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价值”：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读钱箭星 肖巍本文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读“自然价值”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建立在“劳动”这个人类本质活动前提上的价值讨论，旨在揭露资本产生剩余价值的奥秘，表达了鲜明的理论立场，这与今天人们对于自然价值的哲学经济学分析“路径”不同。因此，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有关论述，避免望文生义和实用主义的误读就十分重要了。一先来看看马克思是如何看待自然价值的。第一，自然有使用价值，但本身并无价值：“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这就使一个物可以对人有用而不必是人的劳动的产物。例如，空气、天然草地、处女地等等”（马克思，1983年，第17页）。自然（物）的有用性也就是有使用价值。“商品要成为价值，首先必须是效用”（同上，第23页），构成商品价值的必要条件是有用（有使用价值），没有用就没有价值；但有用并不一定就有价值，价值的唯一源泉是人类的劳动，没有劳动便无从产生价值。“土地不是劳动的产品，从而没有任何价值”；瀑布等自然力，也“没有价值，因为它本身中没有任何物化劳动”。（马克思，1975年，第702、729页）第二，自然和劳动共同创造的是物质财富的使用价值。自然是在劳动产品中扣除了各种有用劳动后还剩下的“物”，它们是某种不依赖人的、天然的东西。人类通过劳动改变物质的形态，但“他在这种单纯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马克思，1983年，第19-20页）。这里讲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的产生。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现在谈论的自然价值其实都是自然的使用价值，这两个表述往往被混为一谈，造成了相当的混乱。包括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分歧即在于自然（环境）究竟只有对人来说的使用价值，还是本身就有不依赖于人的价值（即内在价值）。不弄清楚这些概念的确切含义和“语境”（context），恐怕永远也争不出什么名堂来。第三，自然虽然没有价值，但特殊的占有关系却可以使之有一个“虚幻的价格形式”。自然力的利用都可以带来超额利润，但是“自然力不是超额利润的源泉，而只是超额利润的一种自然基础，因为它是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马克思，1975年，第728页）。对自然力（譬如土地）的占有形成了一种垄断，利用它所产生的部分利润或超额利润就落到了土地所有者手中。这里土地所有权并不是创造超额利润的原因，而是使这一部分利润被土地所有者占有的原因。而自然之所以有价格，是因为“在它背后隐藏了一种现实的经济关系”，“不外是资本化的地租”。（马克思，1975年，第729-730页）这就引出了自然的所有权问题：“创造这种权利的，是生产关系”，而不是自然本身。自然并不属于任何人，“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同上，第874-875页）概括地说，由于私有权（所有权）的出现，自然物具有了某种“归属”，才可以“定价”。马克思所讲的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他用“抽象人类劳动体现或物化”来说明价值的形成；而人的一般劳动又对象化于“物”（其实是一切可交易的对象）的效用中，体现在各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中。而且，“物的价值则只能在交换中实现，就是说，只能在一种社会关系中实现”。“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马克思，1983年，第6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0页）在一个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里，没有商品，劳动甚至也不表现为价值，自然就更无所谓有没有价值了。但是，私有权关系的出现，使自然成为可占有的对象；而资本主义又把这种关系放大到了极致。在早期人类社会，自然物是公共的，也不稀缺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一些自然物不在私有范围内，属于无竞争、不排他的公共物品（ public goods），它们或难以界定具体的产权（所有权），如海洋；或因为丰裕充沛而不稀缺，如空气。但更确切地应称之为准公共物品或拥挤物品（quasi�public goods or crowded goods），对它们的消费在一定范围（可能相当大）内，其表现很像纯粹公共物品，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的同样消费；但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度，就可能减少对于所有消费者的效用，而产生负效用。许多环境问题就属于这种情况。。后来，大量自然物，如山川、草地、矿藏有了归属，比较明晰的产权（所有权）关系才使人们可以进行自然物的交易，这些本来没有价值的东西便有了价格的形式。但马克思坚持认为，加入生产而无需代价的自然因素，不论在生产中起了什么作用，都不构成资本的组成部分，而只是无偿的自然力。以采矿业为例，矿石原料就不是预付资本的组成部分，劳动对象也不是过去劳动的产品，“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这种无偿的自然力，像一切生产力一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马克思，1975年，第840页）。而资本一旦把劳动和土地（代表自然）结合起来，就表现为一种无限膨胀的能力。二时下有关自然价值问题的讨论，有的论者赞成马克思的观点，认为自然（环境）资源本身没有价值，但可以有价格；自然被占有者赋予了价格，它才取得了商品形式，而不是相反。自然价格的内在依据即在于它天然地具备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的属性和功能，具有效用或使用价值，自然资源因此而转化为经济资源；而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则构成了自然价格的外在依据。（参见刘文、王炎庠、张敦富）自然价格的内在依据在于自然有效用，但我们对此不应仅仅作经济学上的理解，因为它还包括了其他如生态学、社会学、美学意义上的效用；而自然价格的外在依据表面上是供求关系，实际上是自然资源稀缺性和现行生产关系及所有权之间的“摊牌”。正如马克思所说，“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土地所有权本来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剥削土地，剥削地下资源，剥削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马克思，1975年，第715、872页）但土地价格（地租）这个形式所隐藏的现实生产关系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万古长青的，“一旦生产关系达到必须改变外壳的程度，这种权利和一切以它为依据的交易的物质源泉，即一种有经济上和历史上的存在理由的、从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产生的源泉，就会消失”。（同上，第874-875页）然而，人们却把“在资本主义生产（这种生产在它的整个范围内都是商品生产）基础上共有的现象，当作地租的（和一般农产品的）特征来理解”（同上，第717页）。这就混淆了价值的价格表现和某种占有关系下价格形式的本质区别。马克思认为土地是自然资源的载体，并用土地代表自然，因为能够被人垄断的自然力，总是和土地分不开。“如果完全抽象地考察劳动过程，那么，可以说，最初出现的只有两个因素——人和自然（劳动和劳动的自然物质）。……这样，土地和劳动似乎是生产的原始因素，而专供劳动使用的产品，即生产出来的劳动材料、劳动资料、生活资料，只是一种派生因素。……把生产分解为两个因素，即作为劳动的承担者的人和作为劳动对象的土地（其实就是自然），这也完全是抽象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09页）事实上，人们也正是通过土地价格（地租），最早最直接地了解自然的效用和稀缺性的。还有的论者认为自然过去没有价值，但现在有了价值，或者说自然价值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例如现在天然林保护投入了大量人类劳动，森林这种自然就有了价值；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如石油、矿产的勘探、测量和管理，这些劳动耗费都创造了价值。（参见：王松霖 主编；钱阔、陈绍志 主编；许晓峰、李富强、孟斌）这里的问题是，有人类劳动参与的自然是否可以代替整个自然？如果只以现在投入自然的劳动量来计算自然的价格，自然价格就可能被低估，甚至根本就没有价格。且不说在扣除了各种活劳动之后总还是有一个对象自然，有劳动代替不了的自然力；自然也不是因为投入了劳动以后再去“估价”的。许多自然物（如原始森林）对人类的正效用恰恰是通过它们遭破坏所产生的负效用体现出来的。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其实还是自然报复的“功劳”；这种报复的积极结果是促使人们为自然物提供了一个能够反映（这取决于人们当时的认识水平）其效用和稀缺的价格，而不仅仅看其中是否包含了劳动，包含了多少劳动；并进一步通过价格机制来约束人们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调节自然资源的供求矛盾。这里既有供求规律的顽强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人类自然意识的醒悟。而且，土地（自然）的价格并非一成不变。“地租的量（从而土地的价值）作为社会总劳动的结果而发展起来。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地产品的市场和需求会增大；另一方面，对土地本身的直接需求也会增大，因为土地本身对一切可能的甚至非农业的生产部门来说，都是生产竞争的条件。”“不仅人口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住宅需要的增大，而且固定资本的发展（这种固定资本或者合并在土地中，或者扎根在土地中，建立在土地上，如所有工业建筑物、铁路、货栈、工厂建筑物、船坞等等），都必然会提高建筑地段的地租。”（马克思，1975年，第717-718、872页）当人们发现自然资源稀缺了，价格就随之上涨；而为了储备资源和保护环境，譬如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都要投入劳动，自然资源的这种再生（产）过程就必须支付劳动成本。至于那些目前还没有劳动参与的自然（譬如荒野），则应在公共环保政策中考虑它们的价格。重要的是，“经济的再生产过程……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39页）。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仅消耗了自然物质，还降低了自然的质量，自然的生态系统因此就需要有一个休养生息的过程，人类要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这个概念来自生态学），就必须对自然生态系统提供必要的补偿，包括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扩展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也因此提上了议事日程，即这种补偿不能仅限于两大部类之间的补偿，还必须考虑对自然的补偿。具体说来，就是在产品价格中必须追加环境损耗的成本。当代人在确立自己的发展目标时，应尽量避免给后代人造成环境损失的行为，如果这些行为不可避免，就必须采取合适的“储蓄”、“贴现”方式进行补偿。