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对史学界的震撼，在于它所纪录的史料与《史记》所描述的不单只内容不同，而且价值取向相异。
《竹书记年》在当今史学界的地位可以用震撼一词来形容。这是因为它所记录的与我们熟知的《史记》里面所描述的不仅仅是内容不同，甚至连价值取向都是截然相反的。正因为《竹书记年》的出现，史学家门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史记》的内容。像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等事件，与史书上记载的差异太大了。
而研究历史的意义是有利于对我们人生坐标的定位；了解各行业历史发展，从而对本专业形成正确的认知；有利于我们自身素质的提高和精神品质的培养；盛世修史，我们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需要以历史的方式总结经验，记录当今社会的发展成就；将我国传统史学传承发展下去。
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是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所必须的知识，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历史都是无法替代的，而且是必须学习的，正如人不能忘本，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现在《竹书记年》出现改变了以往史学家们对 《竹书纪年考》——《竹书纪年》研究史上的里程碑，被视为现知中国最早的编年体通 史。 《竹书纪年》 记载了五帝夏商周的历史， 而汉代以来传世文献中有关这一时段的记述比较欠缺并存在错乱， 所以该书就显得尤为珍稀和极其重要， 为历代学者所重视。
在国家重大科研课题 “夏商周断代工程” 中， 古 本 《竹书纪年》 成为重要的文献依据之一， 不仅夏代纪年直接采用古本 《竹书纪年》 之说， 而且商代、 西周纪年也建立在对古本 《竹书纪年》 之说重新解读之上， 其重要程度可想而知。 《竹书记年》 上记载的商代历史， 上承史前与夏 代， 下启中华文化演进的先河， 归纳其嬗变轨迹， 对探索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形成的早期要素及其演进规律有重大意义 。
《竹书纪年》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比较接近史实，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此外，有的还与甲骨文、金文符合。《纪年》记“(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金文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足证《纪年》为是。清朱右曾和当代陈梦家、杨宽等重谱战国年表，所根据的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纪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一部重要著作。古墓不在魏都大梁而在汲县，不应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坟墓，出土古书有《易》，史书《国语》《琐语》《纪年》等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可能是魏国贵族的坟墓。《纪年》作者当是魏襄王时的史官。
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说:"《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问题上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
中华上下五千年，秦朝通史，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全球通史。我推荐的这些书你看完了绝对有用，并且都是历史考试经常涉及的。
以上回答均为搪塞。想了解中国古代文史，可以读文化史概论之类，但要说到研究，必须先从文献学入手，还有就是必须读哲学。下面我可以把两年来研究中国文化所总结的经典书目罗列出来，仅供参考 第二部分 古典文献举要 第一编 古典文学 第一章 古籍分类 一、经部：1.易类；2.书类；3.诗类；4.礼类；5.春秋类；6.孝经类；7.五经总义类；8.四书类；9.乐类；10.小学类。 二、史部：1.正史类；2.编年类；3.纪事本末类；4.别史类；5.杂史类；6.诏令奏议类；7.传记类；8.史钞类；9.载记类；10.时令类；11.地理类；12.职官类；13.政书类；14.目录类；15.史评类。 三、子部：1.儒家类；2.兵家类；3.法家类；4.农家类；5.医家类；6.天文算法类；7.术数类；8.艺术类；9.谱录类；10.杂家类；11.类书类；12.小说家类；13.释家类；14.道家类。 四、集部：1.楚辞类；2.别集类一（汉至五代）；3.别集类二（北宋建隆至靖康）；4.别集类三（南宋建炎至德佑）；5.别集类四（金至元）；6.别集类五（明洪武至崇祯）；7.别集类六（国朝）；8.总集类；9.诗文评类；10.词曲类。 第二章 诗文总集 第一节 《诗经》与《楚辞》 一、《诗经》：1.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1915年虚受堂刊； 2.东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 3.南宋朱熹《诗经传》，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 4.清姚际恒《诗经通论》，顾颉刚标点，中华书局1958年版； 5.近代吴闿生《诗经会通》，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 二、《楚辞》：1.东汉王逸《楚辞章句》； 2.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57年版； 3.南宋朱熹《楚辞集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4.清王夫之《楚辞通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 5.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 6.清戴震《屈原赋注》、《通释》，乾隆光绪刻本。 第二节 通代诗文总集 1. 南朝梁萧统《昭明文选》，附：《古诗十九首》，（先秦至梁初）； 2.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南朝梁至晚唐五代）； 3. 梁徐陵《玉台新咏》，（梁以前）； 4.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汉魏至唐五代，兼及先秦歌谣）； 5. 清杜文澜《古谣谚》，（上古至明代谣谚）； 6. 清沈德潜《古诗源》，（先秦至隋）； 7. 清王士祯《古诗选》，（汉至唐，也作《古诗笺》）； 8. 明冯惟讷《古诗纪》，（上起古初，下迄陈朝）； 9. 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汉至隋）； 10.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上古至隋代）； 11. 清陈元龙《历代赋汇》，（上起先秦，下迄明代）； 12. 清李兆洛《骈体文钞》，（先秦至隋骈文）； 13. 清王先谦《骈文类纂》，（先秦至清末骈文）； 14. 清许连《六朝文絜》，（晋至隋骈文）。 第三节 断代诗文总集 1. 清康熙敕编《全唐诗》；孙望《全唐诗补逸》； 2. 清董诰等《全唐文》；陆心源《唐文拾遗》，《续拾》； 3. 唐代《唐人选唐诗》（十种）： （1） 佚名《唐写本唐人选唐诗》；（2）元结《箧中集》； （3）殷璠《河岳英灵集》； （4）芮挺章《国秀集》； （5）令狐楚《御览诗》； （6）高仲武《中兴间气集》； （7）姚合《极玄集》； （8）韦庄《又玄集》； （9）韦縠《才调集》； （10）佚名《搜玉小集》； 4.清吴之振等《宋诗钞》；曹廷栋《宋百家诗存》；管庭芬《宋诗钞补》； 5.陈焯《宋元诗会》； 6.南宋吕祖谦《宋文鉴》，（亦称《皇朝文鉴》）； 7.清庄仲方《南宋文范》； 8.陈述《全辽文》； 9.清郭元釪《全金诗》，（亦称《全金诗增补中州集》）； 10.清张金吾《金文最》，（收录金代骈散文）； 11.元苏天爵《元文类》，（原名《国朝文类》）； 12.清顾嗣立《元诗选》，席世臣补刻《元诗选癸记》； 13.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元末明初至明崇祯间）； 14.清朱彝尊《明诗综》； 15.明程敏政《明文衡》，（原名《皇明文衡》）；黄宗羲《明文海》； 16.清初陈济生《天启崇祯两朝遗诗》，附：陈乃乾《启祯两朝遗诗考》； 17.清卓尔堪《明遗民诗》，附其《近青堂诗集》； 18.《五朝诗别裁集》： （1）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 （2）清张景星等《宋诗别裁集》； （3）清张景星等《元诗别裁集》；（4）清沈德潜等《明诗别裁集》； （5）清沈德潜等《清诗别裁集》； 19.清张应昌《清诗铎》。 第三章 诗文评 第一节 《文心雕龙》 1. 清黄叔琳注、纪昀评《文心雕龙辑注》； 2. 黄侃著《文心雕龙札记》。 第二节 诗话 1. 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收书二十八种； 2. 近代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收书二十八种,（唐至明）； 3. 近代丁福保辑《清诗话》，收书四十二种； 4. 北宋阮阅《诗话总龟》； 5. 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6. 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 7. 明胡应麟《诗薮》； 8.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 9. 清吴景旭《历代诗话》； 10. 清袁枚《随园诗话》； 11. 清赵翼《瓯北诗话》； 12.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 第三节 历代诗纪事及其他 1. 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 2. 清厉鹗《宋诗纪事》；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附《小传补正》； 3. 近代陈垣《辽诗纪事》，《金诗纪事》，《元诗纪事》； 4. 清陈田《明诗纪事》； 5.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 6. 周钟游《文学津梁》，收书十二种； 7. 刘大櫆《论文偶记》。 第四章 词总集与词话 第一节 词总集 1. 五代后蜀赵崇祚《花间集》；李冰若《花间集评注》；华连圃《花间集注》； 2. 近人林大椿《唐五代词》； 3. 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 4. 近人朱孝臧《强村丛书》； 5. 清沈辰垣《历代诗余》，又名《御定历代诗余》； 6. 近人吴昌绶、陶湘《影刊宋金元明本词》； 7. 叶恭绰《全清词钞》 8. 陈乃乾《清名家词》； 9. 近人徐乃昌《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 10. 清朱彝尊《词综》，清王昶《补遗》。 第二节 词话 1. 清徐釚撰、唐圭璋校注《词苑丛谈》； 2. 清张宗橚《词林纪事》； 3. 清况周颐《蕙风词话》。 第五章 戏曲与小说 第一节 散曲总集与戏曲丛刊 1. 明臧懋循《元曲选》，又名《元人百种曲》； 2. 明人辑《元明杂剧》； 3. 明沈泰《盛明杂剧》； 4. 清邹式金《杂剧三集，又名《杂剧新编》； 5. 明毛晋《六十种曲》； 6. 明冯梦龙《墨憨斋定本传奇》； 7. 清玩花主人、钱德苍《缀白裘》； 8. 金董解元撰、凌景埏校注《董解元西厢记》； 9. 元高明注、钱箕校注《琵琶记》； 10. 清洪升著、徐朔方校注《长生殿》； 11. 清杨潮观著、胡士莹校注《吟风阁杂剧》。 第二节 戏曲论著丛书 1. 近人陈乃乾《曲苑》，收书十四种，1921年； 2. 陈乃乾《重订曲苑》（石印本），收书二十种，1925年。 第三节 小说集 1. 北宋李昉等《太平广记》，（汉至宋初）；邓嗣禹《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 2. 明嘉靖间洪梗编《清平山堂话本》，谭正璧《话本与古剧》； 3. 明末抱瓮老人《今古奇观》。 第二编 历史要籍 第六章 纪传体史书 第一节 二十四史 1.西汉司马迁《史记》，130卷； 2.东汉班固《汉书》，120卷； 3.南朝宋范晔等《后汉书》，120卷； 4.晋陈寿《三国志》，65卷； 5.唐房玄龄等《晋书》，130卷； 6.南朝梁沈约《宋书》，100卷； 7.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59卷； 8.唐姚思廉《梁书》，56卷； 9.唐姚思廉《陈书》，36卷； 10.北齐魏收《魏书》，130卷； 11.唐李百药《北齐书》，50卷； 12.唐令狐德盏等《周书》，50卷 13.唐魏征等《隋书》，85卷； 14.唐李延寿《南史》，80卷； 15.唐李延寿《北史》，100卷； 16.后晋刘昫等《旧唐书》，100卷； 17.宋欧阳修等《新唐书》，225卷； 18.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150卷； 19.宋欧阳修等《新五代史》，74卷； 20.元脱脱等《宋史》，496卷； 21.元脱脱等《辽史》，116卷； 22.元脱脱等《金史》，135卷； 23.明宋濂等《元史》，210卷； 24.清张廷玉等《明史》，332卷。 第二节 二十五史 1.《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或“前四史”； 2.