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客家土楼的建筑空间研究【中文摘要】在《北京宪章》中曾这样指出：“技术与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带来了人与传统地域空间的分离，地域文化的特色渐趋衰微；建筑环境趋同，文化的多样性逐步消失。”作为中国古建筑瑰宝之一的福建永定客家土楼建筑：能否摆脱这种危机？在逐步现代化的城市发展步伐当中，客家土楼特色文化能否屹立不倒？在未来的城市中，土楼能否体现其特有的人文与历史价值并继续延续下去？其空间构成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色魅力？带着诸多问题，本文试对福建永定客家土楼建筑空间进行了相关的实地考察与研究。南迁的汉人来到荒芜的山林，面对重重生活困难，逐步开始了他们聚居生活。为了能够对福建客家土楼作出更好更细致的研究，本文主要以福建永定客家土楼群当中的圆楼（圆寨）为典型研究对象，并围绕圆楼展开一系列检索与调研。首先对土楼的建筑环境进行了实地考察，调研影响土楼建筑形成的历史与人文因素。另外，从客家土楼当地的自然资源入手，寻找土楼形成的自然与历史因素。然后重点分析土楼建筑的空间特质，从平面到立面，从墙体到空间结构逐一作出分析与诠释。探究其与众不同的空间形态。接下来，从客家土楼的结构与装饰风格入手，进一步研究土楼空间内部与外部的空间特性。最后重点阐述客家土楼建筑空间对今天现代建筑空间及空间形态设计的启发。重点通过圆形土楼研究其空间形成的过程与构造特色，解释其内在的物质精髓与文化精髓，来探索与寻找空间设计的进一步发展途径。【关键词】：客家土楼建筑空间结构目录中文摘要……………………………………………………………………………Ⅰ英文摘要……………………………………………………………………………Ⅱ绪论…………………………………………………………………………………1第一节课题研究意义………………………………………………………………1第二节课题研究的现状……………………………………………………………1第三节课题研究的特征、范围及基本框架………………………………………2第一章．客家土楼建筑环境的状况与成因………………………………………3第一节自然与地域环境对土楼建筑的影响……………………………………31．1．1地理气候、地形、地貌…………………………………………………31．1．2自然资源、建筑资源……………………………………………………3第二节社会环境对土楼建筑的影响……………………………………………41．2．1人文环境对土楼建筑的影响……………………………………………41．2．2历史环境…………………………………………………………………41．2．3思想观念（传统风水文化）……………………………………………5第二章．土楼建筑空间解析………………………………………………………5第一节．客家土楼建筑空间形式特征……………………………….52．1．1土楼建筑空间的平面分析………………………………………………52.1．2土楼建筑内部空间合理性………………………………………………72.1．3土楼建筑空间的形态分析………………………………………………82.1．4客家土楼建筑的空间形态组合…………………………………………92.1．5客家土楼建筑的立面设计………………………………………………9第二节土楼建筑的结构、材料与技术要素……………………………………102.2．1土楼建筑结构的主要特征……………………………………………102．2．2土楼建筑结构与材料的有机联系……………………………………11第三节土楼建筑空间形态的风格与装饰要素…………………………………132．3．1土楼建筑装饰风格的主要特征………………………………………132．3．2土楼建筑装饰构造与装饰手法………………………………………13第三章.土楼建筑空间的形态与技术对现代建筑空间设计的启示…………15第一节土楼建筑空间的形式与功能互化对现代建筑空间的启示……………15第二节土楼建筑空间的生态技术手段对现代建筑空间的启示………………16第三节土楼建筑空间的传统文化元素对现代建筑空间的启示………………17第四章．结论与建议………………………………………………………………17致谢…………………………………………………………………………………19参考文献……………………………………………………………………………201绪论第一节．课题研究意义福建客家土楼作为中国2008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正式向联合国申报。福建客家土楼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历史渊源，它又凭借什么样的优势与特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作为文化遗产，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居建筑奇葩之一究竟对我们今天的建筑与空间有什么影响，而今天的生活空间设计又能从土楼之中汲取到哪些养分呢？等等这些还是值得我们去探讨与研究的。第二节．课题研究的现状福建永定（注释1），客家土楼（图1-1）达到2万多座，从造型上分就有方形、圆形、五凤形、八角形、日字形、一字形、殿堂式围楼、府第式方楼等30多个种类，分布于永定县各个乡镇。而土楼最早在公元13世纪的元代以后就已经出现。客家土楼最突出的功能是聚族而居，同时它具有安全防卫、防风抗震、通风采光、冬暖夏凉等特点。祖堂常是宗族议事、婚丧喜庆、会客、宴会、演戏的好地方。楼有门坪，既可作为休闲和举行大型活动的主要场所，又可晾晒农作物、调节阳光等。其他建筑物，如水井、浴室、厕所、牛栏、猪舍、磨房等，也一应俱全。福建省文物局有关人士表示，福建土楼是汉民族客家民系形成并创造特殊文明的标志物。随着土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紧锣密鼓的开展，专家、学者们对土楼的研究兴趣大增。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研究与阐释，如：马丽《对土楼聚居环境现状的思考》，程爱勤《风水学说对客家土楼的影响》，李志一个县级市，是客家分布区域之一。2文《客家土楼的建筑艺术特色》、《客家土楼的物质性建构序列与精神性建构序列》，严志铭《永定客家土楼利用与保护间的共生关系》，张昉《土楼建筑与文化》等。第三节．课题研究的特征、范围及基本框架通过实地考察，从了解客家土楼到理解客家土楼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与诠释客家土楼的过程。为了能够作出更好更细致的研究，本文主要以福建永定客家土楼群当中的圆楼（图1-2）为典型研究对象，并围绕圆楼展开一系列检索与调研。首先对土楼的建筑环境进行考察，调研影响客家土楼建筑形成的历史与人文因素。另外，从客家土楼当地的自然资源入手，寻找土楼形成的自然因素。然后重点分析土楼建筑的空间特质，从平面特征到立面特征，从墙体到空间逐一进行分析与诠释，探究其与众不同的空间形态。接下来，从客家土楼的空间结构与装饰风格入手，进一步研究土楼空间内部与外部的空间特质。最后重点阐述客家土楼建筑空间对今天现代建筑空间及空间形态设计的启发。重点通过圆形土楼研究其空间形成的过程与构造特色，解释其内在的物质精髓与文化精髓，来推动空间设计的进一步发展。福建土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山区大型夯土群居建筑，独特的生土建筑艺术杰作；其二，福建客家土楼是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下和重大社会变迁与动乱中，植根于东方血缘伦理关系的民族传统基础之上的建筑艺术成就和历史见证；其三，福建土楼遵循了“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理念和“风水”建筑规划学说，就地取材，其选址或依山就势、或沿循溪流，建筑风格古朴粗犷，与青山、绿水、田园风光相得益彰，组成了适宜的人居环境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景观（图1-3）。其实建筑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标志，人类栖身居所的不断演变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从居无定所到结庐而居，每一小步都是先人劳动创造的结晶。其中福建客家古民居无疑是一笔宝贵的建筑艺术与文化遗产，无论其空间结构方面还是其成因、工程特质、形式与功能特色。第一章．客家土楼建筑环境的状况与成因第一节．自然与地域环境对土楼建筑的影响1．1．1地理气候、地形、地貌福建西南部山区地带海拔一般较高，山高水冷，地湿雾重。客家居民亦集中于福建、江西、广东三省交界地带，这一地区山势蜿蜒，层峦叠嶂，山路盘旋。土楼则星罗棋布地坐落在山谷盆地。土楼民居建筑具体选址多在依山傍水的坡地或近溪山谷中，或选在山、水、田、楼相和谐的地理环境之间。书洋乡田寮坑土楼群、曲江河坑村的土楼群、塔下村土楼群、下版寮土楼群、后桥村土楼群、均沿溪流建筑在山坡、谷地，四周山峦环绕，天然的保护屏障（图2-1）。1．1．2自然资源、建筑资源人丁兴旺，自古以来是中国老人对家族的祈愿。伴随着客家家族人口猛增的势头，则不可避免的面临居住难题。为了解决这一朴素而迫切的要求，客家人开始思索着究竟用什么材料来铸造自己的家园。于是当地的自然资源开始被逐渐挖掘出来。无从考证土楼的第一个发明者是谁，实际上土楼也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发明的。土楼是客家人迷恋历史情愫、超凡脱俗的天才想象和现实的物质条件结合的产物。可以说，客家人建造的第一座土楼很丑陋，并没有眼前的壮观、美丽，很不成熟；甚至可能看起来很可笑，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客家人不断积累经验总结教训，不断努力创造，夯土技术越来越娴熟高超，审美境界越来越开阔，土楼也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高、越来越美红壤土、瓦砾土、田岬泥，当地最常见的自然资源，再加上平凡不过的竹、木等，通过客家人勤劳的双手演绎出高大、坚固、壮丽的土楼。其中，土作为首选，这是就地取材的最佳途径，比起石头更方便开采，更方便运输，更环保等等。第二节．社会环境对土楼建筑的影响1．2．1人文环境对土楼建筑的影响福建客家土楼以其鲜明的建筑风格屹立于世界建筑艺术之林。其建筑特色有着深厚的地域与人文烙印。没有客家人就没有客家土楼，没有客家人自我防护的团结意识也不会有客家土楼。从一筐土到一段墙到一座楼都是凝聚着客家人的智慧与汗水。客家的人文生活造就了土楼，然而土楼的灵魂依然是客家人，土楼建成之后倘若长时间没有人在内居住，很快便会荒废掉，有人气才有土楼的生气，没有了客家人，土楼便会在风吹日晒中渐渐被风化，侵蚀，很快消失。而且土楼空间环境所以能保留几百年，正是因为土人的居住。生活在土楼中间的人们每天生火做饭，无疑使得环境干爽很多，而且人每时每刻呼出的二氧化碳有阻碍风化的作用。由此也可见“天人合一”是土楼的精髓所在。1．2．2历史环境客家土楼民居,是历史时期中原地区南迁汉人在极为艰险的自然社会环境下,既保持中原汉文化古风,又长期与当地土著交融磨合而形成的一种极具客家民系风格和山居地域文化特色的民居模式.它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图2-2夯筑的土墙图片来源：作者自摄图2-3夯筑的土墙图片来源：土楼漫游5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体现出了客家土楼民居的文化适应.在中国福建省西南部,广袤千里的九龙江流域,成千上万幢建筑特别、造型别致的土楼矗立在平畴绿野、崇山谷地（图2-4）（图2-5）.它折射出当地先民对于居住文化非同寻常的美学追求,反映出闽南深厚的历史文化。南迁家族一路崎岖，荆棘满布，从兵荒马乱的北方走向偏安一偶的南方，时有强盗与猛兽出没，偷袭侵扰，时有山间瘴气弥漫，更是击倒不少壮健的身体。这种种情况必然加剧了南迁人们对家的渴望！同时安全因素与群居习惯促使他们必须聚居，只有团结协作才能得以更好地生存。1．2．3思想观念（传统风水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中的阴阳五行理论,特别是由此衍生出来的“风水学说”,不仅深刻影响着客家民居的建筑思想和建筑理论,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风水理论”规范着,乃至决定着客家民居的建筑思维.传统风水文化自始至终影响和决定着土楼始末（图3-1）。通常情况下，建造土楼之前，聘一风水先生，择一良辰吉时是头等大事。永定县裕昌楼依五行分为五个单元，楼内天井中心祖堂前面用卵石铺成大圆圈，等分五格，代表“金、木、水、火、土”五行。振成楼，其实是一座八卦外形的同圆心内外两环组成的土楼。外环以标准八卦图式分八个单元，每卦设一楼梯。第二章．土楼建筑空间解析第一节．客家土楼建筑空间形式特征2．1．