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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融危机的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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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融危机的毕业论文

1)新形势下我国如何实施出口导向战略 共四页,可选择性挑选)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趋势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 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有其必然原因。从本质上看,是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问题,从体制机制方面看,金融疏于监管,存在六个环节上的重弊。 (一)次级房地产按揭贷款。 按照国际惯例,购房按揭贷款是20%—30%的首付然后按月还本付息。但美国为了刺激房地产消费,在过去10年里购房实行“零首付”,半年内不用还本付息,5年内只付息不还本,甚至允许购房者将房价增值部分再次向银行抵押贷款。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购房按揭贷款制度,让美国人超前消费、超能力消费,穷人都住上大房子,造就了美国经济辉煌的十年。但这辉煌背后就潜伏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及关联的坏账隐患。 (二)房贷证券化。 出于流动性和分散风险的考虑,美国的银行金融机构将购房按揭贷款包括次级按揭贷款打包证券化,通过投资银行卖给社会投资者。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就转嫁到资本市场,并进一步转嫁到全社会投资者——股民、企业以及全球各种银行和机构投资者。 (三)第三个环节,投资银行的异化。 投资银行本是金融中介,但美国的投资银行为房贷证券化交易的巨额利润所惑而角色异化。在通过承销债券赚取中介费用的同时,大举买卖次级债券获取收益。形象地说,是从赌场的发牌者变为赌徒甚至庄家。角色的异化不仅使中介者失去公正,也将自己拖入泥潭不能自拔。 (四)金融杠杆率过高。 金融市场要稳定,金融杠杆率一定要合理。美国金融机构片面追逐利润过度扩张,用极小比例的自有资金通过大量负债实现规模扩张,杠杆率高达1:20—30甚至1:40—50。在过去的5年里,美国金融机构以这个过高过大的杠杆率,炮制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虚假的繁荣。比如雷曼兄弟就用40亿美元自有资金,形成2000亿美元左右的债券投资。 (五)信用违约掉期(CDS)。 美国的金融投资杠杆率能达到1:40—50,是因为CDS制度的存在,信用保险机构为这些风险巨大的融资活动提供担保。若融资方出现资金问题,由提供保险的机构赔付。但是,在没有发生违约行为时,保险机构除了得到风险补偿外,还可将CDS在市场公开出售。由此形成一个巨大的规模超过33万亿美元的CDS市场。CDS的出现,在规避局部风险的同时却增大金融整体风险,使分散的可控制的违约风险向信用保险机构集中,变成高度集中的不可控制的风险。 (六)对冲基金缺乏监管。 以上五个环节相互作用,已经形成美国金融危机的源头,而“追涨杀跌”的对冲基金又加速危机的发酵爆发。美国有大量缺乏政府监管的对冲基金,当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时,对冲基金大肆做多大宗商品市场,比如把石油推上147美元的天价;次贷危机爆发后,对冲基金又疯狂做空美国股市,加速整个系统的崩盘。 这六大环节一环扣一环,形成美国金融泡沫的螺旋体和生长链。其中一环的破灭,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演变成今天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危机。 二、走出危机需要三阶段统筹 2009年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关键一年。遏制危机并早日走出困境,必须标本兼治、远近结合。当前燃眉之急是解决美国2万亿美元的金融坏账,中期是防止金融危机变成经济危机,远期是建立新的世界货币体系。 (一)当前措施:三招救市 这三招,一是股权重组,增资扩股;二是坏账打包、切割剥离;三是注入资金,解决流动性。首先,政府对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进行重组,增资扩股。比如美国把“两房”国有化,把私有企业变成了国有控股的企业。其次,把银行的坏账剥离,打包放在一边,银行复苏后赎回资金,如果银行倒闭了,由政府埋单,将坏账清零。第三,当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老百姓挤兑时,注入资金,增加现金流。或者政府出面担保,增强社会信心;或者政府出面担保,让其他银行拆借。根据测算,美国大约有2万亿美元坏账,今年通过采取这三招大体解决了1万亿美元坏账,明年还将要解决剩下的1万亿美元坏账。 (二)中期目标:振兴实体经济 如何遏制实体经济下滑,是全球高度重视和重点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仍然是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加大出口的三条途径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各国政府都启动了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的政策,并且摒弃贸易保护主义而采取共同行动。 在中期,各国政府会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首先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松动银根,降息、降低准备金率,增加流动性。其次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补助困难企业和困难群体,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增强活力。第三是培育市场主体。抓住目前大批企业减产停产、破产关闭的时机,推进并购重组,推进企业改造发展。作为美国政府,除了启动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推进产业、企业的结构调整,振兴实体经济之外,还要亡羊补牢,从体制机制上解决滋生金融六个环节弊端的根本问题,健全金融制度。 (三)长期指向:重构国际货币体系 1944年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固定汇率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国际收支趋向恶化,出现全球性“美元过剩”,美国黄金大量外流,美国的黄金储备不能支撑美元的泛滥。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放弃“美元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加拿大等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后,尽管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欧元、日元实力日强,但美元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 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主要发行者,本应该恪守世界金融制度,增强美元的货币责任意识,防止滥用货币发行权。但从这几十年特别是近十来年的实践看,美国没有肩负起职责,利益和责任失衡。2005年,美国GDP12.5万亿美元,贷款余额18万亿美元,超过GDP50%,股票市值20万亿美元,超过GDP60%。美国政府欠债超过10万亿美元,人均负债3万美元。各项金融指标的狂涨意味着大量的泡沫,必将带来金融动荡。从宏观上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现有世界货币体系的积弊所致。因此,重构适应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货币体系是必然趋势。 怎样的世界货币体系才是合理的?我认为,未来的世界货币体系应该是美元、欧元、亚元(以人民币和日元为主的亚洲货币)三大世界主体货币三足鼎立的新体系。三大货币之间实行相对稳定的浮动汇率,各国货币与三大货币挂钩。三大主体货币对应的国家应实行“G本位”——以GDP为本位。即GDP与银行贷款余额、与股市市值、与房地产市值应该大致相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保持合理的比例。 三、中国经济有强大的抗危机能力 目前,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股市、房市回调,沿海加工贸易企业订单减少,部分企业停产破产关闭,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加突出。但是,从总体上看,在世界经济加速下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风景尚好。为什么?中国经济有六大优势: 第一,巨额的外汇储备。目前已有1万9千亿美元外汇储备,足可抗御外来风险的冲击。 第二,传统的储蓄美德和较高的储蓄率。中国老百姓勤劳节俭,有储蓄的传统美德。2007年中国居民储蓄达到17.2亿元,储蓄率达到50%以上。中国政府内债、外债的总和不到GDP的60%,财政负债风险不高。 第三,审慎严格而又灵活,既管制又自由的外汇管理政策。资本项下实行管制,外国资本不能随意地进出中国,而在经常项目下的外汇进出又较为自由灵活。 第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内需市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期,到2020年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中国人均GDP10年后会突破1万美元。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内需,不仅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缓解世界金融危机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第五,健康的金融体系和严格的金融监管。中国的金融体系经过几十年来的改革发展已经基本完善,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中国金融制度健全管理严格,且严格控制金融衍生产品,没有出现类似于美国金融体系那样的问题。 第六,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中国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法制逐步健全,发展环境不断改善。中央政府有高超的领导艺术,见事早、行动快,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比如今年,上半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9月以后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实施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11月份以后果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等等,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今年将有所放缓,2009年上半年惯性下滑,下半年开始走出世界经济衰退的阴影。国际金融危机则到2009年底见底,经济危机到2010年底左右见底,2011—2012年开始复苏。 以上是重庆市副市长写的,分析的很到位。 你摘抄的写就行

全球金融危机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弊端集中显现的结果此次金融危机发源于美国,并席卷全球,其速度之快,破坏力之大,出乎多数人的预料。关于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各国理论界和政府已多有论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源于美国房地产泡沫。解决公众的住房问题是美国政府的重要目标,例如“两房”就是直接为服务于这一目标而设立的。在近年来美国货币政策宽松、房产价格上扬、资产证券化速度加快的情况下,各贷款机构追逐高额回报,利用所谓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将抵押贷款扩展至偿还能力差、信用状况不佳的人群,成为危机爆发的温床。其二,金融创新的规模和速度与过分相信市场监督作用的监管理念之间出现失衡。金融衍生品泛滥、杠杆过度使用、评级制度缺乏公允和客观的价值准则,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了危机的发生。其三,美国的货币政策应负有较大责任。从2001年1月起,美国开始实行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给美国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资金,并伴随着减税、补贴等多项措施,直接促成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而随后的加息周期则刺破了这一泡沫。其四,过度举债消费的模式是酿成此次危机的深层次根源。长期以来,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过度举债消费给美国带来了经济繁荣,但这种繁荣不具备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考虑到美国国内储蓄率已经降至极低水平,从1984年的10.08%降到1995年的4.6%,再降到2004年至2007年的1.8%、-0.4%、-1%和-1.7%,其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2007年美国居民、企业和政府未清偿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达229.74%,其中居民负债比重为100.30%。因而当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巨额债务便浮出水面,并最终酿成了一场偿付能力的危机。