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扇也被叫做合欢扇,最早寓意对新婚男女的祝福,后来慢慢也引申为对每一个家庭的祝愿,团圆美满,阖家欢乐。
在中国,“圆”就是“团圆”,所以人们把圆形或近似圆形的扇子都称为“团扇”,也称宫扇、纨扇。团扇是中国本土智慧的结晶,与人们的生活的息息相关,不仅是引风纳凉的工具,也是女子遮羞的配饰。
初唐“文章四友”中的李峤和杜审言就作过带有团扇意象的诗歌。“团扇辞恩宠,回文赠苦心。胡兵屡攻战,汉使绝和亲。”(李峤《倡妇行》)“啼鸟惊残梦,飞花搅独愁。自怜春色罢,团扇复迎秋。”(杜审言《赋得妾薄命》)
这些诗歌里面,能让人联想到这样一幅画面:纵使春色无限,美人却叹怜,陪伴她的只有手中的那一柄纨扇,独自等待薄凉如水的孟秋之季。以上诗句,虽出自不同诗人之手,寓意却相同,都是将团扇比作美人,从而传达宫怨或闺怨之情。
但团扇除了代表美人的意象之外,还有团团圆圆之意,小编举个表达团扇内涵不一样的例子:“明月高秋迥,愁人独夜看。暂将弓并曲,翻与扇俱团。”出自杜审言的《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怀》,讲述了诗人与友人一起赏月时的所见所感。
事项亦喜爱,良辰美景,月影清辉,此时天上的那轮明月如团扇一般圆满,诗人以扇歌月巧妙地道出了能与友人再度重逢并一起赏月的欢欣,此句暗合了团扇的团圆寓意。
扩展资料:
日本团扇
日本进入室町时代,出现用铁和皮革制作的军配团扇,战争时武将们作为阵地指挥的工具。这种军配团扇扇面上使用红漆或金银粉, 画上星辰、日月,团扇柄端缀有穗头。相扑比赛时行司裁判用的军配留有战场用团扇的形状。
江户时代后期,日本的城市居民使用团扇扇风取凉日益见多。随着日本夏季祭祀、盂兰盆节的兴盛,团扇大为普及。日本东北三大祭祀之一“随猪祭”就是扇形灯笼。据说来自中国的三国志,扇面上绘有勇士图像。团扇的种类也因此增多。
如出现大型灭火团扇、涂漆防水团扇,也又送风调节火势的团扇。和人们信仰有关的团扇也应运而生。最先在中国南部和日本冲绳,有一种蒲葵叶子做的团扇,主要供巫婆使用。还有宗教信仰用的法贵扇和天狗团扇。
众所周知,“江户之华”有火灾一项,为避免火灾的发生,过去人们迷信,在门口挂起一把团扇,便可免除火灾。元禄时代,团扇成了日本女子晚间乘凉时不可缺少的配带物。
团扇与居民的关系愈来愈密切, 商人开始以团扇为商品在市场出售。这就更加促进了团扇的发展,相继出现了银制团扇,用丝绸制的团扇,团扇变得极为讲究。从而团扇从实用又发展到鉴赏和装饰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团扇
团扇的发明和出现都是在中国,最早出现在商代,在西汉时期开始盛行团扇,东汉以后的团扇逐渐发展为以长圆、六角、葵花等形状为主,再佩以流苏、扇坠、玉器等作为装饰。
从最初团扇的形状都是圆形的来看,象征了团圆美满之意。中华民族的传承中,扇文化是器物文化的一个重要支脉,而团扇则是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出现了大量以团扇为意象载体的诗作,或慨叹美人失势,或感伤文人失意,或祝福新人合欢。团扇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也因文人们精心雕琢而愈加丰富,从象征深宫女子的幽怨而逐渐成为了志士报国无门的代名词。
扇作十二葵瓣形,扇面黑绸地上双面绣折枝蛱蝶菊花。绣幅宛若图画,讲究虚实向背,层次分明,构图因扇骨而划分为左右二部分。
其设色淡雅凝重,不用大红大紫,只在蝶翼稍加较鲜艳的红色,以点亮画面。绣面匀薄,针脚细密,针法相当纯熟。扇面下部有如意形护托,护托正背面分别镶有染牙镂空花片及刺绣桃蝠装饰。扇柄竹制,首尾牙头茜色,柄身留青花卉湖石,工艺亦有可观。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团扇
扇子是实用之物,可以扇风取凉。中国人向往美,在扇柄扇骨上雕刻花纹,在扇面上作画、书写诗词歌赋,逐渐扇子成为了艺术品,成为了大家喜爱收藏的东西。
中国扇文化起源于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烈日炎炎的夏季随手摘取植物叶或禽羽进行简单的加工,遮挡太阳,摇动扇面产生风,因此把扇子称为障日,这便是扇子的初源。
在商周时出现了一种“翟扇”,就是用五光十色的野鸡尾羽做成的扇子,称之为“羽扇”。
后来扇子用苇制作,成为统治阶级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与特权的仪仗扇,是权力的象征物。因此扇子多见于皇宫中,所以扇子又称之为“宫扇”。大家在看古装电视剧的时候就会发现皇帝上早朝时,后面有两位宫女各执着一把仪仗扇。这就是赤裸裸的权力象征。
后来魏晋南北朝时出现在扇子上题诗作画。据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记载曹孟德的主簿杨修与魏太祖“画扇误点成蝇”的故事。《晋书·王羲之传》有一则故事讲述当时有位“老母”,“持六角竹扇,求书于王羲之”,“羲之为书五字”,她售出时便由十二文涨至“百文”。现在浙江绍兴蕺山南边有一个“题扇桥”,便是王羲之题扇处。可见在魏晋时就出现追求风流雅事的题扇之举。
三国时著名的谋士诸葛亮喜欢手执鹅毛扇,轻轻一摇扇子,就有了计谋。因此后来的许多谋士、幕僚开始追逐潮流,轻摇羽扇,显示自己足智多谋,成为了儒雅智慧的象征。
隋唐时,文人墨客喜爱把玩扇子,如没有一把扇子,显得自己没品位。因此视扇子为“怀袖雅物”,一些诗人词人,经常边摇纨扇边吟诗作赋,在这一时期,与扇子有关的诗词大量出现,像李峤的《扇》、白居易的《白羽扇》、唐怡的《咏破扇》等。
到了清代,扇子开始普遍流行开来。不光是文人墨客,还有官员、账房先生,甚至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各色人等也喜欢摇扇“摆造型”。滑稽的是许多文人为了用扇子做秀,常常不分季节地拿扇子,这样就有了很多“穿冬衣,摇夏扇”的人。
除了文人墨客,古代小姐、贵妇也喜欢扇子,她们喜欢用绢宫扇、纨扇、团扇,带着有樟木或者檀木的体味儿圆月形扇子。但古代小姐、贵妇都是借扇掩面而笑,突出自己的美。在唐代结婚时新娘要用扇面遮挡自己的脸,替代了后期的红盖头。
在小说故事中也少不了扇子的身影。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中就常用扇子作为武器。铁扇公主的芭蕉扇能制造龙卷风,孙悟空都奈何它不得。济公有一把破蒲扇,可以御敌于千里之外,有非凡的神力。
在现在,最喜欢拿扇子的有四种人,一是说书人,二是说相声的,三是乘凉下棋的,四是文人、书画家。前二者是作为一种道具。后二者可能附庸风雅罢了。
扇子不仅仅在中国,还流传到了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欧洲。乾隆时广州的商人曾专门生产适应欧洲贵妇趣味爱好的象牙折扇。这一把小小的扇子成为了中国文化的象征和与世界文化交流的使者。
希望,吹动了梦想的风玲;希望,扬起了愿望的旗帜;希望,开启了希望的大门。希望,一个多么阳光的词语;希望,一个多么美妙的词语;希望,一个多么神奇的词语;它,是一位智者,给了我们一把钥匙,去开启我们的希望之门!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心愿,都期望实现它。可当我们这些平凡人靠近我们各自的愿门时,却往往看见大门深锁,重重的铁链正朝你发威。于是,一些人躲开了,不愿去面对,都认为门正关着。门其实开着!还记贝多芬吗?还记得海伦·凯勒吗?还记得霍金吗?贝多芬是一个音乐家,而音乐家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没错,是健全的听觉,但他却失去了。当时的他一定悲痛欲绝,但是他举起自己强有力的双手,推开了自己音乐殿堂的门,因为,他有着希望,是希望让他跨进门去,是希望让他鼓起勇气去推开那扇其实开着的门!海伦·凯勒呢?一个集盲、聋、哑于一身的人,她够悲惨的吧,够令人同情的吧,但是她从未认为自己是个悲惨者,相反,她热爱生活,积极生活,尽管她耳旁尽是一片寂静,眼前尽是一片黑暗,但她摸索着,仍然找到了自己的希望之门,轻轻一推,门徐徐打开。嗬,门其实开着呀!霍金呢,他是个除了脑袋在转外,其它任何器官都静止的植物人,他不也依靠着希望去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了吗?他不照样打开了自己的希望之门吗?门其实真的开着!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中应该没有比贝多芬、海伦·凯勒、霍金更悲惨的吧,因为我们生活在阳光下,沐浴在雨露中,快乐地成长着,我们难道还比不上他们吗?要相信,我们能行。只要勇敢地去推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跨进我们的希望之门,我们中就一定会产生第二个贝多芬、海伦·凯勒、霍金的,相信自己,我能行!朋友们,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希望之门其实开着 1、可以根据一件作品或生活中的一样东西来写启示,请看例文: 双目失明,对于两种人来说,是两种不同的意义。 悲观的人双目失明,他从此失去了快乐。他很伤心,觉得自己的“世界末日”到了,整天心事重重,饭也不想吃,更不运动。他会变得很懒惰,不愿意做任何一件事,他宁愿被活活饿死。 乐观的人就全然不同了。不就是看不见了吗?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有鼻子,还可以闻;我有手,还可以拿、可以摸;我有耳朵,还可以听;我有脚,还可以走。从此,他的心更细了。看不见的东西,他会仔细地聆听、轻轻地触摸,只要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他就能感觉出来。 而《盲童的画》中的主人公正是一个乐观的人。眼盲没有关系,只要心不盲。只要细心,对每一样事物都会有很灵敏的感觉。正像那个盲童一样,在画、在想每一样事物时,我们就好像听到了它的声音、看到了它的颜色、尝到了它的味道、闻到了它的香味,我们同样可以做一个快乐的人! 相比之下,我们这些健全的人还缺什么呢?同学们,连一个盲孩子都能快乐地生活,何况你呢?希望你们能把心打开,其实在这个大千世界里,有许多美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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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参考书的名称、作者、著作时间等,在论文的最后。
