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008年底以次贷危机为爆点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冲击,为此中国政府重启了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出台了规模空前的政府投资和经济刺激计划。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其效果是不容怀疑的,中国经济迅速复苏,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但是,基于财政支出的内容依旧更多的属于外延式扩张,如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环节且主要流向国有经济主导部门,而较少的涉及福利保障、消费刺激和技术进步及结构调整上,故而也有不同的声音聚焦在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与持续性上,更多的关注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否有效的传导到私人投资和消费环节,从而在完成总量刺激的同时,实现增长方式的扭转和增长质量的改善。 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是如何实现与传导的,政府该如何借助于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优化提高财政调节的效率并形成可持续的增长路径,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研究早已从“政府是否该干预经济”衍生到“政府如何干预经济”,财政支出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分析也从理论争论和探讨发展到实证的检验和判别。并集中于不同体制、政策和发展条件下,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度量。将之与现阶段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则更加凸显出其价值与意义。大量逆周期财政政策的实施确实有效的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保证增长的同时,能否有效的传导到私人消费和投资环节?经济刺激计划能够在一个长时期内发挥作用并对中国经济的繁荣提供长久动力吗?本文正是由此出发,从增长、投资和消费三个途径对我国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进行再检验,并考察地方政府行为的典型特征如何反映在效应的传递上,从而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持续性给出经验的判定。 具体的,本文在第一、二章中对政府支出增长效应的相关研究和基础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借助于AD-AS以及IS-LM分析框架,刻画了政府支出的变化对增长、投资、消费和就业等经济系统的各方面产生的冲击,进而形成了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此后,在此基础上,在第三章中对地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总量效应进行了实证测度,结果证实了地方政府财政调节的主体地位,这也为本文将研究对象集中在省际政府提供了依据,但是,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呈现出显著的时变特征,更重要的是,政府支出不同构成对经济的作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政府生产性支出与政府投资的增加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更为突出,在当前以区域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府考核和绩效评价体系下,政府的投资饥渴和投资冲动、政府支出结构偏重于生产性支出和微观经济领域而忽视福利与公共品提供,就不难解释了,投资性支出的增加的确能产生更显著的增长成绩,结构矛盾正是源自于不同层级政府间激励机制的扭曲。 第四章则主要集中在政府支出与私人投资的关系研究上,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实际否定了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长期有效性,虽然,在短期内,政府支出的增加确实能够促进私人投资的上升,但是,这样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发生逆转,长期内,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挤入效应。同时,中央投资的增加也无法显著的影响到私人投资的变化上。这部分的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刺激计划更多的属于对私人投资和民营经济的替代,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仅通过产生出直接的社会需求而促进增长,结合我国产业和部门经济的结构差异,或许,这形成了两种循环,国有经济主导的行业内部,政府支出与投资的增加形成了强烈的产业需求,并通过产业链传导,微弱的反映在传统的竞争性领域和民营经济行业中,也一定程度促进了私人投资的上升,但是,两个循环的相对独立、有限货币供给条件下稀缺性上升导致的资金成本增加,却会在更长的时期挤出私人投资,进而形成“热者更热”与“冷者愈冷”的现实。如果再考虑到地方政府的投资偏好及国有资本对传统和下游产业的介入,这种挤出将在更短时间内发生。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实际恶化了结构失衡的格局。 在将视野从投资转移到消费环节,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否改善消费水平,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又能够对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和消费驱动机制的形成提供帮助吗?我们在第五章中进行了分析。基于模型的灵活性,我们在构建区域消费的面板模型时,导入了度量政府行为特征的控制变量。并确实得到了显著的结果。政府支出相对规模的差异,即大政府与小政府模式,以及政府支出的约束强弱,显著影响着财政政策对消费的传导与效果。总体看来,大政府模式下,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更为突出,同时地方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效应,而非生产性支出的作用则正好相反。因此非生产性支出与转移支付的增加,确实能够对消费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是,这一切必须有赖于政府支出约束机制的建设与监督机制的完善。实证结果实际展现了这样一副情景,随着省际政府职能转变及政府边界的清晰化,政府将主要精力投向公共服务建设,一个小政府的财政模式似乎是更为高效,但如果不辅之于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机制,预算外资金比重的上升,地方政府资金支配能力的自主性得到强化,政府收支体系的扭曲程度进一步加深,财政政策也许得到相反的结论：财政支出的增加反而抑制了消费的增长。 最后,在对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完成初步度量后,我们在第六章还从效率的角度对我国省际政府的财政调节智慧与政府支出相对效率进行了分析。结合当前地方政府行为特征和目标诉求,我们调整了衡量政府效率时往往偏重于公共服务职能与公共品提供的能力差异的研究方向,重构了政府支出的投入产出核算体系,将政府支出效率的衡量更多的集中于调控目标的实现。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且具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从这个角度将,将目光更多的集中在效率的改善,而非支出规模的调节上,是未来财政政策优化的重要方向。 同时,分区域的政府效率考察也揭示了我国东、中、西部政府效率差异确实存在明显的区域特征。特别的是,结果展示出中部地区存在一个持续的效率恶化过程。在此基础上,针对政府效率的变迁与影响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结论证实了“小政府更具效率”的假说,但有趣的是,在西部地区,更大规模的政府支出及政府干预的进一步增强,似乎对经济增长及政府效率提高能够产生积极影响。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政府效率的改善存在截然不同的路径。 我也在做，这是网上找的，暂时只找到这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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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论 文 任 务 书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论文题目 试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论文内容：政府职能转变，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一定时期内，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其应担负的职责和所发挥的功能、作用的范围、内容、方式的转移与变化。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性，是由影响政府职能的诸多因素所决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党中央在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做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之后的重要战略举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实施者是各级政府，因此，对政府职能的准确定位是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保证。各级政府应该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重新政府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职能，积极探索出一条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新路子。本文所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概述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应当履行的职能三、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职能定位的偏差四、对于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职能定位偏差的原因分析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与调整的具体要求教研室意见（签字）院长意见（签字）试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摘要】政府职能的定位问题是一个与政府的发展历史同样久远和复杂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的职能定位就历史性的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之上。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职能的定位方式越来越凸显出它的严重弊端。当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大背景下，开展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这对于已经习惯于将职能定位和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业化发展和城镇化发展中的政府来讲，只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据自身的特点来确定政府的职责，重新定位政府职能，才能更好的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词】 社会主义新农村；政府职能；职能偏差；重新定位；具体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的新农村建设目标，全面体现了新形势下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业发展的要求。面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任务、新要求，政府的职能该如何重新定位、如何转变、如何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对于政府而言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此，面对挑战，重新定位政府职能，更好的发挥政府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是当前政府需要解决一项的重要问题。