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塑造了一系列鲜明动人的美丽而又薄命的女性形象：诸如冰雪聪明的黛玉，八面玲珑的宝钗、豪放潇洒的湘云、敏捷干练的探春、泼辣狠毒的凤姐，还有刚烈的鸳鸯、俊巧的平儿、纯情的紫鹃、犀利的晴雯。一个个莫不刻画入微，恰如其分，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在此我重点论述一下黛玉和宝钗的人物艺术形象。首先，多愁善感、好哭、爱使小性儿，是《红楼梦》中林黛玉这个艺术形象的最为突出的特征。但仅此，是不能引起读者的美感的。即便有，也是一种畸形的病态美。然而在人们心目中，林黛玉的确又是美的，人们不能不感到在林黛玉的思想、性格中，确实蕴藏着一种别样的、更为深沉的、也更为本质的、超越时代的美。正如白盾先生在《红楼梦》中所分析那样，在大观园里，黛玉同宝钗的八面玲珑、面面周到不同，她是孤高自许，目下无尘，爱恼就恼，爱说就说，我行我素，一往纯真，毫无矫饰。即便在贾母、王夫人前也从不说一句言不由衷、阿谀奉承的话。如果说，宝钗令人不舒服的一点就是处处“做面子”、“徇人情”的“伪”的话，那么，黛玉个性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从不“做面子”、“徇人情”的“真”。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宝钗可以说是最精通“关系学”，她善于收敛自己的情感，应付各种关系；而黛玉却一窍不通，还不屑于去学，表现出率真、任性的态度。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历来是“馋人高张、贞士无名”。脂砚斋也曾感叹“世人原宜假不宜真也。谚云：一日卖了三个假，三日卖不出一个真。信哉！”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林黛玉性格上一往纯真的“真”，尤为可贵。评者说她是“善刚”、“率直”、“任性”、是“绝尘埃”，是“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因此，“真”是林黛玉性格美的第一个特征。再者，黛玉不慕名利，不追求时尚的虚荣，是宝玉身边的女子中唯一不劝他读“时文八股”，走“仕途经济”道路的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她竟对“仕途经济”不感兴趣，这是需要莫大的思想勇气的，这同样是她性格纯真的一种表现。她强烈而执著地追求纯真的爱情，感情的真挚和态度的坚定，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深情是女性的最大美德之一。因此，和率真相联系的不带任何杂质的深情，是林黛玉性格美的第二个特征。另外，便是她那堪和文姬比美的赋秉颖异、才华横溢的诗才。她的《葬花词》，将花拟人，又将人拟花，达到人花交融、人花合一的纯美、纯诗的境界。正是这些地方，显出了她的思想美和心灵美，构成了她那“冰雪砌来露为魂”的“如兰”的“气质”，“如仙”的“才华”。诗是美的升华，美是诗的结晶。只有高尚、温柔的心灵，才能吸取美，才能写出美的诗篇。所以，林黛玉形象的“美”的实质就是“真”，是来自那秀丽的外形、率真的个性、坚贞的爱情和优异的诗才及颖慧的赋秉相联系的言词锋利、吐属不凡。如果说，在林黛玉的思想、性格中，确实蕴藏着一种别样的、更为深沉的、也更为本质的，乃至今天的读者仍然能够欣赏的一种美的话，那么，在薛宝钗的身上，就应该也存在着一种超越时代的、至今仍为人们所接受的一种美。因为薛宝钗是封建社会士大夫心目中标准的“淑女”形象，但实际上薛宝钗的典型性还不仅仅局限于此，还有着更深层次的一种东西。在那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大观园里，薛宝钗“罕言寡语、装愚守拙”，对那种种矛盾、层层纠葛，也总是抱着一种可介入又不介入的态度。可介入，保持着一种弯弓欲发的有利形势；可介入而又不介入，又给人一种与世无争、与人无争的感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争。”在她参与的一切场合里，她都严格地掌握了这样的原则和分寸。如果说，黛玉报人以真，凤姐御下以威，宝钗则挟“德”与“术”令人归化。所以，在那明争暗斗、风波迭起的大观园里，进退裕如，获得了贾府上下的一致称颂，整个大观园无不在其“笼络”之中。这里，薛宝钗的形象已越出了一般封建“淑女”的极限，显出了一种大伪若真、大巧若拙。从思想特征而言，这已经不是纯粹的儒家思想所能囿限的，其待人接物的诸多行为，更合乎道家那种“以退为进”的阴柔之道。正像白盾先生所指出的，在这外表温婉多才的封建“淑女”身上所能够有的极深的思想修养和那个时代的人们心目中的最高的“美德”，是中国封建道德、封建文化的最高结晶，也是最理想的性格。她既有“处则为真儒”的涵养，又有着“出则为王佐”的才能。“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薛宝钗的形象反射出了传统的“三教合一”的折光，是儒家理念和道家权术的最完美结合。所以，脂砚斋称她是“大贤大德”;小说中也称她为“山中高士”。直到今天，仍有人赞美她是“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古贤”，其“志行的高洁、人格的完美”，像“白雪的纯洁，美玉的坚贞，幽兰的静穆”般的有“高贵气质”的“完人”。 薛宝钗那高度的文化教养、温柔敦厚、典雅大方的风度，乃至藏而未露的“经世之才”都成为后人所欣赏的美的典范。
《红楼梦》研究论文“开篇不读《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定糊涂。”，《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它涉及面广，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意义深刻，其在民间的流传之广、影响力之大也是其它古典小说难以比拟的。从思想内容看，《红楼梦》是非常成功的。它以贾府的盛衰变迁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对封建社会中种种矛盾的揭示，反应出那个时代社会的罪恶及其不可避免的分崩离析的命运。作品以栩栩如生的对人物的细致刻画及其尖锐的矛盾冲突鲜明的表现了被压迫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尖锐斗争，揭露了腐朽害人的封建制度必将衰亡的事实，如贾府的最终衰落；赞颂了勇于反抗的新生力量，如晴雯、鸳鸯的的斗争，宝玉终不愿做克绍箕裘的孝子，终离家出走；揭发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如司棋、晴雯的牺牲，四儿、芳官被赶出贾府，宝黛的爱情悲剧，十二女统归薄命司；褒扬了自由、平等的新生思想，如宝玉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简直是对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男尊女卑”的颠覆，宝黛爱情早以不是停留在《西厢记》中张生、崔莺莺郎才女貌、一见钟情之类的陈词滥调之上，更多的是思想上的认同——对四书五经的排斥等。表明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残害以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说明曹公的创作早已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红楼梦》中最吸引人的地方要算是对人物之间性格矛盾的细致刻画，曹公将这些冲突巧妙的连接起来，情节感人，扣人心弦，从而彻底的暴露出封建礼教制造的种种恶果，有力的鞭挞了旧社会的罪恶，将一个又一个悲剧赤裸裸地揭穿出来，进而完成《红楼梦》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对于环境的描写更是为《红楼梦》这一伟大不朽作品的成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贾宝玉心中，女儿是世界上最可爱、最可敬、最纯洁的人。无论在那个方面都远在男人之上，所以是“人上之人”，这一点尽人皆知不必废话。同时，宝玉更进一步的认为女儿是不能出嫁的，否则便变了质。由纯洁无暇的自由身、被压迫者转变为压迫者，固然可恨，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可悲，大观园自然而然的成为保护女儿们的庇护所，希望女儿们永远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以免染上男子龌龊的气味（电视剧中女主角常说的“天底下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由此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男人自然是不能进入的（除宝玉和稚嫩的贾兰外，其他男性最多也只进入怡红院，而高鹗的伪作中，贾琏、王大夫竟大摇大摆迈进潇湘馆，荒唐！），园中的逍遥日子近乎完美，继而为查抄大观园的悲剧发生起到了对比和铺垫的作用，让人感伤极深，不禁潸然泪下。而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后，宝黛爱情的成熟则标志着僵持局面的基本形成：家长方面坚持薛宝钗，而贾宝玉不愿放弃林黛玉，贾府的决策者——贾母也陷入了犹豫当中。随后的人情世故的变化对宝黛爱情悲剧的发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各种矛盾爆发，贾家渐渐以无法维持，贾宝玉走什么路子转而成为挽救贾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只有稳重大体、家境富裕的薛宝钗才能扶持宝玉走上封建主义所谓的正路就顺理成章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不少典型人物。如平等待人的宝玉、成熟端庄的宝钗、多愁善感的黛玉、满腹心机的凤姐、逆来顺受的迎春、憨厚可爱的史湘云、情傲孤高的妙玉、善良朴实的刘姥姥等等，每个人物的性格、每桩人事和人情，都描绘的十分细腻、十分真实。宝玉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典型。宝玉的性格是及其难得的，受周围出身低下的丫鬟们影响，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公子哥儿，却讨厌士大夫。统治者与被压迫者，本是对立的阶级，而贾宝玉却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几乎有些恋母情结的他，很少有主子架子，以伺候丫鬟为乐。摆在封建地主阶级少爷贾宝玉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去研究四书五经做官,否则便同丫鬟、“戏子”门在一起，走下坡路，他选择了其二，十分尊重和体贴女性。另一特点便是不遵守封建制度的一般规矩，不愿与官宦往来，只要将怡红院门一关，那便是一个世外桃源。对于反对四书五经与科举这样原则性的问题，即使是宝钗、湘云劝他注意仕途经济他也立刻回斥，虽然他的恋爱婚姻问题依然等待家长为他做主，但毕竟是历史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一个人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里看地面”，作者也给予一定的肯定。林黛玉则是另一个精神反叛的典型。她幼时丧母、弃父进京，从不像薛宝钗那样以扼杀自己的个性为代价来讨好众人做一个所谓的封建淑女，也不像贾探春那样抛弃亲情以保证封建主子的威仪，更不像王熙凤那样灭绝人性来满足自己的权利欲。她至纯至善、崇尚真情却要独自面对这个充满虚伪、邪恶、贪婪、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的社会；她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而命运却没有给予她丝毫同情；她坦读《西厢记》，酒后任意挥洒自己的才华。面对这样的环境，她怎能不多愁善感？不是小气、心胸狭窄，只是为唯一的知己---宝玉献出了全部，怎能不患得患失?只是百年后，孰知葬花悲？而与以上两者不同的是，薛宝钗则是封建礼教思想下的一个正面悲剧。她十分推崇那些封建思想，把其当作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和追求的最高理想，完全沉浸在为自己编织的网中她遵守作为一个封建淑女所有规则，刻意求工的要求自己成为典范，甚至到了不惜一切的地步，不做一件封建礼教所不允许的事。她把自己全部的爱藏于心中，一切去等待家长的抉择乃至支持黛玉和宝玉的结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遵守封建礼教的少女，最终却并没有的属于自己的爱情，反倒给予她的是一个悲惨的宿命。进一步的证实封建礼教的虚伪性。王熙凤在<<红楼梦>>中是一个迷恋金钱和权力、自尊心极强的女人。其实她是一个对平等和幸福的追求者，面对无耻的贾瑞，她选择了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她有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贾琏在自己生日时出去偷情这件事上所做的是错误的。封建男权蹂躏了无数女子，要求女性遵守所谓的三纲五常，把原本的夫妻的转化成妻妾矛盾，逼得凤姐去迫害尤二姐等原本无辜的人，但在那个时期，这不是可悲、可怜反倒是可恶、可恨、该千刀万剐的。男权的衰落并没有给这位女强人带来空间与理解,贾府衰亡的一切责任竟都归咎于她，是“哭向金陵事更哀”的凄凉。《红楼梦》无论是在题材、体裁、形式、内容、思想等方面都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曹公以优秀的文笔，将种种背景、各色人物、各种事件巧妙地贯穿起来，结构严谨，层层递进，紧凑而完整几乎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愧为一部既可读、又耐读的经典名著。