压花团扇的制作方法如下:
工具:老竹条、电钻笔、直尺、美工刀、剪刀、高密纱、1mm粗铁丝、穿线器、细缝纫针、水溶笔、砂纸、剪刀钳、冰丝流苏线、鱼线。
1、在竹条上用水溶笔画个大概的轮廓和尺寸比。用美工刀消减团扇扇柄。用砂纸打磨光滑。
2、用1mm电钻笔在团扇扇炳竹条上端钻孔。在中间较宽的位置钻孔。用针穿过孔看看水平位置。
3、1mm铁丝穿过顶端孔。在合适的位置剪断。调整位置。把多余团扇边条剪掉。
4、把造型部分在团扇布上画出来。沿线外围剪出来。
5、最后从一边的底端开始往上绕圈缝。在团扇顶端的位置收头,一半完成继续另一边。在团扇柄底打孔,穿上流苏就完成了。
对于儿童来讲,折纸游戏有很多好处。折纸可以锻炼孩子手指的灵活性,开发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生活中的物品、小动物、交通工具等变成形象的折纸,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空间想象能力也会得到提高。
对于老人来讲,折纸游戏不但可以帮助他们开动脑筋、活跃思维,从而达到手、眼、脑三位一体的综合协调,还可以预防老年人记忆力下降,有些疗养院,就以折纸作为病人康复的治疗途经。
由折纸艺术引申而来的“折纸数学”,用方程式证明了:理论上任何一种几何形态都可以用折纸模拟。借助计算机软件的辅助设计,现在的折纸研究者可以折出比以往更为复杂的图形。
北京奥运会会徽的人文内涵 ——继承传统文化,东西文化交流互补 北京奥运会会徽是中国的——中国红、中国字、中国书法、中国绘画、中国篆刻、中国印章、中国印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神韵、中国特色扑面而来。 北京奥运会会徽又是世界的:在鲜红的中国印下,有世界通用的拉丁字母、阿拉伯数字和尽人皆知的奥运五环。用毛笔撰写的拉丁文字母 BEIJING (北京)和阿拉伯数字 2008 ,让全世界都明白无误: 2008 年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国首都北京举行。 中华文化以数千年积淀形成的巨大魅力,表现出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方言无分天荒地远、民族无分大小多少,都为这同一文化吸引、凝聚在一起。华夏儿女就是靠这些文化纽带世世代代维系起来。嘉兴举办首届中国粽子文化节 ——继承文化积淀,创建独特品牌 2005 年 5 月 14 日,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嘉兴市政府主办,五芳斋集团承办的“首届中国粽子文化节”在粽子之乡——嘉兴举行。 在外地人心目中,嘉兴最有名的莫过于“南湖”与“五芳斋”了。凡来嘉兴的人必定要去游南湖,走时都忘不了拎几盒五芳斋粽子,好回去向人表明已经来过这座城市。好多外地人认识嘉兴,是从五芳斋粽子开始的。人们说这小小的粽子里包裹的是积淀了千年的稻作文化。有着百年历史的嘉兴“五芳斋”敢于打出“天下第一粽”的招牌,那是悠远的历史文化所赋予的雄厚底气。 来自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及 20 多个省分会的专家和全国 50 多个粽子生产骨干企业代表云集禾城。文化节上发布了粽子行业国家标准,使有数千年历史的粽子第一次有了强制质量标准。据悉,中国商业联合会颁布的《国家粽子行业标准》,由浙江五芳斋集团起草, 2004 年 6 月通过国家发改委审批。《标准》包括粽子定义、技术要求、感官指标、检验规则等十几个方面的要求,填补了我国点心食品无行业标准的空白。茶楼的特色和发展 ——继承文化习俗,发扬现代精神 茶的发源地是中国,饮茶历史悠久。喝早茶的风俗习惯早已于中国华南一带流行。早晨上茶楼的生活习惯和社会风俗在广东由来已久。清晨当人们梳洗出门,匆匆上班前在茶楼一坐,泡上一盅称心满意的茶叶,挑上两件甜美可口的点心,徐徐品饮香茗,可称人生一乐。 上茶楼是交朋友、消遣、洽谈生意、相聚的地方,这些社交活动都是以饮茶的方式进行。这种饮茶风俗习惯已流行于中国各城市,是市民的一种生活追求。 中国的茶馆由来已久,据记载两晋时已有了茶馆。由于社会的进步,茶楼的饮茶风俗习惯不仅继承传统的茶文化,而且发扬了现代精神文明。当今的茶楼大致可分为: 一、历史悠久的老茶楼,保存旧时风格。 二、 20 世纪 60 年代新建茶室,采用现代建筑,四周辅以假山、喷泉等。 三、露天茶室、棋园茶座、音乐茶座等。中国四大名绣 ——继承有发展,古老艺术焕发新生机 苏绣,以苏州为中心包括江苏地区刺绣品的总称,是在顾绣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苏绣的仿画绣、写真绣其逼真的艺术效果是名满天下的。在刺绣的技艺上,大多以套针为主,绣线套接不露针迹。常用三四种不同的同类色线或邻近色线相配,套绣出晕染自如的色彩效果。 粤绣,广东地区刺绣品的总称。相传最初创始于少数民族——黎族。主要有衣饰、挂屏、褡裢、屏心、团扇、扇套等绣品。在艺术上,粤绣构图繁密热闹,色彩富丽夺目,施针简约,绣线较粗且松,针脚长短参差,针纹重叠微凸。 蜀绣,亦称“川绣”,指以成都为代表的四川刺绣。蜀绣的纯观赏品相对较少,以日用品居多,取材多数是花鸟虫鱼、民间吉语和传统纹饰等,颇具喜庆色彩,绣制在被面、枕套、衣、鞋及画屏。 湘绣,以湖南长沙为中心的刺绣产品的总称。湘绣的特点是用丝绒线(无拈绒线)绣花,其实是将绒丝在溶液中进行处理,防止起毛,这种绣品当地称作“羊毛细绣”。湘绣也多以国画为题材,形态生动逼真,风格豪放,曾有“绣花花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美誉。 现在,许多地方为了保持发扬当地的刺绣技艺特色,纷纷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拨专款扶持推动刺绣技艺的整理和研究。特别是对流失于民间的许多刺绣绝技加以系统开发和利用,使刺绣的针法内容大为丰富,绣品更为美丽,品类也更为繁多。特别是在“双面绣”的基础上,又发展创研出“双面全异绣”,即在同一面料上正反两面能绣出画面、针法、色彩完全不同的绣品,使世人连声惊叹:“堪称世界绝技。”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 ——继承传统,超越传统 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以善用几何形体设计建筑著称,他设计的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香港中国银行、法国巴黎卢浮宫扩建工程的金字塔等都具有强烈的几何雕塑感,其优美的比例和恰当的尺度体现出贝聿铭的个性建筑文化。他不仅抓住本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还使之得到发展,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他创造了依托传统又超越传统的鲜明建筑个性,因此其作品能成为经典,能成为永恒时代的一篇。 二十世纪建筑师赖特说过“科学可以创造文明,但不能创造文化。有了创造性的建筑文化,科学与文化共同为人类造福”。中国确定第 2 批 29 个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 ——保护文化遗产,继承民族文化 2004 年 4 月 13 日,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工作交流会上,文化部公布了第 2 批 29 个试点名单,其中包括综合性试点 3 个,即江苏省苏州市、福建省泉州市和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专业性试点 26 个,包括北京市民间音乐京西古幡乐、天津市杨柳青木版年画、山西省地方戏曲耍孩儿、上海市民间曲艺锣鼓书、广东省民间工艺雷州石狗、宁夏回族自治区民间歌舞回族踏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民间艺术音像档案抢救等。 为了保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捍卫民族文化的独立性,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文化部于 2003 年 1 月 20 日启动了这一全国范围内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并于 2003 年 10 月 26 日公布了首批十个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名单。