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标准格式如下：
一、期刊类[J]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举例1】安心，熊芯，李月娥。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与特点[J]。当代教育与文化，2020，12(06)：75-80。
【举例2】[2]许竞。我国学历教育分化的证书制度溯源[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6)：22-29。
二、专著类[M]
【格式】[序号]作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
【举例1】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财务会计理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42。
三、报纸类[N]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举例1】[1]葛剑雄，陈鹏。地名、历史和文化[N]。光明日报，2015-09-24(011)。
四、论文集[C]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举例】伍蠡甫。西方文论选[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2-17。
五、学位论文[D]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D]。出版地：保存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举例】郝桂莲。反思的文学：苏珊·桑塔格小说艺术研究[D]。四川大学，2014。
六、研究报告[R]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R]。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举例】冯西桥。核反应堆压力管道与压力容器的LBB分析[R]。北京：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1997：9-10。
七、其他[N]
【格式】[序号]颁布单位。条例名称。发布日期。
行书地名：昆明、大理、丽江、建水、巍山、会泽。
参考文献的格式标注方法：1.学仿喊祥术期刊文献［序号］作者．文献题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2.学术著作［序号］作者．书名[M]．版次(首次免注).翻译者.出版地:出版社, 出版年: 起-止页码3.有ISBN号的论文集［序号］作者备搏．题名[A].主编．论文集名备搏[C]．罩基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起-止页码4.学位论文［序号］作者．题名[D]．保存地：保存单位,年份5.专利渗肆文献［仿喊祥序号］专利所有者．专利题名[P]．专利国别：专利号,发布日期6.技术标准[序号］标准代号,标准名称[S]．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7.报纸文章[序号］作者．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8.报告［序号］作者．文献题名[R]．报告地：报告会主办单位,年份9.电子文献［序号］作者．电子文献题名[文献类型/载体类型]．文献网址或出处,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渗肆日期(任选)
要。d和m在参考文献中分别代表着学位论文和普通图书，其为了保证论文的准确性，以及创作者的合法权利，无比加地名，否则会被视为不良论文。
参考文献前面不要加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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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的编写顺序：
参考文献按照论文中引用文献的顺序进行编排，依次书写作者、文献名、杂志或书名、卷号或期刊号、出版时间。引用的文献在文中引用位置靠前，最后“参考文献”这一部分顺序就靠前，而名字排序就是不管文章中出现的顺序最后列出的“参考文献“部分是根据第一作者的姓氏首字母来排序的。
参考文献标准格式如下：
一、期刊类[J]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举例1】安心，熊芯，李月娥。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与特点[J]。当代教育与文化，2020，12(06)：75-80。
【举例2】[2]许竞。我国学历教育分化的证书制度溯源[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6)：22-29。
二、专著类[M]
【格式】[序号]作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
