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不知道你可以看哪些书，但是易中天品三国实在令我回味无穷，真的，讲到曹操真的很精彩~~~~~~一个真正的，一个不一样的曹操~~~~~具体是哪一集我也不知道，如果楼主想看就辛苦你去找找了PS 估计我这个答案也不会令你满意，但是看到这个问题，还是忍不住上来瞎扯一番(*^__^*)
再考赤壁之战[摘要]尹韵公先生曾发表《赤壁之战辨》,从参战兵力、时间以及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关键词]赤壁之战;兵力;曹操尹韵公先生于1981年3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赤壁之战辨》,该文认为《资治通鉴》记载的赤壁之战是司马光的歪曲和渲染,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并非大战。尹文中说:“曹军五千轻骑在长阪击败刘备后,继续南下,直趋江陵,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于是乘船东下,不期在赤壁突然同数量上占优势的孙刘联军相遇了,发生了赤壁之战。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在紧迫的时间内发生的,古代交通运输困难,曹操纵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无力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结集。这就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尹先生还从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来说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尹先生的文章引发了史学界对赤壁之战各方面问题的再探讨,时至今日,其探讨还在进行。笔者以绵薄之力,试举几例谨与尹先生商榷。一曹操一方参战兵力数量是轻骑五千吗?为说明赤壁之战的规模,须先搞清楚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在史料可信度较大的东晋以前的早期史料中,涉及曹操赤壁战前兵力数量的有如下几处: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西晋材料、东晋袁宏《后汉纪》等。《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记载了西晋陆机如下所言:“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骑千旅,虎步原隰。”可见,西晋陆机认为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多达“百万”。有类似说法的还有诸葛亮,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又,《三国志·周瑜传》载黄盖与曹操的信中说:“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由此看来,曹操统一北方后已拥兵百万,是当时比较通行的说法。当然,曹操是不可能把所有兵力都投入到赤壁之战中去的。赤壁之战临近之时,曹操在给孙权君臣的劝降书中言:“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曹操的劝降书带有战争讹诈的性质,所谓水军八十万参战不足为信。但赤壁之战来临前夕对于曹操可能的参战人数,周瑜曾这样分析:“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按照周瑜的说法,曹操一方投入的兵力数量可能是十五六万,再加上俘虏刘表的降军七八万,总共是二十三四万。再者,大战将至,当时江东的头面人物,听到曹操几乎不战而定荆州,即将顺流而下的消息,大多“闻之皆恐”(《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望风畏惧”(《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纷纷主张投降,就连长期追随孙坚、孙策征战的孙贲(孙坚之侄)也准备采取单独行动:“遣子入质”(《三国志·吴书·朱治传》)。从周瑜的分析和战前的气氛可以预见,曹操大军将至,将要到来的战役会是一场大战。战争期间的兵力数量历来都是军事机密,连参战对手也需要进行综合分析和猜测,但战后就成了公开的秘密。陈寿《三国志》所载有关曹操兵力数量的记载,虽稍有差异,但并不矛盾。《周瑜传》:“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诸葛恪传》:“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刘表原有十万兵马,减去在刘备、刘琦控制下的两万余名,投降曹操的约为七八万人马。至于曹操率领南下的北方军队数量,学者卢弼认为陈寿所记的诸葛恪语“三十万众”较为可靠,卢弼说:“八十万众,夸辞耳,《诸葛恪传》云操率三十万众可证,亦以三十万为近是”。[1](P897)因为战后兵力数量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参战的人数,规模达到几十万人的赤壁之战。三十多年过去了,物换星移,曹魏政权已处在司马氏的控制之下,江东三万人参加的赤壁之战也已经成为吴国颇为自豪的日常谈资,由不得诸葛恪一人信口开河。台湾林瑞翰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史》也认为赤壁之战曹操所投入的军队数量是“三四十万”。[2](P38)所以,尹韵公先生认为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这是值得商榷的。二从作战时间来看,尹文认为曹操九月占领江陵之后,即率军东下与孙刘联军作战,“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之战的可能性”。这也是值得商榷的。至于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最早记载的是蜀末晋初陈寿(233~279年)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篙、邓义等。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台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救合肥。权闻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东晋袁宏(328~376年)的《后汉纪》记载:“冬十月癸未,日有蚀之。十二月壬午,征前将军马腾为卫尉。是月,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3](P843)可见《三国志》、《后汉纪》都将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标明为“十二月”。后来,范晔(398~445年)将赤壁之战系于该年“冬十月癸未朔”之后、“十四年”之前(《后汉书·孝献帝纪》),《资治通鉴》又进一步将时间框定于十二月之前。[4](PP2087~2094)陈寿生于赤壁之战后二十五年,关于赤壁之战的发生时间,《三国志》无疑是现存最早的原始史料。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鉴别间接史料,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何则?彼所见之直接史料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也。”[5](P99)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三国志》、《后汉纪》的“十二月”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战前周瑜向孙权请求出兵时,谈到当时季节气候,“又今盛寒,马无蒿草”。南方地暖,所谓“盛寒”一般出现在入冬之后。据湖南长沙自然历: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5℃,平均日期是11月27日至12月24日;仲冬(长沙无季冬)的日平均气温<5℃—3℃,平均日期是12月25日至1月31日。湖北鄂州市的自然历是: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6℃,平均日期是11月29至12月18日;季冬(鄂州无仲冬)的日平均气温<6℃—0℃以下,平均日期是12月19日至1月31日。据《中华两千年历书》,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为农历戊子年,闰十二月。农历十月对应的公历时间是10月27日至11月25日。据长沙自然历:初秋10月6日至11月8日,日平均气温<19℃—15℃;仲秋11月9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5℃—10℃。鄂州市自然历是:初秋10月20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9℃—16℃;仲秋10月27日至11月11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2日至11月28日,日平均气温<13℃—10℃。芜湖自然历:初秋10月5日至10月24日,日平均气温在<19℃—16℃;仲秋10月25日至11月9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0日至11月21日,日平均气温<13℃—10℃。孙权当时驻军柴桑(今九江),气候应该与上述地区相近。可见该年10月,长江中下游地区未进入“盛寒”季节。又据《中华两千年历书》,公元208年11月27日为农历十一月初二,11月29日为农历十一月初四, 12月19日为农历十一月廿四, 11月25日为农历十二月初一。战争发生在“盛寒”开始之后,应该说已经进入长沙的仲冬、鄂州的季冬,即农历十一月廿四以后。[6](P70)即使将汉末三国“年平均气温大约比现在低1℃—2℃”的因素考虑在内,[7](P21)发生在“盛寒”时节的赤壁之战也不可能发生在当年农历十月,因为当时长江中游,尚处于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更不用说发生在九月了。三尹文认为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果真如此吗?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是建安十三年(208年),而吴国最高统帅孙权的官职直到建安十三年(209年)才为车骑将军、徐州牧,《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四年,……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显然,孙权所提拔的参战将领,无论功劳再大,自然是不能超过他自己的职位———车骑将军、徐州牧。所以,对于孙权对立功将领所提拔的职位不高就认为是奖励很轻,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参战立功的将领均得到重大升赏,孙权对他们的恩遇和评价是很高的。周瑜攻下南郡,战事才算结束。周瑜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食邑四县。孙权赞扬周瑜:“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后来,孙权称帝后,又对公卿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至于鲁肃,“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孙权特持鞍下马相迎。至于陈普,赤壁之战,陈普“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又进攻南郡,走曹仁。拜普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陈普拜偏将军,领江夏太守,食邑四县。而且,孙权对周瑜、陈普二人给予了特别的关爱,“(周瑜)病卒,时年三十六。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后著令曰:‘故将军周瑜、陈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其余诸位将领,黄盖升拜武锋中郎将,凌统迁校尉,吕范拜偏将军,等等,不一一赘述。综上所述,尹韵公先生在《赤壁之战辨》一文中,从参战兵力、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以及从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所以,在探讨历史问题时,应论之有据,要凭据历史记载,凭据考证和事实。[参考文献][1]卢弼.三国志集结[M].北京:中华书局, 1982.[2]林瑞翰.魏晋南北朝史[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0.[3]周天游.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1965.[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6]《中华两千年历书》编写组.中华两千年历书[Z].北京:气象出版社, 1994.[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 1972, (2).
《后汉书》、《魏志》、《艺文类聚》、《三国志》、《北堂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封氏闻见记》、《通典》、《千金方》、《吴志》、《古文苑》、《初学记》、《水经》、《书钞》、《岱南阁丛书》等等很多书中或多或少都有关于曹操的线索（表、令之类）。另，1974年7月中华书局编辑出版过一本名叫《曹操集》的书（1979年11月出版这部书的译注，既《曹操集译注》），自2006年9月4日开始，历经八个多月，我几乎是一天一贴全部贴到了网上。从表、令开始，每条的出处都有标注，后面还有兵法、曹操年表等。LZ要是有兴趣可以去易中天吧看看，直接贴地址怕被删，现在在易中天吧精品区——‘他山之石’中能看到。发帖人就是我现在的ID。
易中天品三国。且上面还会有一些其他写曹操的书的名字
周瑜年轻有为，相貌堂堂，有勇有谋，而且还取得了二乔美女之称的小乔，抱得美人归简直就是人生赢家。