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保护对象主要是珍贵、濒危的并具有历史价值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包括传统的口述文学和语言文字;传统的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美术、杂技等;传统的工艺美术和制作技艺;传统的礼仪、节日、庆典和体育活动等。此外,还包括与上述各项相关的代表性原始资料、实物和场所以及其他需要保护的特殊对象等。 该工程的主要实施措施包括制定保护规划、建立分级保护制度和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名录;鼓励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珍贵、濒危的并具有历史价值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的抢救和保护。此外,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的早日出台并建立用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专项资金,为该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法律保障和经济保障。世界文化遗产有关知识 ——保护文化遗产,继承人类文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现代化进程迅猛如潮,给人类的居住环境和文化遗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破坏。为了使物质文明的进步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为了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于 1972 年倡导并缔结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公约主要考虑到部分文化或自然遗产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因而需要作为全人类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加以保护;考虑到鉴于威胁这类遗产的新危险的规模和严重性,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通过提供集体性援助来参与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缔约国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由缔约国申报,经世界遗产中心组织权威专家考察、评估,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初步审议,最后经公约缔约国大会投票通过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遗产种类有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文化、自然双重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称为世界文化遗产。科学技术情报工作的重要性 ——科学研究要遵循继承性 科学技术情报也是发展整个科学技术重要条件之一。科学的继承性,要求进行任何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掌握有关的资料和情报,总结前人的知识与经验,了解其发展过程,特别是掌握目前国际上的发展情况,以免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没有科学技术情报工作,全国科学技术工作者就很难掌握国际上科学的动向。在我国,如果对各方面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不能及时地交流和报道,也会造成人力、物力上的重复和浪费。 因此,提出了下列两个任务: 第一,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物理学方面的场论和量子力学的基础的研究,固体和液体中若干理论问题的研究,化学方面的物质的化学结构及其与性能的关系的研究,生物学方面的蛋白质的结构、功能和合成的研究,生物个体发育和系统的发育的研究,动植物的引种、驯化和培育的理论,以及天体的演化、物理力学的研究等。研究这些问题的目的是:进一步阐明自然界的基本运动规律,从而为人类控制和利用自然界开辟新的途径。 第二,建立科学技术情报。我国科学技术情报工作的基础非常薄弱。情报工作的任务主要是迅速建立机构,培养情报工作的专家,全面地和及时地收集、研究和报道国内外,特别是科学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情况和新的成就,使全国科学工作能及时地了解这些发展与成就。具体办法是:筹建专门机构,组织力量,从事摘录全世界科学技术期刊上的论文,用快报和文摘的形式编印出版。需要 100 年的天文观测 ——继承性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特征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一组天文学家对离开地球约 95 光年的两个双星进行了为期 5 年的观察,这两个双星系统拥有与我们太阳相类似的“年轻”恒星,因此研究它们能帮助天文学家预测太阳的强烈爆发和确定地球上生命的进化,因为当时太阳对我们地球的“轰击”要比现在强烈得多。 天文学家在 5 年里对β - 英仙星座(最明亮和最接近地球的双星)和 V711- 捷利茨(拥有两颗类似太阳的恒星,其中一颗比太阳稍冷,另一颗比太阳稍热)双星辐射的无线电波进行不间断监测,类似太阳的恒星具有外部环流区域,该区域在激发磁场,而双星上的爆发图像表明该磁场在变化。天文学家试图发现双星上烈爆发时磁场变化的规律,这样的规律性已被找到,因此现在可以十分准确地预测下一次爆发什么时候发生。 双星的爆发强度取决于双星中稍冷恒星的“年龄”和旋转速度,上述两个双星远比太阳年轻,它们围绕自己轴的旋转速度也快 10 倍,因此它们的爆发大致也强烈 10 倍。专家们认为,为了查明这一规律性,只要观察 5 年时间就足够了。这两个双星中的恒星爆发频率为 50 ~ 120 天,此外,还存在持续 500 天以上的活跃长周期。 我们的太阳不是双星而是单独恒星,它的磁场活性相对比较低,因此为了收集预测它爆发的统计资料,需要对太阳进行为期 100 年的观察。人生是提取精华的过程 ——继承前人精神财富完善自我生命 卡莉·菲奥利娜是惠普的女总裁,她曾在斯坦福大学学习过。毕业 25 年后,她回到母校演讲。她说:我在斯坦福上过的最难忘的一门课程是“中世纪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三大教派的政治哲学”。 每个星期我们都得阅读一部有关中世纪哲学的著作,而每个周末,得把这些哲学家们的思想言论进行提炼,总结成一份仅有 2 页纸的精髓。当时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先把它们缩成 20 页的东西,然后 10 页,最后到 2 页,而且是单面的稿纸。这岂止是总结啊?这简直就是把所有的事物还原成其最原始的形态,回复到事物最根本的精髓! 这些思想家们的哲学和意识形态无疑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但是那种近乎苛刻的提取精髓、追求完美精致的“蒸馏”过程才是我真正学到的东西。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近乎顽固的技能。而一直以来,我都反复受益着。这是一种提取事物精髓,还原事物本质的综合练习,而那门课程同时也让我领悟了生命的意义。人生就是提取精华的过程。林肯立志废除蓄奴制 ——要批判地继承政治文化制度 1831 年春,年仅 22 岁的林肯到新奥尔良这个都市寻求发展的机会。他在大街小巷中看到许许多多的启事,其中最多的是关于买卖黑奴的。年轻的林肯对此十分气愤,他郑重地对同伴说:“总有一天,我要砸碎这可恶的奴隶制度。”后来,这位年轻人努力奋斗,当上了美国总统。在美国南北战争中,他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解放宣言”,最终敲响了美国蓄奴制度的丧钟。鲁迅提倡“拿来”主义 ——继承文化遗产吸收外来文化 如何对待文化遗产和外来文化?鲁迅《拿来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也就是说要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吸收外来文化。鲁迅特别强调了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性:“没有拿来的,人不能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孔子教子 ——要教育孩子继承优秀文化 孔子认为,人生欲有成就,就必须认真学习前人留下的典籍。有一次,孔子站在庭院之中,正好他的儿子从身边经过,就问他:“学过《诗》了吗?”孩子回答:“没有。”孔子说:“不学《诗》,说话就不会生动。”又有一天,孔子又问道:“学《礼》了吗?”孩子说:“没有。”孔子说:“不学《礼》,就不懂得怎样做人。”