回过头来看,美国以消费和负债为支撑的经济模式由来已久,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愈演愈烈,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持续的。但如果结合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特点,这一现象就不难理解。当今美元本位体制与黄金(203,-1.79,-0.88%)本位体制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国可以通过无节制地印钞进行对外支付,满足国内消费,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与之相对应,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推动经济的同时,换取了大量以美国国家信用为支撑的美元,随后又将这些资金用于购买美国金融资产,形成了一个以贸易(实物)——金融(资本)为链条的全球大循环。坦率地说,此次金融危机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一系列严重弊端:首先是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其发行不受任何限制,实际上是一种“信用”本位,美国几乎可以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但其偿还却因为汇率的“浮动”而得不到保障。其次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缺乏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仍是建立在少数发达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制度安排。美国在利用货币特权向其他国家征收铸币税的同时,又借助金融创新将风险扩散到全球,使全球为美国的危机买单,其他国家只能被动接受。最后是调节机制的局限性。IMF作为世界中央银行,资本不足,权威不够,其投票权和结构设计不合理,使美国具有否决权。而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其投票权不仅大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成员,实际上也握有否决权。这样就使得IMF不可能通过任何不利于美、欧利益的决议。而且也使IMF对美欧几乎不具备监督和约束的能力。综合历史沿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将是循序渐进的,短期内,美元将继续作为唯一核心货币支撑起单极体系;中期内,欧元等主流货币将日益分担世界货币的责任,国际货币体系将向简单的多极缓慢发展;长期内,具有内在约束力和外部协调性的多层次“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将逐渐建立起来。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有三个循序渐进的选择题:“金本位还是货币本位?”、“单极还是多极?”、“多极还是多元?”。笔者在上篇文章(2008年12月19日《回归金本位已失去客观条件》)中,初步解答了第一个问题。今天来谈谈剩下的两个问题,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需要怎样的核心?一个,还是多个?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之中,美元都是货币体系的唯一核心,而次贷危机深刻动摇了美元的货币基础,很多市场人士认为欧元、英镑或是崛起中的新兴市场货币将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唯一核心。实际上,就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而言,欧元或其他币种能否承担唯一核心的职责并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一个有且仅有一个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适应经济、金融发展变化的需要,单极体系是否具有稳定性?支撑单极体系的是霸权稳定论,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71年在其名著《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中首次提出的。金德尔伯格认为,世界经济必须有一个超级霸权大国作为稳定者,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剩余产品提供一个市场,保证资本充分流动,并在银行面临危机的紧要关头发挥救助作用,他更提出,不但危机时期需要一个稳定者,在正常时期也同样需要:“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占主宰地位的自由强国,国际经济合作极难实现或维持,冲突将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次贷危机的爆发,霸权稳定论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已经不合时宜,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将不可能是单极体系。原因有三:其一,世界经济结构在长期发展中日趋多元化,据IMF的数据,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影响力和重要性上的差距日益缩小,在1980至2007年的28年间,新兴市场经济体GDP占世界GDP的比重经历了“U”字型变化,从1980年的30.9%到1992年16.5%,再到2007年的28%,新兴市场占比先减后增;而从增速看,新兴市场经济体近十年来大幅超越世界平均水平,28年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4.22%,其中前20年平均增长率为3.37%,后8年为6.36%,增速不断加快;而发达经济体其同期平均经济增长率为2.74%,其中前20年为2.82%,后8年为2.52%,增速不断放缓。其二,霸权国能够提供稀缺的国际社会公共商品,引导政策博弈趋向协作,并化解局部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霸权国尚有余力顾及全球,并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整体利益优化。但一旦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于霸权国,那么霸权国将难以担负起维系体系运转的责任,而且此时其个体利益体现在通过霸权来向外分散风险,这与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全局稳定的整体利益存在巨大冲突。金德尔伯格始终强调“霸权国本身必须恪守自由主义的市场观念”,而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都不可能避免经济周期的起伏,这就意味着霸权国的经济基础是极不稳定的,其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也是偶然的、间歇性的,坚守同一个霸权并不能保证体系运行的长期有效。此外,霸权的阶段性更替则不仅无法回避经济周期带来的影响,还可能导致更多的动荡,并引致更大的成本。其三,单极体系的稳定作用并非不可替代。改变博弈结构并非只有引入强权这一种方法,通过建立协调机制加强个体间交流与谈判,或者建立一些有实际效力的个体约束机制,博弈均衡也有可能发生优化。此外,在提供国际经济社会的公共商品方面,依靠能力强化的国际性机构比依靠霸权力量更为有效,且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小。在多极体系中加强制约机制建设并增强国际性机构的影响力,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依旧能够实现长期稳定。无论如何,多极将构成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那么,这将是怎样的多极?答案还是非此即彼的两个:简单的多极或是复杂的多极。简单的多极意指无秩序、无层次的多极,即各经济体在多种核心货币间随机取舍。复杂的多极则代表一种有秩序、有层次的多极,即各经济体根据地理位置、经济开放程度、经济规模、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地域分布、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及其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程度和相对的通货膨胀率结成几个不同的区域货币同盟甚至是成立统一货币区,而每一个特定货币区内的区域统一货币则构成了多极体系中的一极。这种复杂的多极与蒙代尔的“金融稳定三岛”具有较大相似之处。蒙代尔近年来一直提倡美元、欧元和亚元分别承担起区域货币的职责并共同构成多极货币体系。但这种复杂的多极并不仅仅意味着多个统一货币区的并立,实际上,每个货币区就像是货币体系中的一个单位“元”,而这些单位“元”的核心,也就是各个区域货币本身又形成一个更高层次的“元”,这个高层次“元”也有一个核心,即一种类似于多极货币基金的世界性货币,就像是IMF特别提款权的加强优化版本。每个层次的每个“元”内部不仅固定汇率,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并能够实现宏观政策的协调。理想状态是,各个统一货币区内部政策较为统一,而高层次“元”又能通过国际性机构的制约实现各区域政策的整体协调,多层次的多极货币则能够充分满足各区域和全世界的各种货币需求。从这种意义上看,这种存在多层次内部制约和外部协调机制的复杂的多极可能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即“多元”。从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信用体系向多元化发展,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路径可能有两种风格:激进型或是渐进型。综合历史沿革、次贷现状和未来要素,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可能是激进型,而将是循序渐进的,短期内,美元将继续作为唯一核心货币支撑起单极体系;中期内,欧元等主流货币将日益分担世界货币的责任,国际货币体系将向简单的多极缓慢发展;长期内,伴随着各个货币区建设的长远进步和国际性机构的强化,具有内在约束力和外部协调性的多层次“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将逐渐建立起来。金融危机对对外贸易影响一、前3季度外贸继续快速增长2008年前3季度,尽管受到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能源资源价格上涨和国内生产成本大幅升高,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等不利因素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加快结构调整,仍然实现了持续和快速增长。主要特点是:1.出口增速回落,进口增长加快,外贸顺差减少。前3季度商品进出口总值为19671.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2%。其中出口第1季度出口增长30.3%,第2和第3季度增速回落。前3季度总计出口10740.6亿美元,增长22.3%,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4.8个百分点。进口增长自年初开始加速,总计进口8930.7亿美元,增长29.0%,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9.9个百分点。外贸顺差1809.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2.机电产品出口增长较快,能源资源进口量增价涨。前3季度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机电产品出口6170.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0%。受经营成本升高和需求疲软的影响,传统大宗商品中的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仅增长1.8%,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21.2个百分点。其他大宗商品出口增长速度均有所回落。进口商品中增长最快的仍然是能源资源类商品。原油进口量比上年同期增长8.8%,金额增长85.5%;铁矿砂进口量增长22.0%,金额增长116.0%;大豆进口量增长32.3%,金额增长137.4%。3.一般贸易保持强劲增长,加工贸易增速继续回落。前3季度中国一般贸易继续强劲增长,进出口总值达到9565.7亿美元,增长35.9%。其中,出口5007.8亿美元,增长26.9%;进口4557.9亿美元,增速高达47.3%,比去年同期加快22.7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增长进一步趋缓,进出口总值8034.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8%。其中,出口增长15.6%;进增长10.7%。4.对美出口增速大幅放缓,对新兴市场出口增长较快。前3季度中国对发达市场出口增长放缓。对欧盟出口2204.7亿美元,增长25.6%,对美国出口1891.3亿美元,增长11.2%,对日本出口858.5亿美元,增长16.0%。与一些新兴经济体双边贸易继续快速增长,例如对印度出口增长了43.1%,对韩国出口增长了28.4%,对巴西出口增长了90.2%。二、全年出口增幅可能低于20%当前金融危机正在向实体经济蔓延。由于个人消费开支和出口增长低于预期,美国第2季度GDP增长率已经由此前的3.3%修正至2.8%。一些研究机构预测第3、4季度美国的个人消费将出现负增长,相应地美国经济将至少步入温和负增长。欧元区和日本第2季度已经陷入负增长。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增长也都开始放慢。第4季度主要发达国家进口量可能萎缩,全球商品贸易也将显著放缓。因为金融危机,部分地区和企业出现支付困难。中国进出口企业已经明显感受到出口新订单减少和支付风险的增大。国际市场主要初级产品的期货价格从7月份开始回落。近期金融市场的混乱和对未来全球经济下滑的担心,进一步挤压了期货价格虚高成分。但是以美元计价的初级商品价格目前仍处于历史高位,同时也不排除由于投机因素大幅波动的可能性。中国国内通胀率仍不算低,出口产业将继续受到成本上涨困扰。自汇率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已超过20%,对欧元和日元升值也都在8%以上。近期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与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采取措施稳定金融市场,汇率大幅波动受到一定抑制有关。