在密西西比河畔的马克·吐温梦想成为一名水手一样，梦想追寻一种理想意境中的人们的生活。然而，梦既无从寻觅，唯有诉诸语言的想象才可能是真实的，于是《受戒》这一文本的产生，其全部用意似乎都在于圆满作者的那一个梦。
很多人都不太喜欢苏童，我见过最恶毒的评价是"写东西通篇故作姿态矫揉造作，硬是装出阴冷的感觉。”
但其实也没有那么差，譬如另一种妇女生活，这本书主要的冲突是时代的断层。
文中买酱油酱瓜的供销社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产物，而简家酱园应该是解放前的东西。简少芬姐妹和供销社的三名店员虽说是只相差十几年的同龄人，但是因为幼时阶层的不同，性格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一种状态。譬如三名店员喜欢说八卦是非，以怂恿少芬嫁人为己任，而简家姐妹则离群避世，只以绣花度日。
我觉得文中最可悲的人不是简少芬，而是她姐姐。她姐姐厌恶男人，只怀念以前的旧时代，而她妹妹是她唯一的依靠。当然，这里说的是心理依靠，而不是生理依靠。所以，当她妹妹出嫁的时候，她选择的是把她打出去。很正常，对她来说，妹妹的出嫁是一种背叛。反观妹妹，其实也是个很可怜的人物，随波逐流，尽管她什么都没做错，但是她姐姐会一直恨她。
她姐姐是个非常自私的人，也许不能说自私，这是过度的保护欲作祟，如果她让自己的妹妹出了旧简家这个牢笼，对她来说是种羞辱。最后，她的死也非常耐人寻味，她不敢去恨自己的妹妹，于是只能去恨那个给自己的妹妹说亲的女人。可是，从头到尾，她都没问过自己的妹妹究竟想要什么。
从苏童身上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因其创造的独特形象，在使法国公众接受中国当代文学时起到不容怀疑的作用。但电影在为苏童吸引了异域关注的目光的同时，也对异域观者产生了诱导，强化，而不是修正了其文化思维模式和民族集体想象；对于被接受的作家而言，这并非是一种丰富因素，而是一种固化因素，它对作家完整的、真实的文学形象的树立产生了阻力。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凭借其强大的爆发力和创新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紧贴中国现实的时代气息，丰富多样的写作主题，不拘一格的写作手法，形态各异的文学思潮，使得这一文学在国际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法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汉学历史的国家，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国汉学界就敏锐地捕捉到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趋势，翻译了当时很多“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代表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更出现了持续稳步上升的态势，中国文坛的主力人物几乎都拥有了法译本作品。近年来，中法文化交流尤为频繁，特别是中法文化年期间，巴黎图书沙龙首度邀请中国作为主宾国，将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主推对象，三十余名中国作家应邀赴法，与法国读者直接接触，进一步引发了法国出版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出版热情和法国公众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兴趣，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出版，进一步扩大了中国作家在法国的影响力。 如果谈到在法国受到关注较多，影响较大的中国当代作家，苏童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起，法国先后出版了六部他的作品：《妻妾成群》（Epouses et concubines,1991年，弗拉马利翁出版社）、《红粉》（Visages fardés,其中还收录了《妇女生活》，1995年，毕基耶出版社）、《罂粟之家》（La Maison des pavots，1996年，中法文对照版，友丰书局）、《米》(Riz,1998年，弗拉马利翁出版社)、自选小说集《纸鬼》（Fantómes de papiers，其中收录十八篇短篇小说，1999年，德克雷德·布鲁韦出版社）,以及去年刚刚出版的《我的帝王生涯》（Je suisl'empereur de Chine，2005年，毕基耶出版社）。 苏童的文学创作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但真正令他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知，并为他带来国际性声誉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小说《妻妾成群》的问世。