南宋是绘画较为普及的时期,这一时期绘画已逐渐深入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而不再是贵族豪门、文人雅士的专利。南宋的花鸟画基本保持北宋工细写实的画风, 所不同的是北宋以坡石、花草、禽鸟俱全的表现宫苑小景的大幅卷轴画为主流,而南宋则是以表现折枝、局部和寻常花鸟的扇面、册页和灯片小品为主流。虽然这些小品的气势大不如前,且往往在画面的边角做文章,但是,这些小品的特点却十分突出,如注意特定和瞬间的意境和情态的表现,形成构思新奇、主题鲜明、描绘生动、笔墨精妙、手法多样的风格,给人以清新优雅之感。根据史料记载,南宋有不少知名的花鸟画家,但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花鸟画作品却多数没有名款,因此,当时的多数画家现在难以利用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东汉时,扇子开始流行,民间有纤巧玲珑的竹扇、蒲扇。随着丝织手工业的发达,出现了一种以绢制成的纨扇,形状有如一轮明月,称为“团扇”或“纨扇”,也叫 “合欢扇”;也有长圆、梅花、葵花、六角等形状,扇柄用骨、木、竹等材料,雕刻精致;亦有木、竹、骨等材之柄;还有扇坠、流苏、玉器之饰。三国第一次出现在扇子上题诗作画。据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载有曹孟德的主簿杨修与魏太祖“画扇误点成蝇”的故事。《晋书•王羲之传》有一则王羲之为老妇题扇的佳话。当时有位“老母”,“持六角竹扇,求书于王羲之”,“羲之为书五字”,她售出时便由十二文涨至“百文”。今浙江绍兴蕺山南边有“题扇桥”,相传便是王羲之题扇处。隋唐两代,盛行于世的主要是“纨扇”和“羽扇”,以及少量的纸扇北宋时,出现了携带极为方便的折扇,折扇是北宋宣和年间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折扇,亦叫“聚头扇”、“撒扇”或称“聚骨扇”。到了南宋,画扇、卖扇、藏扇之风盛行,扇面书画成为一种重要的绘画样式,并出现了扇铺和画商。总结宋代的扇史,竹扇和蒲扇是最平民化的扇子,仕女用的仍是精致的团扇。南宋时许多花鸟、山水、人物小品都采用团扇形的构图形式。清文人墨客题扇画扇成为一种时尚。浙江、苏州、四川等地盛产折扇,题字作画也兴于此。
国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主要种类。中国画在古代无确定名称,一般称之为丹青,主要指的是画在绢、纸上并加以装裱的卷轴画。近现代以来为区别于西方输入的油画(又称西洋画)等外国绘画而称之为中国画,简称“国画”。它是用中国所独有的毛笔、水墨和颜料,依照长期形成的表现形式及艺术法则而创作出的绘画。中国画按其使用材料和表现方法,又可细分为水墨画、重彩、浅绛、工笔、写意、白描等;按其题材又有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等。中国画的画幅形式较为多样,横向展开的有长卷(又称手卷)、横披,纵向展开的有条幅、中堂,盈尺大小的有册页、斗方,画在扇面上面的有折扇、团扇等。中国画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创作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和审美情趣,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社会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等方面的认识。油画最早起源于欧洲,大约15世纪时由荷兰人发明的,用亚麻子油调和颜料,在经过处理的布或板上作画,因为油画颜料干后不变色,多种颜色调和不会变得肮脏,画家可以画出丰富、逼真的色彩。油画颜料不透明,覆盖力强,所以绘画时可以由深到浅,逐层覆盖,使绘画产生立体感。油画适合创作大型、史诗般的巨作。成为西方绘画史中的主体绘画方式,现在存世的西方绘画作品主要是油画作品。绝大部分壁画作品也是用油画颜料和创作方式制作的。19世纪后期,由于科技发展,许多新材料应用于油画领域,如丙烯颜料,油漆等。油画是以易于油剂(亚麻仁油、罂粟油、核桃油等)调和颜料,在亚麻布,纸板或木板上进行制作的一个画种。作画时使用的稀释剂为押发性的松节油和干性的亚麻仁油等。画面所附着的颜料有较强的硬度,当画面干燥后,能长期保持光泽。油画是西洋画的主要画种。
杨和平教授1982年7月毕业于中南林学院,留校任教。1984—1986年在湖南大学土木系路桥专业进修,1988年12月中南林学院道路工程研究生毕业,获工学硕士。1990年元月调入原长沙交通学院路桥系道路教研室,至今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27年。1995年晋升副教授,2000年晋升教授。1990年以来,共主持、负责或参加科研课题二十余项,已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中国公路学会科技进步特等奖一项,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云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厅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两项,三等奖一项;先后在《岩土工程学报》,《土木工程学报》,《中国公路学报》,《公路交通科技》以及国际学术会议和其它国内刊物上发表论文七十多篇,其中被SCI、EI、ISTP收录的20多篇;2007年3月,美国《Civil Engineering》杂志的特色栏目中刊登了杨和平教授署名、具有重大创新和影响的研究成果—Addressing expansive soils。多年来,杨和平教授一直在道路工程领域开展研究工作,攻读硕士期间即开始边坡的稳定性研究。 1993年以来,主要在公路膨胀土等特殊土路基方面开展工作,积累了较丰富的知识和经验。95年主持完成的广西《膨胀土公路路基稳定性研究》课题,第一次对公路膨胀土路基病害及产生原因做了系统分析总结,并结合工程实践提出各种防治与加固措施。1997年在云南楚大高速公路上成功修筑了国内第一段用土工格网边部加筋的中强膨胀土公路路堤,并提出膨胀土路堤边坡稳定分析和加筋设计方法,初步获得包括加固机理,加筋设计理论和方法,施工工艺及方法在内的系列技术,为膨胀土地区公路路堤修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2002年7 月至2007年12月,作为技术负责人组织完成了交通部西部交通建设重大科技项目“膨胀土地区公路修筑成套技术研究”,在膨胀土路基处治理论、设计方法和工程修筑技术等方面取得系列创新和突破,已获国家发明专利两项,新型实用专利六项。采用柔性支护技术成功解决了膨胀土路堑边坡屡治屡垮的技术难题;提出的改进CBR试验方法、填料分类指标体系以及用膨胀土直接填筑路堤的物理处治技术,可从根本上消除膨胀土地区筑路弃土换填造成的水土流失、生态环境破坏,产生良好的工程、经济和社会、环保效益;从而使我国膨胀土工程处治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杨和平教授还担任了繁重的教学工作,讲授《路基路面工程》、《近代土质土力学原理》、《路基设计原理》、《专业英语》、《特殊土路基》、《公路支挡结构设计》、《公路工程费用监理》、《土木工程概论》等课程。近些年来,年均教学工作量在 500学时以上。曾获得省教学成果二等奖一次。
本年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研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传统意义上“四大件”学科分支中相对较弱的“配器”与“复调”,强势超越“和声”乃至“曲式”。这既与高等专业音乐教育中“配器”与“复调”方面高层次人才培养力度的逐年加大有关,也与近年来相关学科的学术研讨会的直接推动有关,更与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科的整体发展趋势、各分支的交融,特别是与作曲实践的更加贴近有关。有关配器的研究,本年度成果最丰。中外现代作曲家的经典管弦乐作品,成为各位学者的热衷对象与博士学位论文的重要选题。于京君的《配器新说》(责任编辑:王璐),对西方管弦乐队当代配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作了概览式的归纳,在理论上加以浓缩、提升、总结、归类并分别命名,梳理出一套可以普遍运用的新型配器原则和方法。论文提出了三个新概念并分别予以命名,认为它们显示了当代配器思路与技法的主要走向:(1)为配器服务的新型的乐器分类法:突破传统的乐器分类框架,将乐器以其发音方式分为延音类乐器和非延音类乐器;(2)新型的配器原则与技法:以原型素材为音源的延音功放配器法——主要由非延音类乐器提供音源,由延音类乐器对其进行延音或功放;(3)配器与作曲关系的新概念:配器自由度及其划定标准。