唐人将前四史和《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总称为“十三史”； 3.宋人加《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称“十七史”； 4.明人加《宋史》、《辽史》、《金史》、《元史》为“二十一史”； 5.清乾隆初年修《明史》成，予以合刻，名“二十二史”； 6.乾隆四十年（1775）武英殿汇印各种正史，在“二十二史”之外加上《旧唐书》、《旧五代史》，称为“二十四史”； 7.1921年，柯劭忞修成《新元史》，遂有“二十五史”； 8.民国初年，赵尔巽等编成《清史稿》，但不在“二十五史”之列。 第七章 编年体史书 1. 东周孔丘《春秋》； 2. 东周左丘明《左传》； 3.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 4. 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1977年更名为《春秋左传集解》； 5. 清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6. 南宋胡三省《通鉴注》； 7.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宋）； 8. 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南宋高宗朝）； 9.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宋辽金元）； 10. 明末清初谈迁《国榷》，（明代）； 11. 清陈鹤《明纪》，（明代）； 12. 清夏燮《明通鉴》，（明代）。 13. 宋刘恕《通鉴外纪》，（上起伏羲，下迄周威烈王二十二年）； 14. 清蒋良骐、王先谦等《十一朝东华录》，（清太祖天命元年至清穆宗同治十三年）。 第八章 纪事本末体史书 1. 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取材于《资治通鉴》）； 2. 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取材于《左传》，扩充南宋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 3. 清李铭汉《续通鉴纪事本末》，（两宋）； 4. 明陈邦瞻等《宋史纪事本末》； 5. 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 6. 清李有棠《金史纪事本末》； 7. 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 8. 明陈邦瞻等《元史纪事本末》； 9.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10. 近代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 11. 清马骕《绎史》，（上古至秦末）； 12. 清同治年间江西书局本《纪事本末五种》。 第三编 目录学 第九章 常用综合性目录 第一节 史志书目 清道光五年（1825），日本人汇刻《八史经籍志》。 第二节 私人藏书目 1.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全称《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 2.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 第三节 四库总目及其相关书目 1. 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2. 清阮元等《四库未收书提要》； 3. 清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附补遗）；近人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 4. 清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 5. 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 6. 张之洞、缪荃孙《书目答问》，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 7. 近人孙殿起《贩书偶记》。 第十章 专科目录 第一节 诗文别集目录 1. 明张溥著，今人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 2. 万曼《唐集续录》； 3. 近人陈乃乾《清代文集经眼目录》； 4.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 第二节 戏曲曲艺目录 1. 元钟嗣成《录鬼簿》，（外四种）； 2. 近人董康等《曲海总目提要》，北婴《曲海总目提要补编》。 第四编 古代汉语 第十一章 语文辞书 第一节 《尔雅》、《说文》、《广韵》及有关辞书 1. 汉初学者《尔雅》，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 2.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书； 3.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4. 近人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 5. 北宋陈彭年等《广韵》，全称《大宋重修广韵》； 6. 北宋丁度等《集韵》。 第二节 常用字典 1. 清张玉书等《康熙字典》； 2. 清阮元《经籍籑诂》。 第三节 文言虚词词典 1. 清刘淇《助字辨略》； 2. 清王引之著、孙世经补《经传释词》（附补及再补），吴昌莹《经词衍释》； 第四节 古代方言俗语词典 1. 西汉杨雄《方言》，吴晓铃《方言校笺及通检》； 2. 清翟灏《通俗编》； 3. 清钱大昕等《恒言录》、《恒言广证》； 4. 清钱大昕等《迩言等五种》。 第十二章 与古汉语有关的书目和论文索引 1. 清谢启昆《小学考》，近人罗福颐《小学考补目》； 2. 清末黎经诰《许学考》。 第五编 文字资料与实物资料 第十三章 1. 清冯云鹏等《金石索》； 2. 清王昶《金石萃编》； 3. 清孙星衍等《寰宇访碑录》； 4. 明王圻、王思义《三才图会》。 第六编 科技史料与古文教学 第十四章 1. 清戴震《考工记图》； 2. 北宋李诫《营造法式》； 3.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 4.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 5.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 6. 乾隆年间官修《授时通考》； 7.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 8. 明王象晋《群芳谱》，清康熙年间《广群芳谱》； 9. 清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 10. 清阮元《畴人传》，黄钟骏《畴人传四编》。 第七编 诸子集成 第十五章 1.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 2. 清焦循《孟子正义》； 3. 民国王先谦《荀子集解》； 4. 周李耳撰、晋王弼注、唐陆德明音义《道德经》； 5. 清魏源《老子本义》； 6. 民国王先谦《庄子集解》； 7.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 8. 周列御寇撰、晋张湛注《列子》； 9.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 10. 清戴望《晏子春秋校注》； 11. 秦商鞅《管子校正》； 12. 清严可均校《商君书》； 13. 周慎到撰、清钱熙祚校并辑逸文《慎子》； 14. 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 15. 周孙武撰《孙子十家注》； 16. 周吴起撰、清孙星衍校《吴子》； 17. 周尹文撰、清钱熙祚校《尹文子》； 18. 秦吕不韦撰、汉高诱注《吕氏春秋》； 19. 汉陆贾撰《新语》； 20. 汉刘安撰、高诱注、清庄逵吉校《淮南子》； 21. 汉桓宽撰《盐铁论》； 22. 汉扬雄撰、晋李轨注《扬子法言》； 23. 汉王充撰《论衡》； 24. 汉王符撰、清汪继培笺《潜夫论》； 25. 汉荀悦《申鉴》； 26. 晋葛洪《抱朴子》； 27.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28. 北宋颜之推撰《颜氏家训》。 第八编 常用类书 第十六章 1. 隋唐间虞世南《北堂书钞》； 2. 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 3. 唐徐坚等《初学记》； 4. 唐白居易《唐宋白孔六帖》，宋孔传续； 5.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 6. 宋王钦若、杨亿等《册府元龟》； 7. 宋王应麟《玉海》； 8. 明解缙等《永乐大典》； 9. 明俞安期《唐娄函》； 10. 清张英等《渊鉴类函》，扩充《唐娄函》； 11. 清张廷玉《子史英华》； 12. 清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 第三部分 现代文献举要 第九编 现当代“经史子集”研究 第十七章 集部研究 第一节 《楚辞》 1.《离骚全图》，1935年商务印书馆； 2.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 3.姜亮夫校注《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4.沈祖锦《屈原赋正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版； 5.刘永济《屈赋通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6.朱秀海《楚辞解故》，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年版； 7.谭介甫《屈赋新编》，中华书局1978年版； 8.游国恩《离骚纂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 9.王泗原《离骚语文疏解》，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 10.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11.游国恩《楚辞论文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12.蒋天枢《楚辞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3.王力《楚辞韵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4.陆侃如等《楚辞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15.马茂元《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6.郭沫若《屈原赋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17.文怀沙《屈原离骚（九歌•九章）今译》，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18.《楚辞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第二节 诗文集 1.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 2. 傅璇琮、孙钦善等《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9年版； 3. 薛瑞兆、郭明志《全金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4. 近代陈衍《近代诗钞》，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5.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全宋文》，巴蜀书社1988年版； 6.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2004年版； 7. 沈粹芬、黄人、王文濡等《清文汇》，上海国学扶轮社1909年石印； 8. 张璋《全唐五代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9. 唐圭璋《全宋词》，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10. 唐圭璋《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版； 11. 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全明词》，中华书局2004年版； 12. 程千帆、严迪昌等《全清词》，中华书局1994年版。 第三节 戏曲小说集 1. 隋树森《全元散曲》，陈加《全元散曲补遗》； 2. 卢前《饮虹簃所刻曲》； 3. 任讷《散曲丛刊》； 4. 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 5. 隋树森《元曲选外编》，赵景深《元人杂剧钩沈》； 6. 函芬楼《孤本元明杂剧》，亦称《也是园藏古今杂剧》，郑振铎《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 7. 郑振铎《清人杂剧》； 8. 古本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古本戏曲丛刊》； 9. 