这暂时缓解了人民币快速升值给出口企业带来的困难。综合上述因素,预计第4季度中国出口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全年出口增速可能回落至20%以下。三、2009年外贸形势很不乐观第一,世界经济将陷入低迷,不排除危机加深可能尽管各国政府正采取协调行动筑起防波堤,使得这场金融海啸还不至于引起1929年那样的大萧条,但是市场信心的恢复、体制和结构问题的解决预计将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乐观地估计,发达国家经济至少要等到2009年下半年,甚至更晚时候才能开始复苏。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还难以确定。整个世界经济将进入一段较长的低迷时期。目前美国房地产市场还没有显现出整体回暖迹象,次级贷款问题仍有可能恶化,使更多金融机构的不良信贷浮出水面。因此,不排除金融危机加深的可能性。第二,初级产品价格将继续处于高位并剧烈振荡如果初级产品价格能够回落至较低水平,对于减轻广大进口国成本负担,刺激经济回升显然是利好消息。但是,导致近年来能源、资源类商品价格飙升的主要因素——来自新兴市场的庞大需求,以及美国生物能源政策等并没有改变。而能源、资源类商品供给受到开采难度增大、生产国投入不足、以及农业生产耕地面积减少的制约,供给量的增长并非易事。为了维持高价,近日OPEC已酝酿调减全球石油产量。各国为拯救金融市场而注入的大量流动性,对美元等货币币值下跌的担心,将使得更多国际游资把大宗商品期货作为保值避险工具。这些因素都将加剧国际商品市场上的价格波动。第三,多哈回合前景暗淡,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只影响部分市场不同,这次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陷入金融危机,影响到了全球贸易的稳定运行。7月份多哈回合谈判破裂后,虽然许多成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希望重启谈判,但是一些根本分歧短期内很难弥合。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多哈回合取得突破的前景看上去更加黯淡。不仅如此,贸易量萎缩和失业率的上升,还将使一些国家和地区转而采取更为保守的贸易政策,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总体看来,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主要贸易伙伴经济下滑、进口需求锐减、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大幅波动、主要货币可能出现的贬值,都将进一步波及中国。预计2009年外贸形势应很不乐观。进口和出口增长都将回落。四、中国应对冲击有一定空间中国对外贸易已经连续七年实现较快增长。近几年政府大幅调整外经贸政策,包括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已经让企业提前适应在趋紧的环境下生存发展。许多地方和企业都积极转变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并且取得了积极成效。少数仅靠低价竞争的企业被淘汰,具有一定技术、品牌和客户渠道优势的企业则获得了更大发展。大部分出口商品卖价有所提高。应当说,中国出口产业总体竞争力仍然是比较强的,低成本优势并没有失去。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将催生新一轮国际产业调整。对于中国进出口企业来讲,既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是也可能获得新的发展机遇。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能依然充足。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基本面是健康的。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调整和优化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将带来巨大和长期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依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坚实物质基础,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和有效地扩大内需,将支撑并推动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中国政府近日已经决定提高服装、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未来在支持优势企业和产品出口方面还有相当可操作空间。各地方、部门将加大对进出口企业信贷支持,加快出口退税进度,鼓励和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开发适销对路产品,拓展新的市场。同时,中国外汇储备充足,将继续积极扩大进口,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这有利于改善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减轻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中国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增长潜力很大,迄今为止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热情不减。所以,从中长期看,中国外贸发展前景依然十分光明。

您好, 中学生如何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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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现成的资料终归有限,你可以去查看各方经济学家对该问题的分析,集百家之长就是你的,另外,你还可以形成独立见解,这就是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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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2008年金融危机成因【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失衡会导致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经济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而国际游资的攻击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实现条件。从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来看,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因而防范国际游资攻击是制定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经济 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游资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其他的资料: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及现实思考内容提要:90年代以来,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给各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本文首先回顾和归纳了各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然后结合我国金融体系中可能诱发危机产生的因素,对我国预防和抵御金融危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最后提出建议。关键词:金融危机 经验与教训 现实思考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一、理论综述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 ,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 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 Kaminsky & Reinhart, 1998 ) ,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李建军、田光宁,1998)。.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俄罗斯金融市场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到1998年5月,终于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震荡,股市陷入危机,卢布遭受严重的贬值压力。俄罗斯金融危机是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综合反映 ,被称为“俄罗斯综合症”。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其国际收支恶化,财政税收减少。但究其根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长期不景气,金融体系不健全,外债结构不合理则是深层次的原因。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机1999年 1月 7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宣布该州因财源枯竭,90天内无力偿还欠联邦政府的 154亿美元的债务。这导致当日巴西股市重挫 6%左右,巴西政府债券价格也暴跌4 4%,雷亚尔持续走弱,央行行长在三周内两度易人。雷亚尔对美元的汇价接连下挫,股市接连下跌。“桑巴旋风”迅即向亚洲、欧洲及北美吹开,直接冲击了拉美国家,欧洲、亚洲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巴西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而其内部原因则是公共债务和公共赤字日益扩大,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从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其实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各国头上,只不过是在不同时候降落在不同国家头上而已。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几乎年年都有。事实上,2001年再度爆发阿根廷金融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频繁性。20世纪以来典型的金融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1).传染性;(2).突然性;(3).破坏性;(4).频繁性。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的趋向来看,金融体系内部越来越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观经济结构失调,僵硬的汇率制度,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合理的外债结构往往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土壤,也是导致这几次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二)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大致有以下几点:1.实施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一国经济而言,大致可以选择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和由央行干预的固定汇率。比较而言,固定汇率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央行明确承诺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却使得央行必须牺牲货币政策的自主权,而浮动汇率则可使货币政策能够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从而引致较优的宏观经济绩效。然而实施固定汇率制却并非意味着绝对地固定名义汇率,而应当动态调整以反映经济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汇率变动的压力如果不能以主动的方式加以化解,则必然就以危机的方式释放。以墨西哥与泰国为例,僵硬的汇率制度越来越不能反映真实汇率变动的趋势,从而固定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投机者的冲击下,外汇储备就会下降并引发市场信心危机。2.对于国际救援宁可不可抱有期望外部贷款援助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反危机措施之一。来自IMF等外部贷款救援有利于稳定币值,恢复危机发生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组织结构决定了其职能的发挥需要以极少数国家的利益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其实又是两次危机缓解时间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贷款条件往往比较苛刻,甚至会以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并且附带着漫长的讨价还价时间,这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是极为不利的。