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重冠军秦武王的夺冠历程
秦汉前还是要秦汉时代的?秦汉之前的话有好多人可以写~例如商朝亡国君纣王挺有新意在大多数人眼中，纣王是个不务正业整天花天酒地的昏君。你可以在你的论文中推翻这个评价其实纣王的实力是为后人所忘却的早前在百度商朝吧看到一篇关於纣王的文章，挺特别，你可以去参考一下，不过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史实资料作参考link给你:
2006-09-01 17点44分第I部分（36小时）文学 简介（1小时）范围内的文献。 2，开始我们的文学，原创歌曲和古代神话，神话童年时代的中国民族的百科全书，最古老的宝藏，我们的文学遗产。 3日，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作为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的来源，“诗经”开创了文学表达的对象和做法的意义。 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出现“百家争鸣抗衡”的局面，促进繁荣的散文。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作品，如森林，名家辈出，和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屈原，我们的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优秀的诗歌“离骚”的思想，爱国热情和浪漫神奇色彩的高尚情操，开拓我们的浪漫主义传统。 问题：文献概览？ 古老的神话（2小时）代的神话和神话。神话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是通过无意识的自然世界最先进的加工和社会形态“的幻想的人。”原始的生产力水平和思考的能力密切相关的神话，神话的方式通常包括这两个方面的生产劳动和宗教活动。 神话的内容。古代神话非常丰富，也很齐全的品种，如宇宙生成的神话，人类起源神话的神话，英雄神话，洪水神话，以及各种相关的神格的习惯，形态描绘的一切。 神话，艺术和民族特色。古代神话是原始人浪漫主义精神的体现，夸张的幻想，自然，社会的理解和想象的原始人的表达手段。我们的神话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唱的内容无穷的创意精神，表现的不屈不挠，顽强执着的追求，不屈不挠的献身行为，积极浪漫主义精神，丰富的色彩艺术，充满幻想的致敬。 意义和影响的神话。 问题：1，古代神话的内容和功能如何？ 2，古代神话和原始宗教之间的关系？ 第二章周代诗，“诗经”（13小时）古老的谚语，咒语，并形成每周的诗歌。诗经之前，中国的古诗词是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古老的谚语和古老咒语早期的诗歌的两种主要形式，也是周诗的前体。周王朝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繁荣时期，除了“诗经”，仍然在“易经”，“左传”诗经也有大量可与“书诗经”的调查。 2，系统和编纂的“诗经”，“诗经”总收入305西周至春秋中间的约五百年的诗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分风，雅，颂。地理诗三百，包括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湖北，山东省的全部或部分。一些民歌，也有一部分贵族，文人创作，作者的名字已被下落不明。“诗经”编制，过去的一切说这说提供诗歌，收集诗诗和孔子删除诗说3大影响。人们今天“书诗经”编译成以上，法院和当地领导和音乐家共同完成的。“书诗经”在先秦称为“诗”或“诗百”后汉书儒家经典，被称为“诗经”。 3概述的“书诗经”的分类。①周部落的史诗;②政治讽刺诗;③赋役诗;④农业诗;⑤爱情诗; ⑥杂事诗。“诗经”是一个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周王朝，周王朝各级人民群众的生命的各个方面，情绪是“诗经”已经被证实。一些研究项目显示的周任城悠久的历史;一些性能上的贵族，文人雅士，小莉，人，甚至连奴隶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或不满，一些性能上的贵族礼制的生活和燕共享娱乐节目;性能和一些小国的小丽不堪忍受驱动，批评甜或不幸的是，一些表现爱情，家庭和婚姻，有人形容周代妇女被遗弃的社会问题;一些反映家庭关系的家族和朋友的分布不均，社会现实的工作和休息，一些节目的农业生产周人;和友谊。总之，“诗经”多方面展示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现实主义的杰作。 4，“诗经”的艺术成就。①现实艺术的特点和做法的“诗经”;②叙述，推理，抒情，风景，谈朱既有艺术手段;③“诗经”的句法章法;④“书诗经”的语言艺术（5 ）“诗经”赋，比，技术问题：1这是六义，四毛开始，四诗歌风格的转变吗？ 2的“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歌曲“ 3，什么是”诗经“的主要艺术特色？ 4，赋，比，兴的艺术手法是什么”诗经“的具体体现， > 先秦历史散文（5小时） 1的基础上的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新的社会变革，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空气，社会发展的历史书风格的新要求。 BR />历史的商代到春秋散文。甲骨文，金文的起源，古代散文系统的“更改”占卜书，这也是一定的历史内容的表现上最早的和记黄埔报表书由身体的史书“春秋”是我国最早的历史纪念品体（按时间顺序排列）。 3，“左传”，“左传”作者“左传风格和内容，”左传“艺术：“左传”是一本历史书，但它有丰富的文学叙事重点，讲故事，戏剧，张力和动人的情节，长于写战争，特别是城濮之战，战之战的荤菜，长勺战争描述静脉连贯的，完整的端到端的和不断变化的，令人印象深刻。“左行人的言论是特别擅长写作。 4，“国语”。的风格和内容的“国家语言”，“国家语言”的艺术成果的“国家语言”远不如“左传”，但也有书面的对话，诙谐，生动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刻划更详细的优秀章。 5，“战国”。 “战国”的风格;成书的“战国”，“战国策”的内容和艺术：“战国”反映的战国家思想，特点的辅导员活跃和生动的图像的政治家和参赞挂羊头卖狗肉的书， Juezha，客观的描述记录和好评一些政治远见，坚持正义，强力的人物和生动的故事。 “战国”在艺术，喜欢用夸张，比喻，寓言指的人物和故事是诙谐，语言方面不羁的风格，善用排比句，在语言强，再加上收集的辉煌，活泼生动。相比以前的历史散文的语言技能，改善和发展。 思考问题：1，尝试“左传”中的描述战争所取得的成就。 2，“战国”风格的语言测试分析。 章先秦诸子散文（5小时） 1，残疾人上升的哲学家。春秋花“的情况下，残疾人士这一阶层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社会各阶层的崛起转化的士成为这一时期小时的人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智育，”深不可测十，为代表的哲学家的思想，一个完整的系统。 2黄埔军校与早期道教格言散文。 “艺术之战”的谋篇布局特点，语言特色的“孙子兵法”，“我想，我的格言散文。语录体散文集”论语“的思想，”论语“孔子简练的语言艺术个性和声音。 4，对话的论辩散文“孟子”，“庄子”论语“描述的。孟子，孟子参数特性;孟子的语言艺术;孟子寓言艺术“庄子思想，庄子散文的浪漫主义特色庄子”寓言艺术的思考。 5，荀子韩非子的话语散文。 “荀子推理文字艺术”韩非子“的寓言艺术。的问题：孟子”散文论证能力分析。 2，分析的浪漫主义庄子“散文风格。 章屈原与楚辞（10小时）楚文化”楚辞“的产生。楚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一代楚辞明确的关系楚辞与楚巫文化的关系;代南方和中原文化的歌曲，民歌的民间音乐;代。 2屈原生活和工作的真实性。不成功的人楚怀王王初期离开仅矛盾的旧势力的楚国贵族的状态赢得草案，诽谤，生活在汉北夺回江南自沉增长平稳。屈原的作品，“韩易闻氏录得25，而有些人担心伪造的。 3，朗多的心态 - “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杰作，一个漫长的自传体政治抒情诗彪炳千古。这首诗深刻的表达屈原和楚旧势力的政治理想之间的矛盾，和倾吐自己的心理困扰梆黄对他的爱的家园和不懈追求的理想，蔚为壮观人体正气。 “离骚”与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情感，铿锵的风格，气势磅礴，蔚为壮观。他还善于巧妙地利用材料的神话和传说，驰骋想象天堂游行，这样的描述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华章。比香草美人技术，后来咏怀石勇史诗，怀孕的诗歌产生巨大的影响。 流亡漂泊套房号 - “九章”。编辑并命名为“九章”，“九章”的内容;九章“分章分析，”九章艺术。 5，仪式套房 - “九歌”。 “九歌”，“九歌”的艺术。 ：屈原的作品及其影响。 “天问”，“招魂”及其他。 7，流变楚辞与其他作家。宋宇和他的“九辩”，“风赋，汉南歌。 问题：1，“楚辞”这种新的诗歌是什么原因呢？ 2，南方的独特风格的歌曲？如何表现？ 3，“离骚”和“九歌”的艺术风格的异同。第二部分秦汉文学（24小时）概述（1小时） 1，秦始皇统一了2021年BC长除法，但不到15年的破坏。秦文学成就，“吕氏春秋”只有统一前，里斯“谏逐客书绍科值得称道的。 2，汉人是世界最强大的封建王朝在中国，中国汉武帝的时代，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生产力的最强大的国家实力。但奢侈的统治者，对外扩张，这样的人，以支付之家的成本和浪费，减少一半。社会冲突的后期汉激烈的起义暴动周围不断。的历史背景，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极大。汉赋，汉服汉乐府诗古诗十九首的主要成就。 3，“史记”司马迁和班固韩寒履历杰作。特殊的“历史记录”是在一个个人简历历史鼻祖，一个中国的最杰出的文学散文作品。韩王朝的政治散文是发达的，在政治散文的早期韩贾易，晁厝，轩当欢宽，在东汉冲，仲长统“。 4，韩长赋是一种新的风格。的Q＆A的形式，主要是发展从南方，诗歌和散文的文体之间的歌的基础上。韵散的主体和对象的特点，善于叙事。汉赋内容是汉帝国歌功颂德，但也有一些宫廷小丑和意义。，六朝时期汉赋文体很大的影响力。 5，汉乐府诗的工作在底部，多为食品，劳动者的歌曲是“土气长于叙事，在其五言巨大的影响文人五言诗的形式”这首歌曲的饥饿的人。 6，成熟后五言诗东汉历史上的诗，“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的杰作，具有显着的影响。问题：文学的汉概述了吗？
从孔子《论语》对话风采看文艺批评孔子的思想学说，重视对话与探讨，形成了精神风采，深深地泽溉了中华文明。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善于对话与讨论，这种文化传统受到孔子人格与思想的影响，比如中国古代一直盛行的诗话与词话等形态便是这种传统的彰显，因此，从对话的精神风采去讨论孔子与中国古代文艺批评，是重要的门径之一。因此本文拟对于这一问题加以讨论。孔子倡导“和而不同”，重视对话，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氛围中营造出来的。先秦时代（指秦统一六国前的春秋战国年代，公元前770—前221年）是中国思想文化转折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她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础，也是现代西方哲学家所说的“轴心时期”。这个重要时期的思想文化，有着特殊的表现形态，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热烈情状，一直为后人所瞩目。先秦诸子的思想对话是中国古代思想对话的滥觞，也是文艺批评的母体。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形成，直接促成了思想对话的繁盛。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从现代对话精神来说，是中国古代学术与思想得以生成的良好发端，争鸣与对话向着“和而不同”、融会百家的方向发展，为中国后来的思想与学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礼记·中庸》上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段话说出了中国古代自先秦开始的思想对话的价值观念与思想方法。争鸣是对话的表现形态，对话则深化了争鸣，光有争鸣而无对话，则可能走向对抗乃至于斗争与毁灭。因此，对话是争鸣的基础，对话与争鸣相比，更能彰显出其中的人文蕴涵与“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化的特点。《庄子·天下篇》曾从道家的角度论述了先秦时代思想文化裂变的悲喜剧情形：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谈到道术由于当时的动乱与圣贤不明导致分崩离析，人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不见了道术的真谛，庄子显得过于悲观。