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传统文化保护的历史性进步北京作为有3000多年建城史和850多年建都史的六朝古都，拥有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好古都北京的文化遗产是北京对国家、对人类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从1978年到2008年，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的历程。30年来，北京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而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无疑是不可忽略的进步和成果之一。30年来，北京市对传统文化的保护经历了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进入21世纪以来，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进一步推进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阶段，继承文化传统、传承文化血脉得到越来越多国人的关注和响应，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共识。加紧抢救和保护北京的优秀文化遗产，对确保北京政治、文化中心和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对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积极而特殊的意义。一、传统文化保护在“文革”的废墟上开始起步“文化大革命”使北京市的文化遗产资源遭到空前的破坏，尤以“破四旧”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最为严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北京市开始全面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并在当时思想禁锢的情况下，大胆解放思想，逐步打破了传统文化的禁区，使人们对保护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认识不断加强。标志一：传统文化活动恢复举办“文革”结束后，具有北京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艺术活动恢复举办，其中在改革开放之初举办的一些活动对当时打破“文革”的禁锢、彰显传统文化的魅力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一是北京京剧团1977年5月为纪念《讲话》发表35周年演出的京剧历史剧《逼上梁山》，这是“文革”后北京乃至全国第一次上演的古装戏。二是北京丰台、顺义等郊区县在1978年2月春节期间举办的民间花会演出，这是“文革”中被禁止的北京民间花会首次公开表演。三是文化部1978年9月在北京举办的部分省、市、自治区民族民间唱法会演，这是文革后民族传统音乐的第一次大规模展示。四是北京市文化局1982年7月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中日两国民间艺术交流活动，这是北京市组织的第一次国际间的民间文化交流活动。这些活动标志着民族民间文化在经历了文革劫难之后的全面恢复，并且为后来进行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北京的庙会、灯会曾是京城最具特色的传统民俗活动，每到春节，人们举家逛庙会、灯会成为节日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标志。文革期间，庙会全部销声匿迹。1985年春节，东城区借传统庙会的模式率先举办了北京地坛春节文化庙会，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此后，龙潭庙会、白云观庙会、东岳庙庙会、厂甸庙会以及燕山元宵节灯会、龙庆峡冰灯艺术节等陆续举办，并逐步成为北京市春节文化活动的重要品牌。标志二：传统文化保护得到推进改革开放30年来，传统文化保护工作越来越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各级文化部门对民族民间文化进行了大量的挖掘、整理工作，收集了一大批具有珍贵历史文化价值的宝贵资料。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进行的、被称为“中国民族文化万里长城”的“十大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1979年，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等单位联合发起，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织的“十大集成志书” 编纂工作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北京市于1981年8月率先启动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北京卷》和《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北京卷》两部集成的编写工作，其他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也在其后陆续展开。在此后的十几年间，数以千计的文化工作者深入到农村地头田间，搜集整理和录制了一大批录音录像资料，成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留存下来的最为珍贵的原始资料，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抢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标志三 传统文化艺术得到发扬光大保护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使这些古老的民族民间文化获得新的生命，焕发时代光彩。北京市文化局从2000年起就开始投入力量对传统民间花会的项目进行科研改造，昌平的“花钹大鼓”、门头沟的“太平鼓”、延庆的“旱船”、房山的“小跑跷”、怀柔的“竹马”等项目都先后被列为科研项目，由市文化局组织专家对这些民间舞蹈项目从表演、服装、道具、音响等各方面进行改造创新。其中“花钹大鼓”和 “太平鼓”参加了2001年在北京举行的“居庸关长城杯”中华民间鼓舞大赛，“花钹大鼓”获得了中国民间文艺的最高奖——山花奖。秧歌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表演形式，但由于在表演风格、表现形式、服装化妆等方面都缺乏时代感和美感，为此，北京市文化局和北京群众艺术馆从2001年起组织民舞专家进行创编，完成了“彩带秧歌”、“扇花秧歌”、“拍打秧歌”等8个创新秧歌，并通过出版光盘、盒带、举办培训班以及媒体宣传等形式向全市普及推广，使古老的民间秧歌得到了传承和发展。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使传统文化保护登上新的台阶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以前都定位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从2005年起，这项工作的名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法概念逐步替代了“民族民间文化”的提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继续，并且保护力度更加深化、社会反响更加强烈。应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使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是对传统文化保护的历史性进步。2003年3月，文化部在全国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这是一项全国性的政府工程。为此，文化部、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等文件，并于2003年11月、2004年10月两次召开全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专门会议，相继确定了40个保护工程的试点项目。北京门头沟区的“京西幡乐”、北京民俗博物馆的“老北京商业民俗”2个项目入选其中。北京市文化局也于2004年和2005年先后确定并公布了北京市的2个综合性试点区、1个综合性试点乡和21个试点项目。这些试点项目积极探索保护方式，为以后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2005年6月，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6年12月，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自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从2005年起，北京市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也进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阶段。2006年1月，北京市召开“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围绕普查、传承、文献等三项工程全面展开，以不断促进全市保护工作的开展。2005年7月，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在全市18个区县展开，至2007年上半年基本完成。2006年12月和2007年6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了两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全市各区县也先后建立了本区（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基本建立。根据国务院的通知精神，2006年—2008年，北京市连续举办3届“文化遗产日”活动。2006年6月10日，北京市文物局和文化局联合在首都博物馆新馆举行庆祝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大型活动开幕仪式，全市各区县、各相关单位共举办各类宣传展示活动73项；2007年“文化遗产日”期间，北京市举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身边——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资源展览”、“咱老北京的玩意儿——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等活动。除了文化遗产日的宣传展示活动外，北京市还利用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民俗节日以及二十四节气等各种文化载体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使市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为了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员的业务理论水平，北京市文化局自2004年起先后举办了5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题培训班，全市各区县及相关部门的人员300余人次参加学习。2006年4月至2007年1月，北京市文化局社文处、北京群众艺术馆与西城区文化馆等单位联合举办“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高级研讨班”，邀请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赵书、刘锡诚，群众文化专家刘波，著名学者沈望舒等前来授课，29名学员获得北京市人事局颁发的《高级研修班结业证书》，撰写30余篇论文由民族出版社结集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纵横谈》一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如同吹响了对传统文化加强保护的号角，使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都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赢得了一个超过以往的大好机遇。这项工作的继续进行，对推进我国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提高全民族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都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三、北京市民族民间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累累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市民族民间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1、建立了一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机制自2003年以来，北京市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对今后一个时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任务、明确了责任。2006年6月，北京市成立了由文化局牵头，市发改委、建委、民委等十余个市委办局参加的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以及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负责对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领导和指导。自2005年起，北京市每年均投入大量专项资金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至2008年已达2000多万元。2006年底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立，2008年北京市文化局非遗保护处成立，各区县也都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这些都为今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创造了条件。