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成年 可以的
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是指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一种终极关怀态度。沈从文正是这样一位具有深沉宗教情怀的文学家。在他的文学世界中饱含着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天人合一的道家精神和追求心性自由的佛教精神。 一、沈从文的基督教情怀 基督教虽然在16世纪末就传入了中国,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留学欧美的作家身上表现更为普遍。而自诩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既没留过学,甚至没受过正规的现代教育,基督教文化却对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沈从文接触基督教是从读《圣经》开始的。1922年夏,二十岁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虽满怀文学救国的崇高理想,却连基本的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熟悉,更何谈文学创作!当时身边唯一的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从燕京大学朋友处偶然得到一本破旧的《圣经》,他立即喜欢上了《圣经》“那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并从“反复阅读中”,“得到极多有益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可以说,沈从文作品自然、流畅、平白的风格,与《圣 经》有一定的传承渊源关系。而《圣经》所蕴涵的仁爱、善良、怜悯也成为他精神的寄托与支柱之一,他从中找到了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精神安慰,支撑他战胜一切困难与挫折。后来,沈从文认识了著名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一帮学生,如董秋斯、张采真、司徒乔、韦丛芜等。沈从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也间接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使他对教会生活、基督教知识有一定了解。1925年7月至1926年间,沈从文在其亲戚———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里做事。慈幼院是一个慈善和救助机构,具体由中国基督教非圣职人员经办,沈从文在做事中也与不少基督教信仰者有往来,耳濡目染,受到一定影响。他因此写了一系列有基督教影响的作品,如《蒙恩的孩子》、《第二个狒狒》、《用A字记下来的事》等。 基督教“最根本的精神永远是爱———一种完全无私的精神,一种尊重他人并为他人寻求最高的善的行为”沈从文接受的主要就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他在1933年回答有人提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时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沈从文爱美丽,也爱永恒;爱世界,也爱人类。这种爱完全是一种宗教行为,闪烁着关爱人类未来的宗教情怀。 沈从文之所以接受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仇恨和冷酷的世界里。在湘西,沈从文难以忘记的是军队中那些血淋淋的杀人场面,无数无辜百姓被军队长官以“土匪”的名义杀掉;在北京,沈从文体验最深刻的是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从湘西到北京,生活空间的位移并未改变现实的严酷。人们之间缺少温情,找不到爱繁衍的土壤。既然现实中已经不存在爱,那么,爱又在何方呢?沈从文想到了《圣经》———一本充满爱意的圣书。他非常欣赏耶稣的“博爱”精神,并从中找到了永恒的精神慰籍。 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爱逐渐内化为作家的一种心理内趋力,形成沈从文特有的“爱人类”“爱有生”“爱善”“爱美”的“爱的哲学”,伴随着沈从文漫长的一生。 二、沈从文的道家情怀 作为一种文化哲学体系,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个性的一派。崇尚自然,强调以自然为本体的天人合一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当效法自然并且顺应生命的自然,这样才能保持人的纯正本性,保持人性的健全和恒久。强调“天道自然无为”,推重自然人性观是庄子和老子哲学的共通之处。道家的人生观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质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京派作家身上或多或少都闪现出道家文化的影子,尤以沈从文为代表。 湘西古朴原始、神秘奇丽、浪漫洒脱的苗族文化氛围喂养滋润了沈从文的心灵和感情。这种地域性文化呈现出某些和道家文化相同的价值取向,如对自然的顺应,对与自然相契的人性的凸现等。沈从文拥有浓烈厚重的乡土情结,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养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性情所至,率力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姐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雨后》),儿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亲去庙里与和尚相会(《沅陵的人》)。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这种道德是纯审美的,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 对人性的歌颂是庄子哲学的要义所在,沈从文的生命观、价值观明显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其对健康的人性有着天然的倾心,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中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在他笔下,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童养媳等等,都具有一种生命本性的美。他还在《水云》一文中宣称:“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5]他笔下的画面与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很相似,庄子思想中宣扬清淡无为、反对约束、恢复本性等特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均有体现。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风日里长养着”的自然之子,这里的女子心地善良、温柔却刚强,体现着自然人性中和静柔美的一面;这里的男子诚实勇敢、,带有自然原始发力量与生命的冲动。这就是沈从文所认可的自然的人性和生命的本真状态,自然健康的人、人性是沈从文写作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 三、沈从文的佛教情怀 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形成了中国本土特点的禅宗。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禅宗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自由境界的文化理想。沈从文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心性论”为他思考“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使他掌握了人类自身的独特思维方式-———反视内心,从而体现出他对人类生命本质 认识的深刻性。沈从文最早接触到佛教,是他还在陈渠珍部下当兵的时候,当时他正处在精神上极度苦闷和困惑之中,内心有股难言的苦恼和寂寞需要向人倾诉,并希望有人能对他精神上紊乱的思绪进行疏导和启发。这时候,他饱读诗书的姨父聂仁德适时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为沈从文带来了儒家理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等以前他闻所未闻的人类文化精华。他在《从文自传》写道:“(聂仁德)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愿意知道的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的时间总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这里提到的谈话内容,根据沈从文后来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其中佛学对他的影响最大,后来他读了大量的有关佛教经典。他在一本抗战时期出版的盗印本《月下小景》上的题字中写道:“(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教书时间既不多,因此有四分之一时读书,有机会把碛砂藏内诸故事经卷大致看过一次或二次。”他很多作品如小说集《月下小景》中的小说、散文《七色魇》等都是直接以佛经故事为题材。 追求心灵自由是沈从文对佛教精神最深的感悟。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要摆脱个体生命的束缚,达到永恒的自在状态,必须扩张个体的心灵,追求心灵的无限自由。沈从文所感悟到的心灵自由是有“神性”的生命,也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可以与日月同辉。他在追求心灵自由时主要凭借文学创作的方式,因为“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文字去捕捉住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即终生不灭。”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 心灵自由遨游的一种方式,而且感悟心灵自由时必须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同外物完全隔绝,“心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从而进入心灵自由的境界。正因为沈从文执着于生命的“神性”,才使他在现实的“人”的生活中感到精神上有无穷的困惑,不时发出“人生可悯”的慨叹! 综观沈从文的“神性”思想的全部内涵,其最核心部分就是要摆脱日益使人性异化的虚伪、堕落的社会生活,葆有一颗真心,恢复人之为人的神性生命。佛教心性论的明心见性思想为他提供了直指内心的思维方式,而大乘佛教的入世精 神又使他不逃避现实社会,呈现出一种天真、勇敢的进取精神。佛教对他毕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晚年还说过:“七四年六月过苏州重买《法苑珠林》一部,作为纪念。四十年人事变迁极大,童心未失,和所读诸佛经有相当关系。”童心未失,生命的“神性”常在,这是沈从文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他的作品永恒的艺术魅力所在。参考文献：1、(英)詹姆士.里德.基督教的人生观[M].上海:三联书店, 1989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3、郭国昌.论沈从文的宗教精神.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5月4、袁启君，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
可以的，学术研究没问题