【举例1】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财务会计理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42。
三、报纸类[N]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举例1】[1]葛剑雄，陈鹏。地名、历史和文化[N]。光明日报，2015-09-24(011)。
四、论文集[C]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举例】伍蠡甫。西方文论选[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2-17。
五、学位论文[D]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D]。出版地：保存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举例】郝桂莲。反思的文学：苏珊·桑塔格小说艺术研究[D]。四川大学，2014。
六、研究报告[R]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R]。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举例】冯西桥。核反应堆压力管道与压力容器的LBB分析[R]。北京：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1997：9-10。
七、其他[N]
【格式】[序号]颁布单位。条例名称。发布日期。
参考文献包括：《昆明地名文化研究》、《昆明地名文化探微》、《昆明地名文化的历史演变与现代价值》、《昆明地名文化的内涵与价值》等。这些文献从不同角度对昆明地名的历史、文化、语言、地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于了解昆明地名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咱们中国人是有魂的，即使人去了另外一个世界，魂还在。对此，我一直将信将疑，魂究竟是什么样的，谁也没见过啊。可是现在，经历了“5.12”汶川大地震，我相信了，咱们中国人的确是有魂的。 当平实的谭千秋老师张开双臂，紧紧护着讲台下的四个孩子，将身躯化作一座压不垮的雕像；当美丽的袁文婷老师，一趟一趟从摇摇欲坠的教室里抱出自己的学生，直至倒在血泊中，将亮丽的青春永远定格在26岁……我明白了什么是师魂。 当15名年轻的空降兵为打通孤城茂县与外界的联系，怀揣遗书，义无反顾地从4900米的高空纵身跳下，飘向不可知的高山、峡谷，或是急流；当那位不知名的战士在房屋发生再次坍塌时欲冲进去救人，被战友死死拖住，他咚的一声跪下，流着泪喊“求求你们让我再去救一个吧，我还能再救一个！”……我明白了什么是军魂。 当丧夫失子的女民警蒋敏强忍着内心的巨大悲痛，夜以继日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因劳累过度晕倒在帐篷之外；当还在哺乳期的女民警蒋晓娟丢下自己不满半岁的儿子，不顾女人的矜持，在众目睽睽之下袒胸露怀为8个受灾的婴儿喂奶……我明白了什么是警魂。 当白发苍苍的卢世壁院士不顾年高体弱，亲临一线抢救伤员，连续工作几十小时也不肯休息；当都江堰市精神病院的医生护士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并没有因为院内住的都是精神病人而独自弃岗逃生，将83名精神病人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用行动诠释了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我明白了什么是医魂。 那一幕幕场景，强烈地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很久没有流过泪的我，突然之间泪流满面。我相信了，我们中国人真的是有魂的。 我们中国人的魂是什么？那是天塌下来有我撑着、地陷下去有我填平的英雄气概，是一息尚存、奋斗不止的自强精神，是遇挫而不折、遇难而不垮的坚韧素质，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济世情怀；那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智，是“虽千万人，吾独往矣”的大勇，是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大仁，是血浓于水、润物无声的大爱；那是一种不弃的坚守，一种直面的勇气，一种淡定的从容，一种自信的乐观；那更是一个民族历经千百年文明的积淀、世代传统的延续，所形成的百折不挠的气节，再压不屈的脊梁，秉持不断的良知、道义和责任，以及足以穿透一切黑暗的人性光辉！ 看看吧！废墟下不断出现的生命奇迹，展示了我们民族的坚韧；海内外同胞不分地域、不分族群、不分信仰，汇聚成海的爱心，展示了我们民族的博爱；灾区群众奋力抗灾自救，重建家园，展示了我们民族的勇气和自信；而从简陋帐篷里传出的琅琅读书声，更昭示着我们民族的希望和未来。 当年初肆虐的冰雪冻裂大地，我们用彼此的温暖将它融化；当3月的奥运圣火遭遇恶徒的侵扰，我们用五星红旗的海洋捍卫祖国的尊严；这次汶川大地震，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用爱的光辉驱散灾难的阴影……一次次突发事件，让我更清晰地看到了中国人的魂。