2、编辑出版了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北京卷）截至2007年底，北京市“十大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其中，《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北京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北京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北京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北京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北京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北京卷》、《中国戏曲志•北京卷》和《中国曲艺志•北京卷》等8部已完成出版工作。《中国歌谣集成•北京卷》于2007年通过终审，现已付梓印刷；《中国民间谚语集成•北京卷》已完成编辑工作，现正在终审中。此外，全市各区县也同时组织编辑出版了民间艺术分卷以及相关的成果汇编。门头沟区2001—2006年整理编辑出版了《门头沟文化丛书》3套20余本，朝阳区编辑出版了《温榆水经》、《武士春剪纸集》，西城区编辑出版了《西城民间艺术丛书》一套4本等，北京市民协先后组织出版了《北京风物传说》、《香山传说》等民间文学丛书10余种。3、初步完成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按照文化部的部署，北京市于2005年7月开始至2007年6月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普查。其间，全市18个区县组织培训了近2000名普查员，深入全市社区和村落等最基层单位进行深入走访调研，初步摸清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底数。据统计，全市共完成普查项目6000余项，经过甄别和合并，有近3000个项目进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汇编》（区县分卷本），共21卷。此次普查，不仅培养了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干部队伍，同时抢救保护了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资料和珍贵实物，为今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4、建立完善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要求，国务院于2006年5月、2008年6月公布了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京市第一批有13个项目入选，第二批有61个项目（含扩展项目16项）入选，使北京市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达到74项。2006年12月和2007年6月，经申报、论证、评审、审批等程序，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了两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一批为48项，第二批为105项，共153项。此外，2006年9月至2007年6月，全市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已经初步建立，全市18个区县共公布区县级名录315项。5、组织评选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07年，文化部在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的基础上，组织进行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评选，并于2007年6月和2008年1月先后公布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共777名，北京市共有26人入选。2008年5月，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正式公布，共有94人入选。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走过的历程，充分展示了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市在传统文化保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相信，今后中国定将无愧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东方文明古国的赞誉，北京也将无愧于有着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六朝古都的称谓。参考文献：1、宋海波主编：《北京志.文化艺术卷.群众文化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2、周一兴主编：《当代北京简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3、潘德千主编：《北京文化艺术大事记》（资料），北京，20034、周述曾主编：《全国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北京卷编纂纪事》，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
无语了，不是口头文化么？为什么打开却是这个？？！
悠悠中华五千年，散落在各地的古村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结晶，是镌刻着人类智慧光芒的“活化石”。中国的村落遍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江南水乡之唉乃，茫茫草原之炊烟，东方海岛之渔村，西北山中之人家，黄土高原之窑洞，东北密林之木屋，西南边陲之寨子……千姿百态，魅力迷人。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演进，许多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正遭遇着被忽视、甚至被毁灭的命运。这些即将消失的历史遗存，在中国的文化中占居着何等的地位，它们目前的境遇如何，现在的人们又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带着这些疑问和担忧，近日中外专家聚首西塘，探讨古村落保护之法。在前来参加论坛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当中，有被称作“民间文化守望者”的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有以“骂”著称、且被媒体称为“保护古城的卫士”的国家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还有远道而来的两位日本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福田亚细男和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菅丰博士。另外，国内外具有典型意义的古村落——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的代表也悉数到场，为论坛带来了更多的声音。让我们借着专家的智慧，试着寻找延续这些传统文化的良方。宣言书4月27日清晨，银色的月光刚刚退去，苏醒中的古镇西塘充满了生机，鸟鸣声、摇橹声、脚踏车声、还有清风拂柳的婆娑声袅袅不绝于耳……一如“生活着的千年古镇”本色。而此时，冯骥才和西塘镇党委书记沈国强两人早早地就出现在了“明清食代”的二楼露台上，参加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节目录制，主题正是“古村落保护”。第二次来到西塘的冯骥才还是老样子，一头桀骜不驯的头发，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这几年他一直为抢救民俗文化而奔忙，走了不少地方，今年他把保护的重点放在的古村落上，他坚定地认为，在民间文化遗产和抢救过程中，古村落是民间文化的“箱底”，因此从2005年3月至今，他已辗转考察了国内七八个省的古村落。他说：“时间很紧迫，我们现在连多少古村落都不知道，怎么保护？因此在这里开这个会议，希望集中各方力量探讨今后古村落的出路。”“古村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留给后人的财富，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镰刀、锄头，那将是无比的悲哀。”这是他最大的担忧。不止在一个场合，冯骥才用“来晚了”来形容对西塘的感受，他也不止一次讲述他第一次到西塘时偶遇的一个细节：“我去年第一次到西塘，镇长陪我在岸边走，走着走着天有些凉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正把支窗户的棍子拿起来关窗户，同时把一盆窗外的花拿进去。我注意到当时花盆上落了一只蝴蝶，老太太拿起花盆，轻轻一抖，蝴蝶飞走了。西塘连生活的诗意都保存下来了，这种和谐让我感动。”冯骥才认为西塘的经验是一种生态的保护方式，它延续了当地人生活的原态，是以人为本，可以作为典型供其他地方学习。当谈到为什么选择西塘作为论坛主办地时，他说，除了西塘的保护做得成功之外，当地政府的观念也让他感动。“当时西塘镇领导有两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句是‘对于古村落的保护，责无旁贷是政府的事’，还有一句是‘当经济的GDP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我们要把根留住。’一名基层的领导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和文化责任感，让我看到了希望。”带着这样的希望，冯骥才把论坛带到了西塘，并发出了旨在呼吁开展古村落保护的《西塘宣言》。他说：“必须要抓紧时间，不然的话，很多古村落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就要失去它。”观点论一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官员的到场无疑为本次论坛增色不少，他们在会场上激烈的观点碰撞更是擦出了精彩绝伦的火花。冯骥才：古村落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我一直认为古村落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冯骥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从规模上讲，我国有5000年到7000年的农耕文明，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约1600个县，19000个镇，按照一个镇10个行政村来算，我们有20万个左右行政村落。但不是所有村落都是古村落。我原来估计中国的古村落大约有3000个到5000个。但后来听说仅贵州黔东南地区就有六七百个古村落。所以我们心里应该有个数，我们的古村落数量至少过万。”他认为，古村落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存，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以及鲜明的地方特色。“村落是历史文化的容器，它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的建筑，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规划，都是其物质遗产，还有很多诸如民俗之类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关于民俗，他补充道：“我所说的民俗，包括人们生产、生活的民俗，商贸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起居饮食的民俗，节日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还有类似神话、故事、谚语、歌谣之类的口头文化。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艺人们身怀的民间技艺和民间手艺都是这个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要进行保护？冯骥才这样回答：“我们的古村落有它研究的价值、学术的价值、见证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欣赏的价值，但最终的价值还是它的精神价值。我们之所以传承文化遗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就是把我们的民族身份、民族基因传承下来。”他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这种同质化的文化，它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了同一个样子。同时它又是商业文化，能成为卖点的就利用，不能成为卖点的就抛弃、甚至毁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危机，也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失职。”“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去年开始做的，但是由于目前没有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现在只能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相关法律的制定。阮仪三：村落是最后的“净土”“阮仪三”这个名字，对于关注中国遗产保护的人并不陌生。作为一名建筑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发起了山西平遥古城的保护运动，而他最让人熟悉的“力作”莫过于周庄古镇的保护了。在他的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北京、西安、开封、扬州、洛阳等城市相继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山西平遥、江苏周庄、云南丽江等又在上世纪90年代同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进入21世纪，阮仪三又马不停蹄地促使了同里、南浔、乌镇、西塘等古镇走上了“保持原汁原味、扩展文化内涵”的道路，为中国留下了叹为观止的“水乡”。阮仪三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建设热潮使许多传统历史地域遭到了灭顶之灾。