马克思说得好，人类“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马克思，1975年，第875页）；否则，就不可能有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马克思曾经意味深长地指出，如果劳动本身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那就是有害的、造孽的。把劳动与创造财富相提并论不是马克思的思想。一味追求财富而破坏自然的劳动创造出来的经济价值，与它造成的环境损失比起来，对人类的总福利是一个负数；它所产生的“有害的、造孽的”效果不但使发展不可持续，甚至可能危及人类的生存。英国学者皮尔斯等人将环境资源的价值分为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直接使用价值比较容易理解；间接使用价值类似于生态服务功能；选择价值是人们为保护某种自然资源以备未来之用所预支的费用，类似于保险费；存在价值则意味着环境资产的价值评估，如原始森林具有很高的潜在性存在价值，人们就愿意投资保护它。国内许多著述也采纳了这个观点。（参见：皮尔斯、沃福德；王伟中 主编）其实，“价值”（value，德文Wert）通常反映了人们的主观评价和偏好，而环境价值的分类则是人们在与自然打交道过程中不断深化了对自然效用的认识，或者说不断发现了自然新的使用价值。人们之所以“在观念上和语言上”赋予自然以价值，是因为自然具备了满足他们需要的属性，“然后人们也在语言上把它们叫做它们在实际经验中对人们来说已经是这样的东西，即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使人们得到‘满足’的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6页）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对自然的需要层次发生了变化，人们藉以满足这些需要的活动形式也大大丰富了：自然不仅可以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而且还提供了满足人类发展、安全、美感等等需要的功能；不仅满足了这一代人的需要，而且只要善待它，就可以满足人类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国内有关劳动价值论的热烈讨论中，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在原始社会，价值的唯一源泉是劳动，“这倒不是说在那种条件下没有花费土地等其他要素，而是说劳动以外的要素均不要求支付代价，它们是无偿的。至于为什么无偿，则可以从生产资料的原始公有制和当时自然资源不具有稀缺性中得到解释。劳动价值论通常就是从所假定的这种条件中得出来的，并且能够对这种条件的生产价值决定提供解释，但是也仅仅适用于这种条件”。（晏智杰，第15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价值的生产要素相继扩大到了土地、资本、经营管理和科学技术等等，劳动价值一元论就应扩展到生产要素多元论。但是，这种观点对于未将环境因素充分计入生产成本、普遍低估自然价格并突出地表现为有关环境的“市场失灵”现象，还不能作出有力的解释如果不能解决自然资源的稀缺租金问题，它们在市场中的配置就一定是低效率的；稀缺租金反映了由资源量减少带来的外部效应，因此增加了开发成本。。人们扩大劳动价值论内涵的尝试无可厚非，但这些尝试必须基于准确理解马克思有关价值论的研究方法上，否则就只能作出郢书燕说的“发挥”。马克思的讨论是从简单商品关系开始的，排除了商品以外其他经济关系和劳动以外其他生产要素；之后分析了使用价值和创造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再后进一步论述了劳动的体现和对象化，即价值形成的一般。论者因此而认为，“资本主义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它早已越过了以价值为交换基础的阶段，然而我们熟悉的理论体系却是以价值论为基础的，以原始阶段的交换规律为基础去解释发展了的交换规律，这就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一个内在的矛盾，也是从这种经济学必然得出激进结论的根源。价格调节与价值调节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价值源泉的一元化和价格源泉的多元化”。（同上，第38页）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重温一遍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所作的一个说明：马克思是在“历史的和逻辑的形成过程中”讨论这些问题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他要从简单商品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出发”（马克思，1975年，第17页）。遗憾的是，这个说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三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就提到一些人的“误读”：“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或许存在着对一个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出的问题的重要回答（马克思只是在积累了表述这一回答所必要的大量图象时，才能够表述出这一回答，即通过‘表述’ 和各种表述形式作出的回答），那么这是因为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掌握一个使他能够思考他带来的结果的概念，即结构对它的各个要素的作用的概念。当然，人们会说这只不过是一个词的问题，只不过是少一个词而已，因为与这个词相应的对象是完全存在的。事情固然是这样，但是这个词是一个概念，而结构缺乏这个概念会在马克思的某些特定的表述形式以及某些与特定表述形式相一致的叙述中表现为某些理论结果，而这种理论结果又产生其后果。”（阿尔都塞；巴里巴尔，第22页）我们要读懂马克思，就必须注意可能在某个地方发现没有相应问题的回答（如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而在另一个地方却找到了问题本身（如为什么在价值创造中排除了土地、资本、管理和科技等因素）。一方面，马克思用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即抽象劳动来规定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他又以某种空缺或间接方式在价值讨论中为自然留下了位置，有待我们去揭示。马克思摆脱了表面叙述的束缚，“以前一直被忽视掉的其著作的一些新的方面，只有理论的（和实践的）需要到了出现揭示它们的程度时，方可显露出来”（施密特，第93页）。马克思在分析生产价格时，因为土地所有者凭借对土地的垄断所获得的地租并没有参与利润率平均化过程，就没有把土地因素考虑在内；但他又说，“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总是需要一定的空间，并且建筑物在高度上也有它一定的实际界限。生产的扩大超过这种界限，也就要求扩大土地面积”。（马克思，1975年，第880页）可见他并不否定土地因素的作用，而是强调必须在“一定的”阶段、空间和界限讨论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没有自然界，劳动者就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是劳动者用来实现他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进行生产的材料。自然不仅是构成商品使用价值的必要条件（对此人们没有异议），而且也是任何劳动的“物”的基础。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当然是与对人有用、满足人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但并不是说任何有用、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东西就有价值。“‘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价值（Wert）或值（Würde）这两个词最初用于有用物本身，这种有用物在它们成为商品以前早就存在，甚至作为‘劳动产品’而存在。但是这同商品‘价值’的科学定义毫无共同之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6、416页）就自然的效用和稀缺性而言，其使用价值在特定场合下是一个常量，而由于人的需要不断变化，人们认识、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进步，它又表现为一个变量：“我们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马克思，1975年，序言）。自然本来是丰裕的，但人类迟早要失去这个状态，陷入人的需要与自然供给的深刻矛盾中。在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断加速，它们的关系也在不断异化，“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话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3页）。由于自然在决定价值的劳动中地位发生了变化，有关自然价格的目标函数也要修正了。马克思认为，自然价格的修正，大体有三种方式：一是替代方式。某种不需要代价的自然力加入生产，所提供的产品如果可以满足人的需要的话，它就不会在价格决定中被计算进去；而如果不能满足人的需要的话，那就必须有人的劳动来替代，而这个新的要素便加入到资本中去了。（参见马克思，1975年，第840页）自然替代物的价值可以“抵消”原来的自然价格，例如某种人造材料面世后，被替代的天然材料价格就将发生变化。二是根据自然力可能带来的预期收入，凭借垄断占有来获得租金。“凡是自然力能被垄断并保证使用它的产业家得到超额利润的地方（不论是瀑布，是富饶的矿山，是盛产鱼类的水域，还是位置有利的建筑地段），那些因对一部分土地享有权利而成为这种自然物所有者的人，就会以地租形式，从执行职能的资本那里把这种超额利润夺走。”（马克思，1975年，第871页）地租的资本化就是地价，其交易必须建立在创造土地买卖权利的生产关系基础上。许多自然物之被赋予了产权，正是因为某种生产关系创造了自然物买卖的权利。原本没有价值的自然物在这种交易中变成了商品，具有了价格（基本上是凭藉预期收入来确定的）。三是通过“虚幻的”形式使没有价值的东西有了价格，并用人为的目标函数调整这种价格。价值量和它的货币表现（价格）往往并不一致：“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在这里，价格表现是虚幻的，就像数学中的某些数量一样。另一方面，虚幻的价格形式——如未开垦的土地的价格，这种土地没有价值，因为没有人类劳动物化在里面——又能掩盖虽然是间接的但却是实在的价值关系。”（马克思，1983年，第83页）这大致相当于受制于某种目标函数的“影子价格”，它反映了特定社会条件下成本-利润的关系。自然本来不是商品，但“在国家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者（如经营矿山、森林等等）的地方，它的产品是‘商品’，因而具有其他一切商品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4页）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一切商品化，几乎所有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包括实物和非实物形态）都被纳入商品范畴，有价证券、期权指数和环境许可证都不是劳动的产品，但因为有使用价值（满足人的需求的不是产品，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也统统被赋予了价格。在现行生产关系中，将自然（环境）因素纳入价格的目标函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协调短期经济利益与长远环境效益的矛盾。