三国志评曰：“曹公乘汉相之资，挟天子而扫群桀，新荡荆城，仗威东夏，于时议者莫不疑贰。周瑜、鲁肃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孙策：“周公瑾英隽异才，与孤有总角之好，骨肉之分。”吴夫人：“公瑾议是也。公瑾与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视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程普：“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蒋干：“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闲。”刘备：“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王朗：“策勇冠一世，有隽才大志。张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杰，攘臂而为其将。谋而有成，所规不细，终为天下大贼，非徒狗盗而已。”孙权：“公瑾有王佐之资，今忽短命，孤何赖哉！”、“孤非周公瑾，不帝矣。”、“昔走曹操，拓有荆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闻峻亡，仍欲用护，闻护性行危险，用之适为作祸，故便止之。孤念公瑾，岂有已乎？”、“腹心旧勋，与孤协事，公瑾有之，诚所不忘。昔胤年少，初无功劳，横受精兵，爵以侯将，盖念公瑾以及于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后告喻，曾无悛改。孤于公瑾，义犹二君，乐胤成就，岂有已哉？迫胤罪恶，未宜便还，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汉高河山之誓，孤用恧然。虽德非其畴，犹欲庶几，事亦如尔，故未顺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间，苟使能改，亦何患乎！”孙权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吕蒙：“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难继，君今继之。公瑾昔要子敬来东，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且其决计策，意出张苏远矣；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周公不求备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贵其长，常以比方邓禹也。又子明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然其作军，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其法亦美也。”诸葛瑾、步骘上疏孙权：“故将军周瑜子胤，昔蒙粉饰，受封为将，不能养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纵情欲，招速罪辟。臣窃以瑜昔见宠任，入作心膂，出为爪牙，衔命出征，身当矢石，尽节用命，视死如归，故能摧曹操于乌林，走曹仁于郢都，扬国威德，华夏是震，蠢尔蛮荆，莫不宾服，虽周之方叔，汉之信、布，诚无以尚也。夫折冲扞难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贵重，故汉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太山如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书，重以盟诅，藏于宗庙，传于无穷，欲使功臣之后，世世相踵，非徒子孙，乃关苗裔，报德明功，勤勤恳恳，如此之至，欲以劝戒后人，用命之臣，死而无悔也。况于瑜身没未久，而其子胤降为匹夫，益可悼伤。窃惟陛下钦明稽古，隆于兴继，为胤归诉，乞余罪，还兵复爵，使失旦之鸡，复得一鸣，抱罪之臣，展其后效。”北宋大文豪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节录：“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宋词人戴复古的《满江红‧赤壁怀古》节录：“想当时、周郎年少，气吞区宇。万骑临江貔虎噪，千艘列炬鱼龙怒。卷长波、一鼓困曹瞒，今如许。”明代才子高启的《过二乔宅》节录：“孙郎武略周郎智，相逢便结君臣义。奇姿联璧烦江东，都与乔家做佳婿。”清代郑板桥的《念奴娇·周瑜宅》：“周郎年少，正雄姿历落，江东人杰。 八十万军飞一炬，风卷滩前黄叶。 楼舻云崩，旌旗电扫，熛射江流血。 咸阳三月，火光无此横绝。 想他豪竹哀丝，回头顾曲，虎帐谈兵歇。 公瑾伯符天挺秀，中道君臣惜别。 吴蜀交疏，炎刘鼎沸，老魅成奸黠。 至今遗恨，秦淮夜夜幽咽。”
周瑜传
周瑜传
【题解】
周瑜（175—210），字公瑾，东吴四英将第一位，庐江舒城人（今安徽庐江）。幼年与孙策相识，结为生死之交。孙策脱离袁术自立后，周瑜主动投奔，在孙策平定江东的战争中起到了谋士和武将的双重作用，用计谋收服了太史慈。208年，曹操南下，目标直指江东，孙权战和未定。周瑜及时从鄱阳湖赶回，正确分析了曹操远来的种种弊端，使孙权决定与曹操一战。周瑜身为水军大都督，用火攻之计大破曹操，这就是有名的赤壁之战。其后，周瑜攻打南郡，中毒箭。210年，周瑜领兵攻打西川，行至巴丘时箭伤发作，英年早逝，年仅36岁。
【原文】
周瑜字公瑾，庐江舒人也。从祖父景，景子忠，皆为汉太尉。父异，洛阳令。瑜长壮[1]有姿貌。初，孙坚兴义兵讨董卓，徙家于舒。坚子策与瑜同年，独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共。瑜从父尚为丹杨太守，瑜往省之。会策将东渡，到历阳，驰书报瑜，瑜将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谐也。”遂从攻横江、当利，皆拔之。乃渡江击秣陵，破笮融、薛礼，转下湖孰、江乘，进入曲阿，刘繇奔走，而策之众已数万矣。因谓瑜曰：“吾以此众取吴会平山越已足，卿还镇丹杨。”瑜还。
顷之，袁术遣从弟胤代尚为太守，而瑜与尚俱还寿春。术欲以瑜为将，瑜观术终无所成，故求为居巢长，欲假涂（途）东归，术听之。遂自居巢还吴。是岁，建安三年也。策亲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将，即与兵二千人，骑五十匹。瑜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以瑜恩信着于庐江，出备牛渚，后领春谷长。顷之，策欲取荆州，以瑜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从攻皖，拔之。时得桥公[2]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复进寻阳，破刘勋，讨江夏，还定豫章、庐陵，留镇巴丘。
【注释】
[1]长壮：身材魁伟。
[2]桥公：即乔公。乔，古作“桥”。
【译文】
周瑜，字公瑾，庐江郡舒县人。他的堂祖父周景、周景的儿子周忠，都在汉朝当过太尉。周瑜的父亲周异，做过洛阳县令。周瑜身体修长健壮、相貌俊美。当初的时候，孙坚举义兵讨伐董卓，将家眷迁置舒县。孙坚的儿子孙策和周瑜同年，周瑜与孙策交谊深厚。周瑜将大路南面一所大宅院让与孙策居住，还经常去后堂拜见孙策的母亲，各种生活所需两家共通有无。周瑜的叔父周尚为丹杨太守，周瑜前往看望，正好赶上孙策预备东渡长江，到了历阳，孙策派人送信告知周瑜，周瑜领兵前来迎接孙策。孙策十分高兴地说：“我得到了你，大事就顺利了。”于是周瑜跟随孙策前往攻打横江、当利，全都一一攻克。随即又渡江进击秣陵，打败笮融、薛礼，转而攻下湖孰、江乘，进军曲阿，刘繇逃走，这个时候孙策的军队已扩展到几万人。于是他对周瑜说：“我用这支队伍攻取吴、会两郡，平定山越，已经足够了。你还是回军镇守丹杨。”周瑜便回到丹杨。
不久，袁术派自己的堂弟袁胤替代周尚为丹杨太守，于是周瑜和周尚都回到寿春。袁术打算任命周瑜为部将，周瑜分析袁术最终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因此只请求袁术让他担任居巢县县长，目的是打算借道回到江东，袁术同意他的要求。周瑜于是经居巢回到吴郡。这年为建安三年（198）。孙策亲自前来迎接周瑜，授任他建威中郎将，当下便调拨给他二千兵卒及五十坐骑。周瑜当时24岁，吴郡的人都称呼他为“周郎”。孙策因周瑜恩信声震庐江，便派他外出守备牛渚，后又 *** 春谷县县长。不久，孙策打算攻取荆州，任命周瑜为中护军，兼任江夏太守。周瑜跟随孙策进军皖城，并将其攻克。当时得到乔公两个女儿，都有倾国之色。孙策自己便娶了大乔，周瑜就娶了小乔。接着再进军寻阳，打败刘勋，征讨江夏，还军平定豫章、庐陵，周瑜留守巴丘。
【原文】
五年，策薨，权统事。瑜将兵赴丧，遂留吴，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十一年，督孙瑜等讨麻、保二屯，枭其渠帅[3]，囚俘万余口，还备宫亭。江夏太守黄祖遣将邓龙将兵数千人入柴桑，瑜追讨击，生虏龙送吴。十三年春，权讨江夏，瑜为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将士闻之皆恐。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议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讬（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4]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
瑜曰：“不然。操虽讬（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埸，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间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稿草[5]，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擒）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权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注释】
[3]枭：斩首。渠帅：大帅，魁首。渠：大。
[4]蒙冲：具有良好防护的进攻性快艇。又作艨冲、艨艟。
[5]稿草：草料。
【译文】
建安五年（200），孙策去世，由孙权统领军国事务。周瑜领兵前来吊丧。于是留在吴郡，以中护军身份与长史张昭一同掌管军政大事。建安十一年（206），周瑜督率孙瑜等讨伐麻、保二屯，将它们的首领斩首，俘虏余众一万多人，回兵驻守宫亭。江夏太守黄祖派遣部将邓龙带领数千人马进入柴桑，周瑜追击征伐，将邓龙活捉后送往吴郡。建安十三年（208）春，孙权征讨江夏，周瑜被任为前部大督。当年九月，曹操攻入荆州，刘琮率众投降，曹操得到刘琮的水军，水、步两军发展到几十万人，东吴的将士听到这一消息都非常惊恐。孙权召集部下，征询对策。大家都议论说：“曹操乃豺虎之人，然而他借着汉丞相的名义，挟天子以征服天下，动辄就说是朝廷旨意，如今要抗拒他，事情更不顺利。况且将军您所处的形势，能够抵御曹操的，就是长江天险。现在曹操占有荆州全部，加上刘表原先训练好的水军，大船战舰，乃至千数，曹操将它们全部摆开沿江直下，并兼有步兵，水陆两路一齐进发，所谓长江天险，已成为曹操与我方共有的了。而在实力上敌众我寡极为悬殊，不能相提并论。因此最好的方法不如向他投降。”
周瑜说：“不对！曹操虽说名为汉相，实则就是汉贼！将军您以神明威武的雄才，兼有父兄的伟烈功业，割据江东，占地几千里，兵精粮足，英雄乐业，正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铲除奸邪祸患的时候。何况现在是曹操自己前来送死，怎么能反而向他投降呢？请让我为您分析算计一下：如果现在北方局势完全稳定，曹操没有了后顾之忧，当然可以与我们旷日持久地争夺疆土。但能够与我方在水战中争个胜负吗？现在北方的局势既没有得到稳定，加之马超、韩遂在函谷关之西，成为曹操后方之患。况且舍弃骑兵优势，依仗所缴获的战船，来与我吴越之地的军队在水战中争雄，本就不是他们中原人的长处。如今又值严寒季节，军马缺乏草料，驱使中原的士兵远道来到南方江湖之上，水土不服，必然生发疾病。上面所说的四点，都是用兵之中的大忌，而曹操全然不顾，逆向而行。将军要擒获曹操，现在正是最好时机。我请求率领精兵三万，进驻夏口，保证替您打败曹操。”孙权说：“曹操老贼企图废除汉室自立为帝，蓄谋已久，只是顾忌袁术、袁绍、吕布、刘表与我而已。如今他们几位都被歼灭，只有我一人独存，我与老贼，势不两立。你所说应当对他进行抗击，与我的想法完全一致，这是老天爷将你送来协助我的呀！”
【原文】
时刘备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与鲁肃遇于当阳，遂共图计，因进住夏口[6]，遣诸葛亮诣权，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
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径自北归。
瑜与程普又进南郡，与仁相对，各隔大江。兵未交锋，瑜即遣甘宁前据夷陵。仁分兵骑别攻围宁。宁告急于瑜。瑜用吕蒙计，留凌统以守其后，身与蒙上救宁。宁围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战。瑜亲跨马擽[7]陈（阵），会流矢中右肋，疮甚，便还。后仁闻瑜卧未起，勒兵就陈（阵）。瑜乃自兴，案行军营，激扬吏士，仁由是遂退。
【注释】
[6]夏口：今湖北汉口。
[7]擽（lì）：攻击。
【译文】
当时，刘备被曹操打败，企图南撤渡过长江，与鲁肃在当阳相遇，于是两人共同商议抗曹大计。由是刘备也进驻夏口，委派诸葛亮前往拜谒孙权。孙权于是便派遣周瑜与程普等与刘备合力迎击曹操，两军相战于赤壁。此时曹操军队的士兵中有不少人染有疾病，刚一交战，曹军即败，退兵驻扎长江北岸。周瑜等驻军长江南岸。周瑜的部将黄盖说：“如今敌众我寡，难以与之进行持久战。然而观察曹军战船全都首尾相接，可以用火攻将其烧毁打败。”
于是周瑜调拨几十艘大船战舰，船内装满柴草，在柴草上浇满油膏，外面罩上帷幕，上面插上牙旗，先让黄盖写信给曹操，欺说要前来投降。又预备一些轻便快捷的小船，分别系在大船的尾后，于是船队依次向前驶去。曹操军中官兵都伸长脖子在观望，指点船队说黄盖来投降了。黄盖命解开各小船，将大船同时点火。当时风势威猛，大火蔓延江北烧到岸上的曹军营寨。片刻之间，烟火冲天，曹军人马被烧死淹死者不计其数，于是全军败退，返还保守南郡。刘备与周瑜等又合力追击。曹操留下曹仁等驻守江陵城，自己径自退还北方。
周瑜与程普又领军挺进南郡，隔着大江与曹仁对垒。兵未交锋，周瑜即派甘宁前去占据夷陵。曹仁分派出一支部队前去围攻甘宁。甘宁向周瑜告急。周瑜采用吕蒙的计策，留下凌统镇守后方，自己与吕蒙往上游解救甘宁。甘宁之围被解后，周瑜军队便渡江驻扎在北岸，约定日期与曹仁军队大战。周瑜亲自跨马掠阵，被乱箭射中右胸，伤势严重，只好退还。后来曹仁听说周瑜卧床未起，便率兵上阵出战。周瑜于是强行起床，带伤巡察军营，激励将士勇气，曹仁于是只好撤军。
【原文】
权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为奉邑，屯据江陵。刘备以左将军领荆州牧，治公安。备诣京见权，瑜上疏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8]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猝）制，故不纳。
