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不是巴中中学的哦 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发展及其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骤然增长，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占有全面的优势。在完成了由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转变之后，美国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上述优势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持续增长。从1955至1968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虽然在同一时期西欧各国和日本的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赶上了美国（法国为5.7％、联邦德国为5.1％、日本为7.2％、英国为2.8％），但是战后美国经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仍占有优势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美国经济曾经出现连续106个月的持续增长，这一记录直至90年代出现所谓的“新经济”之后才被打破。美国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优势地位的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战后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是表现在采取工业国有化的形式，而是运用财政和金融手段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进行干预。其主要特点是不断地依靠增加国家预算中的财政支出，依靠军事定货和对垄断组织甚至中小私营企业实行优惠税率来刺激生产，增加社会固定资本投资。虽然美国没有在战后实行工业国有化，其经济体制仍保持着较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是，美国联邦政府在战后对许多新兴的工业部门、重大科研项目、现代化公共设施进行大量的投资。比如美国政府对发展原子能工业的投资，从1945年至1970年共计175亿美元；对宇航工业的投资，从60年代末起每年投入50多亿美元。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战后科技革命的需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有直接的作用，然而，对新科技产业部门的投资风险高，因此战后美国政府就主动出面承担起对这些部门的投资任务。美国政府在战后对经济的干预还表现在，为了维持高出口水平，一方面在“援外”项目下通过国家购买进行出口，另一方面对某些美国产品的出口实行补贴。在“援外”项目下提供的出口在美国出口比重中，1949年占46％，50年代占30％左右，60年代占20％左右。此外，美国政府还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科研和教育网点，推行社会保障政策等，在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同时，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一系列新特点。首先，从50～6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个西方经济学家所称的“黄金时代”。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经过“黄金时代”的发展从1961年的5 233亿美元上升到1971年的10 634亿美元；1965～1970年美国的工业生产以18％的速度增长。1970年美国拥有世界煤产量的25％，原油产量的21％，钢产量的25％。1971年美国拥有汽车1.11亿辆，83％的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1970年美国农产品比1950年增长了2倍，一个农民能养活47.1个人。战后美国经济增长出现“黄金时代”的主要原因为：（1）上述已经提到的美国联邦政府对经济加强了干预；（2）为应付冷战而加强的国民经济军事化极大地刺激了经济的增长；（3）战后技术革命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4）利用战后的经济优势地位，扩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充分利用国外的廉价资源，其中特别是石油资源，从而极大地获取高额利润；（5）战后美国的国内政治局面相当稳定。其次，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渐向西部和南部转移。美国传统的工业区在东北部，随着战后新兴工业的迅速发展，没有传统工业负担的美国西部和南部，由于拥有新兴工业的原料——石油而特别适宜于诸如飞机制造业、石油工业和石油化工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西部和南部的新财团也骤然兴起，在经济乃至政治上与传统的东北部财团形成激烈的竞争。比如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的资本家，形成了加利福尼亚财团，控制了美国最大的银行——美洲银行；而南部的得克萨斯州由于战时石油开采和军事工业的扩建也形成了得克萨斯财团。加利福尼亚财团在50年代就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财团，其实力仅次于摩根财团和洛克菲勒财团。得克萨斯财团的实力虽然差一些，但是它经常和其他财团结盟与东北部的老财团如摩根和洛克菲勒财团展开对抗。美国西部和南部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西部和南部新财团的兴起，对美国的政治也产生巨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历届政府的大权主要由东北部的财团操纵，但是这种政治局面在战后开始发生变化，西部和南部的财团逐渐在政治上与东北部的财团展开竞争。美国的政治权力不再由“多雪地带”的东北部独占，西部和南部的“阳光地带”开始分享政治权力。再次，现代跨国公司在美国兴起。跨国公司在20世纪上半期就已出现，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早期的跨国公司还是以局部地区为重点，其经济实力和业务经营的多样化也没有达到现代跨国公司的地步。战后，现代跨国公司首先在美国获得空前的发展，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现代跨国公司首先在美国飞速发展的原因是：（1）美国在战后凭借其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掌握了世界经济的领导权。美国的垄断企业因此可以自由地向海外扩张，充分地利用全球资源和世界市场，通过直接投资，以投资代替出口，扩大并保持在世界市场上的绝对份额，从而赢得高额利润。（2）美国政府对待企业特别是对待大公司采取十分宽容的态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美国经历了三次企业兼并的浪潮。第一次兼并浪潮发生于 19、20世纪之交，主要为同一产业部门的大企业吞并小企业。第二次兼并浪潮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其特点是从控制生产开始，到控制原料的供应和加工，直至最终控制销售市场。第三次兼并浪潮就发生在二战后，从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其特点为混合合并，即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互不联系的企业进行合并和吞并，从而形成混合联合公司。这样的混合联合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是仅以争夺美国国内市场为主要目标，而是以世界市场为导向，为世界市场设计商品，根据全球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不同分布情况，同时在几个国家生产，并把自己的金融和销售战略瞄准世界市场。由此，通过战后混合兼并的美国大公司纷纷成为现代跨国公司。它们拥有巨额的资本、广泛的经营范围，并且其业务经营强调“全球战略”，因此可以获取庞大的利润。例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原先的主业是制造汽车，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公司除了制造汽车，还制造飞机发动机、洲际导弹、潜艇、宇宙飞船和家用电器等，并且在全球范围内设立子公司，形成全球性的生产和销售网络，以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60年代合并了120个不同的工商企业，并将业务扩展至全球，在海外的57个国家中建立150余家子公司，经营范围也扩大到面包和食品、人造纤维和纺织、建筑、旅游、印刷和出版、金融和保险等行业和部门，当然电话和通讯业依然是该公司的主业。最后，战后美国的经济危机的烈度大大减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末，美国没有出现过1929～1933年那样的经济大危机，但是曾经经历过5次经济衰退（或者可以说发生过5次一般的经济危机）。战后美国经历的第一次经济衰退是在1948～1949年，其间工业生产下降了8.3％，失业率达5％。第二次经济衰退从1953年8月延续至1954年8月，工业生产的幅度下降 9.1％，失业率达6.2％。第三次经济衰退从1957年7月起到1958年4月止，时间虽比较短，但是程度却比较严重，工业生产骤然下降13.5％，失业率高达7.5％。1960年2月到1961年2月美国发生了战后的第四次经济衰退。工业生产下降8.6％，失业率为7%左右。1969年10月到1970年11月美国发生了战后的第五次经济衰退。工业生产下降8.1%，失业率达7%以上。从上述一系列数字可见，虽然战后美国经济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周期性循环，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依然相隔一段时间就要出现一次，但是经济危机的烈度都不很大，比如工业生产下降幅度基本在10%以下，只有一次在13.5%，但恰恰这次持续的时间最短。另一方面，战后美国政府对经济危机都实行了一系列凯恩斯主义的反危机手段，即运用赤字财政，通过膨胀通货，刺激总需求，从而抑制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避免大量的企业在危机中倒闭，同时控制失业率的急剧攀升，稳定社会秩序。当然，美国政府的这些国家干预的办法，在解决危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债大增，通货膨胀有增无减，以至于积重难返，对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阿波罗登月计划”1959年，美国提出了“奔月”的设想，即“阿波罗登月计划”。1961年5月，美国总统肯尼迪批准了“阿波罗”计划。在1961年4月苏联宇航员加加林飞出了地球的43天之后，美国总统肯尼迪正式宣布：“美国要在10年内，把一个美国人送上月球，并使他重新返回地面。”这就是著名的“阿波罗计划”。阿波罗计划主要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水星计划”，即将宇航员送上太空，以测试人在太空中的活动能力。这项计划很快就成功了。1963年5月15日“水星1号”载人发射，飞行了34小时，绕地球21圈，宣告“水星计划”结束。第二步，是“双子星座计划”。这个计划有二个目的，一是测试人在太空中长时间停留可能引起的生理问题，一是将两个航天器在太空中对接，从而奠定登月技术的基础。该项计划实施得也比较顺利。1965年，“双子星座3号”飞船做了变轨实验；同年，“双子星座7号”和“双子星座6号”做了太空会合实验，双子星座号在太空中飞行了14天，宇航员的身体安然无恙。第三步，是“土星计划”，即制造能将载人飞船送出地球进入月球轨道的大动力火箭，最终完成登月计划。1965年4月，在冯．布朗领导下，研制出了“土星5号”火箭，它总长85米，竖起来有30层楼那么高，其第一级推力达3 500吨。“土星5号”是“阿波罗计划”中最关键的一环，它的出现标志着在运载火箭技术方面，美国已经超过了苏联。“阿波罗计划”终于可以实施了。阿波罗飞船由指令舱、服务舱和登月舱三部分组成。指令舱是飞船的核心部分，而且最终由它将宇航员送回地球；服务舱主要装燃料和宇航员的生活资料，包括氧气、食物和水；登月舱在登月时与母舱分离，宇航员由此登月。在美国宇航局组织下，动员了2万多家厂商，120多个高等院校和科研所，400多万人参加，开发项目1 300多个，共耗资250亿美元，历时9年，整个系统共使用300多万个零部件。1967年，因火箭发射台起火，3名宇航员死亡。美国东部时间下午1969年7月21日4时17分40秒，“阿波罗”在月面上“静海”西南部安全降落。阿姆斯特朗率先走出登月舱，一步一步走下了阶梯，在月球上留下了我们地球人的第一个脚印，他兴奋地说：“这一步，对一个人来讲只是一小步，而对整个人类却是一次飞跃。”奥尔德林紧跟其后也踏上了月球，他们在月球上微弱的引力下一跳一跳地走动，“这是一个荒凉冷寂的世界，没有生命，没有一些绿色，故乡地球像一个明亮的圆盘悬托在月球上林立的高山丛中。”他们俩将一块特制的金属牌竖立在月球地面上，并默念：“公元1969年7月，来自行星地球上的人类首次登上月球，我们为和平而来。”金属牌下放置了5位遇难宇航员的金质像章。他们在月球上逗留两个半小时，并将月球的电视照片送回地球，安放了3种科学实验仪器，采集了约五十千克月球上的石块和土壤标本。按计划，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两人驾驶“登月舱”离开了月球，与在空中等候的柯林斯驾驶的“哥伦比亚号”指令舱会合，并开始返回地球。24日，指令舱重新进入大气层，安全降落在太平洋上，“阿波罗”登月计划成功了。自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之后，美国又相继进行了6次登月飞行（阿波罗12号、13号、14号、15号、16号和17号），除了13号外，其他都获得了成功。前后共有12名宇航员在月球上作了较久的停留（总计302小时），利用“月球车”进行较远的探索，并搜集了365.9千克月球岩石和土壤标本。1972年12月，“阿波罗17号”执行了该计划中最后一次飞行。此后，人类又向着新目标迈进。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面临的经济难题1969年1月，共和党人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此时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处于转折时期。由于越南战争耗资巨大，加上长期赤字财政的后果开始显露，美国的国际收支恶化，通货膨胀不断加重，美元危机由此出现。1971年，美国出现了自19世纪末以来的第一次外贸逆差，由于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不断上升，不少国家的政府将大量的美元资产兑换成黄金，西方金融市场的投机商们乘机兴风作浪，抛出美元，购进黄金和正在升值的西德马克。1971年8月，为应付西方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西德马克所引起的美元危机，防止美国黄金储备的严重枯竭，挽救对外收支的困难局面，以及为对付国内的通货膨胀，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暂停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规定的以每盎司黄金换35美元的价格向美国兑换黄金，并且对工业产品的进口征收10％的附加税，这等于使作为外汇的美元贬值。当年12月，通过华盛顿货币协定，美元正式贬值7.8％，美国官方维持的黄金比价从每盎司35美元提高到每盎司38美元。1973年1月，新的美元危机再度爆发。2月2日美国再度宣布美元贬值10％，3月西欧各国对美国实行浮动汇率。至此，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宣告瓦解。1974～1975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削减石油输出量，造成油价飞涨，形成所谓的石油危机。石油危机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价格便宜的石油是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而一旦油价大幅度上涨，就立即打乱了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节奏，乃至引发经济危机。由石油危机所引发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首先从英国开始。接着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加拿大也先后被卷入。从1973年开始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具有一系列明显的特征。首先，与战后曾经出现过的危机或经济衰退相比，在这次危机中西方各国的生产下降幅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8.1％，其中美国的汽车工业下降最甚，下降幅度达到32％。其次，股市跌幅大，企业破产严重。在危机发生一年之后的1974年12月，美国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指数比危机前的最高点下跌近一半。英国的股市下跌更为严重，比危机前的最高点下跌了72％，甚至超过了30年代大危机的幅度。第三，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失业人数创战后最高纪录。危机最严重的1975年，西方发达国家的每月平均失业总人数达1 448万人，特别引人注意的是，1975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9.2%。第四，危机造成了绝大部分西方国家出现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并且使国际贸易状况恶化。由于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升，西方国家除联邦德国外，都因为石油付款大增而产生国际收支逆差，逆差的总额共达392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一直保持国际收支顺差的日本，也出现了52亿美元的逆差。