而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千百次劫难而始终屹立不倒的原因所在。 中华之魂，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敬畏生命的感悟、领悟和觉悟1感悟:生命的轻与重8.0级的地震,使天府之国的一角瞬间变为血泪之地。大震震垮了同胞的家园,也触痛了我们蛰居已久的敬畏生命之心。抗震救灾中全社会爆发出的奉献大爱的能力和无数可歌可泣的场景展现着一幕幕敬畏生命的故事,考量出生命在中华民族心中的分量,折射着我们国家文明的程度,彰显着主流文化中生命伦理的底蕴。那从瓦砾之下伸出的渴望生命的手以及千千万万渴望救助的生命无不清楚地昭示着在天灾面前个体生命的脆弱和在毁灭性的灾难面前生命伦理显示的巨大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是一个懂得敬畏生命、珍爱生命的民族!同情、怜悯、关爱生命是我们民族源远流长的生命伦理理念。有一位伟人说过这样一段话:“与自然强力每时每刻对生命的巨大毁灭相比,伦理的人对生命的保存和改善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种比较绝对不会使敬畏生命的伦理迷失方向。对于世界来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本身:已经变得伦理的人,充满敬畏生命和奉献生命的生命意志出现在世界中”。[1]中华民族在大灾大难面前众志成城、同心回天的气概,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华民族的生命,是这样的顽强不息,是这样的坚不可摧,是这样重若磐石!2领悟:生命的善与恶通过媒介和电波,耳闻目睹我的同事在露天或帐篷里为获救同胞手术,总是让我想起伟人阿尔贝特·史怀哲和他的“敬畏生命伦理学”。93年前,在非洲奥顾河畔原始丛林中为非洲人民义务诊疗50年的医生史怀哲,提出了著名的“敬畏生命”这一人类文明中的至善至美至真的思想。史怀哲认为,“伦理的基本原则是敬畏生命。”[2]是否具有敬畏生命理念,是甄别人类一切思想和行为孰善孰恶的伦理标准。“善的本质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其最高程度的发展。恶的本质是:毁灭生命,损害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3]在5.12汶川地震发生后的几十个日日夜夜,亿万同胞用自己的鲜血、爱心、意志和智慧展现了保存生命、珍爱生命、促进生命、敬畏生命的至善之举,一个人道社会的形象在全世界的关注下定格。灾难之后激发而起的敬畏生命、休戚与共是一种最有效的善的社会教化,是人类的生命认知进入较高层次的标志。在同类受难之时,深心凄怆,心怀恻隐反映的是善良人性状态和人文精神。史怀哲十分强调生命在患难之际的“休戚与共”,他说:“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等级,都对生命有着可怕的无知。他们只有生命意志,但不能体验发生在其他生命中的一切;他们痛苦,但不能共同痛苦。”[4]在5.12汶川大地震的救援活动中,我们走出了史怀哲批判的这种不能共同痛苦的、对生命的可怕的无知状态。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智大勇,亲临现场,指挥来自各地的军人;医务人员奋不顾身,有组织地营救;各行各业的自愿者奔赴灾区,无私忘我、自发地援助;无数的同胞以不同的方式向灾区人民表达自己的骨肉亲情;……中华大地涌动着关爱生命的暖流! 2008年5月19日至21日,悲笛呜咽,国旗半垂,全民志哀;……十三亿人为黎民百姓生命的陨落举国哀悼,亘古未有,旷世未见。这些深得民心的大善之举,是深入人心的文明教化,是由大悲到大善的人文精神的升华,是对敬畏生命理念的集体领悟。3觉悟:生命的知与行5. 12汶川地震,带来了数以万计生命的毁灭,造成了数以万计家庭的残缺。同时,也激发了数亿中国人蛰伏已久的对生命的悲悯以及对生命的思考。人们思考和质疑,天灾之中,是否有一些非自然因素在助纣为虐?在现实中,敬畏生命是否不仅存在着“知”方面的不足,更具有“行”方面的滞后?敬畏生命的知与行,是否存在着大难之前蛰伏、大难之中的惊醒、大难之后冬眠的惯性?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决策是否因为远离敬畏生命的理念而成为灾难的要素?我们应该觉悟,敬畏生命的理念在文化中的失位,是文化的灾难。一方面,现代社会物质发展和精神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十分突出,生命之外的物质财富成为人类的主宰。如史怀哲指出的那样:“首先必然得出的一个基本论断,我们文化的灾难在于:它的物质过分发展超过了它的精神发展。”[5]另一方面,在人类的文化中,敬畏生命的思想处于灵魂和核心的位置。文化的其他形态,包括宗教、哲学、科学、艺术、文学都是生命的意识形态,都应该从不同角度体现敬畏生命的思想。但长期以来,史怀哲的敬畏生命伦理学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如果只有在大难来临的时候,人们才能表现出一些对生命的怜悯、同情和珍惜,那实在是生命的悲哀,也是生命伦理的悲哀。我们应该觉悟,敬畏生命的理念在人性中的失势,是人性的堕落。人性中趋利避害的本性畸形发展,大爱大善、大慈大悲的人性取向变得珍贵而稀少;贪婪自私、利己主义的恶欲极度膨胀。