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概述（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定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最终实现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1. 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中心环节，是实现其他目标的物质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好比修建一幢大厦，经济就是这幢大厦的基础。如果基础不牢固，大厦就无从建起。如果经济不发展，再美好的蓝图也无法变成现实。2. 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目的，也是衡量我们工作的基本尺度。只有农民收入上去了，衣食住行改善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新农村建设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3. 乡风文明，是农民素质的反映，体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只有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不断提高，崇尚文明、崇尚科学，形成家庭和睦、民风淳朴、互助合作、稳定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新农村建设才是全面的、完整的。4. 村容整洁，是展现农村新貌的窗口，是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应该是脏乱差状况从根本上得到治理、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民安居乐业的景象。这是新农村建设最直观的体现。5. 管理民主，是新农村建设的政治保证，显示了对农民群众政治权利的尊重和维护。只有进一步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真正让农民群众当家做主，才能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真正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应当履行的职能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政府既是组织领导者，又是具体的执行者，因此必须切实履行如下职能：（一）围绕“生产发展”、“生活宽裕”履行经济发展职能。经济发展职能是现阶段政府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职能，界定政府经济发展职能关键是要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市场主体、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的关系，必须把以行政推动为主的工作模式转到以服务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以实实在在的服务，保证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现阶段乡镇发展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制定并实施乡镇区域内的产业发展规划，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和小城镇发展规划，指导产业结构调整，形成地域产业特色；二是为区域内市场主体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包括政策环境、硬件环境、社会环境，通过改善投资环境促进招商引资工作；三是为区域内市场主体提供优质的服务，包括政策服务、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等，通过示范引导提高农村生产组织化程度；四是围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履行必要的市场监管职能，对乡镇集体资产实施有效的监管。（二）围绕“乡风文明”、“管理民主”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对乡村社会进行管理，是政府的核心职能，界定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关键是要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逐步由“人治型”向“法治型”、由“压力型”向“人性化”转变，体现以民为本的思想。包括五个方面：一是贯彻执行上级的各项方针政策，保障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二是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三是加强综合治理，妥善处理突发性、群体性事件，调节和处理好各种利益矛盾和纠分，维护社会稳定。四是抓好农村思想建设，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倡导乡村社会文明新风。五是加强基层建设，运用法律、经济和教育等管理手段，对农村实施有效管理。理顺乡村关系，积极推进政社分开；正确处理村党支部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将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活动纳入法治轨道，促进和提高村民自治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构建和谐的乡村社会。（三）围绕“村容整洁”、“事业发展”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抓好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产品，政府责无旁贷，界定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关键是要合理划分事权，遵循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组织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应。主要提供六个方面的保障：生产保障，包括提供水利灌溉、道路运输、电力供应、农技推广等生产性公共产品；教育保障，包括协助教育部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医疗保障，包括农村医疗设施、医疗手段的完善和提高，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和落实；养老保障，包括福利院、敬老院的建设，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推行；生活保障，包括建设乡村社会各种生活基础设施，建立农村特困户的救助制度和救助体系；生育保障，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提供各种优质服务，等等。三、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职能定位的偏差目前，一些政府主要精力集中在抓经济发展上，一定程度上忽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缺位”、“越位”、“错位”的不务“政”业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主要表现为：（一）公共服务职能上的“缺位”现象。农村公共服务总体上滞后于经济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农村公共产品严重短缺，农村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表现为农村教育总体上仍然薄弱，农村医疗资源不足，农村卫生防疫体系尚不完善，农民需要的公共设施、市场信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服务总体上供给不足，等等。这些问题是现行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的。（二）经济发展职能上的“越位”现象。目前，政府的经济发展职能的转变总体上滞后于市场化进程，做了超越政府职能范围和权限的事。一些乡镇依然将自己作为市场主体直接参与具体经济活动，不适当地干预微观经济，忙于办实体、上项目，没有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营造环境上来。政府这只“有形手”与市场这只“无形手”二者间的关系主次颠倒，从而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持续、高效发展。（三）社会管理职能上的“错位”现象。表现为一些政府依法行政水平还不高，该管的事没管好，不该管的事越权干预。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或滞后于经济增长，或超越实际承受能力办一些形象工程；在乡村关系上，把村委会当做自己的行政下属或派出机构，习惯于传统的行政命令；政府社会管理力量薄弱，而村民自治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作用又没得到应有发挥，在社会管理上存在有利的事争着干，没有利的事“看着办”，甚至出现与民争利的现象。四、对于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职能定位偏差的原因分析造成政府职能定位偏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职能定位方面的原因，也有职能履行方面的原因；既有乡镇自身的原因，也有体制和环境的原因。现阶段体制、环境因素是政府出现职能定位偏差的主要影响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事权、财权体制对政府职能的影响。现阶段，我国政府层级之间的事权、财权分配不够合理、缺乏规范。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各级政府事权层层下放，财权层层向上集中，导致乡镇事权与财权严重不对称，一方面，乡镇承担了许多本该由上级政府承担的事权，如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乡镇财力紧张，财政自我保障功能萎缩。不少乡镇正常运行都面临困难，更无力向农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这种状况严重制约政府职能的全面履行，造成职能缺位和不到位的问题。（二）压力型体制对政府职能的影响。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是一种压力层层传递的运行模式，处于“压力型体制”下的乡镇党委、政府，一方面，必须限期完成上级党委、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和指标，面对着一票否决、考核检查、评比排名的压力；另一方面，乡镇又将这些任务和指标，加码后分解给乡镇各部门和事业单位甚至村委会，责令其限期完成，并根据完成情况给予政治或经济方面的奖惩。压力型体制的推行导致乡镇职能的扭曲，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成为乡镇工作的指挥棒，应付各种检查评比和验收达标成了乡镇的中心工作。这样势必造成政府工作偏离基本职能。（三）落后的政绩观对政府职能的影响。政绩观支配着政府的职能行为。一些乡镇把经济发展简单理解为数字的增长，唯“GDP”论英雄，只抓经济罔顾其他；不少乡镇在政绩驱动下偏离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方向，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引进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有的乡镇为了追求所谓的政绩，大搞脱离实际、超出财力许可的形象工程，甚至举债搞建设；少数乡镇大搞征地拆迁，肆意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这些都加剧了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四）不完整的政府职能对发挥政府效能的影响。“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基本职能，但处在最低层级的政府不仅整体职能不完整，很少承担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即使是本区域内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也是不完全的，有的需要上级政府的配合，有的则是上级政府的事权，如与地方市场秩序、社会安全等紧密相关的工商、税务、环保、卫生、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监督、文化市场、规划建设等职能都收归在县级的政府工作部门或者省以上的垂直管理部门；从职权配置上看，政府责任宽泛，而授权有限，履行职能的手段和方法单一。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监督管理不到位、政策执行不到位的现象主要是管理体制造成的，乡镇工作存在着严重的责权不对等。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与调整的具体要求（一）定位政府的调控能力的范围政府调控能力的范围应承担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动态平衡，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职责。政府通过灵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生产力合理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在农村公共活动的领域，政府不直接参与企业经营。