在《红楼梦》中，薛宝钗与林黛玉的性格，都存在着A、B两面。从表面上看，黛玉应该是清高的、孤傲的、叛逆的；但骨子里，她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世俗名利、地位和声望的追求。宝钗则正好相反。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些“圆滑世故”；但骨子里，她却实在是一个耿介孤高又愤世嫉俗的女子！在小说里，每至关键时刻，真正敢于坚持个性，以至于给家长们留下诸如“忌讳”、“离格”、“不祥”之类负面印象的，几乎总是宝钗；而明确表示自己渴望“邀恩宠”、“独立名”的，几乎总是黛玉。《红楼梦》全书又恰恰以宝钗的《螃蟹咏》骂世最狠，以黛玉的《杏帘在望》“颂圣”最力。这无疑是作者对钗、黛深层次性格的一种暗示。2．从客观能力上看，宝钗显然比黛玉更善于处世，更善于解决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但从主观意愿上看，黛玉对各种世俗利益、名位的关注和向往，却又远远强过于宝钗。相对而言，宝钗比黛玉处于更为优越的位置。但宝钗却根本不屑于尘世的争名夺利，甚至不屑于元妃的特别恩赏；反倒是黛玉连小小几枝宫花，都要斤斤计较，非得比出个势利不可。一个是世俗世界中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理想世界中的世俗主义者。所以，我们说，在《红楼梦》（脂评本原著）中，宝钗是“身处世内而心向世外”，黛玉是“身处世外而心向世内”！3．从形象解构的角度来看，黛玉身上其实更多地承载了儒家士大夫文化的某些特质；而宝钗身上则更多地体现了老庄哲学的审美观。黛玉是外道内儒，宝钗是外儒内道。所以，作者用“有凤来仪”与儒家皇权意识的“双关暗合”，来暗点了黛玉性格中更为真实的一面；又以“蘅芷清芬”颇具道家色彩的“未扬先抑”、“别有洞天”，揭示了宝钗“淡极始知花更艳”的人格魅力。4．钗、黛以上这种性格上的交错、反转的关系，犹如《周易》中太极图所揭示的哲学原理：世间万物，俱负“阴”而抱“阳”。而且，“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鱼” 的“鱼眼”，恰恰为“阳”；“阳鱼”的“鱼眼”，恰恰为“阴”。由此，亦可以看出《红楼梦》之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老、庄、尹、列之道家文化的尽力汲取之态。5．在小说中，袭人、晴雯、金钏、小红，俱为钗、黛的影子人物。其中，金钏的真情与烈性，正与宝钗相通；小红的心机与世故，正与黛玉相通！袭人、晴雯，作为钗、黛的一对“外影”，对映了她们各自性格的“正面”；而金钏、小红，作为钗、黛的一对“内影”，则照出了她们性格中的“另外一面”。作者此种设计，亦是《红楼梦》之“风月宝鉴”性质，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一种直观体现。6．《红楼梦》本是“才子佳人”小说的对立产物。作者尤其反对那种“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的庸俗模式。但后人对《红楼梦》的解读，特别是许多“拥林派”评红家对《红楼梦》的解读，却恰恰陷入了所谓“才子”、“佳人”加“小人”的思维定势之中，有意无意间就要把宝玉、黛玉、宝钗分别同这三种角色对映起来。而袭、晴、金、红四影结构的存在，特别是金钏与宝钗、小红与黛玉之特殊关系的存在，对于打破以上这种固化的成见，恢复原著的本来面目，无疑有着正本清源的意义和作用。7．曹雪芹的一生始终处于“出世”与“入世”的双重困境之中。在理智上，他看得透功名利禄乃至男女情爱的虚妄，但在情感上，他又放不下对往昔繁华以及旧日情缘的留恋。而钗、黛两位女主角的设置，就多少反映了作者内心的这种两难。排除枝节的差异，从更为抽象的角度来看钗、黛，她们亦与作者一样，均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她们又同为“敏感的弱者”，都生活在一种小心翼翼的、惟恐受到伤害的生存状态之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才“使二美合一”，将她们看作了一人。这也就是脂砚斋所说的“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庚辰本第42回总评），以及畸笏叟所说的“将薛、林作甄玉、贾玉看书，则不失执笔人本旨”（庚辰本第22回眉批）。8．然而，作者却并不满足于仅仅将自己内心的困境表达出来，他还时时考虑着如何用理智来战胜情感，以获得精神上的解脱。这样，原本“合一”的钗、黛二人，在小说精神救赎的主题上，又出现了“分殊”的情形。其标志即是看她是否成功地接受了“癞头和尚”及“跛足道人”这一僧一道的点化。黛玉是点化之路上的失败者。她拒绝了“癞头和尚”为她设计的疗病方案，反而代之以服用世俗的“人参养荣丸”等药，其结果是终其一生也不能摆脱世俗占有欲和小儿女之情的困扰，只能在尘网中越陷越深。宝钗却成功地接受了癞僧的点化。她的“冷香丸”乃集尽四时白花之蕊，雨、露、霜、雪，甘苦二味，苦修苦炼而成。这象征着她在历尽人间甘苦、世态炎凉之后，能最终超越一切世俗之情的羁绊，而以一种大知己之爱和巨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去推动宝玉悟道、出家，复返大荒。诚如脂砚斋所说：“历着炎凉，知著甘苦，虽离别亦能自安，故名曰冷香丸。又以谓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者。”（戚序本第7回双行夹批）很明显，二者的高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应该说，曹雪芹本人的情况，更接近于前者，但后者才是他所追求和向往的那种理想之态。9．钗黛的A、B两面性，也同样反映在了她们的爱情方面。这就是一种相当复杂的三角关系：宝玉与黛玉“似近而实远”，宝玉与宝钗“似远而实近”！从表面上看，宝玉与黛玉好似心心相印、呼吸相通；但实际上，他们在内心深处却始终存在着一种更为深刻的隔膜和疏离。宝玉把黛玉当作唯一“不说混帐话”的知己。可事实上，黛玉的头脑中却并非没有所谓的“混帐思想”，她也并非真的不拿“混帐话”来劝谏宝玉。更重要的，在对待贾雨村一类“禄鬼国贼”的态度上，宝、黛二人的价值取向几乎判若天渊。宝玉宁死也不愿与贾雨村一类的人物相接触，而黛玉作为贾雨村的学生，却从未对她的恩师表示过任何形式的异议或不满。所谓“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所谓“主人指示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名”，宝玉却显然不可能有黛玉这种“邀宠”、“立名”的思想！宝玉与宝钗的情形则正好相反。从表面上看，钗、玉二人好像“志不同，道不合”，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但实际上，他们的深层次性格中，倒反而蕴藏了更大的相近和共通之处！宝玉最厌恶那些贪鄙官僚。无独有偶，宝钗也是这么一个现实社会的激烈批判者。她的那首《螃蟹咏》即是对以贾雨村为代表的那些贪官污吏的最为尖刻的讽刺。宝钗劝宝玉读书仕进，并非是要他也成为贾雨村一样的“禄蠹”，恰恰相反，乃是希望他通过掌握权力，来惩治、消灭这些丑类。正所谓“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是也。二人的选择看似相悖，其实却正好反映了其根本一致的立场！而更重要的是，宝玉、宝钗都对佛、道一类“出世”理念，有着几近于本能的偏爱。宝玉《天上人间》谜：“鸾音鹤信须凝睇，好把唏嘘答上苍”，关心的是来自仙家的消息。宝钗《镂檀锲梓》谜：“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则感叹世人难以领会佛法、禅宗的真谛。而事实上，宝玉对禅宗的最初感悟，也正是来自于宝钗的引导和推介（第22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宝钗对宝玉思想意志层面的影响，其深度和重要性，远远超过了黛玉。所以，脂砚斋才特别提醒读者注意：“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庚辰本第21回双行夹批）10．以上情形，也就决定了宝玉一生的情感，必然会有一个巨大转折的过程：由开初的独“专情”于黛玉，最终转向放弃这种“专情”，反过来与宝钗亦建立起同样的真情至爱。黛玉是宝玉富贵年少时，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知己。而在宝玉贫寒落魄之后，能与他一道战寒斗霜、患难与共者，则不能不惟宝钗一人而已。显然，原著中这样的转折，应该发生在八十回以后的佚稿之中。但实际上，也用不着等到八十回以后，在现存的八十回本中，曹雪芹即为这一转折的过程，提供了多处暗示。譬如，甲戌本第8回题头诗《金玉姻缘赞》、第34回“宝钗探伤”、第35回“黄金莺巧结梅花络”、第58回“茜纱窗真情揆痴理”等等，都是这方面的明确例证。11．上述这些暗示宝玉终将移情于宝钗的文字，与小说中那些看似表现宝玉独爱黛玉的地方，亦构成了“风月宝鉴”之“反照”与“正照”的效应。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原著中至少存在着以下六组针锋相对的正、反面文字组合：第一组：正面文字：《终身误》（第5回）；反面文字：①《金玉姻缘赞》（甲戌本第8回题头诗），②《红楼梦引子》（第5回）。/第二组：正面文字：①宝玉拒斥湘云（第32回），②黛玉的心理活动（第32回），③宝玉“诉肺腑”（第32回）；反面文字：①黛玉探伤（第34回），②宝钗讥讽贾雨村（第32回），③宝钗探伤（第34回）。/第三组：正面文字：“情中情因情感妹妹”（第34回）；反面文字：“黄金莺巧结梅花络”（第35回）。/第四组：正面文字：“宝玉焚书”（第36回）；反面文字：①黛玉劝学（第9回），②黛玉《騄駬》谜（第50回），③“薛蘅芜讽和螃蟹咏”（第38回）/第五组：反面文字：宝玉梦中的喊骂（第36回）；反面文字：“通灵玉蒙蔽遇双真”（甲戌本第25回回目）/第六组：正面文字：“慧紫鹃情辞试莽玉”（第57回）；反面文字：“茜纱窗真情揆痴理”（第58回）。——脂砚斋提醒读者：“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庚辰本第12回双行夹批）又云：“是书勿看正面为幸。”（甲戌本第8回眉批）显然，如果读者仅仅从上面列举那些“正面文字”，来解读《红楼梦》，而看不见其针锋相对的“反面”，那么，十有八九是会把小说的本旨给弄颠倒的！12．最后，作者以“莫怨东风当自嗟”和“任是无情也动人”，分别概括了黛玉、宝钗同宝玉的情缘。何谓之“莫怨东风当自嗟”？因为在曹雪芹的原稿中，宝、黛之不能结合，并非是出于什么外部势力的干涉。相反，贾母、凤姐等人，倒始终是“木石姻缘”的支持者。而恰恰是他们自己在深层次性格上的隔膜与疏离之处，才导致了其爱情上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隙”。黛玉之未嫁而逝，绝非宝、黛的不幸，从某个意义上讲，倒是因此而避免了更大的悲剧！又何谓之“任是无情也动人”？因为如前所述，在原著后三十回佚稿中，正是宝钗凭借自己在禅宗、老庄一类“杂书”、“杂曲”方面的“博知”，启迪并引导了宝玉“悟道”，推动他出家为僧，进而得以复返大荒。——《山门?寄生草》、《邯郸梦?赏花时》二件，即为明证！在当时那个社会，一般妇女都是嫁夫从夫，终身相倚。宝钗既嫁宝玉，做了他的妻子，亦理当如此。可她这个做妻子的，却主动地引导了丈夫出家为僧。按世俗的观点，这应该是非常“不情”之举了。但宝玉却深知，宝钗的这种“不情”之举，倒恰恰是出于对他的一片至爱，一种感天动地的自我牺牲式的至爱！宝玉自己亦深深地为之感动。故而才以“任是无情也动人”，来表达了这种复杂的感情。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第63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宝钗抽得“牡丹”签，黛玉抽得“芙蓉”签，那“芙蓉”签上，还特别注明：“自饮一杯，牡丹陪饮一杯”。“芙蓉”为何还必得“牡丹”陪饮呢？原因无他，因为在小说中，宝钗与黛玉又同为宝玉的知己。二人合起来，则构成了宝玉不同时期的最爱！13．在《红楼梦》的“色”、“空”二字当中，黛玉主要代表了“色”的这一面，而宝钗主要代表了“空”的这一面。小说把钗、黛二人放在一起，实际上也就昭示了“色”与“空”两种精神对宝玉的吸引和争夺。宝玉、黛玉的“木石姻缘”，更多地同作者放不下往昔繁华的心态相联；宝玉、宝钗的“金玉姻缘”，却更多地与作者看得透人生虚幻本质的理智相通。所以，小说中“木石前盟”与“金玉良姻”，一个承载了作者的“悲情”，一个寄托了作者的“高情”！在《红楼梦》末回“情榜”中，黛玉得到的评语是“情情”，宝玉得到的评语是“情不情”，宝钗得到的评语是“无情”（“任是无情也动人”）。黛玉何谓之“情情”？因为她以“情”为情——以小儿女之情为情，以世俗之情为情，故终其一生也跳不出为情所困、为情所陷的孽障。宝钗又何谓之“无情”？此“无情”，非彼“无情”也。“无情”正是至情！看似“无情”，却是情到极点，感人至深。故又曰：“任是无情也动人”。而宝玉的“情不情”，就正好处于黛玉“情情”与宝钗“无情”（至情）之间。这也就是脂砚斋所说的“三人一体”的结构！14．《红楼梦》问世至今已正好二百五十年。什么是这部小说最本真、最永恒的精髓？笔者以为，这既不在于《红楼梦》“批判”了什么“封建主义”，也不在于她“歌颂”了什么“伟大的爱情”。而恰恰体现于其所宣扬的“色空”思想之中。《红楼梦》的“色空”，是“大色空”，是包罗人间百态、世上万象的“色空”。其中，宝、黛、钗的故事，是“情”之“色空”。元、迎、探、惜的故事，是“运”之“色空”。王熙风的故事，乃“势”之“色空”。秦可卿的故事，乃“淫”之“色空”。如此等等。而红楼一梦，万境归空，给情天孽海里的痴男怨女们当头棒喝；替功名富贵场中的仕子儒生辈警钟长鸣；为普天下的失意者指引脱离苦海的道路；向尘世间的孤独人提供聊以慰籍的精神家园。这样的人文关怀，才是此书超越时空、超越社会形态而永放光芒的本质所在！在《红楼梦》中，黛玉主要代表了“色”的这一面。前面，我们在第一、二章里，分析了黛玉的性格。从表面上看，黛玉应该是清高的、孤傲的、叛逆的、纯情的；但骨子里，她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名利、地位、声望的强烈渴求。而事实上，她所谓的“清高”、“孤傲”、“叛逆”，在很大程度上，还恰恰是其求名求利却求之不得的产物，具有一种“酸葡萄”式的情结！我们看到，在元妃省亲的节骨眼上，恰恰是黛玉的“攀高”、“邀宠”表现得最为积极（第18回）；在贾母率王夫人、刘姥姥等人游览大观园的关键时刻，又恰属黛玉的潇湘馆处，接待得最为殷勤、礼数最为周详（第40回）。