唯利是图的资本,将其势力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医学,自古以来都以拯救生命为崇高的目的,但实际上医学“已经成为资本的新阵地,并为资本所主导”。[6]史怀哲深刻地指出:“受制于盲目的利己主义的世界,就像一条漆黑的峡谷,光明仅停留在山峰之上,所有的生命必然存在于黑暗之中”。[7]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数以万计的救援人员在废墟之中,在余震的威胁之中,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之中,对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生命勇敢无畏的援救,让我们看到了闪耀在峰巅之上的人性的光辉;我们渴望这一片人性的光辉照亮依然沉沦于黑暗中的灵魂。我们应该觉悟,敬畏生命的理念在行为中的失能,是人生的迷惘。敬畏生命的理念总是被世俗的生活淹没,为平淡的日子消磨,让繁忙的工作挤退。甚至是给“伟大”的事业冲淡。忙忙碌碌的人们,没有留下践行生命真谛的时间和空间。科学家埋头科学,艺术家献身艺术,商人在商言商,政客从政言政……人们沉浸于个人的或团体的事务,全然无暇践行敬畏生命的事业。史怀哲批评这种局限的职业观点,认为:“敬畏生命的伦理不允许学者只献身于他的科学,尽管这对科学有益。它也不允许艺术家只献身于他的艺术,尽管他因此能给许多人带来美。它不允许忙忙碌碌的人这样认为,他们已经在其职业活动中做了一切。敬畏生命的伦理要求所有的人把生命的一部分奉献出来。”[8]如果说在这次伟大的抗震救灾中,从士兵到医生,从官员到平民,四面八方的人,各行各业的人,都能够无私奉献,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一些名和利的羁绊,用更多的热情去珍惜生命、善待生命和敬畏生命;同时,用我们对生命的大爱,书写我们光明的人生呢?在这个广袤的星球上,有许许多多的生命、许许多多的灵魂期待我们的关爱、我们的呵护———不仅仅是在大难来临的时候!〔参考文献〕[1]阿尔贝特·史怀哲.敬畏生命[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25.(下转第33页(上接第4页)[2]阿尔贝特·史怀哲.敬畏生命[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92.[3]阿尔贝特·史怀哲.敬畏生命[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92.[4]阿尔贝特·史怀哲.敬畏生命[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110.[5]阿尔贝特·史怀哲.敬畏生命[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44.[6]杜治政.资本逻辑与生命伦理学[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8,21(1):2.[7]阿尔贝特·史怀哲.敬畏生命[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20.[8]阿尔贝特·史怀哲.敬畏生命[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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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专业论文的参考文献
导语：作中征引过的文献须在文中注明出处，并列于文后参考文献中。是我带来的建筑专业论文的参考文献，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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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和叠加的综合性特征。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以及民堡沟一带的高山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关键词：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结构；地域文化
特色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纪念碑，是集艺术、文化、科技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也是一个民族的形象。一个民族的民居建筑风格，是当地人们在长期的生存过程中，根据当地的气候、水文、地势、地质等环境因素，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而逐渐形成的，同时临近民族之间的建筑文化也会相互影响，形成一些共性特征，所以其中也必然积淀着丰富而深厚的民族文化。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历史上不同民族在这条走廊交错杂居，因此白马藏族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叠加的特征。所以他们的民居建筑既是陇南南部秦巴山区特殊地貌、气候的体现，也是多民族聚居繁衍的陇南南部独特地域文化的反映。长期的民族文化传承与融合发展，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收稿日期：2011一O8—28·90·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一、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基本结构。