傅惜华、杜颖陶《水浒戏曲集》； 10. 阿英《红楼梦戏曲集》； 11. 顾肇仓《元人杂剧选》； 12. 周贻白《明人杂剧选》； 13. 赵景深、胡忌《明清传奇选》； 14. 吴晓铃《关汉卿戏曲集》； 15. 吴晓铃《大戏剧家关汉卿杰作集》； 16.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关汉卿戏曲选》； 17.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汤显祖集》； 18. 徐朔方、杨笑梅校注《牡丹亭》； 19. 王季思等校注《桃花扇》； 20. 吴曾祺《旧小说》，（汉代至清代）； 21. 鲁迅《古小说钩沉》，（先秦至隋）； 22. 汪辟疆《唐人小说》； 23. 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 24. 缪荃孙《京本通俗小说》； 25. 傅惜华《宋元话本集》； 26. 吴晓铃等《话本选》； 27. 胡士莹《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 28.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代白话小说集》。 第四节 文学评论集 1.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 2. 简夷之等《中国近代文论选》； 3. 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 4.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 5. 林纾《春觉斋论文》； 6. 罗根泽《两宋诗话年代存佚残辑表》； 7. 罗根泽《两宋诗话辑校叙录》； 8.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 9. 郭绍虞《宋诗话考》； 10. 刘师培《论文杂记》； 11. 山东大学中文系古代文艺理论史编写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资料目录汇编》； 12. 唐圭璋《词话丛编》； 13. 唐圭璋《宋词纪事》； 14. 上海六艺书局《增补曲苑》； 15. 中华书局《新曲苑》； 16.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校《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第十八章 史部研究 1. 王伯祥《史记选》； 2. 王利器等《史记选注》； 3. 顾廷龙、王煦华《汉书选》，冉昭德、陈直等《汉书选》； 4. 束世澄《后汉书选》； 5. 缪钺《三国志选》； 6. 韩席等《左传分国集注》； 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附《春秋左传注附图》，沈玉成《左传译文》； 8. 王伯祥《春秋左传读本》； 9. 朱东润《左传选》；徐中舒《左传选》； 10.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 11. 瞿蜕园《通鉴选》； 12. 王仲荦《资治通鉴选》； 13. 广雅书局《纪事本末汇刻； 14. 上海文盛书局《历朝纪事本末》。 第十九章 子部研究 1. 马叙伦《老子校诂》； 2. 高亨《老子正诂》； 3. 朱谦之《老子校释》； 4. 高明《帛书老子校注》； 5. 刘武《庄子集释内篇补正》； 6. 杨伯峻《列子集释》； 7. 高亨《墨子校诠》； 8. 谭介甫《墨辩发微》； 9. 岑仲勉《墨子诚守各篇简注》； 10. 马非伯《管子轻重篇新诠》； 11. 黎翔凤《管子校注》； 12.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 13. 谭介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 14. 杨宽、沈廷国《吕氏春秋集释》； 15. 王利器《新语校注》； 16.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 17. 何宁《淮南子集释》； 18.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 19. 汪荣宝《法言义疏》； 20. 黄晖《论衡校释》； 21.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释》； 22.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 第二十章 经学研究 第一节 《诗经》 1. 郑振铎《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 2. 闻一多《诗选与校笺》； 3. 余冠英《诗经选》； 4. 余冠英译《诗经选译》； 5. 李长之选译《诗经试译》； 6. 陈子展选译《国风选译》，《雅颂选译》； 7. 金启华译《国风今译》； 8. 高亨注《诗经今注》； 9. 张西堂注《诗经六论》； 10. 孙作云注《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 11. 朱东润著《诗三百篇探故》； 12. 王力著《诗经韵读》； 13. 人民文学出版社《诗经研究论文集》。 第二节 其他经书索引 1. 燕大引得特刊《周易引得》； 2. 顾颉刚《尚书通检》； 3. 燕大引得《礼记引得》； 4. 燕大引得特刊《春秋经传引得》； 5. 燕大引得特刊《论语引得》； 6. 陈立夫《四书章句速检》； 7. 叶圣陶《十三经索引》。 第十编 常用丛书 第二十一章 1. 张元济编辑《四部丛刊初编》、《续编》、《三编》，商务印书馆1919—1936年影印； 2. 《四部备要》，中华书局1920—1936年陆续编辑排印； 3. 《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5—1937年陆续印出； 4. 《中国丛书综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1962年版； 5. 《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上海图书馆1979—1982年编辑出版； 6. 《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1929—1937年版。 第十一编 期刊 第二十二章 中文旧期刊 1. 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 2. 上海图书馆《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辛亥革命时期期刊总目》； 3.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4. 三联书店《东方杂志总目》、《国闻周报总目》、《新中华总目》。 第二十三章 外文新书通报 1. 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外文新书通报》； 2.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外文新书通报》； 3. 上海图书馆《上海市外文新书联合目录》； 4. 南京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南京地区外文新书联合目录》； 5. 北京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国外研究中国问题数目索引》；
1、《明朝那些事儿》、《华丽血时代》、《刀锋上的文明》（后两本为赫连勃勃大王之作），《晚明七十年》（十年砍柴）——以上均非历史专著，但是只要你不是以历史研究的态度看这些书的，都能满足要求。最重要的是其幽默风趣，看了以后记得住。史实基本正确，不会有什么严重的误导。2、《全球通史》（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本书的全球视野很不错，把整个世界史连起来了。而且配有地图，描述深入浅出。比较适合初学世界史的人看。这本书是专著，也就是说不带有调侃性质。论趣味性不及上面的书，但是胜在严谨学术。3、《叫魂》（孔飞力）、《王氏之死》（史景迁）这两本书是关于清史的。是美国学者写的书。相当学术，历史系科班学生看的专业书也不过如此。但是其优点就是描写细致，切口很小，趣味性较强。体现了作者强大的能力，以小见大，整个体系隐隐可见，是大家之作。（特别是《叫魂》，其解释了清朝中后期的很多社会政治问题，视角独特）虽然学术价值高，但是并不难读，这也是我推荐的原因。4、如果想看中国古代史的通史的话，我觉得吕思勉的《白话中国史》是不错的选择。虽然其学术价值比不上吕先生的其他著作，但是吕先生的其他文章多用文言，而且史料丰富，比较枯燥，这本书是白话版，简单易懂，也算是中国通史中的上乘之作。5、另外就是名家说史系列了，比如黄永年的唐史十二讲，孟森说明史，孟森说清史……这些都是一些论文性质的文章，不能提供一个时代完整的面貌，但是但是深入。而且代表学术大家的观点。
先读《史记》交好 一定要对比的看结合当时背景因为有的史书是有冲突的 也要根据著者来看书
张景明，大连大学美术学院198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9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系佛教文化艺术专业。200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专业，获法学（民族学）博士学位。 ●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客座教授，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中国酱文化博物馆专职研究员● 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大连大学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大连大学学报》、《饮食文化研究》和《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编辑委员会委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同行评委●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专家●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学科评审组专家● 辽宁省新增专业学士学位授予评审专家●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 ● 中国民族服饰研究会常务理事 ● 中国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设计产业协会专家组顾问● 内蒙古草原文化研究会理事●大连市委宣传部“城市精神与城市文化”研究指定专家●大连市文联专家库专家 共发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艺术学方面的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在港台期刊上发表11篇，被CSSCI检索16篇，《光明日报》发表1篇，被人大报刊资料转载1篇，被《新华文摘》篇目辑览转载1篇。具体如下：1、《内蒙古巴林左旗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细石器》，《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2、《呼市东郊大窑南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2期。3、《呼和浩特市九龙湾征集的文物》，《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年1、2期合刊。4、《中国北方民族的汉代铜器文化》，《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三秦出版社，1996年。5、《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格尔图汉墓》，《文物》1997年第4期。（CSSCI）6、《浅谈大窑文化》，《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7、《试论突厥族源与铁勒的关系》，《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8、《俄罗斯哈卡斯省府阿巴干发现的汉式宫殿主人再考》，《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9、《考古学在博物馆中的应用》，《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10、《辽代金银器概述》，《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11、《乌审旗翁滚梁北朝墓葬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12、《加拿大魁北克文明博物馆》，《中国博物馆通讯》1997年第2期。13、《内蒙古地区的原始宗教文化》，《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3月25日第4版。14、《辽代覆面具》，《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第19期第4版。15、《赤峰地区发现的金代白釉剔花瓷器》，《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4月22日第4版。16、《辽代鸡冠壶》，《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7月29日第4版。