不仅如此，小说中那些赞美皇权、渴慕功名的诗句，亦多出于黛玉及其恩师贾雨村之手，诸如“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第1回）、“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第18回）、“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第18回）、“双瞻御座引朝仪”（第40回）、“主人指示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名”（第50回）、“色健茂金萱，蜡烛辉琼宴”（第76回）等等。*[注26]*甚至，连黛玉的居所，那“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精雅无比的潇湘馆，也起了个了正名，叫做“有凤来仪”，被作者有意地赋予一层“颂圣”的含义！小红是黛玉的“内影”。第24回，小说描写小红“因他有三分容貌，心内着实妄想痴心的往上攀高，每每的要在宝玉面前现弄现弄”，却被秋纹等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此处，脂砚斋一连写下了三条同黛玉有关的批语。一曰：“有三分容貌尚且不肯受屈，况黛玉等一干才貌者乎？”（庚辰本第24回双行夹批）二曰：“争夺者同来一看。”（庚辰本第24回双行夹批）三曰：“争名夺利者齐来一哭。”（庚辰本第24回双行夹批）另一处，脂批则毫不含糊地指出：“黛玉一生是聪明所误。”（庚辰本第22回双行夹批）可见，无论是曹雪芹，还是脂砚斋，在他们这些“圈内人”的眼中，黛玉都属于那种冰雪聪明、灵慧过人，却持才傲物，争名夺利，不肯罢休的人。黛玉固然也有非常“纯情”的一面，是所谓“痴情女情重愈斟情”。但这种“情”，却又是建立在一种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占有欲的基础之上的。她爱宝玉，便不许宝玉再同别的女孩（确切地说是像她一样的贵家小姐）单独接触，仅仅因为这些女孩有可能威胁到她的地位，却丝毫不顾及宝玉“爱博心劳”的本性。她将宝玉认做“知己”，却并没有宝玉那种憎恶官场、厌绝名利的思想，相反，倒时不时地幻想着能依靠“木石姻缘”的成就，来实现自己“立名”傲物、“压倒众人”的夙愿。所以，黛玉的所谓“纯情”，落脚于现实之中，最终还是脱不了一种极其世俗的价值观的窠臼。这就是杜丽娘所说的“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可见，所谓“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所“通”、所“警”者，还绝不仅仅是才子佳人、儿女情长这些东西，亦有这种爱情观背后的名利之心！*[注27]*从《红楼梦》神话开篇的角度来看，黛玉显然是一位思凡下凡的仙子形象。她来自于“西方灵河”，却把世俗的名位观、价值观，当作自己情感的最终归依，终其一生亦不能自拔。故一言以蔽之，我们说，黛玉是“身处世外而心向世内”！而宝钗却主要代表了“空”的这一面。前文中，我们亦分析了宝钗的性格。小说通过一而再、再而三的描写，道出了她原是一个素性淡泊、深具老庄气质的女子。宝钗从小便不喜簪花抹粉，不爱富丽闲妆，只偏好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见甲戌本第28回侧批）。第7回，薛姨妈说：“宝丫头古怪着呢，她从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的。”脂砚斋随即批云：“‘古怪’二字，正是宝卿身份。”（甲戌本第7回侧批）宝钗的居所蘅芜苑，正名“蘅芷清芬”。这“清芬”二字，也的确合乎她的此种身份！人言宝钗“世故圆滑”、“八面玲珑”，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在关键时刻，真正敢于坚持个性，以至于得罪家长权威的，恰恰不是黛玉，而是宝钗！第22回，在元宵节灯谜诗会上，宝钗的一首更香谜直抒胸意：“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就引得贾政大为扫兴，以为“小小之人作此词句，更觉不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见蒙府本、戚序本第22回）。第40回，在贾母携刘姥姥等人游览大观园的节骨眼儿上，宝钗蘅芜苑“雪洞一般”的居室布置，又引起了贾母的大为不悦，以为甚是“忌讳”、“离格”，说：“使不得。虽然他省事，倘或来一个亲戚，看着不象；二则年轻的姑娘们，房里这样素净，也忌讳。我们这老婆子，越发该住马圈去了。”第28回，面对元春的特别恩赏，宝钗居然“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反过来竟以宝玉被一个黛玉缠住为幸。这种蔑视世俗权威的态度，在黛玉而言，则更是绝不可想象的了。与黛玉诗“缠绵悲戚”中夹藏着“邀宠”、“立名”相反，宝钗的诗风往往是“端庄敦厚”里暗含着“孤高”、“愤世”。这也就是脂砚斋所说的“宝钗诗全是自写身份，讽刺时事”（庚辰本第37回双行夹批）。譬如，《凝晖钟瑞》：“睿藻仙才盈彩笔，自惭何敢再为辞”（第18回），《白海棠咏》：“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第37回），《螃蟹咏》：“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第38回），《牙牌令》：“三山半落青天外”，“处处风波处处愁”（第40回），《镂檀锲梓》谜：“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第50回）等等，均带有一种高人隐者讽时骂世，又洁身自好的意味。甚至，就是那首被后世许多陋儒狂骂不已的《临江仙?柳絮辞》，所谓“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所谓“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实际上，也正体现了陶渊明“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见梁?萧统《陶渊明集》序）的风骨与气概！故众人皆为之“拍案叫绝”，都说：“果然翻得好气力，自然是这首为尊！”（第70回）*[注28]*而更重要的，宝钗的这种淡泊名利、愤世出世的思想性格，还恰好为癞僧、跛道择中，成为了太虚幻境对宝玉的精神世界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关联点、介入点。如前所述，在曹雪芹后三十回佚稿中，正是宝钗以自己在禅宗、老庄等方面的“博知”，启迪并引导了宝玉的“悟道”、出家，宛如何仙姑之劝吕洞宾莫要贪恋人间的风光，应尽快返回天界一般。《寄生草》、《赏花时》二件，俱为明证！从《红楼梦》的神话结构上讲，宝钗显然没有黛玉那样明确而显赫的前世来历（“西方灵河”畔的“绛珠”仙草），但这个生活于红尘世界中的女子，却被癞僧、跛道赋予了推动所爱之人，即全书男主角贾宝玉，下定决心，拔离凡尘，复返仙界的任务。她的爱情与婚姻，也最终摒弃了一般世俗人们所持有的价值观和占有欲，而把“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的自我牺牲、自我超越的精神，放在了首位。所以，我们说，宝钗是“身处世内而心向世外”！作者把钗、黛二人放在一起，实际上也就昭示了“色”与“空”两种精神对宝玉的吸引和争夺。概要地讲，黛玉之“色”，是由“世外”指向“世内”，正与宝玉的“情迷”联袂；宝钗之“空”，由“世内”指向“世外”，正与宝玉的“情悟”相通！通灵宝玉下凡历劫，他的前半生自然离不开黛玉之“色”的陪伴——非如此，则无以将“情迷”发挥到极致。可如果宝玉当真同黛玉结合了，他的后半生就会欲海深陷，永堕泥犁，无法完成由“情迷”到“情悟”的转变，“佳偶”也将终成“怨偶”——除非宝玉对黛玉也敢撕破脸面，情断义绝，但这显然是作者所更不愿写，也不忍写的局面。怎么办呢？要想让通灵宝玉拂去其心上的迷尘，复显其本来的真性，则又少不了宝钗之“空”的龙象之力了。读者如果仅仅从一般小儿女之情的层面——也就是本章所称“宝玉情感的A面”上着眼，自然会感觉宝玉对宝钗、黛玉、湘云三人，“素厚者惟颦、云”，而独与宝钗“素不契”；但如果真要上升到超离凡尘的大知己之爱——就是本章所称“宝玉情感的B面”的高度，一切就全都颠倒了过来：宝玉与宝钗是“素不契”中包含着更大的“素契”！——“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为了一个共同的“愤世”、“出世”的理念，他们可以“眼向云霞”，把世俗的爱情观、占有欲搁在一边，“情极”生“毒”，“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而宝玉同黛玉（甚至也包括湘云），却是于“素厚”中隐藏着深层次的隔膜和疏离，始终无法由相爱相知而相谅。“至颦儿于宝玉似近之至矣，却远之至也。”“不然，后文如何反较胜角口诸事皆出于颦哉？”“种种孽障，种种忧忿，皆情之所陷，更何辩哉？”这正是“情迷”与“情悟”，在宝玉身上此消彼长，又各自作用于不同深度所造成的效果。“情迷”是一种短性的大力，“情悟”却更有一种持久的韧性。两者犹如老子所言“牙”与“舌”的比赛：牙比舌坚固，但到头来，人至迟暮之年，舌却比牙存在得更长久。宝玉的一生亦复类此。他虽多“情迷”于“色”，却终将“情悟”于“空”。所以，脂砚斋用“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这十二个字原则，来概括曹雪芹笔下宝玉情感的A、B两面，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在人物命名时颇具巧思，人物的名字和命运息息相关。“娇杏”为“侥幸”，“冯渊”为“逢冤”[]，可见名字的重要性，名字暗含了人物的命运，人物的一生从名字中就可见一斑。而通灵宝玉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玉”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曹公绝不会随意使用一个“玉”字。《说文解字》对玉的解释是“玉，石之美有五德者，润泽以温，仁之方也；鳃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洁之方也。象三玉之连，其贯也，凡玉之属皆从玉。”[]总的来说就是玉有五德：仁、义、智、勇、洁，足可见“玉”字所代表的深刻含义，它所蕴含的美好祝愿。《红楼梦》中的“玉派女子”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拥有着“玉”一般的美好品质，“玉”与人物紧密结合，我们主要探讨的就是玉派女子的“玉德”。《红楼梦》中的六位玉派女子按身份主要可以分为三类：小姐、丫鬟和优伶。以下，我们就按照这三大类对《红楼梦》中的玉派女子进行剖析。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在人物命名时颇具巧思，人物的名字和命运息息相关。“娇杏”为“侥幸”，“冯渊”为“逢冤”[]，可见名字的重要性，名字暗含了人物的命运，人物的一生从名字中就可见一斑。而通灵宝玉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玉”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曹公绝不会随意使用一个“玉”字。《说文解字》对玉的解释是“玉，石之美有五德者，润泽以温，仁之方也；鳃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洁之方也。象三玉之连，其贯也，凡玉之属皆从玉。”[]总的来说就是玉有五德：仁、义、智、勇、洁，足可见“玉”字所代表的深刻含义，它所蕴含的美好祝愿。《红楼梦》中的“玉派女子”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拥有着“玉”一般的美好品质，“玉”与人物紧密结合，我们主要探讨的就是玉派女子的“玉德”。《红楼梦》中的六位玉派女子按身份主要可以分为三类：小姐、丫鬟和优伶。以下，我们就按照这三大类对《红楼梦》中的玉派女子进行剖析。
长期以来，在《红楼梦》的研究中，对薛宝钗这个人物一直存有分歧。总的说来，分歧的焦点，不在于她是否是封建礼教的信养者，不在于她是否是“四德具备”的封建淑女。在这点上人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她在作品中的地位。那就是说她是个封建礼教的受害者，还是封建势力的帮凶，她在作品中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作者对她的态度是褒还是贬。……实质上说，薛宝钗在宝、黛爱情这个主要线索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她是作为黛玉这个人物对立形象而出现的。如果再继续搞“钗黛合一”，对钗黛这两个人物的态度模棱两可，是非不明，就无法揭示贾宝玉内心深处新思想的萌芽，也更无法揭露扼杀这种新思想的封建势力的罪恶。……从薛宝钗的言行中，我们可以看出，她所代表的正是当时那股没落腐朽的封建势力，她同王熙凤、王夫人、贾政一样，认为封建道德，封建礼教是天经地义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为人子者，必须显身立名，走仕途经济的道路，以光宗耀祖；她以“女子无才便是德”约束自己，规劝同辈姐妹。这就是说，她的思想品格和道德修养，可以在王熙凤、王夫人、贾政身上找到共同点，她所代表的正是这些人的“完整的特殊世界”，但是她又不完全与王熙凤、王夫人和贾政相同，而是有其自身的独自特点的。从地位上说，她是封建大家庭中的一个未婚女子，她应避居深闺，洁身自好，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性格上说，她雍容大度“罕言寡语”“随分从时”，凡事三思而后行；从思想上说，她对封建礼教虔诚地信仰，表里如一，乃至忘掉了自身；从容貌咊?才能上说，她聪明美丽、吟诗作对、针黹女红都超群绝伦。因而作为薛宝钗这个人物的典型性格是“待人接物不亲不疏、不远不近、可厌之人未见其有冷淡的态度、形诸声色；可喜的人也未见其亲密之情，形诸声色。”她心地“善良”，善于“体贴”人，“帮助”人；她心胸开朗、能容人，对尖刻奚落的语言，不做计较。具有这种雍容大度大家闺秀的“美德”，因而才深得封建家长的欢心。贾母称赞她，把她早已视为心中得意的孙媳。她聪明美丽，有文学素养和渊博的知识、她在众姐妹中堪称为一朵丰满而又娇媚的牡丹花。她的美丽和丰满，也曾引起宝玉的爱慕，她的才学，也曾使李纨感叹，称赞她的诗“含蓄深厚”，她的针线竟使袭人钦佩叹服。她的体贴帮助，深为湘云感激。这一切可以说是她的个性吧。……（参照 ）