论文还强调:配器法不应该只是一种被动的、机械的编配技法,它应该是一种发展乐思、创新作品的重要手段,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郭鸣的博士学位论文《约翰·科瑞里亚诺管弦乐写作技术研究》,选择当今仍活跃于国际乐坛的美国作曲家约翰•科瑞里亚诺的6部乐队作品为研究对象,结合其在文化背景、美学观念、审美趣味等方面的形成,以及由上述因素所导致的作曲技法为视角,发掘其管弦乐配器法的“继承”与“发展”。并通过具体写法的“透视”与“分析”,对科氏在6部乐队作品中的音色、织体及具体的配器手段等方面进行梳理与研究。论文主体部分由导论、正文及结论组成。在导论中,首先对论文选题的缘起及论题的意义做了简要的论述,并对美国当代音乐中“回归”现象做了概括性的梳理,同时对6部乐队作品做了概况的介绍。正文由五个章节组成,前三个章节主要是对6部乐队作品的横向音高结构与织体、纵向和声结构以及复调结构与织体等诸因素分别进行了研究,进而还对各种技法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对比做了较为深入地分析,并归结出这些技法导致的织体的形成、音色的处理等直接影响管弦乐配器风格的各种因由。第四、五章是在前三章的基础上,对乐队的编制、乐队的摆放位置及多维声向的形成与意义做出详细的论述。随后又在微观上对管弦乐配器中特殊演奏法的运用,不同音区的运用与处理,以及纵向多声部结构中的配器特征等方面也做了较为详实的分析与论述。竹岗的长篇论文《潘德列斯基早期管弦乐创作的颠峰之作——<第一交响乐>之管弦乐法分析》(《乐府新声》2008年第4期、2009年第1、2期连载,责任编辑:王进),包括“克里斯多夫·潘德列斯基和他的音乐创作”、“乐队编制——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对传统乐队音色的充分挖掘”以及“配器新观念及新演奏法和记谱法”等四章。论文认为:《第一交响乐》是潘德列斯基整个以前作曲实践的“鸟瞰”,同时也是他管弦乐队的全部经验的集大成之作。潘德列斯基对传统乐队的音色挖掘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尤其是他对弦乐音色的发掘是“革命性”的。尤其是他对乐器的“极限高音”和“极限低音”、弦乐的拨奏加滑音奏法、以及密集微分音块的使用开发,堪称经典,增加了乐队的有效使用音域。潘德列斯基对管弦乐织体的运用表现出了多样化和灵活性。在对织体的使用和处理上,潘德列斯基最喜欢使用的手段就是“扇形对称结构织体”或“斜形结构织体”,以及“同一个片段之内的各个声部不同节奏的组合(或扩大、收缩组合)并循环”。在潘德列斯基的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各种微分音,以及由此构成的“音块”、“潘式音墙”。在《第一交响乐》中,微分音技术不但体现在弦乐器上,同时也扩展到了木管组和铜管组。微分音技术本身,与前述的弦乐“拨奏加滑音”技巧、织体的扇型结构等技术相结合,其所产生的由“密集音块”和“音高连续体”构成的“音墙式”音响效果是极具创新意识和震撼力的,是一种崭新的音响效果和技术手段。由于新技术手段会产生新的音响效果,现有的旧的乐谱记录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新技术手段的要求了,因此,如何为这些新技术手段做比较恰当、适用的记录,就成了作曲家要面临的新问题了。潘德列斯基的绝大部分作品都采用了非节拍性的“半偶然”的时间记谱法,以及“有音才有谱、无音只有空白”的“黑白”记录方式,并发明和沿用了很多新的演奏法和标记。这些新的演奏法和标记,以及记谱法有些已经成为当代公认的记谱标准,直到现在都对我们的音乐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胡磊的《勋伯格<乐队变奏曲>的十二音处理与配器技术》(责任编辑:刘永平),以勋伯格按照十二音技法创作的第一部大型管弦乐作品勋伯格的《乐队变奏曲》(Op.31)为研究对象,通过音高分析与配器分析,认为:在勋伯格的《乐队变奏曲》中,体现的十二音序列音乐配器基木原则不仅使十二音体系所强调的“音高平等”甚至是“音色平等”得以很好的体现,并且,也赋予了作品音色多样化的乐队音乐特点,但是,十二音规则上一些局限性的原则对乐队效果、配器手法上产生的束缚力使勋伯格在《乐队变奏曲》之后,再没有使用十二音序列技术来创作真正意义上的乐队作品。另外,勋伯格在这部作品中由始至终体现的“音色平等”观念不仅与十二音序列音乐的“音高平等”观念相一致,同时也是平等原则的进一步升华,并且对二战后期兴起的“整体序列主义”起到了一定的启发意义。中国作曲家、管弦乐法专家杨立青教授成为本年度的热门研究对象。龚华华的《积墨·破墨·泼墨——杨立青<荒漠暮色>中的几种管弦乐配器技法》,借用中国画中的三种常用技法“积墨”、“破墨”、“泼墨”,来阐释杨立青1998年完成的管弦乐《荒漠暮色》中的几种管弦乐配器技法。积墨与破墨是指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对主体声部进行整体和局部的叠加,而泼墨则是指用多个乐器声部共同构成一个类似于“带状”的加厚式织体形态。李洋的《从杨立青<引子、吟腔与快板>看管弦乐队与二胡音色的溶合技术及其结构力功能》,通过对管弦乐队各乐器相对于二胡音色溶合性的分析与量化,借助统计学方法,以可视性图表为材料,探讨了分析对象各乐器组、整个管弦乐队相对于二胡音色的溶合性变化过程,以一种新视角观察管弦乐队乐器与民族乐器之间的音色溶合技术。徐越湘的《浅谈杨立青关于20世纪作曲技法理论的研究成果》,从传统作曲手法的六要索入手,对杨立青的《管弦乐配器风格的历史演变》、《梅西安作曲技法初探》、论文集《乐思·乐风》、译著《二十世纪音乐的和声技法》等篇章中的核心技术予以剖析,力图总结出他在20世纪作曲技术理论中所作的探索。姜盛林的《色彩的“五行” 逻辑的“五行”——谈陈其钢管弦乐组曲<五行>的音色布局与结构关系》,认为其分析对象的每个段落虽然短小,但构思新颖、奇特,语言精练、细腻,段落内部及段落之间的结构形成严密的逻辑关系。在配器方而,这部作品的音色布局与调配以及音响的对比控制非常完美,可以称得上是一部难得的“现代配器教科书”。有关复调的研究本年度成果丰富,特别是出现了对于国内学界而言具有开拓性、创新性意味的选题与成果。姚亚平的著作《复调的产生》(责任编辑:金原),主体包括“复调起源的各种理论及其评价”、“‘附加’与复调的产生”、“欧洲文化精神的兴起及其对音乐的影响” 以及“权力的话语:欧洲早期复调语言机制的文化意蕴”等四章,从“音乐之外”的文化角度切入,抽象、智性地讨论了“复调的产生”这个令人关注的课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著的第四章通过“引言:‘权力’、‘话语’、‘只是’”、“横向维度分析”、“纵向维度分析”三节,讨论了“作为权力的话语的西方早期复调的构成:1.两个要素;2.两个要素地位的不平等;3.在历史进程中,不平等地位的逆转。刘永平长期致力于的现代复调研究与教学。他的现代音乐复调技法研究之六《论十二音对位》认为:十二音对位是基于十二音技术的对位法,是多种音列形式同时作线性陈述而构成的非调性复调织体;十二音列及其变体形式、音程顺序以及陈述方式,是十二音对位中音高组织、声部对比、织体构成的主要结构特征;通过分析、归纳各音列形式结合的对位类型及其和声处理原则,进而探讨了十二音对位与十二音技术相关联的独特复调思维与技法。2. 孙晓晔的《谢德林<复调手册>中的对位技法研究》,对谢德林由25首体裁各异的复调前奏曲《复调手册》进行了深入仔细的分析,将作曲家运用次数最多、使用手法最独特的几种对位技法进行了归纳,并试图通过分析此作品能够对现代复调音乐的创作和教学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另外,徐昌俊、左延芳的《里盖蒂<永恒之光>中的微复调技法》也值得关注。叶思敏的《斯特拉文斯基<士兵的故事>中的拼贴复调技法》(责任编辑:刘永平),包括“拼贴复调的基本乐思构成”、“拼贴复调的旋律写作”、“拼贴复调的调性语言”、“拼贴复调的和声手法”、“拼贴复调中的节拍手法”、“拼贴复调织体”等部分,结合作曲家的美学观念,逐一研究了作品中运用拼贴技术所涉及到的种种写作手法,提出了斯氏以复调思维作为诱导的拼贴技法的运用,为复调的现代发展开拓了广阔思路的论述。龚晓婷的《陈怡四部混合室内乐的复调技法研究》(责任编辑:刘莎),以陈怡近年创作的为胡琴与弦乐四重奏而作的五重奏《胡琴组曲》(1997),为小提琴、琵琶、大提琴而作的三重奏《宁》(2001),为长笛、黑管、小提琴、大提琴、钢琴而作的五重奏《春夜喜雨》(2004)以及为长笛、大提琴与钢琴而作的三重奏《静夜思》(2004)为研究对象,探究了作品中所贯穿的线性思维及丰富的复调技法。论文认为,它们不仅表现为多变的结构形态,还以融合进作曲家个性化语言的形式充分表露出她独特的审美意识。吴磊、唐荣的《王西麟<第四交响曲>中的复调技法研究》,通过较为仔细分析,认为这部作品“将连续演奏的四个部分或乐章整合到一个乐章之中,同时,四个部分分别被理论家冠以四个标题:‘寻觅、毁灭、挽歌、抗争’,在整体结构上由于音色的布局及其织体结构与运动使其具有奏鸣曲式的结构特征”。最重要一点,复调技法在该作品中的运用占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可以看出作曲家有效地将各种复调技法作为乐思表达的载体,体现出“织体主题化”的结构功能;另一方而,作曲家对新型复调技法汲取的同时,追求对乐队整体音响、音色及新型织体的尝试。有关中国作曲家音乐创作以及复调技法的研究,还有徐玺宝《谭小麟<小提琴及中提琴二重奏>的创作特征》等。