与此同时，世界贸易的总额在1975年减少了6％。然而，这次由石油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危机除了有上述几方面的特征外，还有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这次危机造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较长时间的“滞胀”。所谓“滞胀”，是指7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的现象。一方面，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60年代的一半，尤其是在危机之后，经济回升极其缓慢，出现长时期的萧条而迟迟不进入繁荣。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却与萧条共存。本来根据凯恩斯经济学理论，通货膨胀应该是刺激经济增长、治愈萧条和衰退的“良方”，然而到了70年代这一“良方”失灵了。在危机期间，西方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大大提高，其中英国为最，达到24％。危机过后各发达国家的通胀率依然居高不下，美国的通胀率甚至还不断上升，1979年消费物价上涨年率达到13.2％。即使通胀率比较低的德国，消费物价的上升指数也达到5.1％。由于70年代的通货膨胀持续时间长，幅度大，由于担心引起更为严重的通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难继续使用国家干预刺激经济的手段，由此也就更难走出经济萧条。70年代的“滞胀”使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企业开工不足，固定资本投资不振，生产停滞严重。这一切又造成了失业率居高不下。1975年危机过去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人数仍在1 700万人以上。在西欧，失业的人口甚至还不断增加，1975年西欧失业人口为520万，而到了1978年则增加到710万人。大量的失业加剧了西方社会的不稳定。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及其实施在1980年11月美国的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里根以压倒多数获胜，当选为美国第40任总统。1981年2月5日晚，里根在向全国发表的电视国情演讲中提出了“经济复兴计划”。该计划长达300页，其主要内容为：压缩联邦开支，大幅度降低个人和企业的税率，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所设置的各种规章条例，制订稳定货币的政策等。很明显，这项计划的理论基础来自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学说。该计划的推出标志着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即从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性膨胀政策向自由放任性紧缩政策转变。从30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历届政府都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实行大政府、高税收、多规章、大开支的政府干预经济政策。里根上台后，美国政府开始根据他的“经济复兴计划”，运用与凯恩斯主义不同的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理论，实行小政府、低税收、少规章、小开支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里根强调，只有通过减税，放松管制，才能提高自由企业在自由市场中的经济性，才能以此来打破美国经济的停滞局面，恢复美国经济的增长能力。总之，里根政府“经济复兴计划”的基本原则就是：减税、减规、减开支和节制通货流量。这些来自于供应学派和货币主义的经济复兴原则被人们称为“里根经济学”。根据“里根经济学”所制订的“经济复兴计划”，里根政府把1982年度预算砍去414亿美元，1986年度砍去958亿美元。砍去预算后，被削减的项目涉及范围很广，从失业补助金到铁路、邮政的津贴等，不一而足。但是里根政府并没有削减国防开支。为了与苏联争霸，里根政府甚至增加了军费，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制订和推行“星球大战计划”。在大砍预算的同时，里根政府推出减税和加速设备折旧以及减少行政规章等方案，1981年7月，里根的减税方案在国会通过，联邦政府税收在1982年度就将减少539亿美元，而到1985年度就将减少1 000亿美元以上。作为政府放松管制、减少规章限制的第一步，里根政府解除了对石油价格的管制。里根政府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并未如里根所认为的那样能够迅速解决美国的经济衰退。在里根上台后的第一二年，美国的经济依然在衰退之中而没有回升，财政赤字仍然十分严重，尤其是失业率高达9.8％，创战后最高纪录。然而，转机还是出现了。1983年美国的经济开始大幅度回升，当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2％，1984年达7％。虽然1985年美国经济增长水平又降了下来，只有3％，但是直到1989年里根将要离任时，美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停止。在1989年1月的经济报告中，里根宣称：“今天，世界仿佛再生。那些怀疑美国人民决心和经济复苏能力的人们不再怀疑了。历史潮流向我们走来，而一些怀疑论者曾认为这种潮流远离了西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事业自由的理想，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通过减少税收和减少官僚政府的干预，我们调动了普通美国人的创造力，预示了一个空前的和平繁荣时期的到来。”虽然里根政府运用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经济政策促使美国经济走出“滞胀”而出现巨大的回升，但是，里根政府却没有能够削减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由于赤字居高不下，政府不得不大举借债，美国国债的总额由此而飚升。里根曾严厉地批评过他的前任政府实行高赤字，并认为这样做是“为了目前暂时的方便，而把我们的未来以及我们子女的未来抵押出去”。可是，里根没有料到，因为减税和不断地扩大军费开支，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增加最大的，恰恰是在他的执政年代。卡特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债为9 000多亿美元，可是到里根政府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的国债已突破了2万亿美元。这是对“里根经济学”的一个讽刺，也给里根后的美国经济造成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尽管如此，就解决美国经济的“滞胀”而言，“里根经济学”还是有其正面作用的。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的出现及其原因20世纪进入90年代后，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即世界经济的网络化、数字化以及以此为推动力的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世界经济的网络化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是微观层面的含义，这就是全世界的公司企业不论大小都从90年代起走向充分利用因特网发展业务，加强联系，扩大市场。网络经济逐渐形成规模。自从便捷的浏览器在电脑上得到广泛运用之后，因特网便对世界市场经济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因特网不仅把企业与用户之间的买卖关系更为有效、更为广泛、更为快速地联系起来，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特网能在很大程度上把世界各地的公司企业相互联系起来。这种崭新的企业与客户、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某种具有超级效率的现代电子化世界市场，而世界市场的这种因高新科技发展而发生的变化，必然促使更多的、甚至所有的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公司企业尽快地上网，成为电子网络世界市场中的一员。由因特网的广泛运用而产生的网络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加速发展无疑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网络经济不仅提高公司企业的效率，而且加强了世界市场的深层次整合，建立起更加广泛的世界市场的竞争机制。世界经济网络化的第二个层面的含义在宏观层面上，这就是世界经济在资本流动、劳动力市场、信息传送、原料提供、管理和组织等方面越来越相互依赖而构成网络。在这个世界经济的网络中，信贷资本的筹集、发放和使用日益集中化，世界金融市场对全球性生产的影响日益增大；知识结构与专家系统的作用即今天我们经常谈论的知识经济的作用日益增强；跨国公司和跨国经营者阶层日益发展。世界经济这一层面的网络化把世界各国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时也加速了生产、服务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即生产转移至成本最低的地区，企业的各部分业务活动迁移到世界各地的许多生产基地上，而对企业的协调则集中到全球的国际性大都市，这些大都市正在发展成极其专门化的服务中心。世界经济在宏观层面上如此网络化的发展，为全球的经济增长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前景。在世界经济不断网络化的同时，世界经济数字化的发展也十分迅速。世界经济的数字化就是目前已很为世界各国政界、科技界、经济界所关注的“数字地球”对世界经济的直接影响。“数字地球”实际上是人类认识地球的新阶段。通过功能强大的电脑网络、完整高效的卫星遥感技术、超高能量的计算机数据处理系统，在新的世纪里，人类能够融汇全球的各种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变化、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兼容从宇宙空间和地球深部测得的地球生物、化学、物理等数据，建立起新的巨型地理信息系统，在现实的地球之外再建造一个“数字地球”。在“数字地球”的建立过程中，世界经济就会不断地向数字化方向发展，并且为“数字地球”计划而推动。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就是得益于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在新的世纪里美国将通过“数字地球”继续占领信息产业的制高点，推动经济不断发展。随着“数字地球”的建成，世界经济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数字化经济，因为有了“数字地球”，任何的经济决策、经济行为都将与联网电脑屏幕上的世界各地三维形象和各种数据相关联，世界经济的发展将因此而更为科学、更为快速、更为有效。世界经济的网络化和数字化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市场的整合因此不断加深，世界经济的发展空间也不断地扩大，这一切对处于世界经济核心地区的美国与欧盟的影响巨大。美国的“新经济”与欧洲联盟的欧元就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网络化和数字化环境中产生的。到2000年3月，一个新的纪录在美国经济史上产生，这就是美国经济连续107个月保持增长。美国经济在20世纪最后10年内的持续增长为美国政府最终平衡财政预算，解决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始终难以解决的巨额财政赤字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为普通美国家庭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据统计，1997～1998年，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年收入增长了3.5%，达到了38 885美元的历史最高点。虽然美国黑人中等收入家庭没有在同期增加年收入，依然为25 400美元，但是拉丁裔美国家庭的年收入却有很大的增长，即从1997年的27 043美元增长至1998年的28 330美元，增幅达4.8%。此外，美国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年收入低于16 530美元的有两个孩子的四口之家）也因为美国经济连续几年的增长而有所减少，这些家庭占全部美国家庭的比例从1997年的13.3%下降到1998年的12.7%。尽管如此，美国的贫富悬殊却依然存在。根据美国统计局最新的权威调查报告，虽然美国经济增长力度很大，但是美国国内的收入不平等却没有改观。统计数字表明，在美国社会顶层的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在1993年占美国国民总收入的48.9%，而到1998年，即在美国经济连续增长了7个年头之后，这一数字也增长到49.2%。然而居于美国社会底层的20%的蓝领工人则似乎没有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好处，因为他们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没有改变，依然为3.6%。实际上，上述的数字在相当程度上表明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在拉大。
此处省略一千字......
爷爷、父亲、自己、侄女,一家四代从事教师职业。他们先后见证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建国60年来，中国教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师职业越来越高尚。”，10月7日，隆回县金石桥镇高洲中学教师陈远志，满怀感激之情。爷爷那一代：遥远的私塾 私塾，如今已成为一个历史的代名词。而对我的爷爷陈玉乾来说，则是他相守一生、予以谋生的职业。爷爷陈玉乾，曾是当地有名的“秀才”。1939年，他高小（相当于现在的小学六年级）毕业后，便被请到附近的私塾当了一名“先生”。 私塾的学生大多六岁启蒙。学生入学不要考试，一般只需征得先生同意，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神像前恭立，向孔圣人和先生各磕几个头或作一个揖后，即可取得入学资格。私塾规模一般不大，人数在十人以下。学生的入学年龄、学习内容及教学水平，均无统一的要求和规定。教室多为村部或祠堂、私宅等。据称，穷人家的孩子，一般是读不起私塾的。 私塾教学的内容多为古代通用的蒙养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女儿经》、《教儿经》等。学生进步以后，则开始学习《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内容。学生以识字习字为主，同时还十分重视对学生题诗作对的训练。 授课时，先生往往正襟危坐。学生则依次把书本放在先生的桌上，侍立一旁，静静地恭听先生圈点口哼。先生讲毕，学生一一复述。随后回到座位上朗读。凡先生规定诵读之段落，学生一律背诵。 “那时候，私塾先生的待遇较低，一年的工资也就是十多担谷子”。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兴建学校，发展教育，私塾逐渐成为历史。 父亲那一代：扫盲运动 说起做了一辈子教师的父亲陈贻美，陈远志情浓如酒，往事历历在目。 1955年，17岁的父亲陈怡美从新化县一所高级工业学校毕业。尔后，便被村里推荐到家乡当了一名教师。 建国初期，全国开展扫盲运动。各地教学条件很差，学校是当地的祠堂。破旧的房子里，连一根像样的桌子凳子也没有，更谈不上教具。学生数量不多，全校1至4年级才57名学生，来自附近的8个村子，有的学生比父亲还大几岁。父亲和一个老教师给四个年级的学生上课，这边抄写生字，那边默写课文；这边做数学题，那边读书。他们白天上课，晚上备课改作业，有时还要做家访，很忙也很累。老师到县城开会，没有车坐，来回步行一百多里。他们工资不高，刚参加工作时，每月才9块5毛钱。几年后，父亲月工资才涨到34元。文革期间，教育发展受挫，教师处境艰难。由于父亲长期当校长，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结果被打成右派，到农村劳动锻炼一年。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神州大地，教育事业终于迎来蓬勃发展的艳阳天。父亲的右派帽子终于被摘了下来，一身轻松的他，热情被激发并迅速燃烧。他积极参加整修或重建学校，发动当地老百姓，出钱出物，和师生一起动手盖起了四间新教室，重新挑起教育教学重任。 1995年，父亲退休。这一年，他的工资从最初每月9.5元提高到每月700多元。我这一代：教师职业受尊敬和羡慕 “我是受到父亲的感染才走进教师行列的。”1985年，高中刚毕业的陈远志以全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民办教师，来到当地的长龙村小教书。当时，学校是一栋两层楼的木房，而且一楼是代销点和村部，二楼才是四间狭小的教室。 因没有住房，老师们白天上完课，就回家了。陈远志住在学校值班。学生从幼儿园到四年级，才一百三十余人。因为校舍条件差，晚上有很多老鼠偷偷溜到房间里来，窸窸窣窣的，让人无法睡觉。有时，晚上还会被猫和野鸟的叫声吵醒，吓出一身冷汗。 远离繁华，安贫乐教。陈远志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山区教育事业上，食宿在学校。因离镇上远，学校又没有可耕种的土地，陈远志只好从十余里远的家里带些菜过来，有时学生们也给他送一些来。 一支粉笔、一块可移动的木制黑板、几本简单的教材，这就是当时陈远志教学时的所有家当。 “1985年，恰逢国家把每年的9月10日作为教师节，我和同事们受宠若惊。那一刻，大家都乐了。当时，村里请所有老师一起吃饭庆祝，还给每个老师赠送了一条手巾和一支钢笔，大家好感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陈远志以全县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正式转为公办教师。而今，他的工资从当民办教师每月60余元增加到现在的1300余元。“我们的地位，不断提高，再不是当年的‘臭老九’了。”陈远志动情地说。侄女这一代：从粉笔黑板到多媒体教学 “我们家是个书香气息很浓的大家庭，与教师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叔父叔母、两个姑姑，都当过教师。”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 2008年9月，侄女陈丽荣大学毕业，也和长辈一样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她现在是深圳某小学一名语文教师。与叔叔上课的“三大件”相比，她的课堂上，高档的黑板前，还多了一块“白”板。“我们所有班级都必须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每位教师都要根据自己的教学实际设计授课。”陈丽荣自豪地说。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教师，只要 轻轻点击鼠标，绚丽、生动的画面就会呈现在白色大屏幕上，那些原本生涩、抽象的教材内容演绎成了一段段精彩的故事……细心的人会发现，从粉笔加黑板到录音机、幻灯片，再到实物投影仪、多媒体教学……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教学设备逐渐走进课堂。这些变化都是当年的教师无法想象的。而对陈丽荣这一代教师来说，已经成了教学必备工具了。 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各级党委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大，现在学生读书连学杂费和课本费都减免了。教师的待遇，也真正发生了质的飞跃。因而，教师职业也成了令人羡慕的“香饽饽”。“投身教育，爷爷、父亲、我、侄女，都无悔自己的选择，我们期盼教育的明天更加美好，我们期待祖国有着更加辉煌的未来。”这是陈远志的肺腑之言。