看看这个行么？和论文应该有关！山中高士晶莹雪 睿藻仙才淑仪风 ---------封建淑女的典型 薛宝钗堪称封建淑女的典型，她谨守封建妇德，几乎放弃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要求，近乎封建统治阶级眼中的完人，体现着封建时代贵族女子正统的风范。她克己复礼才德兼备，冰雪聪明善解人意；贞淑娴静品格端方；沉着冷静，遇事清醒；行为豁达，宽以待人；不轻视别人，而自身又永保尊严。她的美是一种雍容娴雅之美，倘以儒家的审美标准看来，恰是代表了一种温柔敦厚的人格理想，“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弘毅宽厚，清平和允。有道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倘若不是集贤良淑德于一身，在荣国府这样一个人事复杂、矛盾交错的大家庭里，宝钗是不会深得恩宠，获得上上下下广泛的喜爱与赞誉的。 “德言容工”四德俱全是封建礼教对女子的基本要求，宝钗品格端方、谨言慎行，举止闲雅，针黹精熟，集贤淑于一身。在她心中“女子无才便是德，贞静为主，女工居次，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她不仅以此为律，还常常用之规范别人，用心良苦。一句“珍重芳姿昼掩门”写尽了这位豪门闺秀的蓄雅和自重。 宝钗冰雪聪明善解人意，在与周围姊妹的相处中体现出一种长者般的风度。她善良真诚、细致体贴，她能在绮罗锦绣丛中，一片欢声笑语背后，看出湘云和岫烟的艰辛，私下里劝袭人不要让湘云帮着做活计，帮岫烟拿回所当衣物；她也能在酒令中察觉黛玉“良辰美景奈何天”“纱窗也没有红娘报”的失语，兰言解疑痴，这旨在保护黛玉免受谤议的从旁点拨，让黛玉深为感激，那一番女子“识礼守分”“得重于才”的说教，更是让黛玉心下叹服。黛玉起初对宝钗是怀有敌意的，总认为她“待人极好”是“有心藏奸”。宝钗的善解人意和虚怀若谷，最终感动了黛玉，使其自觉错怪了她，进而与之尽释前嫌，互剖金兰之语，“竟比他人好了十倍（49回）”。 虚怀若谷，宽以待人------这个名门淑媛必须的美德，被宝钗诠释得淋漓尽致。对于别人的攻击，不到实在忍无可忍，她都因顾全大局而不加以追究。黛玉曾心怀敌意，屡次拿话刻薄，宝钗总是装没听见，不与计较。面对恶嫂金桂寻衅滋事，宝钗随其母前往劝解，虽说是丝丝入情、句句在理，可她的一腔善意反倒遭来金桂的羞辱讥讽。虽是羞愤难当，却因心痛其母而忍气吞声、宽容大度、大事化小，这般气度，也只有大家闺秀才得如此（83回）。 宝钗遇事沉着冷静头脑清醒，考虑事情合理且周全。为寡母分忧解劳，是恭顺良孝的宝钗十分着意的。呆霸王薛蟠调情遭苦打之后，薛姨妈又是心疼又是发恨，情急之下欲告诉王夫人遣人寻拿柳湘莲。沉着冷静、是非分明、通情达理的宝钗忙旁敲其母，语之其弊，一场将会给薛家造成“仗势欺人”之恶名的风波就这样被宝钗化解在只言片语之间了（47回）。再如薛蟠偶外出作买卖，薛姨妈犹豫不决，与宝钗商议，宝钗一番入情入理的话熨贴了母亲的不安。由此看来，宝钗不似薛家幼女，反倒象薛家军师，许多棘手之事，似乎都是经过了她的冷静点拨而得以妥善解决。 宝钗理财治家，通晓庶务也是高人一等。与凤姐的干练泼辣、手腕加淫威相比，宝钗理家则是威而不露，从时而发，她深谙“幸于始者怠其终，缮其辞者嗜其利”，提出了使大家都满意的方案，“小惠全大体”，顺乎时势，合乎人心，众人心服口服，熙凤也暗自佩服。 宝钗不仅是“四德”皆备，而且才识过人。经史子集融汇贯通，诗词歌赋博采广收，甚至连《西厢》《琵琶》“元人百种”也多有涉猎，学问自是十分扎实颇见功底。她能随意道出《唐诗品汇总序》中的“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温八叉之绮靡”来，谈论理财之道时又能顺手拈来《朱子文集大全类编》之语，甚至于今已佚失的《姬子》之句“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背之也是朗朗上口。除此之外，她的画论卓有识见，谈及颜料画具娴熟谙晓；医学药理知之甚笃，经验丰富言之成理；甚至于参禅悟机那一套也是了如指掌，娓娓而谈，滔滔不绝。 薛宝钗入都是为了待选“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的，她具备了封建社会女子最完备的美德，奔的是封建社会女子最高的出路。 参考资料：
贾宝玉是《红楼梦》主要中心人物。作为荣国府嫡派子孙，他出身不凡,又聪明灵秀,是贾氏家族寄予重望的继承人。但他的思想性格却促使他背叛了他的家庭。他的叛逆性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小说充分描写造成他的性格的生活环境和他的具体境遇的各方面特点，深刻揭示了他性格成长的主客观原因。一方面，以男子为中心的贵族社会是那样虚伪、丑恶和腐朽无能，使他因自己生为男子而感到终身遗憾；另一方面，少女们的纯洁美好又使他觉得只有和她们在一起才称心惬意。他也曾被送到家塾去读四书、五经，但家塾的内容和风气是那样的腐朽败坏，那些循着这个教育路线培养的老爷少爷们是那样的庸陋可憎，他对于封建教育的一套，在感情上就格格不入。他很少接触做官的父亲，畏之如虎，敬而远之。家长从小把他交给一群奶娘丫鬟。那些围绕着他，各以一颗纯真的心对待他的丫鬟，才是他的启蒙老师。丫鬟们的深挚纯洁、自由不羁的品格感染着他，她们由于社会地位所遭到的种种不幸也启发着他。在贾宝玉的直感生活里，她们和那些以世俗男性为主的居于中心统治地位的势力，在每一点上都形成鲜明的对照：聪明和愚蠢，纯真和腐朽，洁净和污浊，天真和虚伪，善良和邪恶，美好和丑陋。贾宝玉在这样的环境里，逐渐形成自己思想感情的爱憎倾向。贾宝玉性格的核心是平等待人，尊重个性，主张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活动。在他心眼里，人只有真假、善恶、美丑的划分。他憎恶和蔑视世俗男性，亲近和尊重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性。他说过“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与此相连，他憎恶自己出身的家庭，爱慕和亲近那些与他品性相近、气味相投的出身寒素和地位微贱的人物。这实质上就是对于自己出身的贵族阶级的否定。同时，他极力抗拒封建主义为他安排的传统的生活道路。对于封建礼教，除晨昏定省之外，他尽力逃避参加士大夫的交游和应酬；对封建士子的最高理想功名利禄、封妻荫子,十分厌恶,全然否定。他只企求过随心所欲、听其自然，亦即在大观园女儿国中斗草簪花、低吟悄唱、自由自在的生活。“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趁着你们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去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托生为人，这就是我死的得时了。”贾宝玉受时代的局限,找不到现实生活的出路,他要摆脱贵族社会桎梏，而又不能不依附贵族阶级。这就使他的思想性格具有悲剧性的严重矛盾。他的理想无疑是对封建主义生活的否定，却又十分朦胧，带有浓厚的伤感主义和虚无主义。贾宝玉对个性自由的追求集中表现在爱情婚姻方面。封建的婚姻要听从父母之命，取决于家庭的利益。可是贾宝玉一心追求真挚的思想情谊，毫不顾忌家族的利益。他爱林黛玉，因为林黛玉的身世处境和内心品格突出集中地包蕴了生活环境里所有女孩子一切使他感动、使他亲爱的客观与主观的特征。他和林黛玉的相爱，是以含有深刻社会内容的思想感情为基础的。反之，这种爱情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又成为他步步克服自身的劣点和弱点，日益发展他进步的思想性格的主要的支持力量和推动力量。这个以叛逆思想为内核的爱情，遭到封建势力的日益严酷的压迫。按曹雪芹原来的安排，林黛玉将泪尽而逝，贾宝玉将在她去世之后与薛宝钗结婚。薛宝钗的性格和婚后的生活使他彻底绝望,他终于弃家出走,回到渺茫的虚无之中。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并不是一开始就定型了的，作品着力描写了他性格发展成长的历史。他生活在罪恶腐败的贵族环境里，不可避免地沾染着一些贵族公子的恶劣习气和腐朽观念，这些坏的东西和他性格中好的倾向并存着。但随着生活中他所见闻的重大事件给予的刺激和教育，随着他在卷入现实矛盾时精神上所受的挫折和打击，他的思想品格里一些腐朽恶劣的东西就慢慢减少了，清除了，他的叛逆思想性格渐渐坚定了，成熟了。 他对待身边的女孩子们的态度，同情和亲爱始终是主导的方面，但在最初也带有一些腐朽、邪恶的成分。秦可卿之死、秦钟之死，林黛玉身世的飘零、身为贵妃的姐姐内心的悲苦，使他开始认识到在男女关系方面尊重与玩弄、纯洁与腐朽、美好真挚与罪恶虚伪的区别，从此他对两性关系逐渐表现出严肃态度，对自己所在的社会表现了深一层的反感。他曾以为天下女孩子的眼泪都要送给他。他爱林黛玉，但遇着温柔丰韵的薛宝钗和飘逸洒脱的史湘云，却又不能不眩目动情。为着他感情的游移不明，林黛玉以血泪和生命对他不断地施加影响，使他从苦痛的体验中逐步摆脱社会势力和贵族恶习对他的纠缠和吸引，使他的性格趋于纯化,头脑趋于清醒,思想感情趋于稳固与坚定。此外,丫鬟的品格和遭遇也影响着他,使他领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他对女孩子们一般是温存和顺的，但在初期有时也暴露出一些暴戾作风，撵茜雪，踢袭人，训晴雯等的事所遭到的父亲的毒打,经历了这一系列事件之后,他不但永远抛弃了打骂丫鬟的行为，也使他的叛逆思想大为加强，认识更加深刻。从此他对被压迫、被糟践的女孩子的同情体贴之心，更为深切周到、无微不至；而且在对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命运认识加深的基础上，进而对她C遣煌乃枷胄愿懙氖抵视辛死斫猓佣谔壬嫌?了分明的取舍，如对于林黛玉和薛宝钗、史湘云，对于晴雯和袭人、麝月，心里有了亲疏的区分。以这种思想认识为基础，才有“诉肺腑”的情节，他对林黛玉的爱情从此成熟巩固，生死不渝。封建势力的另一次镇压是王夫人发动的抄检大观园：逼死晴雯、司棋，撵走芳官、四儿，大观园最终转入冷落凄凉之境。这主要是，封建势力要摧毁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关系，扫荡一切违背礼教、妨碍贾宝玉走上封建正路的因素。可是贾宝玉目击晴雯等的悲剧和大观园的劫难之后，抛掉对封建势力的唬想，他用血S嵝闯傻摹盾?蓉女儿诔》，无异于一篇叛逆到底的宣言书。贾宝玉否定封建主义社会秩序，但思想上并没有达到否定君权和族权亦即封建主义统治权的高度。一方面他步步发展自己的叛逆思想，完全倾向着被压迫者并且支持他们；他坚持着与林黛玉的爱情，迫切要求婚姻自主;其实这一切,都是凭藉封建势力给予他的特权而产生的，他还不可能否定封建主义的统治。他所深恶痛绝的,正是他所仰赖的;他所反对的,正是他所依靠的。他无法与封建主义统治彻底决裂，又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民主主义思想要求。因而他的出路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最后只能到虚无缥缈的超现实世界中去
薛宝钗小时是个和林黛玉一样淘气的孩子，从她对西厢记的熟知程度可以看出，当时她家管理严格，把她那份女孩儿的本性给磨的基本没了，成了一个封建淑女的典型。当她来到大观园之后，在自由自在的环境和那么多本性尚存（特别是林黛玉）的女孩儿中间，她的纯真的本性又回来了一点，可她在大观园这个环境呆的时间还是太短，以至于后来王熙凤使掉包计她同意了，要是林黛玉就绝对不会同意。
在《红楼梦》中，薛宝钗与林黛玉的性格，都存在着A、B两面。从表面上看，黛玉应该是清高的、孤傲的、叛逆的；但骨子里，她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世俗名利、地位和声望的追求。宝钗则正好相反。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些“圆滑世故”；但骨子里，她却实在是一个耿介孤高又愤世嫉俗的女子！在小说里，每至关键时刻，真正敢于坚持个性，以至于给家长们留下诸如“忌讳”、“离格”、“不祥”之类负面印象的，几乎总是宝钗；而明确表示自己渴望“邀恩宠”、“独立名”的，几乎总是黛玉。《红楼梦》全书又恰恰以宝钗的《螃蟹咏》骂世最狠，以黛玉的《杏帘在望》“颂圣”最力。这无疑是作者对钗、黛深层次性格的一种暗示。2．从客观能力上看，宝钗显然比黛玉更善于处世，更善于解决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但从主观意愿上看，黛玉对各种世俗利益、名位的关注和向往，却又远远强过于宝钗。相对而言，宝钗比黛玉处于更为优越的位置。但宝钗却根本不屑于尘世的争名夺利，甚至不屑于元妃的特别恩赏；反倒是黛玉连小小几枝宫花，都要斤斤计较，非得比出个势利不可。一个是世俗世界中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理想世界中的世俗主义者。所以，我们说，在《红楼梦》（脂评本原著）中，宝钗是“身处世内而心向世外”，黛玉是“身处世外而心向世内”！3．从形象解构的角度来看，黛玉身上其实更多地承载了儒家士大夫文化的某些特质；而宝钗身上则更多地体现了老庄哲学的审美观。黛玉是外道内儒，宝钗是外儒内道。所以，作者用“有凤来仪”与儒家皇权意识的“双关暗合”，来暗点了黛玉性格中更为真实的一面；又以“蘅芷清芬”颇具道家色彩的“未扬先抑”、“别有洞天”，揭示了宝钗“淡极始知花更艳”的人格魅力。4．钗、黛以上这种性格上的交错、反转的关系，犹如《周易》中太极图所揭示的哲学原理：世间万物，俱负“阴”而抱“阳”。而且，“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鱼” 的“鱼眼”，恰恰为“阳”；“阳鱼”的“鱼眼”，恰恰为“阴”。由此，亦可以看出《红楼梦》之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老、庄、尹、列之道家文化的尽力汲取之态。5．在小说中，袭人、晴雯、金钏、小红，俱为钗、黛的影子人物。其中，金钏的真情与烈性，正与宝钗相通；小红的心机与世故，正与黛玉相通！袭人、晴雯，作为钗、黛的一对“外影”，对映了她们各自性格的“正面”；而金钏、小红，作为钗、黛的一对“内影”，则照出了她们性格中的“另外一面”。