1土楼建筑空间的平面分析老子在《道德经》中阐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土楼一米多厚甚至更厚的土夯筑墙并不是目的，真正目的是夯筑土墙围合形成的空间，即老子所言的“无”土楼是闽南地区在“外寇之出入，蟊贼之内讧”的特殊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土楼以生土为主要材料，掺上石灰、细砂、糯米饭、红糖、竹片、木条等，经反复舂压、夯筑而成，一般高三至五层，一层为厨房，二层为仓库，三层以上为起居室，通常可居住200至700人，具有聚族而居、防盗、防震、防兽、防火、防潮、通风采光、冬暖夏凉等特点，可以讲土楼是一座巨大的群居空间。土楼的形式多样，从总体平面布局来说可以划分为方、圆两大类。多以阴阳五行八卦等风水理论为依据进行平面规划，同时非常注重与环境的协调性（图3-2）。永定客家土楼的建筑规划，从唐宋至明清已经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原则：一是依山傍水，有利于生产生活；二是尽量选择坡地或者荒杂地做楼基，尽量不占或少占农田；三是利用自然条件构成村落景观，优化生活环境也就是这三个原则使得永定的青山绿水和特殊的坡、台地段得到充分利用，而且通过规划在土楼建筑的组群部落上造就了许多充满诗情画意的杰出范例。土楼的平面规划是把建筑本身作为环境的一部分，创造出富于自然美的生活空间。从南宋至元明，土楼建筑大多规划在依山傍水的坡地，这样的地带方便族人就近耕作，上山砍柴捕猎，便于采摘和捕捉。例如南溪、洪坑、湖坑、大溪等地绝大多数土楼都建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山腰坡地上。而且它们或南北对峙，或东西相望，在彼此相向之间，保留着生意盎然的田野、河流或谷地农田作为村落的内部空间，使得生活其中的村民泰7然自若、心旷神怡。从明清至民国，为了使居住环境更佳，客家人又在串珠状的河谷盆地创造了利用四周山峦构成群山环抱的生态空间。这种设计表现手法，多以市（市场）为中心采用周边是的土楼来组群空间。可以看到溪口，洪山等地的土楼群，它们的特点便是耸立在山川田野之间的、围绕于市的土楼建筑作为整个区域的内部空间处理，而把四周的层峦叠嶂作为维护生态的天然屏障。一句当地俗话说：“永定八山一水一分田”可见山多田少。节省耕地，充分利用和创造空间显得尤为重要。聪明的客家人用石砌小路联系三五成群的土楼如诗如画的生活空间。2.1.2土楼建筑内部空间合理性土楼不是“四合院”，每栋土楼中间居住的不是一户人家，而是一个家族、一个宗亲系族；所以在内部空间规划上来讲，具有其独特性与复杂性。而且圆楼与方楼又各具有自己的特点然而圆楼是永定客家土楼的精髓所在，为了少占地方，扩大空间，适应山区河谷陡峭地形，永定客家土楼选择了更加美妙绝伦的圆形空间圆形土楼空间在合理性上有着不可替代的空间价值，与方形土楼相比，圆形土楼空间有诸多优点：①、方楼当中四个角落称为“死角”，光线暗，通风差，紧靠楼梯道噪音大，不受欢迎，而圆楼则不存在“死角”。②圆有平等均等的特点，好坏差别不明显，利用房间的分配和家族的和谐。③、一个简单的道理，同样周长的圆形空间面积是方形空间面积的1.273倍。所以采用圆形空间将得到比方形空间更大的内院空间。④、圆楼的屋顶比方楼简化，施工相对简便。⑤、圆楼的构件比较统一8方便计算，方便生产与安装。⑥、圆楼的每个房间都被分割为扇形空间，由于外弧较长，以土墙承重，内弧较短，以木承重。因此，同样面积的扇形空间比矩形空间更节省木材。同时由于圆楼空间消除死角，对大木料的需要相对减少。所以防漏空间比原露空间更节省木材。⑦、按照风水先生的说法，路有路煞，方有方煞，方楼的某个角总会碰上煞气，而圆楼无角则无煞。抛开迷信色彩，把煞气理解为山风，方楼阻力大，圆角阻力更小（图3-5）。⑧、从抗震角度看，圆楼能更均匀地传递水平的地震力，因此同样高度、墙厚相同的圆楼与方楼相比，如果圆的直径和方的边长相等，无疑圆楼具有更强的抗震能力。所以圆楼空间比方楼空间更安全（图3-6）2.1．3土楼建筑空间的形态分析在土楼的建筑空间当中集中体现了虚与实结合、个体与群体的有机整合，从外观上看是一个单体建筑，而步入土楼大门，呈现在眼前的的是伟大的家和缩微的国整体与个体紧密连接、相辅相成。如永定承启楼平面规划上，占地5376平方米，直径73米，外墙周长229米，圆中带圆，圈中带圈，一共四圈，主墙为土内墙为木，围合出丰富的空间。三环主楼层层叠套，中心位置耸立着一座祖堂。规划布局上按照五行八卦依次排开，在阴阳两极开水井命名“阳井”“阴井”（图3-7）。四部楼梯，共400个房间，最多居住时80多户，宛如现代的居民小区井井有条。外环楼共四层，一层空间规划为厨房，但作用远远超出了厨房的范畴，同时为二层粮仓的保持干燥及整栋楼体的除湿保干提供了更多可能，也充分利用了热能，无疑从形式和功能上达到了完美的结合。二层为粮仓，搬运起来不用爬的太高，同时又避免了粮食直接与地面接触而容易生霉腐烂。三层以上为居室。每层平均划分72个房间。第三环为两层，每层40个房间，这一区域空间主要规划为书房。第二层为单层有32个房间，中心为祖堂。2.1．4客家土楼建筑的空间形态组合点状柱网结构、线装墙体结构、面装层面结构，这三大体系的有机组合便是土楼空间形态的基本组合形式。其中土墙承接了线与面，既是立柱又是立面，既是“线”又是“面”。将“点”的排列与“线”的交织以及“面的组合统一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结构整体（图3-8）。圆土楼当中环形空间，中心为祖堂为议事之处，外圈为居住，从动静功能分析上来看比较合理，将公共空间与私密空间妥善协调规划。议事祖堂，这一空间之外围规划为会客厅，再向外一圈是书房（图3-9），从而降低了议事祖堂对书房的干扰。三楼作为卧室，相对来讲比较安静，同时外圈距离外界最近，以便于察觉外界是否有入侵者，从而及时采取防御措施。其中可见在客家土楼当中，公共空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被安排在中心位置。从空间规划上来讲对于每个房间的距离都是相等的，利于人群的集中与疏散。
客家祖地闽西山村，一万余人建制的行政村并不多，连城县庙前镇的芷溪村就是这样一个客家村落。明清以来，芷溪村先民先后兴建了六十八座古祠，一百三十八幢古民居，这些规模宏大的明清时期建筑，被客家学研究人士誉为客家[大宅门]。 芷溪村位于连城县南部，聚居黄、杨、邱、华四姓客家人，以黄、杨两姓居多。芷溪村村民重视修建宗祠，缘于客家人慎终追远，敬祖睦宗的传统美德。这些明清时期的古建筑除一部分是专门作祭祖联宗用外，其余都是祠居合一的复合型建筑，普遍采用客家地区[九厅十八井]结构布局建造，庭院舒畅，雕梁画栋，飞檐翘角，美仑美奂。 杨姓[渔溪公祠]兴建于康熙末年，是为纪念杨氏先祖渔溪公而建。整幢建筑占地五千多平方米，设房间一百零一间，现仍聚居杨姓渔溪公后裔七百余人。据说，该宗祠建筑与北京故宫同一坐向，民间建筑与皇家建筑相同是一大忌，为此，堪舆先生特地在大门石牌楼名称上做文章，现阴刻于牌楼上的[南离辉映]四字，为清代著名书法家何绍基所书，每字缺少一笔，不注意是难于察觉的，据居住该幢建筑的杨氏后裔介绍，这样设计目的在于求得[制化]，如此一来，门楼又显得与众不同。渔溪公祠的建筑设计是典型的框架结构。将该幢房子九个厅堂两厢壁板及门扇拆下，恰可铺设十八个天井位置，摆一百二十张八仙桌宴请宾客，晒九十九担谷子，都有显得绰绰有余，其建筑之宏大，布局之科学，令人自叹弗如。 黄姓[翠畴公祠]因黄姓翠畴公善行义举，被清庭奖掖，清光绪十八年，翠畴公子辈为彰显父母一生善行懿德而建，前后历时八年始告竣工。该幢建筑装饰之华丽、工艺之精致，在闽西客家地区民居建筑中都是罕见的。门楼琉璃瓦顶，金箔鳄鱼翘角，金边金字兰底堂名，金碧辉煌。前厅上下四根顶梁大柱饰以大红油漆；下厅及中门屏风，有精美的梅兰菊竹，福禄寿喜，文房四宝等镂空雕刻；所有梁柱分别雕刻有[二十四孝]、[郭子义拜寿]、[苏武牧羊]等传说故事图案；大厅内回廊及下厅两壁，画有水墨山水；神龛金箔拼贴，灿烂耀眼。斑澜的色彩，使整幢房屋洋溢着盈盈喜气，颇具殿堂风韵。 芷溪村的客家居民十分重视门建筑。门楼是一幢房屋的[门面]，体现房屋主人的身份，更兼溶入周易风水学说，当地有[千斤门楼、四两屋]的说法。黄姓[澄川公祠]，是芷溪人重视门楼建筑的生动体现。石门楼高近六米，柱直径达一点二米，顶部刻有人物、鸟兽、花卉和双龙戏珠等图案，全部用上等花岗岩砌成，构造天衣无缝，雄伟壮观。 走进芷溪村古居，每一幢古居都有一段遥远的传说，每一幢古居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传承着先祖的光荣与自豪。庚福公祠、万德公祠、梧冈公祠、龟山公祠、万斯堂、怡关堂……座座深宅古院，人文蔚起。与福建省一衣带水的台湾省高雄市，居住着芷溪开基祖庚福公的裔孙。据谱牒记载，三世祖邓斌公于明成化年间渡台创业，是闽西最早去台的姓氏，如今在高雄已有几千之众。隔海相望，亦常互问乡音。
民俗 文化 是千百年来历史的记忆，积淀着人类的生存智慧，代表着一个民族的信念，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准则。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民俗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论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
摘 要：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传统文化 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我国由多个民族组成，传统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但是在现阶段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传统民俗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传统文化生存空间在不断的被压缩当中，如何保证民俗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成为了当代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对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民俗文化;当代;价值;思考
我国历史悠久，几千年的历史造就了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传统民俗文化是我国民族精神发展的源头，也是我国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在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外来文化对于我国传统的民俗文化造成了有力的冲击和影响，民俗文化的发展空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一点点的缩小，传统民俗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动力，只有对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保持认识，才能为传统民俗文化的发展指明合理的方向。
民俗文化因其核心要素民俗是集体遵从的、反复演示的、不断实行的，所以具有增强民族的认同，强化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的功能。与此同时，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别，民俗常常会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特点，但其也有一些稳定的特征。一般民俗都具有社会性、地域性、变异性、转承性、规范性等特征。
民俗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民族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根源，是我国民族的根本。民俗习惯的不断传承，对于民俗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理工了重要保证。另外，民俗文化也在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中，不断的受社会的影响。民俗文化的变迁与发展，是其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是当代社会的需求。民俗文化对于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社会心理等多方面都有着影响，民俗文化是社会团结的重要根源，也是人们价值观的体现，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民俗文化是社会文化中的核心内容。