摘 要：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是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强调宗教的公共性，就是强调宗教团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存在的差异，是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引起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 关键词：宗教公共性；中国传统宗教；当代中国宗教 Abstract：Religion is not hollow but substantial，as an organization to link social this sense，no religion is private or publicity of religion is emphasized here to draw religious groups' notice to public affairs in there is a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to emphasize the publicity of religion，theology and philosophy in the Western world of social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environments of existence，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differ in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nd status quo，China will not tend to take the road of integrating state with a “public”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hurch，the best policy is mutually adapting，sharing woe and weal and harmoniously getting along. Key Words：publicity of religion；traditional Chinese church；contemporary Chinese church 当前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非常热烈。笔者认为，诸如此论的名称皆是处于不同语境下的思想者为了强调某个具体对象(宗教、哲学、神学)之某种性质(公共性)所使用的术语。这些术语在特定语境下有其具体的内涵及意义，不能到处套用，而应分析其适用性和限度。 一、公共性与宗教的公共性 对“公共性”和“宗教的公共性”进行反思，首先使笔者联想起古希腊哲学家的一个故事。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和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在一起讨论哲学。柏拉图鼓吹他的“型相论”(理念论)，并使用了“桌子性”(tablehood)和“杯子性”(cuphood)这样的名词。第欧根尼说：“柏拉图，我可以看到桌子和杯子，但我看不到你的桌子性和杯子性。”柏拉图则说：“那是因为你有一双看得见可见的桌子和杯子的眼睛，却没有可以用来识别桌子和杯子的本质的理智。”[1]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肯定事物性质的实在，并进而认定事物的性质有独立存在的地位；而第欧根尼否定事物性质的独立自存。我们可以评价说，柏拉图的睿智穿透了事物的表面，达到了对事物性质的一般性认识，但他将事物的性质视为独立自存则是错误的；而第欧根尼认为事物的性质不可能有像实体那样的独立存在，这是对的，但他要是认为人的认识只能停留在感性经验层面，无法对事物的性质达到一般性的认识，那么这是错的。 现今学界对“公共性”这个概念的解释相对明晰，而在理解“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时若不联系这些名称的具体所指，就会使人感到不知所云。因为，这世上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完全不具有任何公共性?又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不能在特殊意义上给自己冠上公共之名，或称自己为公共的呢?重要的不是一般地判断宗教、哲学或神学有无公共性，而在于联系具体对象，判断它在什么范围内、什么意义上具有公共性。 我们在英文辞典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publicity是形容词public的名词形式。Public的释义有两大类，第一大类：(1) 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2) 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3) 从事公共事务、群众娱乐活动、社会服务的。第二大类：(1) 向大众公开的；(2) 众所周知的。[2]我们要注意的是，publicity虽然是一个名词，但它的所指仍旧是事物、对象的某种性质，而不是某种事物和对象。 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就此而言，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像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宗教与教育的分离等原则的确立使得宗教团体变得私人化或个人化，乃至于使人们生出这样的幻像——可以有完全私人的宗教或者完全私人的神学。然而，我们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所谓宗教、哲学、神学的私人化(个人化)只是表示其公共性的削弱，或公共程度的压缩，而非完全丧失。 一般说来，使用公共性字眼的学者想要倡导扩大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但正因为公共性的概念太一般了，乃至于我们必须将它与具体的对象联系起来，方能判断这样的倡导有何意义，而在这里，在何种领域中扩大公共性就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在不同场景下一般性地倡导宗教公共性的扩大是无意义的，甚至是危险的。 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强调基督教及其教会具有的公共性，教会(ecclesia)的本义就是一个开放的集合(open assembly)，原本就含有“公共”的意思。启蒙时期以前，基督教的社会功能与西欧社会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基督教的公共性达到极致，而人民的公共生活受到教会的统治和支配，在教会建制(church institution)中私化(privatised)了。默茨在分析基督教传统的私化时把启蒙时期的教会与国家和社会的分开视为基督教目前所处困境的根源。他说：“区别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是有价值的，但似乎并不能弥补基督教所丧失的公共地位与角色。”[3 ] 新教神学家弗勒斯德尔(Duncan )探讨建立一门公共神学的可能性。他说：“公共神学是一门讨论有关神的神学，它具有指向公共可共享之真理，并参与公共讨论及见证那真理对世上所发生的事之正当性及关怀今日人民与社会所面对的严峻问题。它从所受托的传统提供坚定的信念、挑战和见解，而非寻求共同的表述或重述每人的说法。”[4]这样的呼吁有其特殊用意，其主旨无非是要神学更多地关注公共事务，参与社会的改革与建设。 在我看来，这些倡导呼吁公共性的学者们用来解释公共性的那些概念更加值得注意。例如，潘兰特(Raymond Plant)力陈神学本身的公共性，并指出明了神学公共性的关键在于对一般与个别之关系的理解。他说：“一般与个别的张力位于政治神学的核心。神学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学科，试图寻求达到某些一般的关于神在这个世界上的性质和行为的真理。而另一方面，政治的社团，他们的信仰和价值是非常专门的和个别的。神的本性(至少在古典有神论中)可以被认为是无时间的，无变化的，而政治总是涉及具体的社团在特定的时间和在特定的地点的生活方式。”[5]17他又说：“神学……怎么能够和政治领域相关联呢?政治完全是在一个充满差异的领域中形成的，在其中，不同国家、种族、性别、群体的成员有着不同的、相互之间并不和谐的利益和目标，而这些利益和目标又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下得到不同的解释和拥有不同先后秩序。”[5]18这种意思在莫尔特曼那里说得更清楚。他说：“基督教神学的主题就使它成为一种公共的神学。它涉及社会的公共事务。它在对基督的期盼的光明中思考什么是神的王国的普遍关怀。”“公共神学不得不与神学的公共相关性发生关系，这种相关性处于基督徒身份的核心处，它关心的是神国莅临在人类历史的公共世界中。”“没有公众的关联性就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反过来说，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就没有公众的关联性。”[6]可见，强调神学的公共性就是强调神学主题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就是宗教信仰的公共关联性。 总而言之，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它是对传统宗教、哲学、神学的一种挑战，是在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全球化以及人类文化多样化和生活世界科技化的处境中建构或重建宗教、哲学、神学的尝试。二、中国传统宗教的公共性 西方学术界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对中国学术界有影响。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是有一些差异，但并不大，而且这些差异的产生并非语词本身引起的混乱，而是由中外学者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所引起的。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中西差距之缩小，这些理解上的差异将会削弱，不会阻碍中外学者的相互理解。 在现代汉语中，“公共性”一词译自英语publicity。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词法上的最大差别就是喜用双字词，少用单字词。与现代汉语词“公共”最接近的古汉语词是“公”。它作为形容词时的现代释义主要有：(1) 公正；(2) 公有(共有)；(3) 公开。[7] 中国先秦时代的“公”，有三层含义，一是公家、朝廷、官府；二是共同；三是公平、公正。第一层含义是最主要的，而且具有深刻的宗教内涵。那些具有公共身份的国君、贵族就是当然的宗教领袖，是宗教祭仪的主持者。国家、政治、社会、个人、道德、宇宙、自然、宗教、鬼神大都统一在这个“公共”领域(政治统治领域)。 中国古人对宗教的理解也体现出“公”的意思。“宗”指宗族、宗亲、宗庙等；“教”指学说、伦理、规章、教化、教导之意。“礼”亦与今日“宗教”之内涵重合，既有伦理制度、教义思想，亦包括宗教仪式及祭典。“神道设教”更是反映了统治阶级或社会圣贤对宗教公共性的关注。“天”具有先验的公共性与至上性。“天帝”、“天命”、“天意”是中国社会秩序和精神信仰的基础。它以宇宙观形式，成为古代社会秩序合法性证明的基本方法。正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是“公”的起源。“天”是至善、至公、至大。“公”作为公平的准则而演变为公共、公益、公道、公正。天命就是大公无私的意义呈现。 这样一种“公”的模式，既是政治思维方式，又是社会行为规范；既是宇宙秩序，又是道德精神；既是王权专制，又是宗教崇拜。在这样一种模式的制约下，宗教被纳入公共政治的领域，直接成为统治架构中的组成部分。宗教是一种权力或资源，非私人所能完全拥有。相对于“公”的宗教，那些非官方的、非正式的、不合法的事情，比如祭拜私鬼、私建庙宇、私自入道、私自度僧等等，被列为公共性的对立面，称之为“私”。公、私的区别，在宗教是正统与异端，在政治上是合法与非法，在道德上则是公正与偏狭。[8] 中国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使中国语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古代汉语中的“公”的概念经过长期的发展，用于不同的对象，则派生出多项语义，例如公安、公案、公报、公布、公差、公产、公道、公德、公断、公法、公房、公费、公愤、公告、公海、公函、公家、公开、公款、公理、公立、公例、公粮、公路、公墓、公判、公平、公仆、公然、公审、公事、公诉、公堂、公文、公务、公物、公休、公议、公益、公用、公寓、公园、公约、公债、公正、公职，等等。“公”几乎可以添加于任何“在者”，而无论其是实体，还是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上述辨析表明：西方的“公共”概念和中国古代“公”的概念的含义并不完全对称，但经过长期的交流和发展，现代汉语有足够的表达手段转述publicity的各种含义，不会造成太大的误解。[9]相反，倒是这些语词的使用者若是不明了其所指对象的性质，加以滥用或乱用，那么倒是令人困惑的。 三、当代中国宗教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就“公”的主要意义而言，中国的传统宗教并不缺乏公共性，但具体不同的宗教在不同时期的公共性有程度上的差异。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公”字的涵义发生了变化，宗教的公共性的存在及其表达形式也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简要地说来就是大一统的“公”(官)变成分层次的“公”，原先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弱化，公共空间逐步增大。 新中国建国初期，宗教管理是“内部行政事务”，视宗教为控制性上层建筑，实行了封闭型行政管理方法。正是这种单纯的行政制度安排及管理，依靠少数宗教工作干部，按政策使用行政方法对宗教进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在此制度空间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宗教团体则在此前提下从事各种宗教活动。这种管理方法，基本沿袭了中国历史上“公共宗教”模式，宗教及其活动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公共性。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宗教的管理方法，已由单向式行政管理趋向宗教组织的自治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宗教团体能够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得到初步呈现。宗教事务具有了公共、公开等性质，改变了原来把宗教作为“内部事务”来处理的行政方法及“宗教不对外”的行政习惯。(注：《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第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宗教事务，指宗教与国家、社会、群众之间存在的各项社会公共事务。”国务院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曾经在《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指出：要把宗教工作靠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内部工作，变为进一步由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社会事务来管理，并把这种管理推向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参见叶小文：《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国宗教》2002年第1期。)