作者此种设计，亦是《红楼梦》之“风月宝鉴”性质，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一种直观体现。6．《红楼梦》本是“才子佳人”小说的对立产物。作者尤其反对那种“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的庸俗模式。但后人对《红楼梦》的解读，特别是许多“拥林派”评红家对《红楼梦》的解读，却恰恰陷入了所谓“才子”、“佳人”加“小人”的思维定势之中，有意无意间就要把宝玉、黛玉、宝钗分别同这三种角色对映起来。而袭、晴、金、红四影结构的存在，特别是金钏与宝钗、小红与黛玉之特殊关系的存在，对于打破以上这种固化的成见，恢复原著的本来面目，无疑有着正本清源的意义和作用。7．曹雪芹的一生始终处于“出世”与“入世”的双重困境之中。在理智上，他看得透功名利禄乃至男女情爱的虚妄，但在情感上，他又放不下对往昔繁华以及旧日情缘的留恋。而钗、黛两位女主角的设置，就多少反映了作者内心的这种两难。排除枝节的差异，从更为抽象的角度来看钗、黛，她们亦与作者一样，均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她们又同为“敏感的弱者”，都生活在一种小心翼翼的、惟恐受到伤害的生存状态之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才“使二美合一”，将她们看作了一人。这也就是脂砚斋所说的“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庚辰本第42回总评），以及畸笏叟所说的“将薛、林作甄玉、贾玉看书，则不失执笔人本旨”（庚辰本第22回眉批）。8．然而，作者却并不满足于仅仅将自己内心的困境表达出来，他还时时考虑着如何用理智来战胜情感，以获得精神上的解脱。这样，原本“合一”的钗、黛二人，在小说精神救赎的主题上，又出现了“分殊”的情形。其标志即是看她是否成功地接受了“癞头和尚”及“跛足道人”这一僧一道的点化。黛玉是点化之路上的失败者。她拒绝了“癞头和尚”为她设计的疗病方案，反而代之以服用世俗的“人参养荣丸”等药，其结果是终其一生也不能摆脱世俗占有欲和小儿女之情的困扰，只能在尘网中越陷越深。宝钗却成功地接受了癞僧的点化。她的“冷香丸”乃集尽四时白花之蕊，雨、露、霜、雪，甘苦二味，苦修苦炼而成。这象征着她在历尽人间甘苦、世态炎凉之后，能最终超越一切世俗之情的羁绊，而以一种大知己之爱和巨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去推动宝玉悟道、出家，复返大荒。诚如脂砚斋所说：“历着炎凉，知著甘苦，虽离别亦能自安，故名曰冷香丸。又以谓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者。”（戚序本第7回双行夹批）很明显，二者的高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应该说，曹雪芹本人的情况，更接近于前者，但后者才是他所追求和向往的那种理想之态。9．钗黛的A、B两面性，也同样反映在了她们的爱情方面。这就是一种相当复杂的三角关系：宝玉与黛玉“似近而实远”，宝玉与宝钗“似远而实近”！从表面上看，宝玉与黛玉好似心心相印、呼吸相通；但实际上，他们在内心深处却始终存在着一种更为深刻的隔膜和疏离。宝玉把黛玉当作唯一“不说混帐话”的知己。可事实上，黛玉的头脑中却并非没有所谓的“混帐思想”，她也并非真的不拿“混帐话”来劝谏宝玉。更重要的，在对待贾雨村一类“禄鬼国贼”的态度上，宝、黛二人的价值取向几乎判若天渊。宝玉宁死也不愿与贾雨村一类的人物相接触，而黛玉作为贾雨村的学生，却从未对她的恩师表示过任何形式的异议或不满。所谓“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所谓“主人指示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名”，宝玉却显然不可能有黛玉这种“邀宠”、“立名”的思想！宝玉与宝钗的情形则正好相反。从表面上看，钗、玉二人好像“志不同，道不合”，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但实际上，他们的深层次性格中，倒反而蕴藏了更大的相近和共通之处！宝玉最厌恶那些贪鄙官僚。无独有偶，宝钗也是这么一个现实社会的激烈批判者。她的那首《螃蟹咏》即是对以贾雨村为代表的那些贪官污吏的最为尖刻的讽刺。宝钗劝宝玉读书仕进，并非是要他也成为贾雨村一样的“禄蠹”，恰恰相反，乃是希望他通过掌握权力，来惩治、消灭这些丑类。正所谓“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是也。二人的选择看似相悖，其实却正好反映了其根本一致的立场！而更重要的是，宝玉、宝钗都对佛、道一类“出世”理念，有着几近于本能的偏爱。宝玉《天上人间》谜：“鸾音鹤信须凝睇，好把唏嘘答上苍”，关心的是来自仙家的消息。宝钗《镂檀锲梓》谜：“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则感叹世人难以领会佛法、禅宗的真谛。而事实上，宝玉对禅宗的最初感悟，也正是来自于宝钗的引导和推介（第22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宝钗对宝玉思想意志层面的影响，其深度和重要性，远远超过了黛玉。所以，脂砚斋才特别提醒读者注意：“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庚辰本第21回双行夹批）10．以上情形，也就决定了宝玉一生的情感，必然会有一个巨大转折的过程：由开初的独“专情”于黛玉，最终转向放弃这种“专情”，反过来与宝钗亦建立起同样的真情至爱。黛玉是宝玉富贵年少时，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知己。而在宝玉贫寒落魄之后，能与他一道战寒斗霜、患难与共者，则不能不惟宝钗一人而已。显然，原著中这样的转折，应该发生在八十回以后的佚稿之中。但实际上，也用不着等到八十回以后，在现存的八十回本中，曹雪芹即为这一转折的过程，提供了多处暗示。譬如，甲戌本第8回题头诗《金玉姻缘赞》、第34回“宝钗探伤”、第35回“黄金莺巧结梅花络”、第58回“茜纱窗真情揆痴理”等等，都是这方面的明确例证。11．上述这些暗示宝玉终将移情于宝钗的文字，与小说中那些看似表现宝玉独爱黛玉的地方，亦构成了“风月宝鉴”之“反照”与“正照”的效应。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原著中至少存在着以下六组针锋相对的正、反面文字组合：第一组：正面文字：《终身误》（第5回）；反面文字：①《金玉姻缘赞》（甲戌本第8回题头诗），②《红楼梦引子》（第5回）。/第二组：正面文字：①宝玉拒斥湘云（第32回），②黛玉的心理活动（第32回），③宝玉“诉肺腑”（第32回）；反面文字：①黛玉探伤（第34回），②宝钗讥讽贾雨村（第32回），③宝钗探伤（第34回）。/第三组：正面文字：“情中情因情感妹妹”（第34回）；反面文字：“黄金莺巧结梅花络”（第35回）。/第四组：正面文字：“宝玉焚书”（第36回）；反面文字：①黛玉劝学（第9回），②黛玉《騄駬》谜（第50回），③“薛蘅芜讽和螃蟹咏”（第38回）/第五组：反面文字：宝玉梦中的喊骂（第36回）；反面文字：“通灵玉蒙蔽遇双真”（甲戌本第25回回目）/第六组：正面文字：“慧紫鹃情辞试莽玉”（第57回）；反面文字：“茜纱窗真情揆痴理”（第58回）。——脂砚斋提醒读者：“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庚辰本第12回双行夹批）又云：“是书勿看正面为幸。”（甲戌本第8回眉批）显然，如果读者仅仅从上面列举那些“正面文字”，来解读《红楼梦》，而看不见其针锋相对的“反面”，那么，十有八九是会把小说的本旨给弄颠倒的！12．最后，作者以“莫怨东风当自嗟”和“任是无情也动人”，分别概括了黛玉、宝钗同宝玉的情缘。何谓之“莫怨东风当自嗟”？因为在曹雪芹的原稿中，宝、黛之不能结合，并非是出于什么外部势力的干涉。相反，贾母、凤姐等人，倒始终是“木石姻缘”的支持者。而恰恰是他们自己在深层次性格上的隔膜与疏离之处，才导致了其爱情上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隙”。黛玉之未嫁而逝，绝非宝、黛的不幸，从某个意义上讲，倒是因此而避免了更大的悲剧！又何谓之“任是无情也动人”？因为如前所述，在原著后三十回佚稿中，正是宝钗凭借自己在禅宗、老庄一类“杂书”、“杂曲”方面的“博知”，启迪并引导了宝玉“悟道”，推动他出家为僧，进而得以复返大荒。——《山门?寄生草》、《邯郸梦?赏花时》二件，即为明证！在当时那个社会，一般妇女都是嫁夫从夫，终身相倚。宝钗既嫁宝玉，做了他的妻子，亦理当如此。可她这个做妻子的，却主动地引导了丈夫出家为僧。按世俗的观点，这应该是非常“不情”之举了。但宝玉却深知，宝钗的这种“不情”之举，倒恰恰是出于对他的一片至爱，一种感天动地的自我牺牲式的至爱！宝玉自己亦深深地为之感动。故而才以“任是无情也动人”，来表达了这种复杂的感情。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第63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宝钗抽得“牡丹”签，黛玉抽得“芙蓉”签，那“芙蓉”签上，还特别注明：“自饮一杯，牡丹陪饮一杯”。“芙蓉”为何还必得“牡丹”陪饮呢？原因无他，因为在小说中，宝钗与黛玉又同为宝玉的知己。二人合起来，则构成了宝玉不同时期的最爱！13．在《红楼梦》的“色”、“空”二字当中，黛玉主要代表了“色”的这一面，而宝钗主要代表了“空”的这一面。小说把钗、黛二人放在一起，实际上也就昭示了“色”与“空”两种精神对宝玉的吸引和争夺。宝玉、黛玉的“木石姻缘”，更多地同作者放不下往昔繁华的心态相联；宝玉、宝钗的“金玉姻缘”，却更多地与作者看得透人生虚幻本质的理智相通。所以，小说中“木石前盟”与“金玉良姻”，一个承载了作者的“悲情”，一个寄托了作者的“高情”！在《红楼梦》末回“情榜”中，黛玉得到的评语是“情情”，宝玉得到的评语是“情不情”，宝钗得到的评语是“无情”（“任是无情也动人”）。黛玉何谓之“情情”？因为她以“情”为情——以小儿女之情为情，以世俗之情为情，故终其一生也跳不出为情所困、为情所陷的孽障。宝钗又何谓之“无情”？此“无情”，非彼“无情”也。“无情”正是至情！看似“无情”，却是情到极点，感人至深。故又曰：“任是无情也动人”。而宝玉的“情不情”，就正好处于黛玉“情情”与宝钗“无情”（至情）之间。这也就是脂砚斋所说的“三人一体”的结构！14．《红楼梦》问世至今已正好二百五十年。什么是这部小说最本真、最永恒的精髓？笔者以为，这既不在于《红楼梦》“批判”了什么“封建主义”，也不在于她“歌颂”了什么“伟大的爱情”。而恰恰体现于其所宣扬的“色空”思想之中。《红楼梦》的“色空”，是“大色空”，是包罗人间百态、世上万象的“色空”。其中，宝、黛、钗的故事，是“情”之“色空”。元、迎、探、惜的故事，是“运”之“色空”。王熙风的故事，乃“势”之“色空”。秦可卿的故事，乃“淫”之“色空”。如此等等。而红楼一梦，万境归空，给情天孽海里的痴男怨女们当头棒喝；替功名富贵场中的仕子儒生辈警钟长鸣；为普天下的失意者指引脱离苦海的道路；向尘世间的孤独人提供聊以慰籍的精神家园。这样的人文关怀，才是此书超越时空、超越社会形态而永放光芒的本质所在！在《红楼梦》中，黛玉主要代表了“色”的这一面。前面，我们在第一、二章里，分析了黛玉的性格。从表面上看，黛玉应该是清高的、孤傲的、叛逆的、纯情的；但骨子里，她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名利、地位、声望的强烈渴求。而事实上，她所谓的“清高”、“孤傲”、“叛逆”，在很大程度上，还恰恰是其求名求利却求之不得的产物，具有一种“酸葡萄”式的情结！我们看到，在元妃省亲的节骨眼上，恰恰是黛玉的“攀高”、“邀宠”表现得最为积极（第18回）；在贾母率王夫人、刘姥姥等人游览大观园的关键时刻，又恰属黛玉的潇湘馆处，接待得最为殷勤、礼数最为周详（第40回）。不仅如此，小说中那些赞美皇权、渴慕功名的诗句，亦多出于黛玉及其恩师贾雨村之手，诸如“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第1回）、“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第18回）、“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第18回）、“双瞻御座引朝仪”（第40回）、“主人指示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名”（第50回）、“色健茂金萱，蜡烛辉琼宴”（第76回）等等。*[注26]*甚至，连黛玉的居所，那“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精雅无比的潇湘馆，也起了个了正名，叫做“有凤来仪”，被作者有意地赋予一层“颂圣”的含义！小红是黛玉的“内影”。第24回，小说描写小红“因他有三分容貌，心内着实妄想痴心的往上攀高，每每的要在宝玉面前现弄现弄”，却被秋纹等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此处，脂砚斋一连写下了三条同黛玉有关的批语。一曰：“有三分容貌尚且不肯受屈，况黛玉等一干才貌者乎？”（庚辰本第24回双行夹批）二曰：“争夺者同来一看。”（庚辰本第24回双行夹批）三曰：“争名夺利者齐来一哭。”（庚辰本第24回双行夹批）另一处，脂批则毫不含糊地指出：“黛玉一生是聪明所误。”（庚辰本第22回双行夹批）可见，无论是曹雪芹，还是脂砚斋，在他们这些“圈内人”的眼中，黛玉都属于那种冰雪聪明、灵慧过人，却持才傲物，争名夺利，不肯罢休的人。黛玉固然也有非常“纯情”的一面，是所谓“痴情女情重愈斟情”。但这种“情”，却又是建立在一种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占有欲的基础之上的。她爱宝玉，便不许宝玉再同别的女孩（确切地说是像她一样的贵家小姐）单独接触，仅仅因为这些女孩有可能威胁到她的地位，却丝毫不顾及宝玉“爱博心劳”的本性。她将宝玉认做“知己”，却并没有宝玉那种憎恶官场、厌绝名利的思想，相反，倒时不时地幻想着能依靠“木石姻缘”的成就，来实现自己“立名”傲物、“压倒众人”的夙愿。所以，黛玉的所谓“纯情”，落脚于现实之中，最终还是脱不了一种极其世俗的价值观的窠臼。这就是杜丽娘所说的“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可见，所谓“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所“通”、所“警”者，还绝不仅仅是才子佳人、儿女情长这些东西，亦有这种爱情观背后的名利之心！