17、《内蒙古地区的西夏褐釉剔花瓷器》，《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8月19日第4版。18、《北方草原地区东胡的青铜礼器》，《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第15期第4版。19、《辽代的箸文化》，《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10月28日第4版。20、《内蒙古有多少文物古迹》，《内蒙古周末报》1998年1月16日第4版。21、东胡民族的饮食器具，内蒙古周末报，1998年1月9日第4版。22、《北方草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内蒙古周末报》1998年5月8日第2版。23、《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箸文化》，《中国箸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24、《内蒙古伊盟准格尔旗发现大泉五十陶范》，《中国钱币》1998年第2期。25、《论北方草原地区的汉代金银器》，《远望集——纪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四十周年华诞》，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26、《内蒙古巴林左旗王家湾金代墓葬》，《考古》1999年第4期。（CSSCI）27、《内蒙古地区蒙元时期的金银器》，《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2期。28、《元上都与元大都城址平面布局》，《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2期。29、《论辽代早中期金银器的唐风格》，《内蒙古大学学报》（社科哲学版）1999年第5期。（CSSCI）30、《论辽、西夏的货币经济以及与宋的关系》，《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99年第2期。31、《金步摇冠饰》，《中国文物报》，1999年2月7日第3版。32、《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几座博物馆》，《中国博物馆通讯》2000年第1期。33、《辽代金银器的器形、纹饰演变及工艺》，《北方文物》2000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34、《试析辽代社会经济发展在文献、实物中的体现》，《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CSSCI）35、《内蒙古东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经济初探》，《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36、《呼和浩特市北郊蟠龙塔地宫遗址》，《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2000年。37、《论辽代金银器》，《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CSSCI）38、《从群虎图岩画看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虎纹装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2期。39、《内蒙古乌审旗翁滚梁墓葬年代新探》，《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40、《辽代金银饮食器的文化内涵》，《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1年第1期。41、《威风万里压南邦——契丹族的历史足迹》，《历史月刊》（台湾）2001年第8期。42、《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的金银器窖藏》，《文物》2002年第8期。（CSSCI）43、《论蒙古族饮食结构与进食方式的演变》，《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2年第1期。44、《辽代冠带析论》，《包头博物馆馆刊》2002年第1期。45、《鲜卑金银器及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年第1期。46、《汉文古籍与北方民族研究》，《民族古籍》2002年第2期。47、《内蒙古发现的隋唐金银器研究》，《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48、《论内蒙古地区古代生态环境与饮食文化的互动》，《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2年第2期。49、《辽代契丹民族的人口及特点》，《思想战线》2003年第4期。（CSSCI）50、《匈奴动物纹饰的特征及相关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5期。（CSSCI）51、《北方草原的佛教艺术》，《中华文化画报》2003年第5期。（中文核心期刊）52、《契丹民族的饮食文化在礼俗中的反映》，《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4年第1期。53、《论白道城在历史上的作用》，《内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第1期。54、《北方草原的金银器》，《中华文化画报》2004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55、《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卫生保健与饮食理论》，《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56、《酒饮文化的时代特征和发展前瞻》，《中国酒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57、《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与艺术创作》，《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4年第3期。58、《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在人生礼俗中的反映》，《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4年第4期。59、《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经济初探》，《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2期。60、《匈奴动物造型艺术与图腾文化》，《大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3期。61、《从艺术形式中所见之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62、《中国北方草原的金银器艺术》，《典藏·古美术》（台湾）2005年第8期。63、《论草原生态环境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关系》，《论草原文化》（第一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64、《论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饮食文化研究》（美国）2005年第3期。65、《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在宗教礼仪中的作用》，《饮食文化研究》（美国）2005年第4期。66、《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定位》，《论草原文化》（第二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年。67、《辽代金银器的特征及造型艺术》，《大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68、《辽代金银器中之西方文化和宋文化的因素》，《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69、《契丹的茶与茶文化研究》，《饮食文化研究》（美国）2006年第2期。70、《岁时节庆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2期。（CSSCI，被《新华文摘》2006年第13期篇目辑览转载）71、《匈奴金银器造型艺术的文化象征》，《民族艺术》2006年第2期。（CSSCI）72、《辽代金银器在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中的反映》，《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一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73、《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产生的自然与社会历史背景》，中山大学“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74、《中国北方草原的青铜器艺术与文化交流》，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11月。75、《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论草原文化》（第三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光明日报》2007年1月26日。76、《箸与蒙古族进食方式的演变》，2006年10月第四届中国箸文化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77、《在文明城市中构建大学的和谐环境》，《大连干部学刊》2006年第9期。78、《契丹的饮食文化在墓葬壁画中的反映》，《大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79、《中国古代北方草原的金银器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二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0、《论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2007年第四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交流论文，将载在《论草原文化》（第四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81、《中国民族工艺文化的非物质文化界定与保护》，2007年10月中国民族文物界定、定级、分类研讨会交流论文。《中国民族文博》第二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12月。82、《北方民族传统文化与草原生态关系的调查和思考》，《大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83、《北方草原地区鲜卑金银器造型艺术研究》，《民族艺术》2008年第1期。（CSSCI）84、《北方草原西周至春秋青铜器的造型艺术与多样文化》，《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CSSCI）85、《草原丝绸之路开通前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中国美术研究》2008年第1期。86、《北方游牧民族的虎纹装饰与文化内涵》，《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三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87、《北方游牧民族工艺文化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88、《论北方游牧民族饮食结构与饮食风味》，《饮食文化研究》2008年第1期。89、《中国北方草原的青铜器艺术与文化交流》，《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11月。90、《从物质形态论草原文化的多样性》，《论草原文化》（第五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7月。91、《辽代金银器造型艺术的唐文化因素》，《论草原文化》（第六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7月。92、《现代化与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学刊》2009年第1期。93、《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界定与理论体系——以辽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为例研究》，《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94、《辽代壁画中的茶饮及相关问题》，《饮食文化研究》（下），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8月。