微观经济决策由企业自己做出，政府只负责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农村创业氛围与宏观经济环境。职政调控能力的范围还应该成为“组织与实现公共物品的供给，调节社会分配，实现社会保障”的主体。市场制度并不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这样政府应分担起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即要担负中介功能，部分地代表替市场作用，以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如环境的治理，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等。政府通过制定长期战略计划，逐步改善政治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保持社会的稳定。（二）提高政府服务的水平传统农村管制行政理念指导下的政府注重的是投入，而不是结果。入世后政府应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由于不考虑衡量效果，所以也就很少取得效果。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效果越差导致的投入反而越多。与这种只计投入，不计产出的行政不同，新的服务行政理念认为政府应重视管理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应能够主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情况的变化以及不同的利益需求做出富有成效的反应，提高服务的水平是必须的。（三）建立以全民为中心的职能政府任何行政管理都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统治阶级。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代表国家并为国家利益开展活动。这种为国家服务的活动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代表国家强制被统治阶级服从国家意志、法律和政策、镇压反抗。调节人民内部矛盾，保护内部安全稳定，为统治阶级服务等。为国家服务。行政管理是国家发展的产物，其目的是执行国家的职能，实现国家的意志。它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无论是从政府的起源，还是政府得以存在的角度上看，政府存在的目的都在于服务，否则政府将失去存在的意义。“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的基础之上，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之间的契约，来自公民委托，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否则，公民有权利收回委托之权能，选举出新政府。政府的运转和活动靠公民所纳的税赋支持，工职人员靠纳税人供养，公民是工职人员的“衣食父母”。政府为公民服务，反映公民意愿，为公民利益服务，完全是应有之义，而非政府单方面“恩赐”。（四）充分发挥政府的运行职责。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各级政府职责的运行应围绕决策、协调、管理、服务和监督五个方面来开展。决策在各级政府的职责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各级政府对于新农村建设的决策应尽可能按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进行，以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并且要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实现性。协调也是各级政府职责的基本方面。政府通过协调以期达到最大限度地释放市场、社会、企业的内在潜能，有效地利用好县域内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各级政府作为管理者，既要管市场管不了、无法管的事情，克服市场缺陷，又要直接管理农村社会的基础性、公益性事业。各级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服务职能，一方面要求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毫无保留地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农民。另一方面还要求政府通过培育各种社会服务组织，包括多种中介组织、培训机构等，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多方面服务。各级政府又是新农村建设的监督者。政府要对农村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违规行为给予应有的处置，以保持新农村建设能在良好的环境中有序进行。（五）强调政府的农村地区公共管理职责。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意味着各级政府将在这一进程中面临着大量的农村社区的公共管理工作。从公共管理的基本内容上讲，农村社区的公共管理同城镇地区的公共管理存在许多相同之处，但由于两者在社会发展程度和管理所面临的条件、环境以及形成公共管理需要等因素的不同，农村社区在公共管理上又有自身独特的要求。从未来发展看，我国各级政府的行政职能将主要集中在一般社会职能方面，经济职能的职责主要由高层级地方政府来部分承担。各级政府主要通过提供必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完成县域内包括城镇和农村社区在内的各项社会事务的管理，为地方居民的生产、生活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从而为经济发展服务。从目前来看，新农村建设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农村后税费时代和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的背景下开展的，农民对农村社区的社会管理的参与积极性高涨，要求也会不断提高。村民自治在我国既有悠久的历史，又是一个全新事务，对中国政治民主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在农村社区管理上，应根据村民自治的实际情况开展。六、结语综上所述，当前为了加快新农村经济的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农村，政府的职能定位需要重新规划，调整适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的政府行为，以入世经济一体化为契机，明确政府职能的理念。在改革政府过程方面，通过改革决策体制、服务体制，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和建立有效的参与机制，合作与竞争机制，提高政治家、政府机构的决策能力与推行政策的能力，从而提高政府调控的有效性，提高农村的经济收入。我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的政府既是农村协调的主体，又是农村管理的主体。政府的职能定位是否正确关系到未来我国农村的全面发展。面对种种挑战，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方向就是对政府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建立一个规范化政府，高效率的完成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看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取得更多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参考文献】[1]方旭,于魏国《农村经济现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库华强《政府职能》（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第321页[3]程尚文《论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第103页[4]唐林,邹琅等《入世后政府的职能定位》（湖南大学出版社） 第71页[5]孙桓《农村经济与政府调控行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第186页[6]黄强瑞《当今农村机遇与挑战》（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 第204页[7]徐松《世界农村经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第355页[8]贺之光《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第179页[9]潘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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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服务行政管理
[摘要]政府的产生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这就决定了行政管理的服务性质。21世纪，服务将是行政管理职能的必然选择。为公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将是行政服务的主要对象;而效率与效益，将是行政服务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行政服务的标准，则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综合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最终依据将是用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
[关键词]行政管理;服务;衡量尺度标准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7-0034-02
21世纪，以服务为方向的中国政府职能选择将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政府将按照企业化的方式努力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并自觉把“效率”和“效益”作为自身服务水平的内在评判尺度，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外在的评判尺度。
1服务
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职能设计管理在本质上就是服务，服务理所当然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中国政府必然也应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行政理念，进行职能的再设计。
1.1管理就是服务管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本质上管理与服务是统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体产生分化，并逐步形成群众组织(包括国家)，各组织内部及各组织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组织成员为避免无谓的消耗，以最少成本换取最大利益，相互订立契约，把自身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形成公共权力，由全体成员选举的少数代表掌握。掌握权力的少数人根据其成员的要求，管理公共事务，维护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同时，各组织之间也基于同样原因签订盟约，把部分权力交给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的组织(国家政府)，管理全体社会的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管理的实质，就是利用组织及其成员赋予的权力为公众利益服务。因此，从本质上讲，管理就是服务。
1.2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政府是公民间契约的产物政府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日益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这种服务性质不可能改变，只不过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仍然是服务职能。政府作为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种，也是为社会需要而存在，为社会利益而存在。因而，它必须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为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服务，而不是相反。政府行政在理论上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制行政，而应是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的行政。服务是政府的首要职能。现代西方各国政府的职能再设计也正是出于这种选择。