今天，许多国家制定法律政策，明确各种环境资源的产权关系，并通过制定比较合理的自然价格，实施对自然的有偿开采、使用和排污，都是为了协调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这些工作大量涉及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内容，而与马克思旨在消灭私有制、“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15页）的愿望未可同语。参考文献阿尔都塞，路易；巴里巴尔，艾蒂安，2001年：《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刘文、王炎庠、张敦富，1996年：《资源价格》，商务印书馆。马克思，1975年：《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资本论》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1977年、1979年、1998年，人民出版社。皮尔斯，戴维；沃福德，杰瑞米，1996年：《世界无末日——经济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钱阔、陈绍志 主编，1996年：《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经济管理出版社。施密特，1993年：《历史和结构——论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重庆出版社。王松霖 主编，1992年：《自然资源利用与生态经济系统》，中国环境出版社。王伟中 主编，199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态势分析》，商务印书馆。许晓峰、李富强、孟斌，1999年：《资源资产化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晏智杰，2001年：《劳动价值学说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责任编辑：黄慧珍(《哲学研究》2003年第2期)文章出处：本网发布时间：2009-3-23 10:07:46
注意，只有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才是价值。你没有注意在商品中这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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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出了问题，政治也会出问题。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看，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由天灾导致的饥荒和民不聊生，往往会成为引发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从西汉末年直至清朝中后期，历史一直围绕着经济领域的治乱循环为轴心旋转着。即使是现代社会也难以逃出这条铁律的规制。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尼经济陷入困境，引发政治危机，导致统治印尼32年的苏哈托政权于1998年倒台。同样，南美的庇隆、皮诺切特、藤森等政权兴衰乃至苏东剧变，其动因也都在于经济领域的危机。有鉴于此，邓小平在 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 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等论断，明确指出了经济发展对于保持政权稳定和政治安全的决定性影响。当然，另一方面，政治安全问题也可能反作用于经济安全领域，这在苏东剧变以来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的泰国、菲律宾以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的现实政治中都可以找到很好的反面例证。总之，在思考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时，完全可以将其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投射。 意识形态既是政治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任何一个政权，除了依靠国家机器和经济利益两手来维系，统治阶级倡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能否为多数民众接受和尊奉，也是保持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清代学者龚自珍有句 名言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说的就是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对政治安全的重要影响。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于每一个执政党或执政阶级而言，能够产生立竿见影功效的是暴力工具和直接与民众自身相关的经济利益要素，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可能是最不容易引起足够重视的政治安全要素，因为政治安全的积极影响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反映出来的，需要长期持续的资源投入和对政治文化、社会舆论前沿的跟踪和引导，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许多执政集团丧失政权是始于丧失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或公信力。 二、人民利益与政治安全 决定一国政治安全的根本因素，是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那么，一个政权或执政党如何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呢?说到底，就在于它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和福祉。如果能带来利益，人民就拥护，政权就巩固;如果会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就反对，政权就不稳固。我们可以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加深对这一规律的认识。 1949年以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国内政局不稳、战乱不止，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颠沛流离。摆脱任人宰割的屈辱地位，结束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之所在。谁能带领人民实现这个任务，谁就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国家统一、政局安定以后，就要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人民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国民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发展，整个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局面。但由于受特殊的国际环境影响，加上极“左”思想在党内泛滥，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没能得到有效贯彻。运动接连不断，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出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了生产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稳定快速发展，国家政治安全，从根本上讲，还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各项政策。 在人民富裕起来的同时，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持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在中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继承了邓小平使人民富起来的历史使命，继续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致力于解决富起来以后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等问题，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建设的创新发展，也是对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创新发展。 如何在国家发展和人民富裕起来以后，让社会更公平、更和谐，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庆祝建党90周年讲话中，胡锦涛进一步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以后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只要始终坚持代表人民根本利益，防止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这已经成为了全党上下的共识。 通过上述不同历史时期党中央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出一条贯穿其间的红线——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中，以人民利益为最根本出发点，是党始终没有动摇过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可能克服那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在确保社会主义政治的人民性本质的前提下，不断夯实政治安全的基础。 三、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可以按矛盾性质分为两大类：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包括西方敌对势力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内颠覆势力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可以分为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显然，当前影响中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里，中国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使矛盾和问题在短期内集聚。应该说，这些矛盾绝大多数是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引起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导致的，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虽然这些矛盾是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如果不能引起重视并及时予以化解，就有可能不断积累甚至激化，同样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影响中国的政治安全。