是时刘璋为益州牧，外有张鲁寇侵，瑜乃诣京见权曰：“今曹操新折衄[9]，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10]操，北方可图也。”权许之。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11]病卒，时年三十六。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丧当还吴，又迎之芜湖，众事费度，一为供给。后着令曰：“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
初瑜见友于策，太妃又使权以兄奉之。是时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惟与程普不睦。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12]，其有阙误[13]，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
【注释】
[8]猥：迁就，勉强。
[9]折衄：受挫。
[10]蹙：逼迫。
[11]巴丘：在今湖南岳阳。
[12]三爵之后：谓略有醉意。
[13]阙误：失误。
【译文】
孙权任命周瑜为偏将军，兼任南郡太守。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作为他的奉邑，屯据江陵。刘备以左将军身份兼任荆州牧，治所设在公安。刘备前往京口拜谒孙权，周瑜上奏说：“刘备以枭雄的姿态，且有关羽、张飞熊虎般的猛将，他一定不会长久屈身为他人所用。依我的愚见，现在最好的方法便是将刘备迁置到吴郡，为他修建最豪华的宫室，多给他一些美女及他喜爱的东西，以此满足他的耳目享受，再把关羽、张飞二人分开，各安置在不同的地方，派遣像我这样的人挟制他们，让他们与我们一道作战，大事即可成功。如今迁就他割让土地来资助，让这三个人聚在一起，又都安放在边界疆场，恐怕是蛟龙获得云雨，终非池中所容纳得了的！”孙权考虑到曹操在北方，应当广招天下英雄为是，又担心刘备并非一时制服得了的，因此没有采纳周瑜的建议。
其时刘璋正任益州牧，北面有张鲁为寇相侵，周瑜于是到京口拜见孙权说：“现在曹操刚受挫折，正担心自己内部发生变乱，不能同您对阵作战。请允许我和奋威将军孙瑜一起进军攻取蜀地，得到蜀地之后再吞并张鲁，然后留奋威在那里固守，以便与马超结援呼应，我再回来与您一起占据襄阳进击曹操，这样攻取北方就有希望了。”孙权同意此番言论。周瑜回到江陵，准备行装，然而路过巴丘的时候即发病去世了，年仅36岁。孙权身穿素服哀悼，感动所有部下。当周瑜灵柩运还吴郡时，孙权又往芜湖迎接，举办丧事的所有费用，全部供用不缺。后来又颁布谕令：“已故将军周瑜、程普，他们家的田客，都不能要他们纳税服役。”
当初周瑜被孙策作为好友相待，孙策的母亲又让孙权以尊奉兄长的礼仪对待周瑜。那时孙权的地位还是个将军，各位将军及宾客对他只行一般的礼节，唯有周瑜最先对他表示尊敬，对孙权执臣子礼节。周瑜性情开朗，宽宏大量，很得人心，只与程普不相和睦。周瑜年少的时候曾精心钻研音乐，即使在饮酒三爵之后，弹奏者有什么差错，他也一定能够听得出来，听出来就会回头望一望，所以当时有人编出歌谣：“曲有误，周郎顾。”
《三国演义》是一部艺术地再现汉末三国时期纷纭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历史演义巨著，一部古代的“全景军事文学”。关于它的总体美学风格，一些学者以“阳刚”二字加以概括，这是正确的。不过，对这种阳刚之美的具体表现和美学渊源的研究...www.wsdxs.cn
看姜维，往往会让我想起豫让，春秋侠烈之风的代表。豫让原是晋大夫智伯的门客，智伯被政敌赵襄子所杀，豫让吞炭纹身髡发漆面欲为智伯报仇，两次行刺赵襄子却都没成功。襄子问他："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慨然道："我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当国士报之。"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司马迁安排了赵襄子为这个回答"喟然叹息而泣"，到了他的《报任少卿书》他写了另外一句话，一句流传千古、气冲牛斗的话："士为知己者死"。这里不再仅仅是门客与主人、臣子与国君的关系。俞伯牙是瑶琴圣手，钟子期是一介樵夫，但只为了一声"高山流水"的赞叹，音乐大家为山野村夫砸了琴。无论是黄发还是垂髫，无论是位卑还是官盛，甚至哪怕你已过了奈何桥，在豫让心里，在司马迁心里，在一切配得上"士"这个称号的人的心里，"知己"二字永恒的重量让天地间的一切都显得黯然无光。还有一种说法是"士为知己者用"，这其中的区别并不大，用也好，死也罢，其背后都是同一股热血翻涌，真正的"士"不会在乎他是被用还是驱死，只要目的是为了"知己"，他的选择就是九死不悔。"士为知己者死"，纵观姜维一生，正是这句话最忠实的注脚。刘备白帝托孤时对阿斗说："汝事丞相如父。"而事实上后主与诸葛亮之间却远无"相父"一词表面的亲近，可能是毕竟有着君臣的界限，也可能是个性不合，却不想，六年后，48岁的诸葛亮遇上了年方27岁的姜维，那年是建兴八年，是姜维乃至整个蜀汉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姜维以魏国降将的身份投效了诸葛亮，两人一见如故，既打消了姜维原先不得已而降蜀的勉强，也引发了诸葛亮对培养后备力量的心愿。《三国志》中记载：诸葛亮多次在给蒋琬、张裔等朝廷重臣的书信中称述姜维，这对品评人物向来谨慎，绝少美誉的诸葛亮之词的诸葛亮而言是极为罕见。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更是把这种信重之情加以敷衍，让诸葛亮在处遇时便有"教授平生所学"的感慨；临终时又托付兵书，谆谆相嘱。元《三国志白话》则明点出"维拜武侯为父"，以至使的明朝散文大家李贽批点姜维"又一孔明"，称其为诸葛精神的传人。而直至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他的独子诸葛瞻也还只是个不经人事的8岁孩童，因此，可以说是这种情如父子的关系奠定了蜀汉军政两代领袖之间的信契。诸葛亮发现人才：把姜维从魏国边境的一个微末将领的地位提升为辅汉将军，当阳亭侯；培养人才：此后6年北伐中，任姜维为中护军，时有共商军中大事的采决；重用人才，把蜀汉三军的重担交付给羁旅中归降的姜维，而那年姜维也不过33岁。诸葛亮的识才、爱才、信才、用殴椿?知己"二字的全部意蕴，再加之亲如父子，密如师徒的感情交织，使姜维把整个后半人生义无返顾交付给诸葛亮的夙愿：收复中原。姜维是士，因此，他在摇摇欲坠的王朝里独力苦苦支持大局；在浮华的世俗里守者清素的本心，忍着得志小人的颐指气使；受着昏君莫名的冤屈。悲愤难耐了，引兵退往沓中去屯田，原离你们的构恶和怀疑总可以了吧。他忽略，或者说是根本没考虑过一条道路--权臣的道路。刘禅的才能不如周成王，刘禅的风骨不如高贵乡公，他的君权被诸葛亮架空了十二年之后，蜀汉的政治土壤上是极容易诞生出又一个周公，又一个伊尹的；或者又一个曹操，又一个司马昭的。而放眼朝野内外，有名望，有实权，有地位，有兵势，除了姜维亦不做第二人想；况且他本是魏人，迫不得已而降蜀，进则拥兵自立，退则挟天子以令诸侯，远有曹操，近有司马，鲜活的例子就在眼前，但姜维，到底还是没有这么做。为了他心中的士道，更为了"知己"二字。于是，他为了一句褪色的遗言九伐中原，而放任朝中大权于不顾；他为了一个腐朽的王国呕心沥血，却招来穷兵黩武的责难；他为了一腔热血酬答知己的热血，苦心经营，反落得身死宗灭的下场。姜维的北伐动力和诸葛亮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他生长在曹魏统治较为稳定的北方，刘汉的正统观念也相形淡漠，蜀国政权于他并没有特殊的恩典，刘家宗室于他也缺乏休戚相关的命脉维系。诸葛亮是创业者，他不过是个守成者，守成对他而言是尽为人臣子的本分，更是为士为知己的报恩。姜维最明确而最坚定的目标是为诸葛亮遂愿，而非为蜀汉江山立业，他效忠蜀汉很大程度只因为诸葛亮在蜀汉。由是，他的九伐中原，石营勒兵无可避免地带上了异化的机械性。一而再，再而三，重复到了最后，行为的全部意义幻化在了过程中，而行为的真正目的却忽略为虚无。我有时会想，如果姜维真能实现诸葛亮的夙愿，克服中原，一统天下，那么此后他又将如何定位自己，他始终把自己置于诸葛亮的精神支柱下，在自身的生命中打下了非己性的深刻烙印，一旦支柱消失了，烙印褪除了，他将何去何从，清末大儒王静庵先生激起的水声犹在时空中回响，象征着为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文明的殉葬。因此我又庆幸，姜维到底没有实现诸葛亮的愿望，这是一个王朝，一个政权，一个信念的不幸，但却是姜维本人不幸命运的大幸。老子有两句很著名的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天水城外，受到卧龙赏识，得蒙知遇之恩的姜维是幸运的，他得以开始能展示自身的才能，真正踏上前景灿烂的仕途；但那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姜维没有意识到，这种幸运将堆积成一种大不幸，使他走上了一条悲惨的不归路。炎兴元年，蜀汉亡国。刘禅敕命，姜维不得已而降魏奖钟会，伪与联结，意欲复国。史载，他与钟会出则同车，坐则同席，把酒言欢，情爱日密。只是，谁也无法知道，在着背后姜维真正的心情。他不为自己成了亡国之将而沮丧，反是因为辜负诸葛亮的信托而惭伤；他不会为忠义二字就那么简单地杀身成仁，他记住的是一句话：将以有为也——蜀汉虽亡，但他肩上的重托并没有消失，他的奋斗还要继续进行下去，于是，他写密表给后主：臣定使日月幽而复明，社稷危而转安，这不仅是向后主的承诺，更是他坚持士道的宣言。"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足以解释此后姜维的一切行为。他不会投降，不去退隐，不能自杀。北地王在祖庙自尽，那只是凭着血气之勇的逃避；郤正在舞筵前落泪，那也不过是故作姿态的感伤，逃有什么用，哭有什么用？！蜀汉亡了，几滴血，，几点泪，就能令它复国吗？当然不能！姜维深深意识到这点，他要的不是虚名的忠烈，他该做的是如何去酬答知己的愿望。囚禁邓艾，巧说钟会，他选择了最艰险难行的方法，成则名扬千古，败则身死宗灭，非但身死宗灭，他甚至将被扣上不忠和叛臣的称号，真正的用心良苦却沉埋于邈邈时空。也几乎如此，要不是常璩的《华阳国志》，这段历史将永远沉冤莫白。姜维只犯了一个错，他高估了钟会的能力，结果导致全局失控，钟会的叛乱彻底失败，他的从中取事也因而成了水月镜花。《三国演义》中姜维见大势已去，遂于乱军从中仰天长叹道：“吾计不成乃是天命！”而拔剑自刎。《世说新语》则补充了血淋淋的一笔：维妻子皆伏诛；维死时见剖，胆如斗大。这无疑是整部三国中最悲惨的死法了。但也许姜维宁可选择这样的结局一千次，也决不会选择苟安于世而寿终正寝。江怀庭诗赋姜维：“斗胆尽储亡国恨，九泉应诉武乡侯。”姜维虽未完成诸葛亮的遗愿，但毕竟无愧于心，无愧于知己，无愧于士道，他带着复兴蜀汉的愿望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因而，从某种意义而言，蜀汉精神的灭亡并不在后主舆棺出降的刹那，而是在姜维悲壮自刎的瞬间，只不知当他处于生死交界的那个片刻时，他的眼前是否会重又浮现诸葛亮的音容笑貌。魏晋交替的时期是士风衰微的黑暗时期。几乎就在姜维最后一次兵伐中原的同时，一个不羁的文人集团：竹林七贤冲散了这片黑暗，在史册上重新定义了“风骨”二字。他们是士，可惜他们没有知己可以显示自身价值的沉重，可以把潇洒掺揉入动人心魄的悲壮，依次，他们只能算通脱的名士，不能算负重的侠士。还有一点要提及的是姜维的起止生活，郤正评论为“清素节约”，这与诸葛亮“内无余帛，外无赢财”的风格很是相似：他们二人同样位及人臣，却都以俭持身，不靡不奢，这也正应了诸葛亮著名的那句：“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这是《诫子书》中的话语，诸葛瞻有否心领不得而知，姜维倒是真正意会了。不久之前，一个朋友对我说：“要不是你偏爱姜维，三国中我真要忽略此人了。”不由心下恻然：伯约何其悲哉！蜀汉后期的重要将领竟不为人知，不为人解。复思之，又不禁哑然暗笑：伯约又有何悲？人生在世，得遇知己，得偿知己，毕生之愿足矣，旁人如何看待又与我何干？！由是欣然命笔，虽不期为伯约知言，然士为知己，夫复何求！
论姜维是非功过(转载) 天水夸英俊，凉州产异才。系从尚父出，术奉武侯来。大胆应无惧，雄心誓不改。成都身死日，汉将有余哀。——《三国演义》在姜维的十次出兵行动中,不克而还者五次,胜负各占一半,这对于蜀汉小国而言,已是骄人的战绩了,更展示了姜维忠于汉室的用心。姜维立志于功名而建树不够卓著,实在有诸多无法超越的制约。首先,从根本上审视,蜀汉狭小,财力不支,难以承受连年浩大的军费开支,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持是难以制胜的。其次,其时主政的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姜维有多大的作为,可想而知。即使后来姜维主政之时,也受制于黄皓小儿反侧之患,危及专精。史载:“维本羁旅托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宦官黄皓等弄权于内,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维亦疑之,故自危惧,不复还成都。六年,维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皓征信鬼巫,谓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连自身的安危尚且难保,试想姜维能有多大的功业建树呢?蜀汉如不主动出击北边的魏国,是难于存活的。再说,心存汉室的姜维,既然主宰蜀汉国事,匡复汉室是其历史责任,能否做到则是另一回事,责备姜维屡次兴兵是没有道理的。当然,以区区蕞尔抗衡强大的中原,实有几许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但是,任何已经存在的割据政权,在没有经过实力较量之前,自动放弃统治是绝不可能的!姜维�勉国事的忠荩之心是值得肯定的。姜维一生中最被关注而又议论最多的是蜀汉政权覆亡前后的所谓“假投降”事件。姜维降魏实出于后主敕诏,不得已之举。彼时拒绝了钟会的诱降,此时的弃甲实属无奈。《汉晋春秋》载:“会阴怀异图,维见而知其心,谓可构成扰乱以图克服也,乃诡说会曰:‘闻君自淮南以来,算无遗策,晋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复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谋,欲以此安归乎?夫韩信不背汉于扰攘,以见疑于既平,大夫不从范蠡于五湖,卒伏剑而妄死,彼岂�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绝迹,全功保身,登峨眉之岭,而从赤松游乎?’会曰:‘君言远矣,我不能行,且为今之道,或未尽于此也。’维曰:‘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无烦于老夫矣。’由是情好甚欢。”姜维虽然迫于后主敕令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他的忠悃蜀汉之志却并未泯灭。