1.3转变观念：小政府与大服务
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取舍，但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面干预，强调行政管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各级领导行政人员及公民本身还没有意识到政府就是服务机关，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能角色，不该管的也要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习惯于政府的全面干预和行政控制，不仅不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且对政府过分依赖。公民更是“势单力薄”，一味指望政府能“为民做主”。一方面权力主体没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自然也不对政府提出什么要求;另一方面，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忽视了权力主体的权力。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树立新的行政理念，从制度和体制及运作机制上，使行政管理为公共利益服务。其次，还要求权力主体观念也要有所转变，要认识自己的权力，争取自己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主动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最终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想格局。
2政府该为谁服务
2.1为公民服务
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的基础上的，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之间的契约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能委托，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充当公民的忠实奴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公民有权收回委托之权能，选举出新的政府。大家都知道，政府机关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们的运转和活动靠公民所交纳的税金支持，公职人员靠纳税人来供养，公民是公职人员的衣食父母。政府为公民服务，反映公民的意愿，为公民利益尽心工作，完全是应有之义，应有之举。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模式。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管理过程就是基础设施、治安、政策、法律等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公民则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以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服务争取消费者的支持。各种理论虽然理解的角度不同，但它们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必须为公民服务。
2.2为国家服务
行政管理是国家发展的产物，它通过自身的管理活动来发挥、实现国家的职能，执行国家的意志。它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任何行政管理活动都服从于国家、服务于统治阶级。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代表并为国家的利益开展活动。
2.3为社会服务
政府职能除了为国家服务和具有强制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为社会服务的非强制性的一面，这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现代民主社会才真正体现了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按照社会的旨意运作的内在含义。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具体化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权组织与社会、国家机构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关系，所以国家要为社会服务。政府则代表国家执行这种服务职能，这种服务具体表现为政府为市场服务：培育市场体系、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为企业服务：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检查监督等，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321世纪中国政府
掌舵而非划桨，今天我们政府问题的主要之处，不在目的而在手段。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何种方式提供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思考的关键问题。 3.1掌舵与划桨
现代国家的政府，既具有决策与指挥的职责，又具有执行和操作的职责，如果把决策指挥比作掌舵的话，那么具体的服务执行就是划桨，掌舵是一种方向性、目标性的引导，而划桨则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掌舵是政府方针政策等宏观方面的服务，而划桨则是具体的服务。
3.2掌舵而非划桨
彼得・德鲁克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国家的逐渐消亡，而是强大的和非常活跃的政府，但是我们面临着选择，选择一个庞大的但软弱无力的政府?还是选择把自己局限于决策和指导从而把实干让给他人去做的强有力的政府?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以治理而实行治理的政府。
3.3满足公众的需要
政府是决策机构，如何掌舵即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并不能由政府自身说了算，而要根据服务对象，尤其是政府服务的直接受益人――公众的要求而确定。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为公众服务，应以顾客为中心，按照公众的要求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众的需要，就是说政府的服务要面向公众，而不是面向权力;政府对公众的利益、需要和要求应具有灵敏的反应能力;政府的一切活动要围绕着公众的切身利益，树立公众至上意识，一切以服务对象的满意为标准。把竞争机制注入提供服务工作中去。政府服务也是一种经济行为，需要进行收益――成本分析，只有其收益高于成本才是合理的。因此政府服务也存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要求。在政府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把竞争注入政府服务工作当中将有助于实现政府服务低成本、高收益的预期。同时，这也是满足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打破政府垄断的有效途径。政府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主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内部的竞争，在政府同类部门中政府雇员以及为政府服务的机构，如印刷、会计、采办、通信数据处理、车队、修理等之间开展竞争，可以解开官僚主义的死结。二是政府与私营部门的竞争。在一些由政府垄断的服务中，如：交通、电信、邮政、水电等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垄断，对政府形成竞争压力，迫使服务质量的提高。三是私营部门之间的竞争，把一些政府可以撒手不管的服务，诸如清除垃圾、城市环卫、医疗卫生、职业培训等通过招标方式出租或承包给私营部门，实行有偿服务，由市场来完成，可减轻政府负担，以便政府更好地掌舵，竞争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至少能使我们的政府服务质量有所改观。
4效率与效益
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行政效率与效益是行政服务的核心问题，贯穿于行政服务的各个环节，是全部行政活动追求的目标，也是检查政府工作质量的客观标准，政府服务的好坏都要经过效率与效益这一对价值判断标准的检验。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是良好行政服务追求的目标。
4.1效率与效益的可比性
广义的行政效率是质与量的统一，包括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数量上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总产出与总投入的比率，即效率，质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的社会和政治价值，看其是否达到了有益于社会，能够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既定价值目标，即效益，这是对行政效率的社会性评价。效率与效益，虽同为行政服务的价值评判标准，但二者并非完全一致，或者说，二者之间具有某些可比性。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二者的一致，却忽略了它们的区别，效率等于效益，效率越高，效益越高，这话包含了部分真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从效率中获取相应的效益，二者成正比，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如果行政服务活动远离了原定目标，或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其效率越高，结果就越糟。这表明，效率越高，效益也可能越低，甚至成为负值，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成反比。只有当两者以最恰当的方式结合起来，并产生最佳值，效率与效益才可兼得。否则为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行政目标的正确与否，会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重大损失。
4.2短期与长期的统一性
衡量行政工作的真正效率与效益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有些行政活动刚开始，效率或者很差，效益很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日趋成熟，效率会逐步提高，效益也会日益明显，并最终变得极为可观。因此，对效率和效益的追求，不能只看眼前，仅在短期效率和效益上做文章，还要顾及长远利益，更不应为片面追求短期的效率和效益而损害长期的效率和效益。任何放弃长远效率和效益的行政行为，都不可能真正实现行政服务的高效率和高效益。效率和效益的统一及二者长期性的统一，都只是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原则问题。对于政府来说，终极目的是要实现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究竟什么样的服务才是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则有一套客观的判断标准和尺度：就是看政府服务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最终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进行衡量。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需要，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现实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4.3以三个有利于标准进行判断
我国的政府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根本任务的，其服务质量的优劣，服务效益的高低，最终也要看是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增强了综合国力，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是一种实践标准，政府的服务是否达到了这一标准，最终要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政府服务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否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好处主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这是对政府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服务的最具权威性和决定性的价值评判。
参考文献：
[1]何小随.论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行政体制改革需要处理的基本关系[J].地方政府管理，2008(10).