而这其实也就是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宁愿过贫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对于在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救援不应给予太多指望。3.适当的外债规模和结构双缺口模型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即使在较高储蓄率时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资和外债。事实上,外资流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债的规模与结构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巨额短期资金进出应当适度从严,以减少金融市场的动荡。在上述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短期资金几乎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债应用于投资用途,而不应用于偿还旧债,更不应当为特权阶层所挥霍。4.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总结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东亚奇迹”正为世人所瞩目之际,因此,其中缘由更值得沉思。事实上,在高增长光环的掩盖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带动的亚洲经济中早已出现了严重的结构问题。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加剧了经济失衡,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基本条件。 三、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中国迄今为止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主要可归功于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谨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资本帐户下的不可自由兑换。然而,虽然没有遭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却并不意味着我国目前的金融系统有多么安全。事实上,我国在渐进改革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2.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过度投机现象;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IMF曾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作了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鼓励各国政府实行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2.由国际结算银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标准,鼓励新兴市场遵守这些标准;3.在IMF建立自动生效的援助机制,当符合标准的国家在遇到金融危机时,自动给予援助;4.IMF积极鼓励新兴市场使用价格手段来限制那些不适当的、过多的短期资本流入;5.注意力从限制短期贷款的发放转移到确实让放贷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除了IMF所归纳的这五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中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并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1.加强审慎的监管体系。审慎监管体系的脆弱性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国金融体系的运作就会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效的审慎监管体系,则由于明确或潜在的存款保险的存在以及不对称信息的原因,银行体系里将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这样,在发生危机时存款保险或政府会提供担保的预期会诱使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更高概率(Le Fort,1989)。根据我国目前实施监管的现状,应当重点从制度上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监管的漏洞,促使银监会 、证监会、保监会分工协作高效运转;培育金融监管体系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将金融系统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有效结合起来;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监管监管者,平衡和制约监管者的权力和义务。2. 完善和稳定金融体系。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系统优于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然而更新的研究表明两种金融系统各具优势和劣势 。对一国而言,选择那一种模式更多地应当从其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一个“好的”金融系统应当具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良好的会计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实践证明,健全的金融体系将对抵御金融危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3.改革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目前,国有银行体系的低效运作已成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历史坏帐和低效率的银行治理结构则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此外,我国应当引入民营银行,形成适度竞争的银行体系。各国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才是提高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根本途径。4.谨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导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绩效却相差甚远。许多国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当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为现实的选择,重要的是要为金融自由化创造有利的初始条件,谨慎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5.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参考文献:[1] Demirg- Kunt, Asli and Detragiache, Enrica.“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1998.[2] 贝内特•T•麦克勒姆,国际货币经济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3] 李建军、田光宁,九十年代三大国际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4] 陈学彬,当代金融危机的形成、扩散与防范机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5] 王德祥,论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J],《经济评论》,2000年3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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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融危机的论文3000字

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过度储蓄是这次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长期以来美国国内储蓄一直处于低位,对外经济表现为长期贸易逆差,平均每年逆差占GDP总额达到6%的水平,且这些逆差主要靠印刷美元“埋单”。而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和石油生产国居民则是储蓄过度,长期贸易顺差,积累起大量的美元储备。这些美国经济体外的美元储备需要寻找对应的金融资产来投资,这就为华尔街金融衍生品创造、美国本土资产价格的泡沫化提供了基础。 时间到了布什时代,尤其是IT泡沫破裂之后,为了寻找美国经济新的活力,就确定将房地产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政府积极扶持“两房”,以60倍的杠杆给低收入购房做按揭贷款。 2001年到2006年,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由于政府通过按揭贷款的支持,很快火爆起来。发展到了2007年,美国人购房的按揭贷款已经和美国的GDP一样大。这些通过“两房”给低收入人的住房贷款很快就有人还不上钱了,这种还不上钱的比率越来越高,就引发了次贷危机。 当时的中国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把住宅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银行和民间也在不断地创新新的金融产品。我记得在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创办前几期,建行上海分行在节目上推荐本行的新产品“零首付”,我还曾被邀请参加了这次节目。 美国就在搞住房按揭贷款的“零首付”。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了几件事情:以前美国证监会(SEC)规定只有在上涨时才可以卖空,现在股票市场中下跌时也可以卖空。这个技术环节的变化也成为股票市场下滑的加速器。 另外,伴随着泡沫成长起来的全过程,格林斯潘的金融政策不断减息,使市场上面的资金非常便宜。 在这个链条中,最前面是社会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后面跟着一长串的杠杆放大、CDS等等衍生产品。 以上这些就是造成这次百年不遇金融风暴的原因,为这次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有了这些原因,一定会有今天的结果。 我们以摩根士丹利为例来看一下这个结果形成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股本金最低要求降低了,他们贷了许多的款,杠杆的倍数达到了30倍,就是说用一块钱的股本金可以贷30块钱的贷款。而在市场上 资金便宜的情况下,利率很低,只有4%—5%,当时摩根士丹利的股票高达每股80美元。这种不能长久持续的泡沫破裂之后,摩根士丹利的股票下跌到每股8美 元多,他们的借款的利率也从4—5%上涨到20%。同时,摩根士丹利也购买了许多CDS。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首先是银行之间互相不信任了,各自银行之间的 贷款急剧减少,国家之间的贷款就更少了。信心的危机更加重了各方面危机。金融市场上没有钱,维持这种游戏的环境变了,大的危机就来了。 近年来,美国房地产投资异军突起,这应该算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但是这些房地产的销售对象主要是美国中下收入阶层。在美国制造业转移的情况下,中下阶层的收入难以提高,在金融资产泡沫推动下的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升,最终把他们逼到破产的地步,引发了世界性债务危机。因此,这次金融危机的本质是“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而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只是放大了“次贷”危机,将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风暴。 这次危机的表面原因是泡沫经济的破灭。泡沫起因于全球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背后的深层原因却是全球总有效需求的不足和全球生产能力供给的过剩,总的表现形态为全球储蓄过度。换一句话说,全球经济实际上处于一种动态无效的状态:充裕的储蓄资金找不到与之匹配的投资项目。 从全球区域分布来看,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过度消费,美国之外的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石油输出国家和某些欧洲国家过度储蓄,这种区域消费和储蓄的不对称必须依赖一个因素才能实现,即美元充当国际货币,成为硬通货的代表,储蓄过度的国家和居民将美元作为财富长期积累。因此,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和上述国家的长期顺差可以通过美元的流动来平衡,美国长期用印刷货币来平衡全球实体经济中的非均衡,迟早要出问题。因此,也可以将这次危机发生的前提条件归咎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缺失。即金本位制消除之后,国际货币体系一直是脆弱的,存在隐患的。二战以后逐步建立起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只能在短期起到作用,随着全球化进程加深和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国际货币体系难以适应。因此,全球迫切需要健全的全球治理结构,包括健全的国际货币体系。 以上内容希望对你对金融危机的理解有所帮助.