这样的公共性成了宗教在中国社会合法存在的标志和必要条件。 在建立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上，传统宗教的公共性转换为公共制度问题。宗教的教化功能不再泛化，无所限制，并以社会团体的身份结束了传统公共宗教的发展模式。政府、宗教团体、个人信仰之间的界限得到明确，进而政府与宗教团体各自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系界限得到明确，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大现象。[10]在这样的宗教制度变迁中，私人信仰取得法律的保障，而宗教团体则消除政府组织的形式，成为社会团体。 这样的社会化将是中国宗教的发展趋势。中国宗教由此将具有越来越大的社会性和公益性。这样的发展趋势相对于传统的公共性(政治性、官性)而言，是私化了，但相对于现代意义的公共性(社会性)而言，则是公共化了。政府对宗教由控制转变为依法管理，而宗教团体则自治自理，非行政、非营利、非市场，以社会团体的身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无神论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度里，任何一种宗教要想正常地发展，都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与其他宗教团体和社会团体的关系。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这就需要宗教团体思考把自己的力量主要用于何处。方立天教授指出中国宗教要走文化宗教之路。他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发挥中国宗教文化内在的积极因素，这是社会对中国宗教的要求、时代对中国宗教的要求；同时，这也为中国宗教开辟了广阔的、健康的、良性的发展道路。”[11]我相信，这条路将给中国宗教带来更多的公共性。
按我们看来 目前叙利亚境内的人口90%为阿拉伯人，其中绝大多数为逊尼派。叙利亚总人口的15%左右为信仰什叶穆斯林的阿拉维派(Alawite)。阿拉维派大多聚集在叙利亚港口城市拉塔齐亚(Latakia)。阿萨德家族便来自这一派穆斯林。但在正统逊尼派眼里，阿拉维派其教义与正统穆斯林相距甚远，因而尤其是对于具有萨拉菲主义(Salafism)倾向的逊尼派来说，阿拉维派甚至不能被当作是真正的穆斯林。但恰恰是这一少数族群，在叙利亚1970年复兴党政变之后，占据了叙利亚政府与军队的重要位置。另外，在叙利亚西南部格兰高地与大马士革附近，集中了占总人口5%左右的德鲁兹派(Druze)。与阿拉维派一样，德鲁兹派也属于一支少数穆斯林教派。然而由于其独特的教义，因此不具有太大的政治影响力。8%左右的叙利亚人口是基督教化了的阿拉伯人，他们大多集中在大城市的城镇中心。与中上层逊尼派穆斯林一样，叙利亚的基督教人口绝大多数也支持现任政府。除了在复兴党成立初期，信奉东正教的希腊正教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到复兴党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之外，作为阿萨德政府稳定全国局面，进行政治与经济改革政策的受益者，叙利亚基督教人口也并不希望看到阿萨德这样一个世俗化程度非常高的现任政府倒台。这也就是为什么如今，即便是在叙利亚动乱最严重的哈马(Hamah)与霍姆斯两城，其城镇中心基督教人口数量较多的地带，仍旧未有严重骚乱出现。叙利亚还有约10%的非阿拉伯人口，其中主要有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另外还有土库曼人和犹太人等。在16世纪奥托曼帝国治下，由于帝国奉行的米利特(Millet)体系鼓励民族宗教派系自治，因而长期以来，叙利亚境内各个派别之间分省自治，并保持较大程度的独立。这一传统，在今天的叙利亚社会中也有其强大的影响力。
中东动荡历时一年多，导致该地区多国政权更迭，并迅速扩充套件到叙利亚，叙危机已成为这场动荡旋涡的中心。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希望大家喜欢! 篇一 《中东剧变与中东军火贸易的发展》 摘要：本文从剖析中东地区军火贸易的产生及发展入手，重点分析了2010年以来中东变局对地区军火贸易的发展格局、商品结构、供需市场等多方面产生的影响。由此得出结论：在中东变局的影响下，该地区极有可能掀起军备升级狂潮、再攀军火贸易高峰。从一定程度上看，军火贸易是军备竞赛的“晴雨表”，中东地区军火贸易的不断扩大反映了地区军备竞赛的升级加剧，会导致地区安全形势恶化、经济发展延缓、恐怖主义活动猖獗，将对 *** 一 *** 地区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造成极大冲击，中东地区的军备控制依然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中东地区;军火贸易;军备控制;中东变局 文章编号：1673-5161201205-0109-12 中图分类号：E92 文献标码：A 中东地区战略格局特殊、利益关系复杂，因其特殊的政治、军事、宗教、民族和地缘环境，军事冲突与区域性战争频发，局势长期动荡不安。2010年以来，该地区又经历了自冷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冲击最广、影响最深的大变局，安全形势恶化、武装交火频发、军事储备锐减。各方历史矛盾与现实利益交错萦绕，主要大国的利益角逐与国际社会的调解压力相互碰撞，使得各国“不安全感”持续加深。 在此背景下，部分国家将购置武器、升级军备作为安身之本，某些大国为谋求经济利益，实现多重战略目标，又极力兜售武器装备。中东剧变后，该地区达成了多笔大规模的军火贸易订单：沙特同美国于2011年12月29日签署了294亿美元的钜额军事装备销售协议;叙利亚自局势动荡后投入数10亿美元购买了俄罗斯最先进的武器系统，着力提升空中和海上作战能力;伊拉克计划今年从美国进口110亿美元军火。在中东变局的影响下，该地区极有可能再度掀起军备热购的狂潮、再攀军火贸易的高峰。 一、中东变局前地区军火贸易发展现状 军火贸易是指直接用于战争的武器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的买卖，是贸易双方或多方通过买卖方式把军品从卖方让渡给买方的行为，贸易主体是武器及武器系统。军火贸易作为国际间的一种间接军事斗争手段，在调整多边关系、改善战略态势、平衡战略力量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具有政治、军事、外交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中东地区的军火贸易历经从无到有，从萌芽、发展到高涨的演变过程。几十年的军火贸易过程，牵动着中东政局的脉搏，同时还伴随着连绵不断的武装冲突和区域性战争的血雨腥风，其产生及迅速发展的主要过程是： 一在“地区冲突”的激化下产生。中东国家竭力扩充军备的原动力始于1948年5月以色列国建国后阿以矛盾的激化。第一次中东战争初期， *** 国家占据战争主导权，但以色列充分利用停战良机，向西方国家购进了大批先进的航空及装甲兵器，打造了一支机动能力强、打击威力大的正规化军队，对后来几次战局的演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 国家为打破和消弭以色列的军事优势，历年来一直把振兴军备作为优先追求的目标，力图通过大规模进口先进武器以确保自身安全、夺回军事优势，但这一举动进一步 *** 了以色列争取军事平衡的欲望。阿以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对抗成为了中东地区军火贸易产生的最主要动因。 二在“石油美元”的支撑下攀升。中东地区堪称世界“石油宝库”，石油与中东地区的军火贸易能力紧密相连，许多国家的军火贸易都是以“石油美元换武器”的形式进行的。而且，不仅中东产油国惊人的军费消耗依赖石油美元，就连部分 *** 非产油国，其采购武器的费用，有相当一部分也是用产油国的军援资金支付的，如沙特国民卫队曾出借过F-15S战斗机、M1A2坦克和“狂风”战斗机，供埃及等 *** 国家军队使用。2010年，欧佩克中 *** 国家的石油出口达到了创纪录的4510亿美元。钜额的石油收入为中东地区的军费提供了充足雄厚的资金保障。目前，中东已成为世界上军费增长最为迅猛的地区之一。中东各国军费在保障自身军事力量的正常运转之外，最主要的用途之一就是进口武器装备。据2001年至2010年的十年间中东地区军费资料显示，2010年军费开支较十年前增长了35%以上。 三在“大国之争”的 *** 下升级。大国的利益争夺对中东的军火进口起到了极大的 *** 作用。对美国等军火出口大国而言，军火贸易意义重大。不仅可以获取超级丰厚利润，还可以支撑和促进本国强大的军火工业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本国经济。最为重要的是，通过军火贸易，大国可对国际和地区局势施加影响，使之服务于本国的全球战略利益。美国资深国际问题专家安德鲁·内森和罗伯特·罗斯指出，对于军事大国来说，“军火贸易是和平时期维持军工生产的重要收入来源和对武器进口国施加影响的工具”。中东地区一直是众多军售大户不断进行“肉搏”的军火大市场。2006至2010年5年间，美国约有28%的武器出口去向是中东地区，主要物件是阿联酋、以色列和埃及;俄罗斯约有8%的武器销往中东，主要物件是叙利亚及北非国家，2005至2009年5年间，俄罗斯对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的武器出口分别占两者进口量的92%及78%;欧盟成员国作为一个国家集团，约有9%武器出口去向是中东国家。未来，这些国家仍将是中东武器进口的主要源头。 四在“安全困境”的桎梏下加剧。世界大国对中东军火贸易的发展影响巨大，但是真正决定当地军火贸易发展趋势的是处于“安全困境”下地区各国做出的外交和战略选择。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每个国家为了自身安全，都会从最坏的情况出发，想尽办法扩充军备，企图以此方式提高自身安全，最终却陷入螺旋上升的军备竞赛中，成为无法摆脱的“安全困境”。中东地区的几个大国——以色列、伊朗、埃及、沙特等国都曾经或正试图成为地区主导，由此而导致了多次战争发生以及各方敌对程度加深。目前，阿以冲突根深蒂固、经久难解;伊以之间针锋相对，相互难容;伊阿之间缺乏信任，互相提防; *** 国家内部存在领土、资源争端，矛盾重重。中东国家之间这种“互为威胁”的恐惧感及历史积留的多方矛盾，驱使相关国家通过军火贸易的方式进口先进军备，意图牢牢占据优势地位，其结果却更加深了他国的不安全感，导致地区军火贸易的不断升级。在此影响下，中东地区成为世界军火贸易中最为重要的买方市场，军火进口密集而频繁，进口比例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中东地区武器库几乎囊括了所有门类的顶尖常规武器，装备总量几乎处于饱和状态。2005至2009年五年间，北非国家主要常规武器的交易量环比增加了273%。2006年至2010年五年间，在世界主要常规武器进口国排名前五十位中，中东国家就占据了五分之一，包括阿联酋第6位、阿尔及利亚第8位、以色列第12位、埃及第16位、沙乌地 *** 第22位、伊拉克第24位、伊朗第30位、约旦第38位、叙利亚第39位、阿曼第45位等10个中东国家均跻身于其中。 二、中东变局对地区军火贸易的影响 纵观中东地区军火贸易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在相关国家内在“不安全感”的 *** 和外界大国的利益追逐的影响下，当地军火贸易保持着几十年“长盛不衰”的历史。从新世纪以来的发展形势来看，该地区各种矛盾丝毫没有缓解，仍然纷繁复杂，尖锐激烈，很多国家仍在竭力扩充军备，不断寻求有效威慑手段获取相对战略优势，由此造成了地区军火贸易“愈演愈烈”的局面。而2010年底开始的中东大变局，不仅改变了当地原有政治程序，更使国际力量对比日趋失衡，国际体系转换进一步加快。在权力与资本扩张日趋借助暴力手段的大背景下，中东地区变得更不太平。不管叙利亚和伊朗未来是否会遭受西方军事打击，但可以肯定的是，利比亚战争绝不是中东地区的最后一场战争。 在战争阴霾的笼罩下，中东国家普遍认为，在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依然存在的国际政局中，“达摩克利斯剑”仍然高悬，军事力量始终是争取强国地位的基础和条件，是实现国家意志、维护国家安全的有效手段，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仍然是决定军事力量强弱的重要因素。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12年3月释出的全球军火交易最新资料显示，中东变局开始后，2011年的中东地区军火贸易额有所上升，占全球军火进口总量的17%，远远高于其人口比重、领土比重以及经济比重。中东变局使各国更加重视军事力量在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会对地区军火贸易的发展格局、商品结构、供需市场等方面产生深层次的影响。 第一，中东变局将会影响地区军火贸易的发展格局 此次中东变局是 *** 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各种矛盾日积月累到一定程度的总爆发，对地区安全域性势、科技发展等方面造成巨大冲击，可能会对未来地区军火贸易发展格局产生如下影响：首先，安全域性势的恶化将造成持续的贸易需求。目前，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 *** 国家分化严重，沙特与伊朗矛盾加深，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地区影响力增强。中东和平程序、叙利亚问题和伊朗核危机等热点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地区局势的恶化加之美国 *** “伊朗 *** ”的不断炒作，致使陷入“安全困境”的中东国家纷纷开始重调军品编制、武器购买清单。包括以色列、沙特、伊拉克、卡达、科威特在内的几个中东国家，近期同美、英等国已经达成了相当规模的军事订单，如阿联酋在2011年接连丢掷大笔军事订单升级军备，其中已签约的合同金额高达11亿美元。可以预见，未来几年中东地区的军费开支仍将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军火贸易额将迅速增加，极有可能出现一轮新的地区武器装备竞赛;其次，自主军工科技发展的滞迟仍将强化其依附地位。