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的一项根本任务。 而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对政治安全影响最大的，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从根本上讲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但在具体单位、具体问题上干群矛盾、党群问题是存在的。关键是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要善于体察民情，及时发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并努力做好工作，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及时化解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情绪。只要党和政府真正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即使工作中有缺点和不足，也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谅解。 为了防止党夺取政权后蜕化变质，重蹈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的覆辙，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安全问题进行了探索。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同民主人士黄炎培进行了著名的窑洞谈话。黄炎培提出，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浡焉，其衰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国家保证政治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民主。毛泽东在窑洞谈话中提出民主，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 第一，人人起来负责。就是要真正让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也是真正的民主的含义。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党的十七大 报告 也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第二，人民监督政府。现代国家，特别是对于大国来说，除了在基层和一定范围内实行直接民主、协商民主，在整个国家层面，主要还是实行间接民主、代议民主，即人民通过行使选举权，将权力交给选出来的政党和民意代表，由政党组成政府，来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任何国家要发展、要稳定，都离不开政府，离不开公共权力。但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就会腐化变质，损害人民的利益。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英国学者阿克顿提出：权力导致腐败，失去有效监督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古今中外无数的事例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是腐败和暴政的根源，也是影响政治安全的根源。让人民监督政府，用权利制约权力，是防止权力腐化变质，危害人民利益，进而影响政治安全的最有效办法。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从中国的现实看，权力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已经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是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的根源，并直接影响国家政治安全。遏制腐败，跳出历史周期律，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安全，说到底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解决权力来自人民同时又服务于人民的问题，解决权力受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问题。一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就要满足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愿望，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真正把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 渠道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二是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制约权力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方面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强调政权内部的分权制衡;另一方面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用人民的权利制约政府的权力。为此，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经验，更要结合中国实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健康发展的保证。这里特别要强调两点：一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并不矛盾，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从历史和现实看，在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够从根本上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从中国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情况看，要保持政局稳定，更需要一个有权威、有力量的政党来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二是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中，是否有效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是衡量党的领导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在党的领导下，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提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现实路径，也是确保政治安全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看了“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的人还看： 1.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2. 参考文献学术论文格式要求 3.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模板 4. 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国家标准 5. 2017届高校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文献 6. 参考文献格式学术论文
经济学专业参考文献（通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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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时事政治论文要怎么写 在写政治时事论文时可以遵照这一格式来写：即把文章分为三大块,八段文字.第一部分是引论,包括两段：第一段引述时事材料要简练.第二段,在这个基础之上引发自己的感想,作为中心观点,这个观点要用论断的口气,旗帜鲜明,一定要独立成段,不能隐藏前一段的未尾,或后一段的开头.第二部分是本论,包括四段：第一段要用材料做例子加以分析,可以简论.不必要重复引用材料.第二段要从社会生活中,取一个角度不同的例子,进行详论.第三段,从社会生活再取一个角度不同的例子,进行略论,作为扩展面.第四段,在前三段的基础上延伸一下,联系一下社会实践,作为论述的扩展,只点明社会现象即可.不必再论述. 题目没有固定格式,可以直接把你的结论作为题目,也可以就某一现象的认识,感想等等都可以. 问题二：政治论文的格式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 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 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 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川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 5、论文正文： （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 〈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a.提出-论点； 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 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 d.结论。 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 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 （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 （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问题三：政治小论文该怎么写，格式是怎样的 第一阶段：遭遇“错误”， 我倍加珍惜 1995年我考上了浙江师范大学政法系，选择政治教育专业，并非本意。我酷爱体育而且成绩出众但由于身高的缘故不得不放弃！我的志愿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政治专业，却与这个专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当初一心想做老师，所以最后填了服从分配，就入了我最不想进的政治教育专业学习。经过四年的大学学习我取得了本科学历并获得法学学士学位。那是1999年，我被分配在我们县的重点高中――常山一中。说实话，一开始我真不明白该如何教书。虽然经过了4年的专业学习，但拿着课本走上讲台的那一刻，还是感到心里没底、很不自信。可是年轻的我有的是对工作的热情！我刻苦钻研教材、虚心向老教师请教，一直用心坚持着自己“错误”的选择。在前两年的教学中我体会着无限乐趣，苦中有甜。