民俗文化对我国当代社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价值，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民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民俗是民间文化的载体，其包括民间的 传说 、戏曲、娱乐、技能、信仰、价值观等不同的内容，民俗具有丰富性，并且在传统的民间生活中得到传承与发展。只有弘扬民俗文化，才能延续和传承我国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可以培养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的认同感。
在民间，各种民俗文化中蕴含着各种优秀的文化，并且形成了庞大的历史信息链。民俗文化中蕴含了丰富的智慧与独特的精神，民俗文化有着独特的个性特征与启迪。民俗文化中承载着具有浓重色彩的情感，是我国传统文化有力的传承。民俗文化可以加强民族之间的团结，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民俗文化具有维系的功能，可以使我国不同民族之间保持良好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丰富的民俗活动，各种民俗活动的进行，可以让人们寄托民族情感，并且对生活和心理进行调剂。民俗文化中包含了传统的文化资源，是现代社会旅游业中的重要内容，民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可以为社会带来良好的效益，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为社会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保证。
我国民俗文化现阶段的现状不容乐观，需要得到有效的保护与推广，从而保证民俗文化得到良好的发展。我国目前民俗文化存在着变迁与消失的现象，民俗文化的发展变化中，消失和变迁是正常的现象，但是需要对其中变化存在的负面效应进行重视和解决。在民俗文化的变迁当中，传统文化价值存在着严重的流失情况。传统文化价值的流失包括有形的和无形两种流失的方面。传统文化无形流失的方面主要体现在 西方节日 在进入中国后， 中国传统节日 逐渐的被忽视，传统节日淡化，外来节日则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传统文化价值流失的有形方面体现上，很多传统民俗文化形式和活动不断的减少甚至消失，年轻人缺乏参与的热情与兴趣，使得传统民俗活动越来越落寞。
另外，民俗文化的价值开发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我国对于民俗文化的价值开发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建立了很多的开发模式，促进了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但是在对于民俗文化价值开发过程中，存在很多的问题，需要进行 反思 。
首先，对于民俗文化缺乏有力的保护，并且保护方式不够完善。民族文化保护的相关立法不足，民俗文化存在着后继无人的现象，很多保护 措施 的滞后性使得民俗文化难以得到良好的保护。
其次，民俗文化过分的受商业操作的影响，很多人在追求利益的同事，过分的利用民俗文化作为经济来源的措施，对民俗文化的长期发展会存在一定的危害。
最后，民俗文化在开发过程中，存在着同化、破坏、伪造等现象。很多地区为了创造经济效益，模仿其他地区的民俗文化，并且采用各种封建迷信活动，影响了我国社会安定的发展。
民俗文化现阶段发展情况不容乐观，各地区必须重视对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合理开发，才能达到弘扬民族文化的目的。政府和相关部门需要对民俗文化的立法等手段，为民俗文化的传承提供法律基础。在对于民间文化的发展上，要建立合理的人才库，避免出现人才断层，民俗文化失传的现象。另外，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上，要尊重民俗文化的内涵，禁止对民俗文化不合理的开发与利用，严谨各种基于民俗文化上的模仿、伪造等不良活动的开展。
民俗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础，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事，需要对传统的民俗文化进行重点的保护，推进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发展。在对于民俗文化的开发利用上，要提高其各种行为的规范性与合法性，从而保证相关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民俗文化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重大，只有充分的发展民俗文化，促进民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才可以达到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在民俗文化的保护上，要加强相关立法，使得保护民俗文化的行为有法可依，促进民俗文化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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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民俗文化市场化
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大众的旅游消费需求进一步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的趋向，大众的旅游活动形式已不再限于满足传统的有形的旅游产品，而是寻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愉悦和历史内涵，从消费有形的旅游产品转向消费无形的旅游文化。为迎合大众的这种需求，许多区域、城市、景区再次把目光移向曾经被冷落的精神性文化消费领域――民俗文化。
市场上开始出现所谓的“人造文化”，并有泛滥之势，许多学者、人士开始抨击、批判这种旅游文化市场化的行为，呼吁文化回归、保持原始状态。通过对民俗旅游文化现状的一些分析，从另一个角度指出文化商品化并非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无是处，正当、适当的商业化手段对文化的传统和发扬还能起到促进作用。就此探究某些商业化的 市场营销 是有现实意义的。
关键词：民俗文化;商品化;庸俗化;内涵
1引言
随着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生活压力的增大，人们开始厌烦喧嚣的城市生活，渴望在闲暇之余呼吸一下清新的乡村空气和恬静特异的民族风情，这种对大自然和原始生态的回归动力，驱使着广大游客前往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地旅游，去民俗村寻求内心的渴望和满足对历史文化知识的渴求，这体现了游客的休闲需求，也说明当前民俗旅游文化正是在这种呼之欲出情况下逐渐呈现在广大民众视线之内。
正是基于此，我国的民俗文化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近年来我国民俗旅游的开发及其发展都大有成效，然而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如何合理科学可持续地发展民俗旅游，在旅游发展的前提下。使民俗文化发扬光大，避免庸俗化、导致畸形发展，使其走上持续健康发展道路成为当前一个值的研究的 热点 。
2民俗旅游文化的内涵
2.1民俗文化的内涵
民俗，是依附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民俗文化是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民间文化，是在共同地域、共同历史作用下形成的积久成习的文化传统。其内涵包括饮食、服饰、家居等物质民俗}组织制度、人生礼俗等社会民俗;民间信仰、巫术禁忌、娱乐游艺、民间工艺等精神民俗;神话、传说、 故事 、民谣、 谚语 等语言民俗。这种民族的，时代的文化既有物质的标识，制度的规范，又有具体社会行为，风尚习俗的鲜活体现。
由此可见优良的民俗文化是对传统民俗事物和现象的梳理和检验后形成的。其表现形式多样，如今年开始实行的法定 清明 节、 端午节 、 中秋节 。在旅游中，民俗文化是很活跃的旅游资源，涉及旅游的行、游、住、食、购、娱的方方面面，由于各地的民俗对异地游客有一新奇感，激发民众的奇心，娱乐性、参与性也很强，对游客很有吸引力，游客为能亲身体验另一地域的文化特征，不惜奔走千里。如西藏香格里拉，云南西双版纳、云南大理丽江泸沽湖等地正是由于具有特有的民族风情村及少数民族习俗才闻名于世，吸引了广大国内外游客。
2.2民俗旅游的内涵
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型旅游，它欣赏的对象为人文景观，而非自然景观，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传统节日、建筑风格、民间歌舞都是民俗旅游的珍贵资源与欣赏对象。温锦英定义：民俗旅游就是借助民俗来开展的旅游项目，它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俗事项和民俗活动为旅游资源，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鲜明、突出的民族性和独特性，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鲜感，它的魅力就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巴兆祥界定：民俗旅游是指游客被异域或异族独具个性的民俗文化所吸引，以一定的旅游设施为条件，离开自己韵居所，前往旅游地(某个特定的地域或特定的民族区域)，进行民俗文化消费的一个动态过程的复合体，是人类文明进步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
民俗旅游的主要类型包括与山水风光相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民居及其他建筑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饮食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礼仪结合的民俗风情游、与喜庆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大型民族风情园景为产品的民俗风情游等六大种类。围绕以上不同类型，民俗旅游可以通过再现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民族的古老文、传统习俗，满足现代社会人们求新、求异、求同、求知的心里需要。因此，简单地说，民俗旅游就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有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为载体开展的旅游活动。
作为以民俗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目的地，游客关注的是精神层次的消费，这和观光型景区截然不同。民俗旅游对旅游目的地来说，特有的民俗文化是一种极其有价值的旅游资源，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吸引了更多的游客，从而扩充了旅游地的客源和市场需求，增加了经济收入，提高了社会收益。
3我国旅游民俗文化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1我国旅游民俗文化的发展现状
这些年来，我国民俗文化旅游发展极为迅速。已经成为旅游中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很多地区都纷纷投资兴建民俗旅游度假村、民俗旅游专业村、农业民俗旅游村以及民俗旅游主题公园等，承办民俗旅游节日，举办大型民俗旅游活动。