中东变局之前，许多当地国家尚未形成独立的军事技术体系。就研发基础而言，基本上没有自行研制、开发武器装备的能力。很多国家的国防工业发展基础十分薄弱，对自行生产缺少一个完整、清晰的长远发展战略规划，缺少发展军事工业所急需的高素质科技人员，依赖自身无法完成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必须引进国外先进的武器装备。除以色列、埃及等少数国家俱备一定出口能力外，其他大部分国家均属纯粹的武器进口国。目前，中东变局造成的动荡已对当地国家造成了深远并具有持续性的内在影响。利比亚前“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就曾表示，利比亚战争使该国的经济、文化、科技状况比战前落后50年。可见，目前中东相关国家的军事体系在短期内很难通过自身能力“造血”而充分发展。因此，中东地区在未来的军火市场中仍将处于依靠大量“输血”提升军事能力的买方地位;最后，更新换代周期缩短促使二手市场升温。从历史发展看，中东地区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结束后都曾进入一个军火贸易的高涨阶段，两次战争相隔时间较短，引进的新式武器功能还未等完全发掘利用就已成为更新换代的物件。目前，中东各国的武器均处于比较饱和的状态，共包括装甲战车约7万辆，各种火炮超过6万门，各式飞机5200余架，直升机2000余架。庞大的数量、无休止的进口使得原有武器的解决就成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退役的装备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可为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利用。这些被称为“二手”武器的军火，价格相对便宜，使用价值并不低，很有吸引力。因此，若中东地区依然以这种势头大量进口武器的话，该地区在未来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手武器交易市场。 第二，中东变局将会影响地区军火贸易的产品结构 中东变局引发的利比亚战争呈现出不对称战争样式，呈现出以空袭作战为军事干预主要打击手段、以精确制导为空袭毁伤手段的显著特征。高技术武器装备在战场上显出的威力将会进一步促进军火贸易结构的调整，在此影响下，中东军贸市场的产品结构将随之发生一定改变：首先，空中力量的发展将成为重中之重。空中打击是利比亚战争的主要作战手段，由于作战半径的局限，传统上由地面炮兵完成的任务在这次战争中几乎全部成为空军的专利。很多中东国家都更为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战争的重点在于现代化的空军，这无疑为全球战斗机市场注入了强心剂，2011年沙特就与美国签订了154架F-15SA作战飞机的钜额订单。因此，在未来一个时期，军用战机的市场份额将位居中东地区军贸市场的主导地位：其次，精确打击能力将不断予以强化。从国际武器装备技术发展看，无人控制技术、精确打击技术和隐身技术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军事装备的关键评价要素。利比亚战争中联军第一周使用的武器全部是精确制导武器，包括巡航导弹、空地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在解除被攻击方的防空能力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不少中东国家已经将精确打击武器如近中距空空、空地导弹、智慧炸弹、导弹防御系统列入优先采购专案。美国 *** 在2011年11月公布的军事援助计划中表示，将出售给 *** 国家4900枚精确制导炸弹;最后，防空体系建设将提上议事日程：从以前的中东武器市场格局来看，防空系统的进口只是整个武器进口的“零头”。目前，中东各国的军事攻击能力不断增强，但防御能力偏弱。特别是近些年，伊朗在导弹技术上突飞猛进也给其他中东国家造成巨大压力，迫使其加快防空体系的建设。阿联酋2011年已经计划引进俄制“铠甲S-1”系统，并升级已部署的美制“爱国者”系统，还计划引进美国“末段高空区域防御”先进反导系统，仅这一项就可能耗资约70余亿美元。 第三，中东变局将会影响地区军火贸易的供需市场 从买卖双方来看，中东变局前的地区军火贸易市场分布不均衡，买卖双方都很集中。买方市场中，进口最少的国家与进口最多的国家相差甚远，且买方地位变化较快，以2009年为例，沙特从昔日中东最大的武器进口国降至第四位;而阿联酋则突飞猛进，占据榜首。就卖方来看，主要集中在世界大国，尤其是美、俄、欧洲部分国家，其他国家少有参与。结合各国国家安全战略选择及最近的局势变化，中东变局后，未来五年地区军火市场中的买方和卖方将会出现一定变化：就买方市场而言，可谓有升有降。叶门等国由于国内局势不稳及自身经济实力的抑制，在军火市场上的份额可能会下降;伊朗由于联合国对其实施武器禁运等干涉因素的影响，也很有可能减缓前几年军火贸易的高额势头。以色列作为美国打入中东的一支“楔子”和战略“棋子”，仍将会在美国的支援下继续保持军事优势;伊拉克已重新进入世界军火市场，军火购买能力逐步恢复，利比亚的未来也可能类似伊拉克，二者未来的贸易份额将逐步攀升。埃及目前每年从美国获得约13亿美元军事援助，相关援助将持续到2018年，重新整合过的政权预计会继续寻求获得美援。对于目前正处在动荡之中的叙利亚而言，阿萨德政权自从反 *** *** 爆发后，就花费巨资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近期叙利亚的军火贸易份额仍将保持高涨。此外，在周边局势动荡的 *** 下，“财大气粗”的海湾 *** 国家所占市场比重也将会越来越大;就卖方市场而言，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优越性、国际能源市场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巨大的市场利润的吸引，注定了现有的中东武器供应国都会紧紧抓住这个市场，并试图扩大市场份额。未来几年各国的竞争很有可能不会打破这一格局，即美国扮演重要角色、欧盟不断谋求扩大影响，俄罗斯等其他国家积极介入。可以预料，在中东变局的影响下，随着各军火供应国争夺力度的不断加大和买方市场的活跃，争夺中东军火市场的战斗必将趋于“白热化”。 综上可见，在中东变局的影响下，当地不少国家对军火的需求更加旺盛，军火出口大国也将继续死死咬住中东市场这块“肥肉”，地区军火进口产品型别将继续以高、精、尖武器为主，武器杀伤力将不断增强。日益兴旺的军火贸易将会加剧武器扩散和军备竞赛，对本身矛盾重重的中东地区而言，更无异于“火上浇油”，会对各国发展、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和平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三、中东变局后地区军火贸易的负面效应 军火贸易所带来的影响效应十分复杂，就积极方面来而言，中东国家的军事力量增长的确从一定程度上有效巩固了国家独立、维护了社会稳定，为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但相对积极影响，中东变局后，地区军火贸易的升级加剧带给当地国家更多的则是消极作用，各种高、精、尖武器的扩散将会对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东地区的稳定、全世界的安全等方面造成重大冲击。 从国家经济层面看，中东国家大力扩充军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以及先进的技术支援，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延缓甚至阻碍一些中东国家综合国力的发展进步。目前，许多中东国家依然背负着相当沉重的军事负担，以2007年为例，包括沙特、以色列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军事开支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8%甚至更多，阿曼甚至达到了10，6%。而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军费开支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为4，7%。超出正常防务需要的军事开支会对国家经济建设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影响 *** 提供完善的社会福利，致使科研技术的发展滞后，还会造成失业率升高和通货膨胀，从而影响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 从地区稳定层面看，军火贸易使中东军备竞赛得以长期持续进行。由于缺乏强大的现代工业基础，大部分中东国家的武器供应严重依赖进口，而随着武器技术含量的不断提高和生产难度加大，这一趋势还将继续。在某种意义上看，军火贸易是中东军备竞赛的“生命之源”，离开了外部供应，中东军备竞赛就难以长时间进行。军备竞赛的长期存在会使固有争执更加复杂、危险，致使该地区的国家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大大削弱安全系数。本已十分脆弱的中东军备控制机制会面临新挑战，地区安全环境将愈加恶化。 从全球安全层面看，中东地区军火贸易的不断加剧，为恐怖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方便。长期的军火贸易使中东地区积累了大量武器，由于管理不严格及其他因素影响，致使大批武器流落民间，为恐怖主义活动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特别是中东变局中，卡扎菲政权的垮台导致大量武器在混乱中流失，它不仅加剧了 *** 社会的动荡，更成为恐怖主义滋生蔓延的物质基础。一旦 *** 掌握先进军备或相应制造技术，将可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这不仅威胁著特定地区安全，而且还使国际社会处于不断加剧的恐怖主义威胁之下，对国际安全造成重大隐患。 从国际军控层面看，国际军备控制的形势将更为严峻。如前所述，中东变局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 了军贸需求，对新一轮的国际军备竞赛起著推波助澜的作用。持续进行的军备竞赛将日益成为国际和平、安全甚至人类生存的威胁，将是人类为追求发展目标而付诸的努力的威胁，也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障碍，并妨碍了人类面临的其他关键问题的解决。 四、结语 从14世纪以来，军火贸易一直是破坏性力量的主要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地区频繁爆发的冲突、战争及恐怖主义事件，无不与逐渐上升的军火贸易有着密切的关联。长时期军火贸易引发的军备竞赛使中东地区囤积了大量武器，整个地区成为一个“火药库”，随时都可能爆炸。这不仅阻碍了中东地区和平与进步，还累及了整个世界的发展与稳定。 自2010年开始的中东变局引发了 *** 世界的大动荡，西方大国不断插手干涉地区事务，致使各方的历史矛盾与现实利益不断碰撞，不仅打破了地缘力量的平衡、推动了地区格局的“大洗牌”，还严重冲击了当地政治、经济秩序。不断恶化的地区安全环境促使各国大量进口先进武器装备，对本就十分旺盛的军火贸易起到了“火上浇油”的 *** 效应。军火贸易的不断攀升带给中东地区更多的是消极作用，它恶化了国家间关系，致使地区局势长期紧张，还给西方大国插手中东事务提供了机会;大量宝贵的资金、人力投入军火贸易，挤占了有限的经济资源，阻碍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武器的泛滥又导致恐怖主义活动猖獗;还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对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在此背景下，推动军备控制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就显得尤其重要，通过削减军费开支和武器进口，建立相互信任措施等手段，可以有效缓和紧张局势，增进国家间理解，推动中东和平程序、地区矛盾的解决和实现共同繁荣。但就目前局势而言，中东地区的军火贸易依然兴旺，军备竞赛的势头依然强劲，军备控制的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因此，中东地区要想全面、彻底地实现军备控制，就必须首先改善地区政治、安全环境，减少、消弭中东各国之间的猜疑与敌视，增进各国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各方只有在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保持耐心、克制的态度，寻找并扩大利益遇合点，加强相互信任与理解，才能真正实现军备扩散的有效遏止与军备控制的全面落实。
目前叙利亚境内的人口90%为阿拉伯人，其中绝大多数为逊尼派。叙利亚总人口的15%左右为信仰什叶穆斯林的阿拉维派(Alawite)。阿拉维派大多聚集在叙利亚港口城市拉塔齐亚(Latakia)。阿萨德家族便来自这一派穆斯林。但在正统逊尼派眼里，阿拉维派其教义与正统穆斯林相距甚远，因而尤其是对于具有萨拉菲主义(Salafism)倾向的逊尼派来说，阿拉维派甚至不能被当作是真正的穆斯林。但恰恰是这一少数族群，在叙利亚1970年复兴党政变之后，占据了叙利亚政府与军队的重要位置。另外，在叙利亚西南部格兰高地与大马士革附近，集中了占总人口5%左右的德鲁兹派(Druze)。与阿拉维派一样，德鲁兹派也属于一支少数穆斯林教派。然而由于其独特的教义，因此不具有太大的政治影响力。8%左右的叙利亚人口是基督教化了的阿拉伯人，他们大多集中在大城市的城镇中心。与中上层逊尼派穆斯林一样，叙利亚的基督教人口绝大多数也支持现任政府。除了在复兴党成立初期，信奉东正教的希腊正教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到复兴党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之外，作为阿萨德政府稳定全国局面，进行政治与经济改革政策的受益者，叙利亚基督教人口也并不希望看到阿萨德这样一个世俗化程度非常高的现任政府倒台。这也就是为什么如今，即便是在叙利亚动乱最严重的哈马(Hamah)与霍姆斯两城，其城镇中心基督教人口数量较多的地带，仍旧未有严重骚乱出现。叙利亚还有约10%的非阿拉伯人口，其中主要有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另外还有土库曼人和犹太人等。在16世纪奥托曼帝国治下，由于帝国奉行的米利特(Millet)体系鼓励民族宗教派系自治，因而长期以来，叙利亚境内各个派别之间分省自治，并保持较大程度的独立。这一传统，在今天的叙利亚社会中也有其强大的影响力。