其实，这种道术由统一走向分裂，再由分裂走向融汇乃是历史之必然，故而东汉的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班固的说法虽然有张扬儒学的意思在内，但他也看到了先秦诸子思想对话与争鸣发展的路径，是由各执一端走向百川归海。证之以先秦两汉以来的思想发展轨迹，从经典形态的演绎，比如由诸子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发展到号称杂家的《吕氏春秋》、《淮南子》，可知此言不虚。而这种发展与演进的基本条件是对话。百家争鸣如果没有思想对话的展开，没有人文蕴涵的加入，就会导致秦朝焚书坑儒的悲剧出现。要想避免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则自由的思想对话是前提，从先秦到两汉时代，这里面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曾出现，成为令后人感思的历史现象。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与时代的剧烈变动，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便是商周以来的神学消褪，理性精神突显，出现“礼崩乐坏”的情况，同时也给文化的新陈代谢提供了机遇。先秦诸子原为周室王官，其学术与思想受职官所限，未能获得独立的品格。周室崩坏，时代动荡，学术下移，教育平民化，促使他们来到民间，思想空间得到释放，自由地发表对于社会人生的意见。先秦诸子的思想对话与文论批评，正是依托这一平台而形成的。先秦诸子对话与文论集中在对于周代礼乐文化的看法上面。礼乐文明是整个中华民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血脉，它建构在人性与人生问题的基石之上，具体说来，先秦时的各家各派都专注于人性何为，人生何为的问题，由此而生发出礼乐文明对于人性与人生的价值与作用的讨论，这一点在儒家的孟子与道家的庄子中可谓钍锋相对，即使在儒家内部，孟子与荀子也是分岐与争议颇大。当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人生问题都被汇集到这一范畴中来。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先秦诸子发表了针锋相对的看法。儒家的孔孟力主在传承中对于礼乐文明重新解释；而道家的老庄则主张回到人类的原初状态，废弃礼乐器具；法家从新兴地主阶级的立扬，提出用法术势代替传统的礼乐；墨家从节用的角度提议废除礼乐。当时的文论属于所谓杂文学的范畴。由于中国古代的文学问题一直与社会人生与政治文化相关系，文学理论的核心观念乃是社会人生，人性学说乃是这一问题的底蕴，儒道两家的对话与争鸣，促进了两家思想的融合与互补，为秦汉时代的思想融合与发展作了铺垫，是中国文化和而不同风采的体现。对于文论批评影响至大，孔子的对话与文艺批评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孔门文艺批评主要见之于《论语》这本典籍。《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孔子与学生思想观念的一部语录体的儒家经典。班固《汉书·艺文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至于为什么采用《论语》这种载体，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论语集解义疏序》中解析道：“此书之体，适会多途，皆夫子平生应机作教，事无常凖，或与时君抗厉，或共弟子抑扬，或自显示物，或混迹齐凡，问同答异，言近意深，诗书互错，综典诰相纷纭，义既不定于一方，名故难求乎诸类，因题‘论语'两字以为此书之名也。”孔颖达在这里谈到，《论语》这部书是适应着孔子生平事迹与思想特点而编就的，孔子虽为圣人，但是生平为教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其思想的特点适于采用《论语》这种体裁。所谓“论难答述“，就是指的这种思想对话的特点。孔子与学生相处，本来就很随和，他的思想理路也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实践理性特征，即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开掘其内在理性与道德思想的火花，本身就具有感兴特点，现代学者和作家林语堂说过：孔子品格的动人处，就在于他的和蔼温逊，由他对弟子的语气腔调就可清清楚楚看得出。《论语》里记载的孔子对弟子的谈话，只可以看做一个风趣的教师与弟子之间的漫谈，其中偶尔点缀着几处隽永的警语。以这样的态度去读《论语》，孔子在最为漫不经心时说出一言半语，那才是妙不可言呢。林语堂为此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提倡语录体，被称作《论语》派。林语堂认为孔子在漫不经心时说出来的话语所以“妙不可言”，显见得是即兴而言的，本身就是审美经验的一种。因此，从对话的角度去考察孔子的文学思想，是很有意义的。《论语》记载的孔子与弟子的对话，与古希腊拍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中的对话大为不同，前者重在理性的昭章，而后者则重在知性的感发。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批评孔子至多是一些道德箴言，没有甚么体系。[2]这说明他不了解中华民族的生命价值观与理论观念。孔子思想所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承载者，影响深远，是因为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实践理性，符合中国人的人生观与理性观念，中国人不喜欢将理论变成灰色的思辨的对象，而喜欢知行合一，履践为上的知性与悟性。而黑格尔自己大约也没有想到，在他死后的二百多年后，他的故乡德国也兴起了一股反对惟理论，倡导现象学与当下性的思潮，影响到文艺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东方孔子似的语录体语境中。先秦诸子文论集中在对于周代礼乐的看法上面。而礼乐涵括了道德与文艺的内容，先秦儒家思想是从礼乐角度去体认道德与文艺问题的，这一点在孔子思想中表现得很明显。孔子本人十分重视文艺的对话与沟通作用，这是因为农业文明与继之而起宗法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以血缘宗法作为纽带的社会，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时候主要通过对话与讨论来进行。学问离不开日常生活的切磋，所谓“百姓日用即为道”的观念很早就在中国古代社会萌发了。而诗歌与音乐在当时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承担了人际关系的交流。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艺术源自个体与社会的沟通，是祛除个体孤独的重要渠道。[3]这一思想与孔老夫子的诗学倒是颇为相合的。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所谓“群”，据后人解释，也就是“群居而切磋”，即互相交流思想感情的意思。可见在对话中能够拓展人的思想境界。古代中国人对于诗乐舞的功能与作用，是从农业文明中的人际关系中去体认的，强调诗乐之中通过思想交流，促进对话，和合人际关系。不同于西方的人际关系中的理性思维，人际对话，往往在不经意间产生诗兴和随意性，后世诗话与词话中的随笔大体同于此也。“诗可以兴”与“诗可以群”的关系如何处理呢，这一问题值得探讨。实际上，诗的“兴”、“观”、“怨”，都是在“群”的基础之上得到认同的，而不是游离于此而展开的。此一点要特别强调。明末王夫之在《姜斋诗话》卷一中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而怨，怨亦不亡；以其怨而群，群乃愈挚。这里强调了群与怨之关系。“群”的对话与交流是建构解读诗作的平台与基础。从现存的《论语》文本来看，孔子自觉地强调《诗经》中的这种对话与沟通功能。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孔子认为君子应当知命知人，而知人在于知言，即能够与人沟通与交流，而这种知人也是智者的本领之一，与仁者爱人是互相配合的。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知是仁的运用，仁是知的基础，二者是互动的关系，不能够知人又怎么能爱人呢？这是孔子仁学的重要观念。孔子在教育儿子时说过：“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意谓不学习《诗经》，就像人走路面对着墙壁不能前进一样，无法与别人进行对话与交流。《诗经·国风》中的《周南》、《召南》，反映了受周文王德化熏陶的周地的良好古风，也是孔子推举的仁义之风的来源。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果接受了《诗经》中《周南》、《召南》中弘扬的这种道德观念与思想感情，就会以仁者之心去待人接物，使自己的人格得到升华。中国古代的宗法社会很早就将艺术纳入社会宗族群体之中，这便是所谓“礼乐相须为用”的文明教化体系。礼之中既有内在的属于同一性的原始血缘伦理基础，又有显在的差异性，因此，这种特殊的政治伦理、宗教体制便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审美文化与操作体系来缘饰。《礼记·乐记》指出：“乐合同，礼别异，”“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在儒家看来，宗法社会中的礼是用来区别不同等级之人的，乐是调合不同等级与身份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不同等级身份的人，由于处于同一个血缘体系之中，于是在情感上也就有了互相认同与交往的基础了，而包括《诗经》在内的文艺可以承担调谐人际关系的职能。孔子还教训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孔子还有意识地强调，《诗经》学得再好，如果不能应对出处，虽多也无益。“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孔子的学生曾子也说过：“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从这些方面来看，对话意识的自觉与运用，是基于孔子的仁学思想品格的。孔子的各种思想，其中包括文学思想，首先表现在与弟子的对话中。孔子十分注重因材施教和循循善诱，启发学生举一反三，并且认为这是学生可教与不可教的标志。《论语·述而》：“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也引用了这段话说明孔子教育学生的特点。何晏《论语集解》引郑玄注曰：“孔子与人言，必待其人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说之，如此则识思之深也。说则举一端以语之，其人不思其类，则不重教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孔子深契于教育之道，他教育学生时往往等到对方有所明白时再加以启发，这样对方容易接受，印象深刻，如果对方不能举一反三则不再重复，因为这样的学生没有天资，教了后也未见得有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问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贡虽然利口巧辩，但是在孔子看来，没有颜回能够举一反三，悟性差，所以不如颜回深得孔子喜欢，子贡也有自知之明。由此可见，孔子注重在对话的语境中启发学生，重视双向的互动。在孔子看来，思想智慧并不仅仅表现在巧言善辩方面，而是在于举一反三的悟性智慧方面，能力与知识更为重要与根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与有价值的观点。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对象来加以启发，既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体现，同时也证明对话的随机性，这正符合文艺批评的个体性与随机性原则，是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基本特点。《论语·先进》中记载孔子在回答几位学生关于“闻斯行诸”，即一旦了解了道之后如何做的问题，孔子依据不同的对象之人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孔子体现了对于弟子因人而异加以教化的原则。子路勇敢，所以让他不要轻进；冉有廉让，所以要鼓励他进取。孔子在对话中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可贵的是，孔子有时也会打破师生之间的等级，坦诚地与学生进行对话与交锋。孔子曾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这些基本原则同样表现在孔子与弟子的对话中。《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困于陈蔡时，弟子们对孔子的不同态度，以及产生的思想对话甚至思想交锋，更是彰显出孔门对话的坦诚性：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於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於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这段对话将孔子与几个弟子的性格与思想境界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孔子推行仁义，恢复周礼，在当时得不到世人的认同，受到围攻。