许多旧城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他说：“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而我们所说的非物质的东西，民俗文化的东西，就依存在建筑等物质载体当中。所以那些具有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的遗存都应该保护。比如江南水乡，就要保护构成江南水乡的构建：因水成市、因水成街、因水建房、邻水建镇的特点，这是它的灵魂。”在谈到“城市记忆”这一概念时，阮仪三举了“上海犹太人保护区”的例子，那里是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友好的见证，现在是上海市第12块历史风貌区。“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残酷屠杀犹太人，在许多国家拒绝接纳四散逃亡的犹太难民时，也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友好地接纳了3万多犹太人。曾任美国卡特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布鲁门撒尔60年后旧地重游时，泪流满面，对身边的女儿说，‘记住，没有上海就没有我们一家，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这些犹太人的活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街区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慈爱之心，是和世界人民和谐相处的里程碑。这个街区就是重要的城市记忆，记忆着一代人的友谊，这不是语言能够承担的。相反，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他对把旅游与保护等同起来的看法嗤之以鼻：“我们通常认为用保护来发展旅游，来搞经济开发，把保护等同于赚钱。”他认为保护不应该围绕着商业利益，因为商业利益的背后必然是破坏。“保护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开发旅游，为的是留存我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建筑的精华、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环境。而这些是我们今后创造新城镇、新建筑的规范。”青岛泰之：保护活态的文化联合国教科文驻亚太地区总代表青岛泰之应邀出席了论坛。他在发言中表示，古村落是一个特定文化历史发展的珍贵的有形见证，反映了人们文化、哲学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过程。与考古遗址和废墟相比，这些历史遗产群落是活态的遗产。青岛泰之认为，在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过程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传统建筑和街道正不断被现代建筑所替代。因此，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非物质文化元素与保护其物质形态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至关重要。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遗产保护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以及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以及地方社团都能够参与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来。他山石在“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上，浙江西塘、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代表的经验发言也为其他古村落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江西婺源——文脉的延续婺源的乡村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冯骥才对婺源也是赞不绝口，“色彩太漂亮了！青砖、灰瓦、白墙、翠绿的竹林、金色的菜花、蓝色的山野、红色的霞光，简直像一幅画。”婺源县政府根据各村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不同的保护方式。包括景区式、博物馆式、分区保护式和原始生态式。由于婺源境内徽派建筑遍布乡野，独具地方特色的傩舞、徽剧、茶道等文化绚丽多彩，因此政府出资对分散在乡村的古建筑进行普查、登记、建档，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保护性规划，同时成立了“婺源县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建设管理领导小组”，还制定了详细的农村建房审批流程，以抑制乱拆乱建的现象。为了增强古村落的生命力，该县还专门成立“婺源文化研究会”，研究会下设茶文化、民俗文化、古建文化、徽商文化、民艺文化和民间故事等9个分会，负责对全县民间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性挖掘整理。今年，婺源傩舞、婺源徽剧、婺源徽州三雕、婺源歙砚制作技艺等4项民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榆次后沟古村——民居博物馆后沟古村以古朴的农耕文化、精美的建筑文化、传统的信仰文化、灵动的生态文化，构成了完整的民间文化体系。特别是精巧别致的古戏台、玉皇殿、观音堂等堪称北方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后沟古村因地制宜、顺势选址、择吉而居，强调和谐的“田园山水”和“耕读文化”。2005年，在经过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对后沟古村进行了抢救性的整理和修复开发。同时还成立工作组，围绕村民生产生活的自然形态开展调查、挖掘、整理、引导工作，再现了古村久远的民间艺术、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地域节庆活动，并筹建了农耕民俗博物馆。在抢救和保护古村过程中，始终贯穿“简单不简陋，民俗不粗俗”这一主线，在修复保护过程中，力求展现其简单而精巧的建筑、悠久而古朴的风俗、厚重而传统的民风，使“田园风光、淳朴民风、古村风貌”跃然而出。越南顺化——新旧的和谐顺化市是承天化的省会，位于越南的中部。在顺化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遗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当时受南方考古文化的影响和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从古代起，这里就成为独特文化的十字路口，也奠定了多样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基调。顺化的一个特点是博采众长，历史上所有的独特艺术形式都为顺化文化所吸收利用；而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宫廷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共存与互融。顺化是一个都市，但仍保存着历史中形成的诸多传统。因此，顺化不仅扮演着多样城市和历史城市的角色，其实它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里有着很多的可触与不可触的文化遗存。
中国传统节日内涵文化学认为，文化的结构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然也不例外。（1）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物质层面①传统节日中的饮食文化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节日里蕴藏着丰厚的“吃”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节日就是一路“吃”过来的。如：春节吃饺子，正月十五吃元宵，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等等。而且，绝大多数传统节日都是在古老祭祀仪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伴随着祭神、祭祖以及节日饮食而逐渐形成一种习俗的食物，都负载着一种深厚的民俗情感。它们不仅为后来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节日食品的献祭、馈赠与集体分享，构成了中国节日物质生活的重要传统，体现着中国人处理天人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表达方式。②传统节日中的服饰文化每逢节日来临，人们都会穿上节日的盛装，这在春节时候体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节日是一个民族的特色盛装的展示舞台。与便装相比，盛装雍容、典雅、庄重、讲究、繁琐，它更注重节日文化内涵的表达与展示，是我们研究一个民族历史、文化、艺术、工艺的重要参照，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比如唐装的演变和发展就是很好的例证。③传统节日中的节日仪式文化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最早起源于祭祀。发展到今天的节日庆典活动大多都与古老的祭祀仪式、迎神赛会、驱邪免灾等活动有密切关系。保留到现在的民俗活动，如安塞腰鼓、端午龙舟、上元花灯等，不仅增添了中华民众的节日乐趣，也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独特的一部分。另外，作为与节日仪式相关的民间文艺，如祭神神词、神话、传说、故事等民间文学样式，祭神歌舞、戏剧等表演艺术以及搭建神棚、扎纸结彩等民间工艺，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宝库。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精神层面①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谐、美满：贵和尚美贵和尚美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在传统节日中常有流露，传统节日是人们期盼和谐思想的具体体现。如：通过团拜、探亲等仪式活动密切了与周围人的关系；通过节日化装的巡游、节日锣鼓的敲打、节日竞赛的开展，释放内心的情感、期望，加强村落社区成员之间的情感依赖和精神交流，从而使这里的人际关系更加和谐，社会秩序更加安定。节日也调节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通过节日，一个民族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向其他民族展示自己的强大，弘扬本民族精神；另一方面，不同民族的人聚在一起庆祝节日，能增进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此外，元宵吃汤圆，中秋吃月饼等，这些都表达了人们希望生活团团圆圆、和谐美好的愿望。清明折柳，端午采艾叶，重阳遍插茱萸，这些驱恶辟邪的习俗也显露出尚美的意愿。②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天人合一中国传统节日根植于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文明。几乎每个节日都是一个节气，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总结大自然的运行规律而逐渐产生的。在节日的选择上体现了人顺应自然的理念，让民众依照自然节奏、适应气候周期的规律进行农业生产，而对节日的庆祝体现了人们祈盼农业生产的风调雨顺。这一点很好地阐释了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另外，在节日中，人们非常注重人与自然的亲近。如：在春天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在清明踏青娱乐，端午节划船竞赛，中秋节仰望天空中的明月等等。这些节日活动都可以让人们亲近大自然，感觉到“天人合一”的氛围，使人们更加注重自身与大自然的和谐。③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贵人伦“伦理本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中国传统节日都有贵人伦、重亲情的特点，显著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伦理和礼俗，成为维系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要感情纽带。比如合家团聚是春节和中秋节最显著的特点。另外，贵人伦还体现在对孝道的重视。每个节日几乎都有对祖先的祭祀仪式，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孝思之情。重阳节注重敬老孝亲；端午节又称“女儿节”，妇女回娘家，女婿看望岳父母等。这些都体现了对长辈的关心和孝道。还有不可不提的是，中国传统节日还具有协调人际、增强成员凝聚力的道德功能。传统节日中包含着各种礼仪、仪式，这些礼仪、仪式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约束。而这些约束又会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生活中伦理道德的一部分。所有的人都要遵循此种伦理关系，遵守其内含的道德要求
1、乡村产业在空间的落地和建设指引乡村产业的发展是乡村的关键，之前乡村往往做了很多产业的研究，但是绝大多数并没有在空间落地，没有具体建设指引，没有规划。产业的研究与规划落地，形成两张皮。比如申报场具体放哪里，在哪里搭建大棚，在哪里放牧，在哪里种植，哪里保护山林，都没有落到空间实处。2、农村人居环境是乡村规划的重点乡村的产业需要政府的引导，产业真正的发展更多靠市场去推动，农村公共环境却是政府应该重点提供的，因此乡村规划的主要工作对象是乡村人居环境。农村人居环境所涉及的垃圾用什么模式收集、清运和处理、污水怎么处理或利用、基础设施用什么标准或选型、乡村风貌用什么风格、绿化的树种和数量等多方面的内容都是我们乡村规划的工作重点。3、加强空间和土地的精细化管理乡村个体小，分布散，土地情况复杂，有各种不同用地，如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耕地、林地、坡地等，这些用地都需要是具体的在空间的研究、精细的管控、用途的指引，需要具体在土地的落实，需要精细化、准确化的管理。4、针对乡村建设的热点当前乡村建设需要什么内容，就是我们规划的重点。要具有针对性，实效性和实用性。农村建什么，我们重点规划什么，让我们的规划与建设结合起来，以需求为导向。一些不着急，未来要发展的事情，可以先放一放。农田怎么整治，农村住房怎么建、沟渠边坡用什么材料、桥梁用什么形式、大棚、村庄入口怎么布置、村内道路用什么材料、树木花草怎么栽、路灯选用什么形式……还要针对村内的绿化、村入口、村中心、公共服务设施，村内道路、晒谷场等。5、指导具体的设计和建设传统的城市规划是成体系成建制的规划，往往侧重宏观，但是在乡村规划中需要大量的中观规划来指导微观的设计和操作。中农富通长三角在乡村规划中，既要考虑产业研究，也需要产业在空间上落地，具体的产业项目、产业内容进行具体指导和定位，包括规模、建设方向等。