相对于常年,本年度有关曲式或音乐分析或音乐形态方面的研究,在数量上有所减少,但质量上乘,特别是一批博士论文的出版,提升了该分支方向的总体学术水准,并呈现出聚焦本土专业音乐创作与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显著特点。觉嘎的《西藏传统音乐的结构形态研究》(责任编辑:迟凤芝、王赛),是第一部全面研究西藏传统音乐形态特征的专著。该著从西藏传统音乐的文化源流开始,探讨了社会生活与西藏传统音乐的关系;从西藏传统音乐的类别属性入手,探讨了文化交流对西藏传统音乐的影响;论文还着重探讨了西藏传统音乐的结构特征:个性与共性,变异与发展。这是一篇严谨、深入、厚重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杨和平的博士论文《谭盾歌剧研究》(责任编辑:陈欣),以谭盾歌剧为研究对象,主要从剧本、音乐材料、结构与结构力、戏剧思维等四个方面展开分析,涉及谭盾自1989年以来创作的《九歌》、《马可·波罗》、《牡丹亭》、《茶》、《秦始皇》等五部歌剧。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分析了上述五部歌剧的剧本,从人物、情节、戏剧以及剧本特征等方面来展开。第二章探讨了谭盾歌剧中的材料设计,内容分为六节,对主题、音型化材料、吟诵材料、拼贴与仿作材料、打击乐等进行了分别研究。第三章分析了谭盾歌剧音乐的组织及相应的技术手法,包括材料布局、即兴与机遇对位、织体设计、空间设计等四个方面的内容。第四章对五部歌剧的整体结构及分场结构进行了阐释。第五章对谭盾歌剧的戏剧思维进行了研究,内容分三节,第一节探讨了谭盾歌剧中巫傩/戏曲色彩的成因。第二节探讨了谭盾歌剧中器乐的戏剧作用,并进而探讨了谭盾的“整体声音观念”,器乐在谭盾歌剧中具有与声乐并驾齐驱的地位。第三节探讨了文化配器与复风格的内容,除《九歌》外,其余四部歌剧均通过“文化配器”的手法来组织音乐材料、设计音乐结构,从而让作品具有“复风格”的特征。郭新的《采用中国民间曲调的结构原则——陈怡赴美后作曲风格形成阶段之二》(责任编辑:高拂晓),也是作者博士论文《中国音乐语言用西方乐器习惯用法诠释——论陈怡创作西方器乐曲时中西方观念和技术的融合过程》中的一个章节。论文着重分析讨论了陈怡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最后阶段的两部作品《烁》和《钢琴协奏曲》,认为:此时陈怡的创作注意力,开始从注重音高结构方面,逐渐转到了整体与局部的曲式结构中。她在作品中系统性地运用节奏组合和结构比例原则,而且对音响的调配和织体在曲式结构中的作用,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同时,陈怡在对中国民间乐曲结构原则的深入研究后,力图将中国民间音乐曲式结构思维与西方无调性音高结构原则相结合,并积极探索使西方乐器按中国民间器乐合奏方式演奏的具体手法。刘涓涓的《这是一个诱人沉醉的黄昏——析罗忠镕艺术歌曲<黄昏>》,以背景性研究、关联性研究和技术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分析总结了罗忠镕艺术歌曲《黄昏》的创作特点:即借用同名现代诗歌中强烈的主观意识和象征意义表达个人对于理想与现实的理解,创作思想上流露出人本主义特征;人声旋律处理为宣叙调以表现歌词的意识流风格;钢琴声部的写作体现出多种技术与音乐表现之间的必然联系。论文还注意到罗忠镕一向把他的艺术歌曲写作当作整体创作的技术实验田,《黄昏》又是这些歌曲中技术化特征最突出的一首。娄文利的《单声思维控制下的音响结构——郭文景歌剧<夜宴>音响结构技术特点》认为:单声思维控制下的音响结构逻辑,是《夜宴》所有音响技术的核心理念所在。它表现在三个方面:就织体形态来说,单声织体、装饰性支声织体和主调型织体均体现出突出线性逻辑的特点;时值控制系统中不规则变换节拍、避免重音周期性起伏、符合人物形象的节拍设计、板式或速度对位等手段,也与作曲家追求线性逻辑的单声思维相辅相成;在多声技法方面,注重色彩性、音响性的和声意识代替了功能性和声手段,其作用在于调节单声线条的粗细轻重,而复调多表现为在特定戏剧情节中特定主题间的对置,意在凸显各主题暗示或隐喻的戏剧功能。李吉提的《秦文琛<幽歌Ⅱ号>的音乐结构及其他——中国现代音乐分析随记》,通过分析认为,从作品中可以看出草原文化和现代专业音乐教育对作曲家的影响,以及该作与作曲家后来音乐创作的关系。论文还从作品的内容与宏观结构、作曲家笔下的乌日图道与原生态乌日图道的结构比较及其与现代技术的关系,揭示了音乐结构的张力、内聚力、平衡力在作品中所发挥的作用。胡静波的《云翻一天墨——关于大型歌剧<太阳雪>与说、唱、剧<解放>音乐创作上的研究》,作为作者“张千一音乐创作研究系列”之一,包括“《太阳雪》与《解放》在创作上的异同”、“《太阳雪》的内容布局”、“《太阳雪》音乐的结构形式”以及“《太阳雪》音乐的写作内涵”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周倩的《多元语境中的作曲新路朱世瑞<草-词的微变奏>之创作思维与技法》,从隐形主题与微变奏、音高形态与节奏模式、复语言和复文化与创作思维的创新等方面对《草-词的微变奏》的创作特征进行了研究。房晓敏的《五行作曲法在民族管弦乐创作中的应用》摘记了作者多年来研究五行作曲法与民族管弦乐创作相结合的心得体会,以二胡协奏曲《幻想曲》、民族管弦乐曲《山寺》、梆笛与二胡双协奏曲《客风》、民族管弦乐曲《火之舞》4首风格各异的民族管弦乐代表作来阐述自己的创作理念与思路。桑桐的《勃拉姆斯两首歌曲的分析》,从歌词内容简介、歌曲的结构形式、艺术手法分析三方面,进行具体的介绍分析,从中了解勃拉姆斯歌曲中的艺术表现技巧、音乐形象创造与和声处理手法等方面的特色。钱仁平的《一个被误会了的回旋奏鸣曲式乐章——贝多芬<第三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曲式新析兼评相关陈说》,从“疑问:贝多芬不会写出如此比例失调的回旋曲式吧?”切入,讨论贝多芬《第三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的曲式结构,进行“解析:原来是一首被误会了的典范回旋奏鸣曲式”,并加以“引申:是魏纳·莱奥误会了贝多芬还是我们误会了魏纳·莱奥?”,说明了徳系与前苏联系曲式思维的不同,并由此引发对我国曲式学教学体系现状的思考。郑中的《梅西安的对称排列置换作曲技法》认为:梅西安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在现代音乐的发展进程中占据独有的地位。不可逆行节奏、对称排列置换、色彩和弦、有限移位调式等创新技法,是形成他独特音乐风格的直接手段。符方泽的《马勒交响曲中的“递延”现象研究——以马勒“器乐三部曲”为例》,借用“递延”这一概念,以浪漫主义晚期作曲家马勒的器乐三部曲为主要对象进行了专门性的分析和研究。在分析中,围绕递延这个主要观点,分四个部分对马勒交响曲在调性、主题及音乐意象等方面的相关性、传递性和统一性特点及其表现方式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文章以较新的观念阐释马勒交响曲特有的形式风格,一方面能为马勒交响曲的形式特点及相关方面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另一方面,也为观察和总结音乐作品之间可能存在的潜在而多元的关联及统一建立了新的视点。安宁的《布里顿的两部歌剧研究》选取被认为是英国自17世纪普塞尔以来最杰出的作曲家布里顿全部歌剧作品中最富特色的《彼得·格莱姆斯》与《命终威尼斯》为研究对象,从体裁形式、题材内容、音乐风格及具体技术手法和美学追求等方面展开比较研究,并对影响作曲家创作的,“性取向”问题进行解读,以音乐本体分析与文本意义阐释的双重视角进行审视,进而探究造成这些变化与发展的原因。在布里顿宏富的音乐创作中,歌剧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也是他全部作品的重心所系。因此,对于歌剧创作的研究便成为了解布里顿音乐创作思想、技法乃至风格流变最主要的途径之一。宋莉莉《斯克里亚宾晚期音乐观念与创作的研究》主体由引言、四个章节、结语和附录几大部分组成。引言部分述及本课题的学术价值和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一章对斯克里亚宾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及个人创作生活进行了考察。第二章对斯克里亚宾音乐观念内涵进行了宏观分析。第三章对斯克里亚宾音乐创作手法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对其音阶观念的扩大、主音观念的固守、调式调性观念的扩展、主题和和声观念的变化、不协和和弦观念的演变、节奏节拍观念的变化等方面的创作特征进行了阐述。第四章主要述及斯克里亚宾的创作对后世的影响。全文以斯克里亚宾的音乐作品和其他音乐家对他的评说、回忆录、笔记、书信等史实资料为依据,以历史学、社会学、音乐学分析、作品分析为研究方法,对斯克里亚宾晚期音乐的思想观念和创作实践进行了梳理,阐述了其音乐创作的主要手法和独特的艺术思维。赵晓生的《音乐活性构造(一)》认为:音乐活性构造的核心点在于,由音乐的构造寓于过程之中。过程即结构,过程即构造。过程的状态即结构形态,过程的特征即结构范式这一基本观点出发,依据音乐的时间性(历时性)与空间性(共时性)特征,将音乐在其运动状态、时间过程与音响体现、空间组合中所呈现的组织构造范式,进行节奏(时值模型)、过程(结构范式)、音高(音集运动)、音响(和音色调)、组织(活性基因)五个相对独立范畴的分析研究,以有机的、整体的、合一的、活性的视角,从根本上把握音乐时间性与空间性二位一体的活性运动的组织构造核心奥秘。