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从暗恋的表达方式，或是被爱的姿态，或是爱的如何选择，另外也可选爱的争取，西方偏于绅士的角斗，而中方偏于成全，这些点上切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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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建构，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理论基础。下文是我给大家整理收集的关于中西文学比较论文范文下载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中西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翻译不仅是沟通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桥梁，翻译也为文化与文学影响的传播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媒介，而且翻译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一种再创造，其“创造性的叛逆”及应用一向来都为国内外文学界所重视的课题。
比较文学的学者认为：能否超越原作的关键是翻译中的创造与叛逆性。由此，翻译中的创造性是译者通过个人的能力创造性地使译作回归原著作的实质内涵，相对而言，叛逆性则指译者未能如实体现和传达原著作的精髓，从而与原著作的理念相违背。但在翻译的实际过程中创造与叛逆是密不可分的。
中西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原文还是依照规范再创原文使其更能为读者所接受。事实上创造性本质蕴藏于任何文学翻译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文本相比是一种再创造。
基于这个原因，“创造性叛逆” 的术语被法国文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首先提出，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并提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创造性叛逆是文学范畴的基本特征，它并不是单纯属于文学翻译。换而言之，创造性叛逆与文学的接受和传播息息相关，两者密不可分。在文学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创造性叛逆不同程度地体现在接受者、译者以及接受环境之中。
比较文学和翻译理论界都对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进行过系统的分析和阐释。翻译界泰斗谢天振先生认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一般划分为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并由以下几种类型构成：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误译与漏译、转译与改编等。创造性叛逆中的无意识体现，如误译与漏译，是因受限于译者自身的文化知识背景和情趣修养等因素造成的误读和误译。据此而言，其并不能简单称为“创造性”。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其包括以下四种情况：
(1)个性化翻译。它表面是用自然、流畅的语言阐述原著的意图，但在深处却整合原著文化的问题。如果译作完全遵从原著文化，那语句会比较凌乱。
(2)节译与编译。节译与编译存在于《外国文学作品选》中有多种原因：为迎合读者或便于传播，为与接受地的风俗人情保持一致，或当地的道德、政治因素等，是有意识的叛逆。
(3)误译与漏译。例如：英译者把陶渊明《责子》中“阿舒已二八”翻译成了“阿舒十八岁”，他们认为“二八”是“一八”之误。误译，即对原著错误的翻译。它在文字和思想意义上背离了原文。在翻译中误译虽不可取但又客观存在，是无意识的叛逆。
(4)转译与改编。转译是是叛逆性最强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无能为力情况下采取的方法。转译与改编体现在文学翻译上是创造性叛逆的特殊表现形式，其共性在于他们对于原作的两重更改。转译是一种语种转换。改编,节译和漏译各不相同。改编指改动整个内容情节，或体现对体裁的变动。节译是意识行为下对内容的大段改动。漏译则指无意识行为下改动少部分的情节。
对于中西方文学作品而言，译者永远不能全部表达原作者的真实想法，这在于两者不同的价值社会观和迥异的社会生活背景。译者自身的知识内涵和文化修养使其对译作实行了“创造性叛逆”的解读，而译者的主观判断性也由其个人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
1 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
(1)文学翻译的创造性。翻译的实质是把一种语言中蕴涵的内容通过媒介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文学翻译是为让读者意会到不同的文化习俗和社会风貌，并不仅仅是浅层的转述表达。但就现在的大量翻译作品显示，其翻译的水平和要求与文学翻译所界定的标准依然存在相当的差异性。
(2)文学翻译的叛逆性。如果说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是译者依靠自身的能力创造性地表现原作品的实质内涵，那么其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叛逆性则是译者为实现主观愿望而对原作进行的客观背离。但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是和谐共存的。
2 创造性叛逆的可接受性
创造性叛逆应遵循两重原则:充分原则与忠诚原则。文学翻译与其他形式的翻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目的地控制，而创造性叛逆是保证文学翻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充分原则要求创造性叛逆应实现翻译目的，忠诚原则限制了目的文本的合理应用性，要求译者担当社会责任和道德规范，以此确保人们能够接受对文学翻译作品中所体现的创造性叛逆。
由于隐含的读者存在于一切中西文学作品中，因此作者把外界环境当作他在创作过程中的直接客体，其隐含的读者则是他的间接客体。但就译者来说，当其阅读原作品过程中，以前的间接客体此时变成为主体。原文虽然是阅读的直接对象，但原文作者心中或眼中的世界才是他通过阅读而理解的对象。所以，译者阅读和理解活动的间接对象是原文作者，这种主体间的交流就是话语对话的过程。翻译活动不是固定不变的语言转换，而是通过两种话语相互协商的产物。因为译者的不同的教育背景、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所以翻译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化活动，文学翻译应该是以多元而综合化的评价体系形式存在于现代复杂社会中。
从接受者和译文接受环境来分析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和叛逆性：
(1)接受者的创造性叛逆。所谓接受者特指阅读翻译作品的读者。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接受者有着不同思维方式和知识修养，因此不同的读者会在分析读本时形成自己特定的评定准则。即使身处相同的历史背景，接受者也会因为拥有不同的文化视野和结构，在文本的阅读中不可避免性地会主观性再创造，从而促使在翻译异质文学作品时的创造性叛逆的不断呈现。
(2)译文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从译文的接受环境分析，迥异的文化习俗、时代背景以及语言环境使原著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译文语言的影响和限定，从而接受并融合译语的文化内涵和特征。
纵观现今翻译研究的现状，中西文学翻译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对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的研究，而是将许多其他的因素也纳入其研究范围。评判译文好坏一直以“忠实”原则作为其评定的标准，但随着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深入，文学翻译的重要显著特征之一是尤其注重创造性叛逆的应用。传统翻译研究否认创造性叛逆的作用和功效，而在比较文学范畴中则积极倡导其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广泛应用。由德国功能派理论发展而来的目的论指出,翻译是一种基于源语文本的有目的的行为活动，决定任何翻译过程的最高准则是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这一理论无疑为研究这创造性叛逆提供了一个崭新而有效的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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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中西诗学比较
摘 要： 要使得中国诗学为世界所了解，在世界诗学中发出声音，究竟要靠生动的形象打动人，还是靠严密语言和逻辑征服人?研究中西诗学的差异对中国诗学得到世界诗学的定位、认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宗教特征出发，就中西诗学差异进行展开比较。
关键词： 中西诗学差异 社会经济、政治特征 宗教、科学特征
“诗学”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与美学名著《诗学》，它包含诸多内容：诗的种类，性质的探讨，史诗的研究，悲剧、喜剧的研究，还涉及音乐，名称虽为诗学，实则应为文艺学。“中西比较诗学”是从理论的高度来辨析中西文艺的不同美学品格并深入探讨其根源的研究。本文从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和宗教、科学特征两个方面分析中西诗学的差异。
1.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古代文明的爱琴海区域和中华古代文明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地理环境是极不相同。古希腊的海上贸易，促进了手工业、航海业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工商业为主的古希腊社会经济的商业性特征。与此相反，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地区。“八百里秦川”的陕西关中平原，平坦广阔，肥沃的土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以农为本”的农业性特点一直稳定地延续下来。可以说中西社会最根本的差异是西方社会经济更具有商业性特征，而中国社会经济更具有农业性特征。无论是西方的商业性社会还是中国的农业社会，都对中西文学艺术与诗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1中西方文学形式不同
中国古代文学以抒情文学为主。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农业性社会生活恬然，人们每天在农田里劳作，向往的是“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人们成天与田园山水相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农耕生活竟使得诗人们无事可叙，只剩下一缕缕情丝可供抒发。这里没有海上的拼搏与冒险，而是人与大自然和谐交融，在这情景交融之中，就产生了以感物抒情为主的文学艺术传统。在《诗经》中，无论是爱情诗还是农事诗，都饱含抒情的韵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所以为什么在并不张扬个性的中国，抒情诗能成为文学的正宗，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与中国相反，西方的商业充满了冒险，充满了不可预知的惊涛骇浪，这使他们看到了更加深奥难测的东西，这些冒险活动中充满了惊心动魄的事件，与自然山水风光相距甚远，故而叙事成为文学活动的主要内容。
1.2中西方价值观不同
西方社会的商业性特征和中国社会的农业性特征，对其民族性格和价值观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商业经济环境下培育起的西方人崇尚个人的自由平等、个人的奋斗、个人的财富、个人的爱情、个人的享乐及个人英雄主义。自我是西方表现内涵的核心，与外在世界相隔离相对立，久而久之产生了以自我为核心，以私利为基础，以享乐为目标的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开放性民族品格。
与西方相反，中国的农业性经济，使人们眼界狭窄，安贫守旧，不肯冒险。严格的宗法政治压抑着人们的个性自由，更无民主平等可言。所以文学作品不具有自我表现的意识，它所言之志，是与社会和宇宙相连、相通、相合的，它所追求的不是对立，而是和谐;不是自我表现，而是天人合一。
1.3中西方爱情观不同