如山西民居以及乔家民俗博物馆，赣南的客家民俗文化、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云南大理丽江泸沽湖、山东日照的渔家乐民俗旅游度假村等地推出各具特色的活动内容和民族风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游玩。如今，很多地区将旅游业看作扶贫行业，民俗旅游开发也作为发展地区经济的手段被滥用。不可否认民俗旅游作为旅游业中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促进了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激活了一些地区其他的行业，解决了社会就业问题。正是这个原因，有些不具备开发观光型旅游地的地方，基于发展经济为目的，盲目投资建立形式各样的民俗文化村，大打“民俗文化”牌子。
3.2民俗旅游存在的问题
(1)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力度过大。
民俗旅游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使得很多地方不顾自身环境条件的限制，盲目开发民俗旅游资源，致使当地民旅游文化资源开发无序，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破坏，长此以往，将损害整个民族旅游资源乃至文化传统传承。
(2)部分优秀的民俗文化庸俗化。
由于民俗旅游的经济效应较大，许多旅游景区片面注重对旅游景点的外观和形式的建造，不考虑当地的特色，只是想通过美观的造型来吸引游客的眼球。片面追求经理利益，导致民俗旅游被机械地舞台化，民俗文化被随意地庸俗化，从而失去了民俗的特色。
(3)特色不鲜明。
鲜明的地区特色是民俗旅游的主要依托。黄金周刚兴起时，国内许多城市对旅游业还不是很重视，有的地方甚至连像样的景点也没几家。近几年，各地都把旅游产业作为重要产业甚至支柱产业来抓，大抓特抓民俗旅游，民俗活动逐渐趋向同化。你敲锣打鼓，我也敲锣打鼓，你舞龙舞狮，我也舞龙舞狮。项目雷同，风格雷同，缺乏新意、创意与吸引力，民俗旅游正在失去特色。由此，我们务必要保留各
地民风质朴淳厚的特点，才能使民俗旅游项目持续吸引旅游者。
(4)内容肤浅，缺乏内涵。
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一些景区往往仿照那些做得不错的地方，别人有的全部照搬过来，这样，形式上完全一样，再没有其附合本地民情、风俗的内容，过多地附和旅游者的心理，甚至为了猎奇心理，急功近利于一味迎合游客，刻意追求表面的形式，失去了内涵。孰不知，来参加民俗旅游的游客关注更多的是这种文化的内涵，这种深层的东西才是吸引游客的根本，形式上的做 文章 对文化的传播和本地景点的长远发展很难起到良好的效果。
(5)缺乏要有科学、合理、系统的规划。
一些民俗旅游景区开发在实施过程中操之过急，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有些，如深圳民俗文化村和云南民族村投资均在1亿元左右，开业时间也十分接近，前者很快收回投资，后者则连投资的利息都难以偿还，除了经营管理原因之外，云南民族村的建设选址过于匆忙，没有统筹分析，前者处于口岸城市，经济发达，项目内容与现代化城市形成鲜明反差。昆明人口流量小，民族村项目地处少数民族实际分布区，具有原地浓缩式开发模式的弊端。对当地居民吸引力不大，也损失了一部分追求真实感和亲身体会身临其境的外地游客。正是这些原因造成了两个同质景点的不同结局，可见科学、合理、系统的规划在开发民俗旅游中必不可少。
(6)缺乏行之有效的市场运作手段。
如果说文化是民俗旅游发展的根本，科学有效的市场化的运作手段则是民俗旅游发展的保障。民俗旅游的发展不能单单从形式上考虑如何去作，去延续，还要从经济效益上去统筹，没有了收入作支撑，民俗的发展就失去了生存的基本保证。我国有很多优秀的民间艺术到今天都流失了，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们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致使那些拥有这些技艺的民间艺人为求生存而改从其他行业。民俗文化的发展如果不能很好的运用市场的手段运作，只是作为一个纯艺术形式也不可能长久存活。我们知道，旅游刚刚起步的时候，民俗旅游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那时的民旅风情只是旅游中的一个小小点缀。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民族风情村成长起来，越来越多的异地民俗发展开来，最根本的原因是旅游的带动，从而使其找到了一个生存发展的基本裁体。但今天旅游中的到处泛滥的民俗村要求它自身的发展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市运作手段作保障。张艺谋的《英雄》开创了我国影视市场成功商业化运作的典范。其“印象刘三姐”，“印象桂林”等系列，让桂林更是驰名中外，也让人们看到了民俗文化同样可以包装，而且精美的包装会带来更大的收益，科学正确的商业化会使传统的民俗文化发展更好。
4结论
总体来说，民俗文化有其地方的独特性，这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紧密相连，其发展以旅游业为经济依托，旅游的发展与当地可进人性息息相关，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发民俗旅游时需要注重统一的规划和科学的市场营销。旅游中民俗文化的市场化、商品化并非一无是处，相反。纯粹的艺术形式的民俗文化的发展未必能够长久。笔者认为，民俗文化不存在所谓永远的原汁原味，只要社会在发展，民俗文化就在不断演变，也只有不断变化了的民俗文化才更具有生命力，旅游中的民俗文化市场化、商品化也是一种在社会前进中的必然现象，不可能人为的去阻止改变，但可以人为的引导其正确的发展。
因此，传统的民俗文化当前旅游中民俗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当以市场为导向，结合其本身的独特性，市场细分，对一些特色民俗文化进行精美包装，以经济带艺术，以艺术促经济协同发展。这样，也许很多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都可以如东巴文化一样发扬开来，再次张现其生命魅力。
民俗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早在《汉书·王吉传》一书中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记载。《礼记·王制》云:“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里说的王者巡守之礼,就是国君深入民间,对乡村社会的民情风俗进行一番调查研究。太师是掌管音乐及负责搜集民间歌谣的官吏,他把民间传承的民歌(国风)呈递给国君.国君通过这些民歌,“观风俗,知得失”,制定或调整国家的方针政策。我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就是古代各民族之间流传的民歌.这些民歌,反映了古代人民的风俗习惯,包含着大量的古代民俗事象,对研究我国古民俗具有重大价值。 研究民俗事象和理论的学科称为民俗学。“民俗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亲缘关系，如考古学要借助民俗学揭开古代社会神秘的面纱,民俗学要借助考古学提供古代传承文化的实证。编辑本段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是近几年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以往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多少疑义，不是问题。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民俗学界或民间文化界一直在使用“民俗”、“民俗文化”、“民间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概念。现在突然出现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名称，而且这一名词变得十分时髦，许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改名，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有的提出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等。其实在我看来，这是换汤不换药，贴时髦的标签。如同前些年，人类学热起来，许多学科紧跟形势，在学科前冠以人类学，如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等。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是什么学科呢？究竟是社会学、民族学、还是民俗学，有必要加人类学壮其门面吗。说到底我们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人有点心虚，缺乏自信，不敢承认民俗学或民间文化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指我们以往熟悉和研究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民间文化”的概念是可以互相置换的。
中国民俗文化 ——风水文化和风水建筑风水一说被大多数人视为无稽之谈。在科学发展的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风水之说并不是一无是处。大多数人也将其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 《黄帝宅经》曰：地善，苗旺盛；宅吉，人兴隆。短短十个字就完全道出风水学的精髓。风水从字面上来理解，风是流动的空气； 水是大地的血脉， 万物生长的依靠。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万物就能生长，人群就能生活。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正因为有了空气与水和适宜的温度，地球上才有了生命。所以，风水一说也有正确所在，正因如此，在建筑中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重视风水一说。在中国有许多风水建筑，人们在建造房屋，选择家宅的时候会注意风水的好坏，讲究环境方位问题。人们也常以山水俊秀，地灵人杰等词语来赞美自己所在的地方。风水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那么，何为风水文化？它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呢？《葬书》最早提出风水一词，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所谓的风水学便是：太极生两仪（阴阳、正负） ，两仪生四相（五行） ，四相生八卦，八卦生二十四山。通常人们将风水分为：龙、穴、砂、水、向、意、形、天。所有高等的风水师，都是按这些理去做，但要结合人命理，本性去计算；以前风水大师们的一句发家名言便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中国古人把风水称为堪舆，也叫地理，我们可以将其连起来读做：堪舆风水地理——堪（观察天） 、舆（勘察地）、风（空气空间） 、水（水文水质）、地（地形地质）理（的研究分析理论） 。在地球上， 水、 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是也是风 占最大体积的物质是风、 地。 （空气）、水、地（土地） 。在地球上除了由天体进来的物质之外，几乎所有物质都由风水地三者所承载所包含所孕育，当然也包括人类。可见古代人所说的风水，就是泛指地球中的所有物质，风水学就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 根据古人的感知，在大地上除了地和水之外，余下的就是空间了，空间里只有风了。古人认为，风和空间和天是联在一体的，风水学中所说的风，既是空气，也代表空间，同时也包含天。老子曾说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天，所以有天一生水之说，二就是地，三就是水。翻成白话文便是：天生地，天地生水，天地水生万物。 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 太昊伏羲根据自己研创的简易图， 推理出地球有过一段是风与水的时期。《简易经》里记载： “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四丘水，五泽水，六地水，七少水，八缺水，九无水。 ”这里所指的风水应该就是风水的原义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风水一词是这样定义的： 指住宅基地、 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在《辞海》中也是如是解释：风水，也叫“堪舆” 。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但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准确。其一，它将风水等同于一种迷信，没有肯定其科学的内涵；其二，没有把风水与风水术区别开来。风水是从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文化现象。从表面上讲，它是一种民俗，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从本质上讲，它是古人研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 、的一门学问。简略地说，它与现代的“人类聚居学”“环境地理学”有些相似，但二者之间仍有本质的差别： 后者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基础上的一门科学； 而前者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与实验基础， 夹杂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说法和迷信的内容， 以至于我们还不能将它作为一种科学，只能作为一种“术数” 。近年来，由于对传统文化研究不断深人，中外学者对风水的看法渐趋一致。他们认为：风水是中国古代为寻找建筑物吉祥地点而提出的一套景观评价系统， 是古人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处理的方法与布局的艺术。风水的范围包含住宅、宫院、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许多方面，其中涉及死人葬地的称“阴宅风水” ，涉及生人居住地的称“阳宅风水”。风水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简单地采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它。有的学者还认为，严格地讲，风水与风水术是有区别的。风水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本体是自然界；而风水术是主观对客观的活动，其本体是人。中国风水学是宇宙星体学、天文学、天体运行方位学、地球物理学、地磁方位学，水文学、地质地貌学、环境景观学、自然生态建筑学、社会伦理学、美学、人体信息学、气象学、空间选择学、时间选择学、民俗学、做人哲学、玄学、易学、预测学、阴阳学、五行学、形气学、理气学、日课学等等一门庞大的综合类学科。这是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的结晶，这是我们后人所应学习继承，应大力发扬光大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人都熟知的风水建筑可能非故宫和明十三陵莫属了。 北京有一条龙脉，贯穿故宫和明十三陵。 古代君王身前居住之所与身后安息之地皆在龙脉之上，受天神庇护。 故宫，距今已经有了 600 多年的历史。故宫的龙脉与昆仑山相通，而昆仑山与天上元气相通。故宫中的交泰殿是故宫的龙穴也是北京城的龙穴，同时也是全中国的龙穴。从静态风水来看，故宫后有景山，前有金水河，位于山水之间，镇山金水，处于山水的环抱之中，为延年穿宅之格。从后宫后寝分析，以前宫前三殿来论，主体建筑太和殿、中永殿、保和殿皆占吉星位置，以后寝、后三宫来论，朝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亦处于吉星位置，尤其是延年吉星得位，更主长久稳固。整个故宫是完全按照风水这个大体的格局来建造的。明朝皇帝的墓葬群——十三陵亦是如此，它始建于永乐七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 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十三陵周围层峦叠嶂，秀美天成。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神道两侧的两座小山，为“龙山”和“虎山” ，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 “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 （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 ，着实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地。这次在去北京的旅游途中，我还听说了北京另一特别知名的风水建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大厦。此建行位于北京西二环金融街 25 号。“金融街”在元代被称为“金城坊” ，明、清两代是金铺、银号聚集之地；清末至民国，我国的大部分银行也多设于此，是历代各种金融机构垂青的风水宝地。“现在的‘金融街’始建于1993 年 8 月，至 2005 年全部完工。南起复兴门， 北至阜成门，东临太平桥，西沿二环路，占地总面积 103 公顷。这里云集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中行总行、农发行总行等国家级银行总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保集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等一大批著名金融保险证券单位和电信企业入驻。马来西亚丰隆集团等国外的著名银行机构等 200多家国内外金融及非金融机构落户此地， 成为我国掌握国际最新金融信息， 了解世界金融动态的国家级金融中心。” 虽说在此块“风水宝地”之上，但建行总行却是“地处不兴” 。建行门前天桥斜去，呈虚水而走遇“天桥煞”，而其西北角又面对十字路口遭“路冲煞” ，皆为泄财之象。相传时任行长周小川为此请来了香港著名的风水大师为建行的设计出谋划策， 力图化险为夷。于是便有了这幢为北京人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建筑” 。金融街上的建行大厦通体黑色，在世界建筑史上实属罕见，在风水学中，黑色属水，水亦表财，黑色不仅催财力量强而且可以化煞；在西北角的煞重之位，大厦被设计成两把尖刀状的化煞布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顶部，为四个形如水闸放水的旺财设计， 意为财源滚滚；十字路口与天桥的西北角也有一对号称中国最大的汉白玉貔貅来招财镇宅；在貔貅的正中，竖立三根旗杆，意为三根高香表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在如此风水建筑的庇佑之下，这几年来，建行蓬勃发展，成为了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之楚翘；原行长周小川也官升三级，从总行行长之位扶摇直上至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之高位。真正的中国古代风水学应该是一种古代人类繁衍生息，治国安民等社会活动所形成的生存知识；是一种研究大自然对人类作用的精深学问；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 是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民俗活动；是一种中国独有的以天人合一阴阳调和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产物；是一种由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所形成的人居环境选择优化的实用技术；是一种由中国古人的唯物唯心学术混杂而形成的博大学派； 是一种科学与玄学相提并论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落后于现代技术的、超越于现代科学的的系统理论；是一种宝贵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风水可以改天命而夺神功，这是古人对风水学的高度肯定。风水学告诉人们要能顺应自然规律，做到天人合一，要优化自然环境，这样就有了好的阴阳宅，有了好的风水地的吉气感应与荫庇，自己和后人即可以平安昌盛，所以丁财贵秀，百福臻临，如果人人家家都能获得好风水地而吉祥， 社会就会因人人平安幸福而和谐，民族国家也就会因人人有为家家发达社会和谐而兴旺，这就是风水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所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风水不是万能的，风水也只是影响人生的一种力量。中国风水学虽博大但杂乱，虽精深但虚玄，虽可验证但少数据，虽有作用但多无科学根据，尚存在很多局限性，广而无边，深不见底，艰以学习，难以操作，尚泥古不化，裹足不前，为此，但愿风水同行们能摒弃成见，在考古践今的同时，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它，充实它，完善它，提升它。是所至望！
张家界市地处湖南省西北部的澧水之源，武陵山的腹地，总面积为9563平方公里。其气候属中亚热带山原型季风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16摄氏度左右，四季宜人。张家界地处于云贵高原隆起区与洞庭湖沉降区之间，既受隆起的影响，又受沉降的牵制,加上地表水切割强烈和岩溶地貌极其发育，形成了当今这种高低悬殊、奇峰林立、万石峥嵘、溪谷纵横的自然奇观。八十年代以前，张家界还不为外人所知。自从画家吴冠中先生于1979年底发现这片神奇的土地之后，哗然传开。现已成为规模宏大，集游山、探洞、平游、漂流、民族风情表演等内容于一体的全国罕见的综合类特级游览胜地。 张家界市全市人口153万多，其中土家族、白族、苗族、侗族和瑶族等少数民族占全市的64。张家界市现辖有永定区、武陵源区、慈利县和桑植县四个县级行政单位。中国革命最富于传奇色彩的贺龙元帅就诞生在这一块神奇的土地上。 张家界，历史悠久，风光旖旎。自从画家吴冠中先生于1979年底发现这片神奇的土地，经过18年的大力开发建设，现已成为规模宏大，集游山、探洞、平游、漂流、民族风情表演等内容于一体的全国罕见的综合类特级游览胜地。 张家界市以其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闻名于世。有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自然保护区、天子山自然保护区、杨家界等景区组成的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此外，市境主要自然、人文景观还有“武陵之魂”天门山、“百里画廊”茅岩河、“亚洲第一洞”九天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八大公山、“江南名刹”普光禅寺、“楚南盛景”五雷山，以及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贺农故居等。全市已开发景区景点12处，开辟游览线30多条，可供观光游览的主要景点景观300余处。 张家界市生物资源十分丰富，据“八五”森林资源清查统计，市境有木本植物106科320属850种，脊椎动物146种。有国家级保护植物56种，其中一级保护的6种，二级保护的20种；有国家级保护动物40种，其中一级保护的有5种，二级保护的有21种。全市有自然保护区5处，总面积3．49万公顷。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处，即八大公山自然保护区，面积2．32万公顷；省级自然保护区3处，即张家界自然保护区、索溪峪自然保护区、天子山自然保护区，总面积0．87万公顷。已建立湖南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市森林覆盖率63．66，活立木蓄积量1024．1万立方米。 张家界市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在这里生活着汉族、土家族、苗族、白族、回族等20多个民族，其中的这些少数民族在漫长的繁衍、发展、承传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俗和习惯，包括生产生活习俗、婚嫁丧葬习俗、信仰习俗、岁日节令、歌舞曲艺等。