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并非放弃了心中的信念。《汉晋春秋》的作者习凿齿去三国时代未远,他的记载当属可信。聪明的姜维以历史上谋士名臣功高振主的故事窥探钟会心曲。其实,钟会不臣之心从他构陷邓艾时即已暴露,姜维所说“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一切尽在不言中了。姜维窥破钟会野心,因风借火,巧妙点播。常璩在《华阳国志》中也说:“维教会诛北来诸将,既死,徐欲杀会,尽坑魏兵,还复蜀祚,密书与后主曰:‘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适可旁证。《资治通鉴》在援引常璩之论后说:“姜维之心,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陈寿、孙盛、干宝之讥皆非也。”诚如胡三省所论:“维之智固足以玩弄钟会于股掌之上,迫于时,制于命,奈之何哉!”胡三省显然不赞同陈寿对姜维“明断不周,终致陨毙”的批评,更对孙盛、干宝之论不以为然。孙盛《晋阳秋》说:“盛以永和初从安西将军平蜀,见诸故老,及姜维既降之后密与刘禅表疏,说欲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会事不捷,遂至泯灭,蜀人于今伤之。盛以为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将至,其姜维之谓乎!邓艾之入江油,士众鲜少,维进不能奋节绵竹之下,退不能总帅五将,拥卫蜀主,思后图之计,而乃反复于逆顺之间,希违情于难冀之会,以衰弱之国,而屡观兵于三秦,已灭之邦,冀理外之奇举,不变亦誾哉!”孙盛之论真乃书生迂议!在景跃六年魏兵尚未入蜀之际,姜维就敏感到蜀汉危殆,曾上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姜维传》)后主听信宦�胡说:“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宦官黄皓擅权,连姜维的处境已很危险。再说,钟会大兵压境之际,姜维率众坚守蜀中门户剑阁,迫使粮运不济的钟会“将议还归”!怎么能让把守剑阁的姜维驱驰绵竹!剑阁洞开,守住绵竹还有什么意义!限于篇幅,不再详引。倒是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说了几句公道话:“臣松之以为盛之讥维,又为不当。于时钟会大众既造剑阁,维与诸将列营守险,会不得进,已议还计,全蜀之功,几乎立矣。但邓艾诡道傍入,出于其后,诸葛瞻既败,成都自溃。维若回军救内,则会乘其背。当时之势,焉得两济?而责维不能奋节绵竹,拥卫蜀主,非其理也。会欲尽坑魏将以举大事,授维重兵使为前驱。若令魏将皆死,兵事在维手,杀会复蜀,不为难矣。夫功成理外,然后为奇,不可以事有差牙,而抑谓不然。设使田单之计,邂逅不会,复可谓之愚誾哉!”裴松之的辩驳很有见地。邓艾出奇兵于阴平小道险胜是蜀汉败亡的诱因。设若姜维假投降借钟会之手坑灭魏兵成功的话,蜀汉危而复安也不是不可能的!邓艾是历史的幸运儿,姜维则是蜀汉灭亡悲剧的牺牲者。针对陈寿、孙盛等人之论,刘咸火斤说:“维之忠谋承祚不能发明,不如习孙尚举其事,此本不须讳,何为不书耶!盖素不喜维之私见也。”(《三国志集解》)说孙盛等人不喜姜维,对姜之评价有失偏颇而出于个人好恶,是有依据的。蜀汉名臣郤正被陈寿评为“文辞灿烂,有张、蔡之风,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是蜀中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曾对姜维有所评骘:“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敝薄,资产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激,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擿,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郤正之论涉及姜维的为人品行与操守。身处高位的姜维却生活简素,远离声色诱惑,衣食住行节俭,而且好学不倦,为官清廉,堪称一时之楷模。评价之高,几追诸葛武侯。郤正反感那些誉成毁败,扶高抑下,趋附权贵,褒贬失据的势利之辈,是尤其可贵的。孙盛却很不以为然,他说:“异哉郤氏之论义!夫士虽百行,操业万殊,至于忠孝义节,百行之冠冕也。姜维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违君徇利,不可谓忠,捐亲苟免,不可谓孝;害加旧邦,不可谓义;败不死难,不可谓节;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御侮之任而致敌丧守,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朝,维无一焉。实有魏之逋臣,亡国之乱相,而云人之仪表,斯亦惑矣。纵维好书而微自藻洁,岂异夫盗者分则之义,而程、郑降阶之善。”姜维即为大将，荷国之重，蜀国的晚期内政如此糟糕，但是以攻为守的姜维，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和忠心，以小国硬撼魏军，是何等的气魄，虽然失败了，但是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的。综上所述,姜维是一个历史上是非功过争议颇多的重要人物。姜维归蜀之际就受到诸葛亮垂青并赋予重任,“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好学不倦,清素节约”,表明他是一个韬略过人,操守可风的俊杰。“心存汉室”的夙志至死不渝,多次出兵击魏尽管遭致“玩众黩旅”的贬讥,却是他效法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忠荩。假投降的良苦用心虽引来一些不明就里论者的鄙薄,却无损姜伯约对蜀汉的尽瘁!浅析文化视野下的姜维（转载） 姜维出生于公元202年（建安七年），《三国志？姜维传》说他“仕郡上计掾，州辟为从事。以父冏昔为郡功曹，值羌、戎叛乱，身卫郡将，没于战场，赐维官中郎，参本郡军事”［1］ 1062 （卷44），又说其“少孤，与母居”［1］ 1062 （卷44），可见，身为汉将的父亲姜冏在姜维幼年时就战死了，按汉末辟召制度，姜维被州郡征调为掾属，系按汉例“赐官”。 姜维早年“好郑氏学”［1］ 1062 （卷44），而郑氏经学最重要的两点：一是忠义，即忠于汉室正统；二是统一，即维护国家统一。史载：汉儒蔡邕为王允所杀，“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室之事，谁与正之！’”［2］ 2006 （卷60）。 其时，曹魏已形成统一北方之势，但统治并不稳固，加之本身并非士族，虽以强力压制，但并未获得北方士族的广泛支持，终魏一代，叛乱与内部争斗相伴始终。公元220年曹操死，曹丕篡汉继位，仅曹丕即位后的七年间，就爆发了五次较大规模的战事：公元220年，“文帝即王位，……河西大扰”［1］ 474 （卷15），“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称护羌校尉”［1］ 491 （卷16）；公元221年，“凉州卢水胡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3］ 2194 （卷69）；期间，公元222、224、225年，曹丕三次征吴，均亲临长江。［3］ 2207－2226 （卷69）先吴后蜀的军事规划，也使得曹魏的军事重点一直置于东南，对西凉地区始终无暇顾及，影响薄弱，汉的正统思想仍然深入人心。及至公元241年，蒋琬给刘禅的奏章里还说“羌、胡乃心思汉如渴”［1］ 1059 （卷44）。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姜维从小就形成了强烈的“汉室”正统意识与“汉世之事，谁与正之”的统一且积极用事的价值观，纵观其一生，“汉世之事，谁与正之”也正是他的信念与竭力实践的奋斗目标。正因为姜维有着这样的信念以及由魏仕蜀的特殊经历，使得他的身上展现出了异于魏、蜀士人的瑰丽风姿。 一、珍视生命，珍视自我，强烈的主体文化意识 关于姜维归蜀，据《三国志？姜维传》记载，大致有两种说法： 一是建兴六年，“丞相诸葛亮军向祁山，时天水太守适出案行，维及功曹梁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等从行。太守闻蜀军垂至，而诸县响应，疑维等皆有异心，于是夜亡保上邽。维等觉太守去，追迟，至城门，城门已闭，不纳。维等相率还冀，冀亦不入维。维等乃俱诣诸葛亮。会马谡败于街亭，亮拔将西县千馀家及维等还，故维遂与母相失。”［1］ 1063 （卷44） 另一种说法是“《魏略》曰：天水太守马遵将维及诸官属随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门案行，会闻亮已到祁山，淮顾遵曰：‘是欲不善！’遂驱东还上邽。遵念所治冀县界在西偏，又####吏民乐乱，遂亦随淮去。时维谓遵曰：‘明府当还冀。’遵谓维等曰：‘卿诸人（回）复信，皆贼也。’各自行。维亦无如遵何，而家在冀，遂与郡吏上官子修等还冀。冀中吏民见维等大喜，便推令见亮。二人不获已，乃共诣亮。亮见，大悦。未及遣迎冀中人，会亮前锋为张郃、费繇等所破，遂将维等却缩。维不得还，遂入蜀。”［1］ 1063 （卷44） 显然，无论哪种说法都只能说明姜维归蜀是被迫与被裹附的，连当时魏人“亦以维本无去意，故不没其家，但系保官以延之”，［1］ 1063 （卷44）裴松之也说“臣松之以为……本传及魏略皆云维本无叛心，以急逼归蜀……”。［1］ 1069 （卷44） 对于姜维这样的曹魏“凉州上士”［1］ 1063 （卷44）为何入蜀（汉）并尽忠汉室，仅用受到诸葛亮器重的说法显然很难解释。我认为，首先还是主体价值观的一致，即姜维所秉持的郑氏经学“汉室之事，谁与正之”的信念与诸葛亮“兴复汉室”精神感召的统一，这是姜维最终选择忠于汉室的根本原因，而这也正是诸葛亮深为看重的一点。“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1］ 1063 （卷44），可见，“心存汉室”始终是诸葛亮考察的重心所在。此外，曹魏政局动荡，派系复杂，难以建立功业，施展抱负，姜维怕是不会没有体会的。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姜维才能忠诚任事，据史料记载：姜维一共进行了十一次北伐，仅在其掌权的十年间，就八次出兵伐魏。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在蜀亡后，他才能忍辱负重，巧设计谋，欲“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1］ 1067 （卷44）。充分展现了他珍视生命，珍视自我，不断奋斗，渴求生命价值得到最大发挥的意愿。 二、胸怀远志，雅量洒脱 孙盛《杂记》曰：“初，姜维诣亮，与母相失，复得母书，令求当归。维曰：‘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1］ 1063 （卷44）“当归”是一味草药，以陇西盛产且为上品，姜母以此招子，实受胁迫，史载：“魏太和中，姜维归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书呼维令反，并送当归以譬之。维报书曰：‘良田百顷，不计一亩。但见远志，无有当归。’”［4］ 834 （卷28）。姜维的回书极为巧妙，借同为草药的“远志”回复对方，一语双关，不仅挫败了魏人挟母诱降的图谋，而且义正词严地表达了自己忠于汉室的决心。 姜维因为志远，所以洒脱，因为洒脱，所以豪爽。为了实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的理想与信念，不拘小节，不营私产，不以小事为意，不惜个人荣辱。 蜀汉名臣郤正曾这样评价姜维：“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馀，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擿，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1］ 1068 （卷44） “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可见姜维数次北伐既非为了自固功名，也非为了追求封赏，而是完全出于自身的信念，是自我主体意识发展之中本能的生命张扬与展示，这也正是姜维北伐与后世桓温、殷浩等人北伐的不同之处。“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可见这是真实自我的自然流露，只有真实才会自然，也只有自然才更加真实，在姜维身上，闪现着魏晋沉闷士林中不多见的人性光辉，“自一时之仪表也”。 三、言语与文学 言语反映士人是否善于辞令，和士人的才思与学识息息相关。言辞是否生动，是否机智，是否言之有物，可以反映一个士人的整体素养。 姜维素有辩才，曾于夷陵战后使吴，并颇为孙权所重的蜀汉名士邓芝，“于时人少所敬贵，唯器异姜维云”［1］ 1073 （卷45）。 《三国志？姜维传》载：姜维降钟会，“会谓维曰：‘来何迟也？’维正色流涕曰：‘今日见此为速矣！’会甚奇之”。［1］ 1067 （卷44）姜维寥寥数语，富于机辩，不卑不亢，有力有节，既表现了奉敕降敌的无奈，也表露了内心不屈的傲然之气。 而最能展现姜维言辞与机敏的还是那段游说钟会的言辞： 《汉晋春秋》曰：“会阴怀异图，维见而知其心，谓可构成扰乱以图克复也，乃诡说会曰：‘闻君自淮南已来，算无遗策，晋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复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谋，欲以此安归乎！夫韩信不背汉於扰攘，以见疑於既平，大夫种不从范蠡於五湖，卒伏剑而妄死，彼岂暗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绝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岭，而从赤松游乎？’会曰：‘君言远矣，我不能行，且为今之道，或未尽於此也。’维曰：‘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无烦於老夫矣。’”［1］ 1067 （卷44）谈话中，姜维将取先予，欲擒故纵，先以韩信之事示之，再以范蠡之隐劝之，最后逼钟会说出心里话。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因风点火，巧妙布局，成功说服钟会叛魏，展现了姜维敏锐的洞察力与言谈技巧。千年之后，当胡三省读至此处，也不禁深深叹息“维之智固足以玩弄钟会于掌股之上，迫于时，制于命，奈之何哉！”［3］ 2478 （卷78） 姜维还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他的文章简洁质朴，凝练精致，记述人物，宛若亲临，文风影响着当时魏晋乃至后世文坛，虽然目前保存下来的作品很少，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窥见一斑： 姜维曾上书刘禅，请求追谥赵云：“云昔从先帝，劳绩既著，经营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书。