一、商业发展与消费方式的变革随着经济和时代的发展，消费方式往往会出现相应的变化，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换言之，消费方式的变化，也是经济与时代发展变迁的具体表现之一。美国学者罗斯托在其《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甚至将消费模式作为划分时代的一个基本标记。在不同的社会与时代中，消费方式的变化又呈现出诸多不同的特点。例如在近代中国，消费方式的变革与过去相比较，即表现出涉及面广、变化大、影响深的显著特点，称得上是消费领域中前所未有的一场革命。在近代之所以出现消费方式的重大变革，无疑是缘于新型经济也即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推动，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进而直接导致了消费革命的出现。鸦片战争之后，洋货大量涌入中国，即逐渐对中国传统的消费方式产生了某些影响。例如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社会风气中已开始出现某种崇洋的倾向。“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筒，挂灯曰洋灯，火锅名为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名洋酱油，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注：陈作霖：《炳烛里谈》，转引自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下册，第300页。）。不过，最初的这种变化主要还只是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尚不普遍。到19世纪末，中国被迫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已增至70余个，清朝政府自开的口岸也有20多个。于是，洋货在中国的倾销更加畅通无阻，已深入到广大的中小城镇，甚至在某些乡村也不难见到洋货。例如在直隶的玉田，人们消费的洋货已“不可胜数”，“饮食日用洋货者，殆不啻十之五矣”（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第1106页。）；即使是在云南昭通偏避之区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刺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第1106-1107页。），因而能够为普通民众所接受。除进口洋货日益增加之外，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各国又通过逼迫清朝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设厂权，从而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就地生产和销售各种商品。在此之前，洋商虽已在中国的某些通商口岸建厂，但为数较少，也未取得合法权利；甲午战争后则不仅获取条约的认可，而且建厂数量急剧增加。于是，在中国本土制造的各种洋货更加充斥市场。由于其价格较诸进口洋货更低，所以也更易深入中国普通民众的家庭，以至于“人置家备，弃旧翻新，耗我赀财，何可悉数”（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第239页。）。洋货的日趋普及，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人消费方式的变革。不仅如此，洋商还将西方的生活与消费方式也直接引入到中国。包括在租界建西式洋楼和西式马路，参与赛马、赛船、网球、足球、业余剧社、公园或室内的音乐会等。同时，洋商还在中国创设许多与新生活与新消费方式直接相关的公用事业。例如在上海租界，1862年即出现了第一条西式马路——静安寺路；1865年首次安装了煤气路灯，并建立了第一条陆路电报线；1874年法国商人米拉从日本引进第一批人力车；1882年英国商人创办的上海电光公司开始设置路灯；次年又架设自来水管首次放水；1908年有轨电车通车，1914年无轨电车也开通。所有这些，最初虽主要是服务于租界的外国侨民，但也无不影响到中国人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的改变。不久之后，在上海南市的华界也相继出现了电灯、电话、汽车、自来水，并仿照租界改建和新建了多条马路。如徐家汇一带“市面大兴，既而电车行驶矣，邮政设局矣，电灯、路灯、德律风、自来水次第装接矣。……日新月异，宛似洋场风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并获得发展，更进一步导致普通民众消费方式的变革。随着工商业的不断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传统生产模式以及相应的消费方式都不得不发生变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破坏之后，许多人被迫离开土地进城当学徒和做工，连妇女也进入纱厂或丝厂谋生。这样，传统的消费方式自然随之改革。过去的家庭多是以土布自制衣服鞋帽，现在则以做工的收入购买包括衣服鞋帽在内的各种新式消费品。即使是在农村，也有越来越多的农户，因工商业的发展和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开始从事商品化的农业生产，手中拥有了一定的货币，从而得以购买一定数量的新式消费品。清末民初的湖北蒲圻县即有不少农户种植茶叶和麻，“民国元、二年来，茶价与麻价互涨，财力既裕，居民遂奢僭无等”，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仿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土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2页。）。奢侈的高消费过去仅仅是限于官僚、地主之家，因此官僚云集的京城往往也是消费之都。到近代，其情形则发生了某些变化，消费之都开始向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转移。不仅如此，工商业越是发达的地区，消费方式的改变也越明显和越迅速，这一特点更进一步表明消费方式的变革与工商业的发展紧密相关。例如上海是近代中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消费方式的变革在上海即显得十分突出。开埠之后的上海，进出口贸易发展之迅速和商业繁荣之程度都在全国名列前茅，也是富商大贾能够纵情享乐而流连忘返的好处所。相比较而言，上海可以说是最早模仿和接受西方生活方式而出现近代消费革命的大都市。即使是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杭州，与生活方式令人眼花缭乱的上海相比，也多有不及之处。19世纪70年代初的《申报》即曾发表过这样的文字：“凡中国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者，惟洋泾浜一区几于无微不至，无美不臻。”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从消费观念、消费方式等各方面的迅速变化看，清末民初的上海都堪称翘楚。在晚清，西方的许多娱乐消费方式已传入上海，使得“蕞尔一弹丸地”的上海，能够“举中国20余省，外洋20余国之人民衣于斯，食于斯，攘往熙来，人多于蚁。有酒食以相征逐，有烟花以快冶游，有车马以代步行，有戏园茗肆以资遣兴，下而烟馆也、书场也、弹子房也、照相店也，无一不引人入胜”（注：《申报》1890年12月1日。）。文人墨客描述近代上海商业之繁华和娱乐之丰盛的各种词句更是数不胜数，诸如“海天富艳，景物饶人”，“孤冢荒郊，尽变繁华之地；层楼高阁，大开歌舞之场”；“华屋连苑，离厦入云，灯火辉煌，城开不夜”等等，这些都表明洋洋大观的上海是一个使人乐不思归的好地方。中国古代的商人大多崇尚节俭，所获利润主要用于购买田地，但及至近代其消费观念也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在上海各种娱乐场所奢侈消费大摆排场的各色人等中，即不乏发财致富的商人。一些大商人的交易谈判，也改在娱乐场所进行。可见，上海的现代生活对商人也有相当的吸引力。同时，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又给商人提供了更多的赚钱机会。有些研究上海历史的学者认为，畸形发展的近代上海，称之为当时中国的色情消费之都或许并不过分。这也是近代中国消费方式变革过程中色情消费泛滥的表现。当时的上海滩上，可谓妓院林立，名花如云，人称“十里洋场，粉黛三千”，“妓馆之多甲天下”。据20世纪20年代上海知县估计，上海妓院“有名数者，计千五百余家，而花烟馆及咸水妹、淡水妹等等尚不与焉”（注：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84年，第554页。）。上海妓女的人数也多得惊人，根据本世纪初上海工部局和公董局的报告，租界华人女性中妓女所占比例高达12.5%。在近代上海，狎妓冶游已公开化，其方式有叫局、吃花酒、打茶围、乘车兜风、听书、吊膀子白相等，种类之多颇有使人应接不暇之感，这种现象在其他许多大城市中是不多见的。有人曾痛心疾首地指出：“无论男女，一入上海皆不知廉耻”，“上海男女淫糜无耻，为中外所羞言”。但更多的上海人，特别是上流社会并不以此为耻。当时在上海流传的所谓“七耻”中，有一耻是“耻狎幺二”。之所以“耻狎幺二”，乃是因为“幺二”系地位很低的次等妓女。而能够与那些地位较高的“长三”妓女厮混，则不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大张旗鼓地开展选花榜的活动，也反映了上海风流场的兴盛。选花榜即是在妓女中选美，1882年已在上海开始举行。许多报刊为此大肆宣传，不少文人与嫖客各自为其钟情的妓女捧场，有时相互之间因笔墨官司闹得不可开交。妓女一旦榜上有名，立刻身价百倍，其大幅玉照登于各家报纸，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与狎妓冶游成风的社会习俗相适应，上海的色情业也较诸其他城市更为发达兴盛，商人非但自身可以躬逢于花天酒地之间，而且还能通过发达的色情业赢利增财，遂趋之若鹜乐此不疲。从这方面看，近代的上海似乎又是一个藏污纳垢的黑色大染缸，消费方式的变革也存在着不良倾向。小说《文明小史》第14回所写的一件事也反映了一部分人对上海这方面的憎恨：一位青年执意想去上海读书开眼界，他的老太太表示强烈反对，并说“少年弟子一到上海，没有不学坏的，而且那里的混帐女人极多，花了钱不算，还要上当。……有我一日，断乎不能由你们去胡闹的。”（注：参见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0页。）确实，近代的上海在当时的许多中国人眼中似乎是一个花花世界，在这个花花世界中人人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最愚蠢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聪明；最忠厚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狡猾；最古怪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漂亮；拖着鼻涕的小姑娘，不多时可以变为卷发美人；音眼眩和扁鼻的女士，几天之后可以变为仪态大方的太太。”（注：陈旭麓：《论“海派”》，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8页。）总之，近代的上海是一个神奇的经济中心和消费魔都。这种神奇不仅体现于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一个以往不甚起眼的小县城一跃成为远东巨埠的大上海，同时，它又是一个无奇不有、光怪陆离的万花筒，既使人惊讶赞叹，又受人指责攻击。尽管如此，上海仍以其强大的神奇魔力，吸引着全国各地乃至西方各国一批又一批的新移民。需要指出的是，在近代中国消费方式变革的过程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的趋向：一是趋新赶时髦。这实际上也是近代中国商业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消费方式变化中表现出的这种倾向，显然是受到商业文化的影响。例如在商业发达的上海，各业商人无不以种种标新立异和赶时髦的方式，千方百计引导人们加入消费新潮流，以便从中获取厚利。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推崇各种时髦之举。19世纪末的《申报》曾发表文章对这种盲目趋新赶时髦的风气予以批评：“此邦之人钮于时尚，惟时之从，一若非时不可以为人，非极时不足以胜人。于是妓女则曰时髦，梨园竞尚时调，闺阁均效时装，甚至握管文人亦各改头易面，口谈时务以欺世子。”（注：《申报》1897年7月14日。）受其影响，追赶时髦的消费方式与习俗也日益突出。近代上海的风气即时时变更，以至“三数年间，往往有如隔代”。特别是“有客籍之人旅游过此者，谓之较之两三年前街市有不同焉，以沪上求时新，其风气较别处为早，其交易较别处为便。而不知在土著之人观之，则凡诸不同者，不待两三年也，有一岁而已变者焉，有数月而即变者焉”（注：《申报》1897年7月14日。）。类似的现象并不仅仅发生于上海，在其他许多城市中也大都如此，只是变化的程度和速度不及上海，其原因则是其他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也远远不及上海。二是日益将消费与社交或交易联在了一起。在传统社会中，除了交友和增进感情联络之外，消费一般都是单纯的消闲享受性活动，其方式也比较简单。而在近代，消费的目的则日趋多样化，有的是为了从事一般社交活动，但应酬拉关系也成为其中非常重要的目的之一。尤其是对商人而言，所谓社交实际上也是为了建立人际关系网，了解各地行情，广泛招揽生意。正因为如此，消费变得更加奢侈豪华，而且方式也五花八门。包括到烟店开烟灯，上茶楼打茶围，赴酒楼设宴叫局，上妓院吃花酒，进赌场碰和赌牌，以及到戏场看戏和在书场听书等，都成为非常时新的消费方式。只要能达到目的，不惜耗费巨资。近代上海报界文人包天笑曾说：“上海那时的风气，以吃花酒为交际之方，有许多寓公名流，多流连于此。”（注：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359页。）《沪江商业市景词》也描述道：“各行贸易待评量，借作茶楼聚会场。每至午申人毕聚，成盘出货约期忙。”无论是社交还是交易，一旦与侈奢豪华的消费联在了一起，即大多带有某种功利色彩，而不再是单纯的情感互助行为。有的甚至是出于欺诈目的，通过交际酬酢谋取不义之财。三是盲目崇洋和讲求虚荣。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和消费方式的变化，传统的习俗受到猛烈冲击，中国人在生活方式和日常消费等方面，盲目崇洋和讲求虚荣的倾向日益明显。特别是在青年阔少中，崇洋心理十分盛行，“他们看着外国事，不论是非美恶，没有一样不好的；看着自己的国里，没有一点是好的，所以学外国人惟恐不像”（注：《大公报》1903年4月17日。）。当时曾有人作词讽剌这种盲目崇洋的行为：“洋帽洋衣洋式样，短胡两撇口边开，平生第一伤心事，碧眼生成学不来。”在交际酬酢日趋盛行的风气之下，讲面子、图虚荣的消费性格也随之产生。从当时的生活水平看，侈奢的消费毕竟只有少数富裕者能够承受，但那些并不富裕者为了虚荣，也常常摆阔气，穿时髦西装，出入酒楼妓院，而实际上是“外若繁华，中多拮据，外似有余，中多不足。”“今年之受债主逼辱者，皆昔日扬扬得意目为阔少者也”；“今之被锦绣而乘车马，饫梁肉而炫珍奇者，皆家无担石储者也。至于冠婚丧祭其素丰者，既动费不赀，其素歉者亦耻居人后，岂知争一时之体面而费数载之补苴，甚非计之得者乎旨哉？”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当时流行的商业化、功利化社会风气有着密切关系。由于“风俗日漓，见有高车驷马美食鲜衣之客人皆敬羡，即日事借贷人亦常能应之。若布衣粗食徒步独行之人，虽品行端方，文章华美，人亦望望然去之矣”（注：《申报》1876年5月22日。）。在这样扭曲的社会风气之下，迫使许多人都不得不讲求表面上的虚荣。四是打破了以往在消费领域中的等级尊卑观念。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尊卑有别，等级森严，这种现象即使是在消费领域中也多有体现。例如服饰、器皿等被视为社会等级标志的高档次消费品，过去一般都是王公贵族、宦官士绅享用，普通民众则无法染指。如果冒然使用就会被认为是僭越，引起封建贵族的强烈不满和谴责，甚至带来不测之祸。到了近代，由于工商贸易的发展和观念意识的变化，消费已逐渐成为大众的消费，传统的消费等级观念也被打破，消费中所受到的唯一限制是金钱，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享受一切。过去，“商贾不衣锦，中产家妇女无金珠罗绮，士大夫一筵之费不过一、二千钱”，现在，“无论士庶舆台，但力所能为，衣服宴饮，越次犯分不为怪”，“向时缎衣貂帽，例非绅士不得僭，今则舆台胥吏亦有服之。一切器用必用红木、楠、梨等。