摘要: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国际经济失衡会导致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经济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而国际游资的攻击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实现条件。从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来看,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因而防范国际游资攻击是制定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经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3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1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 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 世纪末期,区域经济1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 世纪末的20 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 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1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 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1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1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1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1定的,而当1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1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1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1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1步扭曲和放大。

金融危机与农民工的出路金融危机对普通民众来说,最担心的恐怕就是失业。如果哪天饭碗突然不保,假如恰巧还是一家之主,不仅自身的生活水准大受影响,整个家庭都将因此而陷入困顿之中。而在当前的中国大陆,最可能于危机中失业的,是那些背井离乡,到繁华都市里辛苦求生的农民工。一则是因为他们人数庞大,可替代性强;二则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技术和资源有限,从而抵御危机的能力也有限。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对失业的恐惧感,那些返乡的农民工,这个年也过得不踏实。据报道,为了能保住工作岗位或者找到新的工作,从年初二开始,就陆续开始有农民工赶往广东等地。到了大年初四,大批扛包拎箱的农民工,便已经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广州火车站的广场上了。各种信息表明,2009年就业形势比以往要严峻得多。2008年第四季度,中经济增幅滑落到7%以下,为近7年之新低。2008年全国有超过60万家中小企业倒闭,仅广东省1到10月就有15661家中小企业倒闭。大量企业倒闭或停工,令2000万人失业,占到1.3亿外出农民工的15.3%,造成一股农民工返乡潮。据统计,在我国农民的收入结构中,45%为外出务工的非农收入,农民新增收入中,又有70%来自非农务工增收。可以说,农民工严峻的就业形势不仅给农民增收带来很大困难,而且导致农民平均收入下降。再者,不断增长的返乡农民工人数因为耕地的有限性也可能引发冲突。一些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地方劳动局表示,大批劳动力返乡,既没有文化又缺少技能,可能使社会不稳定因素突然增加。但如果以为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伤害的只有农民工及其输出地,则大错特错。事实上,既然同在一个社会生态系统中,在同一条生存链上,当遭受这场历史罕见的危机冲击时,就不会有人能成为“幸运者”。因此,面对这场危机,我们必须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在这场危机中,全社会要特别善待农民工。改革30年来,中国大陆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在城市卑微生存的群体,是他们承担了社会改革、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大量成本,就外向型经济突出的沿海地区来说,这点尤其明显。在中国,怎样善待农民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他们不仅需要就业,需要收入来养家糊口,也需要得到城市的其他群体的尊重,需要平等。越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们越要善待他们,善待他们其实也就是在善待我们自己,没有他们超额的付出,我们今天就得更多付出。

金融危机的毕业论文

楼主,你好!引起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风暴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利率上升和住房市场持续降温。次级抵押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 利息上升,导致还款压力增大,很多本来信用不好的用户感觉还款压力大,出现违约的可能,对银行贷款的收回造成影响的危机。 在美国,贷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从房子到汽车,从信用卡到电话账单,贷款无处不在。当地人很少全款买房,通常都是长时间贷款。可是我们也知道,在这里失业和再就业是很常见的现象。这些收入并不稳定甚至根本没有收入的人,他们怎么买房呢?因为信用等级达不到标准,他们就被定义为次级信用贷款者,简称次级贷款者。 由于之前的房价很高,银行认为尽管贷款给了次级信用贷款者,如果贷款者无法偿还贷款,则可以利用抵押的房屋来还,拍卖或者出售后收回银行贷款。但是由于房价突然走低,贷款者无力偿还时,银行把房屋出售,但却发现得到的资金不能弥补当时的贷款+利息,甚至都无法弥补贷款额本身,这样银行就会在这个贷款上出现亏损。(其实银行知道你还不了。房价降温,另一方面升息都是他们一手掌控的) 一个两个贷款者出现这样的问题还好,但由于分期付款的利息上升,加上这些贷款者本身就是次级信用贷款者,这样就导致了大量的无法还贷的贷款者。正如上面所说,银行收回房屋,却卖不到高价,大面积亏损,引发了次债危机。 在2006年之前的5年里,由于美国住房市场持续繁荣,加上前几年美国利率水平较低,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 随着美国住房市场的降温尤其是短期利率的提高,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也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同时,住房市场的持续降温也使购房者出售住房或者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困难。这种局面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而引发“次贷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范围将有多广?这是目前世界经济界和金融界密切关注的问题。 从其直接影响来看: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众多收入不高的购房者。由于无力偿还贷款,他们将面临住房被银行收回的困难局面。 其次,今后会有更多的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由于收不回贷款遭受严重损失,甚至被迫申请破产保护。 最后,由于美国和欧洲的许多投资基金买入了大量由次级抵押贷款衍生出来的证券投资产品,它们也将受到重创。 这场危机无疑给国内金融业带来了不少启示。在金融创新、房贷市场发展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美国次贷风波爆发以来,无论从全球资本市场的波动还是美国实体经济的变化来看,次贷之殇在美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不容小觑。对于中国来说,这场风波为我们敲响了居安思危的警钟。 美国次贷风波中首当其冲遭遇打击的就是银行业,重视住房抵押贷款背后隐藏的风险是当前中国商业银行特别应该关注的问题。在房地产市场整体上升的时期,住房抵押贷款对商业银行而言是优质资产,贷款收益率相对较高、违约率较低、一旦出现违约还可以通过拍卖抵押房地产获得补偿。目前房地产抵押贷款在中国商业银行的资产中占有相当大比重,也是贷款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根据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商业银行为房地产抵押贷款计提的风险拨备是较低的。然而一旦房地产市场价格普遍下降和抵押贷款利率上升的局面同时出现,购房者还款违约率将会大幅上升,拍卖后的房地产价值可能低于抵押贷款的本息总额甚至本金,这将导致商业银行的坏账比率显著上升,对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和资本充足率造成冲击。然而中国房地产市场近期内出现价格普遍下降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从长远看银行系统抵押贷款发放风险亦不可忽视,必须在现阶段实施严格的贷款条件和贷款审核制度。 事实上,本次美国次贷危机的源头就是美国房地产金融机构在市场繁荣时期放松了贷款条件,推出了前松后紧的贷款产品。中国商业银行应该充分重视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第一应该严格保证首付政策的执行,适度提高贷款首付的比率,杜绝出现零首付的现象;第二应该采取严格的贷前信用审核,避免出现虚假按揭的现象。 在次贷风波爆发之前,美国经济已经在高增长率、低通胀率和低失业率的平台上运行了5年多,有关美国房市“高烧不退”的话题更是持续数年。中国与美国房市降温前的经济图景存在一定相似性。 本次美国次贷危机的最大警示在于,要警惕为应对经济周期而制订的宏观调控政策对某个特定市场造成的冲击。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美联储加息导致房地产市场下滑。当前中国面临着通货膨胀加速的情况,如果央行为了遏制通胀压力而采取大幅提高人民币贷款利率的对策,那么就应该警惕两方面影响:第一是贷款收紧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影响,这可能造成开发商资金断裂;第二是还款压力提高对抵押贷款申请者的影响,可能造成抵押贷款违约率上升。而这两方面的影响都最终会汇集到商业银行系统,造成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作为抵押品的房地产价值下降,最终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盈利性甚至生存能力。 人们需要认识中国和美国经济周期以及房市周期的差异性。美国是一个处于全球体系之下的有着悠久市场经济历史的国家,周期性很强,目前正处于本轮经济周期的繁荣后期。 中国则还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即使从改革开放算起到现在也只有30年的历程,从1992、1993年提出市场经济到现在更是只有15年历史。处于这一阶段,中国经济的关键词是供需不平衡,固定投资需求大。这是区别于美国经济接近10年一个周期的重点所在;此外,中美房市的周期也有所不同。中国实施房改后,结束了此前多年无住房市场的局面,需求大幅飙升。虽然中国房市也存在投机因素的推动,但需求大而供给有限是促使房价走高的最重要原因。而且,对于中国房市,政府有调控余地。 本次美国次贷危机也给中国宏观调控(Macro-economic Control)提出了启示。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有必要把资产价格纳入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时的监测对象。因为一旦资产价格通过财富效应或者其他渠道最终影响到总需求或总供给,就会对通货膨胀率产生影响。即使是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也很有必要把资产价格的涨落作为制订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 第二,进行宏观调控时必须综合考虑调控政策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例如美联储连续加息时,可能对房地产市场因此而承担的压力重视不够; 第三,政府不要轻易对危机提供救援。危机是对盲目投资和盲目多元化行为的惩罚,如果政府对这种行为提供救援,将会导致道德风险的滋生。本次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在市场上联手注资,可能会催生下一个泡沫。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 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有其必然原因。从本质上看,是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问题,从体制机制方面看,金融疏于监管,存在六个环节上的重弊。 (一)次级房地产按揭贷款。 按照国际惯例,购房按揭贷款是20%—30%的首付然后按月还本付息。但美国为了刺激房地产消费,在过去10年里购房实行“零首付”,半年内不用还本付息,5年内只付息不还本,甚至允许购房者将房价增值部分再次向银行抵押贷款。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购房按揭贷款制度,让美国人超前消费、超能力消费,穷人都住上大房子,造就了美国经济辉煌的十年。但这辉煌背后就潜伏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及关联的坏账隐患。 (二)房贷证券化。 出于流动性和分散风险的考虑,美国的银行金融机构将购房按揭贷款包括次级按揭贷款打包证券化,通过投资银行卖给社会投资者。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就转嫁到资本市场,并进一步转嫁到全社会投资者——股民、企业以及全球各种银行和机构投资者。 (三)第三个环节,投资银行的异化。 投资银行本是金融中介,但美国的投资银行为房贷证券化交易的巨额利润所惑而角色异化。在通过承销债券赚取中介费用的同时,大举买卖次级债券获取收益。形象地说,是从赌场的发牌者变为赌徒甚至庄家。角色的异化不仅使中介者失去公正,也将自己拖入泥潭不能自拔。 (四)金融杠杆率过高。 金融市场要稳定,金融杠杆率一定要合理。美国金融机构片面追逐利润过度扩张,用极小比例的自有资金通过大量负债实现规模扩张,杠杆率高达1:20—30甚至1:40—50。在过去的5年里,美国金融机构以这个过高过大的杠杆率,炮制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虚假的繁荣。比如雷曼兄弟就用40亿美元自有资金,形成2000亿美元左右的债券投资。 (五)信用违约掉期(CDS)。 美国的金融投资杠杆率能达到1:40—50,是因为CDS制度的存在,信用保险机构为这些风险巨大的融资活动提供担保。若融资方出现资金问题,由提供保险的机构赔付。但是,在没有发生违约行为时,保险机构除了得到风险补偿外,还可将CDS在市场公开出售。由此形成一个巨大的规模超过33万亿美元的CDS市场。CDS的出现,在规避局部风险的同时却增大金融整体风险,使分散的可控制的违约风险向信用保险机构集中,变成高度集中的不可控制的风险。 (六)对冲基金缺乏监管。 以上五个环节相互作用,已经形成美国金融危机的源头,而“追涨杀跌”的对冲基金又加速危机的发酵爆发。