苏童也同样是凭借着这部作品吸引了法国人的视线，登上了法国的文学舞台。在张艺谋获奖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光环照耀之下，《妻妾成群》迅速拥有了法译本，普通本出版不久便又出了袖珍本，并以巩俐的倩影作封面，封底则标明小说为电影原本。《妻妾成群》在法国的发行量达到六万册，成为在法国最畅销的中国当代小说之一，苏童的名字也在一夜之间为法国的汉学界、文学界和普通读者所知晓。在法国出版界，两三千册的销量就可以收回成本，一般的中国文学作品达到六七千册的销量，已经是不错的表现，因此，作为苏童在法国被翻译的第一部作品，《妻妾成群》六万册的销量是一个很高的起点。改编电影的成功，带来了苏童小说商业上的成功，令苏童从众多的中国当代作家中脱颖而出，迅速走入法国读者中间，赢得了较大的读者市场，这是很多只求被翻译就好，并不计较销量的中国作家难以企及的，这也使得苏童成为一个法国出版商从其身上能看到相当商业价值的作家。 同时，与电影的紧密关系，使得苏童在法国的接受方式成为一个特例。大多数在法国得到译介的中国当代作家，首先是以某一方面独特的文学品格（作品叙述层面的先锋实验性、思想层面的探索性或哲学性、内容上的现实性和批判性等等）吸引了某一位或某一些法国汉学家的注意，然后借助其推荐，逐步得到翻译和出版，在一个并不短暂的过程中，逐渐获得法国汉学界更广泛的认可，最终引起文学批评界和法国大众的注意。而苏童在法国被发现、被译介、被接受的过程直接而迅速，几乎没有任何过渡。可以说，因为改编电影成功而带来的强大的商业连锁反应，使得法国汉学界、文学界和普通读者对苏童的认识和接受几乎是同步的，汉学界在后两者的认识和接受过程中，并没有起到原有的引导作用，作家的形象不是依靠汉学家有选择的翻译和有侧重的推介而逐步塑造出来的，而是由电影以其强大的传播力和视觉影响力，在读者阅读文本之前，先入为主地、直接而直观地植入了读者的脑海。 苏童在法国的这种起步方式对他日后在法国的译介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而要分析这种影响，我们必须先了解法国人是怎样来解读《妻妾成群》的。 法国的一家杂志这样评论苏童的《妻妾成群》：“苏童不动声色地描写最残酷的折磨，最隐秘的痛苦。喊叫、暴力，甚至是巫术都像在一层薄雾中，或者是在一层纱幔后出现。一些富有诗意的细节，例如知更鸟的歌唱，蜿蜒的紫藤，奇特而引人侧目。这种奇异的视角，不仅远没有减轻阅读的焦虑，反而令人更加恐惧。表面上简单的文字，实际上是一座迷宫。没有一个人物可以作为标准，因为没有一个人令人同情，也没有一个人令人厌恶。这些黑色的灵魂同时也是受害者。发疯的颂莲，不停地围着弃井转来转去，是最为恰当的形象。”这样的评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们无权去指责这样的解读，从阐释学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妻妾成群》，更何况很多中国读者所读到的《妻妾成群》也正是上文所描述的形象。但是从这样的解读中我们不难发现，法国文化背景下特有的接受视域，使得法国读者对于苏童作品的某些因素尤为敏感。苏童所精心营造的阴森恐怖的氛围，神秘诡谲的意象，暗合了法国读者对于陌生而遥远的东方世界的集体想象；颂莲们的悲剧命运，又能够引起法国人对于生活在黑暗制度下的东方女性的深刻同情。汉学家安妮·居里安曾经从法国人的角度谈到改编成电影的当代中国小说和西方读者的关系问题，她写道：“许多中国作家希望看到自己的作品搬上银幕，这既能使他们出名，又能为他们带来可观的收入；因此他们的写作受到诱惑，追求强烈的视觉风格和可能引起西方人的兴趣、使他们入迷的意象，而他们展示的是西方人可能已经了解的那个中国，带着古典色彩，却不是当代中国（然而小说和电影都是当代的）；为此，他们求助于中国文化中一些对西方而言富有异国情调的乃至公式化的意象，如《妻妾成群》的大宅或有人在抽鸦片的屋子。”苏童写作的初衷当然不是为了取悦西方读者，但安妮·居里安的话印证了苏童作品中的某些因素，特别是叙述层面的某些因素，即使在作者的创作意图中并非最重要的部分，却恰恰是可以引起法国读者兴趣的阅读兴奋点。 苏童曾说，“我的终极目标不是描绘旧时代，只是因为我的这个老故事要放在老背景和老房子最为有效。试想一下，如果我把《妻妾成群》改写，抛开外表所有可以剥离的东西，那些院子、宅子等，我可以把它处理成当代生活中四个机关女职员和一个上司之间的关系，这样写不是也很有趣吗，会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篇小说。”对于苏童而言，历史仅仅是一件外衣，一个衬托人物表演的布景，他的目的是以历史为道具，描写、探索人性中复杂的方面。然而，正是因为以遥远的时代为背景，有了与现实拉开距离的叙述空间，才使苏童的叙述才华得以充分地发挥，恣意绽放。细腻的心理描写，含糊玄妙的意境，准确的细节将《妻妾成群》的故事讲得如此生动、如此逼真、如此精彩；而苏童的描写越是灵气十足，越令法国读者感受到作品强烈的异国情调，令其为之入迷，流连于作品华丽的外表，深陷于作者引人入胜的故事，却失去了拨开情调、意象的迷雾去追寻掩藏其中的内在实质的意识，忘记了作者并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苏童意欲摆脱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故事情节，却牢牢地吸引住了法国读者的视线，精彩绝伦的故事带来的“感官性”的享受主导了他们的阅读。