寻常燕［饮］享，无海错山珍，群以为耻”（注：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46页。）。特别是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这种变化更为突出。例如上海滩上“几至无人不绸，无人不缎”，“优伶娼妓之服金绣者亦几视为寻常”；出门乘轿原本是达官贵人的特权，现在则“不分贵贱，出必乘舆”，“有轿役之身分超乎轿中之人者，殊可骇也”。此时，从消费方式中，已难以分辨出等级尊卑，形成了“等威不能辨，贵贱不能别”的新局面。清末上海竹枝词曾描述说：“高车驷马过通衢，谁识当年旧博徒，冠履于今真倒置，缙绅家世半屠洁。”对于这种现象，道学之士大为恐慌，他们惊叹当时的社会“凡事任意潜越，各处皆然，沪上尤甚”，并讽刺那些僭越之人“体制之不谙，礼节之不闻……更不知冠裳为何物，妄人妄服，求欲列于缙绅之间”（注：参见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页。）。尽管道学之士竭力反对，但这种变化仍以无可阻挡之势继续向前发展。综上所述，近代中国消费方式的变革，虽伴随着许多消极的负面因素，并且产生了种种不良影响，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一变化也有其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促进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众所周知，消费水平的提高与工商业的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也互相促进。一方面，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将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也改变整个社会的消费习俗；另一方面，消费需求的迅速增加与扩大，也会刺激工商业在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对近代中国消费方式的变革需要从多方面予以客观的认识与分析。此外，近代新型商业文化的形成，对人们消费方式的变革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商业文化载体的商品，具有强大的活力和影响力，它在改变人们消费习俗的过程中发挥着相当深刻的影响。陈旭麓先生论及近代上海的发展变化时，即曾强调五光十色的商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习俗乃至整个固有文化。他指出：“其实说怪也不怪，这是商品在改善人们的面貌，在熔解中国的固有文化。”（注：陈旭麓：《论“海派”》，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8页。）从实际情况看，商业文化也确实推动了近代消费方式的变革。人们衣食住行的变化，甚或某一时期流行某种款式或消费习俗，大多是由新的商品起先导作用。这称得上是商业文化的另一种重要功能与作用。
一、 封建统治下的传统婚姻在传统文化中，婚姻不仅仅是当事人，更是两个家庭甚至是两个家族的实务。所以，家庭夫妻关系的形成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准则，男女当事者个人，对自己的婚姻基本上没有选择的自由。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大多以“门当户对”或家庭经济情况为标准，对于年、貌、品、才，甚至身体状况，是不管的，更别提感情，青年男女毫无自主权可言。男女双方婚前可能都没有见过面，婚后的感情状况普遍不理想，没有建立在两情相悦的基础上的传统婚姻酿成了许多悲剧。在电视剧与文艺作品中，此类例子枚不胜举。清末的许多学者，都有过失败的第一段婚姻。传统婚姻中，早婚恶习，近亲结婚的习俗的风行。在清末社会，早婚有相当的普遍性，一般青年多在20岁之前完婚，甚至有“有年30抱孙子者，则戚族视为家庆，社会以为人瑞”，少年男女结婚带来的结果是身体易为情欲所伤，父母也不能给子女良好的家庭教育，给整体国民素质影响很大。近亲结婚，出于种种考虑，在偏远地区和皇族内甚为流行，给下一代的质量埋下了很大的隐患，严重影响国民素质。中国有漫长的封建历史，中国妇女一直生活在“三纲五常”的宗族制度之中和男尊女卑的传统伦理中，女子的婚姻全力基本被剥夺。蓄妾，三妻四妾，是旧时婚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社会贫富贵贱分化和阶级制度的在婚姻制度上的体现。男子可以退婚再娶，女子则不能退婚再嫁，这是封建婚姻的违反人道主义的平等的地方。二、 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婚姻状况的改变——传统婚姻制度与新式婚姻形式共存清末民初，新世纪初的婚姻在一片热闹沸腾的变革中开始。伴随着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展开了对旧时婚姻陋俗的大批判。在新婚姻观的引导下，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婚姻习俗开始出现了现代文明与自由的曙光。辛亥革命对传统的婚姻制度的冲击还是相当大的，近代留洋后回来的人带来的人人平等，妇女解放等新观念给城市的青年以重大影响，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也让众多的城市民众开始渐渐改变旧的观念，接受新式的婚姻顾念也开始成为新式婚姻制度的开端。青年男女开始先谈恋爱，再结婚。在大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受新式观念的影响，原来的旧的观念被渐渐摒弃，慢慢的解放天性，从自由恋爱开始，也接受一夫一妻制度，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人。偏远乡村和传统的家族依旧是传统的形式。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的婚姻即为林觉民和梁启超两位家长包办的。 婚礼的形式开始从简，花费也节省了许多。旧式婚礼的程序极为繁琐，规范了所谓的“六礼”，作为婚礼必要的程序。民国早期，众多有识之士对此进行了猛烈地批判，尤其是在“五四”前后，于是婚礼形式上开始趋于简单，，“往往有借旅馆及青年社结婚者，此亦嫁娶从简之好现象也”。礼俗趋于简朴，摒弃旧婚俗的繁文缛节，更是社会趋于文明，合理的的具体表现，有利于社会风气的转变，也有利于社会进步。男女的婚姻的年龄也开始正常起来，早婚的现象变少，人们开始重视起自己的教育，事业和革命，结婚年龄从原来普遍的16,7岁到20岁出头，这是社会显著的进步，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下一代的质量。三、 建国后的婚姻状况和婚姻观念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国家一切都刚刚起步，当时急需一部法律为新的婚姻制度作为新的婚姻规范，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婚姻家庭领域内的反封建的民主改革，废除在中国已存在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婚姻陋习于是，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最初几年里，政治色彩颇浓而革命意义极大的《婚姻法》为中国人的婚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其颁布为起始，“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制”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一夫一妻制开始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开始在主流媒体的宣传中出现提倡“婚姻自由”，这一切都是过去的年代所没有的，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婚姻法》的颁布给中国的婚姻制度带来了质的改变，长足的进步。就在《婚姻法》颁布前一年，法国女权主义思想家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出版。藉这本女权主义的“圣经”，波伏娃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敬意，她坚信社会主义终将消灭男女不平等现象。当然，在这一时期婚姻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自50年代“反右”运动开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处于一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政治成为一切的主题，婚姻如是。其时所谓的“红五类”之间的通婚是理所当然的，而企盼改变命运的所谓的“黑五类”也无一例外地希望能与“红五类”联姻，以便借此获得免于政治迫害的身份条件。与政治条件相比，人们对财富、职业的要求似乎并不高。也许在那个均贫富已被制度化的时代，经济方面的任何期待都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人们连爱情也少有期待。爱人，首先应该是革命同志。1978年以后，政治权力与传统道德共同构建的社会监管体系日益松动，令置身其中的人们感受真切而又应接不暇。少了过度的政治负担，人们的婚姻重归朴实的爱情。1981年，新《婚姻法》颁行，将“感情破裂”规定为离婚要件，由此，中国人似乎开始意识到，爱情也是婚姻中颇为重要的东西。婚礼也跟上了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潮流，新人穿上了套装西服婚纱、喜宴排场越来越大，婚庆事业也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然而，进入新千年以后， 这是一个规范日渐模糊的时代。80后相继步入婚龄，成为这时期结婚的主力，此时的婚姻染上了80后鲜明的个性色彩-在中国，一些人的爱情开始以“无政府”的方式蔓延，正如罗素在半个多世纪前在《婚姻革命》里说的，“爱是一种无政府的力量，如果放任自流，它是不会安于法律和风俗所规定的范围的。”同时，随着物欲与自由主义的膨胀，结婚的决定开始掺杂着更多无关爱情的考量??四、总结婚姻家庭制度是指被一定社会所公认并被人们普遍接受和遵循的婚姻家庭关系的规范体系，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始终受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发展所决定。可以说，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发展根本上推动了婚姻制度和婚姻观念的的变迁，当然这不是唯一因素。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婚姻制度的未来做准确预知，但是纵观变迁，我们并且发展趋势将是趋于合理与完善。 不能说着将最终决定于经济基础，
古代（先秦——1840年）近代（1840——1911年）现代（1911年——1949年）当代（1949——1979——现在）
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通过夏、商、周三代，尤其是通过周代，基本上建立与固定下来，而到了秦、汉时期，则有进一步的发展。 一、婚龄 古人是主张晚婚的，认为一定要等性功能健全和发育成熟才能结婚。上一章虽述及《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女子二七天癸至，即十四岁始来月经；男子二八天癸至，即十六岁才开始遗精，如果这时“阴阳和”（即性交），则可能有子。但是这时性功能并未完全发育成熟，还没有进入合适的婚龄。女子要等到三 七二十一岁，始能“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男子要等到三八二十四岁，才能“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而长极”。所谓“肾气平均”，就是指性器官和性功能得到了均衡、正常的发展，性器官和性功能都比较成熟；所谓“真牙生而长极”，指人的最后一颗牙齿“尽头牙”长出，也表示人的身体已完全发育成熟。 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许多古代书籍中都提出过这个问题，在汉代与魏晋南北朝的许多学术书籍及医书中也强调这一点。 但是，到了汉朝，这“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的理论在实践中受到了一些冲击，有一些行不通了。例如《论衡·齐世篇》中说：“《礼》虽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张设，未必举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 这种状况和封建社会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男子早娶则家中较早地增添劳动力，似对发展一家一户的生产有好处；另外，封建的宗法制度十分重视子嗣，早娶则可能早得子、“早得福”。所以，虽然有些有识之士反对这种早婚现象，但收效不大。例如，汉朝有个学者叫王吉的说：“夫 妇，人伦大纲，天寿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 社会生活中有许多现象、民间有许多做法都源自经济发展需要，它是一些十分现实的问题，带有很强的现实性；而科学理论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带有很强的预见性。预见与现实之间往往有矛盾。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都会遇到这类问题。对此，固然一方面要教育，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经济上彻底解决，这当然不是一朝 一夕的事了。 汉代早婚现象的兴起，王室与民间皆然。查考《汉书》、《后汉书》，男子从十五岁至十八岁初婚者都有。如《后汉书·灵帝记》：“建宁四年四月癸丑，立贵人宋氏为皇后。”灵帝于建宁元年即位，年十二，那么结婚时年十五。《后汉书·桓帝记》：“建和元年秋七月乙未，立皇后梁氏。”桓帝是十五岁即位的，结婚那 年应为十六岁。《隶释》十五金广延母徐氏纪产碑云：“收从孙，即广延，立以为后。年十八，娶妇徐氏。” 查考《汉书》、《后汉书》，女子出嫁从十三岁到十九岁的都有。如《后汉书·昭德马皇后纪》：“后从兄严不胜忧愤，白太夫人绝窦氏婚，求进女掖庭，由是选入太子宫，时年十三。”《汉书·外戚传》：“宣帝求得外祖母王媪。王媪家本涿郡蠡吾平乡，年十四，嫁为同乡王更得妻。”《后汉书·曹世叔妻传》：“作女 诫七篇，其辞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古诗《孔雀东南飞》：“十七嫁为妇，心中常苦悲。”《后汉书·光烈阴皇后传》：“更始元年六月，遂纳后于宛成当里，时年十九。” 需要提出的是，古人所统计的年龄，按中国旧俗为虚岁，即刚诞生就算一岁，诞生满一年即为两岁，所以实足年龄比上述的还要减去一岁。 男子相配，大率以男稍长于女为常。如《汉书·霍光传》：“光长女为桀（上官桀）子安妻，有女，年与帝（昭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盖内安女后宫，为婕妤，数月，立为皇后。”又《汉书·外戚·孝昭上官后传》：“昭帝始立，年八岁，安女入为婕妤，月余，遂立为皇后，年甫六岁。”这两段是说明了男女相差两岁，是为“相配”。民间也是如此，《后汉书·循吏·任延传》：“洛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龄相配，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 二、婚姻途径 在秦、汉、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由于距上古时期还不算很远，男婚女嫁还有一定的自主权，但父母之命已日益加强，夏、商、周时代那种在有的节日里“奔者不禁”之俗在汉民族中已基本绝迹了。 在《汉书》与《后汉书》上记载了这样几件事：《汉书·张耳传》：“外黄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父客谓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请决嫁之。女家厚俸给耳。” 《后汉书·梁鸿传》：“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聘之。” 在以上两个例子中，外黄富人之女尽管是他人建议，自己决定，但总是表明了对婚姻有一定的自主权。孟光之嫁梁鸿，不惟有眼光，而且是完全自主的。这种自主程度， 在宋， 明以后很少见了，即使有，也会受社会打击，被斥为“放荡”、“不规”、“有悖礼法”，而在汉代，还是时人异之，时人贤之的。 当然，以上这种现象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从秦、汉起，婚姻由父母决定，已逐渐演变为事物的主要方面。《后汉书·戴良传》：“良五女并贤，每有求姻，辄便许嫁。”这个父亲有支配女儿婚事之权，对外也比较好说话。可是也有不好说话的父母，如《汉书·淮阳宪王传》：“赵王复使人顾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许。” 《魏志·王粲传》：“粲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进以谦名公之胄，欲与为婚，见其二子，使择焉，谦弗许。”有时，长辈对子女亲事的看法有矛盾，但归根结蒂，儿女亲事还是取决于长辈。如《汉书·孝宣许后传》：“时许广汉有女平君，年十四五，当为内孝令欧侯氏子妇。临当入，欧侯氏子死。其母将行卜相，言当大贵，母独喜。张贺闻许啬夫有女，乃置酒请之，酒酣，为言：‘曾孙体近，下人乃关内侯，可妻也！”广汉许诺。明日，妪闻之，怒。广汉重令为介，遂与曾孙。”再如汉高祖刘邦当初娶吕后，也有类似情况。吕后的父亲吕公看到刘邦的相貌，很敬重刘邦，说自己相人多了，没有人能及得上刘邦，要把女儿嫁给他。可是妻子吕媪发火了，她责问吕公说：“你一直说我们的女儿要嫁个贵人，沛县县令来求婚，你都不同意，怎么许给了刘邦这个小子？”吕公说：“这种事女人不懂。”结果还是将女儿嫁给了刘邦。 有时，男女的婚姻还由别的亲属插手干预决定，当然这种亲属要比父母更权威。例如汉朝的陈平年轻时娶不起妻，户牖有个富人叫张负的，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陈平，感到陈平相貌很好，气度也了不起，于是就要把孙女许给他。这个孙女命不好，嫁一个丈夫死一个丈夫，共五次。可是，张负的儿子不同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 陈平，说陈平穷，又不干什么正事，县里不少人看不其他，为什么要把女儿嫁给他。但是张负认为此人不会没出息，最后还是把孙女许配给了陈平。 如果男女的婚姻不通过父母，或不从父母命，那么父母是十分生气的。例如汉朝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事就是如此。临邛的大富豪卓王孙有次宴请宾客，司马相如应邀出席，在席间弄琴。