作为古代氐族的后裔，白马藏族很早就进入发达的农业文明，并在此居住生息。《华阳国志》记载氐人居地“土地险阻，有桑麻”，所反映的正是目前陇南白马藏族的居住环境以及生产生活状况。史籍记载氐人的民居形式是“土墙板屋”，《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南齐书》描述得更详细：“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九“洛谷”即今陇南市西和县仇池山附近的“洛峪”，这一带正是古代氐杨政权的核心地区。关于白马藏族地区板屋形制的：具体记载，可见于清道光年间《龙安府志》中的记载：“番民（此处所说之番民，即白马藏族）所居房屋，四围筑土墙，高二丈，上竖小柱，覆以松木板，中分一、二层，下层开一门圈牛羊，中上住人，伏天则移居顶层。”“可见“板屋”的最突出特征即为以木板覆盖屋顶。
目前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结构形式仍体现出“土墙板屋”的一些特征，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民族文化的发展，三层结构的传统民居样式早已淘汰，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现存修筑年代最早的民居，也多为二层土木结构。由于板屋屋顶的寿命不长，容易漏雨，随着白马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在保持其建筑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屋顶已基本用瓦覆盖。目前陇南宕昌县官鹅沟、大河坝一带的藏族村寨，依然保留了大量板屋，当地俗称“沓板房”，这是居住在同一地域、具有相同生存境遇的民族在居住文化方面趋同性的体现。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北岸的高山上，以及石鸡坝乡民堡沟的薛堡寨和堡子坪两个村寨，村寨的整体布局方位为面南靠北，平均海拔高度在1700米左右。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一）内部结构。
陇南白至藏族民居独特的造型和审美特质，与其内部结构密切相关。一般认为，我国南北建筑结构和风格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域的地形、气候环境等因素，形成了古代穴居和巢居两种基本形式。穴居为北方民居的雏形，北方气候干燥寒冷，居住形式也是由“地穴盖顶”的形式逐渐演变为土木结构的“抬梁式”木构架建筑；巢居是南方民居的雏形，南方气候湿润多雨，蛇虫较多，所以居住形式也是由筑于树木之上的巢穴向干阑式建筑过渡，最终形成了南部“穿斗式”木构架民居，而古代的木楼也是干阑式建筑中对下部空间的有效利用而形成的。陇南白马藏族居住地虽然海拔较高，但由于地处甘肃南部，气候相对湿润多雨，所以这种南北气候的过渡性地带特征，使其民居建筑的内部结构也综合了南北两种传统建筑结构形式。
而“土墙板屋”正是南北建筑融合的见证，经过历代的演进发展，从而形成土木结构的穿斗式二层木楼形式，屋顶为两面斜坡式，一层用于居住，二层存放粮食杂物。据当地白马人介绍，陇南白马藏族的木楼过去也多为三层，下层用于圈养牲畜，上层存放粮食杂物，中间用于居住。但从目前笔者对白马村寨的考察来看，基本为二层木楼结构，三层木楼已被完全淘汰。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三层木楼建筑难度大且耗费材料有关；另外也与卫生状况、保暖性能有关，下层圈养牲畜时，由于空气对流因素，对人居住的中间层形成空气污染；同时居住在高山地带的人们，下层居住较为保暖，所以综合考察，二层木楼更适宜于人类居住。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内部木构架体现了穿斗式建筑稳定性强的特点，各种木构件纵横交错，紧密相连，其主要木构件有柱子、檩子（梁）、穿枋、椽、阁楼木、楼板等，和北部民居比较，突出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柱子多，每间之间分隔处都有5根柱子，最中间的柱子为中柱，前后两边的柱子分别为明柱和后柱，界于中柱、明柱和后柱之间的柱子为二柱；其二是充分发挥“穿枋”的串联作用，每间分隔处纵向排列的五根柱子用一种特殊的构件“穿枋”连接起来，穿枋是一种方形的木构件，与柱子榫接，将柱子纵向连接成为有机整体，体现了“穿斗式”民居建筑结构的独特性；其三是檩子多，陇南白马藏族民居中的檩子分为中檩、二檩、檐檩，中檩为屋脊处的檩子，檐檩位于前后两檐处，二檩界于中檩和檐檩之间，檩子共同承载椽，同时将各组柱子进行横向连接；上下两层中间有许多阁楼木，阁楼木上铺木楼板，将上下两层隔开，阁楼木不仅有分隔上下层作用，也有横向连接和稳定柱子的作用，从而使整个木架形成一个更加密集和稳定的整体。由于这种独特的内部结构，各种木构件之间相互榫接，连接紧密，更符合稳定的力学原理，所以和北部抬梁式建筑相比，不仅建筑结构独特，造型美观，而且具有较强的抗震性能。