传统村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搞乡村振兴，不是说都大拆大建，而是要把这些别具风格的传统村落改造好。要实现生活设施便利化、现代化，能够洗上热水澡，村容村貌要整洁优美。
旅游是发挥传统村落价值的手段之一
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现存比较完整，具有较高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村落。
发展旅游是保护传统村落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传统村落现代化的一条特殊路径。近年来，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力度空前，成效显著。一些地方通过发展旅游来保护传统村落，取得较好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部分传统村落的发展，给当地居民和政府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挽救了部分濒临消失的古村落。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展旅游过程中，要保护、发掘、活化，既要积极发展旅游，挖掘传统村落的文化内涵，又要防止过度商业开发，促进保护与发展良性互动。经济专家认为，传统村落适度进行旅游开发，既可以增加当地政府和居民的收入，使其有更多财力进行道路、电力、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又可以使年久失修的传统建筑得到修缮和维护，使传统习俗和传统手工业得到振兴；既能向游客展示和传播其价值，又能避免村落空心化，守护其文化、延续其活力。
但是，针对开发改造中拆古建新、拆真建假等“变味”问题，专家建议一是要对传统村落保护制定严格的措施，二是提高村民保护自己村落的自觉性，让村民在村落里能够赚到钱，帮他们找到出路，原住民能住在村落里，才能把村落保护下来，三是国家应建立长效机制，对于已经进入名录的传统村落，提出严格以保护为基础的旅游计划等。
促进保护与发展良性互动
绿维文旅认为，要正确处理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在乡村发展旅游过程中，首先要保护生态环境，凸显文化内涵；其次要落地村庄规划，提升村庄价值；同时要重视乡村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真正体现“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生活延续性”的保护原则。
1、保护生态环境，凸显文化内涵
传统村落的旅游规划与开发，应遵循优先保护的原则，要改变“大拆大建”式的做法，不能只追求经济利益，还要着眼于村落未来的发展，注重生态效益。同时，要进行旅游环境容量的科学评估，严格控制游客数量，避免给古村落带来环境压力。
传统文化是传统村落旅游的核心。一要避免“万村一面”，避免村落的个性在旅游开发中消失，二要避免村落的文化底蕴在旅游开发中被肢解。因此，要注重对村落的个性化开发，深入挖掘古村落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利用村落自身资源优势，小幅开发力度下突出展现村落的文化特色，避免急功近利。
绿维文旅在以传统村落为主体的葡萄沟5A级景区提升改造项目中，以民俗传说青蛙（维吾尔语为帕喀）故事为要素，构建具有浓郁民俗风情的乡土文化街区帕喀巷，通过对入口标准性景观同道路环境以及民居进行整体改造，保留当地建筑特色，还原村落原乡文化，结合文化元素构建旅游景观空间，完善街巷旅游服务功能，对民居建筑进行了特色化、情景化与体验化营造。
帕喀巷整体景观改造设计效果图
2、落地村庄规划，提升村庄价值
传统村落改造要规划先行。通过科学合理的村庄规划，让历史遗存与现实生活共融，通过发展旅游，让村落景观与人文内涵共生。绿维文旅认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村庄规划应在透彻分析发展现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制定整体发展、整治及管控方案，优化空间布局、保护提升生态环境、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计、改善村民住宅条件、传承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实现高效精细化管理、营造和谐的人文环境。
绿维文旅多年来致力于创新乡村规划路径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景区型民宿接待村、全国首批村庄规划示范——富泉村，旅游引导的新农村建设典范——蒲昌村，空心村改造典范、全国第四批美丽宜居村庄示范——赛罕乌素村，藏式新农村建设典范——直岗拉卡村等经典案例。
以富泉村为例，绿维文旅提出了落地可行的三农解决方案，在“不大拆大建、就地改造提升为主”的原则指导下，保护古村落的原貌。改造不仅在建筑功能上满足了村民生产生活需求，还在旅游服务上突出特色，达到旅游接待的功能，保护了村庄的原始风貌，传承了地方历史脉络，重现了村庄价值。助力富泉村成为全国首批28家村庄规划示范之一，入编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中国新农村规划示范案例集》，并荣获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扩展阅读：绿维创新村庄规划，就地解决三农问题）
富泉山居效果图
3、重视乡村治理，促进经济发展
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涉及基础设施改造，需要大量资金，需要政府主导和社会资本的积极投入。村民是重要主体，应享有相应的话语权、自治权和经营权。应与村民一起探讨科学合理、因地制宜的方法，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村民内生动力，提档升级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人居环境，发展相关产业，走上文旅融合、农旅融合的增收致富路，让村民和村落一起发展，真正实现乡村振兴。
比如，“田园绿维”创新发展模式，是一个集循环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为一体的乡村综合发展模式，它的核心是农业、文旅和社区化一体化发展，形成了“制、居、业、保、生、德、引、增”的乡村治理结构，原住民、新居民和游客将成为三大受益群体。（扩展阅读：林峰：幸福慢村与田园绿维创新模式）
悠悠中华五千年，散落在各地的古村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结晶，是镌刻着人类智慧光芒的“活化石”。中国的村落遍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江南水乡之唉乃，茫茫草原之炊烟，东方海岛之渔村，西北山中之人家，黄土高原之窑洞，东北密林之木屋，西南边陲之寨子……千姿百态，魅力迷人。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演进，许多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正遭遇着被忽视、甚至被毁灭的命运。这些即将消失的历史遗存，在中国的文化中占居着何等的地位，它们目前的境遇如何，现在的人们又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带着这些疑问和担忧，近日中外专家聚首西塘，探讨古村落保护之法。在前来参加论坛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当中，有被称作“民间文化守望者”的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有以“骂”著称、且被媒体称为“保护古城的卫士”的国家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还有远道而来的两位日本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福田亚细男和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菅丰博士。另外，国内外具有典型意义的古村落——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的代表也悉数到场，为论坛带来了更多的声音。让我们借着专家的智慧，试着寻找延续这些传统文化的良方。宣言书4月27日清晨，银色的月光刚刚退去，苏醒中的古镇西塘充满了生机，鸟鸣声、摇橹声、脚踏车声、还有清风拂柳的婆娑声袅袅不绝于耳……一如“生活着的千年古镇”本色。而此时，冯骥才和西塘镇党委书记沈国强两人早早地就出现在了“明清食代”的二楼露台上，参加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节目录制，主题正是“古村落保护”。第二次来到西塘的冯骥才还是老样子，一头桀骜不驯的头发，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这几年他一直为抢救民俗文化而奔忙，走了不少地方，今年他把保护的重点放在的古村落上，他坚定地认为，在民间文化遗产和抢救过程中，古村落是民间文化的“箱底”，因此从2005年3月至今，他已辗转考察了国内七八个省的古村落。他说：“时间很紧迫，我们现在连多少古村落都不知道，怎么保护？因此在这里开这个会议，希望集中各方力量探讨今后古村落的出路。”“古村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留给后人的财富，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镰刀、锄头，那将是无比的悲哀。”这是他最大的担忧。不止在一个场合，冯骥才用“来晚了”来形容对西塘的感受，他也不止一次讲述他第一次到西塘时偶遇的一个细节：“我去年第一次到西塘，镇长陪我在岸边走，走着走着天有些凉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正把支窗户的棍子拿起来关窗户，同时把一盆窗外的花拿进去。我注意到当时花盆上落了一只蝴蝶，老太太拿起花盆，轻轻一抖，蝴蝶飞走了。西塘连生活的诗意都保存下来了，这种和谐让我感动。”冯骥才认为西塘的经验是一种生态的保护方式，它延续了当地人生活的原态，是以人为本，可以作为典型供其他地方学习。当谈到为什么选择西塘作为论坛主办地时，他说，除了西塘的保护做得成功之外，当地政府的观念也让他感动。“当时西塘镇领导有两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句是‘对于古村落的保护，责无旁贷是政府的事’，还有一句是‘当经济的GDP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我们要把根留住。’一名基层的领导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和文化责任感，让我看到了希望。”带着这样的希望，冯骥才把论坛带到了西塘，并发出了旨在呼吁开展古村落保护的《西塘宣言》。他说：“必须要抓紧时间，不然的话，很多古村落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就要失去它。”观点论一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官员的到场无疑为本次论坛增色不少，他们在会场上激烈的观点碰撞更是擦出了精彩绝伦的火花。冯骥才：古村落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我一直认为古村落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冯骥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从规模上讲，我国有5000年到7000年的农耕文明，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约1600个县，19000个镇，按照一个镇10个行政村来算，我们有20万个左右行政村落。但不是所有村落都是古村落。我原来估计中国的古村落大约有3000个到5000个。但后来听说仅贵州黔东南地区就有六七百个古村落。所以我们心里应该有个数，我们的古村落数量至少过万。”他认为，古村落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存，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以及鲜明的地方特色。“村落是历史文化的容器，它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的建筑，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规划，都是其物质遗产，还有很多诸如民俗之类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关于民俗，他补充道：“我所说的民俗，包括人们生产、生活的民俗，商贸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起居饮食的民俗，节日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还有类似神话、故事、谚语、歌谣之类的口头文化。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艺人们身怀的民间技艺和民间手艺都是这个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要进行保护？冯骥才这样回答：“我们的古村落有它研究的价值、学术的价值、见证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欣赏的价值，但最终的价值还是它的精神价值。我们之所以传承文化遗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就是把我们的民族身份、民族基因传承下来。”他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这种同质化的文化，它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了同一个样子。同时它又是商业文化，能成为卖点的就利用，不能成为卖点的就抛弃、甚至毁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危机，也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失职。”