[2]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王振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J].文史哲，1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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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一个国家的统治机构，是为维护和实现特定的公共利益、按照区域划分原则组织起来的、以暴力为后盾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组织。阶级性是政府根本属性，有政治、经济、文化和公共服务职能，进行管理和服务。
我国地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008年底以次贷危机为爆点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冲击,为此中国政府重启了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出台了规模空前的政府投资和经济刺激计划。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其效果是不容怀疑的,中国经济迅速复苏,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但是,基于财政支出的内容依旧更多的属于外延式扩张,如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环节且主要流向国有经济主导部门,而较少的涉及福利保障、消费刺激和技术进步及结构调整上,故而也有不同的声音聚焦在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与持续性上,更多的关注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否有效的传导到私人投资和消费环节,从而在完成总量刺激的同时,实现增长方式的扭转和增长质量的改善。 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是如何实现与传导的,政府该如何借助于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优化提高财政调节的效率并形成可持续的增长路径,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研究早已从“政府是否该干预经济”衍生到“政府如何干预经济”,财政支出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分析也从理论争论和探讨发展到实证的检验和判别。并集中于不同体制、政策和发展条件下,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度量。将之与现阶段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则更加凸显出其价值与意义。大量逆周期财政政策的实施确实有效的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保证增长的同时,能否有效的传导到私人消费和投资环节?经济刺激计划能够在一个长时期内发挥作用并对中国经济的繁荣提供长久动力吗?本文正是由此出发,从增长、投资和消费三个途径对我国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进行再检验,并考察地方政府行为的典型特征如何反映在效应的传递上,从而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持续性给出经验的判定。 具体的,本文在第一、二章中对政府支出增长效应的相关研究和基础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借助于AD-AS以及IS-LM分析框架,刻画了政府支出的变化对增长、投资、消费和就业等经济系统的各方面产生的冲击,进而形成了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此后,在此基础上,在第三章中对地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总量效应进行了实证测度,结果证实了地方政府财政调节的主体地位,这也为本文将研究对象集中在省际政府提供了依据,但是,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呈现出显著的时变特征,更重要的是,政府支出不同构成对经济的作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政府生产性支出与政府投资的增加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更为突出,在当前以区域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府考核和绩效评价体系下,政府的投资饥渴和投资冲动、政府支出结构偏重于生产性支出和微观经济领域而忽视福利与公共品提供,就不难解释了,投资性支出的增加的确能产生更显著的增长成绩,结构矛盾正是源自于不同层级政府间激励机制的扭曲。 第四章则主要集中在政府支出与私人投资的关系研究上,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实际否定了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长期有效性,虽然,在短期内,政府支出的增加确实能够促进私人投资的上升,但是,这样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发生逆转,长期内,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挤入效应。同时,中央投资的增加也无法显著的影响到私人投资的变化上。这部分的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刺激计划更多的属于对私人投资和民营经济的替代,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仅通过产生出直接的社会需求而促进增长,结合我国产业和部门经济的结构差异,或许,这形成了两种循环,国有经济主导的行业内部,政府支出与投资的增加形成了强烈的产业需求,并通过产业链传导,微弱的反映在传统的竞争性领域和民营经济行业中,也一定程度促进了私人投资的上升,但是,两个循环的相对独立、有限货币供给条件下稀缺性上升导致的资金成本增加,却会在更长的时期挤出私人投资,进而形成“热者更热”与“冷者愈冷”的现实。如果再考虑到地方政府的投资偏好及国有资本对传统和下游产业的介入,这种挤出将在更短时间内发生。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实际恶化了结构失衡的格局。 在将视野从投资转移到消费环节,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否改善消费水平,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又能够对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和消费驱动机制的形成提供帮助吗?我们在第五章中进行了分析。基于模型的灵活性,我们在构建区域消费的面板模型时,导入了度量政府行为特征的控制变量。并确实得到了显著的结果。政府支出相对规模的差异,即大政府与小政府模式,以及政府支出的约束强弱,显著影响着财政政策对消费的传导与效果。总体看来,大政府模式下,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更为突出,同时地方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效应,而非生产性支出的作用则正好相反。因此非生产性支出与转移支付的增加,确实能够对消费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是,这一切必须有赖于政府支出约束机制的建设与监督机制的完善。实证结果实际展现了这样一副情景,随着省际政府职能转变及政府边界的清晰化,政府将主要精力投向公共服务建设,一个小政府的财政模式似乎是更为高效,但如果不辅之于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机制,预算外资金比重的上升,地方政府资金支配能力的自主性得到强化,政府收支体系的扭曲程度进一步加深,财政政策也许得到相反的结论：财政支出的增加反而抑制了消费的增长。 最后,在对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完成初步度量后,我们在第六章还从效率的角度对我国省际政府的财政调节智慧与政府支出相对效率进行了分析。结合当前地方政府行为特征和目标诉求,我们调整了衡量政府效率时往往偏重于公共服务职能与公共品提供的能力差异的研究方向,重构了政府支出的投入产出核算体系,将政府支出效率的衡量更多的集中于调控目标的实现。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且具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从这个角度将,将目光更多的集中在效率的改善,而非支出规模的调节上,是未来财政政策优化的重要方向。 同时,分区域的政府效率考察也揭示了我国东、中、西部政府效率差异确实存在明显的区域特征。特别的是,结果展示出中部地区存在一个持续的效率恶化过程。在此基础上,针对政府效率的变迁与影响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结论证实了“小政府更具效率”的假说,但有趣的是,在西部地区,更大规模的政府支出及政府干预的进一步增强,似乎对经济增长及政府效率提高能够产生积极影响。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政府效率的改善存在截然不同的路径。 我也在做，这是网上找的，暂时只找到这一篇