95、《辽代冠带的类型和相关问题》，《宋史研究论丛》第十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CSSCI）96、《北方游牧民族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的调查与思考》，《大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97、《从出土器物造型谈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的多样性》，《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艺术空间）2009年第4期。98、《造型艺术的理论探讨——以北方游牧民族为例》，《大连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99、《论造型艺术的研究方法》，《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艺术空间）2010年第2期。100、《北方游牧民族造型艺术的风格与思想表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年第3期。（CSSCI）101、《饮食人类学与草原饮食文化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CSSCI）102、《大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大连干部学刊》2010年第4期。103、《生态人文时尚包容向上——从人类学角度分析大连城市精神与文化的定位》，《大连日报》2010年8月9日第7版。104、《民族民间手工技艺的延续与保护——以大连地区为个案研究》，《技艺传承与当代社会发展——艺术人类学视角》，学苑出版社，2010年11月。105、《北方游牧民族的刺绣造型艺术与多样文化》，《大连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106、《中国北方草原饮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留住祖先餐桌的记忆——杭州亚洲食学论坛学术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107、《论中国北方草原饮食文化的生态观》，《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第2期。（CSSCI） 1、《草原文化》，合著，香港商务印书馆，1995年。2、《鞍马文化——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合著，香港，1996年。3、《世界博物馆巡礼——内蒙古博物馆》，合著，台湾大地地理出版公司，1996年。4、《历史文化名城——呼和浩特》，合著，内蒙古画报社，1997年。5、《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专著，文物出版社，2005年7月。6、《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研究》，专著，文物出版社，2008年1月。7、《辽代金银器研究》，专著，文物出版社，2011年8月。（获得2008年大连市人民政府出版专著资助）8、《中国饮食器具发展史》，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 主持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12项，参加国家、省市级项目8项。主持项目：1、2007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07BF35），7.2万元，2007年10月至2010年10月。2、2009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草原文化研究二、三期工程·草原饮食文化研究》（08@ZHO20），7万元，2009年1月至2011年1月。3、2008年，主持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计划项目《辽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民族教育的关系》（2008040），0.5万元，2008年5月至2010年4月。4、2005年，主持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代金银器的文化内涵和发展历史》（L05CLS013），0.5万元，2005年12月至2006年12月。5、2004年，主持大连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工艺文化研究》，1万元，2004年12月至2006年12月。6、2005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大连城市形象与文化建设的人类学分析》（05DLSK141），2005年9月至2006年1月。7、2006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地区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与外来文化的交融》（06DLSK162），0.04万元，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8、2008年，主持辽宁省社科联研究项目《辽宁地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研究》（2008lslktjjx-04），2008年9月至2009年6月。9、2008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作用》（08DLSK113），2008年10月至2009年3月。10、2010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城市精神和城市文化研究》（10DLSK040），自筹，2010年6月至2011年3月。11、2011年，主持国家文物局全国文化遗产保护科学与技术研究项目《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10万元，2011年11月至2014年5月。12、2012年，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东北地区民间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保护与开发研究》，9万元，2012年3月至2015年3月。参加项目：1、1998年，参加了国家九五重点出版项目《中国饮食文化区域史》丛书《中北地区饮食文化史》的编写，担任子项目负责人。2、1999年，参加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二期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内蒙古卷》的编写（97AD01）。3、2007年，参加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重点项目《辽金时期家族与社会变迁研究》（L07AZS001），1万元，作为第一主要参加者，2007年12月至2009年12月。4、2009年，参加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包豪斯模式”与“实践嵌入式”结合对增强设计类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研究》（09YJA770004），5万元，第一主要参加者，2009年12月至2012年12月。5、2009年，参加辽宁省社科联研究项目《辽宁城市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研究》，2009年9月至2010年6月。6、2009年，参加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开发对策研究》（09DLSK219），2009年7月至2010年3月。7、2010年，参加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市工业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对策研究》（10DLSK044），2010年6月至2011年3月。8、2011年，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认同研究》（11BZS022），15万元，作为第一主要参加者，2011年7月至2014年12月。 1、论文《内蒙古巴林左旗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细石器》，1996年获内蒙古考古博物馆学会第三届优秀论文三等奖。2、论文《论北方草原地区的汉代金银器》，2000年获内蒙古青年知识分子科技创新奖。3、论文《威风万里压南邦——契丹族的历史足迹》，2001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三等奖。4、论文《论蒙古族饮食结构与进食方式的演变》，2002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二等奖。5、论文《匈奴动物纹饰的特征及相关问题》，2003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三等奖。6、论文《论草原生态环境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关系》，2004年获得内蒙古首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优秀奖（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与主办政府联合颁发，以下相同）。7、论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卫生保健与饮食理论》，2005年获得大连市科学论文奖励三等奖。8、论文《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定位》，2005年获得内蒙古第二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优秀奖。9、论文《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在宗教礼仪中的作用》，2006年获得大连市科学论文奖励二等奖。10、论文《匈奴动物造型艺术与图腾文化》，2006年获得大连市科学论文奖励二等奖。11、论文《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2006年获得内蒙古第三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二等奖。12、论文《论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2007年获得内蒙古第四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三等奖。13、专著《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2007年获得大连市第十二届社会科学进步奖（首届政府奖）三等奖。14、论文《从物质形态论草原文化的多样性》，2008年获得内蒙古第五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优秀奖。15、论文《辽代金银器造型艺术中的唐文化因素》，2009年获得内蒙古草原文化主题论坛优秀论文三等奖。16、论文《生态、人文、时尚、包容、向上——从人类学角度谈大连城市精神与城市文化的定位》，2010年在大连市委、市政府举办的“繁荣城市文化，培育城市精神”征文中获得二等奖。