当阳之役，义贯金石。忠以卫上，君念其赏；礼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殒身。谨案《谥法》：‘柔贤慈惠曰顺，执事有班曰平，克定祸乱曰平。’应谥云曰‘顺平’矣。［1］ 951 （卷36）” 蒲元是蜀汉时期著名的工匠，曾经为蜀汉军队铸刀三千口，姜维为此事写过传记。文笔平实质朴，简约流畅，记述人物语言生动简洁，宛若亲临，堪称汉末至魏晋志人小说的典范。 我们不妨选取一段以与后期同类文作相比较： 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鼻类之事出若神，不尝见锻功……熔金造器，特异常法。”［5］ 1390 （卷62）（姜维《蒲元别传》）“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陈图，咸得其要云。”［1］ 1067（陈寿《诸葛亮传》） 据《华阳国志》记载，陈寿曾经担任卫将军姜维的主簿，［6］ 849 （卷11）怕是不会没有看过这篇文章，钟会说姜维怀“文武之德”［1］ 1066 （卷44），看来实非虚誉。徐公持在《魏晋文学史》中说“如姜维《蒲元别传》，上承刘向，下启魏晋，于志人小说领域别开生面。”［7］ 222 钱钟书认为《全唐文》记载陆鸿渐品茶与《中朝故事》记载李德裕辨水，“皆似踵蒲元事”。［8］ 1098－1099 四、品藻与深情 魏晋士人十分看重品藻，也即品评人物，他们认为，通过品评人物，可以分出士人高下流品，姜维深厚的人格魅力，在与之接触过的士人中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亮与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书曰：‘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1］ 1063 （卷44）诸葛亮善于察人，几近严苛，这也是蜀汉后期人才凋零的原因，但他对姜维的信任与肯定让人出乎意料，对一个被胁迫归附的敌国将领如此看重，而且使“教中虎步兵”［1］ 1063 （卷44），可见，他对姜维是进行了全方位考察的。李永南（李邵）、马季常（马良）都是蜀汉名士，诸葛亮如此赞许一个人，这是极为少见的。 钟会是魏晋名士，并以品评人物而著称，曾自撰《四本论》。《魏志》曰：“‘（钟）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9］ 106 （卷上）钟会品评人物注重才性合，虽然钟会自己并不能做到这一点，但从他对姜维的评价来看，姜维无疑是符合的。“会与维出则同舆，坐则同席，谓长史杜预曰：‘以伯约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胜也’”［1］ 1067 （卷44），钟会品藻的对像是曾经在中原士林极具盛名的公休、太初。公休、太初是诸葛诞和夏侯玄的字，诸葛诞和夏侯玄都是中原名士，夏侯玄精通玄学，被誉为“四聪”之一，他与何晏等人开创了魏晋玄学的先河，是早期的玄学领袖。在政治上，夏侯玄也颇有建树，他提出“审官择人”“除重官”“改服制”等制度，司马懿认为“皆大善”98 （卷9），是位既有能力，又负声望的魏晋名士。如此评价，反映了钟会对姜维由衷的赞许与赏誉。 正因为珍爱生命，珍爱自我，重视自我价值的发挥与体现，姜维始终有着清晰的自我主体意识，他把兴复汉室的事业与自己的人生价值相统一，伪降后还在日夜谋划复蜀，他密书与后主言道“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6］ 595 （卷7），一片老臣之心，昭然可鉴。因为真实，所以深情，这是对个人主体的深情，也是对国家社稷的深情，因为有这样的深情，他才能够全力赴国，舍身卫国，竭力谋国，以身殉国！ 干宝说：“姜维为蜀相，国亡主辱弗之死，而死于钟会之乱，惜哉！非死之难，处死之难也。是以古之烈士，见危授命，投节如归，非不爱死也，固知命之不长而惧不得其所也。”［1］ 1069 （卷44）而我却以为，作为辅政大臣，肩负的是国家与社稷的命运，处死容易，而忍辱负重，运筹谋国，却是极为艰辛的，除了要面对世人的诟伤与误解，还要痛苦地与自我做斗争。虽然事败，未能复蜀，但正如元初史学家胡三省所说的“姜维之心，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3］ 2481 （卷78） 参考文献： ［1］ （晋）陈寿.三国志［M］. （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 （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 （元）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 ［4］ （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6］ （晋）常璩.华阳国志校注［M］.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 ［7］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8］ 钱钟书.管锥篇（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9］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校笺［M］.徐震堮（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
三国时期，在汉代的基础上茶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广雅》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酒醒，令人不眠。”记录了当时的制茶和饮茶方式：将采摘来的茶叶进行加工，用火焙之至颜色变成赤色，用茶碾将焙好的茶叶碾成细末，加上油膏，制成茶饼，装入瓷器中保存，饮用时，待水烧沸，将茶饼碾成茶末后倒入锅中，再加上葱、姜等调料，煮好后即可饮用了，都是现在制茶的雏形 我们在酒桌上经常会听到诸如“不胜酒力就以茶代酒”此类的话，为什么是“以茶代酒”？难道仅仅是不能喝酒的一种托词？其实这是三国时期有关茶的一个典故。陆羽《茶经》里曾记载，三国时吴国的第四代国君孙皓，在位17年，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六路出岳攻关，孙皓出降，后封“归命侯”。他每次设宴，座客至少铭酒七升，虽可不完全喝干，但要斟上，并亮盏说干。博学多闻的韦耀酒量不过二升，孙皓对他以礼相待，暗中赐茶，这就是孙皓开创以茶代酒之先例。演变到现在又是一种休闲的开会方式—茶话会。二，元旦饮椒柏酒、屠苏酒、吃五辛盘、胶牙饧；元宵喝豆粥（宋代才有汤圆）、赏灯、吃小点心；寒食节（一个月，曹操下令革除，改为三天）吃饧大麦粥（一种糕）、干粥（有点像现代的即食粥）、煮鸡蛋、盐醋拌生菜之类（北魏时才有饼类）；端午节吃角黍（粽子）、饮菖蒲酒、雄黄酒；中秋是唐以后才过的，那时没有；重阳要佩茱萸、食蓬饵（米粉糕）、饮菊花酒。三，1投壶：“投壶之礼”和“投壶之戏” 投壶自产生时起就具有两种属性，一为礼仪，一为游戏。早期的投壶，“礼”的成份为主，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投壶游戏性的一面日益加重，规则也不断变化。2，三国时期长期战乱，那个时候的人们改变了财产观。鉴于战乱中许多豪族被杀的教训，诸如像夏侯敦、吕蒙、陆逊、诸葛亮等都不聚财，或者的时候尽量用完，有多余分给朋友或亲戚。三国后期，许多士大夫喜欢泡药酒来喝，服用五石散。四、穿着魏武帝执政时期大行俭朴之风，后宫的女人们从不穿锦制品的衣服，穿点麻布衣服就差不多了。魏明帝时期，皇帝的衣服可以“刺绣”，公卿只能用“织”的方法。例如；深衣：首先说说汉代服制。汉代服制在三国演义中呈现的主要有曲裾深衣，直裾深衣，和襦加禈三样，男子方面，还有儒裙的式样，至于女子儒裙等其他的服制，则没有出现，汉服具备独特的形式，其基本特征是交领、右衽、系带、宽袖，又以盘领、直领等为其有益补充；汉服的基本款式大约有九类，在基本款式下又因其领口、袖型、束腰、裁剪方式等的不同变化演绎出几百种款式。 深衣是最能体现华夏文化精神的服饰。深衣象征天人合一，恢宏大度，公平正直，包容万物的东方美德。袖口宽大，象征天道圆融；领口直角相交，象征地道方正； 背后一条直缝贯通上下，象征人道正直。深衣是最能体现华夏文化精神的服饰。深衣象征天人合一，恢宏大度，公平正直，包容万物的东方美德。袖口宽大，象征天道圆融；领口直角相交，象征地道方正； 背后一条直缝贯通上下，象征人道正直。腰系大带，象征权衡；分上衣、下裳两部分，象征两仪；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分上衣、下裳两部分，象征两仪；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象征一年十二月。直裾深衣直裾：裾边在身侧。汉代以后，由于内衣的改进，曲裾绕襟已属多余，本着经济胜过美观的历史发展原则，至东汉以后，直裾逐渐普及，成了深衣的主要模式有些曲裾外面套着大袖衣，这种式样的大袖衣是有的，中间有根系带，这在别的影视剧中看不到。禈：又作“裩”。满裆裤。以别于无裆 的套裤而言，可以外穿~~禈再短，就是犊鼻裤，司马相如穿过。衣袖：汉代服装有窄袖和宽袖之分，同时出现了一种叫做“垂胡形衣袖”，的袖子，即衣袖肥大下垂，但在袖口处突然收紧，这样衣袖就可以兼作口袋用，放一些日常使用的零钱、香袋等物。我们看《三国演义》中的“垂胡形衣袖”是很多的，因为这种穿法，在魏晋名士中很流行，因它很方便。鹤氅：魏晋时期的名士，喜着一种以鸟羽作的衣服，衣身通常做得非常宽大,两袖也异常宽博,有时干脆不用衣袖,制如披风,穿在身上有飘曳之感。也有人说，鹤氅就是一种以真丝制成的衣服，使得穿着的人有飘逸如鹤的感觉，所以说叫鹤氅。帷帽：女子骑马，遮脸之用头冠：三国演义对汉朝冠式表现的精准而多样，这是其他历史剧不能比的。汉代的文官多戴进贤冠，冠下衬有介帻（一种头巾）；武官戴武弁大冠，配平巾帻。文官的进贤冠，下有介帻，用以包住头发。秦末汉初时，比较流行不带帻的无帻冠獬豸冠：《后汉书·舆服志》下：“法冠，一曰柱后，……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此冠为执法者所戴。委貌冠：长七寸，高四寸，上小下大，形如复杯，以皂色绢制之，与玄端素
最佳答案-网友投票选出 论《三国演义》中庞统形象审美特色【内容提要】在《三国演义》众多文臣武将和如云强手中，庞统可谓独具特色的一位。庞统在作品中存在时间不长，所占篇幅不多，生卒短暂。然而却以其曲折的生平、独特的个性、奇绝的才智、辉煌的人生而给读者留下了回味无穷的意趣。庞统是个难得的奇才、刚正的狂士、豁达的诤臣。(一)难得的奇才庞统形象的审美意趣，首先源于其性格中奇的特征。奇者：一曰罕见，二曰杰出、超凡。本文称庞统为奇才，二者兼而有之。庞统的奇才大智享誉荆襄，盛传江东。孙权早闻大名，周瑜多用其计；刘备久闻芳名，孔明深服其智；鲁肃称其谋略不减于管乐，枢机可并于孙吴。然而却遭遇坎坷。或埋没于襄阳，或屈沉于江东；或遭孙权冷落，或受刘备屈待；甚而公瑾屡用其谋，竟未授其职；为东吴建奇功，却不被吴主所认可。庞统之屈可谓奇也。正是庞统之奇才被屈待构成了其独特的审美意趣。1.名士交口赞奇才称庞统为奇才，首先在于庞统颇得当时天下名士贤才的赞赏，盛名布于海内。刘备为躲避蔡氏兄妹所谋杀身之祸，马跃檀溪，逃难至南漳水镜先生庄上，水镜指点道：“天下奇才，尽在于此，公当往求之。”“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见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73年12月第3版308页)小说作者在此通过著名隐士司马德操之口将庞统作为天下奇才推荐给刘备。庞统不仅享誉襄，而且名播江东。据小说介绍，庞统因避难寓居江东期间，周瑜通过鲁肃多次请教庞统，并多用其谋。鲁肃因深知庞统之大智奇才，在刚继任督都之职时，就向孙权举荐了庞统。肃称统：“上通天文，下晓地理；谋略不减于管乐，枢机可关于孙吴；往日公谨多用其言，孔明亦深服其智。”(同上488页)可见，庞统之奇才大略深得当时天下名士赞赏推崇。孙权以貌相人，以偏爱取才而冷落庞统。鲁肃深感惋惜，称赞关安慰庞统道：“公抱匡济之才，何往而不利?”(同上489页)当肃得知统欲投刘备时，支持并嘱咐道：“无使孙、刘互伐，同力破曹。”统答曰：“此某平生之素志。”(同上)可见统之见解高远，枢机超凡。倘孙、刘长期联盟，同力破曹，便会无往而不胜。可惜孙刘两方众多文臣武将持此见解者仅鲁肃、庞统、孔明等寥寥数人。甚至连被称为世之枭雄的刘备也能认识到孙刘联明的极端重要性。否则，岂有夷陵之败?乃至孙刘两大集团最终被魏方所灭?象庞统这样才智过人，机谋深远之士也被孙权所冷待，只能证明孙权也是一个目不识珠之辈。三国之争从根本上讲是人才之争。在小说中作者对庞统之才极为赏识推崇，对其才智被埋没，被屈待深感惋惜。鲁肃在写给刘备的荐书中推崇道：“庞士元非百里之才。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展其骥足。”并特别提醒道：“如以貌取之，恐负所学，终为他人所用，实可惜也!”(同上490页)孔明在东吴吊丧期间，曾面晤庞统，并写有荐书给刘备，推荐庞统。当孔明从东吴回，问及庞统时，刘备称统“近治耒阳县，好酒废事。”孔明闻言笑道：“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所学，胜亮十倍。”并指出：“大贤若处小任，往往以酒糊涂，倦于视事。”(同上)刘备方根据张飞、孙乾考察的情况和鲁肃、孔明的举荐，纠正屈待大才的过失，拜庞统为副军师、中郎将，与孔明共选方略。小说在描写庞统曹冷遇被屈待的情节时，充满赞赏而惋惜的审美情调。这情调是作者对人才被屈待的深深遗憾，对健全人才环境的热切呼唤。它撞击着读者的心灵，感染着读者的情绪，启示后世善待贤才。2.巧授连环展骥才在名士的口碑中，庞统是学识渊博而未展骥足的奇才。在实践中，庞统谋略枢机如何呢?在现实中，庞统不愧为有经天纬地之才的贤士。小说作者以极为赞赏的笔调表现了庞统在实践中所显示的奇智神谋，给读者以妙不可言、美不胜收的审美享受。鲁肃将庞统推荐给孙权时说：“往日公瑾多用其言，孔明亦深服其智。”此非虚言。在庞统寓居东吴期间，虽未正式拜授任何职衔，但在事实上已充任着东吴谋士之职。《三国演义》第47回“庞统巧授连环记”就描写了庞统受周瑜之邀，以过人的智慧机敏向曹操巧授连环记，使操自锁战船的精彩场面。其间，庞统的谋略枢机得到出神入化的表现，达到令人惊叹的境地。面对曹操八十三万大军压境之势，周瑜使鲁肃问策于庞统，统先献“火攻”之策，后献“连环”之计。周瑜犹伯乐得千里马，深服庞统之论，使肃请庞统出山为其施行连环记。曹操被称为世之奸雄，对其施计谈何容易!非智谋超常、胆识过人者莫敢当此大任。周瑜知人善任，对肃曰：“为我行此计者，非庞士元不可。”果不出周瑜所料，庞士元以杰出的才学、超凡的智慧、随机应变的高招圆满完成了巧施妙计的任务。统先装成怀才不遇、对周瑜极为不满、而遁迹于西山草庵的隐者，赢得了生性愚拙、出使东吴的蒋干信任，得以被引入曹营。得见曹操后，就根据操之心理、性格特点，用骄兵之计和献媚之词，又获得了操的信赖。从而乘机查清了曹军布阵情况。同时，极尽夸赞奉迎之能事，使踌躅满志的曹操得意忘形，完全失去了戒备，进而获得了与操同桌共饮，畅谈兵机的殊遇。此时，庞统便以自己渊博的学识，与操“高谈雄辩，应答如流”，使操“深为敬服，殷勤相待”。当统获得操深深敬服之后，便开始佯装醉意，又以关切的语气、投石探路船问道：“敢问军中有良医否?”当操答：“水军多疾，须用良医治之”时，统便指出水军呕吐的原因：“大江之中，潮涨潮落，凡浪不息；北兵不惯乘舟，受此颠簸，便生疾病。”