在西方，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制度和商业经济方式使西方人培养了崇尚个人爱情和个人享乐，以人为本。即使是爱情，他们也看作是个人的认知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因此，尽管西方文学以叙事为主，却提倡情感的宣泄淋漓，以便获得舒畅心情。
中国诗学主张抒情言志，却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情感，文质彬彬，提倡素淡的文采和风格。如《诗经》中305篇抒写男女相思相恋的各种情感的诗，有较少的封建道统的艰涩，有“天地元声”的清新，但这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男女爱情诗却被认为“越礼纵欲”，而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如《王风・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诗中主人公大胆地表达了一日不见如隔“三月、三秋、三岁”的感受，话语虽简单，却十分传神地表达男女之间的款款深情，即使在当代中国也少见如此直白的表达。这种诗歌与后代诗歌巧妙含蓄地表达异性间的求爱格格不入。又如中唐时的《金缕衣》：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此诗主旨是劝人及时享乐，以及对爱情大胆追求。却因表意太直露、太大胆，故一千多年来，无人敢去担这一作者之名，所以作者也只能成为无名英雄了。中国古代诗歌中虽不乏优美的爱情颂歌，但是，一味地讴歌爱情，是与宗法政治不相容的，最好是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2.中西宗教、科学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社会强调宗教性，从古希腊至中世纪，从宗教改革到现当代，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其宗教氛围都大大超过中国。中国的宗教主要是儒、道、佛三教。三教之中，儒、道二教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宗教。中国宗教重现世，追求今世的满足和完满。基督教重来世，以彼岸的永生为最高目标。儒家的“仁”不同于基督教的“博爱”。西方宗教的爱有较强的平等意识，中国宗教的爱有差等。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贫富贵贱，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儒家学中强调一个“仁”字。在孔子看来，自然万物是不平等的。
2.1中西方人眼中的自然
西方人眼中的自然是怎样的呢?在商品经济中，贸易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商人经常在崇山峻岭中艰苦跋涉，在茫茫大海中战狂风斗恶浪……可怕的自然界，似乎处处都在与人作对。在古希腊神话中也不例外，主宰自然界的宙斯，处处与人类为敌，他将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上，让神鹰残酷地啄食其肝脏。还让潘多拉打开盒子，把灾难与瘟疫降给人类，然后发动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消灭全人类。所以天人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这迫使人们用自己的智慧了解大自然、战神大自然。因而，冒险、奋斗、进取就成为西方民族的显著特征。这一理念成为诗人们张扬个体意志的无意识的温床。但是西方人所不断追求的正是超越于自然之上的理性存在，认为万物只是自然存在，它必须打上人的意志的印痕。
中国的天人关系是怎样的呢?因为农业丰收取决于大自然风调雨顺，人们生计全靠大自然的赐予。人们的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晨星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所听到是蝉噪鸟鸣，而不是狂风怒吼。而且中国的神灵与英雄与古希腊的神则恰恰相反，他们对人类是友善的，爱人类的。这些都反映了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关系。因而，中国人对自然界总是怀着亲切感，尊敬与感激，故形成了“天人合一”。这给中国文学艺术及诗学理论灌注了某种生气，使中国人明白了情景相融。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种情景交融的诗句，表现了中国人是对大自然审美的意识。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西方人已经意识到该重新拾起人与自然之间那固有的脐带了。要重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关系，就得首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然后才能重返自然。所以当代西方思想中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反对人本主义。
3.中西思维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经济类型，使中西方人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在商业性社会下的人们是外向性的、开放性的，在向外拓展中，要克服遭遇的种种困难，必须向外如何征服自然界的途径，造成了西方人外向型的心态。中国农业型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天人和谐中的“怡然自乐”又造成中国人内向型的心态。
3.1内与外
西方“思物”，中国“思我”。中国人最关心的是自身内在的东西，所以有“三思而后行”，“吾日三省吾身”(《论语》)。但正是这种只知“思我”不知“思物”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忽略对世界客观规律、事物性质的思考，极大地阻碍了古代人们的逻辑思维，感悟思维占据上风。如孔子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追求的正是直觉感悟。这种只求内省式的思辨、直觉思维而忽略思辨思维，会产生混沌的结果，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种直觉感悟式思维是中国古代思维的一大特征。
与此相反，西方开放型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外向型思辨。古希腊人并不注重自己内心修养，而是对世界充满好奇。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的这种外向型的“思物”行为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西方商业经济的繁荣。
3.2直觉与逻辑
西方的逻辑思维，中国的直觉思维，都对中西诗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王昌龄《从军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缭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说到“边愁”用了“听不尽”三字，要体会古老雄伟的长城绵亘起伏、秋月高照这一壮阔的景象和无限的悲凉，读者需要自己顿悟。中国有句俗话：“沉默是金，雄辩是银。”沉默比雄辩宝贵。在中国文化中，“知不可为而为之”被视为积极入世的态度，“知不可道而道之”却是徒劳的，被认为缺乏逻辑和理性。其实中国人并不缺乏逻辑分析的能力，也许正是中国人一遍遍重复的“沉默是金”导致中国人失去了逻辑分析的兴趣、爱好。
西方史学普遍运用分析性的逻辑思维，创立“诗学”名称的亚里士多德，正是运用条分缕析的逻辑思维来建立他那庞大的诗学体系的。他写诗学的原则是“依自然的原理，先从首要的原理开头”(《诗学》)。他从基本原理出发，由上至下，从一般到特殊，层层剥笋，丝丝相扣，用严谨的逻辑方法，把所研究的对象和其他相关的对象区别开来，找出各自的异同，然后将它们由类到种地逐步分开来，下定义、找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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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中国是诗的国度,其文苑中的诗词奇葩,为千百年来大众所喜爱,且至今不衰,如果我们把它与西方的诗并在一起,“以平情的观察，冷静的分析，科学的认识，理智的沉思,去进行比较研究”,也许能得出较多理性的结论。然而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对中西诗歌的各个方面进行一番综合的比较,就很难不泛泛而谈且流于肤浅。“与其要肤浅的全面，不如要深刻的片面”，基于这种想法,本文拟就中西爱情诗歌这个题材作一番考察。大家知道,爱情，曾被人们公认为文学中“永恒的主题”，它一经灵心善感的诗人吟咏挥毫，进行精湛的艺术加工，最易引起读者心灵的共鸣，中西爱情诗中那些情真意深，字字出自肺腑的佳句名篇，每每如刀刻石一般铭刻在读者的心扉，因此，研究中西爱情诗歌的理论是很多的。长期以来，人们一般都认为，中国爱情诗比之于西方的同类题材，要相形见绌得多。这种看法是失之偏颇的。实际上，中国与西方爱情诗歌之奇葩各自摇曳着独特的风姿，散发出截然不同的芬芳，闪烁着截然不同的民族色彩。从时间上看，中国爱情诗肇端于三百篇，产生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其首篇《关雎》便开门见山的道出了男子对窈窕淑女的恋慕与追求。再如《邶风·静女》中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在城隅幽会时的情景，并通过那姑娘“爱而不见”致使小伙子“搔首踟蹰”的细节描写，表现了他们爱情生活的甜蜜。《郑风·溱洧>描绘的是春暧花开之时，青年男女嬉戏游乐在河边，反映出他们爱情的和谐与欢悦。《诗三百》不仅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 ,而且还常有女子对男子的爱恋。试读《标有梅》标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土，迨其吉兮！标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土，迨其今兮!标有梅，顷筐暨之。求我庶土，迨其谓之!这首诗，以梅子的黄落比喻青春消逝，年华迟暮，表达了一个姑娘渴望及时成婚的心情。同样内容的在《周南· 卷耳》，《邶风·匏有苦叶》，《邶风·简兮》，《墉风·柏舟》，《郑风·狡童》，《郑风·子衿》这些名篇中也屡屡见到的。从情诗产生的早远，女子对男子的大胆爱恋这点看，西方古代希腊，罗马是无法与中国古代的相媲美的。值得遗憾的是，当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后，由于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发乎情，止乎礼”的中和原则和“诗言志”传统的压制，这种女性直抒胸臆,热情奔放的倾吐和声音。就渐渐减弱了，甚至有的时期是一片沉寂，由此才带来那种中国缺乏爱情诗的读解。西方爱情诗源于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略晚于史诗,而爱情诗史也和中国的一样起源于淳厚质朴的民歌，大都是用来歌唱的，歌唱时往往伴以乐器,并分独唱体与合唱体两大类。独唱体完全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丧失了氏族文学的集体性，被柏拉图称道为“第十位文艺女神”的萨福，是当时最富盛名的歌手，她的爱情诗多抒发恋人间的激情，悲伤，离别的痛苦，妒嫉的折磨，具有语言朴素，感情真挚，音乐性极强的特点，具有特别感人的世术魅力。以至后来伟大的卢梭在暮年时，希望自已唱着萨福美妙的情歌离开人世。然而历史传给今人的萨福的诗歌很少，且为断章残篇，真不得不令人惋惜。爱情诗在西方臻于完善，由于量多质高给人留下难以忘印象的，当是中世纪的骑士抒情诗。在中世纪，由于骑士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骑士阶层。骑士们有着各自追随的封建领主和崇拜爱慕的贵妇人。为了讨得贵妇人的欢心，他们甘愿昌险，作战，为她服务，虽九死而不悔，万死而不辞。对于卢梭说的“我宁肯为我所爱的人的幸福，而千百次的牺牲自已的幸福。”便有骑士思想的影子。骑士与贵妇的爱恋,和婚姻是两码事的，最终目标不是与其结婚，而是一种畸形的婚外“精神恋爱”，是柏拉图哲学中爱情理论在中世纪的积淀。“为着品德而去眷恋一个人总是很美的事”给人们的心态以很大的影响。以至有的人在心中假设一个女子来为之奋斗。骑士抒情的主要代表作“普罗旺斯抒情”中的《破晓歌》，它描写骑士和贵妇人在黎明破晓之时难分难解之情，不避讳肉欲的描写，这就有对封建道德和教会禁欲主义加以否定的意义，因为在当时封建和教会双重制度下，清规戒律，约束重重，男女合一，每每缺乏爱情基础，而追求自由，具有理想的骑士精神就起了一种变相弥补的作用。十二、三世纪的骑士情诗为以后欧洲的爱情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许思园先生在其遗作《中国诗之特色》中认为，中国诗肇端于三百篇，发皇于建安，极盛于唐，自宋以后，格律题材几无所增益。中国诗生长过程约一千八百年,而西方诗导源于希腊，起于十二三世纪，在文世复兴时期和十九世纪初期，两度极盛，十九世纪末骤衰，前后只有七百余年，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伴随着中西各自诗歌成长的爱情诗的发展轨迹吧。爱情是个诱人的主题，美轮美奂的爱情诗令人目不暇接，常叫人如醉如痴，物我两忘，我们在绚丽多姿的中西爱情诗中探幽揽胜时，常常有这样的感受，中国诗作者男性假托女性之口写诗的甚多。