“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去年开始做的，但是由于目前没有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现在只能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相关法律的制定。阮仪三：村落是最后的“净土”“阮仪三”这个名字，对于关注中国遗产保护的人并不陌生。作为一名建筑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发起了山西平遥古城的保护运动，而他最让人熟悉的“力作”莫过于周庄古镇的保护了。在他的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北京、西安、开封、扬州、洛阳等城市相继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山西平遥、江苏周庄、云南丽江等又在上世纪90年代同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进入21世纪，阮仪三又马不停蹄地促使了同里、南浔、乌镇、西塘等古镇走上了“保持原汁原味、扩展文化内涵”的道路，为中国留下了叹为观止的“水乡”。阮仪三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建设热潮使许多传统历史地域遭到了灭顶之灾。许多旧城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他说：“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而我们所说的非物质的东西，民俗文化的东西，就依存在建筑等物质载体当中。所以那些具有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的遗存都应该保护。比如江南水乡，就要保护构成江南水乡的构建：因水成市、因水成街、因水建房、邻水建镇的特点，这是它的灵魂。”在谈到“城市记忆”这一概念时，阮仪三举了“上海犹太人保护区”的例子，那里是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友好的见证，现在是上海市第12块历史风貌区。“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残酷屠杀犹太人，在许多国家拒绝接纳四散逃亡的犹太难民时，也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友好地接纳了3万多犹太人。曾任美国卡特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布鲁门撒尔60年后旧地重游时，泪流满面，对身边的女儿说，‘记住，没有上海就没有我们一家，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这些犹太人的活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街区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慈爱之心，是和世界人民和谐相处的里程碑。这个街区就是重要的城市记忆，记忆着一代人的友谊，这不是语言能够承担的。相反，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他对把旅游与保护等同起来的看法嗤之以鼻：“我们通常认为用保护来发展旅游，来搞经济开发，把保护等同于赚钱。”他认为保护不应该围绕着商业利益，因为商业利益的背后必然是破坏。“保护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开发旅游，为的是留存我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建筑的精华、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环境。而这些是我们今后创造新城镇、新建筑的规范。”青岛泰之：保护活态的文化联合国教科文驻亚太地区总代表青岛泰之应邀出席了论坛。他在发言中表示，古村落是一个特定文化历史发展的珍贵的有形见证，反映了人们文化、哲学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过程。与考古遗址和废墟相比，这些历史遗产群落是活态的遗产。青岛泰之认为，在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过程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传统建筑和街道正不断被现代建筑所替代。因此，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非物质文化元素与保护其物质形态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至关重要。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遗产保护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以及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以及地方社团都能够参与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来。他山石在“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上，浙江西塘、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代表的经验发言也为其他古村落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江西婺源——文脉的延续婺源的乡村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冯骥才对婺源也是赞不绝口，“色彩太漂亮了！青砖、灰瓦、白墙、翠绿的竹林、金色的菜花、蓝色的山野、红色的霞光，简直像一幅画。”婺源县政府根据各村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不同的保护方式。包括景区式、博物馆式、分区保护式和原始生态式。由于婺源境内徽派建筑遍布乡野，独具地方特色的傩舞、徽剧、茶道等文化绚丽多彩，因此政府出资对分散在乡村的古建筑进行普查、登记、建档，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保护性规划，同时成立了“婺源县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建设管理领导小组”，还制定了详细的农村建房审批流程，以抑制乱拆乱建的现象。为了增强古村落的生命力，该县还专门成立“婺源文化研究会”，研究会下设茶文化、民俗文化、古建文化、徽商文化、民艺文化和民间故事等9个分会，负责对全县民间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性挖掘整理。今年，婺源傩舞、婺源徽剧、婺源徽州三雕、婺源歙砚制作技艺等4项民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榆次后沟古村——民居博物馆后沟古村以古朴的农耕文化、精美的建筑文化、传统的信仰文化、灵动的生态文化，构成了完整的民间文化体系。特别是精巧别致的古戏台、玉皇殿、观音堂等堪称北方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后沟古村因地制宜、顺势选址、择吉而居，强调和谐的“田园山水”和“耕读文化”。2005年，在经过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对后沟古村进行了抢救性的整理和修复开发。同时还成立工作组，围绕村民生产生活的自然形态开展调查、挖掘、整理、引导工作，再现了古村久远的民间艺术、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地域节庆活动，并筹建了农耕民俗博物馆。在抢救和保护古村过程中，始终贯穿“简单不简陋，民俗不粗俗”这一主线，在修复保护过程中，力求展现其简单而精巧的建筑、悠久而古朴的风俗、厚重而传统的民风，使“田园风光、淳朴民风、古村风貌”跃然而出。越南顺化——新旧的和谐顺化市是承天化的省会，位于越南的中部。在顺化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遗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当时受南方考古文化的影响和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从古代起，这里就成为独特文化的十字路口，也奠定了多样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基调。顺化的一个特点是博采众长，历史上所有的独特艺术形式都为顺化文化所吸收利用；而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宫廷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共存与互融。顺化是一个都市，但仍保存着历史中形成的诸多传统。因此，顺化不仅扮演着多样城市和历史城市的角色，其实它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里有着很多的可触与不可触的文化遗存。
A 如何做好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和继承
在当前的城镇化高潮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其主要矛盾就是现代化生活需求和传统村落保护之间的矛盾。因此就要求我们在保护利用传统村落时，要在充分发掘和保护历史遗迹、文化遗存的基础上，优化美化村庄人居环境，适度开发乡村休闲旅游业，将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以人为本，正确处理好保护保全与提高农民群众生活品质之间的关系，既高度重视传统村落的保护，又热切关注群众民生，合理安排建设项目，科学整治村庄环境，使生活在传统村落中的农民群众同样能享受现代文明的生活。
传统村落的保护其着重点在于保护古村落的精、气、神和历史文脉。她不同于单体建筑的保护，其特殊性，在于传统村落它是一个活的机体，保护的是整个村镇的历史风貌，更重要的是传统村落内的许多建筑存在着功能更新和基础设施完善的要求，才能满足传统村落发展和适应现代生活的各种要求。传统村落保护不是保护全部过去的东西，也不是保护所有的老房子，更不是保护所有过去生活的踪迹，我们保护的是村镇内有价值的东西，包括无形的精神文化遗产。
村落保护的当务之急是进行全面普查，制定规划，分类指导加以保护。
一、认真做好传统村落普查建档
对传统村落进行一次系统普查，并记录汇总建档。在普查调研的基础上分别对待，依据不同的情况、价值的大小、完整的程度采取不同的措施。可以组织有关专家从村落的环境、形态、人文等方面进行分类和价值评估，在此基础上确定村落、建筑的保护等级，分别落实保护措施。
二、科学编制传统村落保护规划
要做好传统村落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这是保护传统村落的重要措施。要与村庄建设规划编制有机结合。传统村落保护规划要因地制宜，切合实际，重视对建筑、环境风貌、风俗人情的研究。传统村落保护规划不仅是保护规划，而且是整治和发展规划。要对保护和建设划定范围，既要保护，又要满足建设发展的要求。在建设新农村的具体实践中，先将那些有着浓郁乡村风格的古村落、老村落，如杨家堂，像自然保护区那样严格保护起来。可以借鉴自然保护的做法规划出核心区、缓冲区和发展区。先确定好什么样的地方不能动土。
与“美丽乡村”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新区规划建设时要注意保持本土的建筑符号，有效地设计出美观宜居、功能完善、与传统村落的风格不相冲突、和大自然相谐调的高品位有特色的新农村。
三、统筹实施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建设
1、科学整治村落人居环境。在建设中尽可能协调保护村落周边环境风貌，要恢复传统村落布局精妙合理、村落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存有环境。坚持传统村落保护与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并重。
2、深入发掘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建议加大对传统艺术、传统民俗、人文典故以及地域风情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力度，要彰显村落建筑文化、农耕文化、生态文化等的独特魅力。加大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力度，通过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业、举办农事节庆活动等，展示传统村落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象。
3、坚持保护保全和科学利用互促共进。要积极培育传统村落的文化休闲旅游项目，如一些有特色的村落和古建筑适当改造成茶馆、手工艺的作坊、画廊、民间艺人的创作基地、乡土文化体验地等，吸引文化创意项目入驻。要依托其独具特色的山水环境、传统的建筑风格，适度发展特色旅游经济，如“民宿”经济。要在“美丽乡村”的建设中，充分利用原有的传统厅堂、民居、祠堂等，加以适当改造，使之成为村落公共文化空间。如农村大会堂的再利用等。
4、制定切实可行保护实施政策。在目前传统村落保护中，古建筑产权问题、保护和修缮的资金问题以及谁去保护等是最大困扰。因此，提出三项建议。
（一）出台相关的政策，对传统村落保护中包括产权置换。对拆迁安置、补偿、保护专项资金投入以及鼓励社会资金投入遗产保护事业时的优惠和减免政策等方面加以明确规定。
（二）加大政府公共投入，明确政府保护职责的同时，建立社会多元化投入的资金筹措机制。积极鼓励企业、村级组织、民间团体、社会贤达等共同参与遗产保护、管理和经营。
（三）整合各部门职能，在经费、人员、机构等方面强化保障机制。建议设立一个统一管理协调机构，对全县境内的传统村落、历史文化村落、古建筑、历史地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做出有效的咨询评估，列出遗产保护名录，制订遗产保护规划和年度计划，责成相关业务部门分轻重缓急、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传统村落、古建筑群实施保护修缮工程。
唯物辩证法不能解决此问题。
字面上看就是“辩证”的看待问题喽~！想要完全的保护那就不要开发，要开发就必然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损伤。 所以我认为：一，在开发之前相关政府部门要对村落开展一个实实在在的全面的综合考察，并记录下相关考察数据，比如说空气质量检测，绿地面积，耕地面积，传统建筑，文明古迹等等等等。然后再建立起环境保护以及其它相关的保护规定，做好相关开发部分的规划。二，在搞开发搞发展的时候，政府部门一定要做好监管工作。三，要倾听当地人民大众对待开发的心声，尊重当地人民的习俗习惯，适当听取群众意见。四，对相关开发项目要实行长效管理。........................