浅析政府采购及其存在的意义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实施政府采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规范政府的采购行为，加强对政府财政支出的管理和监督；降低采购成本，提高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贯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促进政府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在我国建立和推行政府采购，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接下来就政府采购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存在的意义我简单的谈一些认识。一、政府采购中存在的问题随着《政府采购法》在全国的实施，目前的政府采购已逐步纳入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各地区在贯彻实施这部法律的过程中摸索出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首先，计划性不强。按照《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应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由于部门预算编制缺乏前瞻性、合理性，很难完全预料预算年度中可能发生的财政支出事项，中途预算追加相对频繁，造成政府采购计划性不强。其次，方式不规范。由于政府采购的批次多、数量少，公开招标的范围和规模较小，大部分商品采购采用询价方式，加之各单位自行采购补办手续的事项较多，影响了政府集中采购的规模效益。其三，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缺少日常监督检查。《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采购活动及集中采购机构的监督检查。从审计中了解的情况看，有相当一部分采购人对采购的商品不满意，认为部分采购商品质次价高，而且供应商的售后服务跟不上，直接影响了使用单位的商品使用效果和正常工作的开展。这些充分说明了，当下政府采购的监督体系弱化，难以有效防范政府采购过程中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其四，规章制度体系不完善。虽然政府采购制度实施以来，相继出台了包括《政府采购法》在内的一系列法规、制度，加强了政府对财政资金使用过程的影响，有效地制约和规范了政府购买行为。但由于与《政府采购法》相配套的实施细则至今仍未出台，各地在政府采购实际操作中还存在着较大的不规范和随意性，特别是管理体制还不顺，操作上也是各行其是，这样既影响了政府采购的质量和效率，又不利于公平竞争，还容易滋生腐败。这些违背了实施政府采购的初衷，使政府采购的质量和信誉受到了影响。其五，政府采购人员素质亟待提高。政府采购不同于一般的采购业务，是一项全新的系统工程，由于政策性强、涉及面广，需要采购人员掌握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要求管理、执行和评标人员不仅要熟悉财政业务，还应掌握招投标、合同管理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但目前我国政府采购工作人员大都来源于原来的财政部门，离专业要求仍有较大差距，这使的政府采购工作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力量，工作上形不成合力，规模上不去，也难以做到规范。随着我国政府采购工作的不断推进，政府采购工作上需要一支庞大的专业知识过硬的队伍，人才的缺乏将会制约我国政府采购的进一步发展。二、政府采购的意义（一）有利于节约采购资金成本，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实行政府采购，通过招标的方式进行集中性的政府采购，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使得政府采购部门能获得优质廉价的商品和劳务，从而节约采购的资金成本，使财政支出在使用中能体现出规模效益。（二）有利于规范政府的采购行为，加强对财政支出的管理和监督分散采购中，政府的采购行为由各预算单位自行分散完成，采购过程往往缺乏必要的监督，采购形式缺乏必要的规范。而政府采购的实施将使得政府采购行为被控制在有关法律和制度的范围之内，使采购过程在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下进行，提高了政府采购的规范化水平和透明度，增强了对财政支出的管理和监督。（三）有利于加强廉政建设，消除腐败消除腐败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难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将反腐倡廉坚持到底，是对政府领导市场经济能力的严峻考验。实行政府采购制度有利于从源头上堵塞漏洞，为反腐倡廉提供了制度保障。（四）有利于贯彻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随着我国经济向市场化推进，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也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就必须发挥政府宏观政策的作用。政府采购支出作为一种购买力是社会需求的有机组成部分。根据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政府可通过调整政府采购的规模和结构来对社会需求总量和结构施加影响。政府采购这种宏观调控手段，政府是市场经济中惟一的买主。在我国，全社会每年生产的商品和劳务中约有25%是由政府购买的，因而政府采购的数额和内容会对市场供求产生重大的影响。在经济萧条时，可采取扩大政府采购规模的措施，以增加社会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在经济过热时，可通过压缩政府采购规模的办法，以减少社会需求，一定程度上可起到给经济降温的作用。随着我国财政采购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加之在财政、审计等相关部门的有效管理和监督下，我们的财政采购将越来越趋于成熟，也将会进一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意义。
我国地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008年底以次贷危机为爆点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冲击,为此中国政府重启了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出台了规模空前的政府投资和经济刺激计划。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其效果是不容怀疑的,中国经济迅速复苏,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但是,基于财政支出的内容依旧更多的属于外延式扩张,如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环节且主要流向国有经济主导部门,而较少的涉及福利保障、消费刺激和技术进步及结构调整上,故而也有不同的声音聚焦在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与持续性上,更多的关注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否有效的传导到私人投资和消费环节,从而在完成总量刺激的同时,实现增长方式的扭转和增长质量的改善。 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是如何实现与传导的,政府该如何借助于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优化提高财政调节的效率并形成可持续的增长路径,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研究早已从“政府是否该干预经济”衍生到“政府如何干预经济”,财政支出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分析也从理论争论和探讨发展到实证的检验和判别。并集中于不同体制、政策和发展条件下,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度量。将之与现阶段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则更加凸显出其价值与意义。大量逆周期财政政策的实施确实有效的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保证增长的同时,能否有效的传导到私人消费和投资环节?经济刺激计划能够在一个长时期内发挥作用并对中国经济的繁荣提供长久动力吗?本文正是由此出发,从增长、投资和消费三个途径对我国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进行再检验,并考察地方政府行为的典型特征如何反映在效应的传递上,从而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持续性给出经验的判定。 