而此问题正是操所忧虑之事。如何不求良策?于是庞统乘机便授其计，使操“以大船小船各皆搭配，或三十为一排，或五十为一排，首尾用铁环连锁，铺上阔板。休言人可渡。马亦可走矣。乘此而行，任它风浪上下，复何惧哉?”(同上)操入魔也似中计，反下席而谢。真乃智者奇者庞统也!正如小说中诗曰：“赤壁鏖兵用火攻，运筹决策尽皆同。若非庞统连环计，公瑾安能立大功。”(同上)庞统能智胜生性多疑、诡计多端的曹操，可见其智绝才奇和出神入化的应变能力。小说中庞统奇智胜奸雄的情节场面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漾溢着袭人的妙趣。读之，令人兴味盎然，精神愉悦。3.明察善断理事才若说在赤壁之战中，庞统智献火攻之策，巧授连环之记显示出庞统高超的决策能力和随机应变能力的话，那么“耒阳县庞统理事”则表现了庞统非凡的理事才能。庞统满怀匡世之志、济民之才欲意安邦济世却遭冷遇，最后只得抱屈来到山僻小县任县令。终日以酒取乐，不理政事。刘备得知便派张飞、孙乾前往巡察。统衣冠不整，扶醉而出。张飞见之，责其尽废县事。统不加申辨，“随即唤公吏，将百日所积公务都取来剖析，吏皆纷然赍抱案卷上厅。诉词被告人等，环跪阶下。手中批判，口中发落，耳内听词，曲直分明，并无分毫差错。民皆叩首拜伏。不到半日，将百日所积之事，尽断毕了。”(同上490页)投笔于地而对张飞曰：“所废之事何在?量此小县，何足介意。”(同上)在此作者以叹赏的笔调表现了庞统明察善断的洞察决断之才、干炼果决的理事之才和快捷神速的办事效率。目睹此情此景张飞惊叹道：“先生大才，庞统不仅是位面对险境强敌能随机应变、智胜强手的奇才，而且是一位明察善断的理事奇才。目睹庞统敏捷干炼的理事情节，不禁令人叹为观止。4.经天纬地匡济才庞统的满腹经伦和雄才大略，犹如蓄足能量的熔岩，直至为刘备取川时，才得以愤发。刘备取川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庞统的运筹决策。在议取西川的过程中，庞统的学识机谋得淋漓尽致的表现。刘璋纳张松之策，拟引刘备入川，以拒张鲁入侵。璋遣法正为使面晤刘备后，刘备仍犹豫不决，独坐沉吟。刘备所犹豫沉吟者何?其实先取西川为基业，而后图谋大业之方略，早在孔明“隆中决策”中已定。刘备自起事以来，东奔西走，走征北战，无立足之地。暂时驻足的荆州，在名义上还属借用东吴之地。刘备如何不时刻想取西川?他曾对孔明、张松、法正等表示：非欲不想取荆州刘表、益州刘璋而代之，而是顾忌“同宗相攻，恐人唾骂，失信义于天下。”此即刘备困惑犹豫的根本原因。庞统以敏锐的观察、理智的思考抓住张松议献西蜀的契机，运筹谋划，制定出取西川的谋略方针。尤其是针对刘备以“仁义取天下”指导思想的偏执之处，提出了“宜从权变”的英明思想。从而为困惑中的刘备指点迷津、拨开云雾和大展宏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清除了开拓西川基业的思想障碍。庞统为刘备消除思想顾虑，先从树立取川信心开始。他从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分析了西川优势、荆州劣势。在“天时”方面，他根据张松所讲：“刘璋禀性暗弱，不能任贤用能；张鲁在此，时思侵犯；人心离散，思得明主”的西川形势，督促刘备迅速取川。否则，将失去这一天赐良机。在“地利”方面，把益州与荆州的利弊进行了对比。他推崇张松的见解，指出：“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地成业”的地理位置；又指出益州的地利优势：“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在“人和”方面也分析了取川的有利条件：“今幸张松、法正为内助。”真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备，可谓千载良机。此时不取更待何时?听 2009/01/07
三国时期，在汉代的基础上茶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广雅》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酒醒，令人不眠。”记录了当时的制茶和饮茶方式：将采摘来的茶叶进行加工，用火焙之至颜色变成赤色，用茶碾将焙好的茶叶碾成细末，加上油膏，制成茶饼，装入瓷器中保存，饮用时，待水烧沸，将茶饼碾成茶末后倒入锅中，再加上葱、姜等调料，煮好后即可饮用了，都是现在制茶的雏形 我们在酒桌上经常会听到诸如“不胜酒力就以茶代酒”此类的话，为什么是“以茶代酒”？难道仅仅是不能喝酒的一种托词？其实这是三国时期有关茶的一个典故。陆羽《茶经》里曾记载，三国时吴国的第四代国君孙皓，在位17年，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六路出岳攻关，孙皓出降，后封“归命侯”。他每次设宴，座客至少铭酒七升，虽可不完全喝干，但要斟上，并亮盏说干。博学多闻的韦耀酒量不过二升，孙皓对他以礼相待，暗中赐茶，这就是孙皓开创以茶代酒之先例。演变到现在又是一种休闲的开会方式—茶话会。二，元旦饮椒柏酒、屠苏酒、吃五辛盘、胶牙饧；元宵喝豆粥（宋代才有汤圆）、赏灯、吃小点心；寒食节（一个月，曹操下令革除，改为三天）吃饧大麦粥（一种糕）、干粥（有点像现代的即食粥）、煮鸡蛋、盐醋拌生菜之类（北魏时才有饼类）；端午节吃角黍（粽子）、饮菖蒲酒、雄黄酒；中秋是唐以后才过的，那时没有；重阳要佩茱萸、食蓬饵（米粉糕）、饮菊花酒。三，1投壶：“投壶之礼”和“投壶之戏” 投壶自产生时起就具有两种属性，一为礼仪，一为游戏。早期的投壶，“礼”的成份为主，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投壶游戏性的一面日益加重，规则也不断变化。2，三国时期长期战乱，那个时候的人们改变了财产观。鉴于战乱中许多豪族被杀的教训，诸如像夏侯敦、吕蒙、陆逊、诸葛亮等都不聚财，或者的时候尽量用完，有多余分给朋友或亲戚。三国后期，许多士大夫喜欢泡药酒来喝，服用五石散。四、穿着魏武帝执政时期大行俭朴之风，后宫的女人们从不穿锦制品的衣服，穿点麻布衣服就差不多了。魏明帝时期，皇帝的衣服可以“刺绣”，公卿只能用“织”的方法。例如；深衣：首先说说汉代服制。汉代服制在三国演义中呈现的主要有曲裾深衣，直裾深衣，和襦加禈三样，男子方面，还有儒裙的式样，至于女子儒裙等其他的服制，则没有出现，汉服具备独特的形式，其基本特征是交领、右衽、系带、宽袖，又以盘领、直领等为其有益补充；汉服的基本款式大约有九类，在基本款式下又因其领口、袖型、束腰、裁剪方式等的不同变化演绎出几百种款式。 深衣是最能体现华夏文化精神的服饰。深衣象征天人合一，恢宏大度，公平正直，包容万物的东方美德。袖口宽大，象征天道圆融；领口直角相交，象征地道方正； 背后一条直缝贯通上下，象征人道正直。深衣是最能体现华夏文化精神的服饰。深衣象征天人合一，恢宏大度，公平正直，包容万物的东方美德。袖口宽大，象征天道圆融；领口直角相交，象征地道方正； 背后一条直缝贯通上下，象征人道正直。腰系大带，象征权衡；分上衣、下裳两部分，象征两仪；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分上衣、下裳两部分，象征两仪；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象征一年十二月。直裾深衣直裾：裾边在身侧。汉代以后，由于内衣的改进，曲裾绕襟已属多余，本着经济胜过美观的历史发展原则，至东汉以后，直裾逐渐普及，成了深衣的主要模式有些曲裾外面套着大袖衣，这种式样的大袖衣是有的，中间有根系带，这在别的影视剧中看不到。禈：又作“裩”。满裆裤。以别于无裆 的套裤而言，可以外穿~~禈再短，就是犊鼻裤，司马相如穿过。衣袖：汉代服装有窄袖和宽袖之分，同时出现了一种叫做“垂胡形衣袖”，的袖子，即衣袖肥大下垂，但在袖口处突然收紧，这样衣袖就可以兼作口袋用，放一些日常使用的零钱、香袋等物。我们看《三国演义》中的“垂胡形衣袖”是很多的，因为这种穿法，在魏晋名士中很流行，因它很方便。鹤氅：魏晋时期的名士，喜着一种以鸟羽作的衣服，衣身通常做得非常宽大,两袖也异常宽博,有时干脆不用衣袖,制如披风,穿在身上有飘曳之感。也有人说，鹤氅就是一种以真丝制成的衣服，使得穿着的人有飘逸如鹤的感觉，所以说叫鹤氅。帷帽：女子骑马，遮脸之用头冠：三国演义对汉朝冠式表现的精准而多样，这是其他历史剧不能比的。汉代的文官多戴进贤冠，冠下衬有介帻（一种头巾）；武官戴武弁大冠，配平巾帻。文官的进贤冠，下有介帻，用以包住头发。秦末汉初时，比较流行不带帻的无帻冠獬豸冠：《后汉书·舆服志》下：“法冠，一曰柱后，……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此冠为执法者所戴。委貌冠：长七寸，高四寸，上小下大，形如复杯，以皂色绢制之，与玄端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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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几度夕阳红。 ——题记 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品读《三国演义》时的兴奋与激动，以至现在对《三国演义》还有一种念念不忘之情，最后一次品味后的领悟与感受还记忆犹新……奸绝——曹操第一次读完《三国演义》后，印象最深的便是曹操。再读完后，便毫不犹豫地把曹操定位于反动派角色这一范围内，尤其在看到他怒杀亲戚一家时，更是厌恶到极点。但后来自己细细品味时，方才明白其中内涵。 如果站在曹操的立场上想想，在那样情况下，听到要杀什么的时候，心中想到的一定是杀自己。这样的话，失手杀自己亲戚一家也情有可原，假如是我的话自然如此。其实，我在这里也很佩服曹操的，“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一点值得肯定。 想通这一点，后面曹操所做的事便值得理解。作者罗贯中曾评价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也是我对曹操的评价。所谓“奸雄”就是曹操性格最全面的概括，他有奸诈的一面，但又不同于董卓之流的小人之奸，因为他还有谋取霸业、统一天下的雄才大略。有时，他却很狭隘，甚至说过“宁教我负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负我”这样极端自私的话。有时却具有宽容的态度，当刘备、关羽屈居于他之下时，他都曾以礼相待。这样看似矛盾的言行，使他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深度的典型人物。 智绝——诸葛亮 刘备三顾茅庐后，伴随着的便是诸葛孔明的出山。他的出山，意味着三分天下的局面拉开了序幕；他的去世，则意味着三国局面的瓦解。 诸葛亮被作者赋予了超人的智慧，因此，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也深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却为刘备“三顾茅庐”的真诚所打动，毅然投入到了“复兴汉室”的事业中，知其不可而为之，构成了《三国演义》最为悲壮的故事情节。 其实，我认为诸葛亮并不是“智绝”，而应该是“恋绝”。纵观诸葛亮一生，诸葛亮对刘备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隆中决策，拉开三分天下的序幕；舌战群儒，坚定孙权抗曹的决心；三气周瑜，稳定荆州根据地；刘备伐吴，白帝托孤于孔明。诸葛亮忠心耿耿，为蜀南征北伐，七擒孟获，大出祁山以及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等，进一步充实了他的智慧形象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完美人格。 还记得当自己看到诸葛亮病死五丈原时，自己哭了很久，对诸葛亮既感到可怜，又感到可悲。还记得诸葛孔明病逝前的那段话：“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不禁让我感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回神而思，或许作者取名《三国演义》是有一定涵义在内的。仔细想想，又觉得实在意味深长。“义”字谐音“绎”，即“演绎”。或许作者这样写便是为了“演绎”出一个道理，那便是——“义”。而这种“义”就是一种源于社会下层的团结互助、肝胆相照的高贵品质，温润的兄弟之谊和手足之情。“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作者反复强调着这句话的思想，实在令人耐人寻味，引人深思。我至今还未理解这句话，但我知道，我会继续探究下去的。
《后汉书》、《魏志》、《艺文类聚》、《三国志》、《北堂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封氏闻见记》、《通典》、《千金方》、《吴志》、《古文苑》、《初学记》、《水经》、《书钞》、《岱南阁丛书》等等很多书中或多或少都有关于曹操的线索（表、令之类）。另，1974年7月中华书局编辑出版过一本名叫《曹操集》的书（1979年11月出版这部书的译注，既《曹操集译注》），自2006年9月4日开始，历经八个多月，我几乎是一天一贴全部贴到了网上。从表、令开始，每条的出处都有标注，后面还有兵法、曹操年表等。LZ要是有兴趣可以去易中天吧看看，直接贴地址怕被删，现在在易中天吧精品区——‘他山之石’中能看到。发帖人就是我现在的ID。