凡法律未禁止之行为，若实施并不违法。所以，学开锁本身并不违法。但学成后，若以此谋业，则需要到公安机关备案。
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刻不容缓保护发展传统村落，要坚持“规划先行、统筹指导，整体保护、兼顾发展，活态传承、合理利用，政府引导、村民参与”的原则；不断完善传统村落调查，建立国家和地方的传统村落名录，建立保护发展管理制度和技术支撑体系，制订保护发展政策措施，培养保护发展人才队伍，开展宣传教育和培训。正确处理传统村落保护和村民改善生活意愿之间的关系，在符合保护规划要求的前提下，优先安排传统村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积极引导居民开展传统建筑节能改造和功能提升，改善居住条件，提高人居环境品质。正确处理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深入挖掘和发挥传统文化遗产资源价值，在延续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基础上，适度发展特色产业，增加村民收入。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关系，针对不同类型的资源提出合理的利用方式和措施，纠正无序和盲目建设，禁止大拆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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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中华五千年，散落在各地的古村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结晶，是镌刻着人类智慧光芒的“活化石”。中国的村落遍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江南水乡之唉乃，茫茫草原之炊烟，东方海岛之渔村，西北山中之人家，黄土高原之窑洞，东北密林之木屋，西南边陲之寨子……千姿百态，魅力迷人。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演进，许多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正遭遇着被忽视、甚至被毁灭的命运。这些即将消失的历史遗存，在中国的文化中占居着何等的地位，它们目前的境遇如何，现在的人们又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带着这些疑问和担忧，近日中外专家聚首西塘，探讨古村落保护之法。在前来参加论坛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当中，有被称作“民间文化守望者”的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有以“骂”著称、且被媒体称为“保护古城的卫士”的国家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还有远道而来的两位日本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福田亚细男和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菅丰博士。另外，国内外具有典型意义的古村落——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的代表也悉数到场，为论坛带来了更多的声音。让我们借着专家的智慧，试着寻找延续这些传统文化的良方。宣言书4月27日清晨，银色的月光刚刚退去，苏醒中的古镇西塘充满了生机，鸟鸣声、摇橹声、脚踏车声、还有清风拂柳的婆娑声袅袅不绝于耳……一如“生活着的千年古镇”本色。而此时，冯骥才和西塘镇党委书记沈国强两人早早地就出现在了“明清食代”的二楼露台上，参加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节目录制，主题正是“古村落保护”。第二次来到西塘的冯骥才还是老样子，一头桀骜不驯的头发，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这几年他一直为抢救民俗文化而奔忙，走了不少地方，今年他把保护的重点放在的古村落上，他坚定地认为，在民间文化遗产和抢救过程中，古村落是民间文化的“箱底”，因此从2005年3月至今，他已辗转考察了国内七八个省的古村落。他说：“时间很紧迫，我们现在连多少古村落都不知道，怎么保护？因此在这里开这个会议，希望集中各方力量探讨今后古村落的出路。”“古村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留给后人的财富，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镰刀、锄头，那将是无比的悲哀。”这是他最大的担忧。不止在一个场合，冯骥才用“来晚了”来形容对西塘的感受，他也不止一次讲述他第一次到西塘时偶遇的一个细节：“我去年第一次到西塘，镇长陪我在岸边走，走着走着天有些凉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正把支窗户的棍子拿起来关窗户，同时把一盆窗外的花拿进去。我注意到当时花盆上落了一只蝴蝶，老太太拿起花盆，轻轻一抖，蝴蝶飞走了。西塘连生活的诗意都保存下来了，这种和谐让我感动。”冯骥才认为西塘的经验是一种生态的保护方式，它延续了当地人生活的原态，是以人为本，可以作为典型供其他地方学习。当谈到为什么选择西塘作为论坛主办地时，他说，除了西塘的保护做得成功之外，当地政府的观念也让他感动。“当时西塘镇领导有两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句是‘对于古村落的保护，责无旁贷是政府的事’，还有一句是‘当经济的GDP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我们要把根留住。’一名基层的领导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和文化责任感，让我看到了希望。”带着这样的希望，冯骥才把论坛带到了西塘，并发出了旨在呼吁开展古村落保护的《西塘宣言》。他说：“必须要抓紧时间，不然的话，很多古村落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就要失去它。”观点论一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官员的到场无疑为本次论坛增色不少，他们在会场上激烈的观点碰撞更是擦出了精彩绝伦的火花。冯骥才：古村落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我一直认为古村落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冯骥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从规模上讲，我国有5000年到7000年的农耕文明，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约1600个县，19000个镇，按照一个镇10个行政村来算，我们有20万个左右行政村落。但不是所有村落都是古村落。我原来估计中国的古村落大约有3000个到5000个。但后来听说仅贵州黔东南地区就有六七百个古村落。所以我们心里应该有个数，我们的古村落数量至少过万。”他认为，古村落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存，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以及鲜明的地方特色。“村落是历史文化的容器，它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的建筑，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规划，都是其物质遗产，还有很多诸如民俗之类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关于民俗，他补充道：“我所说的民俗，包括人们生产、生活的民俗，商贸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起居饮食的民俗，节日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还有类似神话、故事、谚语、歌谣之类的口头文化。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艺人们身怀的民间技艺和民间手艺都是这个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要进行保护？冯骥才这样回答：“我们的古村落有它研究的价值、学术的价值、见证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欣赏的价值，但最终的价值还是它的精神价值。我们之所以传承文化遗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就是把我们的民族身份、民族基因传承下来。”他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这种同质化的文化，它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了同一个样子。同时它又是商业文化，能成为卖点的就利用，不能成为卖点的就抛弃、甚至毁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危机，也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失职。”“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去年开始做的，但是由于目前没有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现在只能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相关法律的制定。阮仪三：村落是最后的“净土”“阮仪三”这个名字，对于关注中国遗产保护的人并不陌生。作为一名建筑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发起了山西平遥古城的保护运动，而他最让人熟悉的“力作”莫过于周庄古镇的保护了。在他的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北京、西安、开封、扬州、洛阳等城市相继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山西平遥、江苏周庄、云南丽江等又在上世纪90年代同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进入21世纪，阮仪三又马不停蹄地促使了同里、南浔、乌镇、西塘等古镇走上了“保持原汁原味、扩展文化内涵”的道路，为中国留下了叹为观止的“水乡”。