如：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近试上张上部》(朱庆馀)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江南曲》(于鹄)自家夫婿无消息，却恨桥头买卜人。《望夫词》(施肩吾)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无名氏)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杜甫)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赠别》(杜牧)从理论上讲，西方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的封建社会，男女地位实质上都是男尊女卑的，但是中国的程度要历害得多。如：在中国，夫妻、夫妇、子女、男男女女等词序表明男先女后的原则不可颠倒，过去出嫁的女子要在姓氏之前冠以夫姓；在汉语中，不少坏字眼，也多以“女”字作偏旁部首，如：嫉妒、妖媚、奸淫等等。可见，女子地位低下。同时文人骚客十分看重功名事业，追求“立功、立法、立言”之三不朽。妇人在男人心中不占地位，择偶得命于父母媒妁之言，嫁后须“主中馈”“奉箕帚”，生儿育女，妇女受教育的条件很差很少，“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就必然导致女性诗人的甚少。再加上男司外，女司内的分工，妇在家则“入厨下”，夫在外则“寄寒衣”，因而妇女一般内心痛苦，这个内心痛苦复杂情感的领域，自然为男性诗人所发觉，所利用。因此，中国爱情诗诗人常假托女子之口，来唱对男子，丈夫的恩爱情深，抒写远离的相思情苦，渲泄被遗弃的怨和恨。在西方，宗教色彩浓烈，人们对圣母圣婴的传说虔诚痴迷，加上又受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影响。妇女地位比之于中国要高得多。比如在古代希腊传说中，人类本是一种四手四脚，圆脑袋，两张面孔的球状生物。万神之王宙斯害怕人类的力量过于强大，危及自已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君权统治，便举起雷电，手杖，将人类一劈为二，但分开的一半却拼命扑向另一半,想重新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爱情，因此西方男子传统称自已的妻子为“我那更好的一半”故而，女子的个性理想、智慧、才干，以至学识，常是男子景慕的对象，这样，就使得西方爱情诗多是男性对女性的仰慕。如本琼生的《给西莉亚之歌》：只须用你的眼波向我祝酒，我会报答你用我的眼波，或在杯盏上留下一个吻，我就无须寻找美酒来喝，灵魂深处引起的干渴，只能祈求一杯仙浆润喉，即使天神降下甘露，我也不肯换取你的眼波，我新赠你的玫瑰花冠，并不只为把你仰攀，却只为了给它以希望，叫它此后永不凋残。由于你嗅过的香气，然后把它再给我扔还。从此它成长吐香,就非出自它，而是出于你的,我敢断言。希腊著名悲剧家索福克勒斯说：“世界的奇物珍宝可真不少，象人这样的唯妙的却很难找。”作为天地之灵秀，万物之灵长的人。他必定有各种理想和要求，要求“在理性和感性上都要得到充分的满足”。要求生命的完美充盈。在人的诸多要求中，“事业情结”和“爱情情结”是不可忽视的两大点。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男子一生的主导是“事业情结”，而女子则是“爱情情结”。一般说来，在事业与爱情发生矛盾时，西方文化的个体性使西方的男子常常舍弃事业而获得爱情。他们认为爱情是事业的动力，能促使事业成功；他们认为人生的最大幸福莫过于爱，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失爱，幸福是人生的追求，爱是人生的大事，在伏尔泰看来，人生有两次真正的死亡：“一个是不再爱，一个是不再被爱，这都是难以忍受的死亡，至于冥目咽气，倒没有什么。”“爱情激荡着活跃的情绪，它可以使死亡的人复活，它可以使沙漠有人居住，它可以使爱的人幻影重现。”(大仲马《红屋骑士》)。这些思想在西方是很普遍的。而中国，男子则往往以功名为重，爱情绝不会有与功名抗衡的分量。反之他们认为陷入情网，儿女情长是极不光彩的，会使人堕落沉沦，会使事业失败。正如俗语所说：“色字头上一把刀“所以夫婿抛妻别子，进京赶考，追求功名，镇守边防，为国为民，效命沙场，宦游南北，离家外出，商贾四方，是极普遍的，两地分居也就理所当然了；加之男子喜新厌旧，移情别恋，三妻四妾等情况。又注定中国爱情诗中以“怨情”诗特别多。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为有》(李商隐)思君如流水，长闻呜咽声。《自君之出矣》(雍裕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李商隐)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怨情》(李白)象这类离情别绪，深宫闺怨的“怨情”诗，触目皆是。西方从中世纪以来，由于骑士风的影响，男子求荣誉骑士功勋竟不是为了自已的擢升，而是为了胜利情敌，赢得情人的青睐。拜伦写的“名声——我对你若有兴趣，并不是爱听你响亮的吹嘘；是为要看她灼灼的目光——她也懂得了：我并非配不上她!”这便是西方男子求得女子垂青时的写照，代表西方男子的群体的意识，所以西方爱情诗对女性的倾慕的表白比比皆是。其中，莎士比亚的十四行体，雪荣和勃朗宁等人的短诗便是“慕”的胜境。我们读马克思的《致燕妮》，也能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东西恋爱观相差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至上”的口号，因此，爱情诗大多写于婚媾之前，又常常是称赞容貌诉申爱慕。彼特拉克对劳拉；斯宾塞对伊丽莎白；拜伦的唐璜对海黛；卢梭对菲尔松、戈登、华伦夫人、戴莱斯；但丁对雅特丽丝；白朗宁对其夫人，简直举不胜举。而中国重视婚姻而轻视爱情，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后。夫妇情爱，士大夫是每每讳言或不屑言的，“随着四婆裙转”在儒家看来是一种耻事，只有潦倒无聊悲观厌世的人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如桀纣与隋炀帝李后主等，但都为世所诟病。中国真正的爱情的诗的精品往往是惜别悼亡。如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李清照的“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洗流”以及我们从陆游、李商隐、纳兰容著、陈曾寿等诗作中找到这方面的例证。朱光潜先生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中指“西方诗人要在恋爱中实现人生，中国诗人往往只求在恋爱诗中消遣人生。中国诗人脚踏实地，爱情只是爱情；西方诗人比较能高瞻远瞩，爱情之中都有几分人生哲学和宗教情操”。的确，西方诗宗教色彩很浓,翻开西方诗歌，我们就能感受到那浓浓的气息。在希腊神话中，美与爱的女神阿芙罗狄特主宰着人间的情爱，这情爱，犹如诱惑之酒，使人沉溺迷醉；使人痴迷疯狂,使人活力奔溢；使人心灵燃烧。正是在爱情的大胆追求上再加上一种虔诚痴迷的情感，就构成了广泛意义的宗教。试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第一百一十六首《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哦，决不，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它定睛望着风暴却无不为之动；爱又是指引迷舟的一颗星，你可量它多高，它所值却无穷。爱不受时光的播弄，尽管红颜，和皓齿难免不受时光的毒手；爱并不因瞬息的改变而改变，它巍然矗立直到末日的尽头。这首诗它歌颂了爱情的永恒和伟大，具有浓厚的思辩色彩，阐发了一种近似教义的哲理，很耐人玩味和深思。又如斐多菲的：我愿意是树，如果你是树上的花；我愿意是花，如果你是露水；我愿意是露水，如果你是阳光；这样我们就永远能结合在一起。而且，姑娘，如果你是天空，我愿意成为天上的星辰，然而，姑娘你是地狱，我愿意永堕地狱之中。这首诗又表现出西方诗人对爱情的追求的执着和顽强，蕴藉着一种宗教的玄思和遐想，体现着一种哲学的理性。中国思辨哲学不发达，人为宗教观念淡薄，因而中国人重视现实生活米盐琐屑，衣服钱财成为一般夫妻关心最多的事情，不能向较高的地方发玄想，不能向高远处有所企及。所以中国爱情诗缺乏人生的思考和宗教的情操，这也导致了中诗不如西诗那么深广远大。在西方，女子地位较高，教育也比较完善，加之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女性是男性附属品的观念很少，她们的“德”、“言”、“容”、“工”不是为男子的贤内助的标准。她们在人格上享有同男子一样的尊严。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思想从古至今一直占上风。宁可离婚，而不迁就，因此，西方女子在学问和情趣上可以和男子进行朋友的默契欣合。男女相悦，婚恋合一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这方面动人心弦，当首称小葡萄牙人——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组诗，那枯木逢春的喜悦，火焰般的激情，全展现在她那优美的十四行诗里。而中国，由于中国固有的社会情形和伦理思想，妇女无法与男子平起平坐，无法与情人感情交流。同时文人不屑围着女子的“石榴裙”转，与他们相处的不是妇女，而是同僚和文字友，因此，男女恋爱相悦的诗，能盘看来，不及朋友交谊，赠答酬唱的作品多。许多诗人的集子中，关于友谊诗，往往占了半多。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等的友谊古今传为美谈。在西方人中，歌德与席勒、华斯与柯勒律治、济慈与雪莱、魏尔兰与兰波等。虽然也以友谊著称，但他们集中畅叙友朋乐趣的诗却很多。严格说来，文学是人们生命的直接呈现形式。然而从它从产生开始就被套上了政治的桎梏，从那以来，一直有着诗乐政的传统，强调诗乐为政治服务,，加以诗言志，赋诗言志理论的形成，使得“文以载道”，使文学蜕变为“明道”；“征圣”；“宗经”的工具。因此，中国古诗中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之谊，使爱情诗常有政治的色彩。这种情况是为中国古典诗所常有，而这是西方诗所绝无的情形。开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手法先河的，是《楚辞》的《离骚》。如其间的“众嫉余之蛾眉兮，谣汤谓余以善淫。”“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以萧艾也”，“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流。”实际上，这是政治上的失意，被谗见疏，用男女之情之比。到了唐代，这种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请看王昌龄的《长信怨》的“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白居易的《后宫词》的“红颜未老思先断，叙倚熏笼坐到明。”等等。甚至自已的文章合不合考官的口味，也要用新婚装束合不合公婆的眼来作比：“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因此，有的诗的主题到底与政治有关，还是与爱情有关，扑朔迷离，令人难以理清。正因为如此，从前注诗注词的人往往在爱情诗上贴上忠君爱国的徽帜。例如毛苌在《诗序》中毫无根椐的把诸如《关睢》《桃夭》等男女相悦的诗说成是赞美“后妃”的作品，又如张惠言把温庭筠的浓艳香软的《菩萨弯》十四章说成是“感士不遇之作”相反的是,近来有的人又走极端，把十足的忠君爱国的诗却贴上爱情的”“商标”。例如，《离骚》《远游》一类早有正确定论的作品，有人又认为是爱情诗，这可以说是乱作郑笺，穿凿解释，强牵附会之举。西方人是不会将政治主题与爱情主题相混淆的，但他们诗中宗教主题与爱情主题交叉渗透却又是常有的。以上笔者从几个方面谈了中西爱情诗思想内容的殊异，下面在浅析一下中西不同的艺术风格。刘勰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涤；可有雅郑；并性情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那么中西爱情诗风到底怎样呢?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是一个具有激进性、个体性、开放性和吸收性的文化，西方各民族的性格是以感情奔放和大胆坦露为其特征，表现在文学上是对英雄史诗的推崇，骑士精神的讴歌，昌险行为的肯定，掀起狂飚突进式的运动；在美学上崇尚阳刚之美；在哲学上不断以片面性的思辩，突破固有观念的平衡，取得新观念的跃进和突变；在艺术上崇尚震人心魄的戏剧冲突，用艺术形象对运动和角力精神加以张扬，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西方爱情诗的手法是开放式的，笔调直率大胆，铺陈。每每带着激浪巨涛似的情感，狂飚闪电似的想象，惊世骇俗的夸张，而且还常用大自然的背景来衬托，那大海怒涛；狂飚暴风；峭壁悬崖；荒谷沙漠在中国诗中很难与爱情诗联系在一起。我们下面来读拜伦写的与海蒂的恋情描写：他俩信步漫游，手儿相携，在闪闪发光的卵石，贝壳上踯躅，踏过平滑坚实的滩头沙砾，这久经剥蚀的,荒凉的藏身之地，由风雨形成,却俨如匠心构筑，他们俩进来歇息,互挨着臂膊，顺从了绛紫暝色的撩人的魅惑。他们仰望天穹,那飘游的彩霞，有如玫瑰色海洋,浩瀚而明艳，他们俯眺那波光粼粼的大海，一轮圆月正盈盈的升上海面；听得见浪花在飞洒,轻风徐来。得见对方黑眸里射来的热焰——觉得四目交窥,他们的双唇，使互相凑近,黏接,合成一吻。提倡情感的宣泄提倡“日神”的崇高和“酒神”的狂欢，以便在情感宣泄中获得心灵的舒畅，在酒神的狂欢中去寻求审美的快感，是西方具有典型性的爱情诗，易使读者惊心动魄而有一泻无余之感。西诗的情调是刚性美，充分体现了爱情是生命的动力的观念。