美国有大量缺乏政府监管的对冲基金,当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时,对冲基金大肆做多大宗商品市场,比如把石油推上147美元的天价;次贷危机爆发后,对冲基金又疯狂做空美国股市,加速整个系统的崩盘。 这六大环节一环扣一环,形成美国金融泡沫的螺旋体和生长链。其中一环的破灭,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演变成今天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危机。 二、走出危机需要三阶段统筹 2009年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关键一年。遏制危机并早日走出困境,必须标本兼治、远近结合。当前燃眉之急是解决美国2万亿美元的金融坏账,中期是防止金融危机变成经济危机,远期是建立新的世界货币体系。 (一)当前措施:三招救市 这三招,一是股权重组,增资扩股;二是坏账打包、切割剥离;三是注入资金,解决流动性。首先,政府对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进行重组,增资扩股。比如美国把“两房”国有化,把私有企业变成了国有控股的企业。其次,把银行的坏账剥离,打包放在一边,银行复苏后赎回资金,如果银行倒闭了,由政府埋单,将坏账清零。第三,当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老百姓挤兑时,注入资金,增加现金流。或者政府出面担保,增强社会信心;或者政府出面担保,让其他银行拆借。根据测算,美国大约有2万亿美元坏账,今年通过采取这三招大体解决了1万亿美元坏账,明年还将要解决剩下的1万亿美元坏账。 (二)中期目标:振兴实体经济 如何遏制实体经济下滑,是全球高度重视和重点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仍然是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加大出口的三条途径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各国政府都启动了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的政策,并且摒弃贸易保护主义而采取共同行动。 在中期,各国政府会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首先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松动银根,降息、降低准备金率,增加流动性。其次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补助困难企业和困难群体,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增强活力。第三是培育市场主体。抓住目前大批企业减产停产、破产关闭的时机,推进并购重组,推进企业改造发展。作为美国政府,除了启动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推进产业、企业的结构调整,振兴实体经济之外,还要亡羊补牢,从体制机制上解决滋生金融六个环节弊端的根本问题,健全金融制度。 (三)长期指向:重构国际货币体系 1944年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固定汇率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国际收支趋向恶化,出现全球性“美元过剩”,美国黄金大量外流,美国的黄金储备不能支撑美元的泛滥。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放弃“美元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加拿大等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后,尽管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欧元、日元实力日强,但美元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 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主要发行者,本应该恪守世界金融制度,增强美元的货币责任意识,防止滥用货币发行权。但从这几十年特别是近十来年的实践看,美国没有肩负起职责,利益和责任失衡。2005年,美国GDP12.5万亿美元,贷款余额18万亿美元,超过GDP50%,股票市值20万亿美元,超过GDP60%。美国政府欠债超过10万亿美元,人均负债3万美元。各项金融指标的狂涨意味着大量的泡沫,必将带来金融动荡。从宏观上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现有世界货币体系的积弊所致。因此,重构适应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货币体系是必然趋势。 怎样的世界货币体系才是合理的?我认为,未来的世界货币体系应该是美元、欧元、亚元(以人民币和日元为主的亚洲货币)三大世界主体货币三足鼎立的新体系。三大货币之间实行相对稳定的浮动汇率,各国货币与三大货币挂钩。三大主体货币对应的国家应实行“G本位”——以GDP为本位。即GDP与银行贷款余额、与股市市值、与房地产市值应该大致相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保持合理的比例。 三、中国经济有强大的抗危机能力 目前,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股市、房市回调,沿海加工贸易企业订单减少,部分企业停产破产关闭,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加突出。但是,从总体上看,在世界经济加速下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风景尚好。为什么?中国经济有六大优势: 第一,巨额的外汇储备。目前已有1万9千亿美元外汇储备,足可抗御外来风险的冲击。 第二,传统的储蓄美德和较高的储蓄率。中国老百姓勤劳节俭,有储蓄的传统美德。2007年中国居民储蓄达到17.2亿元,储蓄率达到50%以上。中国政府内债、外债的总和不到GDP的60%,财政负债风险不高。 第三,审慎严格而又灵活,既管制又自由的外汇管理政策。资本项下实行管制,外国资本不能随意地进出中国,而在经常项目下的外汇进出又较为自由灵活。 第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内需市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期,到2020年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中国人均GDP10年后会突破1万美元。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内需,不仅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缓解世界金融危机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第五,健康的金融体系和严格的金融监管。中国的金融体系经过几十年来的改革发展已经基本完善,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中国金融制度健全管理严格,且严格控制金融衍生产品,没有出现类似于美国金融体系那样的问题。 第六,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中国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法制逐步健全,发展环境不断改善。中央政府有高超的领导艺术,见事早、行动快,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比如今年,上半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9月以后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实施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11月份以后果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等等,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今年将有所放缓,2009年上半年惯性下滑,下半年开始走出世界经济衰退的阴影。国际金融危机则到2009年底见底,经济危机到2010年底左右见底,2011—2012年开始复苏。 以上是重庆市副市长写的,分析的很到位。 你摘抄的写就行

1)新形势下我国如何实施出口导向战略 共四页,可选择性挑选)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趋势

2008年金融危机成因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失衡会导致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经济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而国际游资的攻击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实现条件。从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来看,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因而防范国际游资攻击是制定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经济 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 [1 ] 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 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 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 世纪末的20 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 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 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 [ 2 ] 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 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3 ] 。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 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 :20 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 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 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 亿美元[4 ] 。在1994 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 %~80 % ,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 多天内,外资撤走100 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5 ] 。1997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根据IMF 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 世纪80 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 万亿美元,到1997 年底增加到7. 2 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 %。2006 年末,仅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就达1. 43 万亿美元,比1996 年末增长约6 倍。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卖空+ 杠杆”策略(市场中性基金) ,发展成为单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驱动型等) 、多策略型(包括新兴市场型、并购型等) 、基金的基金等多种投资策略。其风险特征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既有高风险、高收益的宏观对冲基金,也有低风险但收益相对稳定的市场中性基金。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国际间的过剩资本流动造成了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巨额的国际货币资本必然要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猎取利润。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 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6] 。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 FDI) 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预防攻击性金融危机之策 在中国股市由狂飙到暴跌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火爆到等待观望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进入由繁荣向危机过渡的转折点? 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 从经济表象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等;从经济本质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从2005 年开始出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2006 年2 月利差曾达到3 % ,境外资本流入后往往会兑换成人民币再放贷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贷款利率衡量收益,1 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7. 47 % ,如果每年人民币升值预期是5 %的话,那么国际游资的回报就接近13 %。如果国际游资不是采取放贷形式,而是直接投资中国房地产或股票,其收益率会更高,2007 年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利润不低于30 % ,该年度上证指数上涨了96. 7 %。 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外游资在中国投资的高额回报吸引了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2007年究竟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我国,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计算。采用简单的计算,以外汇储备的增加值减去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2007 年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的国际游资近800 亿美元。800 亿美元国际游资流入完全可以解释流动性过剩、房市与股市的泡沫和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等现象。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国际游资就不会抽走。人民币升值预期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实体经济还在持续增长,表现为我国国际贸易顺差还存在,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国际游资现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继续抬高我国的非贸易品价格,并在适当时机抽逃,在羊群效应下引爆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再回来收购中国优质资本。 中国要能够有效地预防上述攻击性金融危机,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非理性发展,快速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国际游资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套住国际游资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游资短期内获得暴利向长期内正常利润转变,降低使用外资的成本,让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二是构建长期的心理预期,使外资留在中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三是有计划地减持我国的外汇储备,特别减少以国债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形资产,实现外汇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汇储备调控国际经济,使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