于是弟子中难免产生怨气，子路有怨言，认为孔子不周世用；子贡则劝孔子稍降其志，孔子坚持用求仁得仁的思想来教育学生，表示自己的悲剧乃属必然，志向终不可屈；弟子中唯有颜回恭维老师，认为是世人莫能容老师，是老师的光荣。孔子在烦恼中听到后大为高兴，甚至说出如果颜回发财后自己要替他管帐的调侃笑话。可见孔子有时候也难以免俗，喜欢听恭维话，而颜回也有奉迎之嫌。比如《论语·先进》中还记载：“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汝）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在这段对话中，孔子的思想性格，甚至包括他的庸俗一面也得到了鲜活的呈现，同时也表现出师生之间对于仁者的理解并不一致，正是“君子和而不同”风度的展示，孔子以其思想人格，最终提升了子路等人的人格境界，这是有史可稽的。（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认为仁者应当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而孔子则认为相反，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就是典型。仁者恰恰体现出“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的精神。孔子的精神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仁者精神。这种仁者精神，是后来中国文艺批评的核心精神。比如“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颜回所以得到孔子的赞赏，是因为他能够安贫乐道，初步不改，达到了仁者不忧的地步，上升为今人所说的孔颜人格，孔子曾赞扬：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孔子阐发了颜回人格体现出来的儒家心目中的坚定的仁者之心与意志实践，已经上升到超越功利的自觉与自由的境地，而此种境地，与文艺审美的自由境地相通。它需要磨炼。孟子说：“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 ”（《孟子·离娄下》）也是赞美颜回的这种人格精神。《论语·颜渊》中还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教育学生，克己复礼为仁的功夫要从自我努力做起，不要依赖外力。这样，就将人格的升华从外转向了内在的道德修养境界。这种人生境界，正与人格的高尚与精神的脱俗相呼应。孔子认为只有人类才有这种超越生物本能的人性内涵与光辉，后来的孟子则张大了其中人性自觉的意义，形成了关于审美人格的学说。若从当代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认识的话，是极有价值的。从中可以看出，《论语》的开放性与语录体是直接关连的。程颐提出读者不妨设位为孔门弟子，与圣人对话与交流，从中汲取营养，他并且强调读者读了后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响，有的读了后全然不知晓者，有读了后得一二语者，有读了后手舞足蹈者。他自称读《论语》后意味悠长，历久弥深：“程子曰：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朱熹《孟子序说》引）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阅读效果，显然这是与《论语》的内容及体式有关的。谭家健先生认为《论语》是后世语录体的鼻祖：“《论语》除了在语言艺术、个性描写，故事记叙等方面给予中国文学史以广泛影响之外，它所首创的语录体，也常为后人所效法。”[4]孔子及其思想通过这种语体与后人对话与沟通，其思想风采和音容笑貌栩栩如生，产生了极大的感染力，使后人睹其风采而不能忘怀。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最后感叹：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从更深层的文化背景去分析的话，孔子《论语》中出现的对话体思想学说，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世俗性，排除了宗教精神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统治。任何宗教，不管它是何种形态的，都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依据信仰来建构，而精神信仰则由一些绝对性的律令与教条构成，它是神圣不可逾越的，由此而造成它的原教旨，往往杜绝对话与沟通，崇拜绝对真理而忽略当下性。[5]而孔子的思想虽然也带有精神信仰的色彩，如他强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但是更注重其现实品格与实用性的一面，孔子所倡导的“己所勿欲，勿施于人 ”的恕道与中庸之道，更是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重视对话的人性基础与现实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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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年），首位完成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后人称之为“千古一帝”。 姓嬴，名政秦庄襄王之子。出生于赵国首都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汉族。故氏赵（先秦时期，姓氏并未统一，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故秦始皇叫赵政）。公元前247年，即秦始皇13岁时即王位，公元前238年，即秦始皇21岁时在故都雍城举行了成人加冕仪式，从此正式登基“亲理朝政”，39岁终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大业，称帝。前247年，秦王政即位，因年幼朝政由太后和相国吕不韦及嫪毐掌管。前238年（秦王政九年），秦王政亲理朝政，除掉吕、嫪等人，重用李斯、尉缭，自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建立起第一个以早期汉族为主体的强大秦汉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大帝国——秦朝 秦朝定都咸阳。 秦王政自认为自己的功劳胜过之前的三皇五帝，将大臣议定的尊号改为“皇帝”。一生中有功也有过，后人将其与汉武帝并称为“秦皇汉武”。 秦始皇嬴政年表： 公元前221庚辰 二十六年 -220 辛巳 二十七年 -219 壬午 二十八年 -218 癸未 二十九年 -217 甲申 三十年 -216 乙酉 三十一年 -215 丙戌 三十二年 -214 丁亥 三十三年 -213 戊子 三十四年 -212 己丑 三十五年 -211 庚寅 三十六年 -210 辛卯 三十七年 自前230年至前221年，秦始皇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离间的策略，发动秦灭六国之战。先后于秦始皇十七年灭韩、十九年灭赵、二十二年灭魏、二十四年灭楚、二十五年灭燕、二十六年灭齐。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帝国，也是中国封建制王朝的开始。 秦夺九鼎 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象征九州，一直受许多国家所保护，由九州上贡的铁所制。夏、商、周是奉为国宝，拥有九鼎者就为天子。公元前256年（秦昭王51年， 周赧王59年），攻伐赵国邯郸的秦军，继续向韩，赵发动攻势。值此之际，东方各国又发动联合抗秦。在韩、赵等国的影响与胁迫下，不识时务的西周公也卷入这次活动。联军打着周王的旗号，合纵抗秦。昭王大怒。秦国早就想在地图上抹去西周，尽快扫除统一天下的一个障碍。西周参与反秦，正好给秦国出兵以口实。公元前256年（赧王59年，秦昭襄王51年），秦兵攻打西周，赧王听西周公之言，以西周三十六城、三万户降秦），秦王将周赧王贬爵为君，西周公为家臣，封于梁城(今陕西省韩城县南)。赧王至梁城一月而死，国除，置九鼎于咸阳（途中一鼎落于泗水，所以秦国只得到8鼎，但习惯上仍称九鼎）。自次年起（昭襄王52年，前255年）史家以秦王纪年。公元前255年九鼎迁秦，意味着秦王将为天下共主，可以名正言顺地讨伐各诸侯国。 总方针 秦王政亲政后，听取李斯进献的灭六国的建议，着手规划统一中国的大业。其总的战略方针，是由近及远，集中力量，各个击破；先北取赵，中去魏，南取韩，然后再进取燕、楚、齐。 灭韩国 秦王政首先选择的攻击目标为赵国。因为，赵国的实力在六国中最强，是秦国走向统一道路的最大障碍。但是，赵国还没有到不堪一击的地步。秦军屡次进攻赵国均被赵国击退。在用主力进攻赵国的同时，秦对韩采取扶植亲秦势力以逐步肢解的策略。公元前231年，韩国南阳郡“假守”（即代理郡守）腾，向秦献出他所管辖的属地。腾被秦王政任命为内史，后又派他率军进攻韩国。腾对韩国了如指掌，所以进展顺利，于公元前230年（秦王政十七年）俘获韩王安。韩国灭亡。 灭赵国 公元前229年，秦利用赵国发生大地震和大灾荒的机会，又派王翦领兵攻赵。赵国派李牧、司马尚率兵抵御，双方相持了一年。在紧要关头，秦国使出杀手锏—离间计。王翦用重金收买了赵王的宠臣郭开，要他散布李牧、司马尚企图谋反的流言。赵王轻信谣言，派人替代李牧。李牧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据不让出兵权，赵王竟暗地派人逮捕李牧并处死了他，同时还杀掉了司马尚。杀死李牧，无疑为秦军亡赵扫清了道路。此后，秦军如入无人之境，攻城略地，痛击赵军。公元前228年（秦王政十九年），秦军攻破邯郸，这座名城落入秦国之手。不久，出逃的赵王迁被迫献出赵国的地图降秦。赵国实际上灭亡了。但是公子嘉却带着一伙人逃到代郡（今河北尉县），自立为王。后秦军在公元前222年灭燕国之后将其俘虏。至此，秦统一了北方。 灭魏国 公元前231年，魏景闵王迫于秦国的强大威力，主动向秦进献出丽邑，以求缓兵。此时，秦王政正调集兵力准备向赵国发起总攻，不想分散兵力攻魏，就接受了献地。这使得魏国又维持了数年残局。公元前225年（秦王政二十二年），就在秦军主力南下攻楚的当口，秦王政派出年轻将领王贲，率军围攻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军紧闭城门，坚守不出。由于大梁城防经过多年修建，异常坚固，秦军强攻不下。王贲想出了水攻的办法。秦军大批士卒被安排去挖掘渠道，将黄河、鸿沟的水引来，灌注到大梁。3个月后，大梁的城墙壁垒全被浸坍。魏王假只得投降。魏国灭亡了。 灭楚国 南方大国楚国，疆域辽阔，山林茂密，物产丰富，号称拥有甲士百万。但是，楚国的内政一直不振，总是贵族争权夺利，这种状况到战国末期尤为严重。公元前228年，楚幽王死，统治集团发生内讧。幽王的同母弟犹，即位为哀王，但仅两个多月，就被异母兄负刍的门徒杀掉了。负刍成为楚王。楚王室更加分崩离析。就在楚国发生内乱的时候，公元前226年，秦王政不失时机地从北方伐燕前线抽调秦军，南下攻楚，连续夺得楚国10余个城池。公元前224年，秦国与楚国的决战就要开始了。秦王政先派年轻将领李信率20万秦军攻楚，被楚军击败。后又派大将王翦率60万秦军攻楚。王翦入楚境后，并未马上发动攻势。他总结了李信轻敌冒进的教训，采取屯兵练武，坚壁不出，麻痹敌人，以逸待劳的战略。这样，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秦军对楚地的情况基本适应，士气高昂，体力充沛。同时，被调来抗击秦军的楚国部队，斗志渐渐松懈，加上粮草不足，准备东归。楚军一撤，王翦就抓住时机下令全军出击。秦军一举打垮了楚军的主力，并长驱直入，挺入内地，杀死楚军统帅项燕。接着，秦军攻占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俘虏了楚王负刍，楚国灭亡，时为公元前223年（秦王政二十四年）。 灭燕国 在灭赵的过程中，秦国大军已兵临燕国边境。燕国君喜惶惶不可终日，眼见秦国扫平三晋，就要向自己杀来，却无计可施。燕太子丹最终想出了孤注一掷的暗杀行动，即历史上有名的荆轲刺秦王，时值公元前227年。刺杀行动最终失败，但是秦王政差一点死于荆轲的匕首下，他深恨燕国，立即增兵大举进攻。公元前226年，秦军攻下燕都蓟（今北京市），燕王喜与太子丹逃亡辽东郡。秦将李信率领秦军数千人，穷追太子丹至衍水。太子丹因潜伏于水中幸免于难。后来，燕王喜经过权衡利害关系，派人将太子丹杀掉，将其首级献给秦国，想以此求得休战，保住燕国不亡。燕王喜逃到辽东以后，秦军主力就调往南线进攻楚国。公元前222年（秦王政二十五年），王贲奉命攻伐燕国在辽东的残余势力，俘获燕王喜，燕国彻底灭亡。 同一年，刚在南方灭楚的大军，又乘胜降服了越君，设置会稽郡。于是，长江流域全部并入秦的版图。 灭齐国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王政命令王贲挥戈南下，攻打东方六国中的最后一个：齐。从春秋到战国中期，齐是山东诸国中比较强大的一个。但是，公元前284年燕、赵、韩、魏、楚5国攻齐，尤其是燕将乐毅横扫齐国，令齐国差点亡国，之后，齐国一直没有复强。而且，此时的齐王建是个无能之辈。母亲健在时，他依赖母亲；母亲临终前，他还死皮赖脸地要母亲写下可以辅佐他的大臣的名字。公元前249年（齐王建十六年），刚毅不屈的君王后逝世，后胜任宰相。秦国迅速展开收买内应的活动，向后胜馈赠大量的黄金、玉器。后胜得了秦国的好处，就派出大批宾客相继赴秦。秦国又对他们大肆贿赂，送给金钱、珍宝，让他们回齐国充当内应。