中国文学越礼纵欲，主张“乐而不淫，衰在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因此，虽然中国诗主张抒情言志，但却又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在克制中和，文质彬彬在安贫乐道中走向物我两忘的境界，所以中国爱情诗所呤咏的爱情是遮掩的。“千呼万呼始出来，犹抱瑟琶半遮面。”爱情只是生命的潜流。重柔性美，情调含蓄，隐约；绵长；委婉深沉；细腻；讲究“言近而旨远,辞浅而又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人“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外，反三隅于字外。”男女相遇、相识、相见、相爱、相别、相逢,，以大自然的旷野景物为陪衬的极少，而常在小桥边、溪水侧、月光下、柳树旁、孤亭客舟里；四周的清风朗日；鸟语花香；小桥流水；湖光山色；幽谷小径；云霞虹霓给人带来艺术的感觉，情绪的感染，识读的底蕴。中国人的内心很多是锁闭式的，爱情的发生更多是在室内，所发爱情诗中的“小楼”、“锈阁”、“画堂”、“回廊”、“别巷”、“深宫”、“雕栏”以及亭、榭、轩、庙、塔等屡见不鲜，这在读者的生理和心理上不会出现，紧张，急迫和不可遏制的情绪冲动，符合中国人平缓、亲切、轻松随和、舒坦、闲适、宁静、愉快等心旷神怡和审美习惯。试读下面几首诗：惆怅梦馀山月斜，孤灯照壁背红纱，小楼高阁谢娘家。 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浣溪沙》(韦庄)小山重叠金明灭，鬓欲度香胆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菩萨蛮》(温庭筠)楼上黄昏杏花寒，斜月小栏杆。一双燕子，两行征雁，画角声残。 倚窗人在东风里，洒泪对春闲，也应似旧,盈秋水，读春山。《眼眉儿》(左誉)这些诗，兼有人物，情绪和背景，而意境深远开阔，蕴藉清逸淡远，感情疏淡悠长，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韵致。在中国，从诗歌的体裁上来看，最能表现爱情的浓丽旖旎的透骨艳语的莫过于词，它是比中国的四、五、七言古诗和律诗成就高的精口。缪钺先生在《论词》一文中曾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诗之所言，固人生情思之精者矣，然精之中复有更细美幽约者焉，于是不得不别创新体，词遂“肇兴。……要眇之情，凄迷之境，诗中或不能尽，而此新体反适于表达”。可见词与诗的内容是有区别的。词主要言“更细美幽约”的“人生情思——爱情”。此为“诗之所不能言也”。孔子在删诗时曾说：“诗三首，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可见无邪之思，是礼教范围内的思想，是诗的主要题材。所以诗具有独特的功能，可以“经夫妇，杨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邪思”的爱情自然不再归入诗之正宗，即使能挤进，也是微乎其微，凤毛麟角了。于是，那诗中所不能言的“要眇之情”，也就在词中找到表现它的一席之地。同时词又具有其它诗体难有的灵活和精巧，它容量虽小，却令人小中见大，神游八方，并且能常以其石破天惊之魄力，冲破卫道者的禁区，大胆表现“正人君子”难以启齿，无人可诉的爱情，将爱情赤裸裸地披露于世人面前，无丝毫的掩饰，因而在言情上，它比诗具独异的生命力，更强的艺术魅力。请读下面两首词：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杆，想君思我绵衾寒。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唯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浣溪纱》(韦庄)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思帝乡》(韦庄)这些“熏香掬艳，眩目醉心”是“清艳绝伦”的词句，若写入诗中，在一般人眼中便会显得轻薄，而在词中，不仅立意新颖，情真意切，力透低背，荡入魂魄，扣人心弦，而且对封建礼教具有很强反抗意识，表现了政治束缚的减弱，文学自觉时代的深入。西方诗以表达爱情为荣，不论是婚内恋,还是婚外恋。中国诗的主要功能是“言志”，爱情题材不能登大雅之堂，婚外恋尤所讳言，只有词在这个方面最能与西方爱情诗相匹敌。
青青子佩 悠悠我心， 纵我不去 子宁不来。
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其中包含了许多关于爱情的诗歌。如果要研究诗经爱情诗的表现手法，您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写：
论文诗经中的爱情的现代观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
感受古典的爱情美内容摘要：如今的语文教学中已无法回避“爱情”这个词语，如果能引导学生正确解读，去领悟，去发现这一玫瑰色的最美的乐章，对学生形成健康的爱情观和培养健全的人格是有益的。关键词：古诗 爱情 探讨 情感体验近日，听了大众工业学校韦琴老师的一堂内容丰富，教法新颖的探索课。韦老师在讲授过程中大胆挑战爱情这个敏感的话题，通过让学生自由探讨有关的爱情诗歌，引导他们面对不同的感情和爱恋，如何去领悟真爱。这也是在学习古代诗词中关于爱情篇章的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探索。这是否也意味着对于语文二期课改，我们应投入不一样的元素呢？由此我从本篇《迢迢牵牛星》谈起。“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是《古诗十九首》中的一首经典的爱情诗。读来令人感慨不已，虽然它是个神话故事，可是那何尝不是世间的百态人生呢？那浅浅的天河，定然不甚宽广。可是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却不能骑着牛儿来往。咫尺之间，却无法倾诉衷肠，只能无言凝望。唯一可做的只能用一年来守望一日的相聚。若是无法相见是因为隔了万水千山，那么这种悲伤总还有个理由来消释，但是明明近在咫尺却如远在天边，这种无奈才更加令人刻骨铭心。牛郎与织女惟有把爱深埋在心底，用无尽的泪水诉说着天上的悲情。泰戈尔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而是/ 明知道/彼此相爱/ 却不能在一起”。在牛郎与织女的眼中，那浅浅的天河，却要用两人的一生去渡过了。世间还有这样的苍凉么？我们一直感动着牛郎织女的爱情悲剧，但是如果换位思考一下，二人虽然历经重重磨难，但始终不离不弃，也正是这样的坚贞感动了王母，打破了神仙和凡人不能相爱的定论，争取到一年一次的相聚。谁能说这样的爱情不具有积极的意义呢？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焦仲卿为追求自由的婚姻而双双殉情，他们的死是对世俗礼仪的抗争，更是对忠贞爱情的捍卫。爱情是生活的多层面反映，对一首诗歌的别样理解，也是让学生不拘泥于爱情本身，而是从中透视社会，更全面的了解自身的心理素质，更深刻的理解爱情的价值的一种非常有益的探讨。翻开开启我国现实主义之先河的《诗经》，其首篇便是一曲爱情咏叹调。“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些诗句极细腻地展示了青年男子追求爱情的心理和为了得到爱情的淳朴可爱的行为。汉乐府《上邪》中“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和，乃敢与君绝！”青年女子对爱情的誓言为天地所动容。唐时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表达了青年恋人之间至上的爱情境界，不用言语却可以自由沟通。 宋时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李清照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都是表达了对爱情的相思之苦。当然透过秦观的《鹊桥仙》，可以看出这位士大夫全新的爱情观念。“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他一反常人都渴求的耳鬓厮磨，长相厮守的心态。苏轼的《水调歌头》也有诠释不同的爱情观，“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讲述了积极的人生追求。可见，诗人们用他们特殊的方式表达不同的爱情观和对情感不同的理解。爱情真是人间的一个难以破解的谜：有的人谈“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有的人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有的人说“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翻阅爱情经卷，品味爱情百味，就连以豪放坦荡著称的苏东坡居士也有首《江城子》，写尽了伉俪之间生死不渝的人间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魂，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每次品读东坡追忆亡妻的这首词，总是肝肠寸断，潸然泪下。十年后的某夜忽然梦到妻子正在小轩窗前梳妆，此情此景历历在目，可是只能幽明相隔，“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似乎在倾诉生离死别后的无限哀痛，后三句设想亡妻长眠于地下的孤独与哀伤，实际上两心相通，生者对死者的思念更是惓惓不已。李清照是南宋女词人，她的许多诗词秀丽中而略带几分悲凉，泪水漫溢词头诗尾，《武陵春》就是这类风格的代表作。“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夜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诈艋舟，载不走许多愁。”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因避乱江南而死，到如今，时光流逝，景物依旧，可是亲人早已不在，忆往日夫妻恩爱，想日后孤单凄凉，欲哭无泪，欲语无言，如此心情，怎么不发出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的感慨呢？尽管作者想寄情双溪春水，以解惆怅，但那满腹忧愁，区区一叶扁舟，怎么能装得下？李清照的伤心泪不同于多情女的相思泪，多情女泪洒为情人，待到相遇之日，还可化悲为喜，了却相思之苦。而李清照是为亡夫流泪，就是等到天荒地老，也不可能再见到丈夫，这番泪水，人世间的相思泪怎么能与之相提并论？可见，引导学生品读诗歌中的爱情篇章，使学生徜徉在情感的历程中，留下一次难忘的爱情体验，并从中到一次人文主义的熏陶，也为解读更复杂的人生打下基础。爱情是人间最美妙的永恒的话题，也是文学创作长盛不衰的主旋律，离开了爱情，许多文学作品就会黯然失色。对爱情题材的诗歌注意引导学生品读，带领他们了解不同时代的作品所揭示的爱的真谛。因此，在解读爱情题材的作品时，我们透过情感的分析，可以引导学生接受更深刻的人文主义教育，最终形成健康的人格。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肩负着塑造人的神圣使命。我们要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创设一种民主的教学氛围，去引导学生探讨包括爱情在内的人生和社会问题。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审美情趣和文化品位，并使之最终发展健康个性，拥有健康心理，形成健康人格。
《诗经》爱情观研究及文学影响范文 爱情作为人类的美好情感之一，是文学 作品 中历久弥新的永恒话题，从古至今，无数的文学作品歌之咏之。《诗经 》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 总集， 反映爱情的诗歌就占有很大的比重。 可谓是文学作品中表现爱情的滥 觞之作。通过对《诗经》中爱情诗 的解读，我们可以了解《诗经》时代人们的爱情观。 爱情观就是人们对待爱情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它是人生观的组成部分。 对于《诗经》中的爱情观，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剖析，一是理想爱情的 标准，二是面对爱情受挫时的态度，三是择偶标准。进而分析《诗经》时代人们 对待爱情的态度和看法。 在此基础上再简要分析产生这种爱情观的原因和对后世 的影响。 一、《诗经》中的爱情观剖析 1、理想爱情的标准 1.1 自由大胆、热烈率真 《诗经》 中的爱情诗在很多情况下都表现了一种对自由恋爱情的追求， 大胆、 热烈、率真。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能够自由的追求自己的爱情，尤其是对女 性，没有后来封建社会时期的种种严格的束缚。 《郑风·野有蔓草》就讲述了一 个邂逅的爱情故事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野 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在仲春之 时，主人公邂逅了一名眉清目秀的女子，二者情投意合，一见钟情，最后“与子 偕臧”。《周礼·地官·媒氏》中说：“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 不禁。” 《郑风·溱洧》则更是详细的描绘了阳春时节青年男女相会踏青的场 面，这在当时是一种风俗，表明是允许自由恋爱的。