金融危机的论文

非常形象的解释哈首先,经济是个整体概念.公式:经济=金融+财政金融:货币和信贷的总和; 财政:国家的收支.所以金融危机比经济危机来得小得多.(世界上只发生过一次经济危机,你知道是哪一次吗?)解释:国家收支:国家的税收和支出支出包括:福利,公共等.(如国家收支出现问题,则人民生活意味破产)所以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现在许多学者也认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但是我反对这看法.因为他们认为现在的金融危机一般都会造成经济危机.如"黑色星期五"事件,的确造成许多国家的经济危机.但我再次强调,世界经济危机只发生过一次.但世界金融危机就发生过不只一次了.)知道美国金融危机有多严重吗? (我抄袭的,太妙了)对金融危机最普遍的官方解释是次贷问题,然而次贷总共不过几千亿,而美国政府救市资金早已到了万亿以上,为什么危机还是看不到头? 有文章指出危机的根源是金融机构采用“杠杆”交易;另一些专家指出金融危机的背后是62万亿的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 CDS)。那么,次贷,杠杆和CDS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通过什么样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今天的金融危机? 为通俗易懂起见,我们使用了几个假想的例子。有不恰当之处欢迎批评讨论。 一、杠杆: 目前,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 二、 CDS合同: 由于杠杆操作高风险,所以按照正常的规定,银行不进行这样的冒险操作。所以就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把杠杆投资拿去做“保险”。这种保险就叫CDS。 比如,银行A为了逃避杠杆风险就找到了机构B。机构B可能是另一家银行,也可能是保险公司,诸如此类。 A对B说,你帮我的贷款做违约保险怎么样,我每年付你保险费5千万,连续10年,总共5亿,假如我的投资没有违约,那么这笔保险费你就白拿了,假如违约,你要为我赔偿。 A想,如果不违约,我可以赚45亿,这里面拿出5亿用来做保险,我还能净赚40亿。如果有违约,反正有保险来赔。所以对A而言这是一笔只赚不赔的生意。 B是一个精明的人,没有立即答应A的邀请,而是回去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发现违约的情况不到1%。如果做一百家的生意,总计可以拿到500亿的保险金,如果其中一家违约,赔偿额最多不过50亿,即使两家违约,还能赚400亿。 A,B双方都认为这笔买卖对自己有利,因此立即拍板成交,皆大欢喜。 三、CDS市场: B做了这笔保险生意之后,C在旁边眼红了。C就跑到B那边说,你把这100个CDS卖给我怎么样,每个合同给你2亿,总共200亿。B想,我的400亿要10年才能拿到,现在一转手就有200亿,而且没有风险,何乐而不为,因此B和C马上就成交了。 这样一来,CDS就像股票一样流到了金融市场之上,可以交易和买卖。实际上C拿到这批CDS之后,并不想等上10年再收取200亿,而是把它挂牌出售,标价220亿;D看到这个产品,算了一下,400亿减去220亿,还有180亿可赚,这是“原始股”,不算贵,立即买了下来。一转手,C赚了20亿。从此以后,这些CDS就在市场上反复的抄,现在CDS的市场总值已经抄到了62万亿美元。 四、次贷: 上面A,B,C,D,E,F....都在赚大钱,那么这些钱到底从那里冒出来的呢?从根本上说,这些钱来自A以及同A相仿的投资人的盈利。而他们的盈利大半来自美国的次级贷款。人们说次贷危机是由于把钱借给了穷人。 笔者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笔者以为,次贷主要是给了普通的美国房产投资人。这些人的经济实力本来只够买自己的一套住房,但是看到房价快速上涨,动起了房产投机的主意。他们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贷款买投资房。这类贷款利息要在8%-9%以上,凭他们自己的收入很难对付,不过他们可以继续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借钱付利息,空手套白狼。 此时A很高兴,他的投资在为他赚钱;B也很高兴,市场违约率很低,保险生意可以继续做;后面的C,D,E,F等等都跟着赚钱。 五、次贷危机: 房价涨到一定的程度就涨不上去了,后面没人接盘。此时房产投机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房子卖不出去,高额利息要不停的付,终于到了走头无路的一天,把房子甩给了银行。此时违约就发生了。 此时A感到一丝遗憾,大钱赚不着了,不过也亏不到那里,反正有B做保险。B也不担心,反正保险已经卖给了C。 那么现在这份CDS保险在那里呢,在G手里。G刚从F手里花了300亿买下了100个CDS,还没来得及转手,突然接到消息,这批CDS被降级,其中有20个违约,大大超出原先估计的1%到2%的违约率。每个违约要支付50亿的保险金,总共支出达1000亿。加上300亿CDS收购费,G的亏损总计达1300亿。虽然G是全美排行前10名的大机构,也经不起如此巨大的亏损。因此G濒临倒闭。 六、金融危机: 如果G倒闭,那么A花费5亿美元买的保险就泡了汤,更糟糕的是,由于A采用了杠杆原理投资,根据前面的分析,A赔光全部资产也不够还债。因此A立即面临破产的危险。除了A之外,还有A2,A3,...,A20,统统要准备倒闭。因此G,A,A2,...,A20一起来到美国财政部长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游说,G万万不能倒闭,它一倒闭大家都完了。财政部长心一软,就把G给国有化了,此后A,...,A20的保险金总计1000亿美元全部由美国纳税人支付。 七、美元危机: 上面讲到的100个CDS的市场价是300亿。而CDS市场总值是62万亿,假设其中有10%的违约,那么就有6万亿的违约CDS。这个数字是300亿的200倍。如果说美国政府收购价值300亿的CDS之后要赔出1000亿。那么对于剩下的那些违约CDS,美国政府就要赔出20万亿。如果不赔,就要看着A20,A21,A22等等一个接一个倒闭。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美元大贬值已经不可避免。 以上计算所用的假设和数字同实际情况会有出入,但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无法低估

审视金融危机 随着中国的金融体系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任何来自外部的风吹草动都将对中国的金融体系产生大的影响,而中国自身的金融体系现状也无法回避金融危机的风险 过去十年间,对于全球经济危害最大的事件既不是战争也不是自然灾害,而是此起彼伏的金融危机。在这十年间规模较大的金融危机有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2000年的土耳其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 十年来的几次金融危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们大多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自身宏观经济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比较早地进入了全球金融体系,完成资本项目下的本国货币可自由兑换。尽管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普遍认为允许资本在各个国家间无限制地自由流入和流出对于债务国和世界经济有益,但大量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带来了投机性外汇交易和银行危机。有的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的背景下,一旦本国货币被国际炒家狙击,往往首先汇率失守,本国货币大幅贬值,然后银行业遭遇危机,大量中小银行倒闭,危机扩散到整个社会,导致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出现倒退,多年成果毁于一旦,在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甚至引发了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 中国政府在1996年年底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时,曾经承诺2000年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正是由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不可自由兑换,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逃过一劫,而东南亚国家遭受金融危机蹂躏的惨状也令中国政府深为戒备。因此,从1998年开始,加强金融监管、清理整顿非法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为中国金融行业的主题。其中比较大的动作包括救助四大国有银行、整个信托业的推倒重来、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的清理整顿、农村“三会一部”的清理撤销等等。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金融业逐步对外开放,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将逐步实现可自由兑换。这个时候,在未来若干年中国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发生了金融危机如何应对的问题已经不容回避。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已经深刻认识到金融危机将成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和挑战。2001年,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钱颖一和黄海洲在递交到最高层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未来十年内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差不多是100%! 除了中国身边的亚洲金融危机引起了国内的广泛关注以外,对于过去十年间新兴市场国家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从墨西哥金融危机到俄罗斯金融危机再到阿根廷金融危机,并没有引起国内各界太多的关注。学术界到政府官员对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关注,主要是分析为什么创造“东亚奇迹”的东南亚国家会发生金融危机,以及中国能否避免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传染。亚洲金融危机一结束,国内的金融问题以及金融改革便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而对于金融危机进行深入研究,如何防范和管理金融危机不再引人关注。在很多人看来,只要中国加快金融改革,金融危机距离中国很遥远。其实,随着中国的金融体系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任何来自外部的风吹草动都将对中国的金融体系产生大的影响,而中国自身的金融体系现状也无法回避金融危机的风险。因此,深入研究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研究金融危机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了解其他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金融危机的防范与管理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对于中国在未来应对金融危机具有重要的作用。 幸运的是,国内最新出版的两本关于金融危机的杰作《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让·梯若尔著)和《金融危机的防范与管理》(巴瑞·易臣格瑞著)对于过去十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应对措施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和经验介绍。 面对过去十年间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众多宏观经济学家和国际经济学家都在思考以下这些问题:金融危机是不是完全资本账户自由化所带来的令人不快而又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世界各国应当演进到一个共同治理的模式,其中的解决方案是经常性的非危机事件,还是一个地方自治债券模式,其中很少发生不履约事件?一个较好的秩序(即国外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的自由化以及在短期资本流动自由化发生之前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谨慎地监督金融中介)能否防止这些危机的发生?是否应当对短期资本流施加暂时的或永久的限制?所有这些措施如何与汇率体制的选择相适应?这些危机是否得到了恰当的处置?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是否应当改革,应当怎样改革?经济学大师让·梯若尔教授在《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中试图从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 尽管经济学家对于金融危机有大量富有成果的研究,但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对于金融危机的理论分析一直缺乏明确的分析框架,而梯若尔试图在这本书中用公司金融(Corporate Finance,又译公司财务)中的“双重代理”和“共同代理”理论来建立金融危机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梯若尔首先分析了关于金融危机以及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普遍观点。