其中，以土家族的摆手舞、茅古斯舞，白族的仗鼓舞，苗族的接龙舞，融合多民族的九子鞭，傩愿戏、花灯，以及大庸阳戏等最具代表性。游客进入张家界市境，随处可见土家苗寨、吊脚木楼、石磨水碾、笕槽筒车、小桥清溪。这些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与自然景观相互映衬，浑然一体，成为张家界市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 武陵源，位于湖南省西部，距省会长沙约400公里。这由张家界、索溪峪、天子山三部分组成的国家级著名旅游风景区，总面积369平方公里，其中属国家一级保护区面积53.5平方公里，二级保护区面积55.5平方公里，三级保护区面积203平方公里。现辟有旅游线路14条70公里，观景点560多个。武陵源属世界上罕见的砂岩风林地貌，整个景区，沟壑纵横，岩峰高耸，绿树翠曼，兽鸟成群，有“大自然迷宫”、“天下第一奇山”之美誉。 武陵源是当今中国重点风景名胜区，中国旅游胜地四十家之一，风景区面积369平方公里，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自然保护区，天子山自然保护区和杨家界景区四大部分组成。共有30多条游览线。精华游览线有黄石寨、金鞭溪、天子山、黄龙洞、宝峰湖等五条。新近开发的杨家界景区因其独特的生态资源的绝美的风景吸引了不少游人心弛神往。 武陵源，被国内外游客誉为“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天下第一奇山”、“山的代表、山的典型、山的精灵”、“扩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境”、“中国山水画的原本”。景区内三千座岩峰热拨地而起，耸立在原始旷野之上，八百条溪流蜿蜒曲折，穿行于莽荡峡谷之中，可谓融、林、洞、湖、瀑于一身，集奇、秀、幽、野、险于一体，“五步一个景，十步一重天”，因而被评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 1982年，国务院批准建立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从而填补了中国无国家公园的空白。1992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张家界下属的武陵源接纳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对象，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之后，境内的天门山又被命名为国家森林公园。1986年，中国的第一条漂流旅游线在市境内的茅岩河开发推出。至今，全市又新增省级风景名胜区三个(茅岩河、九天洞、天门山)。全市被列为省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多达500平方公里。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张家界，又名青岩山，1982年9月25日被国务院命名为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有各类植物1000多种，其中乔木类517种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一倍多，森林覆盖率达97.7以上，公园内几千座山峰拨地而起，千姿百态，鬼斧神工，令人倾倒。这里3000座奇峰拨地而起，岩峰的四边如斧砍刀削般齐整而又形态各异。岩缝幽谷间，一年四季，泉流巨瀑，构成了一幅幅奇特美妙的图画，主要游览点有黄狮寨、腰子寨、袁家界、砂刀沟、金鞭溪等。其中黄狮（石）寨、金鞭溪为游客必去之地。峰林奇异，是张家界景观的一大特点。既形态各异，又相互对立，观之毫无呆板之意，仿佛一切都是经过艺术大师的着意安排。张家界不仅山奇、而且水秀。位于砂刀沟猴儿洞下的瀑布，从200多米高的石壁顶上飞泻而下，声如雷鸣，势若奔马，蜿蜒于山峦深谷间的金鞭、琵琶溪、花溪、矿洞溪、砂刀沟等5条溪水，汩汩流淌，与天上的白云、两岸的绿树相映成趣，置身其间，飘飘然如入仙境。山奇、水秀，构成了张家界奇幻美丽的风貌和神韵。 索溪峪自然保护区 索溪峪，原属常德地区慈利县，1988年8月武陵源区政府成立后划归武陵源管辖。索溪峪的景观，以山水为依托。不仅山奇、水秀，而且桥险、洞幽。有十里画廊、西海、百丈峡、宝峰湖、黄龙洞等游览点200多个。由于处于砂岩与石灰岩交接处和峰林地貌比较发育，索溪峪的山没有张家界那么峭峻，但却也巍巍层列，站在索溪镇或进入“十里画廊”、“西海”等观景区，只见深沟幽谷中的石峰，一座簇拥着一座，绵延一、二十里，尤如一幅水墨长卷，煞是壮观。山坳溪水旁，农舍散落，鸡犬啼鸣，房顶的炊烟凫凫，屋旁亭亭修竹，使得这里雄奇中透着清秀，幽深中带着恬淡，粗犷中含着娇媚，给人以心旷神怡之感。索溪峪的水，也有另一番风韵，神堂湾潜流飞瀑，一泻直下，轰如惊雷，翠若碧玉。素有“人间瑶池”美称的高峡平湖宝峰湖，湖光潋艳，波平如镜。湖崖峰峦高耸，湖内群山倒映。还有无数汩汩小溪，一年四季，常流不息，淅沥叮咚之声，不绝于耳，信步漫游，悠然自得，情趣盎然。桥险，是索溪峪的一独特景观。索溪峪境内各种形状的险桥很多，其中尤以百丈峡的交锋桥和十里画廊猢猴乐园西侧仙女洞口处的自生桥为最有特色。据有关史料记载，交锋桥建于宋代，全长约60余米，只有一个独拱，全用岩石堆砌而成，天衣无缝，独具一格。自生桥又名仙女桥，横跨于两座高耸入云的石峰之间。该桥全长约有26米左右，宽却不足2米，厚也不过30至40公分。桥两头的岩石夹缝中，青松傲立，从桥上往下俯视，满目岩壑深谷，令人不敢出足前行。关于这座桥的来历，民间有如下的传说：宋末农民起义领袖向大坤起义兵败，被朝廷派兵追至绝崖之上，前无进路，后有追兵，正在危亡之急，忽有仙女飘然而来，抛出一白色绸带化成一座石桥，帮助向王躲进了神堂湾，摆脱了官兵的追杀。自此，探险者莫不纷纷而至，一为察看当年向王天子留下的遗迹，二想亲身体验一下该桥的险峻。索溪峪还是一个地下有不少溶洞的世界。据有关部门勘察，索溪峪共有大小溶洞59个，目前开放的有黄龙洞、骆驼洞、观音洞、金鸡洞、仙女洞、牛耳洞等。其中黄龙洞为中国大陆第二大长洞，总长20余里，内有两层水洞，两层旱洞，分一个水库，两条阴河，两处瀑布，四个深潭，十三个厅堂，数十座山峰，故有“洞中乾坤大，地下别有天”之称，游人至此，无不谓为奇观。 天子山自然保护区 天子山，位于武陵源景区北部，南与张家界相接，东连索溪，总面积100平方公里，辟有黄龙泉、茶盘塔、老屋场、凤栖山、石家檐五个游览区，有一座天桥、两个天池、四个天门、五个溶洞等80余个景观景点。天子山居武陵源景区地势最高处，其中主峰1250余米，登临其上，俯瞰脚下成千峰林，漫无边际，白云迷雾，环绕飘浮，景观气势磅礴，层次丰富，观后使人胸襟开阔。“云雾”、“月夜”、“霞日”、“冬雪”为天子山天象四大厅观。天子山的云雾奇观，有云海、云瀑、云涛数种。每当久雨初睛后或蒙蒙细雨时，立于七星山高处由东往西俯视整个天子山地区，便会看见万亩石林空间，先是朦胧大雾，继而白云飘浮，不久即将四周群峰淹没，其势十分磅礴浑厚，故名云海。而当天气变化，降雨骤停时，将军寨、石家檐等处的大片白云，又从山顶翻滚下来，宛如巨大的水流，铺天盖地，飞泻而降，是为云瀑。云涛的景象，则多出现在黄龙泉等地，其形状如大海中的汹涌波涛，观之使人很自然地有了“气蒸云泽梦，波撼岳阳楼”的意境。天子山的月夜，幽静而朦胧，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朦胧的月色给峰林披上了一层“魔纱”，白昼雄奇的群峰此刻似一群群狰狞的魔影耸立于幽谷之中，加上兽鸟的呖呖叫声，使人倍感大自然的无穷神秘。霞日，作为天子山的天象奇观之一，多出现在晴日的清晨，每当早晨五、六点钟的时候，立于天子山上，遥望东方，先是几片红云，抹在天际，瞬息，一轮红日冉冉升起，顿时云蒸霞蔚。阳光下，千万座石峰婷婷而立，千姿百态，无以言表。冬雪，多在每年的春节前后，此时的天子山，青松和峰峦全被大雪覆盖，四处银装素裹，白雪皑皑，冰柱低悬，冰花四散，山野间时有山麂、野猪在洋天雪地里觅食嬉戏。南国游人，可在这里领略到“北国风光”。 总之，张家界、索溪峪、天子山各景区，既各具特色，又难于分割，互相映衬，互为依托，由此构成了武陵源溶“雄奇、险峻、浑厚、幽深、秀丽、野趣”于一体的壮美风光。
那就自己编把，哈哈
道家最好。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竞争加剧。为了因应这种局势，黄老道家首先提出了法、术、势、利、力等概念，使先秦学术摆脱了理想主义的窠臼，开始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在此基础上，黄老道家又提出了道生法的主张，不但解决了法律本身合法性的问题，还为道家治世开辟了道路。另外，黄老道家还提出了因天循道、守雌用雄、君逸臣劳、清静无为、因俗简礼、休养生息、依法治国、宽刑简政、刑德并用、兼采百家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学的精华。从道家治国的实践来看，不管是齐威王治下的齐国还是吕不韦执政时期的秦国，以及后来的文景之治，都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即使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为了国家的正统思想后，黄老道家的治国思想并没有完全消失。大多数时候，统治者像汉宣帝说的那样，是“霸王道杂用之”。即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每当君权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部分限制时，黄老道家就会复活，并带来经济文化上的繁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皇帝，如唐玄宗、宋徽宗、朱元璋、康熙等都曾注解过《道德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以及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都与黄老思想有密切关系，因此民间有“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的说法。
诸子百家、四库全书、商君书、申子、墨子、史记、韩非子、鬼谷子等书籍应该对你有用。其实你还可以看看《新大秦帝国》这部大学教授写的长篇历史小说，从战国初期开始写起，主线为秦国从将要亡国的阶段如何通过变法图强来达到强国的目的，并且持续发展，直到统一六国。
道教教派众多，从创教之始，在至上最高神上就有所分歧。早期的五斗米道创教时，以太上老君为教主，供奉“三官”，从而魏晋南北朝时，北魏寇谦之的天师道，由于其享“天师之位”，受“清整道教”之命，得《云中者音诵新科之诫》20卷，均假“太上老君”之名，为此，他依然崇奉太上老君就成为必然的了。太平道开始创教时，後者则崇拜黄老，供奉“中黄太乙”。东晋中後期，上清派、灵宝派相继出现，新出现的《上清》《灵宝》经中，不再尊太上老君为至上神。上清派以元始天王或太上玉晨道君为最尊，灵宝派以元始天尊和太上大道君地位最显，有的经书也列太上老君，但其排列地位稍次。後来在各派协商，融合中提出“道不可无师尊，教不可无宗主，故老君师太上玉晨大道君焉，大道君即元始天尊之弟子也。”的共识，正是在这种师徒关系下，使他们成为三位一体的“三清尊神”，为道教神仙谱系中的最高神。另外，各派又有自己的创派真人、主祭神灵等。道教在吸收各种原始宗教、民间宗教、神话传说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神仙谱系，并与原来的地方宗教或融合，或形成总支形式。道教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它时常与其它宗教、人们的倾向愿望相互影响。几千年间，中国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各个教派排间虽然也时常有矛盾，但没有爆发过大的宗教战争，这是值得庆幸的。 [编辑本段]【道教门派组织】道教内部门派众多，因分派示准不同而名称各异。据学理分有积善派、经典派、符箓派、丹鼎派（金丹派）、占验派五类。按地区分有龙门派、崂山派、随山派、遇山派、华山派、嵛山派、老华山派、鹤山派、霍山派、武当派等。按人划分则有少阳派（王玄甫）、正阳派（钟离汉）、纯阳派（吕洞宾）、海蟾派（刘操）、三丰派（张三丰）、萨祖派（萨守坚）、紫阳派（张伯端）、伍柳派（伍冲虚、柳华阳）、重阳派（王中孚）、尹喜派（关尹）、金山派（孙玄清）、阎祖派（阎希言）等。按道门分有混元派（太上老君）、南无派（谭处瑞）、清静派（孙不二）、金辉派（齐本守）、正乙派（张虚静）、清微派（马丹阳）、天仙派（吕纯阳）、玄武派（真武大帝）、净明派（许旌阳）、云阳派（张果老）、虚无派（李铁拐）、云鹤派（何仙姑）、金丹派（曹国舅）、玉线派（樵阳真人）、灵宝派（周祖）、太一教（萧抱珍）、全真教（王重阳）、正一教（张宗演）、真空派（鼓祖）、铁冠派（周祖）、日新派、自然派（张三丰）、先天派、广慧派等。历史上还有正一宗（张道陵）、南宗（吕纯阳）、北宗（王重阳）、真大宗（张清志）、太一宗（黄洞一）、五大宗之分法和天师道、全真道、灵宝道、清微道四大派的分法。还有道德、先天、灵宝、正一、清微、净明、玉堂、天心八派的说法