《诗经》中的爱情【摘要】《诗经》在我国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流传史了，其中的婚恋诗对于今天的而我们来说依然有很高的欣赏价值。或公子爱慕佳人，或佳人思念公子，或妇人遭丈夫抛弃，或婚姻受到父母阻拦等等。这些男女之间最真挚的感情，在《诗经》中也诚挚的反映出来了，这就是《诗经》的魅力。【关键词】 爱情 婚变 男女在《诗经研究丛刊.第九期》中，王许林将《诗经》中的婚恋诗分为五种：“一见钟情”型、“忠贞不渝”型、“相思苦恋”型、“思妇哀怨”型、“棒打鸳鸯”型。这五个有趣的词语几乎概括了《诗经》中所有婚恋诗的类型。通过学习后，在我看来，“一见钟情”型的多为男子思恋女子：“忠贞不渝”型的自然说的是女子对配偶或是对恋人的忠贞不渝；“相思苦恋”型的则包括《诗经》中出现的各阶层任务，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思妇哀怨”型的则多表现在思念男子和被男子抛弃后所发出的哀怨；“棒打鸳鸯”型的则是追求自由恋爱而不得了。看了《诗经》中的《国风》，则会发现《国风》中多描写爱情和婚姻。《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也是看了《诗经》中的《国风》，便对男女的感情充满憧憬。孔子当年给弟子们教授的内容也包括《诗经》。可见《诗经》在社会的地位，后来的官学也以“四书五经”为教学内容，这就更加促进了《诗经》在大众中的传播。我觉得《国风》中关于描写婚恋的诗，大多采用了“兴”的手法，比如说像《关雎》，开头一句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先言河畔的水鸟，再言及心上人。在《汉广》中也有类似的手法，“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先说到南方有高大的树木，没有福分在下面休息。再说到汉水有“游女”，却追求不到。不仅仅是这两首当中采用“起兴”的手法，在《蒹葭》、《野有死麕》、《邶风·燕燕》、《子衿》、《鹊巢》、《草虫》等等。这种手法在今天的歌曲中也用得很多，尤其是在“信天游”中用的较广泛。不自觉的我想起了一句歌词，“太阳下上明早依旧爬上来，鸟儿飞去明年依旧会回来，我的青春一去不会来”。这句歌词是不是跟《诗经》中广泛用的“起兴”手法一样呢？在我看来《诗经》中婚恋诗就是两大种：恋爱诗和婚姻诗。恋爱诗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单相思，自然包括男子单思女子和女子单思男子。二是相互思念并爱恋。第三类应该归于未婚男女初试云雨一类了。婚姻诗则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生活幸福、甜蜜恩爱型。二是婚姻受阻型。三是婚姻受挫型，而婚姻受挫又可以划分为“单纯的怨妇”和“刚强自爱”型的。下面对以上分类做出具体的说明和阐述。一、恋爱之苦涩（1）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位于《诗经》中的第一篇——《关雎》，被世人传唱了两千五百多年后依然广泛的被男子们用来抒发对女子的爱慕，尤其是那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上至古稀老人下至幼儿园的小朋友，几乎都会这么一句。可见《关雎》比周杰伦的歌曲流行程度还要广！《关雎》中的男子，据学者们推测应该是贵族青年男子，从“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便可以看出来了。在寻常百姓家是不会有这么好的乐器的。而《汉广》中的男子则不同，他应该是一个农家子弟了，“翘翘错薪”、“言刈其楚”、“言秣其马”等，这些都是只有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才会做的事情。可见男子爱慕女子也是有等级差别的，贵族中的男子则可以想尽一切自己能用到的手段来取悦自己的心上人，而出身低贱的男子，看到自己心爱的女子就是“求不可得”。身世的差别就导致爱情的差距。另外，还有一首诗也很美，因为它描写的风景很有情趣，那就是《蒹葭》，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诗，这首诗用“蒹葭苍苍”四字反复吟唱，回返往复，韵味极深，加之其写到的“白露”、“水中央”、“水中湄”、“水中汜”的景象和地点，都像画面一样，不禁让人想到了琼瑶的小说《在水一方》。我记得还是在初三的时候翻阅父亲的书柜时偶然发现的，从来不爱多看书的我尽然坐下来把那本书看完了，可能当时的我正处于青春期，对爱情有懵懵懂懂的感觉，所以才会有兴趣把那本书读完。《蒹葭》这首诗也是在初三的时候学的，在看《在水一方》的时候我自然地想起了《蒹葭》，因为这两篇作品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最相似的就要数对河流的景物描写了，也许琼瑶老师就是看完《蒹葭》后才有了《在水一方》这么一部作品的。古人说过，男子思女子多在秋季，秋季万物凋零，多阴，而男子属阳，因此秋季多为男子思恋女子；而女子思君则多在春季。《蒹葭》中描写的“白露”应该是秋天来临的标志吧！我想《蒹葭》是否与古人对男子怀人的说法相一致呢？（2）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子衿》读到这首诗，让我想起了高一时候我们班一个男生给我写的“情书”，第一句就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是由于我才疏学浅，只知道曹操曾经作诗的时候引用过这两句，不知其真实含义，所以高一的“情书”时间就不了了之了。现在看来，这首诗就是写一个陷入爱情的女人在城门口的等待她的情人，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怎么好意思去找你呢？“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女子在城楼下等得甚是辛苦，“挑兮达兮，在城阙兮”啊！“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呀！明明才分离，却又开始思念你，仿佛有九个月没有见面了！“未见君子，我心伤悲”！女子思念男子总是多于男子思念女子，人们常说，男人拿爱情当点心，女人却拿爱情当主食。看着这痴情的女子在城门下等的那么着急，我都不免有些替她担心起来了。看到《子衿》，又让人想起了《静女》，《静女》中的男子也是在城楼下苦苦的等着自己的心上人，而心上人却似乎是有意要戏弄着憨憨的男子，弄得男子是“爱而不见，搔首踟蹰”。二、恋爱之甜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卫风·木瓜》男女之间就通过水果来传情，看上了就抛出自己手中的水果。砸向自己的心上人，这与现代社会确实不同，在现如今，那对情侣不是从“我爱你”“你爱我吗？”开始的？在求爱这方面，到没有古人那么风趣，就像我曾今看到一位男子向女子表达爱意时说的话一样“今天的月亮真好！”月本没有感情，阴晴圆缺全凭自己，但是有情的人儿，让无情的东西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不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吗？就像“木瓜”“木桃”一样，喜欢他就把手里的水果砸向他吧！三、爱到浓时的激情碰撞这一类的诗则是古代男女幽会的诗句了。在《诗经》中，女子多聚集在桑林，而男子若想念女子，想要与心上人约会，那么就去桑林吧！“十亩之间兮，桑者泄泄兮。”采桑的的女子真多呀！罗敷不就是被称为“采桑女”的吗？桑林，是一个充满性爱气息的暧昧场所，《诗经》中收录的诗大部分是从民间采集而来的。关于民间的性爱，自然是少不了的了。除了桑林之外，还有其他的地方也可以与相爱的人发生云雨之情，那就是古代的狩猎场所。《野有死麕》中就有这样的描写，对于这首诗，众说纷纭，但我认为这是一首描写女子在于男子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是急切而又羞涩的诗，并且是发生在狩猎场所的。何以见得？我们来看这第一句“野有死麕，白茅包之”以及中间的一句“林有朴椒，野有死鹿。”麕和鹿不是一般的动物，麕又是獐子，一般只有贵族男子在涉猎的过程中才有可能打猎到的，由此可见整首诗中发生的事情是在园囿之中发生的，“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吠兮！”能不能看作是少女急切而又羞涩的心理呢？至于很多学者把它说成是男子强暴了女子，我并不认同，男女之间偶尔偷欢这也是人之常情，在没有史料的证明下，有诗意的想象是美好的。四、婚姻挫败而生怨妇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可总有人偏偏要自掘坟墓。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女子被抛弃的形象总会有的，而且古代休妻还有各种各样的借口。在古代，女子的命运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又时候就像东西一样被男人玩赏着，当有更好的玩物时，便毫不犹豫的抛弃自己的配偶。无论是古代女子还是现代的小白领，谁能容忍自己的丈夫移情别恋然后将自己抛弃呢？我想古今中外的女人应该是立场一致的吧！在《诗经》中也不乏这样的作品，其中有一部分是纯粹的怨妇，仅仅是指责丈夫或者恋人的不忠，哭诉自己的不幸。“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好一个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痴情女子啊！因为自己的恋人对自己不理不睬近于冷漠，把自己的幽怨之情表现的淋漓尽致。另外一首诗的主人公的命运就更加悲惨了。《谷风》中描写的女主人公，与丈夫曾一起辛勤的劳动，使家境渐渐好转。日子富了，丈夫却抛弃了她，另寻了新欢。这是她十分的幽怨，但是有割舍不下她亲手操持的这个家。诗中的女主人公勤劳、善良、柔弱、痴情，但是却遭此下场，不免让人心生怜悯之情。《谷风》中的女主人公的遭遇是不是给我们现代女子一些启示呢？新中国成立后，人们说妇女的地位提高了，女人被解放了。都说现在女人顶半边天。真的是这样吗？女人可以外出工作养活自己，男人可以接受自己的女人同自己一样在外面工作，但是家里的情况有没有变化呢？在大部分家庭里，男人的观念依旧没有改变，他们认为家务就是女人应该做的。这样说来女人是被解放了，解放的是女人受苦受累的权利。女人既得为生计而奔波有得为家务而操劳。如果女同胞们不幸成为被抛弃的对象，那么就请爱惜自己。五、婚姻受挫之刚强自爱“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这是《氓》中的最后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最后几句才是文中最精华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女性刚强的一面。这首诗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一个勤劳善良的妇女由恋爱到婚姻破裂的全过程，看到这首诗时，似乎是在听一个弃妇讲述自己的恋爱诗的甜蜜和婚后的不幸，感觉诗中的女主人公就像在我身边一样，但是她与众不同的就是她并没有像上面讲到的那样怨天怨地怨夫君，而是总结了自己不幸的根源之后，坚定自己的信念——“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我喜欢独立的女性，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感情上，不能完全依赖一个人，要给自己的心灵留一点休息的空间，这也是在现代虚无的社会中保护自己的一种方法。就像《诗经。氓》中的女主人公一样，虽然婚姻破裂，但是人生中不仅仅只有爱情，对于被“情”字伤害的女性们，应该多学学古人，反思一下，自己还能够做些什么？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很多人都知道古代娶亲都是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诗经中也有这样的情况。虽然求得配偶是通过“媒人”来说定的，但也有美好的姻缘。这是多么让人羡慕的事情啊！让人想起梁山伯与祝英台，虽然在同一屋檐下念书，但是父母之命无法违背，只能嫁给马家公子，幸而中途经过山伯的坟墓，才有了现在的化蝶。不仅仅是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是这样的，在《孔雀东南飞》中不也是如此，如果刘兰芝不是要遵从哥哥的意思，也不会有后来的结果，父亲不在了，长兄就为父。这就是封建社会的“礼”，吃人的礼教害苦了多少有情人。这也是鲁迅先生极力批判的东西。现在的我们应该庆幸自己没有活在封建社会，包办婚姻在现代社会是不会带来幸福的，对于我们来说，能够自由的选择伴侣，自由的合法通婚，这一应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子曾经曰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还曰过：“小子何莫学乎诗。”由此可见，孔老夫子对《诗经》有多么高的评价，而且《诗经》一直作为儒家的教学材料，更能看出《诗经》的重要性了。而我们这些大学生当中，又有多少人能静下心来读一读古人的心声呢？《诗经》中的爱情，在我看来可以用四种植物来概括：芍药——这是相爱人的信物。为什么不是玫瑰？玫瑰带刺，难道不会刺伤你的心上人吗？荇菜——这应该是代表着公子们爱慕美人而不得吧！桑——这应该是情窦初开的女子们窃窃私语和男子们来择偶的地方吧！被抛弃的女子就成了落下的黄色桑叶了！木瓜——相爱的人因爱而结合，因结合而幸福！《诗经》的植物多的数不过来，劳动中的人们接触的最多的就是自然界的动植物。所以《诗经》中那些不计其数的植物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诗经》就像一条河流，有湍流、有潺潺小溪，有轻扬的流水、也有澎湃的漩涡……读《诗经》不会像读其他古代诗集那样累，因为《诗经》中流露出来的都是最淳朴最真挚的感情，没有半点造作。似乎自己就像走入了他人的内心世界一样，细细的品味，不是诗也是诗！当你觉得生活的步伐太快时，就静下心来读读《诗经》吧！它会让你沉静下来，顺着它的小溪流静静的流淌……