*[注27]*从《红楼梦》神话开篇的角度来看，黛玉显然是一位思凡下凡的仙子形象。她来自于“西方灵河”，却把世俗的名位观、价值观，当作自己情感的最终归依，终其一生亦不能自拔。故一言以蔽之，我们说，黛玉是“身处世外而心向世内”！而宝钗却主要代表了“空”的这一面。前文中，我们亦分析了宝钗的性格。小说通过一而再、再而三的描写，道出了她原是一个素性淡泊、深具老庄气质的女子。宝钗从小便不喜簪花抹粉，不爱富丽闲妆，只偏好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见甲戌本第28回侧批）。第7回，薛姨妈说：“宝丫头古怪着呢，她从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的。”脂砚斋随即批云：“‘古怪’二字，正是宝卿身份。”（甲戌本第7回侧批）宝钗的居所蘅芜苑，正名“蘅芷清芬”。这“清芬”二字，也的确合乎她的此种身份！人言宝钗“世故圆滑”、“八面玲珑”，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在关键时刻，真正敢于坚持个性，以至于得罪家长权威的，恰恰不是黛玉，而是宝钗！第22回，在元宵节灯谜诗会上，宝钗的一首更香谜直抒胸意：“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就引得贾政大为扫兴，以为“小小之人作此词句，更觉不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见蒙府本、戚序本第22回）。第40回，在贾母携刘姥姥等人游览大观园的节骨眼儿上，宝钗蘅芜苑“雪洞一般”的居室布置，又引起了贾母的大为不悦，以为甚是“忌讳”、“离格”，说：“使不得。虽然他省事，倘或来一个亲戚，看着不象；二则年轻的姑娘们，房里这样素净，也忌讳。我们这老婆子，越发该住马圈去了。”第28回，面对元春的特别恩赏，宝钗居然“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反过来竟以宝玉被一个黛玉缠住为幸。这种蔑视世俗权威的态度，在黛玉而言，则更是绝不可想象的了。与黛玉诗“缠绵悲戚”中夹藏着“邀宠”、“立名”相反，宝钗的诗风往往是“端庄敦厚”里暗含着“孤高”、“愤世”。这也就是脂砚斋所说的“宝钗诗全是自写身份，讽刺时事”（庚辰本第37回双行夹批）。譬如，《凝晖钟瑞》：“睿藻仙才盈彩笔，自惭何敢再为辞”（第18回），《白海棠咏》：“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第37回），《螃蟹咏》：“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第38回），《牙牌令》：“三山半落青天外”，“处处风波处处愁”（第40回），《镂檀锲梓》谜：“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第50回）等等，均带有一种高人隐者讽时骂世，又洁身自好的意味。甚至，就是那首被后世许多陋儒狂骂不已的《临江仙?柳絮辞》，所谓“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所谓“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实际上，也正体现了陶渊明“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见梁?萧统《陶渊明集》序）的风骨与气概！故众人皆为之“拍案叫绝”，都说：“果然翻得好气力，自然是这首为尊！”（第70回）*[注28]*而更重要的，宝钗的这种淡泊名利、愤世出世的思想性格，还恰好为癞僧、跛道择中，成为了太虚幻境对宝玉的精神世界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关联点、介入点。如前所述，在曹雪芹后三十回佚稿中，正是宝钗以自己在禅宗、老庄等方面的“博知”，启迪并引导了宝玉的“悟道”、出家，宛如何仙姑之劝吕洞宾莫要贪恋人间的风光，应尽快返回天界一般。《寄生草》、《赏花时》二件，俱为明证！从《红楼梦》的神话结构上讲，宝钗显然没有黛玉那样明确而显赫的前世来历（“西方灵河”畔的“绛珠”仙草），但这个生活于红尘世界中的女子，却被癞僧、跛道赋予了推动所爱之人，即全书男主角贾宝玉，下定决心，拔离凡尘，复返仙界的任务。她的爱情与婚姻，也最终摒弃了一般世俗人们所持有的价值观和占有欲，而把“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的自我牺牲、自我超越的精神，放在了首位。所以，我们说，宝钗是“身处世内而心向世外”！作者把钗、黛二人放在一起，实际上也就昭示了“色”与“空”两种精神对宝玉的吸引和争夺。概要地讲，黛玉之“色”，是由“世外”指向“世内”，正与宝玉的“情迷”联袂；宝钗之“空”，由“世内”指向“世外”，正与宝玉的“情悟”相通！通灵宝玉下凡历劫，他的前半生自然离不开黛玉之“色”的陪伴——非如此，则无以将“情迷”发挥到极致。可如果宝玉当真同黛玉结合了，他的后半生就会欲海深陷，永堕泥犁，无法完成由“情迷”到“情悟”的转变，“佳偶”也将终成“怨偶”——除非宝玉对黛玉也敢撕破脸面，情断义绝，但这显然是作者所更不愿写，也不忍写的局面。怎么办呢？要想让通灵宝玉拂去其心上的迷尘，复显其本来的真性，则又少不了宝钗之“空”的龙象之力了。读者如果仅仅从一般小儿女之情的层面——也就是本章所称“宝玉情感的A面”上着眼，自然会感觉宝玉对宝钗、黛玉、湘云三人，“素厚者惟颦、云”，而独与宝钗“素不契”；但如果真要上升到超离凡尘的大知己之爱——就是本章所称“宝玉情感的B面”的高度，一切就全都颠倒了过来：宝玉与宝钗是“素不契”中包含着更大的“素契”！——“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为了一个共同的“愤世”、“出世”的理念，他们可以“眼向云霞”，把世俗的爱情观、占有欲搁在一边，“情极”生“毒”，“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而宝玉同黛玉（甚至也包括湘云），却是于“素厚”中隐藏着深层次的隔膜和疏离，始终无法由相爱相知而相谅。“至颦儿于宝玉似近之至矣，却远之至也。”“不然，后文如何反较胜角口诸事皆出于颦哉？”“种种孽障，种种忧忿，皆情之所陷，更何辩哉？”这正是“情迷”与“情悟”，在宝玉身上此消彼长，又各自作用于不同深度所造成的效果。“情迷”是一种短性的大力，“情悟”却更有一种持久的韧性。两者犹如老子所言“牙”与“舌”的比赛：牙比舌坚固，但到头来，人至迟暮之年，舌却比牙存在得更长久。宝玉的一生亦复类此。他虽多“情迷”于“色”，却终将“情悟”于“空”。所以，脂砚斋用“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这十二个字原则，来概括曹雪芹笔下宝玉情感的A、B两面，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塑造了一系列鲜明动人的美丽而又薄命的女性形象：诸如冰雪聪明的黛玉，八面玲珑的宝钗、豪放潇洒的湘云、敏捷干练的探春、泼辣狠毒的凤姐，还有刚烈的鸳鸯、俊巧的平儿、纯情的紫鹃、犀利的晴雯。一个个莫不刻画入微，恰如其分，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在此我重点论述一下黛玉和宝钗的人物艺术形象。首先，多愁善感、好哭、爱使小性儿，是《红楼梦》中林黛玉这个艺术形象的最为突出的特征。但仅此，是不能引起读者的美感的。即便有，也是一种畸形的病态美。然而在人们心目中，林黛玉的确又是美的，人们不能不感到在林黛玉的思想、性格中，确实蕴藏着一种别样的、更为深沉的、也更为本质的、超越时代的美。正如白盾先生在《红楼梦》中所分析那样，在大观园里，黛玉同宝钗的八面玲珑、面面周到不同，她是孤高自许，目下无尘，爱恼就恼，爱说就说，我行我素，一往纯真，毫无矫饰。即便在贾母、王夫人前也从不说一句言不由衷、阿谀奉承的话。如果说，宝钗令人不舒服的一点就是处处“做面子”、“徇人情”的“伪”的话，那么，黛玉个性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从不“做面子”、“徇人情”的“真”。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宝钗可以说是最精通“关系学”，她善于收敛自己的情感，应付各种关系；而黛玉却一窍不通，还不屑于去学，表现出率真、任性的态度。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历来是“馋人高张、贞士无名”。脂砚斋也曾感叹“世人原宜假不宜真也。谚云：一日卖了三个假，三日卖不出一个真。信哉！”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林黛玉性格上一往纯真的“真”，尤为可贵。评者说她是“善刚”、“率直”、“任性”、是“绝尘埃”，是“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因此，“真”是林黛玉性格美的第一个特征。再者，黛玉不慕名利，不追求时尚的虚荣，是宝玉身边的女子中唯一不劝他读“时文八股”，走“仕途经济”道路的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她竟对“仕途经济”不感兴趣，这是需要莫大的思想勇气的，这同样是她性格纯真的一种表现。她强烈而执著地追求纯真的爱情，感情的真挚和态度的坚定，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深情是女性的最大美德之一。因此，和率真相联系的不带任何杂质的深情，是林黛玉性格美的第二个特征。另外，便是她那堪和文姬比美的赋秉颖异、才华横溢的诗才。她的《葬花词》，将花拟人，又将人拟花，达到人花交融、人花合一的纯美、纯诗的境界。正是这些地方，显出了她的思想美和心灵美，构成了她那“冰雪砌来露为魂”的“如兰”的“气质”，“如仙”的“才华”。诗是美的升华，美是诗的结晶。只有高尚、温柔的心灵，才能吸取美，才能写出美的诗篇。所以，林黛玉形象的“美”的实质就是“真”，是来自那秀丽的外形、率真的个性、坚贞的爱情和优异的诗才及颖慧的赋秉相联系的言词锋利、吐属不凡。如果说，在林黛玉的思想、性格中，确实蕴藏着一种别样的、更为深沉的、也更为本质的，乃至今天的读者仍然能够欣赏的一种美的话，那么，在薛宝钗的身上，就应该也存在着一种超越时代的、至今仍为人们所接受的一种美。因为薛宝钗是封建社会士大夫心目中标准的“淑女”形象，但实际上薛宝钗的典型性还不仅仅局限于此，还有着更深层次的一种东西。在那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大观园里，薛宝钗“罕言寡语、装愚守拙”，对那种种矛盾、层层纠葛，也总是抱着一种可介入又不介入的态度。可介入，保持着一种弯弓欲发的有利形势；可介入而又不介入，又给人一种与世无争、与人无争的感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争。”在她参与的一切场合里，她都严格地掌握了这样的原则和分寸。如果说，黛玉报人以真，凤姐御下以威，宝钗则挟“德”与“术”令人归化。所以，在那明争暗斗、风波迭起的大观园里，进退裕如，获得了贾府上下的一致称颂，整个大观园无不在其“笼络”之中。这里，薛宝钗的形象已越出了一般封建“淑女”的极限，显出了一种大伪若真、大巧若拙。从思想特征而言，这已经不是纯粹的儒家思想所能囿限的，其待人接物的诸多行为，更合乎道家那种“以退为进”的阴柔之道。正像白盾先生所指出的，在这外表温婉多才的封建“淑女”身上所能够有的极深的思想修养和那个时代的人们心目中的最高的“美德”，是中国封建道德、封建文化的最高结晶，也是最理想的性格。她既有“处则为真儒”的涵养，又有着“出则为王佐”的才能。“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薛宝钗的形象反射出了传统的“三教合一”的折光，是儒家理念和道家权术的最完美结合。所以，脂砚斋称她是“大贤大德”;小说中也称她为“山中高士”。直到今天，仍有人赞美她是“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古贤”，其“志行的高洁、人格的完美”，像“白雪的纯洁，美玉的坚贞，幽兰的静穆”般的有“高贵气质”的“完人”。 薛宝钗那高度的文化教养、温柔敦厚、典雅大方的风度，乃至藏而未露的“经世之才”都成为后人所欣赏的美的典范。