我与学生共同快乐地成长着，并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绩： 2000年《浅谈青年教师心理素质的自我提高》获县教育学会论文评比三等奖；2001年《发散思维能力与政治课堂教学》获县教育学会论文评比二等奖；2001年6月《爱国主义教育读本》获市优秀录像课评比一等奖；2001年11月《爱国主义教育读本》获省优秀录象课评比二等奖。 第二阶段：面对挫折，我不改初衷 2001年由于办学的需要，常山一中初、高中实行分流。而我的编制在初中，自然就只得留在初中部，也就是现在的三衢中学。 一直在高中任教的我一下子碰上许多问题。首先是教学思维难以调整。初中阶段的学生思维方式与高中学生有较大的区别：初中时期他们身心发展迅速，是一个半幼稚半成熟的时期，是独立性和依赖性，自觉性和冲动性相互交错，充满矛盾的时期。我一时适应不了，习惯地用对待高中学生的教育方法和教学方式来对付初中学生。这使我走了不少弯路甚至跟学生产生对立情绪，觉得他们真难教。其次是心态难以调整。我当时很失落：因为三衢中学是一所民办学校，所以总觉得前途渺茫，没有什么值得我奋斗的了，甚至产生了放弃的念头。于是我停驻了前进的脚步，多次与机会失之交臂。就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有一位和蔼可亲的老教师对我说：“你可以不要机会、不要荣誉，到最后你只是个普通教师，这都没关系。但是你不能对不起学生，不能对不起自己，你的工作对象是学生”。就是这一席话，让我在短暂的沉寂后重新振作起来。我知道自己不能对教学有任何松懈，因为每一堂课就是自己的机会，自己的舞台，为了学生磨练自己的舞台。”我开始力争做好这样几件事：“欲求教好书，先做读书人”，与经典为友，倾听书本的声音，读出问题来，读出自己来；在反思中成长；潜心学习教育教学的最新理论和教育教学的最新成果。积极参加学校、县里组织的一些教学教研活动。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努力换来了： 2002年参与衢州市一般规划课题《初中社会课自主问答的环境创设研究》，2003年12月结题并获市三等奖；2002年11月指导学生参加全省小论文评比，骆旖同学《风雨历史人》获省三等奖；2003年10月指导学生参加全市小论文评比，金凤同学《一科都不能少》获市一等奖；2003学年第二学期所带班级参加县期末抽考单科位列全县第一；2003年《初二政治教学案例运用初探》获县教育学会论文评比二等奖；2003年3月首届城区优质课评比获得三等奖；2004年《冷淡、冷漠、冷落》获县教育局教研室德育论文评比二等奖；2004年《关于初中学生参与意识和能力培养的思考》获县教育学会论文评比二等奖；2004年2月获得县初中社会、思想政治学科教师命题大赛一等奖；2004年5月获得县思想政治优质课评比一等奖。 第三阶段：把握契机，我扬帆起航 新课程改革轰轰烈烈开始实施，......>>
中国成立70周年论文参考文献有中华民族何以是一个:顾颉刚中华民族理论新解[J].曹为.思想战线.2018(05)等。 扩展资料 中国成立70周年论文参考文献有中华民族何以是一个:顾颉刚中华民族理论新解[J].曹为.思想战线.2018(05)；族际政治:中国该如何选择?[J].周平.政治学研究.2018(02)；再论中华民族建设[J].周平.思想战线.2016(01)等。
政治是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在社会活动中必不可少。我为大家带来了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一：《浅析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摘要：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自设计运行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这期间，每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其建设，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路径。根据课本的相关知识，以及搜索一些资料，以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为研究对象，分析制度设计与运行现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行性的对策。 关键词：中国政治制度;现状;对策 一、背景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自设计运行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这期间，每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其建设，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路径。中国人是以个人心思为主动力的，想升官发财，光耀祖宗，是许多中国人过去的思维。而依靠社会科学机制，增加大多数人富裕的 方法 制度或机制创新却很少，大多会用按步就班的方式重复地走来。而当社会腐败无能时，改变政机的方式又是极其简单的愚昧的，最常见的就是起义革命造反之类，当然这也是属于人类的自相残杀而达目的的一种方式。我认为研究政治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国家来说，历史上所有发生过的朝代兴亡、政权兴衰或更迭，社会经济发展或倒退，民生安乐或困苦等，几无例外总与当时政治制度设计是否合理及其运行是否正常有关;对于个人来说，所有曾经在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也几乎都要依托当时的政治制度或借用某些部门达至目标。 二、政治制度的涵义 所谓政治制度，意指“社会政治领域中要求各类政治实体加以遵循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它是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与社会经济制度、 文化 制度在一起规范着社会成员(包括社会组织)的行为，以确保整个社会有序生存、正常运行与健康发展。它以规范国家政权行为的准则为主要内容，同时也包含那些本身虽非国家政权，但与国家政权密切相关的其他政治实体(政党、公民等)的行为准则”。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则“指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大陆实行的，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政府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法律、体制、规则和惯例”。 三、政治制度运行中的问题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内部结构设置与其功能要求上不协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并受其监督。我国自1997年经改革后的国务院机构设置为：组成部门25个、直属机构17个、办事机构6个、部位归口管理的国家局机构19个、再加上直属事业单位9个，共77个之多。而从相应专门委员会的设立来看，以第九届全国人大为例，仅设置了民族、法律、财政经济、 教育 科学文化卫生、外事、华侨、内务司法、环境与资源保护以及农业与农村共9个专门委员会，但就在此次人大会上共收到各种议案达830件之多。很显然，这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协调关系，全国人大也很难有效的对此进行审议与监督，也既无法实现其设置的功能要求。 (二)法律制度方面，应急待解决人民爱法、尊法与崇法的习惯 近些年，虽然中国在法制建设上已取得重大成就，但与目前转型期所出现的问题相比，仍显不够。以2001年1至11月为例，该期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犯罪大案15877件，其中100万元以上的案件1280件;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916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8136件，其中重特大案件2146件;查办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行贿犯罪嫌疑人1704人，同比上升39.2%。由此可见，中国腐败的严重性在于其普遍性，而问题的根源则在于中国 传统文化 道德体系中的自我规范的失效和法制的不健全。 四、正确应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其一，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都必然奠基于中国的土壤之上和体现本国的国情，并具有本国的特点，其结果也理所当然与中国的社会形态、经济模式、民族心态、哲学伦理思想等密不可分，因此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观察与思考首先应坚持历史的视角。有些现在看来不适合，甚至违背现代民主原则的制度，如1949年后不久成立的“军事管理委员会”，强调党政不分的“一元论”，“计划经济”体制等，在当时却往往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并产生过难以取代的作用。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之所以会采取当时的形式并非偶然，而是经过当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反复筛选和论证，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物。 其二，要注意“传统”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我们一方面应看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凝聚力的增强，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对于抗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土，都曾起到值得肯定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应清醒看到，长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以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不论是奴隶主、封建主、还是官僚资产阶级，都必然运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机器以维护本身的统治利益。因此，旧时代的政治制度从本质上讲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不可避免地存在先天性的缺陷，如他们或是突出王权、皇权、特权;或者是强调人治，发展个人独裁;或是强调华夷之分，顽固地保留和利用宗法体制等，这些都必然不可避免地会对当代中国政治产生一定影响。 其三，要用比较的方法。我们知道，自然科学最重要的方法是实验，但对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可能通过实验的方法来进行，而 经验 证明比较的分析方法最可行。比较方法有两种：一方面，进行纵向对比，今天的政治制度和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另一方面，进行横向对比，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目前国外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 结论 通过中国政治制度的学习，不仅掌握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些基础性问题，还让我懂得了学会分析从制度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受益匪浅：其一，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是基本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人那么多，各种资源总量虽然不少，但按人口平均的水平，往往是很低的。