1、《理性的觉醒与悲剧的诞生》杨乃乔，《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12000字。2、《对既成的屈原美学界定模式之求异性思考》杨乃乔，《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13000字。3、《“功能圈”：禁锢与超越》杨乃乔，《文论报》1993年1月30日第4期，6000字。4、《华夏文化血缘谱系与屈原的先祖崇拜意识》杨乃乔，《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14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3年第6期，第36－44页。5、《神话三界与华夏神话的生成》杨乃乔，《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10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3年第6期，第29－40页。6、《巫舞：华夏舞蹈的滥觞──从语言符号释义学看华夏舞蹈审美形态的发生》杨乃乔，《舞蹈艺术》1993年第2期，6000字。7、《关于舞蹈本体论建构的反思》杨乃乔，《舞蹈》1993年第2期，8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音乐、舞蹈研究》1993年第6期，第72－73页。8、《美的欺性和虚伪性──西方美学本体反思系列之一》杨乃乔，《文论报》1993年9月4日第35期，8000字。9、《从校园文化中孤独出的一脉文学思潮──学院派文学》杨乃乔，《大学生》1993年第10期，8000字。10、《在两种理论冲突的表象背后》杨乃乔，《文艺报》1993年11月第45期。11、《大众艺术的媚俗性与波普艺术的人文主义精神》杨乃乔，《东方论坛》1994年第1期，7000字。12、《萨伊德和他的后殖民主义文艺批评理论》杨乃乔，《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7000字；转载于《文艺报》1994年第36期。13、《经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形态生成的内在文化关系》杨乃乔，《南方论坛》1994年第4期，7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4、《神话的本体反思──关于希腊神话与华夏神话审美形态悖立的比较研究》杨乃乔，《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12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5、《中华民族最高文化血缘先祖的追寻》杨乃乔，《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12000字。16、《中国八、九十年代的学院派诗歌》杨乃乔，《现代与传统》1995年第3期，9000字。17、《20世纪末的“文化复古”与两个层面的贫困──文化转型期当代世纪末情绪的反思》杨乃乔，《河北学刊》1995年第4期，8000字。18、《经学的学术宗教地位和“经世致用”》杨乃乔，《求索》1995年第5期，7000字。19、《经学与儒家诗学──从语言论透视阐释主体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杨乃乔，《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16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论道家诗学对‘六经’经典文本的颠覆与解构》杨乃乔，《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13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1、《儒道与理心──从儒道诗学的互补透视“内儒外道”人格类型的构成》（一）杨乃乔，《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6000字。22、《儒道文学理论在言意冲突中走向互补的学术文化背景》杨乃乔，《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3期，11000字。23、《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后殖民主义现象及理论失语症》杨乃乔，《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4、《偏见与误读──文学阐释学的哲学反思》杨乃乔，《文艺争呜》1996年第4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转载于《东方丛刊》1996年第2期。25、《“经”与“道”：两种诗学本体论的悖立与冲突──魏晋“言意之辨”前期学术语境的描述》杨乃乔，《学术季刊》1996年第4期，13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6、《经学中心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论德里达解构策略在东方语境下的使命》杨乃乔，《东方丛刊》1996年第4期，14000字。27、《王弼的阐释学思想与经学玄学化的破坏性误读──兼论儒道诗学的“内道外儒”人格构成》杨乃乔，《浙江学刊》1996年第5期，12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8、《视域的融合与意义的让位──在经学玄学化的破坏性误读中走向自觉的中国古典诗学》杨乃乔，《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11月冬季卷，18000字。29、《功底深厚·匠心独具：评〈古朴的文学〉与〈朦胧的文学〉》杨乃乔，《新闻出版报》1996年9月16日第1443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主办。30、《儒道与理心──从儒道诗学的互补透视“内儒外道”人格类型的构成》（二）杨乃乔，《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6000字。31、《互补与整合──论刘勰文学理论体系的“内儒外道”人格类型构成》杨乃乔，《江海学刊》1997年第1期，11000字。32、《批评的中心指涉结构与阐释的破坏性误读──论经学的玄学化与中国古典诗学走向自觉的阐释学景观》杨乃乔，《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13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古代、近代文学研究》。33、《古代文学研究与两种方法论的整合》杨乃乔，《文艺研究》1997年第3期，7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古代、近代文学研究》。34、《隐逸精神原型与魏晋隐逸文学》杨乃乔，《美学与文艺学研究》1997年第3集，12000字。35、《后现代艺术景观下追寻一种奉献精神──话剧〈保尔·柯察金〉再度公演备忘录》杨乃乔，《信息市场报·文化副刊》1998年1月9日。36、《在“我注六经”的基础上“六经注我”》杨乃乔，《文艺争呜》1998年1期，第8000字；转载于《世纪论语·文艺争鸣获奖作品选》贺雄飞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07－513页。37、《后现代性、后殖民性与民族性──在世纪之交，艺术创作与批评应该追寻一种比较的视野》杨乃乔，《东方丛刊》1998年第1期，13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音乐、舞蹈研究》1998年第8期，第66－76页。38、《西方的后民族主义与东方的民族性──关于世纪之交艺术话语权力的争夺》杨乃乔，《民族艺术》1998年第1期，13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39、《崛起的比较艺术学》杨乃乔，《文艺研究》1998年第2期，6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1998年第7期，第27－30页。40、《玄学误读的暴力文化与儒家诗教之“鼎”的坍蹋》杨乃乔，《文艺争鸣》1998年第2期，13000字。41、《“立言”与“立意”：从经学透视儒道诗学的冲突与互补》杨乃乔，《人文杂志》1998年第3期，第128－136页，11000字。42、《经学与儒家诗学》杨乃乔，《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98年第4期，相当于汉语16000字。43、《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向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退却──在疯狂和毁灭中崛起的大陆学院派文学》（上篇）杨乃乔，《河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10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现代、当代文学研究》。44、《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向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退却──在疯狂和毁灭中崛起的大陆学院派文学》（下篇）杨乃乔，《河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10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现代、当代文学研究》。45、《德里达诗学理论解构的终极标靶──论西方诗学文化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杨乃乔，《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1期，第120－132页，14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46、《“诗言志”：一个关涉隐喻的诗学命题》杨乃乔，《浙江学刊》1999年第1期，第146－151页，13000字。47、《论儒家诗学的向日情结》杨乃乔，《学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1期，第120－125页，13000字。48、《终极缘光：西方诗学本体论的“向日式隐喻”》杨乃乔，《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62－73页，14000字。49、《“诗言志”与批评的话语权力──论儒家诗学的隐喻对经学的承诺》杨乃乔，《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第93－103页，12000字。50、《是后殖民主义还是新殖民主义？──兼论殖民主义文学批评与东方主义的崛起》杨乃乔，《人文杂志》1999年第1期，13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51、《人，究竟在那里可以诗意地栖居──写在博士后出站报告之前及比较诗学方法论感想》杨乃乔，《东方丛刊》1999年第2期，15000字。52、《从文化冲突到后殖民主义消解》杨乃乔，《中华文化论丛》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辑，第459－465页，8000字。53、《知识分子的选择》杨乃乔，《21世纪》1999年第4期，第38－41页，7000字。54、《中国古典文学的现代研究是历史的必然》杨乃乔，《文学前沿》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期，第253－258页，5000字。55、《世纪之交的反思：再论“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杨乃乔，《文学理论学刊》2000年第1辑，第313－341页，20000字。56、《种族、时间与现代性》（上篇）杨乃乔译，《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77－86页，13000字。57、《种族、时间与现代性》（下篇）杨乃乔译，《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第76－83页，13000字。58、《钱钟书的生存境界与人格力量》杨乃乔，《文艺争鸣》2000年第3期，第74－75页，5000字。59、《文人：士大夫、文官、隐逸与琴棋书画》杨乃乔，《人文中国学报》（香港）第4期，中华书局（香港）2000年版，第49－108页，33000字。60、《从文学与文化的张力关系透视人的选择与较量》杨乃乔，《中外文化与文论》2000年第7辑，第130－135页，6000字。61、《诗者与思者：一位在海外漂泊的华裔诗人及其现代汉诗书写》（上篇）杨乃乔，《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81－85页，12000字。62、《诗者与思者：一位在海外漂泊的华裔诗人及其现代汉诗书写》（下篇）杨乃乔，《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84－88页，12000字。63、《诗者与思者：一位在海外漂泊的华裔诗人及其现代汉诗书写》杨乃乔，《人文杂志》2002年第10期（马来西亚出版），第118－138页，24000字。64、《批评的职业性与话语的专业意识――论电影批评的文学化倾向及其出路》杨乃乔，《文艺争鸣》2001年第2期，14000字。65、《中国学术的国际化倾向与比较文学的本科建制》杨乃乔，《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4日，4000字。66、《后殖民批评及其世界宗教背景》杨乃乔，《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18日，4000字。67、《论殖民文学与后殖民批评的宗教背景》杨乃乔，《人文杂志》2001年第5期，12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68、《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批评的学缘谱系追溯》杨乃乔，《后殖民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44000字。