如果真的将《妻妾成群》的故事改为四个机关女职员和一个上司的故事，离开阴沉恐怖的旧宅院和裹足的小脚，也许苏童作品的思想性、普世性会得到更为有力地凸现，会更为有效地传达给法国读者，但苏童在法国的命运也许也将改变了。 《妻妾成群》内在思想性的被忽视是不是意味着苏童的叙述才华和写作风格得到了法国读者充分的肯定？问题似乎并不这么简单。安妮·居里安在谈到法国新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时说道：“虽然新小说较晚被翻译到中国，但它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影响。例如萨罗特、罗伯-格里耶，他们的理论著作和小说都被翻译成中文，并且得到广泛讨论。像《古典爱情》和《在细雨中呼喊》的作者余华，以及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小说原本的作者苏童，他们在新小说技巧的影响下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打破了叙述的线性，采用多视角的写作。”在安妮·居里安的描述中，苏童是一个具有先锋实验性质，在叙述技巧上有独特追求的作家。《妻妾成群》虽然讲述的是一个旧派的故事，也借用了一些古典小说的元素，但它并不等同于传统小说，苏童有意识地在其中融合了具有现代性的叙述手法，并创造了独特的叙事风格。他在行文中取消人物对话的标点符号，使得小说人物和叙述融为一体，相互制约相互辅助，在阅读和感官体味上更为流畅；他采用语言“陌生化”手法，以产生特别的审美感觉和深邃意味，令小说的叙述话语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语言表达范式。同时，他大量使用句号，而不是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感叹号，以处于零点的情感状态、尽量不动声色的态度进行叙述，使读者的感受不再是从语句中被动地获得，而是从相关的情景和细节中主动地获得。作者冷却了自己的主观情绪，以不褒不贬的态度叙述一切，退让出阐释空间，由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了一种能动的判断。他还大量地运用长段，以控制小说的节奏，小说的叙述语调也变得平缓从容，不动声色，形成舒缓沉静的叙述风格。 然而在《妻妾成群》的法译本中，原文的行文方式与结构被改变，原文中本没有引号的对话全部加上了引号，多处对话结尾的句号被改换为感叹号这样具有明显感情色彩的标点，原文中很多长段被断成短段。事实上，由于中法两种语言的差距较大，将原文中的一些形式进行改变，使之符合法语的表达习惯、易于读者接受本无可厚非，但进行这种改变需要十分谨慎的态度，因为作者的语言特点、整部作品的风格是与其表达形式密切相关的，上文提到的无引号对话、句号标点及长篇段落可以说直接体现着作者的风格，甚至本身就是作者风格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却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流失了，这种流失不论是译者的选择还是出版商的选择，其用意都在于将作品浅析化，减少阅读障碍，增强作品的可读性，从而将读者的阅读重点指向作品的故事层面。经过这样的翻译处理，很难想象苏童的叙事魅力是否还能较为完整地传达给法国读者。 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出版具有两种较为明显的并行不悖的特征。一是追求具有轰动性的作品，例如获奖电影的原本小说，或是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能够刺激法国公众神经，颠覆西方人对中国的传统印象的作品；例如，李碧华的《霸王别姬》、李晓的《门规》，卫慧、棉棉作品的翻译，这种翻译追求的更多的是一种短期的商业效应，更多地反映的是出版商的选择，而不一定是汉学家的偏好。二是着眼于作家的文学创作品质和创新独到之处，力求反映中国当代文学特有活力和创造力，例如对先锋派作家余华、格非、马原等的译介，对寻根派作家韩少功等的译介，这种翻译较少考虑商业因素，主要着眼于促进法国社会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逐步树立作家的国际声誉。 应该说苏童《妻妾成群》的翻译属于第一种类型，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妻妾成群》的翻译中，译者和出版商强化作品中能够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的因素，而忽视在文学审美层面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叙事手法的倾向。而在《妻妾成群》之后，作为一个在法国已经获得商业成功和一定知名度的中国作家，苏童似乎也因此失去了成为第二种出版对象的机会。