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点。人口18万多，全市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旅游服务业次之，为敦煌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 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面积3.12万平方公里。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39.9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敦，大也；煌，盛也。”盛大辉煌的敦煌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原部落战争失败后被迁徙到河西的三苗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以狩猎为主，开始掌握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敦煌地区曾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和陶器、铜器。夏、商、周时，敦煌属古瓜州的范围，有三苗的后裔，当时叫羌戎族的在此地游牧定居。敦煌地区发现游牧民族留下的许多岩画至今历历在目。战国和秦时，敦煌一带居住着大月氏、乌孙人和塞种人。以后，大月氏强盛起来，兼并了原来的羌戎。战国末期，大月氏人赶走乌孙人、塞种人，独占敦煌直到秦末汉初。敦煌历经了汉风唐雨的洗礼，文化灿烂，古迹遍布，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主要景观。莫高窟又名敦煌石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保留了十个朝代、历经千年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座。题材多取自佛教故事，也有反映当时的民俗、耕织、狩猎、婚丧、节日欢乐等的壁画。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无双，被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各部族，成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1227年，蒙古大军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区归元朝所有。此后，升敦煌为沙州路，隶属甘肃行中书省。后升为沙州总管府。元朝远征西方，必经敦煌。当时瓜、沙二州屯兵济济，营寨栉比，屯垦农兵遍布党河、疏勒河流域。敦煌一度呈现出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和西域的贸易更加频繁。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这一时期途经敦煌漫游到中原各地。元朝统治者也崇信佛教。莫高窟的开凿得以延续。现存元代洞窟约10个。自元朝以后，千里河西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扫除元残部，派宋国公冯胜率兵三路平定河西获胜，修筑了嘉峪关明长城，重修了肃州城。明王朝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防卫，设置了关西七卫。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在敦煌设沙州卫。后吐鲁番攻破哈密，敦煌面临威胁。明王朝又在沙州古城设置罕东左卫。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敦煌被吐鲁番占领。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二百年敦煌旷无建置，成为“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之地了。清康熙后期，清王朝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并开始从甘肃各地移民2400户到敦煌垦荒定居，同时又迁吐鲁番、罗布泊大批兵民于沙州一带。雍正末，沙州已有耕地10万余亩，引党河水分10渠灌溉，农业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形成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绿洲。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改沙州卫升敦煌县，隶属安西直属州，直至辛亥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敦煌一直是县府所在地。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立敦煌市。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敦煌，历经沧桑，几度盛衰，步覆蹒跚地走过了近五千年漫长曲折的里程。悠久历史孕育的敦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使敦煌依然辉煌；那遍地的文物遗迹、浩繁的典籍文献、精美的石窟艺术、神秘的奇山异水……使这座古城流光溢彩，使戈壁绿洲越发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就像一块青翠欲滴的翡翠镶嵌在金黄色的大漠上，更加美丽，更加辉煌。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39.9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莫高窟】又称“千佛洞”，位于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下，因地处莫高乡得名。它是我国最大、最著名的佛教艺术石窟。分布在鸣沙山崖壁上三四层不等，全长一千六百米。现存石窟492个，壁画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彩塑佛像等造型2100多身。石窟大小不等，塑像高矮不一，大的雄伟浑厚，小的精巧玲珑，其造诣之精深，想象之丰富，是十分惊人的。【鸣沙山】位于敦煌市南郊七公里处。古代称神沙山、沙角山。全山系沙堆积而成，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宽20公里，高数十米，山峰陡峭，势如刀刃。沙丘下面有一潮湿的沙土层，风吹沙粒振动，声响可引起沙土层共鸣，故名。据史书记载，在天气晴朗时，即使风停沙静，也会发出丝竹管弦之音，犹如奏乐，故“沙岭晴鸣”为敦煌一景。人若从山顶下滑，沙粒随人体下坠，鸣声不绝于耳。据说晚间登沙山，还可看到沙粒滑动摩擦产生火花。鸣沙山与宁夏中卫县的沙坡头、内蒙古达拉特旗的响沙湾和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境内的巴里坤沙山并被为我国“四大鸣沙山”。这是大自然现象中的一种奇观，古往今来以“沙漠奇观”著称于世，被誉为“塞外风光之一绝”。【月牙泉】月牙泉在鸣沙山下，古称沙井，俗名药泉，自汉朝起即为“敦煌八景”之一，得名“月泉晓彻”。月牙泉南北长近100米，东西宽约25米，泉水东深西浅，最深处约5米，弯曲如新月，因而得名，有“沙漠第一泉”之称。【雅丹地貌】敦煌雅丹地貌地处敦煌西200公里处，分布区长宽各10公里，土丘高大，多在10~20米，长200~300米。又名三陇沙的地名始见于汉代，位置在古玉门关外，丝绸之路北线由此通过。三陇沙雅丹地貌，其走向与盛行的西北风向垂直，而与山地洪水流的方向一致，和玉门关形成敦煌第二大景区，因其怪异特点，故有魔鬼城。 【敦煌古城】位于敦煌市至阳关公路的南侧大漠戈壁，距市中心25公里。是1987年为中日合拍大型历史故事片《敦煌》，而以宋代《清明上河图》为蓝本，仿造沙洲古城设计建造而成，建筑面积达1万平方米。敦煌古城的建筑风格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情，城开东、西、南三门，城楼高耸；城内由高昌、敦煌、甘州、兴庆和汴梁五条主要街道组成，街道两边配以佛庙、当铺、货栈、酒肆、住宅等，敦煌古城再现了唐宋时期西北重镇敦煌的雄姿，被称为中国西部建筑艺术的博物馆，具备拍摄古代西部国边塞军事片的独特优势，现已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在这里已先后拍摄了《封神演义》、《新龙门客栈》等二十多部影视剧。【阳关】位于敦煌市西南70公里外的南湖乡境内，为汉武帝开辟河西，“列四郡，据两关”的两关之一，自古为丝绸之路西出敦煌，通西域南道的必经关卡，西部边境之门户。唐代诗人王维首“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更使阳关名扬千古。阳关建于汉元封四年（前107年）左右，曾设都尉管理军务，自汉至唐，一直是丝路南道上的必经关隘。历史的久远使关城烽燧少有遗存，据（元和郡县志）载阳关，在县（寿昌县）西六里。以居玉门关之南，故曰阳关。本汉置也，渭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车。后魏尝于此置阳关县，周废。”巴黎藏敦煌石室写本（沙州地志）（P．5034）载：阳关，东西二十步，南北二十七步。右在（寿昌）县西十里，今见毁坏，基址见存。西通石城、于阗等南路。以在玉门关南，号日：“阳关”（注：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可见唐时阳关已毁，仅存基址。古寿昌城在今敦煌市南湖乡北工村附近，阳关在寿昌故城西6里，或10里处，当指约数而言。专家考证，阳关故址就在今南湖乡西面对‘古董滩”的流沙地带。
自己去挖几个古墓吧，开个玩笑。坐享其成？似乎大学有点太滋润了吧，你自己到网站上找几篇文章就行，就论述文物保护不力啊等等很多都可以做论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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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抵抗力以及身体功能在不断衰退，身体器官也在慢慢趋向衰竭，逐渐出现各种疾病或者不适症状。通过研究发现，近几年来，患上癌症的人数在急剧升高，治愈率较低，而且偏向年轻化。但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更加容易患上癌症。为什么六十岁以上是癌症的高发年龄？具体分析如下：1、癌症是非常可怕的疾病，目前医学界还找不到根治癌症的办法，正常情况下癌症不会再短期内出现，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接触了致癌因素到癌细胞慢慢分裂扩散，需要一定的时间，至少需要十年以上。人体早期出现细胞癌变时，可以通过免疫系统清除。一般到了五十岁左右，许多癌症才会显现出来，有些人的自身抵抗力较强，直到六十岁依旧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2、除了身体自身条件之外，许多人因为工作或者生活，缺乏定期检查身体的观念，直到六十岁之后开始注重养生以及身体调节。这时候检查出已经演变成癌症的疾病，例如胃癌、肝癌、肺癌等，一般在六十岁左右才容易被发现，一定程度上属于老年病。3、吸烟十分容易导致患上肺癌，患上肺癌的人年龄都较大的原因就在于香烟中的致癌物质并不会短时间内导致癌变，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长期吸烟之后，肺部损伤严重，导致癌细胞大量转移以及分裂，自身免疫细胞无法清除，才会患上肺癌，呈现老龄化状态。所以，才会出现六十岁以上老人容易发生癌症的错觉，许多癌症都是致癌物质积累后引起的。4、不良的饮食习惯会导致身体出现癌变，年轻时喜欢吃烧烤、吸烟、喝酒等都会摄入大量的致癌物质。这些物质对身体器官造成损伤，日积月累之后肠胃变得十分脆弱，到了老年阶段一一显现出来。患上胃癌和肠癌的概率大大提高，因此，老年人比较容易患上癌症。5、年轻时过度劳累，打拼容易导致身体出现损伤，特别是经常熬夜的人，疾病会趁虚而入。反复发作之后，到了老年阶段十分容易患上淋巴癌或者肝癌。
一般来说年龄是癌症的最大风险因素流行病学用发病率（incidence rate）来表示某个人群中新发疾病的概率。我们查询了美国癌症发病率在各个年龄层的数据，得到以下图片。可以看出，癌症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只有在85岁以上时似乎有轻微下降，但也比中年高出许多。美国癌症发病率与年龄来自英国癌症研究（Cancer Research UK）的数据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趋势。图中柱状代表每年诊断的癌症新病例的平均数量，曲线则表示每十万人里癌症的发病率。癌症新病例的诊断数在65-69岁达到最高，但发病率的高峰却在更大的年龄。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可能有人会想，中国与英美两国在社会、文化、医疗系统等方面存在差异。癌症与年龄三个国家的数据都表现出了非常相似的趋势，我们不难看出：癌症可发生于各个年龄癌症发病率和年龄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增长20岁之前，癌症发病率很低，且男性与女性接近40多岁开始，癌症发病率有明显的上升（曲线突然变陡）20岁到50多岁，女性比男性的癌症发病率稍高50多岁之后，男性癌症发病率超过女性，且差距逐渐增大癌症新诊断的病例里，以60、70多岁最多癌症发病率一般随年龄增长而升高，在80多岁达到最高，大约为每十万人里有1000-3000左右的人被诊断癌症癌症发病率在80多岁后轻微下降，但也大幅高于中年为什么实际发病率会与我们平常的感觉不一样？我们猜测，或是因为（1）中年后癌症发病率陡然开始升高，与之前对比强烈，似乎短短几年时间身边就出现了很多癌症患者；（2）中年人基数大，癌症诊断的绝对数目比其他年龄多；（3）对老年患癌更容易接受和习以为常，对中年患癌印象深刻；（4）媒体或网络对中年危机、谈癌色变的渲染等，比如患癌去世的苹果创始人乔布斯（享年56岁）、去年因癌症离开的著名主持人李咏（享年50岁）。癌症类型与年龄上面几张图展示的都是所有癌症的发病率，也就是把各种不同类型的癌症放在一起。其实，这种不考虑癌症类型而一慨而论的数据参考意义可能不是很大，每个年龄面临的风险和应该注意的筛查或预防也不同。比如，脑癌是儿童癌症里最常见的癌症之一，宫颈癌发病率峰值在中年，再比如，这几张图片都显示80多岁后癌症总的发病率有所下降，实际上某些特定癌症的发病率仍在上升，包括结肠直肠癌、胃癌、胰腺癌等。各个年龄最容易得什么癌症？我们在下一篇相关文章里介绍。总结癌症可发生于各个年龄。总的发病率一般随年龄增长而增长，在80多岁达到最高。进入中年后癌症发病率有明显的上升，健康驿站建议适当地进行癌症筛查。不同年龄面临着不同类型的癌症风险，将所有癌症放在一起分析可能不是很有参考意义，比如脑癌是儿童癌症里最常见的癌症之一，宫颈癌发病率峰值在中年，结肠直肠癌、胃癌等癌症的发病率在80多岁的年龄段里仍然在升高。
您好,总的来说,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的性别,不同的习惯有不同的高发癌症.白血病比较常见于儿童,乳腺癌比较常见于更年期女性,肺癌常见于40岁以上的男性,尤其是吸烟的.如果曾经得过肝炎,那么肝癌的发病率就会提高.在中国40－70岁是癌症高发年龄段,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20－30岁是比较安全的年龄段,这个阶段主要的癌症就是淋巴癌（何杰金病）和白血病两种,而岁数大的人可能患肺癌,肝癌,鼻咽癌,胃癌,乳腺癌,肠癌,皮肤癌,骨癌……等等.癌症的发生跟身体抵抗力下降有关.如果注意饮食和锻炼,养成良好习惯,戒烟限酒,生活规律,增强体质,癌症的发病率应该会有所下降.但是癌症的发生总的说来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影响因素很多.所以,如何预防,这个要针对具体的病情来说.