（二）分隔组合结构。
陇南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整体布局：结构方面，和陇南南部汉族民居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陇南白马藏族的传统民居多为三间组合式结构，院落也多为三合院、四合院式组合结构，但由于高山地区建筑地基狭小，所以形制较小。正房多为三间组合的结构形式，台基高，整体高出左右厢房，主次分明，正房进深一般为3．5——4米左右，间隔为4．5米左右。正房的一层多为两问连通结构，高度约为2．5米，靠西隔出一问为卧室，连通的两间为厅房，也有三间连通的结构形式。厅房中央一般摆设深柜（也称神柜），用于供奉祖先，靠东面设有火塘，火塘旁边摆放大木碗柜。厅房既是白马人会客、议事、供奉祖先神灵的主体空间，也是他们取暖、做饭的生活场所。左右厢房较为低矮，多为两间或三间组合形式，主要为卧室，期中一面厢房的下层往往留出屋宇式大门，大门与房屋有机结合，形成灵巧别致的空间结构。
白马村寨中很少见完整的四合院式组合结构，无倒房，大概是由于受高山地带地方条件限制，修建倒房会使院落更为狭小，不利于采光，所以其院落比汉族民居四合院要紧凑，房屋紧密相连，将院落紧紧包围在中间，小巧幽静。 目前陇南白马村寨的民居正房建筑多以四间、五问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为多，因家庭经济条件或地基情况而定。左右两边的两间多处理成“封山包檐”形式，即将走廊左右与相应屋檐下的空间一并封闭在左右耳房空间内，使左右耳房门相对并与正房门成垂直关系，当地也称为“窝檐”，其中一间为厨房，另一间为卧室。在外部走廊上设置木楼梯，用于连通二层，有些则将木楼梯设置在耳房内部，中间部分则留出宽敞的走廊，前有明柱。内部一般为单间分隔，其中正中一间为客厅，间隔一般为4．5米左右，大部分现代民居建筑将中间的两间进行连通处理，使厅房宽敞气派，由于有专门的厨房，所以厅房中不再设置火塘，已演变为现代民居中的客厅。
二、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装饰特征。
民居建筑既是人们安居的实用场所，也是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营造的精神和文化空间，通过独特的造型和装饰，传达出共同的民族审美心理和文化意蕴。“土墙板屋”既是白马藏族居民特殊的生存条件的反映，也传达出一种质朴自然的审美特色，而—92·独特的内部空间结构以及装饰又蕴涵着深厚而丰富的民族文化。建筑装饰的内容从性质和功能方面来考察，可以分为由建筑结构和材质本身所呈现的抽象形式，和通过雕刻描绘等手法装饰在各种建筑构件上的具象图形，两者共同形成了建筑的整体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意蕴。传统的“土墙板屋”式白马藏族民居，是白马人利用其居住地域的自然资源，并综合当地的地形、气候等自然环境，构筑的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民居建筑形式，厚重结实的夯土围墙，轻盈灵动而稳定的木楼结构，纵横交错、错落有致的屋面门窗阁板，层叠排列而富有自然秩序的木板屋顶，既体现了民居建筑的实用性功能，也通过其结构和材质传达出朴素自然的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个性。
在一般民居建筑中，装饰部位主要集中在门窗、山墙墀头以及屋脊上。陇南白马藏族传统民居建筑在外部山墙的处理方面较为随意自由，一般不进行装饰，一层的山墙为夯土墙，上部的二层或以木板、竹笆作山墙，直接承载屋顶，成自然简易的“悬山式”结构，所以没有墀头装饰；屋顶由于用木板覆盖，所以也无砖瓦图案装饰。正面的门窗以及纵横交错的木板墙体，则成为装饰的主体。
在生活条件相对艰苦的年代，多数白马藏族民居基本无装饰图案，而经济条件较好家庭的民居在门窗上雕刻动物花卉图案。白马藏族传统民居的门窗结构相对固定，整个屋面围绕门窗全部用木板封闭装饰，下层正房门多为两扇组合形式，左右窗户上装饰窗棂，上层无门，只在正中间或左右侧留出装饰窗棂的窗户。整个屋面部分阁板形成穿插有序、变化统一的平面构成形式，窗棂上变化多端的抽象图形则打破了阁板的.单一，产生了巧妙的形式对比，丰富了视觉效果，而这一切都是在建筑结构需要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形式美因素。部分传统民居的门窗上则雕刻动物花卉图案，这些装饰图案多位于门扇中间的绦环板以及窗楣、门楣等处。白马藏族信仰自然神，所以其民族图案的形式以及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与汉民族图案有所不同，在内容方面多表现其生存环境中的自然花草以及动物，以表达对自然的赞美和崇拜，而不像汉民族装饰图案通过谐音、双关等蕴涵了更多的伦理文化含义。在造型方面这些动物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写实化倾向，不似汉民族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程式化因素，动物花卉造型憨厚朴拙，雕刻手法大胆粗放，不注重一草一木局部的精雕细刻，而专注于对自然物象的讴歌和赞美，所以使图案物象的造型体现出浑朴生动的特征，充盈着强烈的生命意味。