鉴于这些情况，中国要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胜任这项工作。其二，中国现行制度中存在的不足，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国目前的制度中使人感到最不满意的一点是权力过分集中，权力的作用太大。这种权大于一切的情况，不仅影响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也为腐败的盛行创造了条件，还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影响。基于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与不足，我们要在不断发展中进行改进，促进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张悦.政治文化向度与制度选择[J].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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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俞可平.简论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5). 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二：《当代中国政治的出场学研究》 〔摘要〕 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本文认为， 政治研究应采取出场学研究方法，在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根本问题的基础上推进理论研究。本文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质含义的理解，认为交往 实践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而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具有基础意义。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所产生的物质利益关系是 社会形态分类的基本标准，它决定了特定社会所适合的政治模式。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就是要在正确指认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前提下去探索适合的政治模式。 〔关键词〕 出场学;当代中国政治;政治 哲学 〔作者简介〕胡宇，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苏州 215123。 (一) 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理论研究需要抱有深深的问题意识。构建理论形态当然重要，但是对理论构建的时代语境和方法论的考察更是具有前提考察和批判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的特征是，“她本质上是由一定时代语境造就、对出场路径深度依赖的出场形态。”〔1〕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应该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以完成“出场”、“在场”、“退场”、“缺场”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作用，防止再次出现德里达所言的“脱节的时代”。任平教授所提出的出场学方法着重从三个方面研究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出场语境是对时代地平线的考察，对马克思主义赖以出场的现实基础的考察，特别是对当年马克思思想出场的现实条件和当代的现实之间的“历史间距”的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与在场性所遭遇的一切‘脱节’和挑战，都来源于新全球化时代所造就的时代语境的影响。高度关注一系列新全球化问题并成为‘ 反思 的问题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路径与出场方式。解答问题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就成为与时俱进的出场形态。”〔2〕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形态应该如何构建。根据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的原理，要想构建合理的政治框架，必须搞清楚市民社会的基本状况。政治模式必须适合社会形态的基本状况，否则政治上层建筑就可能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我们需要搞清楚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当代中国社会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形式? (二) 社会是交往关系的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物质利益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由为了生存而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中的个人造就的，马克思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3〕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要想维持人的生命就必须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要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就必须有可满足需要之物，要想获得满足需要之物就必须进行生产。即便是旧石器时代的采猎经济也仍然是一种生产活动。即便是采猎经济也不是孤独的鲁滨逊的单个人的活动，而是一种共同活动，是一种交往活动。马克思认为，交往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社会存在。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4〕生产力或技术交往结构描述的是物质生产实践的实体结构，它表现的是人们事实上是如何改造自然，获得满足需要的物品。生产关系或经济交往结构是物质生产实践的意义结构，描述的是进行共同生产的人是如何被 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的以及人们能从生产结果中获得什么份额。相对于孤独的鲁滨逊，共同生产的人们立即面临分工、所有制、产品如何分配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主体参与交往总有其期望实现的主观设定的意义，但交往实践最终给其带来的意义首先是客观的，与其主观设定的意义可能不相一致，并且交往实践对各极主体都产生意义，而且这些意义相互之间是相关联的。根源于同一交往实践的各极意义彼此相关，彼此以其他各极意义作为本意义存在的条件。 政治是以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为基础而形成的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政治的本质是对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每个人都凭借自身的主体资质和能力参与交往，人们的资质和能力当然有差异，这样就决定了他能参与的交往的水平和层次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他从交往中获得的客观意义或结果的差异，这是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差异和矛盾产生的根源。除了自身能力和资质外，社会制度体系更影响着经济主体参与交往所能获得的客观意义和结果，因此，经济主体总是希望制度体系能够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并为此积极去影响制度的变迁。马克思曾在《政治冷淡主义》一文中批评政治冷淡主义的圣徒们只要求工人阶级在思想上反对资本主义而不能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实际的斗争。我们认为，政治是建立在物质生产交往基础上的政治交往实践活动。政治是基于多元利益主体而产生的多极政治主体以物质利益为中介而形成的交往实践活动和结成的交往关系。这个定义主要有这样四个方面的涵义：(1)政治起源于对物质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协调和解决。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人们之间出现了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进而产生了阶级。最初是依靠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去解决物质利益矛盾，这就是政治的最初萌芽。随着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就逐渐转变为一种新的、与社会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这就是国家，国家成为物质利益矛盾和政治发展的新阶段。(2)在阶级社会里，物质利益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因而政治关系也主要体现为阶级之间的斗争;国家产生以后，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争夺国家政权。私有制产生、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不简单是个人之间的矛盾，它是由私有制所导致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的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从而“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5〕阶级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经济关系的社会承担者，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交往整合而成的共同体。“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者阶级的组织”。〔6〕因而“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7〕而“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8〕所以“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要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 (三) 生产力落后的国家 发展 社会主义始终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力，是在实行完全的公有制和平均分配的基础上缓慢发展生产力，从而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始终处于边缘国家的地位;还是实行有限的公有制和按劳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基础上解放生产力和快速发展生产力，这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两种发展路径选择。