69、《比较文学是本体论而不是方法论》杨乃乔，《文艺报》2001年10月30日第161期，4000字。70、《评〈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杨乃乔，《人文中国学报》（香港）第8期，中华书局（香港）2001年9月版，5000字。71、《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身份与女性主义批评》杨乃乔，《开放与传播特刊》2002年5月，8000字。72、《解构的阐释与逻各斯中心主义――论德里达诗学及其解构主义阐释学思想》杨乃乔，《中国诗歌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第287－312页，30000字。73、《比较文学概念的语言分析及五种相关学科概念的界分》杨乃乔，《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第68－81页，24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03年第2期，第111－124页；转载于《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3年第1期。74、《劣质译著：我们遭遇另一种学术腐败》杨乃乔等，《中国教育报》2003年3月20日。75、《所指与能指的序列关系：在索绪尔与德里达之间——论在场形而上学及本体论的终极意义》杨乃乔，《人文杂志》2003年第4期，第94－103页，13000字。76、《比较视域与比较文学本体论的承诺》杨乃乔，《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第65－75页，16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03年第12期，第96－106页。77、《经学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杨乃乔，《文艺研究》2003年第5期，第151－152页，7000字。78、《智者与愚者的对话》杨乃乔，《蓦然回首文存——世纪印象：百名学者论中国文化》朱竞编著，华龄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162页，10000字。79、《比较文学教学中学科本体论意识的强化及其重要性：论比较文学属于本体论而不是方法论》杨乃乔，《中国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刘献彪、孟昭毅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卷，第140－143页，3000字。80、《文学院比较文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杨乃乔，《中国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刘献彪、孟昭毅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卷，第482－500页，16000字。81、《比较文学系总体教学改革》杨乃乔，《中国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刘献彪、孟昭毅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卷，第501－510页，12000字。82、《学术文化电影〈德里达〉：一个解构主义者及其思想的视觉化叙事》（上）杨乃乔，《中华读书报》2004年9月8日，4000字。83、《学术文化电影〈德里达〉：一个解构主义者及其思想的视觉化叙事》（下）杨乃乔，《中华读书报》2004年9月22日，4000字。84、《比较文学概念的语言分析及五种相关学科概念的界分》杨乃乔，《跨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汪介之、唐建清主编，艺林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486－504页，10000字。85、《关于“poetics”的意义及其误读》杨乃乔，《中华读书报》2004年12月8日，4000字。86、《“博导”制度是否有利于青年才俊》杨乃乔，《光明日报》2004年12月22日，3000字。87、《图象与叙事：论诸种叙事及知识分子的小叙事者身份》杨乃乔，《文艺争鸣》2005年第1期，第29－41页，23000字；《文艺报》2005年3月版第二版《理论与争鸣·学术新见》介绍，题目为《视图远没有取代语言成为时代文化的出场者》）；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三期，第79－80页；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05年第5期，第13－25页；转载于《21世纪年度文学批评论文选：2005文学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转载于《新世纪文艺学的前沿反思》张未民，朱竞编200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转载于《北大年选2005理论卷》陈晓明、李杨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8－402页。88、《论中西学术语境下对“比较诗学”产生误读的可能性》杨乃乔，《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1期，第24－39页，12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05年第6期，第50－60页。89、《论中国诗学文化传统的写意语境──从语言学的视角为中国古典诗学研究提供一个语境背景》杨乃乔，《汉语的危机》朱竞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286页，18000字。90、《高校的比较文学与英语教学归属》杨乃乔，《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9日，3000字。91、《平淡中的厚重与朗净中的纯粹》杨乃乔，《文艺争鸣》2006年第1期，第150－152页，4000字。92、《比较文学：一种无可回避的国际学术研究现象》杨乃乔，《求是学刊》2006年第2期，第106－109页，4000字。93、《全球化时代的语际批评家和语际理论家——谁来评判刘若愚及其比较文学研究读本》杨乃乔，《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11－16页，8000字。94、《诗学与视域——论比较诗学及比较视域的互文性原则》杨乃乔，《文艺争鸣》2006年第2期，第31－41页，18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转载于《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严绍璗、陈思和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8－424页。95、《论中西学术语境下对“poetics”与“诗学”产生误读的诸种原因》杨乃乔，《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106－111页，10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06年第11期，第83－87页。96、《从文艺理论走向比较诗学——论6卷本〈向峰文集〉学术视域的汇通性》杨乃乔、秦兰君，《沈阳工程学院学报》2006年第2卷第3期，第257－261页，10000字。97、巴尔登斯伯格的《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杨乃乔、钟厚涛，《中外比较文学名著导读》乐黛云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286页，13000字。98、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杨乃乔、钟厚涛，《中外比较文学名著导读》乐黛云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7－366页，13000字。99、《论比较诗学及其他者视域的异质文化与非我因素》杨乃乔，《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104－113页，16000字；转载于《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7年第2期学术卡片；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3期，第147－148页；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07年第6期，第66－74页；转载于《比较文学研究》吴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100、《今天，艺术何为？美于何方？》笔谈，《复旦青年》复旦大学团委主办，复旦青年报社出版，2007年4月18日，第11版，2000字。101、《比较诗学的诠释态度：互文关系与交集理论》杨乃乔，《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31－33页，5000字。102、《踏着谢阁兰的足迹》杨乃乔，《中华读书报》2007年7月4日，3000字。103、《摧毁：都市雕塑及其内部空间外翻的视觉冲击文化》杨乃乔，《美与时代》2007年第6月下，总第314期，第24－26页，8000字。104、《比较诗学研究的困境及其策略性突围》杨乃乔、钟厚涛，《中华读书报》2007年7月18日，3000字。105、《比较文学中的文化研究》杨乃乔，《人民日报》2007年8月16日，2000字。106、《西方的汉字偏见与东方的汉字精神》杨乃乔，《中华读书报》2007年9月12日，3000字。107、《后现代都市的栖居与反抗》杨乃乔，《香港商报》2007年09月16日。108、《文学性的叙事与通俗化的经典——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书写策略》杨乃乔，《学术月刊》2007年第12期，第105－113页，17000字；转载于《全球化进程中文化问题探究》杨生平、叶险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10年版，第124－142页。109、《边界的危机与学科的死亡：比较诗学在比较文学的“去边界化”中领受的本质》杨乃乔，《人文杂志》2008年第1期，第119－122页，6000字。110、《两极对话：杨乃乔与方世聪》杨乃乔、方世聪，《中华儿女·书画名家》2008年第1期，第69－74页，3000字。111、《方世聪的油画精神及其对汉语画者“去中国化”的抵抗》杨乃乔，《中华儿女·书画名家》2008年第1期，第75－76页，3000字。112、《21世纪中国美术批评跌向道德底线后的困惑与拯救》杨乃乔，《中华儿女·书画名家》2008年第2期，第6－7页，3000字。113、《为艺术而痴狂的人们》杨乃乔，《济鲁晚报》2008年7月3日，3000字。114、《路径与窗口：论刘若愚及在美国学界崛起的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杨乃乔，《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67－76页，16000字；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09年第5期，第32－41页。115、《天真的纯粹与平静的简单：评江衡的“后卡通”油画系列及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全然失忆》杨乃乔，《艺术家·图像志》马钦忠主编，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8－33页，8000字。116、《多元文化研究的“大通”视域及对学术山寨文化的抵抗》杨乃乔，《东方丛刊》2009年第1期第2－7页,7000字.117、《唐代经学阐释学与两种文学观念的悖立》杨乃乔、李丽琴，《学术月刊》2009年第4期，第86－95页,21000字；转载于《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9年第4期。118、《“红色记忆”：从延安走向国际画坛的中国军旅画家》杨乃乔，《美与时代》2009年第9期，第20－23页，8000字。119、《第三文化空间：兼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命脉》杨乃乔，《文艺争鸣》2009年第11期，第43－50页，10000字。120、《中西学术文学交汇中的诠释学：论中国经学诠释学的建构》杨乃乔，《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14－24页，23000字；转载于《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0年第1期。121、《〈比较文学概念〉教学须坚持本学科的理论深度》杨乃乔，《现代教授报·教材周刊》2009年12月4日第3版，2000字。122、《历史的沧桑与千年的庆典：中华世纪坛的建筑美学原则》杨乃乔，《美与时代·创意》2010年第1期，第21－25页，8000字。123、《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生与博士生精英化培养规划》本专业全体教师制定、杨乃乔执笔、陈思和审订，《中国比较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11－23页，15000字。124、《无主义时代的女性身体绘画及后波普艺术》杨乃乔，《文艺争鸣》2010年第2月号下半期，第103－107页，8000字。125、《从〈干妈〉到〈剪出的四季〉——民间剪纸艺术的生态美学原则》，杨乃乔，《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月号下半期，第4－12页，22000字。126、《是技艺学诠释学还是存在论诠释学——论中国诠释学的主脉：经学诠释学》，杨乃乔，《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113－116页，5000字。