他认为,大多数的改革建议只注重表象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并且无法协调建立有效的融资限制条件与确保借款国自行改革之间的目标冲突。他强调指出,正确识别市场失灵对于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标责任是十分必要的。然后,他将公司金融、流动性供给以及公司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个体国家的借款问题。建立在“双重代理”和“共同代理”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上,他重新审视了通常建议的政策,并且考虑了多边组织如何帮助债务国在开放本国资本账户的同时获得更多的收益。对于从事国际金融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对于金融危机的研究感兴趣的学者而言,这本薄薄的小书带来的是丰厚的收益。 对于政府金融主管部门的官员和相关的政策研究人士而言,如何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爆发的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其他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中汲取经验,从而学习防范和管理金融危机的方法,是他们更加感兴趣的话题。对于这些人而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巴瑞·易臣格瑞的《金融危机的防范与管理》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 曾经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的易臣格瑞对于过去十年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有大量的仔细观察和深入研究。在这本书中,他深入地分析和研究了各国对于金融危机采取的防范措施和发生金融危机之后的应对措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措施,并且对众多的学者提出的政策建议进行了分析。对于金融危机的防范,他从增强透明度和信息披露、遵循国际组织确立的标准、加强对金融体系的审慎监管、对汇率进行管理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指出防范危机的官方努力应当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市场纪律和审慎监管。他具体分析了在阿根廷和土耳其金融危机中各方所采取的措施产生的教训和带来的影响。对于政府官员和政策研究人士而言,易臣格瑞的介绍和分析都充满了有用的信息。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住宅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 然而,在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当前的危机标志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是建立在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基础上的。其它周期性危机则是规模较大的繁荣-萧条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当前的金融危机则是一轮超级繁荣周期的顶峰,此轮周期已持续了60多年。 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reflexive)、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 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也被称之为道德风险,它推动了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这一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罗纳德�6�1里根(Ronald Reagan)所说的“市场的魔术”——而我则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会趋于平衡,而允许市场参与者追寻自身利益,将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占据主宰地位的思维方式,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美国则开始出现经常账户赤字。 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2%。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金融当局就出手干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以来,监管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其中最为脆弱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但中国资金也面临“走出去”抄底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好时机

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快速席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出现明显下滑,进而使发达国家几乎整体陷入衰退。在同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条件下,我国经济受到的影响日益显现。为应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央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的政策和措施。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推动又好又快发展”作为2009年的工作重点。 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分析看,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不会因为这场金融危机而发生逆转。只要我们措施得力,狠抓落实,就一定能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一、国际金融危机起因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2003年以来,全球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通胀,同时呈现的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中国家是高储蓄、低消费;美国等发达国家是高消费、低储蓄,通过低利率政策扩张信用,靠借发展中国家的钱来过日子,在借钱的过程中扩大了进口,扩大了赤字,同时带动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旺了全球的需求,而背后是全球的供需失衡。这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内部矛盾产生的必然结果。由于没有约束美元的供给,或者说由美元供给所引起的全球货币供给过快,先是通胀,后是美国的次贷危机。由次贷危机引发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就在于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最后把世界经济中的一系列问题全部暴露出来,引发国际金融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已严重影响到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是存在的。由于对美欧的外贸出口约占我国对外出口的40%,现在外需减少对我们的影响已经很明显。从经济先行指标看,去年7月份以来,已连续五个月下滑,财政收入增长率下降。从货币角度来说,名义贷款增长率减去PPI后的实际贷款增长,2008年7至9月份平均增长5%,2007年同期是14%左右。这表明,我国经济下滑势头不可小视。 二、2009年我国经济发展仍然趋好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不能小看,尽管我们的政策选择也面临着很大挑战,但只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政策调整及时、到位,2009年我国仍然有把握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势头,有希望保持8%以上的增长。 理由是:第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将会出台更多的有利于经济稳定增长的新政策。第二,农业是基础,2008年粮食又是连续第五个大丰收,创历史纪录。这为我们保持物价基本稳定提供了比较好的物质基础。第三,尽管2008年下半年来我国财政收入逐月下降,但财政整体实力仍是比较雄厚的。还有一个因素是财政规模占GDP的比例,已到了20%,财政支出对GDP的影响度已明显上升。这意味着在目前关键时刻,当需要出台更大的刺激增长的政策时,我国财政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赤字政策来保增长。第四,我国现在仍然实行的是资本项下的有限管制。资金大进大出没那么容易,尽管最近有些钱向外流,但数量不大。而整个银行体系存贷比很低,流动性是充裕的。第五,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肯定放慢,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经济增长0.9%,发达国家是零增长或负增长。在此背景下,全球能源、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处于往下走的趋势。海外有预测,2009年我国CPI不到2%,国内专家的预测也较低。这为我们在采取宽松政策保增长中防止物价上涨和主动进行价格调整提供了空间。第六,我国仍然处于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东中西差距大,且存在13亿人口这么大的消费市场,人民消费正处于快速升级阶段。所以,只要政策调整及时、到位,中国的经济增长空间还是很大的。估计到2009年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各种比较好的指标现象会出现。 三、积极应对挑战,切实把握机遇 当前,对我国经济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危”中有“机”,关键是看我们如何抓住和利用好机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只要我们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周密部署、扎实工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解决突出问题,完全有条件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把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要处理好保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关系。一方面,当务之急是防止经济严重下滑,确保经济增长在8%以上。另一方面,在保增长中要重点进行结构调整。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好事,是机遇,使我们过去长期靠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不能再继续了,必须进行结构调整。从我国长期发展角度考虑,经济增长必须要靠国内的大消费市场拉动。结构调整同时包括价格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和地区结构等,都应进行调整。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贯彻结构调整意图,这是对政府有关部门最大的挑战。 应该鼓励政策创新和制度创新,而不是简单地扩大投资。比如,放松银根也不能简单看信贷规模。信贷规模多一点与少一点是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培育金融市场体系,市场体系结构完善了,效率提高了,即使贷款规模上不去,整个金融体系还是能适应经济的发展。当前,要防止1998至2002年松货币、紧信贷局面的重新出现。即央行货币供应放松了,商业银行可能出现“惜贷”、“慎贷”的现象。银行往往易出现与股民一样的“买涨不买跌”的行为。有关数据表明,尽管央行在放松银根,货币供应量M2和M1增长同样处于下降通道,但其中M1下降更快。因此,有关部门应运用政策引导,通过发展私募股权基金、担保公司、中小板市场门槛降低、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等等,克服信贷市场中的“慎贷”问题。 又如投资政策,我们可以在降低政府储蓄、扩大居民储蓄比例,推动民间投资上多动脑筋、下功夫。应考虑如何鼓励更多的民间资金进入大项目投资、进入服务领域投资,建立健全引导民间资金投资的体制机制。所以,要处理好保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关系,关键是政策创新和制度创新。 二要把握扩大内需市场的重要机遇。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高储蓄,低消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恰恰给我们提供了改变这种状况的历史性机遇。回顾改革开放30年,我们是被“逼”着解放思想,搞改革开放,想方设法谋发展。现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又一次“逼”着我们解放思想,采取与过去不同的发展方式,扩大内需。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遇面前,如果处理得好,会“逼”出一个经济增长新格局,“逼”出一个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当然,这需要时间。今明两年世界经济最好的可能是在衰退中复苏。我国经济只要内需市场繁荣,仍然可以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对此,我们要有这种认识和信心。 三要把握参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性机遇。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使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60多年来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暴露无遗,给了我们清醒的认识。2008年11月结束的世界经济首脑峰会,标志着今后的世界将开始走上重新完善和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的历史时期。鉴于我国这30年财富的积累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变化,世界迫切需要我们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我们也需要参与。抓住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历史机遇,恰恰是我国经济今后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当然,我们要做好长期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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