道德是底线，做什么都要有道德约束行为规范。
道家思想可以与现代社会结合,但作为学术研究的第一步,还是要认真研究古代文献.老子五千言（有魏王弼注本,是最通行的本子；有河上公注本、严遵注本；当代陈鼓应有《老子今注今译》,如果再深一些,可以研究郭店楚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庄子七万言（有郭庆藩注本、王先谦注本等）,要读上几遍.另外,陈鼓应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作为一本专业刊物（年刊）,也不错.如果你认为单纯论述的话太老套了点,说明你有进一步求知的欲望,很好.但是,不能盲目出新.对南怀瑾的东西要慎重.此公有些时候学问做得很不谨慎.
朱熹你看一下
朝鲜除了历史上供奉古代王朝之外，他也深受汉文化影响，比如他们一直使用汉字，也一直信奉儒家文化，直到今天这些文化还有影子
中国的儒家文化体系影响了朝鲜的文化，他们有很多饮食文化和生活相处中都有共同之处，有的生活习惯还是一样的。
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摘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关键词:朝鲜文化;儒学;关联一、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厘正春秋末期,中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孔子以“治世”、“行道”为己任,总结历史经验,创立了儒学。儒学历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的不断加工改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著名历史学家杨昭全认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至清末,历数千年之儒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春秋末期至隋唐时的儒学、宋元时期的理学和明清时的实学”。[1]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对于朝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与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儒学思想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东亚儒学文化圈”。据史料记载,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与我国山水相连,由于地理上的这种原因,中朝两国很快就开始相互往来,思想文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儒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朝鲜学者的理解消化,儒学已深深融进朝鲜的传统文化中,影响了朝鲜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对于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中外学者观点不一。主要观点有:商末箕子东走朝鲜时引入;由战国燕与秦末中国移民引入;汉初,卫满率众避难至朝鲜时传入;汉四郡建立时引入;朝鲜百济、新罗时期传入。而笔者较认同杨昭全学者的观点:儒学传入朝鲜以汉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为宜。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开始成为全国占统治地位的独尊思想,为其对外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其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西汉灭卫满朝鲜,并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真番郡,翌年复设玄菟郡,即汉四郡。汉四郡设置后,封卫满朝鲜原官员为侯。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封五侯,立四郡,标志着体现儒学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进入朝鲜。其三,在汉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体现儒家思想的中华文物随处可见。因此,在汉四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儒学已传入朝鲜。二、儒学朝鲜化的系统性由于儒学符合百济、新罗和高丽王廷的利益,又符合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致使百济、新罗和高丽封建王朝对儒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发展中儒学逐渐对百济、新罗和高丽的统治理念、道德秩序、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朝鲜理念体系的构建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标志着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天”。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万物非天不生,同时又是最高的神灵。“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他认为宇宙万物皆天之产物,人类社会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贯通天地人,是上天在人世间之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这一理论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君王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即君权神授论。儒学这种君权神授和秉承天意治国的理论自然符合朝鲜历代国王的需要,因此成为维持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护身符。而宣扬其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与安排,其治国治民秉承天之意志,实质是借助天界之权威强化人间之权威。这就致使朝鲜历代国王与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权神授。再者,朝鲜历朝统治者提出以德治国。所谓“道”,即儒学,意即用儒学治理国家,以道德治理国家,即德治。同时,《书经》指出,要以德治与武功结合并重来治理国家。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此后,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仁者爱人。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孔子反对统治者执政之穷奢极欲,要求他们贯彻仁爱原则,关心百姓生活,使其安居乐业。朝鲜历代王朝也将“仁”,即“爱民”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罗统一半岛后,新罗文武王为此颁令减轻百姓负担。公元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问浮屠义相。对曰‘虽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城,亦无所益。’(文武)王乃止役”,[3]从而减免了百姓的徭役。(二)朝鲜道德秩序的完善“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朝鲜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孝道深入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三国遗事》中记载的“贫女养母”、“孙顺埋儿”就是很明显的事例。另外,儒学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实是男尊女卑,朝鲜历代深受其影响。高句丽著名实学家金富轼就曾强烈地抨击过新罗曾有的善德、真德两位女国王。他曾写到,“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闰,诚乱世之事,国之不亡,幸也”。[4]又如,公元861年(新罗宪安王五年)新罗国王宪安王病危时,曾嘱其臣下说:“寡人不幸,无男子有女。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然近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则寡人死且不朽矣”。[5]可见,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十分普遍,也十分严重。(三)朝鲜教育体制的确立儒学对于朝鲜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尤为巨大,也成为朝鲜教育体制确立的影响因素。公元682年新罗于礼部下属设置主要讲授儒学思想的教育机构———国学。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设置诸业博士和助教。公元759年,新罗改国学为大学监。但其后继位的惠恭王又将大学监恢复为国学:“惠恭王复故”,[6]把《论语》、《孝经》作为共修之科目,目的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意义。公元992年,高丽在首都开京设置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两班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除朝廷官办的儒学教育机构外,高丽还出现了私人兴办的儒学教育机构,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朝廷重臣、学术泰斗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此后,高丽历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科举考试制度,即从国学之学生中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为儒家典籍。这一制度的设置,充分表明新罗王廷对精通儒学思想的人才的需求。同时,新罗国王由于亲幸国学,曾多次听讲儒学经典,这一举动进一步表明了王廷对儒学思想的重视与渴求,从而更促进了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公元958年,高丽国王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7]高丽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基本为儒学经典,科举的实行使学习儒家典籍成为热潮。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使儒学具有了特殊地位,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唐太宗还大力扩充国学和太学,这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贵族子弟入唐求学创造了条件。新罗派遣王族子弟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如金仁问为武烈王的次子,于公元651年奉王命入唐宿卫。又如金嗣宗为圣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命入唐献方物,同时“兼表请子弟入国学”,[8]唐帝应允。