前一种路径意味着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上层 建筑不符合 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严重脱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从体现，表面上的公平正义掩盖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生活需要，物质利益矛盾被暂时性地掩盖了起来。以这条道路去发展社会主义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中国选择了后一种路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物质生产力迅速发展，同时也使中国社会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特征，我们不得不反思，当代中国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究竟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社会?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一个最显著的后果就是社会分层严重、贫富差距加大，如何看待这个现实? 历史 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发展生产力需要借助于世界性的交往来充分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资金、科学技术和 文化，马克思晚年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闭关锁国和 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才是正确的路径。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突破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主体、经济 实践关系、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发展动力方面存在的传统实践观的缺陷，这需要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有利于大量的微观经济主体的生成和发展，每一个微观经济主体凭借自身的主体资质和能力参与交往。微观经济主体的资质和能力的差异决定了他能参与交往的水平和层次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他从交往中获得的物质利益的差异，这就是社会分层和利益分化产生的根源。除此之外，与现实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体系更影响着经济主体参与交往所能获得的物质利益。这样，如果我们承认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我们就必须承认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差异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是物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同时，我们要看到，物质利益的差异和矛盾是会发展变化的，非对抗性矛盾有发展为对抗性矛盾的可能。因此需要对物质利益矛盾进行协调和控制，既保持物质利益差异的存在，又使物质利益差异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既使经济社会发展充满动力，又使社会稳定有序，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性质。 这样，我国的 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就有了基本的方向。由于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分化，产生了不同的利益阶层和利益共同体，他们都有参与政治以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政治的多极主体交往的本性在我国也就越来越显现。如何处理党和政府的“一元”与利益群体的“多元”，如何协调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共同利益和个体利益成为政治体制改革解决的核心问题。当代中国社会作为物质利益差异性的社会，这是当代中国社会最大的现实，也是当代中国各项改革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我们必须尊重当代中国差异性社会的现实，承认物质利益差异化的现实，承认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基于政治是对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是多元政治主体以物质利益为中介而结成政治交往关系的活动的理解，去寻找和建构适合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模式。 〔参考文献〕 〔1〕〔2〕任平.创新时代的 哲学探索——出场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289. 〔3〕〔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72,72,27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92,252.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8-169,248.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84. 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三：《浅谈思想政治教师要提高政治素质》 〔10〕列宁全集：第6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81-282.) 猜你喜欢： 1. 大学生励志论文2000字 2. 大学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 3. 关于责任的政治论文2000字 4. 大学生社会道德相关论文2000字 5. 大学生思想道德论文范文2000字
论古代户籍制度与中国古代王权政治摘要: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人身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王权对编户齐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很大程度上依靠户籍制度,这是这项制度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古代;户籍;制度 《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可谓意味深长:拿到了户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国的国情,并进而控制土地和人民,获得了它,也就象征着获得了国家政权。 中国户籍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经无数次的战争、内乱和王朝的更迭,户籍制度总是以某种方式继承或沿袭下来,并且越来越严密,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功能是全方位的:组建军队、分配土地、征收税赋、推行礼教、维持治安都与它有关。如果说官僚制度是君主对官吏进行管理的有力武器的话,那么户籍制度就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商君书•画策》云:“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专制王权对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户籍制度。大体说来,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1萌芽阶段 中国历史上最早对人口进行管理的记录应当从商代开始。甲骨文中,常常出现“登人”的字样,即登记人口的意思。但当时的“登人”,几乎都以人丁为计量单位,而且在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口”、“人”等字,但却很少出现“户”、“家”的说法,因此后人推测,商周时“登人”,主要目的是为了征集兵丁、组建军队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还不具备后代户籍制度所具有的多重功能。 据《周礼》记载,周王朝分别在国野设六乡、六遂对人口进行地域划分: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又据《周礼•秋官•司民》: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受拜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 由于目前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仍然聚讼纷纭,因此,西周时是否真有如《周礼》中所言的那种系统而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虽然《周礼》并不一定反映周代的真实情况,但它至少说明和反映了中国古代管理户籍的思想和实践,很早已经萌芽。 2奠基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壮大,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四起。战争需要有兵源的保证,由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人是宝贵的财富。为了增加人口,各国都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用减免赋役的办法来招徕别国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国人口逃亡,如秦律就规定严厉处罚拐带秦国人出境的行为:“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还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励生育。在这些措施实施的过程中,人口登记和户口管理方面的制度也就逐渐完善起来了。通过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 有关战国时期各国重视人口管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考核官僚的上计制度中找到证明。所谓上计,就是官吏将一年的预算收入,以及户口、垦田、库藏的增加等事项,事先写在木券上,然后剖而为二,国王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上计时,国王根据原券考核实征数目,决定官职的升迁。在上计制度中,对户口的考察一直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一个重点。 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最为成功。