论姜维是非功过(转载) 天水夸英俊，凉州产异才。系从尚父出，术奉武侯来。大胆应无惧，雄心誓不改。成都身死日，汉将有余哀。——《三国演义》在姜维的十次出兵行动中,不克而还者五次,胜负各占一半,这对于蜀汉小国而言,已是骄人的战绩了,更展示了姜维忠于汉室的用心。姜维立志于功名而建树不够卓著,实在有诸多无法超越的制约。首先,从根本上审视,蜀汉狭小,财力不支,难以承受连年浩大的军费开支,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持是难以制胜的。其次,其时主政的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姜维有多大的作为,可想而知。即使后来姜维主政之时,也受制于黄皓小儿反侧之患,危及专精。史载:“维本羁旅托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宦官黄皓等弄权于内,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维亦疑之,故自危惧,不复还成都。六年,维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皓征信鬼巫,谓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连自身的安危尚且难保,试想姜维能有多大的功业建树呢?蜀汉如不主动出击北边的魏国,是难于存活的。再说,心存汉室的姜维,既然主宰蜀汉国事,匡复汉室是其历史责任,能否做到则是另一回事,责备姜维屡次兴兵是没有道理的。当然,以区区蕞尔抗衡强大的中原,实有几许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但是,任何已经存在的割据政权,在没有经过实力较量之前,自动放弃统治是绝不可能的!姜维�勉国事的忠荩之心是值得肯定的。姜维一生中最被关注而又议论最多的是蜀汉政权覆亡前后的所谓“假投降”事件。姜维降魏实出于后主敕诏,不得已之举。彼时拒绝了钟会的诱降,此时的弃甲实属无奈。《汉晋春秋》载:“会阴怀异图,维见而知其心,谓可构成扰乱以图克服也,乃诡说会曰:‘闻君自淮南以来,算无遗策,晋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复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谋,欲以此安归乎?夫韩信不背汉于扰攘,以见疑于既平,大夫不从范蠡于五湖,卒伏剑而妄死,彼岂�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绝迹,全功保身,登峨眉之岭,而从赤松游乎?’会曰:‘君言远矣,我不能行,且为今之道,或未尽于此也。’维曰:‘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无烦于老夫矣。’由是情好甚欢。”姜维虽然迫于后主敕令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他的忠悃蜀汉之志却并未泯灭。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并非放弃了心中的信念。《汉晋春秋》的作者习凿齿去三国时代未远,他的记载当属可信。聪明的姜维以历史上谋士名臣功高振主的故事窥探钟会心曲。其实,钟会不臣之心从他构陷邓艾时即已暴露,姜维所说“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一切尽在不言中了。姜维窥破钟会野心,因风借火,巧妙点播。常璩在《华阳国志》中也说:“维教会诛北来诸将,既死,徐欲杀会,尽坑魏兵,还复蜀祚,密书与后主曰:‘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适可旁证。《资治通鉴》在援引常璩之论后说:“姜维之心,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陈寿、孙盛、干宝之讥皆非也。”诚如胡三省所论:“维之智固足以玩弄钟会于股掌之上,迫于时,制于命,奈之何哉!”胡三省显然不赞同陈寿对姜维“明断不周,终致陨毙”的批评,更对孙盛、干宝之论不以为然。孙盛《晋阳秋》说:“盛以永和初从安西将军平蜀,见诸故老,及姜维既降之后密与刘禅表疏,说欲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会事不捷,遂至泯灭,蜀人于今伤之。盛以为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将至,其姜维之谓乎!邓艾之入江油,士众鲜少,维进不能奋节绵竹之下,退不能总帅五将,拥卫蜀主,思后图之计,而乃反复于逆顺之间,希违情于难冀之会,以衰弱之国,而屡观兵于三秦,已灭之邦,冀理外之奇举,不变亦誾哉!”孙盛之论真乃书生迂议!在景跃六年魏兵尚未入蜀之际,姜维就敏感到蜀汉危殆,曾上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姜维传》)后主听信宦�胡说:“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宦官黄皓擅权,连姜维的处境已很危险。再说,钟会大兵压境之际,姜维率众坚守蜀中门户剑阁,迫使粮运不济的钟会“将议还归”!怎么能让把守剑阁的姜维驱驰绵竹!剑阁洞开,守住绵竹还有什么意义!限于篇幅,不再详引。倒是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说了几句公道话:“臣松之以为盛之讥维,又为不当。于时钟会大众既造剑阁,维与诸将列营守险,会不得进,已议还计,全蜀之功,几乎立矣。但邓艾诡道傍入,出于其后,诸葛瞻既败,成都自溃。维若回军救内,则会乘其背。当时之势,焉得两济?而责维不能奋节绵竹,拥卫蜀主,非其理也。会欲尽坑魏将以举大事,授维重兵使为前驱。若令魏将皆死,兵事在维手,杀会复蜀,不为难矣。夫功成理外,然后为奇,不可以事有差牙,而抑谓不然。设使田单之计,邂逅不会,复可谓之愚誾哉!”裴松之的辩驳很有见地。邓艾出奇兵于阴平小道险胜是蜀汉败亡的诱因。设若姜维假投降借钟会之手坑灭魏兵成功的话,蜀汉危而复安也不是不可能的!邓艾是历史的幸运儿,姜维则是蜀汉灭亡悲剧的牺牲者。针对陈寿、孙盛等人之论,刘咸火斤说:“维之忠谋承祚不能发明,不如习孙尚举其事,此本不须讳,何为不书耶!盖素不喜维之私见也。”(《三国志集解》)说孙盛等人不喜姜维,对姜之评价有失偏颇而出于个人好恶,是有依据的。蜀汉名臣郤正被陈寿评为“文辞灿烂,有张、蔡之风,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是蜀中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曾对姜维有所评骘:“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敝薄,资产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激,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擿,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郤正之论涉及姜维的为人品行与操守。身处高位的姜维却生活简素,远离声色诱惑,衣食住行节俭,而且好学不倦,为官清廉,堪称一时之楷模。评价之高,几追诸葛武侯。郤正反感那些誉成毁败,扶高抑下,趋附权贵,褒贬失据的势利之辈,是尤其可贵的。孙盛却很不以为然,他说:“异哉郤氏之论义!夫士虽百行,操业万殊,至于忠孝义节,百行之冠冕也。姜维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违君徇利,不可谓忠,捐亲苟免,不可谓孝;害加旧邦,不可谓义;败不死难,不可谓节;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御侮之任而致敌丧守,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朝,维无一焉。实有魏之逋臣,亡国之乱相,而云人之仪表,斯亦惑矣。纵维好书而微自藻洁,岂异夫盗者分则之义,而程、郑降阶之善。”姜维即为大将，荷国之重，蜀国的晚期内政如此糟糕，但是以攻为守的姜维，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和忠心，以小国硬撼魏军，是何等的气魄，虽然失败了，但是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的。综上所述,姜维是一个历史上是非功过争议颇多的重要人物。姜维归蜀之际就受到诸葛亮垂青并赋予重任,“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好学不倦,清素节约”,表明他是一个韬略过人,操守可风的俊杰。“心存汉室”的夙志至死不渝,多次出兵击魏尽管遭致“玩众黩旅”的贬讥,却是他效法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忠荩。假投降的良苦用心虽引来一些不明就里论者的鄙薄,却无损姜伯约对蜀汉的尽瘁!浅析文化视野下的姜维（转载） 姜维出生于公元202年（建安七年），《三国志？姜维传》说他“仕郡上计掾，州辟为从事。以父冏昔为郡功曹，值羌、戎叛乱，身卫郡将，没于战场，赐维官中郎，参本郡军事”［1］ 1062 （卷44），又说其“少孤，与母居”［1］ 1062 （卷44），可见，身为汉将的父亲姜冏在姜维幼年时就战死了，按汉末辟召制度，姜维被州郡征调为掾属，系按汉例“赐官”。 姜维早年“好郑氏学”［1］ 1062 （卷44），而郑氏经学最重要的两点：一是忠义，即忠于汉室正统；二是统一，即维护国家统一。史载：汉儒蔡邕为王允所杀，“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室之事，谁与正之！’”［2］ 2006 （卷60）。 其时，曹魏已形成统一北方之势，但统治并不稳固，加之本身并非士族，虽以强力压制，但并未获得北方士族的广泛支持，终魏一代，叛乱与内部争斗相伴始终。公元220年曹操死，曹丕篡汉继位，仅曹丕即位后的七年间，就爆发了五次较大规模的战事：公元220年，“文帝即王位，……河西大扰”［1］ 474 （卷15），“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称护羌校尉”［1］ 491 （卷16）；公元221年，“凉州卢水胡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3］ 2194 （卷69）；期间，公元222、224、225年，曹丕三次征吴，均亲临长江。［3］ 2207－2226 （卷69）先吴后蜀的军事规划，也使得曹魏的军事重点一直置于东南，对西凉地区始终无暇顾及，影响薄弱，汉的正统思想仍然深入人心。及至公元241年，蒋琬给刘禅的奏章里还说“羌、胡乃心思汉如渴”［1］ 1059 （卷44）。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姜维从小就形成了强烈的“汉室”正统意识与“汉世之事，谁与正之”的统一且积极用事的价值观，纵观其一生，“汉世之事，谁与正之”也正是他的信念与竭力实践的奋斗目标。正因为姜维有着这样的信念以及由魏仕蜀的特殊经历，使得他的身上展现出了异于魏、蜀士人的瑰丽风姿。 一、珍视生命，珍视自我，强烈的主体文化意识 关于姜维归蜀，据《三国志？姜维传》记载，大致有两种说法： 一是建兴六年，“丞相诸葛亮军向祁山，时天水太守适出案行，维及功曹梁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等从行。太守闻蜀军垂至，而诸县响应，疑维等皆有异心，于是夜亡保上邽。维等觉太守去，追迟，至城门，城门已闭，不纳。维等相率还冀，冀亦不入维。维等乃俱诣诸葛亮。会马谡败于街亭，亮拔将西县千馀家及维等还，故维遂与母相失。”［1］ 1063 （卷44） 另一种说法是“《魏略》曰：天水太守马遵将维及诸官属随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门案行，会闻亮已到祁山，淮顾遵曰：‘是欲不善！’遂驱东还上邽。遵念所治冀县界在西偏，又####吏民乐乱，遂亦随淮去。时维谓遵曰：‘明府当还冀。’遵谓维等曰：‘卿诸人（回）复信，皆贼也。’各自行。维亦无如遵何，而家在冀，遂与郡吏上官子修等还冀。冀中吏民见维等大喜，便推令见亮。二人不获已，乃共诣亮。亮见，大悦。未及遣迎冀中人，会亮前锋为张郃、费繇等所破，遂将维等却缩。维不得还，遂入蜀。”［1］ 1063 （卷44） 显然，无论哪种说法都只能说明姜维归蜀是被迫与被裹附的，连当时魏人“亦以维本无去意，故不没其家，但系保官以延之”，［1］ 1063 （卷44）裴松之也说“臣松之以为……本传及魏略皆云维本无叛心，以急逼归蜀……”。［1］ 1069 （卷44） 对于姜维这样的曹魏“凉州上士”［1］ 1063 （卷44）为何入蜀（汉）并尽忠汉室，仅用受到诸葛亮器重的说法显然很难解释。我认为，首先还是主体价值观的一致，即姜维所秉持的郑氏经学“汉室之事，谁与正之”的信念与诸葛亮“兴复汉室”精神感召的统一，这是姜维最终选择忠于汉室的根本原因，而这也正是诸葛亮深为看重的一点。“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1］ 1063 （卷44），可见，“心存汉室”始终是诸葛亮考察的重心所在。此外，曹魏政局动荡，派系复杂，难以建立功业，施展抱负，姜维怕是不会没有体会的。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姜维才能忠诚任事，据史料记载：姜维一共进行了十一次北伐，仅在其掌权的十年间，就八次出兵伐魏。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在蜀亡后，他才能忍辱负重，巧设计谋，欲“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1］ 1067 （卷44）。充分展现了他珍视生命，珍视自我，不断奋斗，渴求生命价值得到最大发挥的意愿。 二、胸怀远志，雅量洒脱 孙盛《杂记》曰：“初，姜维诣亮，与母相失，复得母书，令求当归。维曰：‘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1］ 1063 （卷44）“当归”是一味草药，以陇西盛产且为上品，姜母以此招子，实受胁迫，史载：“魏太和中，姜维归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书呼维令反，并送当归以譬之。维报书曰：‘良田百顷，不计一亩。但见远志，无有当归。’”［4］ 834 （卷28）。姜维的回书极为巧妙，借同为草药的“远志”回复对方，一语双关，不仅挫败了魏人挟母诱降的图谋，而且义正词严地表达了自己忠于汉室的决心。 姜维因为志远，所以洒脱，因为洒脱，所以豪爽。为了实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的理想与信念，不拘小节，不营私产，不以小事为意，不惜个人荣辱。 蜀汉名臣郤正曾这样评价姜维：“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馀，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擿，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1］ 1068 （卷44） “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可见姜维数次北伐既非为了自固功名，也非为了追求封赏，而是完全出于自身的信念，是自我主体意识发展之中本能的生命张扬与展示，这也正是姜维北伐与后世桓温、殷浩等人北伐的不同之处。“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可见这是真实自我的自然流露，只有真实才会自然，也只有自然才更加真实，在姜维身上，闪现着魏晋沉闷士林中不多见的人性光辉，“自一时之仪表也”。 三、言语与文学 言语反映士人是否善于辞令，和士人的才思与学识息息相关。言辞是否生动，是否机智，是否言之有物，可以反映一个士人的整体素养。 姜维素有辩才，曾于夷陵战后使吴，并颇为孙权所重的蜀汉名士邓芝，“于时人少所敬贵，唯器异姜维云”［1］ 1073 （卷45）。 《三国志？姜维传》载：姜维降钟会，“会谓维曰：‘来何迟也？’维正色流涕曰：‘今日见此为速矣！’会甚奇之”。［1］ 1067 （卷44）姜维寥寥数语，富于机辩，不卑不亢，有力有节，既表现了奉敕降敌的无奈，也表露了内心不屈的傲然之气。 而最能展现姜维言辞与机敏的还是那段游说钟会的言辞： 《汉晋春秋》曰：“会阴怀异图，维见而知其心，谓可构成扰乱以图克复也，乃诡说会曰：‘闻君自淮南已来，算无遗策，晋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复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谋，欲以此安归乎！夫韩信不背汉於扰攘，以见疑於既平，大夫种不从范蠡於五湖，卒伏剑而妄死，彼岂暗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绝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岭，而从赤松游乎？’会曰：‘君言远矣，我不能行，且为今之道，或未尽於此也。’