阮仪三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建设热潮使许多传统历史地域遭到了灭顶之灾。许多旧城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他说：“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而我们所说的非物质的东西，民俗文化的东西，就依存在建筑等物质载体当中。所以那些具有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的遗存都应该保护。比如江南水乡，就要保护构成江南水乡的构建：因水成市、因水成街、因水建房、邻水建镇的特点，这是它的灵魂。”在谈到“城市记忆”这一概念时，阮仪三举了“上海犹太人保护区”的例子，那里是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友好的见证，现在是上海市第12块历史风貌区。“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残酷屠杀犹太人，在许多国家拒绝接纳四散逃亡的犹太难民时，也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友好地接纳了3万多犹太人。曾任美国卡特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布鲁门撒尔60年后旧地重游时，泪流满面，对身边的女儿说，‘记住，没有上海就没有我们一家，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这些犹太人的活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街区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慈爱之心，是和世界人民和谐相处的里程碑。这个街区就是重要的城市记忆，记忆着一代人的友谊，这不是语言能够承担的。相反，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他对把旅游与保护等同起来的看法嗤之以鼻：“我们通常认为用保护来发展旅游，来搞经济开发，把保护等同于赚钱。”他认为保护不应该围绕着商业利益，因为商业利益的背后必然是破坏。“保护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开发旅游，为的是留存我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建筑的精华、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环境。而这些是我们今后创造新城镇、新建筑的规范。”青岛泰之：保护活态的文化联合国教科文驻亚太地区总代表青岛泰之应邀出席了论坛。他在发言中表示，古村落是一个特定文化历史发展的珍贵的有形见证，反映了人们文化、哲学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过程。与考古遗址和废墟相比，这些历史遗产群落是活态的遗产。青岛泰之认为，在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过程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传统建筑和街道正不断被现代建筑所替代。因此，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非物质文化元素与保护其物质形态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至关重要。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遗产保护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以及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以及地方社团都能够参与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来。他山石在“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上，浙江西塘、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代表的经验发言也为其他古村落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江西婺源——文脉的延续婺源的乡村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冯骥才对婺源也是赞不绝口，“色彩太漂亮了！青砖、灰瓦、白墙、翠绿的竹林、金色的菜花、蓝色的山野、红色的霞光，简直像一幅画。”婺源县政府根据各村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不同的保护方式。包括景区式、博物馆式、分区保护式和原始生态式。由于婺源境内徽派建筑遍布乡野，独具地方特色的傩舞、徽剧、茶道等文化绚丽多彩，因此政府出资对分散在乡村的古建筑进行普查、登记、建档，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保护性规划，同时成立了“婺源县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建设管理领导小组”，还制定了详细的农村建房审批流程，以抑制乱拆乱建的现象。为了增强古村落的生命力，该县还专门成立“婺源文化研究会”，研究会下设茶文化、民俗文化、古建文化、徽商文化、民艺文化和民间故事等9个分会，负责对全县民间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性挖掘整理。今年，婺源傩舞、婺源徽剧、婺源徽州三雕、婺源歙砚制作技艺等4项民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榆次后沟古村——民居博物馆后沟古村以古朴的农耕文化、精美的建筑文化、传统的信仰文化、灵动的生态文化，构成了完整的民间文化体系。特别是精巧别致的古戏台、玉皇殿、观音堂等堪称北方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后沟古村因地制宜、顺势选址、择吉而居，强调和谐的“田园山水”和“耕读文化”。2005年，在经过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对后沟古村进行了抢救性的整理和修复开发。同时还成立工作组，围绕村民生产生活的自然形态开展调查、挖掘、整理、引导工作，再现了古村久远的民间艺术、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地域节庆活动，并筹建了农耕民俗博物馆。在抢救和保护古村过程中，始终贯穿“简单不简陋，民俗不粗俗”这一主线，在修复保护过程中，力求展现其简单而精巧的建筑、悠久而古朴的风俗、厚重而传统的民风，使“田园风光、淳朴民风、古村风貌”跃然而出。越南顺化——新旧的和谐顺化市是承天化的省会，位于越南的中部。在顺化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遗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当时受南方考古文化的影响和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从古代起，这里就成为独特文化的十字路口，也奠定了多样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基调。顺化的一个特点是博采众长，历史上所有的独特艺术形式都为顺化文化所吸收利用；而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宫廷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共存与互融。顺化是一个都市，但仍保存着历史中形成的诸多传统。因此，顺化不仅扮演着多样城市和历史城市的角色，其实它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里有着很多的可触与不可触的文化遗存。
寄命于商的徽州人尤其重视村落的“水口”，建构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水口园林。徽式宅第结体多为多进院落式集合形式（小型者多为三合院式），体现了徽州人“聚族而居”的特点。一般均坐北朝南，倚山面水，讲求风水价值。布局以中轴线对称分列，面阔三间，中为厅堂，两侧为厢房，厅堂前方称天井，采光通风。院落相套，造就出纵深自足性家庭的生活空间。民居外观整体性和美感很强，高墙封闭，马头翘角，墙线错落有致，黑瓦白墙，色泽典雅大方。装饰方面，清砖门罩、石雕漏窗、木雕楹柱与建筑物融为一体，使房屋精美如诗，堪为徽式宅第的一大特色。徽州的祠堂和牌坊也是徽派建筑中的重要建筑形式。村皆有祠，祠一般均规模宏大，富丽堂皇。而散缀各地的各式牌坊，则是古代徽州人文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传统的建筑流派，徽派建筑一直保持着其融古雅、简洁、富丽于一体的独特艺术风格。徽派建筑工艺特征徽派古建筑以砖、木、石为原料，以木构架为主。梁架多用料硕大，且注重装饰。其横梁中部略微拱起，故民间俗称为“冬瓜梁”，两端雕出扁圆形（明代）或圆形（清代）花纹，中段常雕有多种图案，通体显得恢宏、华丽、壮美。立柱用料也颇粗大，上部稍细。明代立柱通常为梭形。梁托、爪柱、叉手、霸拳、雀替（明代为丁头拱）、斜撑等大多雕刻花纹、线脚。梁架构件的巧妙组合和装修使工艺技术与艺术手法相交融，达到了珠联璧合的妙境。梁架一般不施彩漆而髹以桐油，显得格外古朴典雅。墙角、天井、栏杆、照壁、漏窗等用青石、红砂石或花岗岩裁割成石条、石板筑就，且往往利用石料本身的自然纹理组合成图纹。墙体基本使用小青砖砌至马头墙。徽派建筑还广泛采用砖、木、石雕，表现出高超的装饰艺术水平。砖雕大多镶嵌在门罩、窗楣、照壁上，在大块的青砖上雕刻着生动逼真的人物、虫鱼、花鸟及八宝、博古和几何图案，极富装饰效果。木雕在古民居雕刻装饰中占主要地位，表现在月梁头上的线刻纹样，平盘斗上的莲花墩，屏门隔扇、窗扇和窗下挂板、楼层拱杆栏板及天井四周的望柱头等。内容广泛，多人物、山水、花草、鸟兽及八宝、博古。题材众多，有传统戏曲、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渔、樵、耕、读、宴饮、品茗、出行、乐舞等生活场景。手法多样，有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圆雕和镂空雕等。其表现内容和手法因不同的建筑部位而各异。这些木雕均不饰油漆，而是通过高品质的木材色泽和自然纹理，使雕刻的细部更显生动。石雕主要表现在祠堂、寺庙、牌坊、塔、桥及民居的庭院、门额、栏杆、水池、花台、漏窗、照壁、柱础、抱鼓石、石狮等上面。内容多为象征吉祥的龙风、仙鹤、猛虎、雄狮、大象、麒麟、祥云、八宝、博古和山水风景、人物故事等，主要采用浮雕、透雕、圆雕等手法，质朴高雅，浑厚潇洒。徽州古建“三绝”徽派建筑以祠堂、牌坊、民宅最具特色，号称“古建三绝”。祠堂有宗祠、支祠、家祠等不同类型，建筑方面有严格的区分，不能随心所欲。一般都富丽堂皇，气势恢宏。