题目1、关于宗教起源的哲学思考题目2、试论宗教与哲学的关系题目3、关于宗教产生发展消亡过程的哲学思考题目4、关于道教对哲学的启示题目5、关于佛教对哲学的启示
宗教学（现代社会科学门类）编辑宗教学（英文 The Study of Religion） 以宗教和宗教发展史为研究对象的现代社会科学门类[1-2] ，它是哲学的二级学科[3] 。它是宗教哲学化后以一切宗教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旨在通过对宗教现象、宗教起源、演化、性质、规律、作用的客观研究，揭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规律，宗教学属人文学科范畴[4] 。
台湾辅仁大学宗教学系郑志明教授1980-2007发表的期刊论文：1. 列子杨朱篇的意识形态，1980，哲学与文化月刊 7卷 9期2. 疏导台湾当今秘密教派，1980，鹅湖月刊 61 期3. 圣之时者 ─ 谈孔子对时代的回应，1981，鹅湖月刊 67 期4. 台湾瑶池金母信仰研究，1984，台湾风物 34 卷 3期5. 台湾斋教的渊源与流变，1984，台北文献直 67 期6. 台湾民间鸾堂儒宗神教的宗教体系初探，1984，台北文献直 67 期7. 浅论当今台湾民间宗教研究的态度与方法，1984，台北文献直 69 期8. 唐代古文家的天命观初探，1984，鹅湖月刊第 111 期9. 左传灾异说探论，1984，鹅湖月刊 114 期10. 试说无量寿经四十八别愿的宗教精神，1984，中国佛教第28卷第12期11. 唐代永嘉禅师证道歌义理初探，1984，中国佛教 28 卷 6期12. 台湾无生老母信仰渊源探论，1985，台北文献直 71 期13. 从台湾俗谚谈传统社会的处世思想，1985，台北文献直 74 期14. 检验高中新编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中的孔孟「根本」思想，1985，鹅湖月刊 120 期15. 史通在中国文学上的价值，1985，孔孟月刊 275 期16. 销释金刚科仪的义理初探，1985，中国佛教 29 卷 5 期17. 唐代庞居士的诗偈及其宗教境界，1985，中国佛教 29 卷 11 期18. 敦煌写本老子想尔注义理初探，1986，中国学术年刊第八期19. 台北地区弘化院的宗教体系，1986，台湾神学论刊 8 期20. 台北地区夏教的宗教体系研究，1986，台北文献直 76 期21. 从台湾俗谚谈传统社会的宗教思想，1986，鹅湖月刊第 127 期22. 庄子内篇「人」的概念探述，1986，鹅湖月刊 133 期23. 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义理疏证，1986，鹅湖月刊 137 期24. 游记类鸾书所显示之宗教新趋势，1987，中研院民族所集刊 61 期25. 醉古堂剑扫的社会人格，1987，中华文化复兴月刊 20 卷 6 期26. 菜根谭的社会思想，1987，科际整合学报第 1 期27. 台湾劝善歌谣的社会关怀，1987，民俗曲艺 45、46 期28. 灶君宝卷的灶神信仰，1987，民俗曲艺 48 期29. 太上感应篇的伦理思想，1987，鹅湖月刊 143 期30. 王爷传说，1988，民俗曲艺 52、53 期31. 试论清静经的「道」，1988，鹅湖月刊 155 期32. 功过格的伦理思想初探，1989，中国学术年刊 10 期33. 当今台湾民间鸾书的文学形式，1990，汉学研究8卷1期34. 唐代传奇的梦，1991，鹅湖月刊190期35. 从残害骨肉事件谈基层社会的文化意识，1991，文化评论36. 关汉卿杂剧的宗教意识，1992，鹅湖月刊 208 期37. 从「户蝇蚊子大战歌」谈民间文学的创作意识，1992，淡江大学中文学报1期38. 山海经的神话思维，1993，淡江大学中文学报2期39. 从杀害骨肉事件谈基层社会的文化意识，1993，鹅湖月刊 214 期40. 台湾民间信仰的济世观，1994，内政部「宗教辅导论述专辑」41. 庄子的鬼神观，1994，鹅湖月刊 233 期42. 台湾「新兴宗教」的名词界定，1995，台湾史料研究6号43. 台湾民间宗教的文化意识，1995，历史月刊86期44. 末世预言与卯劫观音，1995，历史月刊92期45. 信仰族群与族群和谐，1995，宗教哲学1卷2期46. 台湾新兴宗教的现象商议，1995，宗教哲学1卷4期47. 民间信仰与台湾的族群和谐，1995，鹅湖月刊 237 期48. 民间的养生术与民俗医疗，1996，历史月利96期49. 台湾观音信仰的现象分析，1996，宗教哲学2卷1期50. 台湾民间信仰的多重至上神观，1996，宗教哲学2卷2期51. 台湾善书研究的现况与展望，1996，宗教哲学2卷4期52. 台湾妈祖祭典的现象分析，1997，宗教哲学3卷1期53. 台湾「宗教教育」的问题商议，1997，宗教哲学3卷2期54. 唐君毅儒家宗教精神说，1997，宗教哲学3卷3期55. 论傅伟勋佛教生死学，1997，宗教哲学3卷4期56. 从传统宗教生死观谈代理孕母，1997，应用伦理研究通讯（）57. 胡适的宗教观，1997，鹅湖月刊 260、261 期58. 康有为的宗教观1997，鹅湖月利267、268期59. 林清玄学佛散文的教主形象1998，鹅湖月利281期60. 二十一世纪儒学的社会实践，1999，文明探索19期61. 道教的生死观，1999，历史月刊139期62. 台湾新兴宗教的文化特色1999，宗教哲学5卷1、2期63. 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的神人观1999，鹅湖月刊285期64. 儒学的现世性与宗教性，1999鹅湖月刊286期65. 元杂剧桃花女的婚姻仪式，1999，鹅湖杂志288期66. 杨赞儒与圣德宝宫，2000，台湾文献51卷3 期67. 台湾新兴宗教的救劫运动，2000，宗教哲学6卷3期68. 明初张宇初「岘泉集」的生命观，2000，鹅湖月刊295期69. 印顺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2000，鹅湖月刊297期70. 《太平经》的养生观，2000，鹅湖月刊299期71. 《太平经》的性命观，2000，鹅湖月刊300期72. 谭嗣同的宗教观，2000，鹅湖月刊302期73. 从《太平经》谈道教的生命观，2000，中华道教学院南台分院学报1期74. 近五十年来台湾地区民间宗教之研究与前瞻，2001，台湾文献52卷2 期75. 台湾宗教组织化的困境，2001，宗教论述专辑3辑76. 凉山彝族「驱鬼经」的人鬼交感仪式，2001，民俗曲艺（）77. 从说文解字谈汉字的鬼神信仰，2001，鹅湖月刊307期78. 教育的「圣俗」问题，2001，鹅湖月刊309期79. 神观交谈－从多重至上神谈起，2001，揭谛学刊4期80. 社区文化的宇宙图式与神圣空间，2001，鹅湖月刊312期81. 台湾西王母信仰的时代意义，2001，鹅湖月刊218期82. 砂劳越华人社团与宗教互动关系，2001，马来亚大学《学术论文集》6 辑83. 台湾民众宗教信仰的生死关怀与灵验性格，2001，辅大宗教研究3期84. 台湾民众宗教信仰的生死关怀与灵验性格，2001，辅仁宗教研究3 期85. 台湾新兴宗教的宗教对话，2001，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1期86. 民间信仰「合缘共振」与「含混多义」的思维模式，2001，玄奘学报4期87. 从太上洞玄步虚章谈步虚词的神人交感，2001，中华道教学院南台分院学报2期88. 台湾宗教团体经济资源的问题，2002，宗教论述专辑4辑89. 从灵感到修行，2002，宗教哲学8卷2期2890. 谈台湾药签文化，2002，传统艺术19期91. 从《太上洞玄步虚章》谈步虚词的神人交感，2002，道韵11辑92. 华人信仰心理与宗教行为，2002，鹅湖月刊324期93. 从唐君毅《病里乾坤》谈儒学医疗，2002，鹅湖月刊328期94. 巫术文化的哲学省思，2003，鹅湖月刊335期95. 禁忌文化的哲学省思，2003，鹅湖月刊342期96. 唐君毅的《人生之体验》谈儒学的生命教育，2003，新世纪宗教研究1卷3期97. 哪咤神话的生命观，2003，第一届哪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98. 敦煌写卷「患文」的宗教医疗观，2003，普门学报15期99. 台湾灵乩的宗教形态，2004，内政部宗教论述专辑6辑100. 东马德教会的发展，2004，世界宗教学刊3期101. 宗教组织的现代化与对治现代化，2004，宗教哲学31期102. 中国命运观的文化意识，2004，文明探索丛刊37卷103. 佛教与基督宗教社会关怀的省思，2004，文明探索丛刊38卷104. 陈靖姑信仰与法派的宗教形态，2004，新世纪宗教研究2卷3期105. 敦煌写卷「亡文」的生命教育，2004，普门学报19期106. 东南亚大伯公信仰的发展，2004，泉州华侨大学学报107. 对台湾汉人宗教精神领域的研究，2004，高雄道教学院学报1期108.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中的宗教观，2004，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3期109. 老子的医疗观，2005，鹅湖月刊357期110. 「通神」与「神通」的文化意识，2005，文明探索丛刊41卷111. 人性与安宁疗护，2005，宗教与民俗医疗创刊号112. 《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的家庭礼仪与修行法门，2005，宗教与民俗医疗2期113. 佛教经典的胚胎生命观，2005，普门学报29期114. 藏传佛教在台发展现况与省思，2005，普门学报30期115. 台湾灵乩的宗教形态，2006，文明探索丛刊45卷116. 台湾寺院经济资源的运用问题，2006，亚细亚民俗研究6辑117. 《善生经》的生命修持观，2006，宗教与民俗医疗学报3期118. 杂阿含经》的瞻病关怀，2006，宗教与民俗医疗学报4期119. 牟宗三《圆善论》的生命关怀，2006，揭谛11期120. 从《道法会元》谈宋元符箓法派的世界秩序观，2006，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6期121. 林兆恩的生命关怀，2006，辅仁宗教研究13期122. 明代王道渊的性命相混说，2007，鹅湖380期123. 《周易》六十四卦的生死关怀，2007，鹅湖月刊388、389期124. 《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的净土观，2007，妙林杂志19卷10、12月125. 易经六十四卦的生死关怀，2007，中山大学文与哲学报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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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二百年的发展，西方各国的建筑在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下，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建筑形式,都出现了明显的进步，形成了和古典建筑不同的建筑风格。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西方建筑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西方建筑与文明
【摘 要】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也叫屋大维说，我得到的是砖头的罗马，我留下的是大理石的罗马。罗马的万神庙便是为他而建。“光荣归于希腊，伟大归于罗马。”欧洲人说。
【关键词】罗马帝国;古希腊;文明;建筑;三柱式
“古希腊是欧洲 文化 的摇篮，我们在哲学中以及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常常不得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方面来……他们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我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及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可见此地的文化如何如何，在天文，地理，物理，数学，哲学，艺术的造诣。
古希腊的文明，由克里特岛到迈锡尼到雅典，大约公元前两千纪中叶，特里特岛上的国家统治了爱琴世界。数百年，从事手工业，航海业，以及海盗活动。最大的城市是克诺索斯城，号称“众城之城”，统治者是处事领袖又是祭祀。他们的建筑类型有住宅，宫殿，别墅，旅社，公共浴室和作坊，没有神庙。宫殿常以60*30米的院子为中心，有许多采光通风的小天井，屋子依地势而建，房子一层到四层不等，内部内部复杂，古希腊人叫他迷宫。
房子室内外多以柱子分隔，房间也以柱子分隔。柱子是古希腊的一大成就。
在古希腊的建筑，罗马的建筑及至今欧洲的建筑中，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便是广场，也可以说是剧场。在克诺索斯西北方向有一个主的露天剧场，后面的观众席逐渐升高，大约可容纳几百人，这里最早的露天剧场建造。
公元前1500年左右，克里特被灭，外敌可能是迈锡尼，迈锡尼成为爱琴世界最强大统治者。在希腊的巴尔干半岛，迈锡尼设防严密，非常险固，用巨石垒墙。从迈锡尼狮子门可见，迈锡尼的建筑大异于克里特，一个豪放一个纤秀华丽，一个有极强的防御性，一个毫不设防。
克里特，迈锡尼文化曾经戛然而止。
公元前8世纪，巴尔干半岛，小亚西亚西岸，爱情海岛屿建立很多奴隶制城邦国家，这些国家统治经济关系密切，但从求统一，总称古代希腊。
古希腊的建筑同样也是欧洲建筑的开拓者之一，建筑物与建筑群设计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艺术 经验 。深深影响欧洲两千多年的建筑史。马克思评论希腊艺术和史诗时说“???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是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高不可及的范本。”
公元前500～前499，波斯帝国入侵，破坏了实行民主制度的小亚西亚的希腊。希腊城邦团结起来，奋勇抗敌打败了侵略者，一场保卫自由民主的战争，雅典起到重要作用，使雅典成为了各城邦的盟主。人民与财富纷纷涌来。雅典政治，文化，经济高涨。这时候圣地建筑群与神庙建筑成熟，建造了古希腊圣地建筑群，艺术的最高代表――雅典卫城，神庙艺术的最高代表――帕提农神庙。
双层围廊列柱式，紧致的山花，收分的株式，运用了视角矫正技术。