秦的户籍制度的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当时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进行了改革,不仅将其作为增加人口和社会控制的手段,而且极大地强化了通过户籍制度对民间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专制工具这样一种色彩: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所谓“令民为什伍”,就是把国中所有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之中,设一伍长,每什之中,设一什长,平时为民,战时即为兵。伍、什就是军队中最基层的建制。商鞅变法的主旨,就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凡在战场上杀敌多者,不管原来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按规定晋升爵位。同时也规定,行军作战时,什伍之中如果有一个逃亡或降敌,什伍之中的其他人都要连坐。 秦的户籍制度,自秦统一天下之后,更加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有户主的姓名、身份、籍贯和年龄,也有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和健康状况,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有时还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擅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作出了不许擅徙、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西汉年间,户籍管理备受统治者的重视,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其中之一就是“户律”。西汉在秦代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统计制度,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尽管汉代户等的划分不如唐宋以后明显和具体,但确实是户等划分制度的萌芽。汉代还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乡有乡长,亭有亭长,他们主要负责户口管理和基层社会治安,从而使户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 为了严格户籍制度,禁止任意迁移和逃亡,汉代统治者还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汉书•淮南厉王传》:“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汉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发展,它由打击逃亡犯本人,发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执行甚严,以致汉代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 3发展完善阶段 从隋唐开始,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进入到了发展完善阶段。隋初人口大增,主要是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索貌阅”和“输籍法”,将隐漏的户口检括出来了。开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的户口清查。政府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检验是否以丁壮诈老诈小,还鼓励居民互相检举揭发,如户口所据不实,正长要受罚流放远方,其目的是要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隋朝还因袭北魏的三长制,把它作为检括户口的地方组织,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外设置里正、党长,前者相当于闾正,后者相当于族正。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都有检括户口的职能。另外,隋朝时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唐承隋制,户籍管理更加周密。唐代检查户口、劝课农桑的基层组织是乡里:“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里正一人,是最基本的政权单位。里正由勋官六品以下的富户白丁担任,用来“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唐代户籍可以分成编户与非编户两大类。编户是编入户籍的居民。可以是品官,也可以是白丁,但必须是良民。编户又可以分为课户与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称为不课户。非编户有三种,一是贱户,分为三等,最低的是官奴婢,较高于奴婢的有部曲、客女,均为私家的家仆,身份近似农奴,因为都属私人使用,所以附属在主人的户籍中。贱户中还有一种是官户,唐代官户大多是“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今朝配役”之人。二是方外,指释、道及为逃避赋役而避入寺院的逃户。三是士兵,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来源皆所属下户、白丁。士兵本来在原编户内,自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破坏,改为募兵后,兵农分离,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因此,也不在户口统计之列。〖HJ1.1mm〗 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唐代虽然已经用“坊郭户”来称呼城市居民,但并没有为他们单独设立户籍。宋代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王安石在变法时力主推行保甲制,他于宋神宗熙宁三年“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 推行保甲制,既可以清查户口,又可以通过这一“兵民一体”的制度维护社会治安、为军队提供后备兵源,可谓一举多得,对后代影响极大。保甲制度还通过“保”和“甲”两级建制,实现了王权专制主义国家对县以下的乡里社会的逐渐渗透:由于在这种制度采取的是人人相结,家家相联的形式,从而充分保证了乡里组织被牢牢控制在统治者手中。 明朝的户口制度,承上启下,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更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户口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与宋代相比,明代户籍管理的人身控制功能大大加强了。赋役黄册编定以后,户籍不得随意改动,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户都处于封建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任何人不得擅自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如有知情不报者,要受到连坐,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其组织系统之完备,层层管制之严厉,实超越于前代。由此可见,明代严密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的人身牢牢地束缚在乡土之上,农民寸步难行,只能安土乐耕,向政府纳赋税,服兵役。 清代的户籍制度大体上沿用明制,清初就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JY〗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但满族以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各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户籍管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整体说来,清代的户籍管制比明代略有放松,究其原因在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使得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清代税收方面用里甲,治安用保甲。在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每户发给一印牌,登记人口及姓名;外出时必须注明目的地,对迁入者必须检查其原籍。 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对户口的清查、登记和管理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真正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而主要是为了维持专制王权统治的需要,这是户籍制度能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另外,中国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之所以都高度重视户籍编制,还在于它是一项具有多重功能的重要制度。户籍制度在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大致而言,早期或战乱时,寓兵于民、维持治安的作用要强一些,其余时候,则重在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和劝导风俗。此外,一般在王朝初创和前期,户口编制比较严格,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则逐渐松驰”。但无论如何,户籍制度都是维护专制王权统治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而且中国的历史还表明,“在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迁徙自由。因为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要固定居所,因此,安土重迁,就成了农业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封建国家也强调要以农为本,以此维持国家的安定。基于此,中国历代王朝对户口迁徙,都设有种种禁限,有时,还把迁徙作为一种处罚”。这其实也是专制王权通过实施人身控制而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宋昌斌.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三千字政治论文参考文献五篇合适。根据查询相关公开信息显示，3000字的论文应该属于小论文，字数较少，所以，对于参考文献来说，参考五篇文献即可。毕业论文，按一门课程计，是普通中等专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本科院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及研究生学历专业教育学业的最后一个环节，为对本专业学生集中进行科学研究训练而要求学生在毕业前总结性独立作业、撰写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