这批人从秦国回来后，就积极地制造亲秦的舆论。他们说齐王建应西去朝秦，以表归顺，又说秦齐是姻亲，根本不用备战抗秦，也不要帮助三晋、燕、楚攻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贲南下伐齐，几乎就没有遇到过什么抵抗。王贲率军长驱直入，攻破临淄，齐王建与后胜马上向秦投降。齐国灭亡。 至此，秦国走完了削平群雄、统一六国的最后一程。秦王政在他登上秦国王位的第二十六个年头，终于统一了中国。天下初定，秦王政第一件急着想做的事，就是要重新给自己确定一个称号。 春秋战国，各国诸侯都被称为“君”或“王”。战国后期，秦国与齐国曾一度称“帝”，不过这一称号在当时并不同行。已经一统天下的秦王政，以为过去的这些称号都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尊崇，“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他下令左右大臣们议帝号。 经过一番商议，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认为，秦王政“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功绩“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他们援引传统的尊称，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建议秦王政采用“泰皇”头衔。然而，秦始皇对此并不满意。他只采用一个“皇”字，而在其下加一“帝”字，创造出“皇帝”这个新头衔授予自己。 从此以后，“皇帝”就成为中国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谓。 “皇帝”称谓的出现，不仅仅是简单的名号变更，还反映了一种新的通知观念的产生。在古代，“皇”有“大”的意思，人们对祖先神和其他一些神明，有时就称“皇”。“帝”是上古人们想象中的主宰万物的最高天神。秦始皇将“皇”和“帝”两个字结合起来，第一，说明了他想表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是上天给予的，即“君权神授”；第二，反映了他觉得仅仅是做人间的统治者还不满足，还要当神。 可见，“皇帝”的称号，乃是秦王政神化君权的一个产物。 秦王政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他又规定：自己死后皇位传给子孙时，后继者沿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万世。秦始皇梦想皇位永远由他一家继承下去，“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 为了使皇帝的地位神圣化，秦始皇又采取了一系列“尊君”的措施： 取消谥法。谥法起于周初，是在君王死后，依其生平事迹，给予带有评价性质的称号。但秦始皇认为，像这样“子议父，臣议君”，太不象话，更没意义。他宣布废除谥法，不准后代臣子评价自己。 天子自称为“朕”。“朕”字的意义与“我”相同，以前一般人均可使用，但秦始皇限定只有皇帝才能自称为“朕”。 皇帝的命令叫作“制”或“诏”。 文字中不准提及皇帝的名字，要避讳。文件上逢“皇帝”“始皇帝”等字句时，都要另起一行顶格书写。 只限皇帝使用的、以玉质雕刻的大印才能称为“玺”。 以上这些规定，目的在于突出天子的特殊地位，强调皇帝与众不同，强化皇权在人们心目中的神秘感。秦始皇幻想借助这些措施，使他的皇位千秋万代地在其子孙后代中传续下去。[编辑本段]【中央集权】 为了有效地管理国家，也为了替子孙万代奠定基业，秦始皇吸取了战国时期设置官职的具体经验，建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政权机构。 中央机构 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有左右二员，掌政事。太尉掌军事，不常置。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副贰，掌图籍秘书，监察百官。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以下，是分掌具体政务的诸卿，其中有掌宫殿掖门户的郎中令，掌宫门卫屯兵的卫尉，掌京畿警卫的中尉，掌刑辟的廷尉，掌谷货的治粟内史，掌山海池泽之税和官府手工业制造以供应皇室的少府，掌治宫室的将作少府，掌国内民族事务和外事的典客，掌宗庙礼仪的奉常，掌皇室属籍的宗正，掌舆马的太仆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与诸卿议论政务，皇帝作裁决。 在此之外，秦代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官职，比如博士—“掌通古今”，即通晓古今史以备皇帝咨询，同时负责图书收藏；典属国—与典客一样主管少数民族事务，不同的是典客掌管与秦友好的少数民族的交往，而典属国则负责已投降秦朝的少数民族；詹事—管理皇后和太子的事务；将作少府—负责宫殿建造。 秦王朝建立的这套中央集权机构的政权机构，以后一直被历代王朝所仿效。其中汉代的“三公九卿”，基本上是照搬秦制。 地方机构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郡县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 郡设守、尉、监（监御史）。郡守掌治其郡。郡尉辅佐郡守，并典兵事。郡监司监察。秦始皇把全国分成三十六郡，以后又陆续增设至四十一郡。 他们是： 秦地：巴郡，蜀郡，陇西郡，北地郡； 赵地：太原郡，云中郡，邯郸郡，巨鹿郡，雁门郡，代郡，常山郡； 魏地：上郡，河东郡，东郡，砀郡，河内郡； 韩地：三川郡，上党郡，颍川郡； 楚地：汉中郡，南郡，黔中郡，南阳郡，陈郡，薛郡，泗水郡，九江郡，会稽郡，长沙郡，衡山郡； 齐地：东海郡，齐郡，琅琊郡，胶东郡，济北郡； 燕地：广阳郡，上谷郡，渔县郡，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 南越故地：闽中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 匈奴故地：九原郡。 县，万户以上者设令，万户以下者设长。县令、长领有丞、尉及其他属员。县令、长主要管政务，县尉掌握军事，县丞掌管司法。 县以下有乡，其主要职能有四：1.摊派徭役；2.征收田赋；3.查证本乡被告案情；4.参与对国家仓库粮食的保管工作。乡设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和赋税，游徼掌治安。 乡下有里，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里有里典，后代称里正、里魁，以"豪帅"即强有力者为之。里中设置严密的什伍户籍组织，以便支派差役，收纳赋税。并规定互相监督告奸，一人犯罪，邻里连坐。此外还有司治安、禁盗贼的专门机构，叫做亭，亭有长。亭除了主要管理治安，还负责接待往来的官吏，掌管为政府输送、采购、传递（文书）等事。两亭之间，相距大约十里。 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有左右二员，掌政事。太尉掌军事，不常置。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副贰，掌图籍秘书，监察百官。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以下，是分掌具体政务的诸卿，其中有掌宫殿掖门户的郎中令，掌宫门卫屯兵的卫尉，掌京畿警卫的中尉，掌刑辟的廷尉，掌谷货的治粟内史，掌山海池泽之税和官府手工业制造以供应皇室的少府，掌治宫室的将作少府，掌国内民族事务和外事的典客，掌宗庙礼仪的奉常，掌皇室属籍的宗正，掌舆马的太仆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与诸卿议论政务，皇帝作裁决。 在此之外，秦代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官职，比如博士—“掌通古今”，即通晓古今史以备皇帝咨询，同时负责图书收藏；典属国—与典客一样主管少数民族事务，不同的是典客掌管与秦友好的少数民族的交往，而典属国则负责已投降秦朝的少数民族；詹事—管理皇后和太子的事务；将作少府—负责宫殿建造。 秦王朝建立的这套中央集权机构的政权机构，以后一直被历代王朝所仿效。其中汉代的“三公九卿”，基本上是照搬秦制。 地方机构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郡县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 郡设守、尉、监（监御史）。郡守掌治其郡。郡尉辅佐郡守，并典兵事。郡监司监察。秦始皇把全国分成三十六郡，以后又陆续增设至四十一郡。 他们是： 秦地：巴郡，蜀郡，陇西郡，北地郡； 赵地：太原郡，云中郡，邯郸郡，巨鹿郡，雁门郡，代郡，常山郡； 魏地：上郡，河东郡，东郡，砀郡，河内郡； 韩地：三川郡，上党郡，颍川郡； 楚地：汉中郡，南郡，黔中郡，南阳郡，陈郡，薛郡，泗水郡，九江郡，会稽郡，长沙郡，衡山郡； 齐地：东海郡，齐郡，琅琊郡，胶东郡，济北郡； 燕地：广阳郡，上谷郡，渔县郡，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 南越故地：闽中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 匈奴故地：九原郡。 县，万户以上者设令，万户以下者设长。县令、长领有丞、尉及其他属员。县令、长主要管政务，县尉掌握军事，县丞掌管司法。 县以下有乡，其主要职能有四：1.摊派徭役；2.征收田赋；3.查证本乡被告案情；4.参与对国家仓库粮食的保管工作。乡设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和赋税，游徼掌治安。 乡下有里，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里有里典，后代称里正、里魁，以"豪帅"即强有力者为之。里中设置严密的什伍户籍组织，以便支派差役，收纳赋税。并规定互相监督告奸，一人犯罪，邻里连坐。此外还有司治安、禁盗贼的专门机构，叫做亭，亭有长。亭除了主要管理治安，还负责接待往来的官吏，掌管为政府输送、采购、传递（文书）等事。两亭之间，相距大约十里。[编辑本段]【全面统一】 书同文 殷商以降，文字逐渐普及。作为官方文字的金文，形制比较一致。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器、陶文、帛书、简书等民间文字，则存在着区域中的差异。这种状况妨碍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影响了中央政府政策法令的有效推行。于是，秦统一中原后，秦始皇下令李斯等人进行文字的整理、统一工作。 李斯以战国时候秦人通用的大篆为基础，吸取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比划简省的优点，创造出一种形体匀圆齐整、比划简略的新文字，称为“秦篆”，又称“小篆”，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同时废除其他异体字。此外，一位叫程邈的衙吏因犯罪被关进云阳的监狱，在坐牢的10年时间里，他对当时字体的演变中已出现的一种变化（后世称为“隶变”），进行总结。此举受到秦始皇的赏识，遂将他释放，还提升为御史，命其“定书”，制定出一种新字体，这便是“隶书”。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 秦始皇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是对我国古代文字发展、演变做了一次总结，也是一次大的文字改革，他对我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度同制 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很不一致。秦统一后，规定货币分金和铜两种：黄金称上币，以镒（秦制20两为镒）为单位；铜钱万下币，统一为圆形方空，以半两为单位。金币主要供皇帝赏赐，铜币才是主要的流通媒介。 秦始皇以原秦国的度、量、衡为单位标准，淘汰与此不合的制度。秦廷在原商鞅颁布的标准器上再加刻诏书铭文，或另行制作相同的标准器刻上铭文，发到全国。与标准器不同的度、量、衡一律禁止使用。 在田制上，秦王朝规定6尺（合今230厘米）为步，240步为一亩。这一亩制以后沿用千年而不变。 车同轨 战国时期，各国车辆形制不一。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定车宽以六尺为制，一车可通行全国。 行同伦 “行同伦”就是端正风俗，建立起统一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在这方面，秦王朝也给予相当的重视。比如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来到泰山下。这里原是齐国故地，号称“礼仪之邦”。始皇就令人在泰山所刻的石上记下“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糜不清净，施于后嗣”（意谓男女之间界限分明，以礼相待，女治内，男治外，各尽其责，从而给后代树立好的榜样），予以表彰。而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在会稽刻石上留的铭文，则对当地盛行的淫泆之风，大加鞭笞，以杀奸夫无罪的条文来矫正吴越地区男女之大防不严的习俗。[编辑本段]【修筑长城】 秦灭六国之后，即开始北筑长城，每年征发民夫四十余万。在当时生产力极度低下，男人辛苦劳作尚不能果腹，女人纺织的布都无法蔽体的情况下，征调如此之多的民力去从事非生产性劳动，造成的结果只能是死亡人数无法统计，千里之地尽是尸首，血流成河的惨剧，所以百姓十户人家里有五户想要造反也就不足为奇了。“孟姜女哭塌长城”的民间传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普通百姓对修筑长城的怨言和秦的暴政黑暗。 绵延万里的长城它并不只是一道单独的城墙，而是由城墙、敌楼、关城、墩堡、营城、卫所、镇城烽火台等多种防御工事所组成的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 体系。这一防御工程体系，由各级军事指挥系统层层指挥、节节控制。以明长城为例，在万里长城防线上分设了辽东、蓟、宣府、大同、山西、榆林、宁夏、固原、甘肃等九个军事管辖 区来分段防守和修缮东起