公元前431～前404暴发伯罗奇尼墩战争。以贵族专制体斯巴达为首的城邦，打败了以自由民主制的雅典为首的城邦。战后，奴隶制进一步发展。公元前338，马其顿王统一了希腊，随后亚历山大帝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
古希腊最有名的便是三柱式。多立克也叫男人柱，爱奥尼克也叫女人柱，还有一种科林斯也称少女柱。当时人们对柱子的宽度，高度，两根柱子之间的距离所产生了美学有很大研究。古希腊另一种成就是神庙。结合株式，雅典卫城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成就的表现。
罗马是意大利的一个小乡村。通过战争吞并壮大，他吸收了周围小国家的文化来丰富自己。波斯的，埃及的，古希腊的。他吸收继承了希腊的神庙，柱式，也使得建筑进一步发展。
罗马发现了混泥土火山灰，创造了拱券，结构，单?，筒拱，十字交叉拱，拥有了分段浇筑技术。在空间方面，人体尺度，静态封密，无导向性，在希腊三柱式后创造了罗马五柱式。
塔斯干柱，多力克柱，爱奥尼柱，克斯霖柱，复合柱。
建筑的发展，建筑学的著作应运而生，奥古斯都以军事工程师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到现在，某些话语还在用。它是世界上第一部建筑学城市规划的书籍，坚固实用，美观，奠定了欧洲建筑科学的体系。
在罗马，由于四处征战，有无尽的奴隶，罗马水利很发达，建立了输水道，还用常流水冲去公厕的秽物。罗马公民成为摄政者供养的支持者。所以罗马的公共建筑非常发达，鼎盛时期罗马有三十万无业游民，他们压榨着奴隶的劳动。
执政官建立浴场，广场，角斗场。广场来供公民休闲，演讲。在罗马城有大大小小一千多个浴场，罗马人的生活每天睡到自然醒，穿上浴袍去浴场，晚上回家睡觉。最有名的卡拉卡拉大浴场，里面有商店，图书馆，音乐厅，运动场，还提供日光浴，人们在里面讲买卖，看演出，浴场文化到了后来是淫荡不堪，性病大行其道。
如果问罗马怎么灭亡的，一个在浴场泡没的名族。在罗马浴场，由于水中有铝，导致罗马人很多不能生育，早死。
浴场中有冷水厅，盐水厅，日光浴，可见当时罗马建筑的发达。罗马另一个有名的是斗兽场，四层建筑。一层是多立克柱，二层是爱奥尼柱，三层式科林斯柱，四层是石墙。每层有80个拱券，还有地下一层，所以还能处理流水系统，人流系统，而且当时社会要保证阶层之间不起冲突，安全性，建筑结合水的安全，等等问题，可见当时建筑的成就之高。
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也叫屋大维说，我得到的是砖头的罗马，我留下的是大理石的罗马。罗马的万神庙便是为他而建。“光荣归于希腊，伟大归于罗马。”欧洲人说。
公元395年，古罗马分裂成东罗马，西罗马。在意大利及西部是西罗马，首都罗马。意大利以东是东罗马，后来的拜占庭帝国。
公元479年西罗马灭亡，西欧混乱一团，形成封建制而整个欧洲笼罩在教会之下。后来东罗马因为东方阿拉伯教的兴盛与罗马的东正教教义不和，出现了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长达200年，后十字军攻打东罗马，东罗马于1453年被土耳其灭。
拜占庭在建筑商创造了帆拱，也就是我们所见到的穹顶建筑。最光辉的代表是圣索菲亚大教堂，它影响了俄罗斯，亚美尼亚，保加利亚。
中世纪由西罗马灭亡开始到十四～十五世纪。
西欧在一片荒芜中形成封建制，人民深深的苦难，使宣传禁欲主义，博爱的____发展起来，后来统治了西方一千年。由早期在郊外出现修道院到在城市中心出现城市教堂，教堂变得高耸来显得人的渺小，产生一种敬畏心理――哥特建筑。
欧洲出现的教堂多在那时建造，直刺天际。
教会的腐朽，压迫人性，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阻碍了人性。再加上，东罗马灭亡，学士们带着古希腊的文明逃到意大利，使意大利首先出现了文艺复兴，那时人文主义学者皮科在《论人的尊严》中假借上帝对亚当说“我给了你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你可以为你自己决定你的天性……”当然文艺复兴也离不开美蒂奇家族对艺术的赞助。
文艺复兴出现的教堂，佛罗伦萨主教堂出现了肋拱，由出生于工匠的伯鲁乃列斯基建造。他精通机械，铸工。是杰出的雕塑家，画家，工艺家，学者。
文艺复兴是个伟大的时代，出现了新三杰，但丁，皮特拉克，薄伽丘，和后三杰，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达芬奇。
这些杰出人士他们在绘画，建筑，雕塑都是有名望的人士，尤其是米开朗基罗，教会也赞美他的建筑。
文艺复兴，迎来了建筑的大发展。
谈东西方建筑装饰中的植物
论文 关键词： 建筑装饰卷草纹比较 文化
论文摘要：建筑装饰中的卷草纹谈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出的不同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使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认识东西方装饰文化。
建筑装饰的形式和内容十分丰富，潜在的精神象征意义博大精深，我们从建筑装饰的形式中选取植物纹样——卷草纹作为切入点，以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的不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 编辑。
植物纹样在世界各国的建筑装饰中大量存在，其中卷草纹是不同文化形态中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装饰纹样，卷草纹的首次出现，对装饰 艺术 史有着极大的意义。东西方的卷草纹装饰，彼此具有内在的 联系。对于卷草纹究竟属于何 种植 物，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理解，从形式和构成 规律 方面看它们非常相似，都以植物藤蔓为纽带，互相交错，以叶片为点缀，穿插少量花蕾，具有连续性。无论东方的忍冬纹还是西方的莨苕纹，都以线条的生动构成有机纹样，使人们感受到一种植物纹样风格化和生成过程中所承载的人类情感。
一、古代 中国 和埃及的卷草纹饰
中国的卷草纹样出现于公元300年前后，在宫殿、庙宇等建筑装饰中较为常见。中国卷草纹最初称为忍冬草纹样，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多少带有宗教的含义。任何宗教性质的符号，只要具有艺术的潜能，都能随着时间而成为主要的或纯粹装饰性的母题。当一个母题因为与宗教意义有关而被频繁地在各种领域中特别是建筑上运用时，就会产生定式。忍冬纹以及与之同源的莲花纹样一起，在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 发展 ，主要体现在当时的石雕、壁画等装饰中。南北朝时期的装饰艺术具有极强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 社会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汉灭亡后，三国鼎立，数年战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渴望摆脱现实进入美好的精神境界，此时佛教传入中国，各地开窟造像，敦煌莫高窟便始于此时。这种风格对卷草纹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之具有自由、随意、唯美的特点。忍冬纹的特征为三瓣叶或四瓣叶图形，以富有变化的 组织形式构成有节奏的图案，其中有单独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不同构成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卷草纹不断变化，这种最初的宗教装饰符号，其原始的含义逐渐被淡化，到唐代演变出更加丰富的形式。唐代建筑装饰风格华丽富贵，卷草纹样与葡萄、莲花、石榴、牡丹、宝相花以及祥禽瑞兽等纹样相融合，创造出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植物装饰形象，以其流畅舒展的风格用于建筑的石雕、木雕、藻井、门饰、壁画等方面。
古埃及人最先创造了纪念性建筑，他们用极其耐久的石头建造神庙和陵墓。古埃及艺术是最先把植物的形象加以改变，使之成为装饰形式的，有两种植物与埃及文化紧密相连，即莲花和纸莎草。古埃及的卷草纹样以莲花、棕榈、纸莎草为主题构成藤蔓，花和花蕾点缀在卷曲的茎叶之间，形成优美的曲线，这种纹饰被认为是卷草装饰的基础。莲花和纸莎草生长于尼罗河岸边，莲花象征美好，纸莎草可用于书写，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在埃及文化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常用于建筑柱头、柱身、壁画、门楣等装饰。埃及建筑装饰本质上是象征性的，是东方文化中将宗教与 政治 结合起来的强有力代表，它们不仅仅是纯粹的装饰，更是为了表达民族自身的观念、情感和思想。
二、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卷草纹饰
富于韵律、节奏鲜明的植物卷草纹，在希腊建筑装饰中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虽然其渊源来自古代东方，但在希腊人这里被赋予了形式美。古希腊罗马的卷草图案，多用于柱子的装饰。古代希腊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沿岸、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岛五大部分，经历了荷马时期、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等不同 历史 阶段，古希腊文明及爱琴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西方的卷草纹主要以莨苕叶和葡萄纹为基础，组成弯曲的藤蔓，用于建筑装饰。莨苕最初是生长在地中海沿岸的一种低矮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在西方，“莨苕树”以其生命力特别旺盛，象征重生、复活而被崇拜和敬仰。古希腊罗马的神殿建筑多采用莨苕叶造型进行装饰，科林斯式柱头便以莨苕叶造型 雕刻 而成，象征神殿永存万世，如雅典利斯克拉底纪念碑的科林斯柱头装饰，以及厄瑞克忒翁神庙的柱饰、门楣、门框等建筑装饰，都是以莨苕叶为基础，以柔美流畅的卷草造型进行装饰。莨苕叶纹饰后来发展为罗马卷草纹，这种形象奇异、卷曲而充满生命力地向周围伸展的叶子，影响了阿拉伯藤蔓的形成(阿拉伯藤蔓演化为阿拉伯寺院的装饰花纹，具有生机盎然的气势和无限扩张的活力)。古希腊罗马建筑装饰中，葡萄卷草纹也很常见，以横向延伸的茎为基础，两侧安排葡萄和葡萄叶。葡萄卷草纹是由波斯传向西方的，因其象征丰收、多产和幸福而被人们所喜爱，在西方与莨苕卷草纹一样，逐渐成为主导型的植物装饰纹样，大量使用于建筑装饰。
东西方不同的 文化背景，使 建筑装饰具有不同的特点，基于人类精神情感的某些共性，不同文化又产生种种奇妙的 联系与融合。卷草纹作为不同文化形态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装饰纹样，涵盖了东西方文化的相互渗透及 发展 演变。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进行分析比较，能够使我们从 社会、 历史 、 政治 、 经济 、 心理等更广泛的角度认识建筑装饰文化。
参考 文献 ：
① (日)城 一夫：《东西方纹样比较》，孙基亮译， 中国 纺织出版社，北京，2002。
②(奥)阿洛瓦·里格尔：《风格问题》，刘景联、李薇蔓译，湖南 科学 技术出版社，长沙， 2000。
③赵子夫、唐利：《外国古典家具文化 艺术 》，辽宁 美术出版社，沈阳， 2001。
试谈西方宗教建筑及其文化
建筑是有灵魂的，精神依附于物质之上。当今很多的建筑忽略了建筑和其思想与精神的关系，研究建筑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西方宗教建筑角度探讨建筑所体现的文化，诠释建筑和精神的完美结合。
西方文明起源于希腊。希腊的文明渗透着人本主义精神，即神是最完美的人的体现。
“ 希腊是泛神论的国土。它所有的风景都嵌入……和谐的框架里……每个地方都要求在它美丽的环境里有自己的神。”古希腊人崇拜神灵，他们认为每个城邦，每个自然现象都受一位神灵支配。希腊人祀奉各神灵并为之大力兴建神庙，为神灵提供栖息圣地，因而大大小小的神庙遍布古希腊各地。帕特农神庙是希腊全盛时期建筑与雕刻的主要代表，有“希腊国宝”之称，帕特农神庙是供奉雅典守护神雅典娜的神庙，帕特农神庙之名出于雅典娜的别号“ Parth enon ”转写，意为“处女”，是古希腊文明重要见证之一。希腊人神同位，正如意大利思想家维柯所说，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古希腊民族对人的重视，把人置放在高于自然与社会的位置上，主张人对自然与社会的改造和征服。帕提农神庙充分体现了古希腊文化的人本精神：把建筑本身看作是人向自然进军， 从而征服自然、驾驭自然的一种手段与 方法 ，坐落于郊野，高耸壁立而又傲然独有。
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之一，帕特农神庙是希腊本土最大的多利克柱式庙宇， 代表着古希腊多利克柱式的最高成就， 而且也是全球公认的多力克柱式的代表。它集中了古希腊建筑艺术的精华， 融汇古希腊多利克柱式和爱奥尼亚柱式风格，多利克柱式给人一种刚毅雄伟、坚强有力的男性气质， 而爱奥尼亚柱式给人一种轻松活波、自由秀丽的女性气质。这种外围多利亚柱式，内殿爱奥尼亚柱式的形制，内柔外坚，反映出对人的美，对人的气质和品格的理解和尊重，以人为本，尊崇人体为最美的人本主义精神。
神殿的尺寸其整体结构每个角落接近希腊人喜爱的“黄金分割比”，如：台基的宽比长，柱子的底径比柱中线距，正面水平檐口的高比正面的宽……基本都是4：9，从而使它的构图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古希腊人认为，人体是最美的。通过探索，凭借智慧，他们发现了人体结构中的黄金比例，带有数学的神圣美。帕提农神庙在结构上合乎人体美的比例，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对美的追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于对人的崇拜，由对人体美的赞叹、对和谐的追求引申出对人性美的企羡和推崇的人本精神。
帕提农神庙无论从选址、 形制还是结构都体现了古希腊人独特的建筑理念：人是万物之灵，人是万物之本，人是万物之尊，正是这种雄峙天外的意志、气势和精神，使建筑不再是一个冰冷的固体，它用独特的建筑语言给人启迪，即希腊民族以人为本的精神灵魂。希腊人创造了这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推动着希腊人乃至整个人类创造新的世界和新的精神。