有关音乐分析方法论的研究,主要有王中余的《集合复合型理论的实质、应用与效能》,首先对集合复合型理论的实质与分析应用问题进行教程式释介,在此基础上揭示这一理论的分析效能。事实上,集合复合型理论是音级集合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无调性音乐作品深层结构进行揭示的有效手段。值得关注还有[德]克列门斯著、钱泥译《音乐分析法》,从各个不同角度出发,为学习者提供音乐作品分析丰富多样的可能性,并用大量作业鼓励学习者用自己的思路和视角作各种分析判断的尝试。《音乐分析法》可说是第一本实用音乐分析“工作手册”,是专业师生和自学者理想的教材。本年度该领域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当属贾达群的《结构诗学》(责任编辑:王赛)。我们赞同高为杰教授在该著《序II》中的评价:“《结构诗学》中的许多构想很有见地,富有原创性新意。我特别赞赏其中关于‘结构对位’理论的提法。过去虽已有诸如‘混合曲式’、‘复合曲式’以及‘边缘曲式’等等提法,但我以为‘结构对位’的理论更能抓住音乐结构思维的本质。”本年度有关和声方面的研究,几乎是历年来最少的。倒是两本译著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影响。冶鸿德的《亨策“移动和弦”的结构与功能》(责任编辑:高拂晓)认为:在亨策的和声体系中,三音固定的移动和弦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独特的结构方式及在作品中广泛系统的应用,使它具有了传统和声体系中某种功能意义。移动和弦的结构特点与功能充分体现了作曲家根植传统、锐意创新的创作观念。移动和弦是亨策音乐创作技法和风格特征的一个缩影。刘文平的《勋伯格的全音阶理论及其实践》(责任编辑:吴晓丹)认为:勋伯格的全音阶创作,完全与他的理论相适应,系统地为我们展示了这种音阶发展演化的全过程。对于勋伯格本人的创作来说,全音阶的运用主要是在调性扩张的过程中通过拓宽和弦构成的调式基础丰富和声材料,促成调性解体的重要手法之一。由于全音阶中各音之间的相对独立和缺少倾向性的特点,在局部可以形成无调性的段落或片断,因此,勋伯格一方面充分发挥全音和弦的结构特色,选择特点突出的增三和弦以及五、六音和弦的结构形式,结合旋律中的全音阶片断集中使用;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结构的和弦在表现上的局限性,做到与各种三度结构、四度结构和弦等其它和弦材料融合,真正起到了丰富旋律与和声解放不协和音,最终促成调性解体的作用。
从三次研讨会看中国音乐心理学的发展趋向 论文关键词:音乐心理学发展趋向论文摘 要:本文主要就我国音乐心理学的发展现状,展望其发展趋向,对我国音乐心理学未来研究的走向做一个简单的勾画。 2002—2009年期间,分别在北京、广州、上海举行了三届音乐心理学研讨会,从三次研讨会来看,中国音乐心理学科在不断地进步,并且有着良好的发展趋势。本文立足于此,展望21世纪,对我国音乐心理学未来研究的走向做一个简单的勾画,展望中国音乐心理学的发展趋向与现实意义。 回顾音乐心理学的发展,我国音乐心理学研究将发生重大变化,音乐心理学将向着以下几个方面发展: 一、趋向之一,注重理论思辨,形成和完善学科理论构架,拓宽并深化基础理论研究 。音乐心理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除了具有音乐学和心理学的学科特点,还应该有自己的独特性质与理论构架。对音乐心理学学科性质的定性和研究内容范围的界定,是基础理论研究的首要问题。加强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能有效的避免研究者们认识上的混乱,有助于更加深入的研究。张前、赵宋光、罗小平等学者就针对我国当前的研究对音乐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内容做了勾划,罗小平和黄虹先生的《音乐心理学》也基本形成了音乐心理学大的理论构架,这些将更有助于学术研究的进一步规范和深入。在第二届研讨会上,音乐心理学研究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如郑茂平的《音乐心理学及其研究的方法学讨论》、蔡黎曼、黄虹的《西方音乐心理学研究方法对我国音乐心理学研究的启示》、再如邵桂兰、王建高的论文《音乐心理学及其方法论的再讨论》中对中国音乐心理学研究强调实证化倾向的批评就引发了讨论的高潮。 而研究方法直接影响着学科的属性。针对我国目前的研究现状,音乐心理学也不应一味套用心理学上的研究方法,而应对现有方法进行改进或者创造新的研究方法,使之适合音乐心理学的`研究。研究者应尽量提高自身素质、避免质性研究结果中的主观性、量性研究中片面性和偶然性,使研究结果更加科学。 二、趋向之二,加强实证研究,重视科学实验,拓展新技术的应用研究。就学科的双重性质而言,研究必须重视心理科学实验与音乐实践的结合,并强调音乐的艺术性特点,不仅符合心理学的研究范式,还要找到心理学与音乐学之间科学论证的平衡点,并逐步扩大音乐心理学的应用领域。学者周海宏在他的文章中说“音乐心理学作为一种以科学实证方法为基础的科学,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其采用的科学实证的方法。在这样一个主观精神活动的领域中,去获得具有客观性、可证明性、可重复检验性,与可推广性的科学认识的结论是非常困难的,然而是必须的。” 目前,我国音乐心理学实证方面的研究绝大部分还只是传统实验,对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m EEG)、事件相关电位(event related potentials ERP)、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等新方法的运用还不多。今后,音乐心理学也将拓展更多的技术应用研究,在新的国际形势背景下研究和解决新问题。 三、趋向之三,重视国际学术交流,继承发扬中国古代音乐心理思想,形成独有的理论和研究模式。面对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趋势,时代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对外交流。研究学者们也积极的参与国际的学术交流,比如,陆小玲、蒋聪等学者在第九届音乐感知和认知国际会议上提交了论文,张前与周世斌等学者出席了第十届音乐感知与认知国际会议,不仅在会议上介绍了我国音乐心理学的研究情况,还承接了2011年第四届亚太地区音乐认知科学大会的承办权。在第二届研讨会上,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的张善熙教授在会议上作为亚太音乐认知协会的负责人和国际音乐认知协会的常务理事出席,促进了中国与国际音乐认知信息的沟通与交流。中国古代音乐心理学学思想是前人们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财富,是对传统音乐心理思想的总结。在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心理学思想研究方面,罗小平、黄虹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心理学思想的梳理,杨和平对于我国20世纪音乐心理学文献的解读,张静对于《乐记》中音乐心理学思想的解析等,都为音乐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做了有益的铺垫。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更应该不断汲取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的思想精髓,批判的借鉴西方音乐心理学的成果,更加关注民族特点,时刻关注国外的前沿研究,形成多维的研究视角,逐步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逐渐形成我国音乐心理学独有的理论和研究模式,引导中国音乐心理学健康、科学的发展。 四、趋向之四,研究更加细致深入,贴近生活和工作,跨学科研究逐渐广泛21世纪科学技术正向着高精尖方向发展,学科交叉将更加广泛。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还应该重视学科的交融性,汲取发展成熟的交叉学科的营养,加强对其他学科的学习。音乐心理学的发展不仅要遵循心理学和音乐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还应关注民族心理的异同,区别我国同国外音乐心理研究的特殊性,揭示中国人音乐心理发展的规律。在今后的研究中,学科交叉与叠加也将更加明显,比如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等与音乐心理的相互渗透,教育学、医学、美学等与音乐心理的交叉,跨学科的研究也逐渐广泛开来。学者罗小平在老年精神音乐学方面做出的探索就是音乐心理学与老年心理学交融的结果、张璇从音乐心理学与民族音乐学的双视角角度对于意溪镇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观众态度研究的思考都为我们跨学科的研究做出了很好的范例。 