即使翻译家希望在翻译中保留苏童的叙述特征，也可能在和更看重商业利益的出版商的周旋中妥协。《米》的翻译者诺埃尔·杜特莱就曾提到：“在形式方面，苏童将对话融于叙述之中，没有使用引号将其明显地标示出来，有时会令人难以分辨这些话是出自对话还是人物的内心独白。英文版保留了这种手法，而遗憾的是法国出版社并没有这样做。”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法国出版界、文学界还是普通读者，对苏童的印象始于《妻妾成群》中所创造的那个充满神秘的中国意象的旧宅院和悲剧性的东方女性形象。可以说，《妻妾成群》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苏童在法国读书界和普通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因此，苏童被翻译成法语的作品大都属于所谓的“新历史小说”和“妇女系列”，所有关于苏童作品法译本的评论和介绍，无一不提到苏童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小说原本的作者。时值2005年，法国出版社宁可选择苏童1992年的作品《我的帝王生涯》，而不考虑苏童较为新近的《蛇为什么会飞》这样的现实题材作品。虽然苏童也在法国出版了短篇小说自选集，但其影响远不及《妻妾成群》之后的《红粉》和《米》。 2004年巴黎图书沙龙介绍受邀中国作家的手册上，关于苏童的条目基本上概括了法国公众对苏童的印象：“苏童非常擅长描写模糊遥远的历史，他的小说经常以中华民国和封建时代作为背景。令他名声鹊起的是描写女性的作品，例如1989年被张艺谋搬上银幕的《妻妾成群》。他的笔触敏感细腻，具有内敛的诗意，传达出悲剧意味，在苦难、堕落和颓败的背景上，描绘现代人物和历史人物复杂、犹疑的精神状态。”如果说，不通晓中文的法国读书界和普通读者对于苏童的印象来源于他第一部在法国获得成功的作品，这并无可厚非，那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情况相当熟悉的汉学家对苏童又有怎样的认识呢？ 有中国评论家说：“苏童是一位善变的作家，他从不愿意固定自己的风格，他甚至视风格为一种‘陷阱’。从‘枫杨树’、‘香椿街’到‘妇女乐园’，从历史到现实，从古典到现代……苏童的创作视点始终游移不定，他每次都以迥然不同的形象刺激着读者的阅读习惯。”但在法国，汉学界对苏童的认识却并非如此。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由于苏童在法国的一炮走红，使得汉学界与普通法国公众几乎在同一时间接触到苏童，很多汉学家对苏童的印象也始于《妻妾成群》，从而忽略了苏童其他类型的创作，例如为苏童博得中国文学界最初赞扬和肯定的“香椿街”的故事和苏童晚近的关注现实的作品。同时，由于苏童在法国已经具有一定知名度，法国出版商在出版苏童作品时具有相当的主动性，汉学家的注意力可能更集中在另一些需要其大力推介的作家身上；而出版商对苏童作品有选择性的出版，在不断强化《妻妾成群》对读者造成的印象的同时，也对汉学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只将目光放在苏童女性题材和历史题材的作品上，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米》的法语本译者诺埃尔·杜特莱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爱好者使用概要》中这样概括苏童的创作：“苏童喜欢将他的小说置于他并不了解的历史背景中，并且擅长描绘女性形象。” 上文我们提到专攻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安妮·居里安曾把苏童与余华相提并论，指出新小说对他们的影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安妮·居里安注意到苏童在叙述层面上的独特性和文学品质，并不受制于苏童作品的历史外衣。但这样的声音似乎显得十分微弱，更多的汉学家执著于苏童所虚构的历史，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这种倾向贯穿了对苏童《妻妾成群》之后的作品的解读。以《红粉》为例，从故事情节上看，苏童在其中描写了旧时代妓女秋仪、小萼在新中国成立后几经沉浮的生活，写就了一曲女性曲折凄婉的命运悲歌。我们且不论作者写作的立意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来看一看法国汉学家是怎样进行解读的。 “在《红粉》中，苏童描写是在1949年后，在共产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的最初阶段，两名被带进劳改营进行改造的妓女的生活。” ——诺埃尔·杜特莱 《中国当代文学爱好者使用概要》:苏童的小说“以虚构的方式表明了虽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极力禁止，但旧中国的某些东西依然存在，无法被消灭：那就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对性的欲望，那种远不是洁身自好的贤妻良母所应具有的女人的欲望……苏童笔下的女主人公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呢？