维曰：‘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无烦於老夫矣。’”［1］ 1067 （卷44）谈话中，姜维将取先予，欲擒故纵，先以韩信之事示之，再以范蠡之隐劝之，最后逼钟会说出心里话。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因风点火，巧妙布局，成功说服钟会叛魏，展现了姜维敏锐的洞察力与言谈技巧。千年之后，当胡三省读至此处，也不禁深深叹息“维之智固足以玩弄钟会于掌股之上，迫于时，制于命，奈之何哉！”［3］ 2478 （卷78） 姜维还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他的文章简洁质朴，凝练精致，记述人物，宛若亲临，文风影响着当时魏晋乃至后世文坛，虽然目前保存下来的作品很少，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窥见一斑： 姜维曾上书刘禅，请求追谥赵云：“云昔从先帝，劳绩既著，经营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书。当阳之役，义贯金石。忠以卫上，君念其赏；礼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殒身。谨案《谥法》：‘柔贤慈惠曰顺，执事有班曰平，克定祸乱曰平。’应谥云曰‘顺平’矣。［1］ 951 （卷36）” 蒲元是蜀汉时期著名的工匠，曾经为蜀汉军队铸刀三千口，姜维为此事写过传记。文笔平实质朴，简约流畅，记述人物语言生动简洁，宛若亲临，堪称汉末至魏晋志人小说的典范。 我们不妨选取一段以与后期同类文作相比较： 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鼻类之事出若神，不尝见锻功……熔金造器，特异常法。”［5］ 1390 （卷62）（姜维《蒲元别传》）“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陈图，咸得其要云。”［1］ 1067（陈寿《诸葛亮传》） 据《华阳国志》记载，陈寿曾经担任卫将军姜维的主簿，［6］ 849 （卷11）怕是不会没有看过这篇文章，钟会说姜维怀“文武之德”［1］ 1066 （卷44），看来实非虚誉。徐公持在《魏晋文学史》中说“如姜维《蒲元别传》，上承刘向，下启魏晋，于志人小说领域别开生面。”［7］ 222 钱钟书认为《全唐文》记载陆鸿渐品茶与《中朝故事》记载李德裕辨水，“皆似踵蒲元事”。［8］ 1098－1099 四、品藻与深情 魏晋士人十分看重品藻，也即品评人物，他们认为，通过品评人物，可以分出士人高下流品，姜维深厚的人格魅力，在与之接触过的士人中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亮与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书曰：‘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1］ 1063 （卷44）诸葛亮善于察人，几近严苛，这也是蜀汉后期人才凋零的原因，但他对姜维的信任与肯定让人出乎意料，对一个被胁迫归附的敌国将领如此看重，而且使“教中虎步兵”［1］ 1063 （卷44），可见，他对姜维是进行了全方位考察的。李永南（李邵）、马季常（马良）都是蜀汉名士，诸葛亮如此赞许一个人，这是极为少见的。 钟会是魏晋名士，并以品评人物而著称，曾自撰《四本论》。《魏志》曰：“‘（钟）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9］ 106 （卷上）钟会品评人物注重才性合，虽然钟会自己并不能做到这一点，但从他对姜维的评价来看，姜维无疑是符合的。“会与维出则同舆，坐则同席，谓长史杜预曰：‘以伯约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胜也’”［1］ 1067 （卷44），钟会品藻的对像是曾经在中原士林极具盛名的公休、太初。公休、太初是诸葛诞和夏侯玄的字，诸葛诞和夏侯玄都是中原名士，夏侯玄精通玄学，被誉为“四聪”之一，他与何晏等人开创了魏晋玄学的先河，是早期的玄学领袖。在政治上，夏侯玄也颇有建树，他提出“审官择人”“除重官”“改服制”等制度，司马懿认为“皆大善”98 （卷9），是位既有能力，又负声望的魏晋名士。如此评价，反映了钟会对姜维由衷的赞许与赏誉。 正因为珍爱生命，珍爱自我，重视自我价值的发挥与体现，姜维始终有着清晰的自我主体意识，他把兴复汉室的事业与自己的人生价值相统一，伪降后还在日夜谋划复蜀，他密书与后主言道“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6］ 595 （卷7），一片老臣之心，昭然可鉴。因为真实，所以深情，这是对个人主体的深情，也是对国家社稷的深情，因为有这样的深情，他才能够全力赴国，舍身卫国，竭力谋国，以身殉国！ 干宝说：“姜维为蜀相，国亡主辱弗之死，而死于钟会之乱，惜哉！非死之难，处死之难也。是以古之烈士，见危授命，投节如归，非不爱死也，固知命之不长而惧不得其所也。”［1］ 1069 （卷44）而我却以为，作为辅政大臣，肩负的是国家与社稷的命运，处死容易，而忍辱负重，运筹谋国，却是极为艰辛的，除了要面对世人的诟伤与误解，还要痛苦地与自我做斗争。虽然事败，未能复蜀，但正如元初史学家胡三省所说的“姜维之心，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3］ 2481 （卷78） 参考文献： ［1］ （晋）陈寿.三国志［M］. （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 （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 （元）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 ［4］ （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6］ （晋）常璩.华阳国志校注［M］.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 ［7］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8］ 钱钟书.管锥篇（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9］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校笺［M］.徐震堮（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
看姜维，往往会让我想起豫让，春秋侠烈之风的代表。豫让原是晋大夫智伯的门客，智伯被政敌赵襄子所杀，豫让吞炭纹身髡发漆面欲为智伯报仇，两次行刺赵襄子却都没成功。襄子问他："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慨然道："我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当国士报之。"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司马迁安排了赵襄子为这个回答"喟然叹息而泣"，到了他的《报任少卿书》他写了另外一句话，一句流传千古、气冲牛斗的话："士为知己者死"。这里不再仅仅是门客与主人、臣子与国君的关系。俞伯牙是瑶琴圣手，钟子期是一介樵夫，但只为了一声"高山流水"的赞叹，音乐大家为山野村夫砸了琴。无论是黄发还是垂髫，无论是位卑还是官盛，甚至哪怕你已过了奈何桥，在豫让心里，在司马迁心里，在一切配得上"士"这个称号的人的心里，"知己"二字永恒的重量让天地间的一切都显得黯然无光。还有一种说法是"士为知己者用"，这其中的区别并不大，用也好，死也罢，其背后都是同一股热血翻涌，真正的"士"不会在乎他是被用还是驱死，只要目的是为了"知己"，他的选择就是九死不悔。"士为知己者死"，纵观姜维一生，正是这句话最忠实的注脚。刘备白帝托孤时对阿斗说："汝事丞相如父。"而事实上后主与诸葛亮之间却远无"相父"一词表面的亲近，可能是毕竟有着君臣的界限，也可能是个性不合，却不想，六年后，48岁的诸葛亮遇上了年方27岁的姜维，那年是建兴八年，是姜维乃至整个蜀汉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姜维以魏国降将的身份投效了诸葛亮，两人一见如故，既打消了姜维原先不得已而降蜀的勉强，也引发了诸葛亮对培养后备力量的心愿。《三国志》中记载：诸葛亮多次在给蒋琬、张裔等朝廷重臣的书信中称述姜维，这对品评人物向来谨慎，绝少美誉的诸葛亮之词的诸葛亮而言是极为罕见。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更是把这种信重之情加以敷衍，让诸葛亮在处遇时便有"教授平生所学"的感慨；临终时又托付兵书，谆谆相嘱。元《三国志白话》则明点出"维拜武侯为父"，以至使的明朝散文大家李贽批点姜维"又一孔明"，称其为诸葛精神的传人。而直至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他的独子诸葛瞻也还只是个不经人事的8岁孩童，因此，可以说是这种情如父子的关系奠定了蜀汉军政两代领袖之间的信契。诸葛亮发现人才：把姜维从魏国边境的一个微末将领的地位提升为辅汉将军，当阳亭侯；培养人才：此后6年北伐中，任姜维为中护军，时有共商军中大事的采决；重用人才，把蜀汉三军的重担交付给羁旅中归降的姜维，而那年姜维也不过33岁。诸葛亮的识才、爱才、信才、用殴椿?知己"二字的全部意蕴，再加之亲如父子，密如师徒的感情交织，使姜维把整个后半人生义无返顾交付给诸葛亮的夙愿：收复中原。姜维是士，因此，他在摇摇欲坠的王朝里独力苦苦支持大局；在浮华的世俗里守者清素的本心，忍着得志小人的颐指气使；受着昏君莫名的冤屈。悲愤难耐了，引兵退往沓中去屯田，原离你们的构恶和怀疑总可以了吧。他忽略，或者说是根本没考虑过一条道路--权臣的道路。刘禅的才能不如周成王，刘禅的风骨不如高贵乡公，他的君权被诸葛亮架空了十二年之后，蜀汉的政治土壤上是极容易诞生出又一个周公，又一个伊尹的；或者又一个曹操，又一个司马昭的。而放眼朝野内外，有名望，有实权，有地位，有兵势，除了姜维亦不做第二人想；况且他本是魏人，迫不得已而降蜀，进则拥兵自立，退则挟天子以令诸侯，远有曹操，近有司马，鲜活的例子就在眼前，但姜维，到底还是没有这么做。为了他心中的士道，更为了"知己"二字。于是，他为了一句褪色的遗言九伐中原，而放任朝中大权于不顾；他为了一个腐朽的王国呕心沥血，却招来穷兵黩武的责难；他为了一腔热血酬答知己的热血，苦心经营，反落得身死宗灭的下场。姜维的北伐动力和诸葛亮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他生长在曹魏统治较为稳定的北方，刘汉的正统观念也相形淡漠，蜀国政权于他并没有特殊的恩典，刘家宗室于他也缺乏休戚相关的命脉维系。诸葛亮是创业者，他不过是个守成者，守成对他而言是尽为人臣子的本分，更是为士为知己的报恩。姜维最明确而最坚定的目标是为诸葛亮遂愿，而非为蜀汉江山立业，他效忠蜀汉很大程度只因为诸葛亮在蜀汉。由是，他的九伐中原，石营勒兵无可避免地带上了异化的机械性。一而再，再而三，重复到了最后，行为的全部意义幻化在了过程中，而行为的真正目的却忽略为虚无。我有时会想，如果姜维真能实现诸葛亮的夙愿，克服中原，一统天下，那么此后他又将如何定位自己，他始终把自己置于诸葛亮的精神支柱下，在自身的生命中打下了非己性的深刻烙印，一旦支柱消失了，烙印褪除了，他将何去何从，清末大儒王静庵先生激起的水声犹在时空中回响，象征着为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文明的殉葬。因此我又庆幸，姜维到底没有实现诸葛亮的愿望，这是一个王朝，一个政权，一个信念的不幸，但却是姜维本人不幸命运的大幸。老子有两句很著名的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天水城外，受到卧龙赏识，得蒙知遇之恩的姜维是幸运的，他得以开始能展示自身的才能，真正踏上前景灿烂的仕途；但那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姜维没有意识到，这种幸运将堆积成一种大不幸，使他走上了一条悲惨的不归路。炎兴元年，蜀汉亡国。刘禅敕命，姜维不得已而降魏奖钟会，伪与联结，意欲复国。史载，他与钟会出则同车，坐则同席，把酒言欢，情爱日密。只是，谁也无法知道，在着背后姜维真正的心情。他不为自己成了亡国之将而沮丧，反是因为辜负诸葛亮的信托而惭伤；他不会为忠义二字就那么简单地杀身成仁，他记住的是一句话：将以有为也——蜀汉虽亡，但他肩上的重托并没有消失，他的奋斗还要继续进行下去，于是，他写密表给后主：臣定使日月幽而复明，社稷危而转安，这不仅是向后主的承诺，更是他坚持士道的宣言。"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足以解释此后姜维的一切行为。他不会投降，不去退隐，不能自杀。北地王在祖庙自尽，那只是凭着血气之勇的逃避；郤正在舞筵前落泪，那也不过是故作姿态的感伤，逃有什么用，哭有什么用？！蜀汉亡了，几滴血，，几点泪，就能令它复国吗？当然不能！姜维深深意识到这点，他要的不是虚名的忠烈，他该做的是如何去酬答知己的愿望。囚禁邓艾，巧说钟会，他选择了最艰险难行的方法，成则名扬千古，败则身死宗灭，非但身死宗灭，他甚至将被扣上不忠和叛臣的称号，真正的用心良苦却沉埋于邈邈时空。也几乎如此，要不是常璩的《华阳国志》，这段历史将永远沉冤莫白。姜维只犯了一个错，他高估了钟会的能力，结果导致全局失控，钟会的叛乱彻底失败，他的从中取事也因而成了水月镜花。《三国演义》中姜维见大势已去，遂于乱军从中仰天长叹道：“吾计不成乃是天命！”而拔剑自刎。《世说新语》则补充了血淋淋的一笔：维妻子皆伏诛；维死时见剖，胆如斗大。这无疑是整部三国中最悲惨的死法了。但也许姜维宁可选择这样的结局一千次，也决不会选择苟安于世而寿终正寝。江怀庭诗赋姜维：“斗胆尽储亡国恨，九泉应诉武乡侯。”姜维虽未完成诸葛亮的遗愿，但毕竟无愧于心，无愧于知己，无愧于士道，他带着复兴蜀汉的愿望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因而，从某种意义而言，蜀汉精神的灭亡并不在后主舆棺出降的刹那，而是在姜维悲壮自刎的瞬间，只不知当他处于生死交界的那个片刻时，他的眼前是否会重又浮现诸葛亮的音容笑貌。魏晋交替的时期是士风衰微的黑暗时期。几乎就在姜维最后一次兵伐中原的同时，一个不羁的文人集团：竹林七贤冲散了这片黑暗，在史册上重新定义了“风骨”二字。他们是士，可惜他们没有知己可以显示自身价值的沉重，可以把潇洒掺揉入动人心魄的悲壮，依次，他们只能算通脱的名士，不能算负重的侠士。还有一点要提及的是姜维的起止生活，郤正评论为“清素节约”，这与诸葛亮“内无余帛，外无赢财”的风格很是相似：他们二人同样位及人臣，却都以俭持身，不靡不奢，这也正应了诸葛亮著名的那句：“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这是《诫子书》中的话语，诸葛瞻有否心领不得而知，姜维倒是真正意会了。不久之前，一个朋友对我说：“要不是你偏爱姜维，三国中我真要忽略此人了。”不由心下恻然：伯约何其悲哉！蜀汉后期的重要将领竟不为人知，不为人解。复思之，又不禁哑然暗笑：伯约又有何悲？人生在世，得遇知己，得偿知己，毕生之愿足矣，旁人如何看待又与我何干？！由是欣然命笔，虽不期为伯约知言，然士为知己，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