金陵十二钗之一，薛姨妈的女儿，后来成为贾宝玉之妻。她容貌美丽，肌骨莹润，举止娴雅，表面上看似乎是当时正统淑女的典范，但实际上她骨子里却颇有愤世嫉俗的性格因子，她对当时的社会抱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比如，《红楼梦》第38回，她就作《螃蟹咏》，对当时那些横行无道的官场人物如贾雨村之流，进行了尖锐的讽刺。而她自己最喜爱的词曲，居然也是一首富于孤愤、反叛色彩的《山门•寄生草》！由于受程高本的误导，红学界对薛宝钗思想性格的认识长期偏离实际情况。比如，传统观点认为薛宝钗“城府颇深，能笼络人心，得到贾府上下的夸赞”。但事实却是，在曹雪芹的笔下，宝钗恰恰因为自己的个性而得罪了家长！如小说第22回，宝钗就曾一首《更香谜》，引得贾政大为扫兴，以为是“小小之人作此词句，更觉不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第40回，在贾母携刘姥姥参观大观园的时候，宝钗蘅芜苑那“雪洞”一般朴素的室内布置，又引起了贾母的大为不满，认为是在亲戚面前很扫了她的面子。贾母对宝钗，一则曰“使不得”，二则曰“不象”，三则曰“忌讳”，四则曰“不要很离了格儿”，五则曰“我们这老婆子，越发该住马圈去了”。——全是清一色的负面评价。到后来，“荣国府元宵开夜宴”的时刻，贾母命自己所心爱的宝琴、湘云、黛玉、宝玉四人，与自己同坐主桌，却惟独将宝钗排挤到了主桌之外，同李纹、李绮辈坐在一起。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宝钗在贾母面前由“受宠”转为“失宠”的重要标志。如果宝钗真是“城府颇深，能笼络人心”，她何以会落到如此结果呢？可见，在曹雪芹的原著中，宝钗恰恰是最不屑于玩弄什么“城府”，以讨好家长的人！正好，脂砚斋对于钗、黛写应制诗一事的评语也是：“在宝卿有生不屑为此，在黛卿实不足一为”。对弱者真切的同情，却对权势者“不屑”，这才是宝钗行事的基调！另一种观点也同样错误不堪。即认为宝钗“热衷于仕途经济”，只会“谈讲谈讲仕途经济”。事实正好相反，宝钗恰恰与宝玉一样，最痛恨当时的官场、最痛恨以贾雨村为代表的这种官场人物！宝钗劝宝玉读书做官，不过是希望宝玉能够掌握权力，去消灭那些“禄蠹”而已。正如她在《螃蟹咏》里所说的“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由于宝钗对宝玉的直言进谏，她的话还一度引起了宝玉的误会，以为那是所谓的“混帐话”。但误会终究是误会，后来宝玉读到宝钗所作的《螃蟹咏》，也禁不住要为宝钗愤世嫉俗的思想叫好，高呼“写的痛快”！耐人寻味的是，被宝玉当成是“从不说混帐话”的“知己”的那个林妹妹，后来却一再真的拿“混帐话”去劝告宝玉，告诫他说：“你从此可都改了罢”、“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而且，在对待贾雨村的问题上，宝玉、黛玉的态度几乎判若天渊！宝、黛之间这种似近而实远的情况，倒与宝玉、宝钗那种似远而实近的情形，形成了一种反向的“鲜明对比”。对于书中的这种情况，曹雪芹生前的知己——脂砚斋倒是洞若观火。他（她）很早就已经指出，在这些人生观、价值观的选择上，“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至颦儿于宝玉似近之至矣，却远之至也”，“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所以，宝玉与黛玉看似有共同的理想与志趣，实际二人的思想立场却南辕北辙；宝玉与宝钗看似没有共同的理想与志趣，实际二人的选择却是殊途同归！——都是基于对当时那个社会的极度愤懑！故而，作者借他的化身——癞头和尚与跛足道人之手，为宝玉、宝钗安排了一场“金玉良姻”。这场婚姻的目的，就是借助宝钗在老庄、禅宗等“出世”哲学方面的“博知”，来引导宝玉“悟道”，并最终推动他出家为僧，使沉迷于红尘中的顽石尽快返回大荒山。而事实上，在曹雪芹的原著中，宝玉的第一次“禅悟”，就是宝钗向他推荐的那首《山门•寄生草》给引出来的。这就叫做“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在脂评本的后三十回佚稿中，宝玉最后在宝钗的引导下出家为僧。宝钗为此牺牲了自己的尘世幸福，付出了半世孤凄的代价。但她却并无怨言，因为帮助所爱之人解脱精神上的痛苦，正是她一生的使命。这就是脂批所提示的“历着炎凉，知著甘苦，虽离别亦能自安，故名曰冷香丸。又以谓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者”。程高本后四十回显然篡改了曹雪芹原来的构思，抹杀了原著中宝钗引导宝玉“悟道”的重大主题。致使后来的论者对宝钗结局的评说，皆发生了一系列的误判。这明显是对曹雪芹原著的极大歪曲和亵渎！
金陵十二钗之一，薛姨妈的女儿，后来成为贾宝玉之妻。她容貌美丽，肌骨莹润，举止娴雅，表面上看似乎是当时正统淑女的典范，但实际上她骨子里却颇有愤世嫉俗的性格因子，她对当时的社会抱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比如，《红楼梦》第38回，她就作《螃蟹咏》，对当时那些横行无道的官场人物如贾雨村之流，进行了尖锐的讽刺。而她自己最喜爱的词曲，居然也是一首富于孤愤、反叛色彩的《山门•寄生草》！由于受程高本的误导，红学界对薛宝钗思想性格的认识长期偏离实际情况。比如，传统观点认为薛宝钗“城府颇深，能笼络人心，得到贾府上下的夸赞”。但事实却是，在曹雪芹的笔下，宝钗恰恰因为自己的个性而得罪了家长！如小说第22回，宝钗就曾一首《更香谜》，引得贾政大为扫兴，以为是“小小之人作此词句，更觉不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第40回，在贾母携刘姥姥参观大观园的时候，宝钗蘅芜苑那“雪洞”一般朴素的室内布置，又引起了贾母的大为不满，认为是在亲戚面前很扫了她的面子。贾母对宝钗，一则曰“使不得”，二则曰“不象”，三则曰“忌讳”，四则曰“不要很离了格儿”，五则曰“我们这老婆子，越发该住马圈去了”。——全是清一色的负面评价。到后来，“荣国府元宵开夜宴”的时刻，贾母命自己所心爱的宝琴、湘云、黛玉、宝玉四人，与自己同坐主桌，却惟独将宝钗排挤到了主桌之外，同李纹、李绮辈坐在一起。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宝钗在贾母面前由“受宠”转为“失宠”的重要标志。如果宝钗真是“城府颇深，能笼络人心”，她何以会落到如此结果呢？可见，在曹雪芹的原著中，宝钗恰恰是最不屑于玩弄什么“城府”，以讨好家长的人！正好，脂砚斋对于钗、黛写应制诗一事的评语也是：“在宝卿有生不屑为此，在黛卿实不足一为”。对弱者真切的同情，却对权势者“不屑”，这才是宝钗行事的基调！另一种观点也同样错误不堪。即认为宝钗“热衷于仕途经济”，只会“谈讲谈讲仕途经济”。事实正好相反，宝钗恰恰与宝玉一样，最痛恨当时的官场、最痛恨以贾雨村为代表的这种官场人物！宝钗劝宝玉读书做官，不过是希望宝玉能够掌握权力，去消灭那些“禄蠹”而已。正如她在《螃蟹咏》里所说的“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由于宝钗对宝玉的直言进谏，她的话还一度引起了宝玉的误会，以为那是所谓的“混帐话”。但误会终究是误会，后来宝玉读到宝钗所作的《螃蟹咏》，也禁不住要为宝钗愤世嫉俗的思想叫好，高呼“写的痛快”！耐人寻味的是，被宝玉当成是“从不说混帐话”的“知己”的那个林妹妹，后来却一再真的拿“混帐话”去劝告宝玉，告诫他说：“你从此可都改了罢”、“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而且，在对待贾雨村的问题上，宝玉、黛玉的态度几乎判若天渊！宝、黛之间这种似近而实远的情况，倒与宝玉、宝钗那种似远而实近的情形，形成了一种反向的“鲜明对比”。对于书中的这种情况，曹雪芹生前的知己——脂砚斋倒是洞若观火。他（她）很早就已经指出，在这些人生观、价值观的选择上，“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至颦儿于宝玉似近之至矣，却远之至也”，“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所以，宝玉与黛玉看似有共同的理想与志趣，实际二人的思想立场却南辕北辙；宝玉与宝钗看似没有共同的理想与志趣，实际二人的选择却是殊途同归！——都是基于对当时那个社会的极度愤懑！故而，作者借他的化身——癞头和尚与跛足道人之手，为宝玉、宝钗安排了一场“金玉良姻”。这场婚姻的目的，就是借助宝钗在老庄、禅宗等“出世”哲学方面的“博知”，来引导宝玉“悟道”，并最终推动他出家为僧，使沉迷于红尘中的顽石尽快返回大荒山。而事实上，在曹雪芹的原著中，宝玉的第一次“禅悟”，就是宝钗向他推荐的那首《山门•寄生草》给引出来的。这就叫做“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在脂评本的后三十回佚稿中，宝玉最后在宝钗的引导下出家为僧。宝钗为此牺牲了自己的尘世幸福，付出了半世孤凄的代价。但她却并无怨言，因为帮助所爱之人解脱精神上的痛苦，正是她一生的使命。这就是脂批所提示的“历着炎凉，知著甘苦，虽离别亦能自安，故名曰冷香丸。又以谓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者”。程高本后四十回显然篡改了曹雪芹原来的构思，抹杀了原著中宝钗引导宝玉“悟道”的重大主题。致使后来的论者对宝钗结局的评说，皆发生了一系列的误判。这明显是对曹雪芹原著的极大歪曲和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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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黛玉的聪慧，更由于她寄人篱下的处境，才使她变得非常的敏感。一天晚上，她叫怡红院的门，晴雯偏偏没听出是她的声音，并说"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把个黛玉气得怔在门外。正要发作，转念却想："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若是认真怄气，也觉没趣"。正在伤心垂泪之时，又听见宝玉宝钗的笑语声，越发动了气，越想越伤感，便也不顾苍台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在墙角边的花泪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一日她卧病在床，听到园子里的老婆子骂人，实则是骂她的外孙女儿，黛玉却认为是在骂自己，竟气得昏厥过去。林黛玉的尖刻，神经质，使小性儿大多出现在两种情况下：一是谈到金良缘等危及到她和宝玉的爱情时；二是在遇到谈论身世、贵贱、引起她悲叹自己的处境时，这时她才会敏感地触景生情，借题发挥。一次，当宝玉听宝钗说吃冷洒对身体有害而放下洒杯时，不巧雪雁送手炉来，黛玉便一语双关地说："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雪雁说是紫鹃叫送来的，她马上又说："也亏了你暗中摸索他的话！我平时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呢！"（讽宝玉）只有聪敏的颦儿，才能把她的妒意表达得如此锋利而又含蓄，机带双调皮而又不漏痕迹。 坦率、纯真、不畏强权的个性让她的尖酸多了几分可爱。林黛玉的尖刻只是表现在语言上的。这是曹雪芹用来塑造黛玉这个人物形象的率真、多才机敏等侧面时能运用一种手法。并不能说明林黛玉就是一个狭隘、自私、内心歹毒的妇人。首先黛玉挖苦、讥笑、讽刺的对象不是达官贵人，便是溜段拍马之流。当贾宝玉将北静王就赠的圣上所赐的一串名贵念珠送给她时，她却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周瑞家的送宫花，她首先注意的不是宫花的精巧，而在意是否是别人挑剩下的。她嘲讽宝玉听戏时"装疯"，打趣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蔑视世俗人情等敏感、尖刻和孤傲，不仅反映出她的洁身自持，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而且也是对权势的一种反抗。其次，林黛玉常常是喜怒爱憎形于色、见于言，"见一个打趣一个"，她常以"比刀子还厉害"的语言去挖苦人，处处事事与人计较，固而被看作"刻薄"、"小心眼"。但若仔细考究起来，却大都是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而已。或是一个高傲的小女子任性的天性，我们应看重的是她常常一语道出事情的真相，不给那些看风使舵、诌上媚下、欺弱凌贫、心术不正之徒留一点余地。这不仅是她疾恶如仇的品性的自然表现，而且还说明她胸怀坦荡，心有所思、口有所言，常把自己的心灵毫无遮掩地坦露出来。再次，林黛玉也并非一味"孤标傲世、目无下尘，"其实她是很谦和的她人坦率真，见人以诚。她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香菱是宝钗的丫环，向黛玉请教学诗，黛玉却热诚相接，并说："既要作诗，你望洋兴叹拜我为诗。"纯真透明如一泓清泉，她耐心地给香菱讲解诗的作法和要点，教香菱品诗，说明她摒弃了"上智下愚，富贵贫贱"的俗见。她把自己的诗集珍本借给香菱，并圈定篇目令其阅读，批改香菱的习作，堪称是"诲人不倦"，她待人宽厚，从不与人心存介蒂。故史湘云把她称作戏子伤了她的自尊，她有点不悦。可过了一会儿携了宝玉的"寄生草"四房，便又"与湘云同看"，在对待宝钗的态度上，尤见其天真笃实。本为情敌，无嫌犹猜，但在宝钗略表关怀，予以训导之后，她便开诚布公，肝胆相照，和薛宝钗掏出心窝子的话，并引咎其责："你素日待人，固然是好的，然我是个多心的，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杂书不好，又努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此后，她对宝钗如亲姐姐一般，连宝玉也感到惊奇。这又是何等的宽厚和深厚坦白！ 三、皎美的容颜、浓郁的诗人气质造就了一个内慧外秀的“红颜”。红楼梦》第三回"接外孙贾母惜孤女"中，黛玉"年貌虽小，却举止不俗，身体面庞虽弱不胜衣，却有一段风流态度"，黛玉之美已见端睨。作者并未直接着墨描绘黛玉之美，而是巧借凤姐的嘴及宝玉的眼来突出黛玉的绝世美丽。心直口快的凤姐一见黛玉即惊叹"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我今日算看见了！"通过"写虚"的形式给人留下了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再从宝玉眼里看见黛玉的形象"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袅袅婷婷的女儿"、"神仙似的妹妹"。林黛玉之美，还表现在她才学横溢和浓郁的诗人气质。曹雪芹胸中笔下的林黛玉，是一个诗化了的才女；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她爱书，不但读《四书》，而且喜读角本杂剧《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对李、杜、王、孟以及李商隐、陆游等人的作品，不仅熟读成诵，且有研究体会；她不仅善鼓琴，且亦识谱。曹雪芹似乎有意将历代才女如薛涛、李清照、李双卿等的某些特点，融进林黛玉的性格。但林黛玉又完全区别于历代的才女，这就是曹雪芹赋予她悲剧命运和叛逆精神的个性特征。在大观园里，她与薛宝钗可谓"双峰对峙，二水分流，"远远高也于诸裙钗，在博学多识方面，可能略逊宝钗；但在诗思的敏捷，诗作的新颖别致、风流飘洒方面，林黛玉却是出类拔萃、孤标独树的。诗社每次赛诗，她的诗作往往为众人所作祟，所激赏，因而不断夺魁。她的诗之所以写得好，是由于她有极其敏锐的感受力、丰富奇特的想像力以及融情于景的浸透力；即使一草一木、一山一石等极平凡的事物，她只一触到，立即就产生丰富的想像；新奇的构思和独特的感受和见解。尤其可贵的是，她能将自己的灵魂融进客观景物、通过咏物抒发自己的痛苦的灵魂和悲剧命运。她的《白海棠》诗，既写尽了海棠的神韵，亦倾诉了她少女的衷情。尤其是"娇羞默默同谁诉"一句，最为传神：这既是对海棠神态的描摹，也是自我心灵的独白，她有铭心刻骨之言，但由于环境的压迫和自我封建意识的束缚，就是对同生共命的紫鹃、甚至对知音贾宝玉，也羞于启齿，只有闷在心里，自己煎熬。这便愈显其孤独、寂寞和痛苦。四、痴情女叛逆者性格决定了她的悲剧人生。《红楼梦》中最激动人心、催人泪下的，还是黛玉的叛逆者的性格。