美狄亚、繁漪略看中西文化生态对女性复仇心理的影响毫无疑问，有史以来，在关于爱情的话题中，男性话语总是处于支配地位，女性意识则是处在一种受压抑的状态。自文明社会以来，“软弱”这个男性设定的性格特征终成为女性的自我认知，于是就有莎翁叹曰：“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但是，被压抑的软弱与畸态的报复是一张镜子相反相成的两面。女性的压抑来自于古老的年代，而女性对男性的报复也同样拥有悠久的历史，因此在文学中便形成了“复仇”母题的子母题——“女性复仇”。本文即以古希腊戏剧《美狄亚》中的女主人公美狄亚与中国现代话剧《雷雨》中的女主人公繁漪这两个中外复仇女性为例来对中西女性复仇心理进行比较研究，并且
其实是比较文学的，那肯定就得有两种文学观点进行比较了
《诗经》是我国五千年文化长河中伟大的作品。《诗经》韵律和谐，优美质朴，内容丰富多采，对于当时社会的各方面都有十分深刻的反映。譬如社会的不合理，民间普遍的疾苦，人民对于虐政的讽刺等等。其中婚恋诗占有一定的比例。朱熹在《诗集传》中写道：“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男女言情，在《诗经》中占了1/3。”古人为什么把爱情、婚姻当作头等大事呢？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每一个家庭都倚靠夫妻来战胜灾害，希望家庭和睦。娶妻是头等大事，妻子的内在素质决定了家庭的未来。早期的《诗经》中描写初恋的爱情诗，其风格简明而朴素，大都描写男女从爱慕一直到幽会以及互赠信物的故事。这时的感情是纯洁的，充满幻想的，甚至是无拘无束的，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制度的自由以及人们朴素的爱情观。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芒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是《诗经》的第一篇《周南·关睢》，它描绘的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在河边采择药菜，引起了一个男子的深深爱慕。作者采用了比兴的手法：在清浅的河上，看到水鸟雌雄依偎，希望有佳偶。由水鸟兴起求淑女的愿望。所谓比兴，并非诗人直接采取的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乃是采取诗意化的情景，作为思乡感情的媒界，由此产生联想，与主题合拍，使之典型化。诗中设想男子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对象，用琴瑟和她联系感情，用钟鼓使她快乐。体现了淳朴而又高尚的情操。另外一首《邶风·静女》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一共三章，每章四句，用“直陈其事”的写法，描写一对青年约期幽会的生动情景。全篇都出自男子的口吻。描写了静女与情人相见并送情人以信物的爱情诗。第一章写小伙子赴约等待对方时的急切心情。第二章写情人相见后馈赠信物，以加深感情。第三写静女赠送嫩草和男青年内心的喜悦。《静女》诗虽短，但格调明朗欢快，静女的顽皮、活泼，男青年的忠厚淳朴，他对静女所持的炽热情感，在这首优美的诗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首《秦风·蒹葭》也是一首男慕于女的情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凄凄，白露未日希。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这首诗与上两首在内容上有所不同。前两首诗中男女主人公感情是热情奔放的。而在这首却给我们呈现出一对多情、矜持的情人形象。“以手去接之，以身融之，”“惆怅距离”，营造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却又心往驰之的精神境界，令诗意境明丽清幽，具有朦胧美，弥漫着淡淡的怅惘。可设想伊人所在地方是一条清澈的河流。另一边，一名男子“溯洄从之”，逆流而上，顺流而下去追寻，期待可以到达其身边。可是道路太长，三面环水，伊人宛在水中央，隔水相望，不能促膝谈心。从而产生了幻像，一幅水面美人图。在波平如镜的水面上，美人在思恋者幻觉中，好象披上了一层镜花水月的轻纱，又仿佛一亭亭玉立的新荷含苞欲放。面对这样一幅图，你别无他想，只为诗中那位多情而又矜持，执着坚贞的爱情观所感动，发出由衷的赞赏之情，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道：“在水之湄”，此一句已重扣“溯游从之”。于是，在前加一“宛”字，遂觉点睛入神之笔，可以说，此篇最得风人深致。结构上也很有特色，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写道：“其实首章巳成绝唱，古人作诗多一意化为三叠，所谓一唱三从，佳者多有余音。”当然，古代的婚恋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比如在婚姻道德等方面），直接产生的流弊就是大量弃妇诗的出现。如《邺风·柏舟》，《邺风·日月》，《邺风·谷风》，《卫风·氓》，《小雅·我行其野》，《小雅·白华》等篇都是《诗经》中的弃妇诗。我们来看一下《氓》这首诗：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乘彼危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吁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口至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这是一篇充满悲愤控诉的弃妇自白的叙事诗。诗的层次,全按事态发展的经过安排：始而定约，继而成婚，继而任劳，继而遭辱，既而见弃，继而归家，乃至兄弟取笑，终乃自悼。她愤怒地指责丈夫“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又告诫其他女子不要轻信男子，吁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同时，从中感觉到女子强烈而复杂的性格变化：从一开始“既见复关，载笑载言”一直到后面“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感情由温柔可爱到痛苦伤心到失望绝别……这是令人深思的婚姻悲剧。在远古时代，就有这种薄情负义的事，深刻地说明了妇女地位从古到今都是属于从属的位置。女主人公在现实面前，终于清醒地认识到氓的用情不专，因此她并没有一味沉溺于痛苦的深渊里，而是振作起来，凭自已的勇气生活下来。体现了她刚强坚韧的性格。由此来看，《氓》又展现了女性精神发展可喜的一面，具典型意义。总而言之，《诗经》中的爱情诗为我们记录下了中国古代人们或美好或痛苦的婚恋生活，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的风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这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的诗意美感，比起我们现代婚恋作品充斥着低俗的肉欲，总不免让人产生无尽的追恋和精神的归依感。在当今日趋庸常的生活里保持一颗不死的诗心是非常有必要的。
周代，礼教初设，古风犹存，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尚少禁忌，所谓：“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周礼·媒氏》）在《诗经》中有许多男女恋情诗，而恋人之歌，多集于《国风》。风即指音乐曲调，国是地区、方城之意，“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 。《国风》取材于各地的民间歌曲，反映了当时各地的民俗风情。而男女恋情，人之天性，所以在《国风》中也颇多涉及。《诗经》第一首便是以爱情为题材的诗歌《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以《关雎》为始篇，例来众多注家的评价多为淑女以配君子，说明在我国古代爱情便成为了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毛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至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歌由内心的感发所产生，而爱情是人类最纯真的感情表露，也是最值得用诗歌来歌颂的。《诗经》中的爱情诗类型多种多样，涉及到爱情的酸酸甜甜：有写幽会亲昵的《邶风·静女》，有写情侣春游的欢快的《郑风·溱洧》，有写两情野合欢娱的《召南·野有死麕》，有写饱含思念的《王风·采葛》，有写情女想情郎的《郑风·子衿》，有写情侣闹别扭的《郑风·狡童》，有写意中人不可求空余恨的《周南·汉广》，有写表现意中人难以亲近的《秦风·蒹葭》，有写失恋苦涩的《召南·江有汜》，有写遭到家长干涉的《郑风·将仲子》，还有反抗家长干涉的《王风·大车》。从以上的这些列举中我们可以看出，《诗经》中的爱情诗广泛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快乐与挫折痛哭，在阅读中我们能够体会出诗歌中充满坦诚、真挚的感情。在爱情诗歌中很多是用女性的口吻来写的，她们对于爱情的追求是大胆的而且热烈的，这也许是因为那时古朴的民风使然吧。如《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读后给人一种民生纯朴的感觉，《诗经》里这一篇仅用短短几句对话，便把情人相戏的情景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除了以女性口吻来写的以外，以男性口吻来写的诗也很能体现女性在恋爱中开爱的情趣。如《邶风·静女》这首诗便以男子的口吻写幽期密约的乐趣：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踯躅。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可爱的姑娘按照约定在城角楼等他，也许为了逗着玩，他把自己隐藏起来，他来时见不着她，急得搔首踯躅。等到他发现姑娘已经来了而且情意深长的带给他一些礼物时，便大喜过望。幽静的城角，情侣来调情，一派温情脉脉的场景。爱情的自然流露和表白充满了甜蜜，然而现实却给人们的感情增加了许多束缚。在那个时代男女的婚姻大事已经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参与，不再是完全的自由的了。《礼记·曲礼》中讲：“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礼记·坊记》中有：“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艺麻如之何？横从其母。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可见，那时对男女之情已经有所限制了。而具体到对女性而言，受到的束缚更多，既不愿舍弃情郎，又不敢违反父母的命令，《郑风·将仲子》就描写了这样一位为情所困的女子：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孟子·滕文公下》中写道：“丈夫生而愿为有官，女子考而愿为有宗，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将仲子》里的这位女主人公害怕的也正是这些礼教。对于仲子的爱和父母、诸兄及国人之言成为少女心中纠缠不清的矛盾，一边是自己所爱的人，另一边是自己的父母兄弟，怎么办呢？几多愁苦，几多矛盾，少女的心事又怎能说清呢？《诗经》的爱情诗对于女性的描写是真实自然的，用“思无邪”来形容里面的感情真正是恰到好处。另外，《诗经》作为一部古代的诗歌总集，里面记载的诗歌并非一时一地之作，而我们从这些爱情诗中也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民间的风俗是不同的。对于一些诗歌的具体年代我们不甚清楚，但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古代的婚姻恋爱的风俗应该是一个由开放到保守的过程，各个诸侯国和不同的地区风俗也有所差异。如评注者常说“郑声淫”，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其实只不过郑国的诗歌多是大胆表露男女之情的诗歌，只是更大胆更热烈而已。而从《褰裳》到《将仲子》，同为《郑风》又可以看到有所差别，前者更加开放，后者却顾虑重重，这也许是因为时间不同，也许是因为作者身份不同，但总体来看，当时的婚姻制度并非如后来封建时期有严格的规定，较之封建时期还是相对自由的。《诗经》中的爱情诗为我们记录下了中国古代人们美好的爱情生活，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的风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诗歌永恒的主题，其中几多甘甜，几多辛酸；而《诗经》用人民纯朴的语言酿造了古代先人们生活中美妙的酒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