具体的,本文在第一、二章中对政府支出增长效应的相关研究和基础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借助于AD-AS以及IS-LM分析框架,刻画了政府支出的变化对增长、投资、消费和就业等经济系统的各方面产生的冲击,进而形成了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此后,在此基础上,在第三章中对地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总量效应进行了实证测度,结果证实了地方政府财政调节的主体地位,这也为本文将研究对象集中在省际政府提供了依据,但是,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呈现出显著的时变特征,更重要的是,政府支出不同构成对经济的作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政府生产性支出与政府投资的增加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更为突出,在当前以区域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府考核和绩效评价体系下,政府的投资饥渴和投资冲动、政府支出结构偏重于生产性支出和微观经济领域而忽视福利与公共品提供,就不难解释了,投资性支出的增加的确能产生更显著的增长成绩,结构矛盾正是源自于不同层级政府间激励机制的扭曲。 第四章则主要集中在政府支出与私人投资的关系研究上,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实际否定了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长期有效性,虽然,在短期内,政府支出的增加确实能够促进私人投资的上升,但是,这样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发生逆转,长期内,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挤入效应。同时,中央投资的增加也无法显著的影响到私人投资的变化上。这部分的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刺激计划更多的属于对私人投资和民营经济的替代,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仅通过产生出直接的社会需求而促进增长,结合我国产业和部门经济的结构差异,或许,这形成了两种循环,国有经济主导的行业内部,政府支出与投资的增加形成了强烈的产业需求,并通过产业链传导,微弱的反映在传统的竞争性领域和民营经济行业中,也一定程度促进了私人投资的上升,但是,两个循环的相对独立、有限货币供给条件下稀缺性上升导致的资金成本增加,却会在更长的时期挤出私人投资,进而形成“热者更热”与“冷者愈冷”的现实。如果再考虑到地方政府的投资偏好及国有资本对传统和下游产业的介入,这种挤出将在更短时间内发生。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实际恶化了结构失衡的格局。 在将视野从投资转移到消费环节,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否改善消费水平,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又能够对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和消费驱动机制的形成提供帮助吗?我们在第五章中进行了分析。基于模型的灵活性,我们在构建区域消费的面板模型时,导入了度量政府行为特征的控制变量。并确实得到了显著的结果。政府支出相对规模的差异,即大政府与小政府模式,以及政府支出的约束强弱,显著影响着财政政策对消费的传导与效果。总体看来,大政府模式下,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更为突出,同时地方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效应,而非生产性支出的作用则正好相反。因此非生产性支出与转移支付的增加,确实能够对消费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是,这一切必须有赖于政府支出约束机制的建设与监督机制的完善。实证结果实际展现了这样一副情景,随着省际政府职能转变及政府边界的清晰化,政府将主要精力投向公共服务建设,一个小政府的财政模式似乎是更为高效,但如果不辅之于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机制,预算外资金比重的上升,地方政府资金支配能力的自主性得到强化,政府收支体系的扭曲程度进一步加深,财政政策也许得到相反的结论：财政支出的增加反而抑制了消费的增长。 最后,在对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完成初步度量后,我们在第六章还从效率的角度对我国省际政府的财政调节智慧与政府支出相对效率进行了分析。结合当前地方政府行为特征和目标诉求,我们调整了衡量政府效率时往往偏重于公共服务职能与公共品提供的能力差异的研究方向,重构了政府支出的投入产出核算体系,将政府支出效率的衡量更多的集中于调控目标的实现。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且具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从这个角度将,将目光更多的集中在效率的改善,而非支出规模的调节上,是未来财政政策优化的重要方向。 同时,分区域的政府效率考察也揭示了我国东、中、西部政府效率差异确实存在明显的区域特征。特别的是,结果展示出中部地区存在一个持续的效率恶化过程。在此基础上,针对政府效率的变迁与影响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结论证实了“小政府更具效率”的假说,但有趣的是,在西部地区,更大规模的政府支出及政府干预的进一步增强,似乎对经济增长及政府效率提高能够产生积极影响。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政府效率的改善存在截然不同的路径。 我也在做，这是网上找的，暂时只找到这一篇
写作思路：根据题目要求，以“政府预算管理过程”为主题，可以以政府采购预算管理的意义作为主线，展开论述，正文：
政府采购预算集中反映了预算年度内各级政府用于政府采购的支出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业行政单位的资金收支规模、业务活动范围和方向。加强事业行政单位政府采购预算管理，不仅对保证事业计划和行政任务的完成，而且对财政预算的顺利执行，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国家有关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政府采购的主体是事业行政单位。事业单位主要在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社会福利、农业等领域从事公益性的业务活动；行政单位则从事着组织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秩序等工作。
二是有利于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政府采购预算是事业行政单位预算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各级财政预算的组成部分。国家财政预算中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各项事业发展和国家政权建设的支出，政府采购活动实质上是财政资金运动的一种形式。各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执行如何，既影响着单位预算的平衡，也影响着财政预算的平衡。
因此，要实现财政预算收支平衡，就需要各事业行政单位加强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在政府采购预算的编制和执行过程中，量力而行，精打细算，合理、有效、节约地使用资金，为财政预算的平衡奠定好基础。
三是有利于提高事业行政单位财务管理水平。政府采购预算是单位财务、资产管理的重要内容，需要各单位财务部门、资产管理部门及其他业务部门的共同配合。严格的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对于提高单位财务管理水平具有四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政府采购预算管理为单位财务管理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依据；
第二，可以使单位财务管理按照预算规定的内容，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避免工作的盲目性；
第三，通过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可以促使单位合理安排支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第四，通过政府采购预算的编制与执行，可以实现财务部门、资产管理部门及业务部门的工作的有效衔接。