牌坊以石制为主，仿木结构，有四柱冲天式、八柱式、口字式等多种式样，造型雅致。根据功用可分为旌表坊和题名坊两类。旌表坊必须经朝廷颁旨才能兴建，只有官绩显赫、孝行义举突出的人以及贞女烈妇，才有资格享受。题名坊一般建在府邸、书院、祠堂、墓门道前，作为庄重、权威的标志。民宅的形式一般俗称为“三间屋”，有明三间、暗三间、回廊三间之别。徽州境内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热量丰足，雨水充沛，土脉厚良，因此石材、林木、土壤资源都很丰富。如石材有黟县青、茶园石、庙前青等；而土种多样，有鸡肝土、黄红土、紫色土、猪血土等；至于木材则种类更丰，目前仍存有千余种，如银杏、樟树、黄松、赤松、金叶松、马尾松、杉树、柏树、樽树及椴树等。徽州三雕正是取材于当地的这些材料用于雕刻。徽州三雕都是在一定的材料上雕刻物体，因此雕刀是其基本工具。徽州三雕采用的刀具形状大同小异，刀头形状有大有小，有尖有圆，但所用材料不同。三雕用刀以前都是用钢打制，现在除了木雕外，砖雕和石雕的刀头大多用钨钢制成，这种刀头硬度大，耐用，不容易磨损。徽州三雕的雕刻类型大致有线雕、浅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镂空雕等，工艺流程也大体相同。一般包括备料、放样、粗胚、细胚、修整等几个阶段。民间艺人在进行三雕创造时，就如同用刻刀来作画一样，而作画是很讲究笔法的，象提顿按挫、钩回曲直、刚柔疾徐等，同样用刀方法也多种多样，如直人刀、斜人刀、切刀、冲刀、涩刀、轻刀、迟刀等等，不同的用刀，会产生不同的刀力，如冲、切、削、铲、刮、挑、凿、划、疾、徐、迟、顿等，便能在材料上雕出不同特点的形象，这点在砖、木雕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徽州三雕题材广泛，工艺精巧，形象细致生动，而且层次丰富，少则几层，多则十数层，尤其是清朝三雕鼎盛期的木雕、砖雕则更显突出。这就要求三雕艺人在雕刻时，尤如画家、书法家创作时讲究章法气韵、笔墨意境一样，更要讲究刀法的运用，要将各种刀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无语了，不是口头文化么？为什么打开却是这个？？！
徽州古建筑的特色摘要： 洁白的粉墙、黝黑的屋瓦、飞挑的檐角、鳞次栉比的兽脊斗拱以及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绵亘着一幅宗族生息繁衍的历史长卷，穿行其间，思绪随着青石板巷步移景异，遥远的历史记忆渐渐复苏。 关键词： 古建筑作为极具个性特征的文化现象，徽州的老房子是在特定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胸中小五岳，足底大九州”的徽州人，他们服贾四方，或成巨富荣归故里，将域外更高层次的文化引入境内，穷极土木，广侈华丽以明得志，构筑起一幢幢精巧别致的民居建筑。故此，早在晚明时期，“入歙、休之境而遥望高墙白屋”就成为徽州村落的独特景观。与“五岳朝天”并称的“四水归堂”是徽派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徽州老房子多是以天井采光、通风及与外界沟通。外墙很少开窗，因此老房子总给人一种幽暗凄迷的感觉。我真正领略徽派建筑是在西递村。这是一个被现代社会遗忘的旧梦。现代的阳光还没有照耀在它青灰的屋瓦上，在都市的喧哗这之外，它抱残守缺，在皖南的清澈中向我们呈现了一种朴素的民间生活。西递村在黟县，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徽派建筑群。从远处望去，西递村是一片线条简洁的黑瓦铺成的屋顶和高大的白墙，黑白相间，错落有致。迈入老屋你会发现，这些老屋内部繁复精致与外部的简洁纯粹形成鲜明的对照，徽派建筑中著名的三雕——木雕、砖雕、石雕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徽派建筑的形成徽派建筑的形成过程，受到了徽州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和人文观念的影响。这里原来是古越人的聚居地，其居住形式为适应山区生活的“干栏式”建筑。中原士族的大规模迁入，不仅改变了徽州的人口数量和结构，也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中原文明与古越文化的交流融合，直接体现在建筑形式上。早期徽派建筑中典型的“楼上厅”形式，楼上厅室特别轩敞，是人们日常活动休憩之处。这是因为山区潮湿，为了防止瘴疠之气，而保留了越人“干栏式”建筑的格局。同时，由于大量移民的涌人，人稠地狭，构建楼房也成为最佳选择，但多依山就势，局促一方，为解决通风光照问题，中原的“四合院”形式又演变成为适应险恶的山区环境，既封闭又通畅的徽州“天井”。而山区木结构的房屋又易于遭受火灾，为了避免火势的蔓延，便又产生了马头墙。早期的徽派建筑形式，正是外来移民与原住民文化交融的产物。明朝中叶以后，徽商崛起，雄据中国商界。致富后的徽州商人，将大量资本返回家乡，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对建筑的投入。他们修祠堂，建宅第，造园林，竖牌坊，架桥梁，盖路亭，给徽州乡村面貌带来了巨大变化。由于“贾而好儒”的特点，具有很高文化素质的徽商们在建筑中注入了自己对住宅布局、结构、内部装饰、厅堂布置的看法，促使徽派建筑逐渐形成风格独特的建筑体系，使徽派建筑不仅具有实用性，还蕴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徽派建筑的特色徽派建筑的特色主要体现在村落民居、祠堂庙宇、牌坊和园林等建筑实体中。其风格最为鲜明的是大量遗存的传统民居村落，从选址、设计、造型、结构、布局到装饰美化都集中反映了徽州的山地特征、风水意愿和地域美饰倾向。徽州村落的选址大多严格遵循中国传统风水规则进行，山水环抱，山明水秀，追求理想的人居环境和山水意境，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受传统风水“水为财源”观念的影响，寄命于商的徽州人尤其重视村落的“水口”，建构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水口园林。徽式宅第结体多为多进院落式集合形式（小型者多为三合院式），体现了徽州人“聚族而居”的特点。一般均坐北朝南，倚山面水，讲求风水价值。布局以中轴线对称分列，面阔三间，中为厅堂，两侧为厢房，厅堂前方称天井，采光通风。院落相套，造就出纵深自足性家庭的生活空间。民居外观整体性和美感很强，高墙封闭，马头翘角，墙线错落有致，黑瓦白墙，色泽典雅大方。装饰方面，清砖门罩、石雕漏窗、木雕楹柱与建筑物融为一体，使房屋精美如诗，堪为徽式宅第的一大特色。徽州的祠堂和牌坊也是徽派建筑中的重要建筑形式。村皆有祠，祠一般均规模宏大，富丽堂皇。而散缀各地的各式牌坊，则是古代徽州人文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传统的建筑流派，徽派建筑一直保持着其融古雅、简洁、富丽于一体的独特艺术风格。徽派建筑工艺特征徽派古建筑以砖、木、石为原料，以木构架为主。梁架多用料硕大，且注重装饰。其横梁中部略微拱起，故民间俗称为“冬瓜梁”，两端雕出扁圆形（明代）或圆形（清代）花纹，中段常雕有多种图案，通体显得恢宏、华丽、壮美。立柱用料也颇粗大，上部稍细。明代立柱通常为梭形。梁托、爪柱、叉手、霸拳、雀替（明代为丁头拱）、斜撑等大多雕刻花纹、线脚。梁架构件的巧妙组合和装修使工艺技术与艺术手法相交融，达到了珠联璧合的妙境。梁架一般不施彩漆而髹以桐油，显得格外古朴典雅。墙角、天井、栏杆、照壁、漏窗等用青石、红砂石或花岗岩裁割成石条、石板筑就，且往往利用石料本身的自然纹理组合成图纹。墙体基本使用小青砖砌至马头墙。徽派建筑还广泛采用砖、木、石雕，表现出高超的装饰艺术水平。砖雕大多镶嵌在门罩、窗楣、照壁上，在大块的青砖上雕刻着生动逼真的人物、虫鱼、花鸟及八宝、博古和几何图案，极富装饰效果。木雕在古民居雕刻装饰中占主要地位，表现在月梁头上的线刻纹样，平盘斗上的莲花墩，屏门隔扇、窗扇和窗下挂板、楼层拱杆栏板及天井四周的望柱头等。内容广泛，多人物、山水、花草、鸟兽及八宝、博古。题材众多，有传统戏曲、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渔、樵、耕、读、宴饮、品茗、出行、乐舞等生活场景。手法多样，有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圆雕和镂空雕等。其表现内容和手法因不同的建筑部位而各异。这些木雕均不饰油漆，而是通过高品质的木材色泽和自然纹理，使雕刻的细部更显生动。石雕主要表现在祠堂、寺庙、牌坊、塔、桥及民居的庭院、门额、栏杆、水池、花台、漏窗、照壁、柱础、抱鼓石、石狮等上面。内容多为象征吉祥的龙风、仙鹤、猛虎、雄狮、大象、麒麟、祥云、八宝、博古和山水风景、人物故事等，主要采用浮雕、透雕、圆雕等手法，质朴高雅，浑厚潇洒。徽州古建“三绝”徽派建筑以祠堂、牌坊、民宅最具特色，号称“古建三绝”。祠堂有宗祠、支祠、家祠等不同类型，建筑方面有严格的区分，不能随心所欲。一般都富丽堂皇，气势恢宏。牌坊以石制为主，仿木结构，有四柱冲天式、八柱式、口字式等多种式样，造型雅致。根据功用可分为旌表坊和题名坊两类。旌表坊必须经朝廷颁旨才能兴建，只有官绩显赫、孝行义举突出的人以及贞女烈妇，才有资格享受。题名坊一般建在府邸、书院、祠堂、墓门道前，作为庄重、权威的标志。民宅的形式一般俗称为“三间屋”，有明三间、暗三间、回廊三间之别。徽州宅居基本格局的形成传统徽州宅居最基本的格局是三间式，一般为三开间、内天井，民间俗称为“一颗印”。平面布局对称，中间厅堂，两侧厢房，楼梯在厅堂前后或在左右两侧。入口处形成一内天井，作采光通风用。在此基础上建筑纵横发展、组合，可形成四合式、大厅式和穿堂式等格局。四合式大多为人口多的家庭居住，也可说是两组三间式相向组合而成，可分为大四合与小四合。大四合式前厅与后厅相向，中间是大天井。前厅是三间式，但地坪较高，为正厅堂；后厅亦为三间式，但进深可略浅，地坪面较前厅低。前后二厅以厢房相连，活动隔扇，楼梯间有设于厢房的，也有设在前厅背后的。内部木板分隔，外墙均为砖墙出山马头墙。天井则根据地形可大可小，也有的在前厅背后再设厢房、小天井。这种大四合式住宅前后均有楼层。小四合式前厅三间与大四合式同，后厅则为平房，也更小，进深浅，一般中间明堂不能构成后厅，而作为通道，两个房间供居住，天井也较小，楼梯均在前厅背后。大厅式住宅的大厅，主要是用于迎接贵宾、办理婚丧大礼和开展祭祀活动等，也作为日常起居场所，它往往是整座住宅的主体部分。大厅多为明厅，三间敞开，两根圆柱显示着大厅的气派。也有用活动隔扇封闭的，以便于冬季使用。一般大厅设二廊，面对天井。大厅式住宅可从正中入口设屏门，平常从屏门两侧出入，遇有礼节性活动则由屏门中门出入。也有在侧面开边门出入，天井下方则设客房。还有由正门出入，门两侧设二厢房者。穿堂式又名回厅，穿堂的位置均在大厅背后，与大厅相连，为由大厅进入内室的过渡建筑。大部分为木地板，小三间与大厅背向，入口则由大厅正面隔屏的两侧门进入。穿堂部分有一明堂，两个小房间，可供客人居住，也可家中人居住。这种穿堂式建筑比正式三间式小，有天井采光。徽州人有聚族而居的习俗。有的大户人家宅屋成片相连，一百多个天井，但也只是上面几种基本格局的拼接组合而已。徽州是复杂的——它亦动亦静、亦俗亦雅。行商坐贾囊中银两的碰击声，交织着乡儒学究的吟哦；精工细作的木雕窗棂，映衬出自然的山水如画。徽州留给后人的有形与无形的文化遗产，实为一巨大宝藏。它有太多的智慧、启示、经验、鉴戒，值得我们去发掘、提炼、思考、总结。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