罗马万神庙前一部分是门廊，即由两排科林斯式的柱子支撑着一个半三角形额墙的门廊，后面则是一个巨大的圆形神庙。万神庙作为奉祭众神的圣殿，由于希腊人信奉的多神教，那里每种神都有它自己的神庙，如雅典娜神庙，宙斯神庙等等。罗马的宗教信仰基本上也承袭了希腊移风，但在伊特鲁里亚的建筑影响下，罗马人把诸神集中起来供奉，即在一所神庙内，可以设几个圣殿。此处，古希腊神庙四周以柱廊相环绕，它显得亮畅些，故建筑平面是呈矩形状;而罗马万神庙，因供神的圣殿较多，可呈圆环形，但空间必须宏大，于是在伊特鲁里亚的拱劵结构的基础上，创造了这种从外观上看，比较封闭的拱顶结构。万神庙采用了穹顶覆盖的集中式行制，重建后的万神庙是单一空间、集中式构图的建筑物的代表，万神庙的结构简洁，形体单纯，其主体建筑是圆形的，顶上覆盖着一个直径为米的大弯顶，顶端高度也是米。这样简单明确的几何关系使万神庙单一的空间显得完整统一。
建筑史家说罗马万神庙“把古希腊的回廊移进了室内”的结果，这是罗马神庙建筑中的典型的帝国风格。万神庙主体建筑的美学风格可以概括为简单而庄严崇高，神秘而宏伟富丽，圆洞的设计把神像和天联系起来，这种神秘感是东西方宗教都在追求的。
每个时代都有代表自己最高艺术成就的艺术风格，对于中世纪来说，哥特式教堂无疑是最杰出的代表。后人称誉为中世纪的奇葩。
“哥特式”(Gothic)一词最初源于哥特人，哥特艺术是野蛮艺术之义，为贬义词。在欧洲人眼里罗马式才是正统艺术，继而兴起的新的建筑形式就被贬为“哥特”(野蛮)了。然而到12世纪以后，哥特式艺术作为一种熔铸了浓厚的____神秘主义意韵的新颖形式，成为风靡欧洲、高贵典雅的艺术风格。它的最高成就表现在哥特式的建筑中. 现今在西方仍然屹立着的许多气势宏伟的大教堂，如：法国巴黎圣母院，意大利米兰大教堂等，都是哥特式建筑的杰作。哥特式建筑风格之所以能够取代先前的罗马式建筑风格，最终是根源于宗教的需要。
哥特式建筑风格是法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也是世界建筑历史上的一个飞跃。它以“高、直、尖”的挺拔之势和轻盈之感为主要特征。精神的力量通过教堂表达，教堂是一所人与上帝对话的场所，所以它的高昂是将人的灵魂引入到高高在上的天国。在礼拜仪式方面，它保留了基本的十字形平面设计;在结构方面，它不再需要厚重的石材，却可以建造更高更多样化的拱顶。哥特式教堂的结构体系由石头的骨架券和飞扶壁组成。其基本单元是在一个正方形或矩形平面四角的柱子上做双圆心骨架尖券，四边和对角线上各一道，屋面石板架在券上，形成拱顶。采用这种方式，可以在不同跨度上作出矢高相同的券，拱顶重量轻，交线分明，减少了券脚的推力，简化了施工。这样一来，墙壁所空出来的空间就可以用雕塑、绘画和玻璃 彩绘 来 教育 教徒。
工匠应用了从阿拉伯国家学得的彩色玻璃工艺，拼组成一幅幅五颜六色的宗教 故事 ，起到了向不识字的民众宣传教义的作用，也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花窗玻璃以红、蓝二色为主，蓝色象征天国，红色象征基督的鲜血。同时教堂玻璃工匠们利用玻璃来描绘精神的象征符号：柔和的光线透过高高的侧窗洒落进来，暗淡的教堂中，光线集中在圣坛部分，这样可以将信徒的思想朝天空的方向引升。教堂玻璃典型特征之一的大花窗呈圆形，由精致的石肋分隔，好似轮辐，这暗示太阳，象征着基督，而嵌入的圆花则代表圣母玛利亚。“透过彩色玻璃花窗撒下的光线形象地表明了圣经的内容——它直接来自上帝之口，在圣母的体内化为基督之身，窗户是最常令人联想起圣母的物体之一。
哥特式教堂的宗教意义很鲜明地融入到建筑的艺术形式之中了，作为精神皈依的承载体，教堂能够挖掘更多的形式以向人们表现和诉说(如雕刻等)，可以说是一部“活现的《圣经》”。在建筑与雕刻上，哥特式艺术从不放弃任何一个细节，使一切建筑形体本身都充满了相应的宗教内涵和艺术表现。它以一种外在性的凝固形式形象地反映了中世纪西欧人内心深处汹涌激荡着的神秘而诡谲的宗教感受。在那些典型作品天主教堂中，不仅是那高耸人云的尖顶、充满了怪诞和夸张特点的巨大肋拱、五光十色的花窗隔屏，甚至连每一块石头、每一片玻璃和每一个精雕细镂的局部都在宣扬着____的彼岸精神和灵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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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专业论文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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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治的角度,请问你是学什麽专业的，写小题材的这个题材也许会适合你通过写宗教的文化传承表现海峡两岸密切关系2011-03-31 13:18这个题目是很有价值的，世界有四大文明古国，也都有彼此的造字方法，中国十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还使用象形文字的民族。我们知道中国有甲骨文 金文 篆字 演变为汉字海峡两岸首先以文字就有所区别。大陆人使用简体字，书写方便，文化便於传播。而台湾、香港、澳门、还有少数人使用繁体字，繁体字在认识、记忆过程中比较复杂，为什麽还有人使用呢？在秦汉时期，东汉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献给汉安帝）。约公元100-120年时将篆字与籀文加一列出，然后解释这个字的本义，再解释字形与字义或字音之间的关系。古代经学、文学是以篆字与籀文为书写体系的。繁体字有篆字的特点。在研究古文学方面，有很重要的价值。港澳台的同胞经济基础比较牢固，自然有很多的机会研究古文学。在大陆也有这方面的书籍，只不过是学者在研究，而广大的人民就可以节省许多宝贵是时间发展神会主义建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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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是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强调宗教的公共性，就是强调宗教团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存在的差异，是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引起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 关键词：宗教公共性；中国传统宗教；当代中国宗教 Abstract：Religion is not hollow but substantial，as an organization to link social this sense，no religion is private or publicity of religion is emphasized here to draw religious groups' notice to public affairs in there is a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to emphasize the publicity of religion，theology and philosophy in the Western world of social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environments of existence，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differ in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nd status quo，China will not tend to take the road of integrating state with a “public”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hurch，the best policy is mutually adapting，sharing woe and weal and harmoniously getting along. Key Words：publicity of religion；traditional Chinese church；contemporary Chinese church 当前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非常热烈。笔者认为，诸如此论的名称皆是处于不同语境下的思想者为了强调某个具体对象(宗教、哲学、神学)之某种性质(公共性)所使用的术语。这些术语在特定语境下有其具体的内涵及意义，不能到处套用，而应分析其适用性和限度。 一、公共性与宗教的公共性 对“公共性”和“宗教的公共性”进行反思，首先使笔者联想起古希腊哲学家的一个故事。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和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在一起讨论哲学。柏拉图鼓吹他的“型相论”(理念论)，并使用了“桌子性”(tablehood)和“杯子性”(cuphood)这样的名词。第欧根尼说：“柏拉图，我可以看到桌子和杯子，但我看不到你的桌子性和杯子性。”柏拉图则说：“那是因为你有一双看得见可见的桌子和杯子的眼睛，却没有可以用来识别桌子和杯子的本质的理智。”[1]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肯定事物性质的实在，并进而认定事物的性质有独立存在的地位；而第欧根尼否定事物性质的独立自存。我们可以评价说，柏拉图的睿智穿透了事物的表面，达到了对事物性质的一般性认识，但他将事物的性质视为独立自存则是错误的；而第欧根尼认为事物的性质不可能有像实体那样的独立存在，这是对的，但他要是认为人的认识只能停留在感性经验层面，无法对事物的性质达到一般性的认识，那么这是错的。 现今学界对“公共性”这个概念的解释相对明晰，而在理解“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时若不联系这些名称的具体所指，就会使人感到不知所云。因为，这世上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完全不具有任何公共性?又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不能在特殊意义上给自己冠上公共之名，或称自己为公共的呢?重要的不是一般地判断宗教、哲学或神学有无公共性，而在于联系具体对象，判断它在什么范围内、什么意义上具有公共性。 我们在英文辞典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publicity是形容词public的名词形式。Public的释义有两大类，第一大类：(1) 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2) 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3) 从事公共事务、群众娱乐活动、社会服务的。第二大类：(1) 向大众公开的；(2) 众所周知的。[2]我们要注意的是，publicity虽然是一个名词，但它的所指仍旧是事物、对象的某种性质，而不是某种事物和对象。 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就此而言，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像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宗教与教育的分离等原则的确立使得宗教团体变得私人化或个人化，乃至于使人们生出这样的幻像——可以有完全私人的宗教或者完全私人的神学。然而，我们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所谓宗教、哲学、神学的私人化(个人化)只是表示其公共性的削弱，或公共程度的压缩，而非完全丧失。 一般说来，使用公共性字眼的学者想要倡导扩大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但正因为公共性的概念太一般了，乃至于我们必须将它与具体的对象联系起来，方能判断这样的倡导有何意义，而在这里，在何种领域中扩大公共性就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在不同场景下一般性地倡导宗教公共性的扩大是无意义的，甚至是危险的。 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强调基督教及其教会具有的公共性，教会(ecclesia)的本义就是一个开放的集合(open assembly)，原本就含有“公共”的意思。启蒙时期以前，基督教的社会功能与西欧社会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基督教的公共性达到极致，而人民的公共生活受到教会的统治和支配，在教会建制(church institution)中私化(privatised)了。默茨在分析基督教传统的私化时把启蒙时期的教会与国家和社会的分开视为基督教目前所处困境的根源。他说：“区别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是有价值的，但似乎并不能弥补基督教所丧失的公共地位与角色。”[3 ] 新教神学家弗勒斯德尔(Duncan )探讨建立一门公共神学的可能性。他说：“公共神学是一门讨论有关神的神学，它具有指向公共可共享之真理，并参与公共讨论及见证那真理对世上所发生的事之正当性及关怀今日人民与社会所面对的严峻问题。它从所受托的传统提供坚定的信念、挑战和见解，而非寻求共同的表述或重述每人的说法。”[4]这样的呼吁有其特殊用意，其主旨无非是要神学更多地关注公共事务，参与社会的改革与建设。 在我看来，这些倡导呼吁公共性的学者们用来解释公共性的那些概念更加值得注意。例如，潘兰特(Raymond Plant)力陈神学本身的公共性，并指出明了神学公共性的关键在于对一般与个别之关系的理解。他说：“一般与个别的张力位于政治神学的核心。神学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学科，试图寻求达到某些一般的关于神在这个世界上的性质和行为的真理。而另一方面，政治的社团，他们的信仰和价值是非常专门的和个别的。神的本性(至少在古典有神论中)可以被认为是无时间的，无变化的，而政治总是涉及具体的社团在特定的时间和在特定的地点的生活方式。”[5]17他又说：“神学……怎么能够和政治领域相关联呢?