三、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的村落布局村落。
作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范畴，既是农业社会中人们共同居住、生产、生活的空间，又是指在这一空间中生活的一个群体。这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的角度来认识村落，偏重村落文化的缔造主体——人，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文化现象。陇南白马藏族的村落布局结构是由他们居住地域特殊的地貌、自然资源、民居建筑形式等因素综合形成的，这其中本身也包含了白马藏族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因素，虽然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历史发展与变迁。白马藏族由于古代长期的民族矛盾，他们被迫选择了环境险阻的深沟、大山、密林为栖身之处，
这不仅决定了他们独特的“板屋”建筑结构，也促成了他们村落布局的基本形式与格局，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地域人文景观。陇南白马藏族由于居住在海拔较高的高山地带，所以他们的民居也主要依山势而建，白马河流域的白马村寨民居基本为面南靠北的统一布局，这种方位的民居冬天太阳直射屋前，夏天太阳直射屋顶，具有冬暖夏凉的优点，也有部分村寨的民居不是南北方位，但都依地形而排列。由于高山地带坡势陡峭，宽阔的平地较少，所以白马藏族村寨的民居不仅院落窄小，而且民居之间的距离也较为紧密，相互之间的高低落差较大，再者其民居建筑为二层木楼结构，所以在布局形式方面形成了层层叠叠的视觉效果，产生了有序排列的秩序感以及韵律感，达到了民居建筑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这种和谐是一种天然雕饰的自然之美，而非人为的形式雕琢，在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中又体现出独特的形式美感。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以及白马村寨发展，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继承传统样式的基础上，也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尤其8O年代以来，白马村寨的交通、通讯、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汉文化的融合速度加快，其民居建筑从材料到结构，均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白马人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他们的生存条件也不断地改善，一是对传统民居进行改进和修复，二是对旧民居进行彻底拆除而重建。在基本结构方面，现代民居依然延续了传统民居穿斗式二层木楼的结构，但在形制方面比传统民居高大；在组合结构方面，现代民居多为四间、五间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中间的客厅采用两间连通的形式；传统的“土墙”逐渐换为砖墙；门窗结构方面大量借鉴当地汉族民居的形式，正房门多为六扇、八扇组合结构，多数白马人家民居的门窗还用各色油漆涂染，有些民居的门窗也完全采用镶有玻璃的现代化的样式。容易腐朽漏雨的沓板房“板屋”顶被瓦顶替代，屋脊上也出现了脊兽装饰，瓦沟中用白色涂料勾填，青、白映衬，呈现出整洁、明快的现代特色。白马人的生活水平与生存条件在不断改善，但民居建筑的民族特色也随之淡化，这为我们研究和保护白马文化也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如何在传承白马藏族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有机融合现代科技文明，促进民族发展，是我们研究白马文化者必须面对的迫切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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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饮食文化论文参考文献有哈大齐工业走廊产业聚集问题及对策研究和风险投资后监控管理研究。哈大齐工业走廊产业聚集问题及对策研究是对产业聚集理论进行了研究，对产业聚集的模式、产业聚集的原理和城市群与都市圈理论做了深入研究和详细的阐述，为哈大齐工业走廊产业聚集动态模型的建立和对策的提出，适合宁夏饮食文化论文参考文献。风险投资后监控管理研究。是针对风险投资现状，对风险投资的运行机制和模式进行了探讨，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风险投资监控管理方法，以为优化风险投资运行机制并提供科学的决策，适合宁夏饮食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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