性欲，她们强烈的性欲，似乎为她们画出了人生的轨迹。毛泽东强调男女平等，甚至是男女无别，而这些女人却费尽心机想要在男人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靠男人过日子。” ——玛丽-克莱尔·于奥 《红粉》法译本序言：“两名在解放后被强制改造的妓女，厌弃可以自主，却失去性生活的辛劳生活，死心塌地地要依靠男人过日子。这种女性观是否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弥漫在文学话语里的女性厌恶论同出一辙？至少，这一观点表现的是对任何形式的乌托邦的拒绝，对旧式小说的永恒真理的认同——直至作者的风格也是如此：男人永远是男人，女人永远是女人，金钱永远是金钱。” ——安热尔·皮诺和伊莎贝拉·拉碧《1994年-199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综述》 被带进劳改营进行改造，只是《红粉》中情节的一部分，而诺埃尔·杜特莱则把它放大为小说的主要内容，在他的概括下，《红粉》俨然成为一部反映敏感的政治问题的具有揭露性的小说。玛丽-克莱尔·于奥则将重点放在了“性欲”两个字上，在她的不乏女性解放意味的话语中，秋仪、小萼这两个旧的灵魂在新的生活来临之际的失重与挣扎，实为“性欲”与压抑女性欲望的社会制度之间的激烈冲突。而安热尔·皮诺和伊莎贝拉·拉碧则对作者的女性观提出了质疑，从作品中读到的是作者“男性话语霸权”的嫌疑。 苏童一再强调：“我把女人当成男人来写。”“我首先关注的是人的问题，人性的问题，人的生存处境，性别特征是裹在里面涌现出来的。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然而，这样的表白无法阻止法国汉学家在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知识结构的支配下，对他的作品所作出的解读。诚然，秋仪和小萼可以是两个抽象的灵魂，但既然在作者的笔下，她们生活在刚刚解放的中国，她们是妓女，她们有着依附男人的意识，从她们身上就有可能读到政治、性和男性霸权。如果说这是苏童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表达，不如说这是西方社会最为敏感，最为关注的话语在苏童作品中的影射。 当汉学家的眼光也往往局限于苏童作品的经验层面，忽视作品的隐喻意义，无法跳出苏童无意中挖掘的历史陷阱的时候，不难想象法国媒体和普通读者是否有能力走出这个其实由他们自己编织的中国幻象。让我们再来看看法国媒体和出版界是怎样来评价苏童想要表达“一种不确定性，包括人的身份和处境的不确定性”的作品《我的帝王生涯》的。 “作者细致的描绘，让我们沉浸在一段想象的中国历史中。由于出生在历史被全盘颠覆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苏童怀有一种重塑历史的激情。” ——菲利普·毕基耶出版社网站 “在历史与虚构之间，苏童描绘的世界极端残酷，带着一点中国式的感性的情色肉欲色彩。” ——马赛某书店负责人 “这是一部构思精巧的小说，充满异国情调，精致的中国风物俯拾皆是。” ——法国《读书》杂志 无可否认，这样的介绍有哗众取宠之嫌，强化苏童作品中的政治性、地域性和性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商业目的的有意之举。但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苏童的尴尬：作为一个已经走入法国读者中间，并在法国出版界获得一席之地的中国作家，苏童在逐渐摆脱自己文学地位的地域性，融入法国文学系统的进程中，却不断地在被强化其文学作品的地域色彩。被法国文学、文化系统接纳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受制于法国文化定势，无条件地接受“他者”对“我”的文化定位的过程。 从苏童身上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因其创造的独特形象，在使法国公众接受中国当代文学时起到不容怀疑的作用。但电影在为苏童吸引了异域关注的目光的同时，也对异域观者产生了诱导，强化，而不是修正了其文化思维模式和民族集体想象；对于被接受的作家而言，这并非是一种丰富因素，而是一种固化因素，它对作家完整的、真实的文学形象的树立产生了阻力。 文学作品所包含的丰富因素为我们提供了多种角度去解读它，苏童的小说也不例外，更何况文化的差异，截然不同的接受视野有时会为解读一部作品、一个作家提供意想不到的角度，开拓另一种曲径通幽的可能。然而，我们忍不住去期待，是否有一天，在法国，人们能够拨开弥漫在苏童作品之上的或阴郁、或凄婉，充满诱惑的迷雾，去发现那个为他们所忽视的，也许是一个更本真的苏童呢？走出了中国的苏童，什么时候能够走出这层迷雾，在更宏大的文学宇宙中得到释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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