卓王孙新寡的女儿文君偷偷地从窗缝看司马相如，十分倾心，于是在夜里跑到司马相如处，两人私奔至司马相如的故乡成乡。司马相如家 境贫穷，徒立四壁。卓王孙为此事大怒，说：“这个女儿这么没出息，我不忍心杀她，但一分钱也不能给！”人们劝他，他终不听。 无论是男女自行择偶，还是父母决定，选择的标准有哪些呢？ 男方择妇，一是看重形相，当然所谓形相不光是美。汉朝有个有名的循吏黄霸，“少为阳夏游徼，与善相人者共戴出，见一妇人。相者言：‘此妇人当富贵，不然，相书不可用也！’霸推问之，乃其乡里巫家女也。霸即取为妻，与之终身。”二是看中女方的才。《华阳国志》卷十中说了这么一件事：“阳姬，武阳人也，生自寒微，父坐事闭狱。杨涣始为尚书郎，告归，郡县敬重之。姬为处女，乃邀道扣涣马讼父罪，言辞慷慨涕泣。涣恳告郡县，为出妻父，因奇其才，为子文方聘之。”三是看中女方的门弟，如《汉书·董贤传》说：“王闳妻父萧咸，前将军望之子也，久为郡守，病免为中郎将，兄弟并列。贤父恭慕之，欲与结婚姻。”还有贪慕女方家财的，如前面引述的陈平娶妻的事就是如此，陈平为什么接受张负这个守寡五次、人们都不敢娶的孙女呢？后人说是贪图岳家多财。 女家择婿，第一也是看男方形相，吕公之看刘邦，张负之看陈平，都是如此。《太平御览》 五百四十一引《吴书》 说到吴国有个有名的大臣陶谦年轻时的事：“陶谦字恭祖，丹阳县人。甘公出，遇之途，见其容貌，异而呼之，住车与语，甚悦之，因许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闻陶家儿游戏无度，如何以女许之？’甘公曰：‘彼有奇表，后必大成。’遂与之，后为徐州牧。”二是重男方之贤与才，古人对此是十分重视的，史书所载甚多，如《汉书·张耳传》：“父客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后汉书·公孙瓒传》：“瓒为人美姿貌，大音声，言事辩慧，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后汉书·列女传》：“勃海鲍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 宣尝就少君父学，父奇 其清苦，故以女妻之。”当然，少君之父是看中了鲍宣贫而好学，有志。《太平御览》五百四十一引《郑玄别传》云：“故尚书左丞同县张逸，年十三，为县小吏。君谓之曰：‘尔有赞道之质，玉虽美，须雕琢成器，能为书生以成尔志否？对曰：‘愿之。’乃遂拔于其辈，妻以弟女。”《华阳国志》卷十下说：“李燮，太尉固子也。父死时，二兄亦死，燮为姊所遣，随父门生王成亡命徐州，佣酒家，酒家知非常人，以女妻之。” 许多古人惜才、爱才，慧眼别具，识人于草莽之中，助人于穷危之际，这种赏识与帮助往往以联姻的形式出现，这种情况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没有什么不好。 在那个时代，联姻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如带有政治目的，为了某种政治关系而联姻。《史记》七《项羽纪》说：“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后汉书·刘植伟》：“时真定王刘扬起兵以附王郎，众十余万。世祖遣植说扬，扬乃降。世祖因留真定纳郭后，后即扬之甥也，故以此结之。” 在秦、汉之际，指腹为婚的事也始见端倪，此风盛行于后世。如《后汉书·贾复传》：“复兆与五校战于真定，大破之，复伤创甚。光武大惊，曰：‘我所以不令贾复别将者，为其轻敌也。果然失吾名将！闻其妇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 总之，秦、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在婚姻的途径与目的上已日益鲜明地打上了封建社会的烙印：家法与父母之命越来越起作用，而门第之见也开始产生，从前面所引述的许多事例来看，门第相当的所占比例不少，这种重门第、重等级之风是封建社会的特征，而到魏晋之时达到顶点。当然，也有许多女家不嫌男方卑贱与 贫穷以女嫁之的事，一般说来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深入分析，其中有许多“此男当贵”，“此人必非终于草莽者”的看法与期望，带有一种以求有朝一日进入较高等级的希求。至于通过联姻以获取金钱还不太明显，陈平欲得五嫁夫辄死之女意在金钱，也只是后人的分析。古人联姻中以追逐金钱为目的的远不如今日，这可能是 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缘故。 三、婚仪 这个时期的婚仪沿袭过去的“六礼”，而且在贵族和平民中都日益普及了。如《艺文类聚》四十说：“纳采，始相与言语采择可否之时。问名，谓问女名将归卜之也。纳吉，谓归卜吉，往告之也。纳征，用束帛，征成也。请期，请吉日将迎，亲谓成礼也。 但是，这一时期的“六礼”比之于古之“六礼”，繁缛得多，奢侈得多，以此来显示地位与财富，是封建社会的特点之一，淳朴的古风已逐渐丧失殆尽。例如，从汉朝起，百官纳采，用玄纁、羊、雁等礼物凡30种。《通典》五十八对此作了较详细的描述： 后汉郑众百官六礼辞大略同于周制，而纳采女家答辞，末云：奉酒肉若干，再拜反命。其所称前人，不云吾子，皆云君。六礼文皆封之，先以纸封，表又加以皂囊，着箧中，又�皂衣箧，表讫，�大囊表之，题检文，言：谒表某君门下。聘礼物凡三十种，各有谒文，外有赞文各一首。封箧表讫，蜡封，题用皂帔盖于箱中， 无囊表，便题检文，言：谒箧某君门下，便书赞文，通共在检上。礼物：案吕玄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苇、卷柏、嘉禾、长命缕、胶、漆、五色丝、合欢铃、九子墨、金钱、禄得香草、凤凰、舍利兽、鸳鸯、受福兽、鱼、鹿、鸟、九子妇、阳燧。 以上这些礼物都要写上讨吉利的谒文，表明它一定的含义，这些谒文还表明当时人们的伦理观念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通典》五十八记载的是： 总言言物之印象者，玄象天，纁法地。羊者，祥也，群而不党。雁则随阳。清酒降福。白酒欢之由。粳米养食。稷米粢盛。蒲众多性柔。苇柔之久。卷柏屈卷附生。嘉禾须禄。长命缕缝衣。延寿胶能合异类。漆内外光好。五色丝章采，屈伸不穷。合欢铃音声和谐。九子墨长生子孙。金钱和明不止。禄得香草为吉祥。凤凰雌 雄伉合俪。舍利兽廉而谦。鸳鸯飞止须匹，鸣则相和。受福兽体恭心慈。鱼处渊无射。鹿者禄也。鸟知反哺，孝于父母。九子妇有四德。阳燧成明安身。又有丹为五色之荣，青为色首，东方始。 至于聘金，即纳征钱，是越来越豪华奢侈，甚至达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汉官仪》说：“皇帝聘皇后，黄金万斤。”《汉书·王莽传下》说：“进所征天下淑女，立杜陵史氏女为皇后，聘黄金三万斤。”《后汉书·献烈梁皇后纪》说：“于是悉依孝惠皇帝纳后故事，聘黄金二万斤。”《宋书·礼志》说：“尚书朱整议： 汉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马四匹。”《汉书·淮阳宪王传》说：“赵王复使人顾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许。” 这种状况不仅在王室贵族中定为礼制，而且在民间也蔚为风气。如《汉书·陈平传》中叙述：“张负卒与女，为平贫，乃假贷币以聘。”由此看来，这种“门面”无论如何不能不要。《后汉书·任延传》中所述的任延因骆越之名不懂嫁娶礼法，就以官府的力量，按两千多男女的年龄差异，为他们配对。“其贫无礼聘，令长史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这也是风俗不可违也。 当时，不仅聘金甚巨，而且婚礼的其它方面排场很大。如《汉书·西域乌孙传》说：“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潜夫论》三《浮侈篇》说：“富贵嫁娶，车軿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 这种嫁娶侈靡之风在当时就为一些有识之士所反对。例如前面所述的那个戴良，“嫁女，以竹方笥为严器”，陪嫁的只是疏衣、布被、竹笥、木屐。还有前面说过的那位因清苦但好学而被人赏识、妻之以女的鲍宣在这方面作风也很好，其妻少君嫁过来时，装送资贿很丰厚，鲍宣很不高兴，对妻子说：“你生长于富豪之门，习惯于修饰、享受，而我是生活贫贱的，对这些礼实不敢当。”妻说：“我的父亲因为你品德作风好，才叫我嫁给你。我既然做你的妻子，总按你的意见办。”鲍宣高兴地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志同道合了。”这位妇女就把华衣美服与侍从都退回娘家，换上布衣，和鲍宣一起归乡里。当然，在那种社会里像戴良、鲍宣这种人 是不多的。 在当时，闹新房的风俗已经兴起，宾客们往往饮酒欢笑，言行无忌，如《群书治要》引仲长统《昌言》说：“今嫁娶之会，棰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趣之情欲，宜淫泆于广众之中，显阴私于族亲之间，污风诡俗，生淫长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断者也。”据记载，汉代汝南有个叫杜士的人娶妻，大家前来祝贺，喝了许多酒。 他的一个叫张妙的朋友在闹新房时开玩笑，把杜士捆起来捶20下，又把杜的手足高悬于梁，杜竟一命呜呼了。 四、几种值得注意的婚姻形式 秦、汉及以后的封建贵族、地主和前世以至封建社会的后世一样，多妻制颇为盛行，除正妻之外，还有小妾、少妇、傍妻、小妇、妾、下妻、外妇、傅婢、御平等许多名义，而且往往不止一人。如《汉书·元后传》：“王禁好酒色，多取傍妻。 ”《汉书·孔光传》：“时定陵侯淳于长坐大逆诛，长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长事未发觉时期去或更嫁。”《后汉书·梁节王畅传》：“臣畅小妻三十七人。”当时，如无子则买ae ， 在民间也是寻常事，如《意林》及《太平御览》三百八十八又三百二十六引《风俗通》说：“陈留有富室，公年九十无子，取田家女为妾。”九十 岁还要买小老婆，这是多么畸形与丑恶！ 这些情况，当然还是建立在男子统治与压迫女子、以女子为玩物的基础之上的。在这中间有许多丑闻秽事，如《汉书·王商传》：“耿定上书言：商与父傅婢通及女弟淫乱。 ” 《汉书·夏候婴传》：“颇尚平阳公主，主与父御婢奸，自杀。” 《汉书·侫幸传》：“张彭祖为其小妾所毒，薨。”《汉书·淳于考传》：“许皇后姊孊为龙额思侯夫人，寡居。长与孊私通，因取为小妾。”至于《后汉书·赵孝王良传》说：“赵相奏乾居父丧私其小妾，坐削中丘县。”这是因为在父丧期内还 娶小老婆，触犯了封建礼法中的大忌，所以才受到了降职的处分，否则，在封建社会中多妻是完全合法的。 婚姻形式中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重亲。重亲就是婚姻之家再结婚姻，即所谓“亲上加亲”。重亲可分三种：姻家恒为姻家，婚家恒为婚家，还有姻家、家互为的情况（指《仪礼士昏礼记》的说法，女氏称婚，婿氏称姻）。这种情况，按历史记载，多实行于王室、贵族，当然民间也有，只是未具体地记载于历史罢了。由于亲上加亲，就结成了一个个颇为复杂的关系网，如《汉书·文三王传》：“梁荒王嘉薨，子立嗣。荒王女弟园子为立舅任宝妻。宝兄子昭为立后。” 至于下面一种情况就更复杂了。《后汉书·耿弇传》：“父况，及况卒，少子霸袭父爵。弇卒，子忠嗣。忠卒，子冯嗣。冯卒，子良嗣，一名无禁，尚安帝妹濮阳长公主。……隃麋侯霸卒，子文金嗣。女金卒，子喜嗣。喜卒，子显嗣。显卒，子援嗣，尚桓帝妹长社公主。……牟平侯舒卒，子袭嗣。尚显宗女隆虑公主。袭卒，子宝嗣，宝女弟为清河孝王妃。” 这种“亲上加亲”的婚姻，其实质是为了双方在政治上、经济上相互扶持，相互利用，从而用重重的婚姻形式进一步巩固双方的关系。从这也可以看到，在封建社会中，尤其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婚姻很少是爱情的结合，往往是以家族利益为前提的。 由于“亲上加亲”，结成了十分复杂的关系网，婚姻有时是在同辈之间进行，有时却是在不同辈之间进行。这并不是由于疏忽，封建宗法制度十分严格，这是马虎不得的，只不过是家族利益超过了对辈份的讲究而已。 另外，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周制同姓不婚，而汉朝人结婚似不避同姓。 如《汉书·王诉传》：“诉薨，子谭嗣。谭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由此看来，王莽和其妻是同姓。又如《通典》：“吕后妹嫁于吕平”，也是如此。 用现代科学观点来看，同姓联姻，并非不可，因为同姓未必有多近的血缘关系。但汉代的不同辈通婚，尤其是血缘关系很近的不同辈通婚，如亲母舅娶外甥女、姨侄娶姨母、表侄娶表姑母等现象很值得分析。可以从政治利益高于一切来考虑，还可能是古代血缘婚的回光返照。 五、绝婚与改嫁改娶 汉代至魏晋南北朝之际，绝婚（即离婚）与改嫁改娶之事甚多。这种情况比较复杂，从中既可以看到封建礼法与贞节要求的萌始，可以看到男子以及整个宗法制度对女子的压迫，又可以看到在绝婚与改嫁改娶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度，这是显然不同于宋、元、明、清等后世的。 绝婚的第一种情况是男弃其妇，这样做有许多原因：一是无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当然是一件大事。“无子弃，绝世也”，这正是七弃（或七去）之一。《东观汉纪·应顺传》：“顺少与同郡许敬善，敬家贫亲老，无子，为敬去妻更娶。”其实，无子不一定是女方的问题，这实在是很冤枉的。 二是口舌之故，即女方说“错”了什么话，闹了些家庭矛盾。例如汉朝的那个陈平，年轻时是个浪荡子，不事生产，他的嫂嫂看不过去，说了些不好听的话，如“有叔如此，不如无有”等，陈平之兄知道后，就逐其妇而弃之。人云，这种做法也符合七弃（或七去）之一：“口舌弃，离亲也。”其实，这也是很不公正的。这 正像后来刘备所说的：“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犹可补，手足断安可续！”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宗法社会中，自然是如此。 三是盗窃。七弃（或七去）之一是“盗窃弃，反义也”。其实，这种所谓“盗窃”，往往不是什么大事。如《汉书·王吉传》：“吉少时学问，居长安，东家有大枣树，垂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吉后知之，乃去妇。”这棵枣树是邻家种的，枝果伸到王吉家来了，王吉的妻子摘了一些给王吉吃，结果王吉为之和她离了婚，这真是视婚姻为草芥，视女子为草芥。 四是女性嫉妒。七弃（或七去）之一是：“嫉妒弃，乱家也。”这样离婚当然有“充分理由”了。《后汉书·冯衍传》上说，冯衍娶北地任氏女为妻，任氏女又凶悍、又嫉忌，不许冯衍畜媵妾，而且虐待冯衍前妻所生的子女冯豹、冯姜，后来冯衍把她逐出了门。关于这件事，冯衍写了一封信给任氏女的弟弟任武达，说明原委，这封信在历史上颇为有名，人们常以此来教育女儿如何事夫，如何恪守妇道。 信云： 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妇之道，义有离合。先圣之礼，士有妻妾，虽宗之眇微，尚欲逾制，年衰岁暮，恨入黄泉，遭遇嫉妒，家道崩坏。五子之母，尚足在门，五年以来，日盛岁剧，以白为黑，以非为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无罪无辜，谗口嗷嗷，乱匪降天，生自妇人，青蝇之心，不重破国；嫉妒之情，不惮丧身。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于衍。醉饱过差，辄为桀纣，房中调戏，布散海外。张目抵掌，以有为无。痛彻苍天，毒流五脏，愁令人不赖生，念令人不顾祸，入门著床，继嗣不育，纺绩织纴，子无女工，家贫无僮，贱为匹夫，故儿之，莫不凄怆，曾无悯惜之恩。唯一起，武达所见，头无钗泽，面无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穷，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贩糖之妾，不忍其志。计妇当去久矣，念儿曹小家无他使，哀怜姜、豹，当为奴婢，恻恻焦心，事事腐肠，汹汹藉藉，不可听闻，暴虐此婢，不死如发，半年之间，脓血横流。婢病之后，姜竟舂炊，豹又触泥涂，心为怆然，编谷放散，冬衣不补，端坐化乱，一缕不贯，既无妇道，又无母仪，忿见侵犯，恨见狼藉，依倚郑令，如居天上，持质相劫，词语百东，剑戟在门，何暇有让；百弩环舍，何可强复；举宗达人解说，词如循环，口如布谷，县幡竟天，击鼓动地，心不为恶，身不为摇，宜详居错，且自为计，无以上书告诉相恐，狗吠不惊，自信其情。不去此妇，则家不宁；不去此妇，则家不清；不去此妇，则福不生；不去此妇，则事不成。自恨以华盛时不早自定，至于垂白家贫身残之日，养痈长疽，自生祸殃。衍以家室纷然之故，捐弃衣冠，侧身山野，绝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门，阖门不出，心专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这封信写得很生动，振振有词，凿凿有据，女方家族自然无话可说，当时的社会舆论也在冯衍这一边。当然，以今日的眼光看来，这也仅仅是一面之词，信中还不时流露出“大男子主义”的思想。可能，任氏女确有许多缺点，但触犯丈夫的统治权，不许丈夫纳妾，危及丈夫的“权利”与“利益”也是原因之一。 五是女方德行差。例如《华阳国志·广汉士女赞》说，有个叫汝敦的人，兄弟住在一起，父母有些遗产，嫂子很想独占，汝敦的妻子很贤惠，劝汝敦都给他们算了，于是汝敦把田宅、奴婢都给了兄嫂，夫妻俩搬出去住了。有一次汝敦在耕地时挖出了一件金器，妻子劝他送给哥哥，夫妻就一起去了。嫂子见他们来，以为是来 借钱的，不给他们好脸色看；后来知道他们来送金器，又高兴得手舞足蹈了。这时，哥哥感悟了，出其妻，把家财还给弟弟。从这件事看来，这位嫂子贪心，似乎是个“小人”，但这位哥哥也很差劲，弟弟与家媳让出父母遗产，他竟也全部接收，不以为愧了。后来，虽然感悟了，为什么马上和妻子离婚呢？自己能感悟，为什么妻子就不能感悟，为什么不帮助、教育她呢？这又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在作怪了。 六是女方不得于父母，即没有把公婆侍候好，或是公婆对媳妇有偏见。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后汉书·鲍永传》：“永事后母至孝。妻尝于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后汉书·列女广汉姜诗妻传》上说：“诗事母至孝，妻奉顺尤谨。母好饮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尝溯流而汲，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 ”这两件事都很不讲理，鲍永的妻子只是在婆婆面前喝骂了一条狗，就被离弃了。姜诗的妻子更冤，她本来对婆婆很孝，婆婆喜欢喝江水，她常走六七里路去汲江水，有一天刮大风，她没能及时返回，婆婆口渴了，只是为了这件事，就被离弃了，这是多么违背人情、人性！ 七是为了一时的政治关系而去其妻。汉朝大将班超就发生了这种事。《后汉书·班超传》说，当时有个大臣李邑初去于阗，畏敌如虎，又妒班超之功，于是上书皇帝诽谤班超，说班超拥爱妾，抱爱子，安乐
一夫一妻多妾，到一夫一妻外加根据个人能力的说不清楚多少个的三儿
《中国近代史纲要》是我国高等院校中必开课程,它对当代大学生整个思想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它能够引导当代的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精选，希望大家喜欢!