也说先秦文学 1、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发端期。 《诗经》与《楚辞》是先秦诗歌的代表。《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诗歌305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而“颂”是宗庙祭祀时的乐歌和舞曲。《诗经》采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赋是直陈其事，比是打比方，兴是感物起兴。《诗经》反映了自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的社会生活，大部分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硕鼠》、《伐檀》等诗讽刺了腐败的者，表现了反抗的心声；《采薇》、《君子于役》等诗反映了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忧伤；《氓》等诗表现了妇女爱情婚姻方面的不幸遭遇；《七月》等诗反映了初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表现了天人谐和的意识；《静女》、《蒹葭》等诗颂扬了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诗经》格式以四言为主，是四言诗的高峰。楚辞产生于战国后期的楚国，是以“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为特点的新体诗。楚辞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名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运用楚辞的诗歌形式创作了大量杰出作品，《九歌》是根据楚国祭神乐歌创作的，其中，《湘君》、《湘夫人》是取材神话传说的爱情诗篇，《国殇》是颂扬为国捐躯的战士们的英雄颂歌；《九章》大多抒写流放后的悲愤，其中，《哀郢》写于郢都沦陷之时，《怀沙》是自投汩罗江之前的绝笔；《天问》就自然、历史、神话等方面提出了一百七十几个问题，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忠于理想的激情，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富于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诗经》和楚辞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先秦历史散文和先秦诸子散文构成先秦散文的辉煌。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政治大变革的时期，在剧烈的社会动荡里，各诸侯国当政者需要借鉴历史，总结经验，于是大量历史著作应运而生。先秦历史散文以记言记事为主，著名作品有编年体史书《左传》、国别体史书《国语》和《战国策》等，其中许多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具有很高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左传》名篇《郑伯克段于鄢》再现了纺织阶层家庭内部的相互残杀，揭露了统治者残忍而虚伪的面目，叙事写人生动传神；《秦晋肴之战》生动记述了战争的史实。《国语》名篇《召公谏厉王弭谤》提出“为民者宣之使言”的主张，设喻引事，独具匠心。《战国策》中人物形象个性更为突出，描写了技巧更加高超，在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更高，如名篇《燕昭王求士》生动描写了燕昭王招贤复国的历史故事。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说之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的散文。诸子散文各具特色，《论语》警策，《孟子》雄辩，《墨子》谨严，《荀子》淳厚，《韩非子》犀利，《庄子》汪洋恣肆。诸子散文中，《庄子》的文学性最强，《逍遥游》、《秋水》等名篇，想象奇幻，文笔夸张，成就很高。仔细看你的要求,大概是要原创的论文,楼主看清,是200分,而不是200元,即便200元又或有人看得起?网上无非找些资料罢了,学问还是应该自己做才是~
1、《金文“佃人”身份考》，《华夏考古》2012年第1期，第120-128页。2、《卜辞中的“梦”字及其他》，《殷都学刊》2011年第4期，第1-5页。3、《再论包山楚简“州”的性质与归属》，《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第261-283页。4、《试论葛陵楚简“丘”的性质与规模》，《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2页。5、《闻尊铭文与包山“疋狱”文书之性质》，《长江·三峡古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11年，第267-272页。6、《琱生诸器铭文综合研究》，《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2-105页。7、《周代农村基层聚落初探——以西周金文资料为中心的考察》，《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6-167页。8、《践鼎铭文补释及其相关问题》，《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96-202页。9、《谈谈新蔡葛陵楚墓竹简中的“丘”》，《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10年，第244-249页。10、《“仲催父鼎”补释及其相关历史问题》，《古文字研究》第28辑，中华书局，2010年，第212-217页。11、《“仲催父鼎”についての补充解释及びそれに关わる历史问题》，《中国交换研究员论丛》第27号，【日】爱知大学国际交流ヤンター，2010年3月，第1-6页。12、《里耶“户籍简”与战国末期的基层社会》，《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23-40页。人大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2010年第1期全文转载。13、《包山简“州加公”、“州里公”身份述论》，《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04-214页。14、《鄩氏诸器铭文及其相关历史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2期，第13-26页。人大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2009年第4期全文转载。15、《血族组织地缘化与地缘组织血族化——关于周代基层组织与基层社会的几点看法》，《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期，第116-123页。16、《应公鼎铭与周代宗法》，《南开学报》2008年第6期，第8-17页。17、《中子化盘铭文别释》，《东南文化》2008年第5期，第43-46页。18、《关于“叀”字本义的一个假说》，《古文字研究》第27辑，中华书局，2008年，第251-256页。19、《浅谈“荣仲方鼎”的定名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2期，第61-68页。20、《叔虞鼎的定名与西周历史上的虞国》，《仰止集——王玉哲先生纪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3-367页。21、《（矢+廾）季鼎、扬簋与西周法制、官制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南开学报》2007年第2期，第101页-112页。人大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2007年第5期全文转载。22、《说“敢”》，《史海侦迹》，香港新世纪出版公司，2006年，第16-28页。23、《亢鼎铭文与西周土地所有制》，《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1期，第19-27页。24、《关于商代妇名研究中的两个问题》，《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中国社科出版社，2004年，第237-244页。25、《<尚书·酒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解》，《周秦社会与文化研究论文集》，陕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第341-359页。26、《金文“咸”字词义、用法缕析——兼论〈尚书·康诰〉等篇的年代问题》，《中华文史论丛》71辑，2003年5月，第273-288页。27、《试论殷墟聚落居民的族系问题》，《南开学报》2002年第6期，第73-80页。人大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2003年第2期全文转载。28、《〈肄簋〉铭文释读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4期，第68-73页。29、《重论“咸为成汤说”》，《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145-149页。30、《〈大戴礼记〉源流考》，《文史论集二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36-74页。31、《周代男子以“孙”相称的含义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中华书局，2001年，第49-57页。32、《从商金文“寝某”称名形式看殷人的称名习俗》，《华夏考古》2001年第1期，第87-93页、第109页。人大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2001年第4期全文转载。33、《卜辞“多生”考》，《文史论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42页。34、《周代赐姓制度考述》，《天津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第1-7页。35、《燕召诸器铭文与燕召宗族早期历史中的两个问题》，《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6-25页。评述与其他1、《多维视野下的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中华读书报》2005年6月1日。2、《20世纪中国年代学研究的盛举》（下），《历史教学》2001年第3期，第34-35页。3、《20世纪中国年代学研究的盛举》（上），《历史教学》2001年第2期，第39-42页。4、《夏商史》（第二作者），《中国历史学年鉴1998》，三联书店，2000年。5、《读<殷墟都城探论>》，《中国文物报》2000年3月8日。6、《胶州三里河陶器图录》，《胶州历史文化初探》，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7、《西周诸王年代诸说分王检索》（合作），《西周诸王年代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8、《中国大百科全书修订版》毛公鼎、克鼎等商周青铜器与金文词条16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9、《Rhyming Dictionary(韵书)浅述》（合作），《图书与情报》1993年第2期。10、《如何掌握经济及商业文献信息》（参编），惠世荣主编，华夏出版社，1993年。