根据相关流行病学调查发现，癌症高发年龄在80岁左右，同时存在地区差异性。而城市当中高发年龄段在80左右，在农村其高发年龄在75岁左右。而相关研究也同时指出，在40岁以后癌症的发病率，会有明显的增加。同时从男性和女性来区分，男性当中肺癌是第一发病率最高，而其次是胃癌、肝癌、结直肠癌和食管癌。在女性当中，发病第一位的是乳腺癌，其次则为肺癌、结直肠癌、甲状腺癌和胃癌，所以建议健康的人群，要根据个人的生活史、家族史等情况，来找专业的医生进行规范的癌症的体检，同时也要预防癌症，建立健康的生活饮食习惯。
先秦诸子百家、社会动荡，为了站住脚，必须找到靠山，他们就寻找历代君王想用自己的思想抚佐帝王治理国家，各国所用学术不同，并且大量学术并起，所以出现百家争鸣的情况、
百家争鸣实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各自派的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解 释 百家：原指先秦时代各种思想流派，后指各种政治、学术派别。另一种说法：所谓“百家”，是泛指，意为数量多，主要分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十家。鸣：发表见解。指各种学术流派的自由争论互相批评。出 处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凡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诸子百家:原指先秦时期各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和各个派别，后用来对先秦至汉初各种流派的总称。诸子百家来自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百家争鸣是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战国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 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其实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百家争鸣的背景百家争鸣的阶级基础：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对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有自已的见解和主张。百家争鸣的主体：战国时期，官府文化教育的局面打破了，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士”大量出现，由于出身、政治见解和思想方法的不同，他们分别依附于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团，充当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代言人，士构成了百家争鸣的主体。百家争鸣的社会基础：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政治上不统一，就无法在文化上实行专制，各国的国君及贵族、官僚为壮大自己的势力，纷纷招揽人才，养士成风。士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有相对而言的自由，受政府干涉较少，使得各学派有发展的机会，有发表自己主张的场所。百家争鸣发启于春秋末年，兴盛于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首先，社会大变革带来思想大解放。其次，王室的衰微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再次，社会交往的频繁、促进了思想文化的交流。最后，讲学风气的盛行，私学的兴起，使文化典籍广为传播，各种学说广为流传，形成了争鸣氛围。意义：在战国的大变革时期，对打击奴隶主贵族特权，建立和保护新兴地主的中央集权制度，有积极意义。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P27-29：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变动时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运动打破了传统的生活和观念。过去的一切怎么看？需要人们回答。现在应该怎样生活？需要人们创造。历史的车轮要向哪里转动？需要人们预测。数不清的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一句话，社会历史需要重新认识！百家争鸣便是历史变动在认识上的表现。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个原因是，各国的政治变革与相互竞争需要理论指导。当时每个诸侯都面临着如何解决内政与外交两大课题，都面临着生存与死亡的抉择。……斗争不仅是物质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智力的较量。……所以各国争着招揽人才，有的下令求贤，有的重金收买，百家的兴起正是适应了智力竞争。他们中的多数目的也很，那就是“干世主”。形成百家争鸣的再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治空隙比较多，知识分子大有用武之地，可以自由驰骋。这并不是说当时有什么开明的政治制度，而是指诸侯国林立，便于知识分子在各国间迂回。“朝秦暮楚”不只是形容说客，对思想家也是适用的，著名的思想家几乎都周游列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各国抢着招纳智囊，知识分子的地位也较高。“礼贤下士”虽非君主的本意，而是出于需要，士人“分庭抗礼”也常常使君主恼火，但是君主为了谋求方略而不得不容忍。……他们著书立说虽然是为了“干世主”，但大多数人是企图用自己的学说改造君主，而不是一味阿谀奉承，取悦于君。从平面上看百家相争，很有点民主气氛，但是如果分析一下每家的思想实质，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人在政治上都鼓吹君主专制，思想上都要求罢黜他说，独尊己见，争着搞自己设计的君主专制主义。因此，百家争鸣的实际结果不可能促进政治走向民主、思想走向自由，只能是汇集成一股强大力量，促进君主专制主义的完善和强化。把握了这一点，才能把握百家的政治归宿。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页三一至三二：古代政治思想之兴盛，实以先秦时代为最。先秦时代实为中国政治思想之发达时期。盖自春秋、战国以还，学术勃兴，百家争鸣，思想学说，罔不归宿于政治。晚周战国时代正社会经济组织，根本变动之时，牵连及于社会一切之关系，实为一空前时代。思想家受此影响，对于学术上乃为空前之建设。其发达之原因，有可得而言者：先秦时代一方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至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他方面又为各民族接触频繁之时代，原始诸夏民族思想，因政治进化最早，故发展较为完备。而儒墨两家之思想即发源于诸夏民族重实践之民族性。与此相反者，则有道家与阴阳家两派，其源则均出于东夷民族之思想，因之各种思想系统彼此竞争雄长；加之，周室既衰，其所余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其次，自春秋之末，以至战国，兼并盛行，列国之竞争最剧，相率以登进人材，扩张国势为务。其雄鸷之主，知仅恃贵族不足以豪于天下，故敬礼处士，招致客卿。自是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为贵族世官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言论思想之自由，至是而极矣。在政治方面，贵族政治之崩坏，实为当时大势之所趋，周之一代，实贵族政治之时代也。周制以家为国，而宗法制度，实为其政治之基础。王室与诸侯之关系，赖以维系；诸侯与其境内诸侯之关系亦赖之，乃至国中一切大小团体所以相维持相固结者皆赖之，周代群治，悉以此为中心。逮至战国而社会风潮大变，上古之政治及社会制度乃根本上发生变化。因政权之聚散，而影响于学术思想者至巨，各派政治思想乃纷然并起。又西周学在王官，故贵族中人，即为知识阶级；至春秋之际，王官失守，散在四方。加以孔老讲学，平民读书之机会益多，贵族不能专知识阶级之利，思想尤易发展。钱穆：谢扶雅《中国政治思想史纲》序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思想界初发奇采，而其时已开士人预政之门。自秦以下，中国正式有士人政府之组织。肖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页五六：故就孔子之行事论，其最大之成就为根据旧闻，树立一士君子仕进致用之学术，复以此学术授之平民，而培养一以知识德能为主之新统治阶级。然其所以能如此者，虽由其本人之敏求天纵，半亦由时代之影响。敬非时机成熟，虽有至理名言，其谁能领悟而接受。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哀公十六年，正当春秋之末叶，由封建天下转入专制天下过渡时代之初期。周礼已废而未泯，阶级方坏而犹著。孔子身受旧社会之薰陶，又于旧制度中发现新意义，即欲以其所发现者为改善及复兴旧秩序之具。然当时之公族世卿既未必能用其言，遂传其术于平民，使其学成者出仕公卿，取得致用之机会。当时必有平民之子弟欲自拔于畎亩市进之中而未得其途者，得孔子之施教，自踊跃以赴之。故孔子学术之主要内容为政理与治术。其行道之方法为教学，其目的则为从政。页五七：就荡平阶级之功言，孔子不啻陈涉吴广之发难，而首享其成者反为商、韩、苏、张“异端”“邪说”之流亚。汪大华《中国政治思想史论丛》，帕米尔书店，1969年初版，1982年再版页三七：孔子教学以六艺，六艺原是士人从政干禄的本领：知书数可以为冢宰，知礼乐可以为小相，习射御可以为将士。所以，他所教出来的弟子，多有从政的技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都有哪些学派？派别创始人或者主要人物儒家孔丘道家李耳墨家墨翟法家李悝名家惠施兵家孙膑阴阳家邹衍纵横家苏秦杂家吕不韦农家许行小说家屈原除了这些以外的，就都不太著名，故人们都称做“九流”，三教九流从此而来在春秋战国数百个诸侯国家兵戎相见、弱肉强食之际，却出现了道家、儒家、兵家、墨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等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左传》、《春秋》等详尽记载当时历史的著作也相继诞生。这场“百家争鸣”的壮观场面比欧洲的文艺复兴早了将近2000年。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的百家争鸣。其内容包括：1、“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学术下到民间，形成诸子百家；2、百家争鸣从鲁国儒墨显学之争，到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3、以儒家向法家转化为特点的魏的西河之学；4、以属楚文化的陈、宋为中心的老庄学派为道家的右翼；5、齐稷下学宫的黄老之学则是道家的左翼；兼容并包的稷下之学，使百家争鸣发展到高潮，其中有田齐法家、阴阳家、兵家、名家等；在争鸣中各家也相互影响，6、《吕氏春秋》的杂家之学，反映了百家趋于融合；秦帝国的建立，标志着百家争鸣的结束。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春秋战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阶级关系有很大的变动。春秋中后期，随着奴隶制的破坏，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产生，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逐渐形成。到战国时期，这两个阶级便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两个对抗阶级。但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大量官私奴隶也仍然存在。