《浅析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
【摘 要】20世纪不仅是五千年古代文明历史的中国迈向近代文明的转折点，也同样拉开了近代妇女解放的幕帘。随着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启蒙，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中国妇女逐渐找到了自身发展解放的道路。到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开始蓬勃发展，使得妇女从传统的束缚里解放出来。所以说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傅立叶“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以及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在五四运动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于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一、原因背景
众所周知，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妇女这样一个群体，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这样一套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长期压迫和束缚着她们。在没有被教育的情况下，政治方面失去自由，经济方面不能独立，妇女仅仅成为了男人的附属品，生活苦不堪言。
近代以来，我国许多有识之士在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上进行了不屑的努力。辛亥革命时期，我国妇女就已经参加一些解放运动，但是这个阶段的运动总体来说比较零星分散，没有找到真正解放的道路，只是有了朦胧的初步认识，使得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有了一定的基础。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却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接着新文化运动伴着“民主”与“科学”的浪潮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开始对旧的伦理道德做出猛烈的抨击，这中间就有对于压迫和束缚妇女的关于旧有观念的批判，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的《一九一六年》一文中指出：“妻子不是丈夫的附庸品，号召女青年通过奋斗来脱离附庸品的位置，恢复独立自主的人格。”?战士们同样不惜笔墨，将西方关于女权运动的迅猛发展详细地介绍给中国的妇女，希望她们能够更好地树立人格，打开自己的眼界学习西方，摒弃自卑的心理，投入运动，更好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热情地呼唤着广大妇女们思想觉醒，“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到―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
二、表现特点
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妇女的思想和行为从传统束缚中得到解放在五四时期尤为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
包括在校的女大学生在内的广大妇女，之前所受到的思想教育都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等旧有的思想观念，束缚着妇女对于自身幸福的追求，使得她们的身心无法得到更好的发展。五四运动的爆发，上海女学生在听到北京学生上街游行却有学生被捕的消息后，务本女子中学、勤业女校等在内的6个女校的女生积极参与起草了上海学生致北京政府的电文，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并呼吁北京政府“本公理人道，将被捕学生释放，以安人心，以弥祸变，毋任感祷。”部分女大学生忍耐不住心中的烈火，在当天晚上不顾学校的规章制度一齐冲出学校，在监狱外面示威甚至表示出了可以与男学生一起坐牢的态度，以此向当地政府做出反抗。这便为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迈出了第一步，激起了妇女的爱国情操。在此同时，新民学会和觉悟社勇敢地破除封建陈规，在男女之间建立了一种平等互助互敬的关系，这种创举也有力地冲击了“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鼓励了青年的男女走出家门到社会上进行锻炼，进一步恢复了妇女正当的交际权利。不可否认的是，五四时期的打破传统男女观念，男女社交公开是极其有限的，不管是在地域方面还是在人的阶层方面都是有限的，但封建的藩篱一经冲破，封建礼教再也不可能恢复它无所不至的权威地位了。
(二)反对妇女传统的贞洁观念
1918年5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4卷5号刊登了周作人翻译日本谢野晶子的文章《贞操论》。《贞操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激起千层浪，在封建社会规范的严密控制下，为生活在底层的妇女争取应有的权利。女人是半边天，如果妇女没有解放，用李大钊的话来说时“半身不遂”。李大钊同样号召妇女解放，尤其是在鲁迅1918年7月所写的《我之节烈观》中通过提问的方式表达了“表彰节烈”是在“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里”形成的。胡适也认为中国法律关于贞操问题的规定都没有成立的理由，他说：“以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⑧我国传统社会“三纲”中有“既嫁从夫”这样的一种观念，所说的“嫁”就是指女子与丈夫结婚以及女子与未婚夫去订婚，这样情况下，女子成为“人家之人”。据此，胡适提出了几条引申意见：“男子对于女子，丈夫对于妻子，也应有贞操的态度;男子做不贞操的行为，如嫖妓娶妾之类，社会上应该用对待不贞妇女的态度对待他;妇女对于无贞操的丈夫，没有守贞操的责任，社会法律既不认嫖妓纳妾为不道德，便不该褒扬女子的‘节烈贞操’”。
(三)争取男女教育平等权利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所以很少有女子去读书识字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这样的一种状况，1919年邓春兰、谢楚祯作为进步女青年先后用书信告知北大校长蔡元培，代表妇女要求解除女禁，实行男女同校，表达自己的愿望。胡适也为此专门写下《大学开女禁的问题》，文中具体阐述了男女同校的种种好处，这样一种男女教育平等的思想，实际上是要提高妇女的自身素养，使男女平等受到现代化的教育和充足的知识滋养，从而完善半边天，在社会上谋取自己的职业。在这样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女子争取教育平等权利初见成效。1920年春，北大招收了9名审查合格的女旁听生，开了男女同校的先例，课程内容同样实现了平等。此后，各地纷纷效仿，一些相对进步的社团也打破男女界限，开始吸收女性成员。可能这一时期能接受教育的女性总体来说依旧微乎其微，但这一阶段性的成果为男女职业平等、女子经济独立开创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妇女解放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反抗中国传统，争取教育平等的行为是一种既对自己也对社会的挑战，再现了五四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
三、五四时期妇女运动影响
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解放了中国传统思想，充分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关于妇女运动的方向，同时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妇女解放的理解。不仅仅是在少数的上层知识妇女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也是帮助一批知识女性自觉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观作为理论武器，从而武装了我国早期出具共产主义思想的领袖，更为广大下层妇女所接受，为妇女解放运动朝着更为正确的轨道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当今社会下，也为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实现女性与男性、社会、家庭的协调一致的共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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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公元1840-1949年)中国近现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 中国近代史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中国近现代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鸦片战争前，中国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制国家。但由于清王朝这个封建地主政权腐朽没落、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逐渐落后。所以封建制度已危在旦夕。由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英国借机侵略中国,但其实质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向中国走私鸦片，以扭转中英贸易逆差.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从此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大量输出商品和资本，逐渐冲击着中国封建经济。1840年，大英帝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场场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灾难。近百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发动过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战争。有公然入侵，也有不宣而战；有单独入侵，也有合伙劫掠，强迫中国签订了数以千计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扶植封建势力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蚕食和鲸吞中国领土；出兵控制，窃取中国军事要地；划分势力范围；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施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通过战争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烈动荡，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人民为摆脱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长时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1840年以来，亡国灭种的危机一直威胁着千年古国。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魏源等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1851年，洪秀全领导号召农民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53年春，太平军占领南京，把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农民政权，同清朝对峙。1856年，太平军摧毁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之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1864年夏，洪秀全病逝。不久，天京沦陷，太平天国运动失败。1856年,英国提出修改中英《南京条约》，但遭清政府的拒绝.英国借此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英法联军出兵侵略中国,美俄是帮凶.虽然第二次鸦片战争与鸦片无关,但其实质与鸦片战争一样,因此叫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朝廷被迫于1858年先后与俄（6月13日）、美（6月18日）、英（6月26日）、法（6月27日）签订《天津条约》，与沙俄签订《瑷珲条约》。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攻占天津,一路烧杀抢劫,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让他的弟弟恭亲王奕欣担任议和大臣,留守北京。接着英法联军洗劫并焚毁了北京西郊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占领了北京。并强迫清政府签定《北京条约》。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以奕��为首（曾国藩、张之洞等）。发展中国军事、民用、教育等，中国资产阶级产生并且有所发展。创办首个（陆续多批）近代企业1883—1885年，中法战争，签定《中法新约》，标志着中国西南的门户被打开了。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失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1900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起义,维护在中国的利益,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沉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但因为政治上的软弱，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进行了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1919年初英、法、美等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巴黎和会”。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出席“巴黎和会”。但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的合理要求被拒绝。消息传至国内，群情激愤。5月4日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北京学生们喊着“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外争国权 内惩国贼”的口号涌上街头，6月初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在这个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李达等代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途因有法国特务监视，转入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举行），中国共产党诞生了。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统治，进行工农武装革命，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全国主要矛盾。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中华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四个阶段，终于在1948年推翻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协会召开，标志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成立了!!!历史启示: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伟大胜利。 历史不应该忘记，历史也不应该被忘却。 从幼时发蒙那天起，重复在我耳畔的，便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道德逻辑，而正视如钉在板上的历史，更多的却是与长年所习教义不甚一致的悲剧。为了到哪都说不清白的毒品走私，竟明火执仗地打上人家，天下邪恶之最，可居第一；把图财害命的强盗拒之国门之外，应是最天经地义的正当之举，可结果总是邪恶者揣着占地索款的条约凯旋，正义者屈辱地舔怃着流血的创伤。广大农民为获得生存的空间，衣食的饱暖，揭橥天下第一家，共享太平的义旗，也是顺呼天而应呼人之事；而为了少数人的骄奢淫逸，把万千生灵残杀在血泊之中，这与正义何其相悖，可是道德逻辑依旧没有显示灵光。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当历史把无情的事实揭示给我们时，也把答案藏在了其中。倘若，我们了解到在中英对持的剑拔之际，道光帝向大臣们提出的无知疑问；道光帝得知英国女王自择配偶，大笑夷蛮之邦不懂婚姻大事需遵父母之命；讨英大军的主将向巫师讨教，用妇女便尿的马桶，破英军“妖术”（即新式枪炮），就会得到这样的启迪：命运操在愚昧腐朽统治者手中的民族，是连正义的战争也是打不嬴的。同样当我们看到约束士卒分男营、女营，不得过夫妻生活的洪秀全，自己却妃子萦绕；北伐失败，西征未达预期目的，而劝诫他人不能凌夺斗杀的“上帝家族”成员们，却已经为争万岁的名分刀枪相向;天国后期的大政,掌握在洪秀全两个贪鄙嫉贤的长兄和一个女官总管手中,就会认识这样一个道理:不超越自己的敌人,就别指望得到胜利之神的青睐,由农民领袖导航的战船,无法冲出封建的旋涡,到达解放的彼岸. 八十年代以来,很多青年人怀着兴国的责任感,穷诘这样一个问题,即雄踞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曾以悠久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进程施予了极大影响,为什么在近代会落伍,使近百年的历史充满屈辱.当一个民族以文物礼仪隆盛的“天朝上国”自居,深闭固拒,夜郎自大,就会使往昔的荣耀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滞缓本民族继续迈进的步伐。流动的历史,不等待任何一个民族,你耽于“十全武功”、“万国向化” 的旧日迷梦,人家却经历了文艺复兴产业革命和政治变革,当这个人类发展最新阶段赢得历史的恩宠时,一切蹒跚其后的民族,便面临被征服的命运. 但历史有时强加给一个民族的命题是不容选择的,要摆脱敌人的奴役,首先要国强.但是,国人认识这一点时,却走过了曲折的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中华民族总在惨遭劫难之后,才省悟奋起。好在有成千上万的爱国者,为寻求救国真理前仆后继,执着地求索,他们或许过于轻率但却不乏清醒,他们或许还带着未开化的愚昧但却不缺少睿智,他们或许过于轻信但绝不怕牺牲,他们在困惑中奋斗,在徘徊中探索,在曲折中前进,从而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种下了契机。 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回顾近百年来中国人的奋斗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与这一时期相比较——困惑与希望的交织,污秽与崇高的辉映,黑暗与光明的搏击,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而又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我们作为新世纪的接班人,必须从现在起,以过人的努力,超常的毅力,去发奋汲取文化知识;以求实的态度,务实的作风,去勇于参与社会实践;以开拓的思路,创新的理念,去探求人生的新境界,长大后为祖国、为社会、为人民做出贡献。想写论文不一定要照抄，你可以结合我给的资料吧它转换为自己的话就是自己写的论文了，其实论文与作文没什么区别，最大的不同在于论文只要你说的正确就可。稍微加点自己的看法，套点史实。所以自己去加油吧！你一定可以自己写出满意的文！
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论文。中国近代发展的很好，而且越来越好。
中国近现代史，是指中国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的170多年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和仁人志士为救国存亡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性质转变，由封建社会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9年五四运动-1949新中国成立为现代
2009年，我们的共和国已经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回顾过去，我们豪情满怀；放眼未来，我们信心百倍。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从北京天安门升起，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新中国成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第一，表明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了国家的主人。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纪元。第二，标志着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的道路，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第三，宣告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一，建国六十年来，社会主义制度已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开花，结出累累硕果。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没收了大官僚垄断资本，通过土地改革，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就从根本上铲除了阶级剥削的根源，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现象；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消灭了剥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优点，从此全体人民有了共同的根本利益。人民利害相同、休戚与共，每个人的利益都依赖于国家、集体事业的发展。人们在生产中建立起了同志式的协作关系。尽管在人民内部还有矛盾，但这种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是局部的、暂时的，只要正确处理，就不难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根本利益一致，因此人们有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是我国人民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它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符合我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它经过全体人民的奋斗，一定能实现。对于这一点，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有着坚强的共同信念，并由此迸发出无穷的力量。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决定了我们的生产力能够高速度地向前发展。建国60年来，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工业的发展上，我们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程。我们的农业、交通运输、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实现“四化”创立了可以依靠的前进阵地。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新人。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是新生的制度，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它还不完善，在成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挫折，出现反复，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有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同时吸收世界各国的进步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在日益显示出来，它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必将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扭转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左”倾路线，标志着“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结束，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从那时以来的30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斗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文明古国，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30年，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在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上走过了辉煌的历程，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年，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心同德、锐意进取，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性活动的30年。我国人民在建国以后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30年的改革开放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给中国带来了持续快速的发展。文革中一度濒临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到今天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三。老百姓从温饱不足到吃饱穿好，不少人还买房买车，到国外旅游。从抗震救灾中，从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中，从神七飞天太空行走中，我们进一步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30年的基本经验告诉我们，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论断，高度概括了改革开放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就是要让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古老的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实现伟大复兴。