据了解，古代文学方面的毕业论文选题有很多，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大家可以进行选择：1、中国古代洪水神话考论2、 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3、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4、《诗经》燕飨食诗的场面描写5、《诗经》的审美学特色6、论《诗经》中的征役诗7、论《诗经》中的婚恋诗8、论《诗经》中的史诗9、论《诗经》中的农事诗(其他类型,自拟题目)10、《诗经》的比兴与《楚辞》的象征11、《离骚》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12、从《离骚》看屈原的自觉与不自觉13、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14、先秦史传寓言研究15、先秦史书寓言研究(其他类型,自拟题目)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1、近百年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2、微信与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与创作3、从"内""外"之争到文化诗学--文化诗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语言学转向述评4、中国古代文学在对外汉语中的跨文化教学5、文学传播学的创建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6、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7、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主要特征8、中国古代文学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兼及中国古代文学的数理批评9、再论古代文学文体学的内涵与方法10、"诗言志":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一个标本11、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12、学科史·研究史·学术史--国学与古代文学关系的三个视角13、困窘与出路:古代文学研究"文化学转向"的背后14、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代化"的点滴思考15、论古代文学的当代价值及其呈现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1 《诗经》分类研究（情诗、思妇诗、离别诗等）2 先秦诸子文研究（《论语》、《庄子》、《孟子》、先秦寓言等）3 屈原与楚辞研究（生平、悲剧成因、作品辨伪、思想与艺术等）4 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专著专论研究5 亡国之音哀以思——论李煜词6 柳永词的雅和俗7 论柳永对苏轼词的影响8 苏轼的人品与词风9 李清照前后期词在情感表达上的不同10 苏轼、辛弃疾豪放词风的比较11 论秦观词的艺术特色12 论黄庭坚的瘦硬诗风13 《三国演义》和历史文学创作问题14 《水浒传》主题辨析15 汤显祖戏曲观的研究16 《聊斋志异》爱情题材论17 《红楼梦》主要人物形象论18 简论中唐多情传奇19 从李贺诗看其“鬼才”之名20 简论李商隐的咏史诗21 李商隐的“无题诗”的艺术特色22 简论中唐多情传奇23 李煜词评价之我见24 试论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25 豪放大师苏轼的婉约词26 论关汉卿喜剧之“双璧”《救风尘》与《望江亭》27 古典长篇小说名著（任选一部）中的女性艺术形象试论28 《三言》中爱情作品的反封建倾向29 《红楼梦》中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试论30 《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的女性悲剧31 谈影视剧中历史题材作品的时代精神与当代意识32 论《三国演义》塑造诸葛亮的艺术经验33 论《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艺术特色34 论《西游记》的孙悟空形象35 论《牡丹亭》的杜丽娘形象36 论“三言二拍”表现的市民生活特色37 论《桃花扇》的李香君形象38 论《桃花扇》的结构艺术39 论《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制的批判40 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41 论论李汝珍的《镜花缘》42 论二晏词43 论苏轼的散文特色44 论陆游晚年的思想和诗歌创作45 从林逋的咏梅诗到姜夔咏梅诗46 辛弃疾词与南宋理学的关系47 论元杂剧中的包公形象48 论《西厢记》中张生的形象49 论元杂剧中的李逵形象50 贾谊论51 《史记》人物传记所体现审美情趣52 《史记》人物传记中人物形象分析53 汉乐府诗分析54 陶渊明的人格和诗风55 南北朝乐府民歌艺术风格比较56 正始文学与建安文学异同论57 论曹植诗歌的整体风格58 魏晋隐士与魏晋文学59 《世说新语》刻画人物60 魏晋南北朝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61 陶渊明与谢灵运诗歌比较62 《西厢记》的传播63 元杂剧的题目正名64 元刊本杂剧中的角色问题65 《窦娥冤》的悲剧特征66 三国演义的成书问题67 《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68 牡丹亭》的传播69 《红楼梦》中改名问题70 石头传说与贾宝玉形象71 石头传说与孙悟空形象72 传奇戏的文人化问题73 戏曲的案头化研究74 商人形象在明清小说的变化及意义75 《桃花扇》中的女性问题76 李白诗中的仙、侠精神。77 论辛词的英雄情节78 论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79 论辛弃疾的“以文为词”80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81 “清空骚雅”、“幽韵冷香”的白石词。82 关于白居易《新乐府的评价83 关汉卿杂剧中的女性形象84 韩愈散文的艺术风格85 元散曲的艺术风格86 柳宗元的寓言创作87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88 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89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90 论杜牧的七言绝句91 论归有光的散文92 论李商隐的无题诗93 《牡丹亭》的艺术成就94 西蜀词与南唐词之比较95 论《西游记》的诙谐风格96 欧阳修词的艺术风格97 《金瓶梅》人物论 98论纳兰性德词99 欧阳修散文的情韵美100 王安石后期的诗歌
1.《诗经》的审美学特色 2.论《诗经》中的征役诗 3.论《诗经》中的婚恋诗 4.论《诗经》中的史诗 5.论《诗经》中的农事诗(其他类型,自拟题目) 6. 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 7. 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 8. 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 9. 先秦史传寓言研究 10. 先秦史书寓言研究(其他类型,自拟题目) 11. 先秦文学与理性精神 12. 《吕氏春秋》与杂家 13. 《诗经》的比兴与《楚辞》的象征 14. 论《左传》的战争描写 15. 论《左传》的妇女形象 16. 《战国策》的艺术成就 17. 《战国策》名篇研究 18. 老子的思想 19. 《老子》的艺术特色 20. 《庄子》的艺术特色 21. 《庄子》寓言的艺术成就 22.孟子论辩散文的艺术风格 23．从《离骚》看屈原的自觉与不自觉 24．《史记》所描写的游侠 25．《史记》所描写的刺客 26. 司马迁的反暴政思想 27．《史记》所描写的战国四公子 28.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 29. 从《氓》到《孔雀东南飞》——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 30. 曹操与诗文革新 这是网上说的，你参考下。
1.《〈五行〉学说与〈荀子〉》，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2. 《论汉代〈诗经〉著述之内外传体》，刊载于《国学研究》第三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版。3.《学术上的闻一多：论〈古典新义〉之新》，收入《古典新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2011年12月出版。4.《说评点》，刊载于《文史知识》2011年第11期。5.《论屈原诗歌的比体艺术》，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被收入《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1年第6期，教育部语言文字报刊社《语文建设》2012年第2期“论点摘编”部分摘要介绍了本文的部分论点，题为《〈离骚〉的比体艺术》。6.《中国寓言研究反思及传统寓言视野》，刊载于《文学遗产》2011年第1期。7.《简帛〈五行〉篇与〈尚书〉之学》，收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古籍研究中心主编《先秦两汉古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8.《论楚辞文化学研究的问题——以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为考查中心》，刊载于《中国诗歌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2010年5月。9.《〈庄子〉和先秦道家散文艺术》，收入熊礼汇主编《中国古代散文艺术二十四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10.《“纯绿”还是“纯缘”：一个〈诗经〉学的误读》，刊载于《文献》季刊，2010年第1期；被收入《北大中文学刊》（201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11.《论简帛〈五行〉篇与〈诗经〉学之关系》，刊载于《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0年第4期全文转载；又收入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编《燕园论诗：中国古代诗歌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12.《〈离骚〉三论》，刊载于《国学研究》第2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收入《北大中文学刊》（20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13.《简帛〈五行〉篇与孟子之学》，刊载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09年第10期全文转载；又被摘要收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国学文摘》第1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7月。14.《〈史记〉：那个时代的“文学”》，刊载于《文史知识》2009年第3期。15.《〈诗经〉学误读二题》，刊载于《枣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16.《理解孔子》，刊载于《在北大听讲座》第17辑，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12月。17.《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自恋倾向：以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为考查中心》，刊载于台湾远东科技大学《远东通识学报》第1期，2007年7月。18.《〈两都赋〉新论》，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收入《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7年第2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7年第6期全文转载。获得“北京大学第十一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1年3月3日）。19.《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的〈诗经〉学史价值》，刊载于《中国诗歌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2005年8月。20.《先秦两汉文学与哲学》，收入《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先秦两汉卷，傅璇琮、蒋寅总主编，赵敏俐、谭家健分卷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21.《现状和困境：近年来〈诗经〉研究平议》，刊载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5年第12期全文转载。22.《归乡情悲：〈采薇〉新释》，刊载于《文史知识》2005年第6期。23.《论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的〈诗经〉学史价值》，收入《立雪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4月。