在她的身上闪耀着追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自由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她不仅才学横溢，学识渊博，而且又是那样如饥似渴地阅读"性灵之学"和描写爱情的角本杂剧，那样如醉如痴地沉浸在艺术的境界，在竟把《西厢记》、《牡丹亭》中的"淫词艳曲"引为酒令。对于贾府的"混世魔王"、"祸胎孽根"、贰臣逆子贾宝玉，竟引为知音，结为同心，从思想到行动都对他予以支持。在大观园里，不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道"，从不说这些"混帐话"的，只有她一人而已，所以"宝玉深敬黛玉"。林黛玉身上闪烁着诗意和理想的光彩，充满了叛逆的精神。这是曹雪芹赋予这一形象新的基因，使她从根本上有别于历代的才女。从通篇《红楼梦》来看，林黛玉本就是个悲剧性人物，无论从她身世、性格，还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上看，都不可能让黛玉的人生有好结局，因为家庭观念、封建宗法思想，是不可能容忍她和宝玉的爱情开花结果，一个痴情女子面对无果的爱情、奈何她再博学、再聪慧孤傲，也终将敌不过社会大环境，悲剧结局自是意料中事。但是，薛宝钗是个例外。第三十六回写道:“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导劝，反生起气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在作者眼里，薛宝钗不像别的女孩子一样“清净洁白”，而是“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的、“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的“浊物”。 所谓“国贼禄鬼”，就是贾雨村之类人物。作者最鄙视贾雨村之类的贪官污吏，所以作者说宝钗“入了国贼禄鬼之流”，是对宝钗很严厉的谴责。薛宝钗是作者贬谪的一个人物毋庸置疑。一、无情的薛宝钗第五回写道：“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亦多喜与宝钗去顽。”这是人们对薛宝钗的看法。这种看法是对的吗？薛宝钗真的值得下人喜爱吗？其实，人们被薛宝钗的假象迷惑了。在金钏落井死后，薛宝钗在第一时间赶到王夫人那里，对王夫人说：“姨娘是慈善人，固然这么想。据我看来，他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憨顽，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顽顽逛逛，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又说：“姨娘也不必念念于兹，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也就尽主仆之情了。”这说明，在薛宝钗的心中，奴婢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死了也不可惜。“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也就尽主仆之情了。”这种思想与其兄薛蟠“人命官司一事，他竟视为儿戏，自为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第四回）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无视人民生命的贵族阶级思想。宝钗上述的话，只对王夫人说，其他人是不知道的。作者这样写道：“却说宝钗来至王夫人处，只见鸦雀无闻，独有王夫人在里间房内坐着垂泪。”“独有王夫人”，没有第三人。作者行文滴水不漏。如果有第三人在场，宝钗也不会说这样无情的话。因此，下人心目中善良、体贴、可亲可爱的宝姐姐形象，只是一个假象。冷酷无情才是薛宝钗的本质。在作者心里，奴婢们的生命是无比珍贵的。“千红一窟”、“万艳同悲”反映的正是奴婢的悲惨命运。薛宝钗虽然没有害死金钏，但其无视生命的立场，正是作者要谴责的。这样的人，如果是男子当了官，也会象贾雨村之流一样贪赃枉法。为了讨好上级，也可以制造冤假错案。因此作者说她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天生带有“内毒”、“任是无情也动人”等等，不是泛泛之笔，而是对宝钗丑恶本质的揭露。又如香菱想学诗，宝钗完全不理会。而林黛玉则教会了香菱作诗。这说明在林黛玉是真诚待人的，心里完全没有等级观念；而在宝钗心里，奴婢根本不配学诗。、冯其庸论薛宝钗薛宝钗是有名的"冷美人"。在《红楼梦十二支曲》《终身误》里有一句指薛宝钗的曲词说："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这句曲词，一般的解释，都是把"山中
看看这个行么？和论文应该有关！山中高士晶莹雪 睿藻仙才淑仪风 ---------封建淑女的典型 薛宝钗堪称封建淑女的典型，她谨守封建妇德，几乎放弃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要求，近乎封建统治阶级眼中的完人，体现着封建时代贵族女子正统的风范。她克己复礼才德兼备，冰雪聪明善解人意；贞淑娴静品格端方；沉着冷静，遇事清醒；行为豁达，宽以待人；不轻视别人，而自身又永保尊严。她的美是一种雍容娴雅之美，倘以儒家的审美标准看来，恰是代表了一种温柔敦厚的人格理想，“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弘毅宽厚，清平和允。有道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倘若不是集贤良淑德于一身，在荣国府这样一个人事复杂、矛盾交错的大家庭里，宝钗是不会深得恩宠，获得上上下下广泛的喜爱与赞誉的。 “德言容工”四德俱全是封建礼教对女子的基本要求，宝钗品格端方、谨言慎行，举止闲雅，针黹精熟，集贤淑于一身。在她心中“女子无才便是德，贞静为主，女工居次，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她不仅以此为律，还常常用之规范别人，用心良苦。一句“珍重芳姿昼掩门”写尽了这位豪门闺秀的蓄雅和自重。 宝钗冰雪聪明善解人意，在与周围姊妹的相处中体现出一种长者般的风度。她善良真诚、细致体贴，她能在绮罗锦绣丛中，一片欢声笑语背后，看出湘云和岫烟的艰辛，私下里劝袭人不要让湘云帮着做活计，帮岫烟拿回所当衣物；她也能在酒令中察觉黛玉“良辰美景奈何天”“纱窗也没有红娘报”的失语，兰言解疑痴，这旨在保护黛玉免受谤议的从旁点拨，让黛玉深为感激，那一番女子“识礼守分”“得重于才”的说教，更是让黛玉心下叹服。黛玉起初对宝钗是怀有敌意的，总认为她“待人极好”是“有心藏奸”。宝钗的善解人意和虚怀若谷，最终感动了黛玉，使其自觉错怪了她，进而与之尽释前嫌，互剖金兰之语，“竟比他人好了十倍（49回）”。 虚怀若谷，宽以待人------这个名门淑媛必须的美德，被宝钗诠释得淋漓尽致。对于别人的攻击，不到实在忍无可忍，她都因顾全大局而不加以追究。黛玉曾心怀敌意，屡次拿话刻薄，宝钗总是装没听见，不与计较。面对恶嫂金桂寻衅滋事，宝钗随其母前往劝解，虽说是丝丝入情、句句在理，可她的一腔善意反倒遭来金桂的羞辱讥讽。虽是羞愤难当，却因心痛其母而忍气吞声、宽容大度、大事化小，这般气度，也只有大家闺秀才得如此（83回）。 宝钗遇事沉着冷静头脑清醒，考虑事情合理且周全。为寡母分忧解劳，是恭顺良孝的宝钗十分着意的。呆霸王薛蟠调情遭苦打之后，薛姨妈又是心疼又是发恨，情急之下欲告诉王夫人遣人寻拿柳湘莲。沉着冷静、是非分明、通情达理的宝钗忙旁敲其母，语之其弊，一场将会给薛家造成“仗势欺人”之恶名的风波就这样被宝钗化解在只言片语之间了（47回）。再如薛蟠偶外出作买卖，薛姨妈犹豫不决，与宝钗商议，宝钗一番入情入理的话熨贴了母亲的不安。由此看来，宝钗不似薛家幼女，反倒象薛家军师，许多棘手之事，似乎都是经过了她的冷静点拨而得以妥善解决。 宝钗理财治家，通晓庶务也是高人一等。与凤姐的干练泼辣、手腕加淫威相比，宝钗理家则是威而不露，从时而发，她深谙“幸于始者怠其终，缮其辞者嗜其利”，提出了使大家都满意的方案，“小惠全大体”，顺乎时势，合乎人心，众人心服口服，熙凤也暗自佩服。 宝钗不仅是“四德”皆备，而且才识过人。经史子集融汇贯通，诗词歌赋博采广收，甚至连《西厢》《琵琶》“元人百种”也多有涉猎，学问自是十分扎实颇见功底。她能随意道出《唐诗品汇总序》中的“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温八叉之绮靡”来，谈论理财之道时又能顺手拈来《朱子文集大全类编》之语，甚至于今已佚失的《姬子》之句“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背之也是朗朗上口。除此之外，她的画论卓有识见，谈及颜料画具娴熟谙晓；医学药理知之甚笃，经验丰富言之成理；甚至于参禅悟机那一套也是了如指掌，娓娓而谈，滔滔不绝。 薛宝钗入都是为了待选“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的，她具备了封建社会女子最完备的美德，奔的是封建社会女子最高的出路。 参考资料：
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红楼梦学术论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试论《红楼梦》
【摘要】《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红学”。本文对主要红学派别进行了综合概括，并针对索隐派、考证派的谬误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传记，也不是 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研究，重在研究作品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文化内涵、 艺术成就，而不是去探佚、猜谜或毫无意义的考证。
【关键词】《红楼梦》研究;索隐;考证;思想内涵;艺术成就
《红楼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极大兴趣，研究、评论《红楼梦》开始盛行，点评是研究《红楼梦》的最早形式，点评者人数众多，点评者旨趣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最神秘的是脂砚斋，其点评已成为《红楼梦》的一部分，是研究《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至光绪年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显学，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研究日益 发展。“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与 科学精神，激励着新红学的诞生……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介入并领导的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1.1 索隐派
1.1.1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1.1.2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 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1.1.3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1.1.4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1.1.5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1.2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頫，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 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1.3 新索隐派：“”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1.3.1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1.3.2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曹家与胤礽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 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 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着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着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珅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敻绝，设境之奇妙，谈话之精美等。不此之务，而尚考证，舍本逐末，玩物丧志，于己徒劳，于人鲜益。”冯其庸先生也明确指出：“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绝不是把它当做‘清宫秘史’或‘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
参考文献
[1] 吕启祥，林东海.《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李长之,李辰冬.《李长之李辰冬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启功.《启功给你讲红楼》.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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