政治完全是在一个充满差异的领域中形成的，在其中，不同国家、种族、性别、群体的成员有着不同的、相互之间并不和谐的利益和目标，而这些利益和目标又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下得到不同的解释和拥有不同先后秩序。”[5]18这种意思在莫尔特曼那里说得更清楚。他说：“基督教神学的主题就使它成为一种公共的神学。它涉及社会的公共事务。它在对基督的期盼的光明中思考什么是神的王国的普遍关怀。”“公共神学不得不与神学的公共相关性发生关系，这种相关性处于基督徒身份的核心处，它关心的是神国莅临在人类历史的公共世界中。”“没有公众的关联性就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反过来说，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就没有公众的关联性。”[6]可见，强调神学的公共性就是强调神学主题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就是宗教信仰的公共关联性。 总而言之，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它是对传统宗教、哲学、神学的一种挑战，是在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全球化以及人类文化多样化和生活世界科技化的处境中建构或重建宗教、哲学、神学的尝试。二、中国传统宗教的公共性 西方学术界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对中国学术界有影响。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是有一些差异，但并不大，而且这些差异的产生并非语词本身引起的混乱，而是由中外学者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所引起的。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中西差距之缩小，这些理解上的差异将会削弱，不会阻碍中外学者的相互理解。 在现代汉语中，“公共性”一词译自英语publicity。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词法上的最大差别就是喜用双字词，少用单字词。与现代汉语词“公共”最接近的古汉语词是“公”。它作为形容词时的现代释义主要有：(1) 公正；(2) 公有(共有)；(3) 公开。[7] 中国先秦时代的“公”，有三层含义，一是公家、朝廷、官府；二是共同；三是公平、公正。第一层含义是最主要的，而且具有深刻的宗教内涵。那些具有公共身份的国君、贵族就是当然的宗教领袖，是宗教祭仪的主持者。国家、政治、社会、个人、道德、宇宙、自然、宗教、鬼神大都统一在这个“公共”领域(政治统治领域)。 中国古人对宗教的理解也体现出“公”的意思。“宗”指宗族、宗亲、宗庙等；“教”指学说、伦理、规章、教化、教导之意。“礼”亦与今日“宗教”之内涵重合，既有伦理制度、教义思想，亦包括宗教仪式及祭典。“神道设教”更是反映了统治阶级或社会圣贤对宗教公共性的关注。“天”具有先验的公共性与至上性。“天帝”、“天命”、“天意”是中国社会秩序和精神信仰的基础。它以宇宙观形式，成为古代社会秩序合法性证明的基本方法。正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是“公”的起源。“天”是至善、至公、至大。“公”作为公平的准则而演变为公共、公益、公道、公正。天命就是大公无私的意义呈现。 这样一种“公”的模式，既是政治思维方式，又是社会行为规范；既是宇宙秩序，又是道德精神；既是王权专制，又是宗教崇拜。在这样一种模式的制约下，宗教被纳入公共政治的领域，直接成为统治架构中的组成部分。宗教是一种权力或资源，非私人所能完全拥有。相对于“公”的宗教，那些非官方的、非正式的、不合法的事情，比如祭拜私鬼、私建庙宇、私自入道、私自度僧等等，被列为公共性的对立面，称之为“私”。公、私的区别，在宗教是正统与异端，在政治上是合法与非法，在道德上则是公正与偏狭。[8] 中国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使中国语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古代汉语中的“公”的概念经过长期的发展，用于不同的对象，则派生出多项语义，例如公安、公案、公报、公布、公差、公产、公道、公德、公断、公法、公房、公费、公愤、公告、公海、公函、公家、公开、公款、公理、公立、公例、公粮、公路、公墓、公判、公平、公仆、公然、公审、公事、公诉、公堂、公文、公务、公物、公休、公议、公益、公用、公寓、公园、公约、公债、公正、公职，等等。“公”几乎可以添加于任何“在者”，而无论其是实体，还是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上述辨析表明：西方的“公共”概念和中国古代“公”的概念的含义并不完全对称，但经过长期的交流和发展，现代汉语有足够的表达手段转述publicity的各种含义，不会造成太大的误解。[9]相反，倒是这些语词的使用者若是不明了其所指对象的性质，加以滥用或乱用，那么倒是令人困惑的。 三、当代中国宗教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就“公”的主要意义而言，中国的传统宗教并不缺乏公共性，但具体不同的宗教在不同时期的公共性有程度上的差异。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公”字的涵义发生了变化，宗教的公共性的存在及其表达形式也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简要地说来就是大一统的“公”(官)变成分层次的“公”，原先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弱化，公共空间逐步增大。 新中国建国初期，宗教管理是“内部行政事务”，视宗教为控制性上层建筑，实行了封闭型行政管理方法。正是这种单纯的行政制度安排及管理，依靠少数宗教工作干部，按政策使用行政方法对宗教进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在此制度空间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宗教团体则在此前提下从事各种宗教活动。这种管理方法，基本沿袭了中国历史上“公共宗教”模式，宗教及其活动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公共性。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宗教的管理方法，已由单向式行政管理趋向宗教组织的自治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宗教团体能够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得到初步呈现。宗教事务具有了公共、公开等性质，改变了原来把宗教作为“内部事务”来处理的行政方法及“宗教不对外”的行政习惯。(注：《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第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宗教事务，指宗教与国家、社会、群众之间存在的各项社会公共事务。”国务院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曾经在《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指出：要把宗教工作靠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内部工作，变为进一步由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社会事务来管理，并把这种管理推向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参见叶小文：《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国宗教》2002年第1期。)这样的公共性成了宗教在中国社会合法存在的标志和必要条件。 在建立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上，传统宗教的公共性转换为公共制度问题。宗教的教化功能不再泛化，无所限制，并以社会团体的身份结束了传统公共宗教的发展模式。政府、宗教团体、个人信仰之间的界限得到明确，进而政府与宗教团体各自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系界限得到明确，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大现象。[10]在这样的宗教制度变迁中，私人信仰取得法律的保障，而宗教团体则消除政府组织的形式，成为社会团体。 这样的社会化将是中国宗教的发展趋势。中国宗教由此将具有越来越大的社会性和公益性。这样的发展趋势相对于传统的公共性(政治性、官性)而言，是私化了，但相对于现代意义的公共性(社会性)而言，则是公共化了。政府对宗教由控制转变为依法管理，而宗教团体则自治自理，非行政、非营利、非市场，以社会团体的身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无神论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度里，任何一种宗教要想正常地发展，都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与其他宗教团体和社会团体的关系。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这就需要宗教团体思考把自己的力量主要用于何处。方立天教授指出中国宗教要走文化宗教之路。他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发挥中国宗教文化内在的积极因素，这是社会对中国宗教的要求、时代对中国宗教的要求；同时，这也为中国宗教开辟了广阔的、健康的、良性的发展道路。”[11]我相信，这条路将给中国宗教带来更多的公共性。
三大宗教是正教，有着宇宙佛法的因素在里面，能破迷，能给人类来光明，使人类道德能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从而保护人类不受邪恶的灵的侵害，同时也是为了让人类能在宇宙更新期（就是现在这个时期），能够认识到真正的宇宙的法或者说宇宙的真理，做出正确的选择，重返天国世界。只可惜到了近现代，人类却受了撒旦的迷惑，离道越来越远了。 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性的一面和对神的模糊的记忆吧，但是一旦我们都进入到这个迷一样的人类空间，也许我们都已经忘却了自己原本的真正的家园，而误将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啊。如果我们都是随着众王之王下走人间的话，唯有明了真相，并做了明智的选择才能重返家园啊。我相信世上有神，并相信神就在人间，并以人的形式示现于人。呵呵。 你如果看过圣经就会知道，《启示录》上就预言了到了这个时候是有魔鬼撒旦在祸害人间，它用《共产主义》在迷惑世人，用“无神论”来割裂人与神的正面维系，从而使人类跟着它堕落，最终会被宇宙的法销毁！这些旧的生命在毒害着世人，好让人不再信神，好让人不再听上帝的话，好让人不再向善，好让人不相信真的有来生，因为它知道它是要被销毁的，所以放尽所有的“烟雾”去迷惑世人，好让人迷在物欲中不能自拔，最终是要毁了人类！可是，以前的预言中也讲到过，讲到过会有一场最终的审判，也就是上帝并他的儿子要审判宇宙所有的生命，按他们所行的作最终的审判。这件事情是以正法的形式去做的，每一个生命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择站在上帝和“羔羊”一方的便可以得到“永生”，对于这些生命来说是有“来生”的，是有希望的，可以进入更新以后的宇宙。但对于选择与魔鬼站在一方的人就是没有来生的，再也看不到新宇宙的美好！ 宇宙中无穷尽的物质，有很多并不以人们所看到的形态存在着，而是以能量形态或虚空的形态存在着，并不因为人们不看不到或不理解而就说它不存在。就象人一样，如果有些人他看不到“明天”了，那么是否“明天”就不存在了呢？要承认前生和来世，先要承认有今生的存在，还要承认人不仅仅是一俱肉体，还有人的灵性的层面，也就是过去说人还有灵魂，现在我们说人是有元神存在的。所以能够轮回转世，这方面的例子，科学家都承认并去研究了。这似似乎不太“现实”，所以有些费解，但你要懂得去类比，比如物质是不是可以转化为不同的形态直至以能量的形态存在？这样你理解起来可能就明白了。一个人如果没有主宰他的元神，他就只是一具死尸，就不会有灵性和生气。那么宗教中和中外预言中说到的主最终指的是什么呢？本人认为应该就是指创造万物的最终的主（有的宗教中也叫做上帝），科学上或者说在宇宙各星系的文明中则称为宇宙之主，佛道神则称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如果按照科学上来讲，万物皆由物质构成，而且万物的运动皆有规律，也就是皆遵循一定的“定律”。而这种科学上所认识到的“定律”或“规律”，如果从科学探索的角度来看是无穷尽的，也达不到最终的认识到物质本源的真相。到了一定的深层的理，最终会归到佛道神所认识到的佛法或道上。在这里就统一说成法吧。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认识，因为万物皆由法所构成，而这法在宇宙中无处不包，土、石头、沙子、钢铁、木头等等无不是由法所构成，这里的法也可以说是万物生成的根本原因，或者说组成万物的最根本的微粒，上升到佛法的高度讲就是指的宇宙的最根本的特性。 古人说，人之初性本善。不但说出了人的本性是和宇宙的法同化的，也在过去透露了，宇宙的最根本的特性带有善，这也是佛家主修的善。可是道家却告诉人们要修真养性，教人们返本归真，做真人，办真事，说真话，最终修成得道。除此之外，在中土这个神传文化的国度里，神佛还通过文化的方式和民间流传的形式，告诉人们凡事要忍耐，要有包容的心，才能超凡入圣。 虽然在过去没有明言宇宙最终的真理是什么，也没有告诉人们宇宙最终有没有终极的主，可是在过去神佛下世所开创的文化中，早就将这些东西透露给了人类。因为本源的佛法才是遍布万宇万物的，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而这本源之法的特性用三个字就可以概括，万物皆要归于他，只有归真归善归忍的人才能进入新天地，有美好的将来。 事实上，宇宙也是有主的，而且主正在世间行，有缘者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念真=善=忍=好，念中无念是真机。佛恩浩荡，天门大开，万古机缘，莲结圣果。呵呵，QQ140902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