24.《关于先秦寓言的追问》，刊载于《文史知识》2004年第6期。25.《论屈原作品中的“男女关系”隐喻》，收入《先秦两汉文学论集》，学苑出版社2004年7月。26.《卫宏作〈诗序〉说驳议：兼申郑玄子夏作〈大序〉、子夏毛公作〈小序〉说》，刊载于《中国学术》第十四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8月。27.《史学、文学、经学：〈史记〉特质三层》，刊载于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Ⅱ（《国际中文研究》第二辑），博特拉大学出版社（UNIVERSITI PUTRA MALASIA PRESS）2001。28.《孔子天命意识综论》，刊载于《孔子研究》1999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马列哲学政治及社科类）1999年12期全文转载。29.《论〈诗经〉汉学宋学之异同》，刊载于《文史哲》1999年第4期。30.《论共时性理解对〈诗经〉、〈楚辞〉研究的意义》，刊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7期全文转载。31.《史记：司马迁人格的完成》，收入孙以昭主编《中国文化与古典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32.《试论荀子的人文意识》，刊载于《孔子研究》1991年第3期。33.《论〈诗经原始〉在〈诗经〉学史上的进展及其保守性》（合作），刊载于《学术交流》2011年第8期。34.《朱子〈诗〉学特征论略》（合作），刊载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35.《历史性：汉字阐释的原则》（合作），刊载于《人文杂志》1996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1996年第8期全文转载。36.《关于汉字构形功能的确定》（合作），刊载于《安徽教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37.《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合作），刊载于《学术界》1995年第1期。38.《汉字形义关系的疏离与弥合》（合作），刊载于《语文建设》1994年第1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1995年第3期全文转载。39.《〈说文解字〉与儒家传统》（合作），刊载于《江淮论坛》1994年第6期。40.《汉字阐释与图腾遗风》（合作），刊载于《东南文化》1994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94年第6期全文转载。41.《论屈原的理性精神》（合作），刊载于《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秦汉散文 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文作品或针砭时弊，分析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或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写得深切著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文章风格而论，贾谊、晁错各有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比较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而缺少生气。但少数作家能够冲破经学的束缚，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对封建社会中日益尖锐的种种矛盾，统治阶级的腐化侈靡以及神学化的经学作了揭露和抨击。在文章风格上因受到辞赋创作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思想内容则与辞赋相反，绝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颂扬。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具体生动的反映，其中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不切实际、迂腐经生的讽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生动的比喻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势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 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批评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错误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分析，并指出其荒谬的地方。由此出发，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典范。 中国史官的建置极早，他们掌管国家的典册，记言记事,积累并整理了大量文献,供统治者咨询和使用。现存的儒家“五经”及《左传》、《国语》等，其初大都出于史官之手。战国以后，特别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理历史资料就成为文化思想的必然趋势。《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说明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 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创造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 汉代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小说一类，《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桓谭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新论》)汉代小说作品大都亡佚,现存题为汉人所作者,如《十洲记》、《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等,均出后人伪托。但据班固、桓谭所论,及汉代小说佚文、伪书所记,推测其内容当系志怪、志人之类,实为魏晋小说之滥觞。由于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为当世儒者所轻贱,以至无法流传于后世。汉人小说虽不存,但现存的汉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类似小说者，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作者编纂这三部书的本意是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汉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轶事、传说和寓言，颇与后世小说相近。此外，《吴越春秋》、《越绝书》,旧时书录均入史部,称之为“杂史”、“载记”。两书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主要根据《国语》，亦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其中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中“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其写法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是有启发的。
刘桢生平考摘 要：刘桢，以诗歌见长，与曹植并称“曹刘”。根据相关史料及文集理清刘桢依附曹操，任司空军谋祭酒、丞相掾属、五官将文学、平原侯庶子、临淄侯庶子等情况，考订刘桢于建安十六年夏因平视甄氏被刑，建安二十二年遭疫气而亡，享年约43岁。 关键词：刘桢;生平;生卒年 作者简介：王燕（1979-），女，汉族，湖北襄阳人，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32--02 刘桢字公干 ，生于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前后 ，东平宁阳人，即今山东宁阳县人，为汉宗室子孙 。其祖父名梁，字曼山 。 刘桢早慧，年八、九岁，能诵《论语》、《诗》，论及篇赋数万言 ，年少时便文名远播。初平三年（192年）曹操闻其文名，招其来归，桢以年小未就 。 建安三年春，刘桢任司空军谋祭酒 。任职期间，于建安七年、九年随从征邺 。建安十三年，曹操为丞相，刘桢被辟为丞相掾属，同年从征刘表，预赤壁之战 。十四年随军还谯，赴曹丕宴 。建安十六年（211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刘桢任五官将文学 ，时曹丕驻守邺城，刘桢与诸子随侍，同游南皮、邺城西园 。诸子同游是刘桢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任文学期间，刘桢曾辞曹丕借廓落带 。建安十六年夏因平视甄氏被刑 ，然而不久即被赦，复为文学 ，后转为平原侯庶子 。曹植十九年徙封临淄侯，刘桢也于十九年或稍后随之转为临淄侯庶子。建安二十年（215年）刘桢在清漳河滨养病，曹丕前来视疾 。 刘桢于建安二十二年遭疫气而亡，终年约43岁 。 注释： [1]刘桢，建安七子之一，以五言诗著称，与曹植并称“曹刘”（《文心雕龙·比兴》）。《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幼智下》引《文士传》：“刘桢字公干”。 [2]见俞绍初《建安七子集》附录《建安七子年谱》，中华书局，1989年，354页。 [3]《后汉书·文苑传下》：“刘梁字曼山，一名岑，东平宁阳人也。梁宗室子孙，……孙桢，亦以文才知名。” [4]关于刘桢与刘梁的关系有不同的说法。《魏志·王粲传》注引《文士传》：“桢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认为桢为梁之子。而《后汉书·文苑传》认为桢为梁之孙。案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刘梁生于公元120年，以刘桢生年公元175年推之，时梁已55岁左右，则桢为梁之孙较为可信。 [5]《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幼智下》引《文士传》：“刘桢字公干，少以才学知名。年八、九岁，能诵《论语》、《诗》，论及篇赋数万言。警悟辩捷，所问应声而答，当其辞气锋烈，莫有折者。” [6]见俞绍初《建安七子集》附录《建安七子年谱》，中华书局，1989年，354页。 [7]《后汉书·文苑传》下《刘梁传》注引《魏志》：“桢字公干，为司空军谋祭酒”。按《魏志·武帝纪》：“三年春正月，公还许，初置军师祭酒。”则刘桢任司空军谋祭酒在建安三年春正月以后。 [8]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刘桢诗》：“北渡黎阳津，南登纪郢城。”《文选》张铣注曰：“北渡者，谓从太祖征袁绍。”按《魏志·武帝纪》，曹操七年破袁绍，九年与袁尚相持于黎阳。据此刘桢从征邺在建安七年、九年。 [9]《三国志·武帝纪》：“（十三年）夏六月，以公为丞相。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又《三国志·王粲传》：“瑒、桢各被太祖辟为丞相掾属。”则桢为丞相掾属在建安十三年。关于从征刘表，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一：“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李善注：“元后，谓曹操也。至南乡，谓征刘表也。”又《遂志赋》自叙经历：“梢吴夷于东隅，制叛臣乎南荆。”“制叛臣”谓征刘表。而曹操征刘表、赤壁之役在建安十三年。 [10]《三国志·武帝纪》：“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十二月，军还谯。”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一：“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过彼丰沛都，与君共翱翔。四节相推斥，季冬风且凉。众宾会广坐，明镫熺炎光。”《文选》李善注：“丰、沛，汉高祖所居，以喻谯也。君，谓五官也。”诗中又有“季冬风且凉”句，与是年还谯时令合。由此可知刘桢从征刘表到还归谯郡一直随行曹氏。曹丕《感物赋序》中有“南征荆州，还过乡里”，指征刘表之后还归乡里谯郡，于谯郡设宴招待诸文人。“众宾会广坐，明镫熺炎光”即刘桢追忆昔日曹丕在谯郡宴饮歌舞的场面。 [11]《魏志·武帝纪》：“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又《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典略》曰：“建安十六年，世子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使桢随侍太子”。 [12]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曹丕于建安十六年封五官中郎将，阮瑀于十七年卒，又据信中“天气和暖，众果具繁。……节同时异，物是人非”可知诸子同游在十六年夏秋之际。而据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知昔日游处有南皮和西园两处，南皮在今河北省，西园在邺城。 [13]《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文帝尝赐桢廓落带，其后师死，欲借取以为像，因书嘲桢……桢答曰：‘……恨桢所带，无他妙饰，若实殊异，尚可纳也。’桢辞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为诸公子所亲爱。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刘桢辞借廓落带发生于被刑输作前，被刑时间见下注。 [14]《世说新语·言语》第二注引《典略》：“建安十六年，世子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使桢随侍太子。酒酣坐欢，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刘桢被刑时间还可参看《魏志·王粲传》述吴质事注引《魏略》：“及河北平定，（大将军）[五官将]为世子，质与刘桢等并在坐席。桢坐谴之际，质出为朝歌长”，可知刘桢被刑与吴质任朝歌长同时。《魏略》接着说质：“后迁元城令。其后大军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据《三国志·钟繇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云：“太祖征汉中，太子在孟津”，可见“大军西征”指曹操征汉中，查《魏志·武帝纪》，曹操西征汉中为建安二十年，吴质迁元城令在西征汉中前，故必在二十年或二十年前。又据曹植《与吴季重书》“墨翟不好伎，何为过朝歌而回车乎？足下好伎，值墨翟回车之县”，可知此信是质任朝歌长时所作。而质于建安二十年甚至二十年前已迁元城令，故此信最晚作于二十年，时质仍任朝歌长。吴质回信《答东阿王书》曰：“墨子回车，而质四年。”可知此时质任朝歌长已四年。由二十年上推四年正是建安十六年，故最晚建安十六年吴质出为朝歌长，同时刘桢被刑，与《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典略》所述时间吻合。再由徐干《赠刘桢》：“与子别无几，所经未一旬。虽路在咫尺，难涉如九关。……陶陶朱夏别，草木昌且繁”可知，刘桢受刑在是年夏天。 [15]《水经注》卷十六《谷水注》引《文士传》曰：“后太祖乘步牵车乘城，降关（疑作“观”）簿作，诸徒咸敬，而桢拒，坐磨石不动。太祖曰：‘此非刘桢也，石如何性。’桢曰：‘石出荆山悬岩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内秉坚贞之志，雕之不增文，磨之不加莹，禀气贞正，禀性自然。’太祖曰：‘名岂虚哉！’复为文学。” [16]《后汉书·文苑传》下《刘梁传》注引《魏志》说刘桢：“为司空军谋祭酒，五官郎将文学，……转为平原侯庶子。” [17]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二曰：“余婴沉痼疾，窜身清漳滨。……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诗为赠曹丕的，“所亲”当指曹丕。可知刘桢于清漳河滨养病时，曹丕曾来视疾。而视疾时间，《赠五官中郎将》其三曰：“秋日多悲怀，……壮士远出征，戎事将独难。”李善注云：“‘壮士’，谓五官也……‘出征’，谓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为五官中郎将。’《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干、刘桢等俱逝。’然其间唯有镇孟津及黎阳，而无所征伐。故疑出征谓在孟津也。以在邺，故曰出征。以有兵卫，故曰戎事也。”李善认为“出征”谓曹丕因曹操征张鲁而驻守孟津，相对于邺城，所以说“出征”，因有兵卫，所以说“戎事”。曹丕视疾在赴孟津前夕，即建安二十年。 [18]《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王粲传》：“干、琳、瑒、桢二十二年卒。”《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注引《魏书》载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后汉书·献帝纪》、曹植《说疫气》也说大疫发生于二十二年，则刘桢于建安二十二年卒当无疑。
法制史是所有法学的基础，就跟法理学一样，所以即使是宪法学老师，也不会仅仅围绕宪法问题提问，而是依旧围绕你的论文中心及内容题问，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也是学法学的，我虽然没看过你的论文，但从你的论文的题目《论清末司法独立原则的确立》，我认为该论文中可能涉及的核心问题有几个：1、这种司法独立原则确立的背景是什么；2、司法独立的进步意义是什么；3、清末司法独立原则确立与当今时代司法独立的衍生关系是什么，其区别与联系是什么；4、该原则的确立对后世宪政体制确立的作用是什么。上述问题也是我认为，如果要我写这篇论文，除了论述“司法独立原则”的历史背景、来龙去脉、比较法情况等问题外，应着重阐述的几个问题。如果你的论文中提到了这些问题，那么请着重关注。答辩时候回答老师提问，知道的请尽量回答，如果不知道、没想过，也希望能够当即思考，迅速结合自己的论文，作出中规中矩的回答。一方面不要让老师觉得你对此完全无知，另一方面也要坦诚的讲你对此研究的不够深入，将来会继续研究，以示谨慎的研究态度。答辩中切忌一个问题，就是与专业的老师抗衡，固执己见。在遇到老师提问时，尤其是专业的老师提出专业的问题，在此如果你认为与你意见相左，请保守回答，尽量的将老师的观点与你的论文观点联系起来，说成一致或者老师的观点是你的深化，而不能说是对立的、完全相悖。否认如果你的观点错误了，将直接导致论文的价值被否定。
法制史论文—我国刑事制度我国是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是世界上的文明发源地之一，也是人类社会法制文明起源较早的重要地区。当然，我这里指的法制并不是现代所讲的成文法，乃至法典。只是说在原始的公有制社会的末期已经有一定规范。下面我将谈谈我对我国刑事制度的发展历程，和我从中得到的一些结论。从原始社会开始，我国已经有了法制。当然法制并不代表着成文法，只是存在与当时社会比较适应的社会规范，当时主要是以习惯法和传统习俗为主的社会规范。也就是说，但是法制就是习惯法，由于当时的对与犯罪的习惯就是复仇，然后“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便成为了当时的刑事制度的主要形式。在现代人看来，这种简单的一命抵一命是一种野蛮的，血腥的手段，但是对与以前的无故杀人，无疑是一种进步。..因为在原始社会，能给他们最大的约束的就是传统的生活习惯和部落的生活习性。这种表面上看来的血腥手段，恰恰是当时的争取公正的正义诉求，而并不具有厚实的那种征服，奴役或者压迫的强权性质。到了原始社会的后期，我们以夏商为典型例子。我先来列举当时的主要的情况，政治上实行的是中外朝制度，经济仍然是农耕经济为主，关键是文化，因为立法本来就是一个文化活动，所以当时的文化风格和立法的规范有极大的关系。原始社会的后期，那种神学观是非常浓重的，对与神当时的人单纯地抱怨一种敬畏（没有利用的心理），因此当时的立法思想;受天命制法，宗教神权色彩浓厚。可能大家觉得我写原始社会的末期的刑事制度没有明确地区分刑法与其他法律制度的区别，因为在我看来，在原始社会的末期，法律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条理非常不明确，它调整的一个标准都是习惯法，就是说自由度非常大，而且其中的保障制度往往涉及到刑罚，所以在我看来，这种习惯法调整的社会中，判断它有没有刑事制度的性质，只有看有没有涉及刑罚。到了周朝，开始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制法的标准，西周有周公制礼，吕候制刑。礼作为习惯法的一种形式，是西周习惯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礼的制定，反映了西周立法的等级制度的精神。吕候对西周的刑事法制的贡献主要在于制定9刑。9刑的基本精神在于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刑事犯罪。到了春秋，开始制定成文法。秦朝，封建制度建立，为了加强社会稳定，采取轻罪重罚的制度，显示了当时刑法文明的落后。以后还经历了诸多的朝代，刑事制度也经历了不断地反复，应当作为公法的刑法始终逃不出调整社会各个方面的规范的作用，这种跨界的调节，往往导致了刑罚的不公平和滥用。而且导致其他法律部门的畏缩在我看来古代一切的法律制度，无论是习惯法还是成文法无不涉及到刑事制度的运用，在古代，刑即法。虽然在秦代以后把法律分成各个法律部门，可是却没有形成相应的法律部门独特的调节制度，而全部仍然运用刑事制度调整。这无疑是一种错误。这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发展的不完善和制度的不成熟，民众的法律意识没有建立起来。正如柏拉图说说：一个法律并不用多么有新意或多独特，因为在一个有法律意识的社会中，人民心中自然会有守法的意识，在一个没有法律意识的社会中，人民没有守法的意识，无论法律多新鲜，多独特，人民终会创造机会来违反。这无疑说明了，法律的有效运用，并不在于刑罚有多重，而在于人民对法律有一种敬畏，有一种敬仰，有一种信任，这3个情绪缺一不可。
xuanyigetima
通过一个学期的系统学习bai，对中国法du制史有了一个新的全面认识。中国法制zhi史是法学科学的基础dao学科之一，它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法律制度的历史。具体的说就是研究我国有史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啊法律制度的本质、内容、体系、原则、特点和社会活动中的作用及其产生、发展、演变过程和基本规律。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非常灿烂的历史文化。因此，历代的统治者所制定的法律，完善法制，目的是为了治国安邦的需要，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历史就像一面镜子，我们应当从中审视自己，找出不足，对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法制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总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在本学期的学习中，我们主要是从纵横两个方面来深入学习的。纵向方面，自原始社会默契，开始有了法律萌芽，到进入阶级社会出现国家以后，包括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类型法律制度。法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是与国家同时出现的。法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应当是在夏朝出现了军队、警察、监狱和法庭。所以说，最初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或集团出于同志的需要，便把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法律，制定各种法规，通过国家政权强制和要求人们遵守，维护统治秩序，调整人们之间和人们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在横向的方面主要是学习了每个历史时期国家政权的法律制度，着重以刑事立法、民事立法、婚姻家庭立法、司法制度为主要学习对象。作为全国法学学科本科生十四门必修课之一，中国法制史的地位十分重要。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有利于吸收和借鉴中国历代法律中的一切有益的精华，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制。二、有利于提高对社会主义法制优越性的认识，增强自觉遵守法纪的观念。三、有利于了解部门法学的渊源，为学好部门法学打下历史知识的基础。中国法制史是一门边缘科学，它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同时又是历史学中的一门专史。在学习的方法上，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掌握中国法制史发展的历史阶段性。二、掌握法律制度本身的连续性和因革关系。三、在我国几千面的历史进程中，法律制度本身也有阶段性的发展变化。结合自身的学习过程，我主要是将中国法制史当做一本普通的历史书来读，首先让自己保持浓厚的兴趣，对一些未知或者知而不详的问题先列下来，然后带着问题去读，从教材中找出自己满意的结论。这样既学到了知识，又怎强了动手能力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还得到了成就感和满足感。避免单纯学习法律条文和历史事件的单调、枯燥、乏味。 （这是上百度查的，最好是先对法制史有一个总体的框架，再下笔。我也是学法学的，我的文笔不好，所以只好介绍别人的文章了，O(∩_∩)O哈哈~）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