三，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胡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胡书记指出：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党中央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集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制定和作出了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在又为我们提出了振奋人心的奋斗目标，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一代接一代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弹指挥间、沧桑巨变，6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亿万人民艰苦创业，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实现着强国富民、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当今之中国，到处充满勃勃生机，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六十年来，中国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华夏儿女们安居乐业。青藏铁路，一条几乎不可能的铁路，中国人民做到了；火车多次提速，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奥运场馆建设，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举国上下一片欢呼雀跃……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完成着一个又一个壮举！六十年里，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文明古国成为了一个和谐的大家庭。1998年，南方特大洪水，淹没了许多楼房，淹没了许多人民，却淹不灭中华儿女的爱心；2007年年底，当春节来临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雪灾，阻碍了人们回家的道路，却阻碍不了中华儿女救灾的决心；2008年5月，里氏高达8.0级的汶川大地震一度牵动了世界各地的心，地震震倒了一座座楼房，震碎了一颗颗逝世者家人的心，却震不倒中华儿女突破重重困难的热情。我相信，再大的困难除以13亿，会变成小小的烦恼，再小的帮助乘以13亿，会变成大大的扶持。炎黄子孙会手挽手，心连心，克服一切困难！六十年来，中国的航天事业迅速发展，中国在历史上刻下了辉煌的一页。2003年，神舟五号发射成功，杨利伟叔叔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2008年，中国的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飞上太空，到月球上去拜访嫦娥和玉兔；同样是2008年，神舟七号升空，翟志刚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进行太空行走的宇航员。中国的科技技术蒸蒸日上，为发展中的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六十年来，中国建设新农村的脚步越走越快。以前，农村人知识很少，只知道劳作。现在，“活到老，学到老”的理念越来越普遍，连许多老年人都发奋学习。农业不仅用上了力气，同时也充分运用上了智慧。越来越多的农村人上了中学、大学，成为了建设祖国新一代的智囊团；以前，农村生活是吃不好，穿不暖，过的都是苦日子。现在，农村人的经济能力越来越好，纷纷过上了小康生活。手机、彩电、冰箱……这些曾经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一样样成为了现实。以前，农村给人的印象是又脏又乱。一下雨，小路便成为了“水泥路”，山上杂草丛生，无人问津……现在，一提到农村，人们想到的是清新的空气，美丽的青山绿水……改革开放，让农村展现出了勃勃的生机，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更加幸福。我坚信，中国将会迎来更美好的未来.孩子上得起学2004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3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年。但教育从业人员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仅为7.2%，教育投依然严重不足。2006年，普及和巩固农村义务教育将成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财政性教育支增长将高于财政支出的增长，教师工资、生均公用经费等逐步增长，办学条件差、运转困难、教育乱收费等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到2010 年，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将接近100%。看病心里舒畅过去的5年，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突破了靠政府单一发展的模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但医疗体制、机制还存在着诸多障碍，公立医疗机构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严重，小病“大处方”、“滥检查”，看病难、看病贵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2006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面将扩大到40%，群众因病致贫、返贫现象将得到进一步遏制；国家将落实必要的经费，支持乡卫生院和县医院的建设，为农民提供安全、廉价的基本医疗服务；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将为城市低收入者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保障。放心喝水吃肉2005年，为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推进重点流域区域污染防治工作，着力解决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环境污染，特别是水污染、大气污染等问题，国家关闭了15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小企业，实行工业污染源限期达标排放。2006 年，让百姓喝上洁净的水，呼吸新鲜的空气，已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目标之一。国家已经明确，到“十一五”末期，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要比“十五”末期降低20%左右，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越来越成为全社会共识。支起“保护伞”2005年前10个月，我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员880万人，“十五”期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4000万人的目标已提前实现。但我国已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高峰期，今后几年里，每年劳动力供求缺口仍将达到1300万～1400万人。今后，企业不得集中将富余人员推向社会，国家也将建立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指标体系。“十一五”期间，将新增4500万个就业岗位。一些歧视性就业协议将被禁止。优化就业环境，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居者有其屋2005年，在国务院统一部署下，多部门联手出击调控房地产市场，市场秩序得到好转。但对普通百姓而言，商品房价格仍然“高高在上”。随着中央稳定住房价格政策的陆续实施，房地产市场将朝着遏制投资、控制投资、引导合理消费、稳定房价的预期目标方向发展，投机性购房行为将得到遏制，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将会得到更多关注，房价将在更大范围与百姓对接。老有所养统计显示，全国离退休人员社会保险费19年增长119倍。但目前我国公共养老覆盖面只占总人口的15%，一部分退休人员生活窘迫，农村老人基本不享受社会保障。随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以非公有制企业、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工作为重点，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将逐步扩大。国家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越来越多的人将过上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生活。共享发展的成果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目前占全国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的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其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2006年，政府将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入手，建立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让公共服务惠及农民；今后，新增财力将重点投向农村、农业和农民，而且增长幅度还会大大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举措，也将加快共同富裕的步伐。农民工及时拿到工钱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各地陆续掀起清欠农民工工资行动。截至2005年9月，全国累计清偿2003年以前竣工项目拖欠工程款1410亿元，占拖欠总额的75.82%。但漠视、侵害农民工利益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务工环境仍待根本改观。2006年，让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工钱，成为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国家有效加强对企业的监管，业主行为将会得到进一步规范，在建和新建项目拖欠工资的现象将得到遏制；农民进城务工的环境将更加宽松。生活更有质量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平均出游率达到84.8%，文化产品也大大丰富。但和老百姓日益高涨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比，文化服务网点还很不健全，一些景点高昂的票价依然让百姓“望景却步”。2006年，让普通百姓看得起风景，享受更有质量的生活，给政府留下了更多思考和努力的空间。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百姓将享受到日益完善的文化服务；在农村，影院、文化馆、图书馆等设施的普及，将把农民的传统日常生活概念大大拓展。
在2009年，我们的共和国已经走过60年的光辉历程。回顾过去，我们豪情满怀，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了信心。 1949年2010年10月1日，第一家从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向世界。新中国成立后，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第一，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已经站了起来，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第二，标志着中国是一个独立，民主，统一的道路上，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阶段。三，本声明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 近四分之一的大国，打破的东部接待了帝国主义，扩大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的世界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为解放。 在过去的六十年，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扎根在中国广袤开花结出丰硕的果实。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工人和农民的联盟的基础上，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没收的大官僚垄断资本，土地改革，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和剥削制度，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根本铲除其根源的阶级剥削，消灭剥削人民，被压迫人民的社会现象，这在我们的历史中，最深刻的变化是最大的。 消灭了剥削，这是最根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从一个共同的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相同的利益，团结的人，每个人的利益都依赖于国家，集体事业的发展。生产建立同志式的合作关系。虽然人民内部的矛盾，但这一矛盾的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局部的，暂时的，只要正确的治疗方法，它是不难解决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利益，这样的人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是我们的人民，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它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我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这是所有人民的斗争后，将实现。对于这一点，绝大多数的人都有一个强烈的共同信念，这股无穷的力量。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的生产力高速前进。近60年来，我们的基础“一穷两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发展的行业，我们只用20年的时间，超过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半一个多世纪以来走过。农业，交通，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创立，为实现“四化”可以依靠的前沿阵地。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培养新的一代又一代人。我们的朋友遍布世界各地。 是系统的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像任何新的东西，也是不完善的，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挫折出现反复，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工作中不断地改正错误，同时吸收世界进步的因素，正日益显示出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这将成为在世界上最好的系统，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必将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脸，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面对历史性的变化。 在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扭转长期主导的“左”行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结束的时代，打开一个新的时代的“经济建设的中心，一个全面的改革和开放。自那以后的30年，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改革和开放的创新实践，已书面自我改进中国民族，顽强斗争的史诗，中国??人民的面前，社会主义的中国，面对，面对的中国共产党了地方史性的变化。的改革和开放不仅给中国，是世界上最人口最多的文明古国，重新获得活力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创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了伟大的历史，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30年来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事实，一个心脏和一个心中，锐意进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悠久的30年的创造性活动。建国后，我国人民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显着。30年的改革开放调动的积极性，数以百万计的人，带来了对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是的边缘到今天的总是在世界第四大，进口总额和出口量居世界第三位。人们吃的食物，衣服穿很多人缺乏买一辆车，到国外旅游。从神七飞天，太空行走，从抗震救灾，从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我们进一步看到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 3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革开放是唯一的方式来实现的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的方法中国国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这一重要论断，一个高层次的概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使中国的土地上，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焕发勃勃生机带来更多的好处的人，中国古代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最鲜明的特点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到100年成立的，我们的伟大目标是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纪念30周年之际召开的党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大会上，胡锦涛同志讲话中指出：最鲜明的特点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和繁荣的中国的人，在伟大复兴的中国民族，是促进自我，改善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新能源，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领先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胡书记指出：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建立受益以及超过一亿人在100年成立以来，我们党的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新中国成立100年以来的一个更高层次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时间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集中全党和人民所有智慧，并形成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经验，以开发和使一套原则和政策和工作计划，指导改革和开放上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地打开了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现在我们提出的目标鼓舞人心的，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一代又一代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并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将能够成功地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目标。弹命令沧桑，6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并开设了一个新时代的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数百数以百万计的人开拓进取努力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在使用过程中改革和开放起来和现代化建设强大的国家，的百年老店梦想的民族复兴。在今天的中国，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业务是蓬勃发展，的事业，社会主义中国的特点，显示强大的生命力。日 BR />几十年来，中国有一步一步走向繁荣，儿子和女儿谁生活和工作中安居乐业。青藏铁路，一个几乎是不可能的铁路，中国人做;列车速度的许多倍，以使人们的生活更方便;建设的奥运场馆，奥运会的成功，让全国人民欢呼雀跃...... -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完成的壮举！60年，中国，人口130亿古老的文明成为一个和谐的家庭。在1998年，南方遭遇特大洪灾淹没许多房屋被淹，许多人被水淹没的儿子和女儿的中国国家永恒的爱结束的2007年，当春节将至，突如其来的雪灾阻碍了人们回家的路的决心并没有阻止儿子和女儿的救济; 2008年5月的汶川8.0级地震，震级一次感动了世界各地的建筑是地震震倒，打碎的心脏海豚死亡的家庭成员，但地震不会下降打破了中国的国家渡过难关的儿子和女儿的积极性，我相信，再大的困难，除以13亿，会变成一个小麻烦，然后的帮助乘以1.3亿元，将成为一个大的支持。中国人携起手来，心克服一切困难！六十年来，中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刻了辉煌的一页历史。 2003年，神舟五号发射成功，杨利伟叔叔的千年飞天梦想的中国民族; 2008年，中国首个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在太空中飞行，月亮，嫦娥和兔子; 2008年，翟志刚太空行走的宇航员的神舟七号发射，成为第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的技术是蓬勃发展，并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六月几十年来，新农村建设的步伐越来越快，速度更快。在此之前，农村人的小知识只知道劳动，现在的概念，“越来越多的共同生活和学习，，许多老年人发奋读书。农业不仅要花费的努力，但也充分利用的智慧。越来越多的农村人上了高中，大学，成为建设祖国新一代的智囊团;农村生活，吃不好穿，过过苦日子。现在，农村人的经济能力越来越好，而且都过上了舒适的生活。手机，彩电，冰箱......这些东西，甚至一度认为同一种成为现实。在此之前，农村给人的印象是一塌糊涂。雨，足迹将成为一条水泥路，山上杂草丛生，无人问津......现在，一提到农村人认为新鲜的空气，美丽的山川...改革开放，使农村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我坚信，中国将迎来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孩子上不起学校 2004年，在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3年，1年以上世界平均水平。教育工作者只有7.2％，高学历，但仍然是一个严重短缺的教育投。 2006年在农村地区，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教育是最重要的任务。金融教育支持增长的增长高于财政支出，逐步增加教师工资，生均公用经费，办学条件差，经营困难，地方债券，如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关系会逐步得到解决。 2010年，在全国基本普及9年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将接近100％。 医生心里舒服 过去五年，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由单一的政府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速度最快的突破。但是医疗体制，机制，仍有许多障碍严重公立医疗机构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小病的“药方”，“不分青红皂白地检查，治疗是困难和昂贵的，群众反映强烈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表面将扩大2006年40％的贫困所造成的群众陷入贫困现象将得到进一步遏制，国家将实施必要的经费，支持乡卫生院和县医院的建设，为客户提供农民 保证饮用水肉 2005年，为加强污染控制与安全廉价的基本医疗服务，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的城市贫困人口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保障。和生态保护，促进区域污染控制重点流域的工作和努力，以解决严重危害人们的健康和安全环境的污染，特别是水质污染，空气污染和其它问题，国家关闭了15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小企业，实行工业污染源限期达标排放，2006年，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新鲜的空气，已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目标之一。该国使明确，到“十一五”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环境友好型社会已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支持的“保护伞” 前10个月，中国的88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被创造在城市地区，“十五”期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40万人的目标已实现提前完成。不过，中国已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高峰期，未来几年，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距将达到每年13万至14万人。未来，企业将集中向社会富余人员，该国也将建立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指标体系，“十一五”期间将有45万个新的就业岗位的歧视性就业协议将被禁止，优化就业环境已成为一个政府工作的重要因素。 居者有其屋计划 2005年，国务院，多部门的联合倡议，以规范房地产市场的统一部署下，以获得更好的市场秩序，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房地产价格仍然是“上级”。在中央政策的贯彻执行，稳定住房价格，将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方向，朝路边投资控制投资引导合理消费，价格平稳，投机行为将得到遏制，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将得到更多的关注，而价格将在更大范围的与人民群众的对接。 安全感 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离退休人员社会保险费19年来增加了119倍。然而，中国的公共养老保险覆盖面占人口的15％，一部分退休人员生活窘迫，农村老人基本不享受社会保障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断提高企业员工，把重点放在非公有制企业，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保险工作，基本养老保险。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将逐步扩大，国家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越来越多的人将生活的安全感，生病的医生的生活。 共享发展成果 />我们的人民作为一个整体，以实现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现在帐户对于该国总人口的20％，的最贫困人口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的收入，而在总份额的20 ％的人口的最富裕人口的收入或消费高达50％。在2006年，政府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国家财政支出的结构开始，建立农业支持保护体系，让公共服务惠及农民;未来的，额外的财政资源将集中在农村，农业和农民，而且增长也大大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大规模发展的西部地区的投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的崛起和其他战略举措，也将加快步伐，共同繁荣。 农民工能否拿到工资 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及时，各地陆续清偿债务的农民工工资行动。截至2005年9月，全国累计完成的工程项目拖欠工程款结算前2003年的141亿人民币，占75.82％的欠款总额，但忽略了对利益的农民工仍时有发生的现象，工人环境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在2006年，农民工，全面，成为了薪水，在所有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的水平。随着国家有效加强对企业的监管，业主行为将得到进一步规范，在新项目建设拖欠工资的现象将得到遏制，进城务工的农民将更加宽松的环境。质量的生活更 BR />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居民平均出行率达到了84.8％，文化产品也大大丰富。人的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上升，仍然是不完整的文化服务网络，一些景点高昂的票价仍然让人们“观景楼却步。”2006年，让普通百姓看得起的风景，享受更好的生活质量，空间留下更多的思考和努力，政府改革的推进。的文化体系，人们将享受到日益复杂的文化服务，极大地扩展了在农村地区，剧院，文化中心，图书馆和其他设施的普及，农民的传统观念的日常生活。