新罗不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卫,还经常派遣贵族子弟赴唐求学。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求学的学生为216人,公元840年,新罗自唐回国的学生达105人。除新罗王廷派出贵族子弟赴唐求学者外,新罗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学,如崔致远、崔承佑、崔承 等皆为自寻途径赴唐求学者。高丽从建国初就派遣学生赴中国求学,学习儒学思想,高丽学生不仅在中国可以应试,还可以在中国任官。公元976年,高丽派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翌年,金行成擢进士弟,授官,后官累至殿中丞。公元980年,在宋求学的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戬参加科举及第,并任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公元1115年,高丽派遣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入宋太学。高丽赴宋求学的学生应试中举后任宋吏者众多。另外,新罗还通过多种形式大量输入儒学典籍。公元686年,新罗遣使赴唐,“奏请《礼记》并文章”,武则天应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9]公元743年,唐玄宗遣使嘉奖景德王,“并赐御注孝经一部”。[10]此外,不仅赴唐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回国时携带儒学典籍,而且新罗的商人也自唐购买书籍,其中有大量的儒学经典。到了高丽前期,随着高丽与宋、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典籍也大量输入高丽。其输入方式与途径更是多种多样,有奏请宋、元皇帝赐与的,有高丽使者、学生带回来的,这使得儒学典籍广为传抄和翻刻。三、结论朝鲜文化在与儒学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其本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百济、新罗对峙时期为朝鲜儒学的萌芽期;统一新罗时期为朝鲜儒学发展期;高丽前期为朝鲜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期。在每个时期,对于朝鲜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朝鲜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儒学都因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成为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法宝。而朝鲜文化在与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文化特色,逐渐使儒学本土化,最终演化为与儒学相近同时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并使其成为朝鲜思想文化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力。[参考文献][1]杨昭全.中国—朝鲜、朝鲜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2]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3][朝]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7·文武王下[Z].[4][朝]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5·善德女王条[Z].[5][朝]三国史记·卷11·新罗本纪第11·宪安王条[Z].[6][朝]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7·职官上·国学条[Z].[7][朝]朝鲜史略·卷3·高丽史[Z].[8][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圣德王条[Z].[9][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神文王条[Z].[10][朝]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9·景德王条[Z].
“汉江奇迹”的产生并非偶然，朴正熙政府的正确引导是其重要的因素。中国学者在对韩国经济发展及现代化的研究中，从韩国人与儒家思想的关系，深刻揭示“汉江奇迹”背后的思想基础。那么，儒家思想是如何影响韩国现代化的呢？ 1948年韩国立国之时，街景凋敝，一片残破。此后十余年，出于赢得冷战意识形态竞争的考虑，美国为韩国的经济振兴大量“输血”，但并未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然而，当上世纪60年代美援逐渐撤出后，韩国的经济却开始起飞，创造了35年间年平均增长率近10%的 “汉江奇迹”。惊叹之余，人们不禁试图探寻韩国崛起的原动力。一时间，儒家文化与韩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半岛，目前并无定说。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公元3世纪以后随着官方儒学教育机构的出现，儒家思想在朝鲜逐步得到传播，政府派往中国研习儒学的留学生亦日渐增多。788年，新罗仿效中国实行科举制，熟读儒家经典成为希望为官入仕者的进身之阶。 1392年建立的李氏王朝进一步推行尊儒抑佛的政策，程朱理学迅速升级为朝鲜的治国方略。 1961年5月16日凌晨，汉江边上出现了一批全副武装的军人，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管了国家权力。朴正熙政权治下的韩国选择的是一条 “指导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主要特征为少数政治精英和技术官僚垄断决策权，国家通过指令性计划广泛干预经济。令人深思的是，曾以血的代价轰轰烈烈地推翻李承晚独裁集团的广大学生、知识分子乃至普通市民，为什么此时却默默地接受了朴正熙的威权政治呢？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李承晚之后的张勉政权，其“民主=无政府主义”统治下一盘散沙式的社会状态，让韩国民众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了儒家倡导的秩序的重要性。孔孟之道的核心理念为“三纲”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五伦”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力主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李朝的500年间，朝鲜统治者就是依据这样的信念自上而下治国治民，进而实现长治久安的。而后，虽有日本宗主国观念的广泛散播和西方民主观念的潮水般涌入，却均未能从根本上撼动儒家思想的主流价值观地位。正因为如此， 1960年—1961年的政治动荡，才能够成功地唤醒沉积于韩国民众心中对稳定和谐的向往，并促使他们长时间地支持朴正熙领导下的发展型威权政权。 如果说，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为韩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增长提供了外部保障，那么有目共睹的教育进步，则是 “汉江奇迹”的内部动力来源。儒家堪称敬学尚贤的典范， “有教无类”、 “学而优则仕”等主张便是明证。在韩国，这种久远的.教育观渐渐内化为朴素的 “卖掉黄牛也要送孩子上学”的尊师重教之风，并最终成就了教育事业的腾飞。朴正熙上台后，积极推行教育先行的发展战略。在他统治期间，韩国初高中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高等教育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至1965年，教育开支在政府预算中所占比例已超过15%，仅次于国防预算。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为了把过去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今后的人力资源，培养出大量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韩国政府十分重视职业教育： 1963年，依据 《大韩民国教育法》 “优先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原则，颁布了 《产业教育振兴法》，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有义务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事业的发展； 1967年， 《职业培训法》出台，职业培训活动迅速走向制度化； 1973年， 《产业教育振兴法》修正案问世，引入了新的产学研合作机制； 1976年，颁布 《职业培训基本法》，逐渐将职业培训的对象由技工和教师扩展到其他各行各业和不同人群。通过上述举措，韩国廉价高素质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形成。 在韩国人的日常经济生活中，同样可以感受到儒家思想的点点滴滴：孔子崇尚 “一箪食，一瓢饮”、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节俭生活。这种节欲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韩国人的理财之道，引导他们将闲置资金存入银行，而由此带来的高储蓄率是韩国经济维持长期高速增长所需资金的重要保证。韩国威权政权有力地掌控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方向，微观经济活动的规范性则更多地依靠单个行为体的自我约束。正是在此处，儒家的义利观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规制作用。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评价标准，有效地抵制了资本积累初期的非法敛财的冲动。由于大多数商人恪守着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原则，韩国经济得以较为有序地运行。 在韩国成长为 “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历程中，劳资关系相对和谐，这也与儒家思想有关。孔孟始终强调君子应有仁爱之心，不仅要 “亲亲”，更要 “泛爱众”。朴正熙巧妙地将儒家的仁爱说与企业经营结合起来，认为应在企业主与员工之间营造家庭般的气氛，发扬亲如兄弟的友爱精神，建立起和睦的工作关系。很多经营者响应朴正熙的号召，着力凸显企业主与员工间友好相处的重要性。比如，创立于1947年的LG集团坚持倡导企业内部的 “人和”与 “团结”，劳资纠纷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上。 1997年，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席卷亚洲，韩国是受冲击最大的国家之一。在此期间，很多人激烈地批评儒家思想助长了政治上的威权统治和商业上的家族经营，认为应彻底予以抛弃。这种观点有其一定的依据，但批评者决不能对危机爆发后韩国公众自愿捐赠200多吨黄金和倾其所有购买国货的爱国行动视而不见，此举与儒家思想提倡的集体主义不无关系。同样，更不能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完全否定儒家思想曾对韩国“起飞”起到的推动作用。马颖、周剑麟两位学者几年前曾撰文指出，“对具有韩国特点的现代化产生最持久影响的传统文化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可谓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