五、趋向之五,合作性团队的建立,预测性研究的出现,将音乐心理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和水平。现代科技互联网的普及,使信息的传递更加迅捷,使中西方的资源和知识能够有效地优势互补,这就为音乐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可借鉴的材料。同时,建设好我国音乐心理学的网站、网上论坛也刻不容缓,有了这样的交流平台,便能及时的关注到国内研究的已有成果以及国外研究现状,使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能够与国际接轨。在科研和教学中,研究者的联合、合作性团队的建立,也能够形成知识结构的互补,加快对音乐心理问题的研究。音乐心理学内部分支学科的出现,也为音乐心理学的发展拓宽了思路,而许多尚未萌芽和正在萌芽的小的预测性研究也将随着音乐心理学大的发展趋势而迅速发展起来;音乐心理学内部分支学科的快速发展、理论的不断成熟和完善,都将会推动音乐心理学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和水平。 愿音乐心理学取得更大的成果! 注释: 1周海宏.音乐心理学:走向实证的音乐学研究.黄钟.2001、1 参考文献: [1]蒋存梅:第一届全国音乐心理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2 [2]郑茂平、张大均:自上而下与下下而上及其互补—对第二届“全国音乐心理学研讨会”关于研究方法趋向的元认知反思[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3]罗小平:在第三届全国音乐心理学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J],音乐艺术, [4]罗小平、黄虹:音乐心理学[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论文相关查阅: 毕业论文范文 、 计算机毕业论文 、 毕业论文格式 、 行政管理论文 、 毕业论文 ;
诚信,即“诚实、守信”之意。诚实就是对他人开诚布公,不隐瞒,不欺;对自己为善去恶,光明磊落。一句话,诚实就是表里如一,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守信就是信守诺言,讲信誉,重信用,忠实履行自己承担的义务。诚与信是辩证统一的,诚信的基础是诚,如果人人都诚实,那就必定是一个可信任的社会。诚信是维系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体;诚信是人类的美德,是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内容之一,不仅是公民待人处世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和个人立身处事的根本原则,而且是公民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诚信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尺,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诚信问题,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事关个人、单位乃至国家、民族形象,是一种重要的竞争力。社会呼唤诚信,个人、组织、市场乃至国家需要诚信。高等学校教育应特别关注诚信,充分认识诚信教育的社会价值,积极探索诚信教育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养诚实守信的大学人才。既然诚信是大学生立身处世之本!那么当代大学生应怎样树立诚信品质呢?首先分析一下大学生目前面临诚信危机的原因: 大学生自身心理素质不成熟、社会阅历浅、责任意识薄弱、思辨与分析能力欠缺是大学生“诚信危机”产生的主观原因。但是在当代大学生身上还是有很多优点的,如:文化层次较高,掌握现代科技知识;思想开放,传统保守的观念较少;竞争意识、进取意识较强,富有创新精神等。但也存在众多缺陷:他们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是在父母细心呵护下成长,虽然生理上已成熟但不少人心理素质并不成熟,经常表现出以我独尊、心理逆反、不愿接受纪律约束等弊病;他们与社会接触的机会少,社会阅历浅,对社会上多种不良现象缺乏清晰认识,容易将一些负面的现象当成社会的本质;他们虽然自我意识较强,但责任意识薄弱,在“义”与“利”面前往往选择后者;在当今改革开放的情况下,各种文化冲蚀着祖国,由于他们缺乏冷静的思辨分析能力,加上自控能力较弱,容易迷失方向,放松对自己的自律致使遭遇诚信沦陷。 当前在大学生中开展道德建设非常必要,大学生应该在“修业”的同时加强“修身”,防止大学生知识水准与道德水准严重失衡的现象发生。学校对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应该克服纯文化课的倾向,即过分注重德育课程的知识化和分数化,淡化了德育课程的人文精神,把德育变成了一门普通的文化课,这样就会把大学德育的灵魂淡化掉。 作为一名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大学生提出了更新的挑战。我们是国家的未来,我们肩负着建设国家的重担。这并不只是需要坚实的知识底蕴,而且需要坚定的意志,创新的能力,诚信的品质等等。而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就是诚信品质。古人云“一言足以兴邦,一诺岂止千金!”这就是最好证明。 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公民道德的一个基本规定。很多人都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孟信的人,家里很穷,无米下锅,只有一头病牛。一天他外出,他的侄子将牛牵到集市上卖了。孟信回来后非常生气,责备他的侄子不该把病牛卖给人家,并亲自找到买主将钱如数退还,牵回了自家的病牛。透过历史的烟尘,我们看到孟信手中牵的不只是一头病牛,而是一条诚信的纤绳。 从这个小故事中不难看出诚信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传统美德。不仅如此学生诚信被视为“立人之本”、“育人之本”,孔子的“民无信不立”,更是把诚信提高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重要地位。因此尽管作为大学生的我们涉世虽浅,眼光虽薄,心灵虽弱,但凭着一份执著,靠着一份不辍,携着一份坚强,我们追求着一份美好的信仰,寻觅着永恒的美德,追求着一种有血有肉的人格魅力――诚信。诚信是大学生的一张身份证,诚信让我们更清楚自己的责任。面对社会给予我们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紧握诚信着张盖有特殊印迹的身份证 然而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人们的价值观念出现多样化趋势,学生的需求和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许多人忘记了诚信,丢弃了这个我们千年不变的民族信念。他们信仰“今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做贵人而不要做好人。”这些人由于种种原因迷失在“利”的旋涡里,他们只看到了眼前微小的利益而放弃了长远丰厚的利益。我们现在虽然处在校园之中,并没有真正的接触社会,也无法真正体会到诚信带给我们的便利与利益。但这也是微型社会,我们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因此我们也要严守诚信这个规则,把它运用到我们生活的一点一滴当中,也许在潜移默化中诚信就融入到我们的血液中成为我们的一部分。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市场经济环境下,信用是重要一环。而作为肩负建设祖国重任的我们,除了要具备丰富的知识,还要拥有诚信的品质。如果说社会是一座大厦那诚信就是这座大厦的基础,没有诚信,大厦就会倒塌。 另外,诚信在人际交往中也很重要。你诚信,别人通常也会诚信。这样,群体关系会非常好,这是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 有诚信品质的人具有不可抗拒的人格魅力。每个人都希望别人认可自己依赖自己,我认为,要作到让人认可与依赖一定要诚信。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对我们今后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帮助。 诚信是做人的资本,因为它是自我把握的尺度;诚信是一种道德上的准则,因为它可以使我们彼此信任,平等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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