我的家乡——保定 我的家乡我的家乡保定是一座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古城，这里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也有许多珍贵的建筑。直隶总督署就是我们保定的名胜之一，始建于洪武年间，初为保定府署，永乐年间为大宁都司衙署。自清雍正八年，直隶总督驻此，1730年灭亡。在中国近代史上，直隶总督署与不少事件直接相关。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如火，保定市义和团运动的重要中心。同年的十月英法德意四国侵入保定，占领总督署，李鸿章“以礼相待”，撤离总督署，任侵略军烧杀抢掠。然而，侵略者在大堂“拳匪”杀洋人，烧教堂的罪名嫁祸于人，将廷雍，沈家本处以极刑，枭首示众。原来直隶总督署的历史是如此的文化深刻呀！ 美丽的古莲花池也是保定八大名景之一，初名为“雪香园”，称“涟漪夏绝”。信步莲池，随处可见佳景。园中最大的是假山，由南北两塘的东渠环抱。山上怪石林立，远看有的似玲珑宝塔，有的像仙鹤鸟颈，有的如猿骚耳，有的如骏马奔驰……山顶有观澜亭，下关北塘参差错落的莲叶，如涛波澜。洞中及洞内岸壁上，有乾隆的即景石刻壁山西有座白石桥原名“绿野梯桥”与赵州桥有异曲同工之妙，桥沿向东，可同竹林深处的寒绿轩，向西，可通去中心岛的藻咏亭，浏览周围，各有佳妙，“莲叶托桃”是园中独特造型。
回望祖国大地，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了。30年来，从城市的景色面貌到普通人的着装饮食，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真真切切地目睹和感受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巨变。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是我们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心同德、锐意进取，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性活动的30年。 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中国社会实现了由封闭、贫穷、落后和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和充满活力的历史巨变。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基本达到小康、主人翁意识显著增强、受教育水平和文明程度明显提高，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不断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成效显著、社会整体文明程度大幅提升等等，这一切只用了30年时间，被称为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而这一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13亿中国人民。13亿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根本改变，这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的30年光辉历程，使我们这个过去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成就，想变化，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育、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国际地位和声望不断增长，这使得我们更有信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有信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有信心履行好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 这个季节，正是农村下谷种稻的季节，也是农民三夏大忙的季节。30年前，当拖拉机第一次驶入农村时，农民群众还十分好奇。而现如今，传统的耕作方式正逐渐被轰鸣的拖拉机、收割机等农机所代替，许多农民已不再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农民买拖拉机或汽车，已不再稀奇。而现在在城里，购买轿车已不再是遥远的梦想，在宽阔的道路上，“大众”“尼桑”等品牌家用轿车正自由地疾驰，体现出了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公民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 30年前，居民的生活方式是“四世同堂十平米，五代家人居陋室”，今天，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农民们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楼，城市居民更是从以前的平房转变成现在的小高层，复式住宅，人们的居住都向着“更高大，更宽敞，更环保”发展，处处折射出人们住房条件的极大改善，空调、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现代家用电器一应俱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离不开的‘缝纫机、黑白电视机、自行车’等‘老三件’，如今都已换上了高档的家庭电器了。试想30年前的夏季，人们只能靠摇着蒲扇来解暑，如今也被空调所替代了。 30年前，由于家庭收入不高，有限的资金主要是优先考虑吃饭，加上国家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生产能力十分有限，普通居民上班、出行只能靠两条腿，极个别家境较好的才有可能用自行车代步。如今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大发展、大飞跃，城市基础道路建设、交通设施大大改善，人们平时上班、出行的工具更是多种多样，近途有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公交车、私家车，出远门地上有火车、汽车，天上有飞机，水路有轮船，可随意挑选组合，使居民时时处处感受到方便快捷。 30年前，人们的娱乐方式非常单一。改革开放后，国家大力提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精神文明得到很大发展。影视歌舞、读书看报、琴棋书画、花鸟虫鱼、上网冲浪、旅游远足、运动健身等这些过去属于富人的娱乐项目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大大丰富了百姓的业余生活。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国家医疗制度的改革，从建立健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再到遍及城乡的卫生服务体系，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得到较好的诠释，“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成为可能。许多居民家庭没有后顾之忧，不再害怕得病，加之家庭收入和生活条件飞速提高，居民平时从细微之处开始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从过去的“大病小治、小病不治”的现象有了较大改变。 三十年努力拼搏，三十年沧桑巨变。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改革开放，使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明天会更好，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富足！
服装轮廓即服装的逆光剪影效果。它是服装款式造型的第一视觉要素，在服装款式设计时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其次才是分割线、领型、袖型、口袋型等内部的部件造型。轮廓是服装流行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装饰，又增加了魅力和流行因素。西方古典服装的外形强调横向感觉，常采用横向扩张的肩部轮廓、各种硬领、轮状领、膨胀的袖型、庞大的裙撑、重叠的花边和花朵以及浆过的纱料和各部位的衬垫，使服装线条产生夸张和向外放射的效果。为了表现三维效果，装饰与整体结构造型必须相对应，强调立体感和空间感，装饰手段是借助各种立体物如穗饰花结、荷叶边、金银丝带、褶裥、切口等点缀服装表面。前3200年——前525年，采用的装饰多为青铜臂饰，颈环，手环，脚环黄金面具。古代西亚时期，男装大多喜欢用有流苏的大围巾包缠，而起到装饰作用。在古希腊，男子束腰，待羽毛帽；女子则穿紧身、袒乳的喇叭裙。中世纪的西欧国家穿衣比较朴素，但流行在外衣上挂放小物件的小袋子。16世纪的女性穿钟型的裙撑，裙子膨起，裙裾拖地。17世纪上瘦下宽，背后褶的篷巴杜裙。大革命时期，裙撑开始变小，趋于简朴。19世纪女性服装的体态轮廓，在50年代为“半球型”，60年代为“直角三角型”。1825-1850 这个时期两性服装的潮流到达一种荒谬的定点。男性服装清一色是未经装饰的黑色烟管状服装；女性则持续使用裙撑架，利用褶皱及蕾丝等把自己过度装饰得像个会走路的婚礼蛋糕。由于缝纫机的发明，还有打版书和系统的散播，这个时期不论男人和女人的服装都变的更为复杂。虽然男人的衣服外在看来简单却需要更复杂的剪裁来使服装线条更为贴近身体线条 1850年，女性采用Hoop Skir取代以往又重又热又大又不卫生的衬裙，使得她们的双脚有更多活动的自由，而她们对于这服装上一点小小的改革感到满足。这种Hoop Skirt可能会露出女性的双脚，因此她们必须采用The Bloomer Costume内搭的长裤，而且在初期这些裙撑架是以坚固的铁制成的，这种服饰使男性受到惊吓并企图阻止这样的流行继续下去。Hoop Skirt的材料也很快地从坚固的铁制成到有弹性的钢丝，这使得裙子可以越来越轻。在1850-1865年间，女性服饰的轮廓变得更大和趋于水平线在过去所有的线条都是向下拉的。 到了1860年，hoop实在是太大了因而它的发展也受到限制，于是hoop的形状逐渐变成圆卵形加上在背后大量拖曳的裙摆。1866年，hoop的size逐渐缩小但仍维持圆卵形，直到1870年渐渐演变为所谓的Tornure或是Bustle。这样的演变使得女性的体型姿势向前倾斜，就像一艘船的船头一样。此时最特别的是，女性的裙撑架，出现“前扁后膨，强调臀部”款式造型的变化。1860年的crinoline如钢般坚挺，从1864年起，用三角形布拼缝起的裙子使得裙宽达到一种良好的状态。 1870年，本时期初，女子穿着“臀垫”以达到“强调臀部突出”的造型。在1875年之后，女性则转而流行“紧身与拖曳裙”款式的造型，并强调腰部以下背后华丽的装饰。 20世纪前期，女装由强调S到不强调S。1910年发表蹒跚裙。女裙第一次开叉。三十年代年，裙长缩至膝盖，泳装保守。设计无束腹宽松式，自由，简洁，女性解放。四十年代：女装男性化，六、七分裤流行。六十年代中性服迷你裙一度盛行。八、七十年代，女子喇叭裤和牛仔裤成为主流。迷你裙也被热裤代替。80年代后现代主义盛行。审美观逆转，男子开始穿裙装。90年代，圆领，袖口收紧，下摆有边饰的长衫一度流行。
浅析中国历代服饰与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 万年。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本文章将从中国历代服饰的介绍，探讨服饰文化体现的本色品味的经典风情和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以及阶级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原始社会服饰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1.9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商周服饰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 ，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春秋战国服饰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秦汉服饰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魏晋南北朝服饰魏晋和南北朝时期 ，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隋唐服饰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 ，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宋辽夏金元服饰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 ，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戴笠子帽。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明清服饰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 ，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 ，遂以朱为正色 ，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 ，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汉服的概念 汉服即汉族服饰的简称： 主要是指明末以前，在自然的文化发展和民族交融过程中形成的汉族服饰。 汉服作为一种独立服饰体系，在历史的传承与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民族风貌，即已形成了鲜明的风格特色，并且明显区别于我国其它民族，及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服装，更与现代服饰在制式风格上有着质的不同。 汉族服饰博大精深。因为其历史悠久，应用地域广泛，并在不断的创新与融合中发展演变，使得对中国服饰研究较少的人难以把握，而作为一个大的服饰体系，不能仅以表象和简单的制式来界定汉服，而应以其主导风格为界定标准。 所以汉服的界定标准可以用以下文字进行表述：“上溯炎黄，下至宋明，汉(先秦时期则为华夏)族人民所穿著的服饰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自然发展演变而形成的一种明显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系列服饰的集合。” 如此界定汉服—汉民族的传统服饰，主要基於以下三点性质的考虑： 第一：汉服的民族性，即汉服是汉民族的服饰。而中国古代胡人所穿的服装不能称为汉服。民族是个整体的概念，所以一个汉族人所穿的胡人的服装，也不能称其为汉族的传统服饰。 第二：汉服发展的传统性，而传统又必须分为两方面，即传承性与统一性。汉服的传承性表现在:汉服的源流可以追溯到中国上古黄帝时期，并一直保留风格传承而不断的发展演化。汉服的统一性表现在从黄帝时期到宋明，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在历时近五千年的时间跨度，和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空间广度上，所有汉族人的服饰在其主流中拥有的共同特点。即以右衽、大袖、深衣为典型代表。 第三：汉服发展的自然性，即非外力强制下，汉人自觉自愿的情况下，通常不易被人们明显觉察到的自然的发展，这也是一般事物或文化发展的常规规律。而汉服发展的自然性，更是一个民族传统服装的传承性的基础，即某一事物或文化，在其自身正常的发展轨迹之下的正当发展演变的方向。其方向，可以通过一般的规律，向前追溯其源头，也可以向后预测其发展方向。 以此界定下，中国古代，除了清装外，只要是明末以前的汉人所穿的服装，不论样式、地域、融合、分化、发展，都可称为汉服，而现代古戏装，除清戏装以外，虽然与古代有所区别，但也是依照传统风格合理改制而来，所以也可以称为汉服。而汉服，用肉眼是很容易将其与其它民族的传统服装(包括满装、洋装、现代装)区分开的，现在这种汉服，又多被称为“古装(除清装外)”。 清朝的服饰，向前追溯，来源于满族的服饰，向后观察，也非汉服传统。所以虽然是汉人所穿，但不符合汉族传统服饰的“传统性”要素，所以不能划入汉服范畴；而今天汉人所穿的服装，其源流主要是来自西方，“唐装”马褂、旗袍等主要(要分清主次)源流来自满族的传统服装，所以不能称为:汉族的“传统服装”。即要分清，一个汉族人所穿的服装和汉民族整体的传统服装之间的区别。 汉服的来源 由于我们是一个慎终追远的民族，所以尽管商周确实存在过较为接近对襟的式样，但整体上我们一直保留了祖先最初的选择……这是交领右衽的由来。至于长袖和宽袖，可能是在财富积累后上层产生的习俗，但由于当年孔子重视大袖（缝掖之衣）所以成为了士人装饰的必备元素和突出特征（当然，也反应了我们的生活观念）。 约五千年前，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人们的生活日趋稳定，产生了原始的农业和纺织业，开始用织成的麻布来做衣服，后又发明了饲蚕和丝纺，人们的衣冠服饰日臻完备。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原始社会的解体，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出现了一个质的变化，从无阶级社会过渡到了阶级社会。从此，衣冠服饰便成了统治阶级"昭名分，辨等威"的工具。黄帝时代冕冠的出现标志着等级的差别．开始有了区别贵*的黼黻，尊卑贵*，各有分别，服饰制度逐渐形成。 汉服的基本特点 男装的式样： “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传下来的大襟右衽交领宽袍大袖博衣大带那种（秦汉服饰为代表），延续了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蒙元、明，并影响了日本，朝鲜等国。日本和服最常见的式样便是如此。 自隋唐开始盛行的圆领衫（唐太宗李世民所穿） 延续了唐、五代、宋、 蒙元、明，并影响了日本，朝鲜等国。宋太祖，明太祖所穿均是这个类型服饰。至今日本天皇出席某些场合穿的服饰就是这种汉服的变种。 女装式样相对稍多些，但基本式样大体也只有两种 大襟右衽交领这种（同样以秦汉服饰为代表）。 隋唐兴起的大襟低胸这种，同秦汉深衣不同的是服饰分为上衣下裳，不再像深衣那样衣裳连在一起。这两种女服式样对宋明时期以及日本朝鲜的民族服饰（女服）影响非常大。隋唐时期汉族妇女也穿过窄袖紧身翻领的胡服，但那些胡服基本是作为流行服饰来穿的（或者说是出于猎奇心理），并不是汉族传统民族服饰。宋明时期汉族妇女也穿过一些别的式样，但影响并不广。 大家看到了秦汉唐宋明服饰某些地方有些不同，但主体部分相同。西汉的深衣和明朝的汉服基本式样是相同的，只是在细枝末节上不同。共性是大襟右衽交领宽袍大袖博衣裹带。其实象大襟右衽交领宽袍大袖博衣裹带那种汉服在唐朝时期汉人依然在穿，不过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北方以圆领为主，而在吴越地区则两者兼顾，宋明类似。日本和服就是在飞鸟奈良时期（中国唐朝时期）引进汉人服饰发展成为今天的日本和服。 汉族服饰的风格是怎样的呢？如果我们把汉族同欧洲民族相比的话，我们会发觉二者在许多方面都呈现明显的不同。汉族服饰几千年来的总体风格是以清淡平易为主。汉族古代的袍服最能体现这一风格，这种袍服的主要特点是宽袍大袖，褒衣博带，形制虽然简单，但一穿到人身上便各人各一样，神采殊异，可塑性很强。我们现在虽然不能见到这种服装的千姿百态的原型，但我们还是可以从汉代的帛画和魏晋隋唐遗留下的一些人物画中窥其神貌之一二——形制简单的汉装大衣附着在不同体态的人物身上顿时具有了一种鲜活的生命力，线条柔美流畅，令人浮想联翩。朴素平易的装束反而给他们增添了一种天然的风韵。袍服充分体现了汉民族柔静安逸和娴雅超脱、泰然自若的民族性格，以及平淡自然、含蓄委婉、典雅清新的审美情趣。 汉服的流变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男服）： 服饰大致沿袭商代的服制，只是略有变化。衣服的样式比商代略宽松。衣袖有大小两式，领子通用矩领。这个时期的服装还没有扭扣，一般在腰间系带，有的在带上还挂有玉制的饰物。当时的腰带主要有两种：一种以丝织物制成，叫“大带”或叫“绅带”。另一种腰带以皮革制成，叫“革带“。女服则曲裾袍服。曲裾深衣与其他服装相比，除了上衣下裳相连这一特点之外，还有一明显的不同之处，叫“续衽钩边”。“衽”就是衣襟。“续衽”就是将衣襟接长。“钩边”就是形容衣襟的样式。它改变了过去服装多在下摆开衩的裁制方法，将左边衣襟的前后片缝合，并将后片衣襟加长，加长后的衣襟形成三角，穿时绕至背后，再用腰带系扎。 秦代服饰：秦尚黑，所以秦的服饰标准色都是黑色。但式样依然是大襟右衽交领这种。基本沿袭战国时期。女服则曲裾深衣，秦汉时期曲裾深衣不仅男子可穿，同时也是女服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服式，这种服装通身紧窄，长可曳地，下摆一般呈喇叭状，行不露足。衣袖有宽窄两式，袖口大多镶边。衣领部分很有特色，通常用交领，领口很低，以便露出里衣。如穿几件衣服，每层领子必露于外，最多的达三层以上，时称“三重衣”。 西汉服饰汉代男子的曲裾深衣 。汉代的男子的服装样式，大致分为曲裾、直裾两种。曲裾，即为战国时期流行的深衣。汉代仍然沿用，但多见于西汉早期。到东汉，男子穿深衣者已经少见，一般多为直裾之衣，但并不能作为正式礼服。 汉代曲裾深衣不仅男子可穿，同时也是女服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服式，形象在资料中有很多反映。另外，汉代窄袖紧身的绕襟深衣。衣服几经转折，绕至臀部，然后用绸带系束，衣上还绘有精美华丽的纹样。汉代的直裾男女均可穿着。这种服饰早在西汉时就已出现，但不能作为正式的礼服。至东汉以后，直裾逐渐普及，并替代了深衣。 魏晋南北朝服饰 ：男子的服装有时代特色，一般都穿大袖翩翩的衫子。直到南朝时期，这种衫子仍为各阶层男子所爱好，成为一时的风尚。魏晋时期妇女服装承袭秦汉的遗俗，并吸收少数民族服饰特色，在传统基础上有所改进，一般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款式多为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口肥大，裙为多折裥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从而达到俊俏潇洒的效果。 唐朝服饰： 汉族男服的另一个式样-----圆领窄（宽）袖袍衫。头上的幞头又称袱头，是在汉魏幅巾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首服。唐代以后，人们又在幞头里面增加了一个固定的饰物，名为“巾子”。巾子的形状各个时期有所不同。除巾子外，幞头的两脚也有许多变化，到了晚唐五代，已由原来的软脚改变成左右各一的硬脚。唐代文吏服饰--唐代官吏，除穿圆领窄袖袍衫之外，在一些重要场合，如祭祀典礼时仍穿礼服。礼服的样式，多承袭隋朝旧制，头戴介帻或笼冠，身穿对襟大袖衫，下着围裳，玉佩组绶等。唐朝汉族女服另一基本服饰，上襦下裙。对后世女服影响很大。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 后面还有 是这里的很详细的一下还有点 你可以看看
一部人类服饰演化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感性化了的人类文化发展史。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过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我们的祖先在与猿猴相揖别以后，披着兽皮与树叶，在风雨中徘徊了难以计数的岁月，终于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一个物质文明。然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衣冠于人，如金装在佛，其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沉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的精神文明内涵。 原始社会服饰(公元前21世纪之前) 战国时人撰写的《吕氏春秋》、《世本》及稍晚的《淮南子》提到，黄帝、胡曹或伯余创造了衣裳。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1.9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商周服饰(约公元前16世纪～前771年) 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 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服饰(公元前770～前221)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成为趋势。 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可能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深衣剪彩独特，衣与衫相连在一起，制作时上下分裁，中间有缝相连接，用途最为广泛，隆重程度仅次于朝祭之服。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推行“胡服骑射”。胡服指当时“胡人”的服饰，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的服装有较大差异，特征是衣长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 秦汉服饰(公元前221～公元220) 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qiān]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 公元前202年，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定都长安， 汉初统治者汲取秦亡的教训，对农民采取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一般制度多无太大改变，冠服制度，也大都承袭秦制。直至东汉明帝永平二年，才算有正式完备的规定。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 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相传汉朝赵飞燕被立为皇后以后，十分喜爱穿裙子。有一次，她穿了条云英紫裙，与汉成帝游太液池。鼓乐声中，飞燕翩翩起舞，裙裾飘飘。恰在这时大风突起，她像轻盈的燕子似的被风吹了起来。成帝忙命侍从将她拉住，没想到惊慌之中却拽住了裙子。皇后得救了，而裙子上却被弄出了不少褶皱。可是说来也怪，起了皱的裙子却比先前没有褶皱的更好看了。从此，宫女们竞相效仿，这便是当时的“留仙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