个体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城镇有相当大的数量。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过去的“官学”变成了私学，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多起来。他们分属各阶级各阶层，以“士”的身份出现，对于天文、地理、数学等各种学术问题争论不休，对于政治制度，更是各有主张。形成了“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诸子”，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八十九家”，取其成数叫“诸子百家”。主要的有老子、孔子、墨子、杨朱、许行、商鞅、申不害、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惠施、公孙龙、田骈、慎到、宋鈃、尹文、关尹、邹衍、张仪、苏秦、吕不韦、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对“诸子百家”，战国时期的《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有记载。古代的历史学家，如西汉初期的司马谈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则认为主要是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有时又略去“小说家”，认为“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传统百家争鸣研究对百家的划分，无论是在标准上还是在对百家的具体说法上，都欠妥。百家争鸣实质上是我国古代各学派因政治思想上的分岐而展开的学术论争。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百家应划为德、礼、法、儒、孝、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百家争鸣的性质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统一中央集权制的过渡。百家争鸣始于春秋后期孔子创办私学，迄于汉武帝采纳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探索百家争鸣时不要忽略百家合流。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它上承夏、商、周三代学术，下开秦、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等两千多年的思想先河。科学地认识百家争鸣，不仅对深入研究百家争鸣本身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反思也有重要意义。但是，传统至今理论界对百家争鸣的看法，无论是在对百家争鸣之百家的划分上，还是在对百家争鸣的性质、起迄点等问题上，都存在严重问题。本文不想对此谈新看法。百家的科学划分之我见即然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那么从政治思想出发，笔者认为，百家争鸣之百家大致可划分为儒、孝、德、礼、法、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儒家：创始人是孔子，其思想核心是“仁”。第二个代表人物是孟子，他将孔子的仁正式完善成了“仁政”，“仁政”是孟子的思想核心。二者的代表性文献分别是《论语》和《孟子》。孝家：其代表性文献是无名氏之《孝经》。《孝经》的中心思想是“孝政”，即“以孝治天下”。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孝经》是一般讲究伦理孝道的著作，不确。德家：原是西周初期的政治思想，后在西周末期至东周其内涵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东周初期，如臧哀伯有著名的《德论》（5）可证；战国时期问世的《德道经》、《庄子》是其代表性的文献。礼家：是萌芽于西周后期并在东周中前期广为流行的一种政治思想。东周时期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如管仲、子犯、曹刿、子产、晏子等都崇尚礼治，特别是子产和晏子，还分别有著名的《礼论》（6）。战国后期，以礼为思想核心的重要代表是荀子。法家：是春秋中后期出现的一种政治思想。最先萌芽于郑，创始人是邓析，第一个“铸刑书”的是子产（子产前期是礼家，后期转向了法家），继之是晋范宣子、赵鞅等的“铸刑鼎”。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代表是慎到，其代表作是《慎子》；后无名氏之《经法》亦属法家文献等。过去，理论界认为《经法》是道家著作，这是从哲学上着眼的，不确。墨家：创始人是春秋末期的墨翟，其思想核心是“义”。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墨子的思想核心是“兼爱”，根据不充分。术家：创始人是申不害，其思想核心是术，其代表作是《申子》。过去，理论界认为申子属法家，不确。申子自己宣称其学术思想是“术”，秦汉人一直都说“申子之术”。义家：创始人是韩非。韩非的“义”与墨子的“义”区别在哪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墨子的“义”包含经济利益，如《墨子·经上》说：“义者，利也。”韩非的“义”则完全排斥利。义家的代表作有《韩非子》、《公羊春秋》等。（7）绝对平等观：创始人是许行。《孟子·滕文公上》载：许行认为，国君要与人民绝对平等，“先耕后食，先织后衣”，并取消商品经济等。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绝对平等观。无君论：创始人是吴虑。《墨子·鲁问》载：“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自比于舜”就是“我即国君”，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无政府主义。但用中国古代的语言表述，应为“无君论”。以上十家，严格说来，可归为八家。因为“孝”可并入儒家，“义”可并入术家。“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萌芽于孔子，完善于《孝经》，《孝经》以孔子为先师，其基本思想体系又与“仁”极接近，故可认为“孝”是儒家的思想分支。“义”的创始人是韩非，过去理论界认为他是法家，或法、术、势集大成者。其实，韩非虽有法家思想，但也有术家思想，他本人认为术大于法，所以韩非思想的基本倾向应是“术”，即属申子术家。而且，韩非的“义”，原则上是对“术”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故可认为“义”是术家的思想分支。过去，理论界认为百家争鸣迄于秦统一，值得商榷。秦的统一，虽实现了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郡县制的过渡，但这一过渡是失败的，未能使中国古代统一中央集权制进入稳定态。秦亡后，项羽、刘邦都先后恢复了分封制。而且，秦的“焚书坑儒”也不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有效方式。在汉初，思想界又重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如陆贾著《新书》；贾谊、王臧、赵绾都先后试图通过“兴礼乐”来改制；晁错以“术”削藩；辕固生以儒反“黄老”；董仲舒则以“春秋大义”来呼唤“大一统”；文帝“广游学”，置《孝经》、《孟子》、《尔雅》等博士。一时间再次百花齐放，虽未有新思想的提出，但亦属百家争鸣性质。汉初百家争鸣的复起，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再次向统一中央集权制过渡的舆论准备。因此，将百家争鸣的终点定在秦统一说不过去。七、百家争鸣过程中的百家合流过去，理论界在探讨百家争鸣时，大都眼于百家争鸣，很少谈及百家合流，这种研究方法亦欠妥。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一个组成部分。百家争鸣虽原则上是各家发表自已的看法，批评别人的意见，但也包含了对其他学派某些思想的吸收。如荀子，虽以礼为思想核心，但也重法与推崇孔子，以致有人将其当做法家，还有人将其当做儒家。就是说，百家争鸣的争鸣是有保留的克服，争鸣中有吸收，吸收是为了更好地争鸣。百家争鸣本身也说明，争鸣各家在学术上都有片面性，它们只有相互吸收，才能做到互补，并使自己的学说趋于完善。如墨子在回答程子的“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时，说：“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13）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百家争鸣在前期和中期，主要表现为争鸣，后期则主要表现为合流。如战国后期两个官办学术中心，齐国的“稷下”与秦国的“吕不韦门客集团”，他们的学术活动，搞的基本都是百家合流。稷下学派的代表作是《管子》，其中既有德家思想，也有礼家思想，还有法家思想等，但是以“礼治”为主；吕不韦门客集团的代表作是《吕氏春秋》其中包含的学术思想更杂：德、礼、法、术、孝、义等均有，以致有人将其误为杂家。其实，这是对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缺乏认识的缘故，杂家根本就不存在。《吕氏春秋》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德”，其余均起辅助作用。百家合流的形式，一是理论上的合流，二是实践上的合流。理论上的合流，礼、德、术等三家做得比较好。礼家，如前引《荀子》、《管子》；德家，如前引《吕氏春秋》；术家，如前引《公羊春秋》、《春秋繁露》等。儒家做得较差，但儒家将《五经》及各《传》都纳入到了其经典之中，这样内容也较丰富，基本上也包括了礼、德、术、义等思想。实践上的合流，主要指当时的统治者们出于自身的需要，同时立几种思想不同的著作为经，作为治国的主导以及辅助思想。如汉初的“黄老之治”，曾立法家的《经法》、《称》、《道原》、《十大经》和老子的《德道经》等为经；武帝时期，置《五经》博士，合《论语》、《孝经》为《七经》等，这些都是在实践上的百家合流。百家合流在百家争鸣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争鸣只是探讨问题，合流才是向解决问题迈进，只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才是最后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秦之所以没能最后解决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并结束百家争鸣，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用“焚书坑儒”来拒绝百家合流，绝对以申、商、韩的术家思想治国，致使其走向了灭亡。汉武帝解决这一问题的关健，就是结合实际进行百家合流。如武帝：在政治思想上虽突出儒家的孝，但其余《六经》均起辅助作用；体制上的双轨制，既吸收了术家的郡县制，也未完全抛弃德、儒、礼、法、孝等家的分封制；主父偃的“推恩令”，既有儒家的仁孝思想，也包含了术家的“术”、“义”等理论；经济上的重农抑商，既有儒、法、德、礼等家的重农重商，也未完全抛弃术家的“诈农灭商”；意识形态上，既有儒、法、德、礼等家的思想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术家的思想禁锢；教育风化上，既有儒家的兴学办校，也有术家的“以吏为师”，如用“举孝廉”与“选三老”为民做表率等。这和秦代在政治上只以申、商、韩术家思想治国，体制上绝对行郡县，经济上诈农灭商，思想上搞专制，教育上“以吏为师”等截然不同。由此可见，要想解决中国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没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
500字左右能论出来点儿什么呢，是作文吧。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