四是有利于政府采购活动健康有序地开展。政府采购工作有别于以往的财政工作，它除了要结合现有财政政策之外，还与贸易政策、产业政策、招投标法、合同法等关系密切，加强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可以促进政府采购工作有序开展，使政府采购制度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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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政府采购及其存在的意义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实施政府采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规范政府的采购行为，加强对政府财政支出的管理和监督；降低采购成本，提高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贯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促进政府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在我国建立和推行政府采购，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接下来就政府采购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存在的意义我简单的谈一些认识。一、政府采购中存在的问题随着《政府采购法》在全国的实施，目前的政府采购已逐步纳入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各地区在贯彻实施这部法律的过程中摸索出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首先，计划性不强。按照《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应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由于部门预算编制缺乏前瞻性、合理性，很难完全预料预算年度中可能发生的财政支出事项，中途预算追加相对频繁，造成政府采购计划性不强。其次，方式不规范。由于政府采购的批次多、数量少，公开招标的范围和规模较小，大部分商品采购采用询价方式，加之各单位自行采购补办手续的事项较多，影响了政府集中采购的规模效益。其三，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缺少日常监督检查。《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采购活动及集中采购机构的监督检查。从审计中了解的情况看，有相当一部分采购人对采购的商品不满意，认为部分采购商品质次价高，而且供应商的售后服务跟不上，直接影响了使用单位的商品使用效果和正常工作的开展。这些充分说明了，当下政府采购的监督体系弱化，难以有效防范政府采购过程中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其四，规章制度体系不完善。虽然政府采购制度实施以来，相继出台了包括《政府采购法》在内的一系列法规、制度，加强了政府对财政资金使用过程的影响，有效地制约和规范了政府购买行为。但由于与《政府采购法》相配套的实施细则至今仍未出台，各地在政府采购实际操作中还存在着较大的不规范和随意性，特别是管理体制还不顺，操作上也是各行其是，这样既影响了政府采购的质量和效率，又不利于公平竞争，还容易滋生腐败。这些违背了实施政府采购的初衷，使政府采购的质量和信誉受到了影响。其五，政府采购人员素质亟待提高。政府采购不同于一般的采购业务，是一项全新的系统工程，由于政策性强、涉及面广，需要采购人员掌握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要求管理、执行和评标人员不仅要熟悉财政业务，还应掌握招投标、合同管理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但目前我国政府采购工作人员大都来源于原来的财政部门，离专业要求仍有较大差距，这使的政府采购工作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力量，工作上形不成合力，规模上不去，也难以做到规范。随着我国政府采购工作的不断推进，政府采购工作上需要一支庞大的专业知识过硬的队伍，人才的缺乏将会制约我国政府采购的进一步发展。二、政府采购的意义（一）有利于节约采购资金成本，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实行政府采购，通过招标的方式进行集中性的政府采购，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使得政府采购部门能获得优质廉价的商品和劳务，从而节约采购的资金成本，使财政支出在使用中能体现出规模效益。（二）有利于规范政府的采购行为，加强对财政支出的管理和监督分散采购中，政府的采购行为由各预算单位自行分散完成，采购过程往往缺乏必要的监督，采购形式缺乏必要的规范。而政府采购的实施将使得政府采购行为被控制在有关法律和制度的范围之内，使采购过程在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下进行，提高了政府采购的规范化水平和透明度，增强了对财政支出的管理和监督。（三）有利于加强廉政建设，消除腐败消除腐败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难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将反腐倡廉坚持到底，是对政府领导市场经济能力的严峻考验。实行政府采购制度有利于从源头上堵塞漏洞，为反腐倡廉提供了制度保障。（四）有利于贯彻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随着我国经济向市场化推进，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也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就必须发挥政府宏观政策的作用。政府采购支出作为一种购买力是社会需求的有机组成部分。根据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政府可通过调整政府采购的规模和结构来对社会需求总量和结构施加影响。政府采购这种宏观调控手段，政府是市场经济中惟一的买主。在我国，全社会每年生产的商品和劳务中约有25%是由政府购买的，因而政府采购的数额和内容会对市场供求产生重大的影响。在经济萧条时，可采取扩大政府采购规模的措施，以增加社会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在经济过热时，可通过压缩政府采购规模的办法，以减少社会需求，一定程度上可起到给经济降温的作用。随着我国财政采购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加之在财政、审计等相关部门的有效管理和监督下，我们的财政采购将越来越趋于成熟，也将会进一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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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底以次贷危机为爆点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冲击，为此中国政府重启了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出台了规模空前的政府投资和经济刺激计划。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其效果是不容怀疑的，中国经济迅速复苏,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但是，基于财政支出的内容依旧更多的属于外延式扩张。
如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环节且主要流向国有经济主导部门，而较少的涉及福利保障、消费刺激和技术进步及结构调整上，故而也有不同的声音聚焦在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与持续性上。
更多的关注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否有效地传导到私人投资和消费环节，从而在完成总量刺激的同时，实现增长方式的扭转和增长质量的改善。
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是如何实现与传导的，政府该如何借助于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优化提高财政调节的效率并形成可持续的增长路径。
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研究早已从“政府是否该干预经济”衍生到“政府如何干预经济“，财政支出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分析也从理论争论和探讨发展到实证的检验和判别。
并集中于不同体制、政策和发展条件下，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度量。将之与现阶段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则更加凸显出其价值与意义。
扩展资料
政府经济学研究对象
从定义可知，政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政府的经济行为及经济关系。这里所说的政府，是指由“公共当局及其通过政治程序设立的机构组成，并在它的疆域内或管辖地区实施强制的垄断权力”。
政府也可以解释为：通过政治程序建立的，在特定区域内行使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行为实体。政府除对特定区域内居民负有政治责任之外，还参与非市场性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社会财富的分配。
政府参与的非生产性活动是指政府为满足居民的公共消费需要，通过向社会成员征税和强制转移财富的办法来筹措资金，以不营利为目的从事生产和提供诸如国防、治安、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
政府所从事的社会财富分配是指为了保证特定区域内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平和公正，维护社会的稳定，采取税收、补助、转移支付等手段对各社会成员的财富进行重新分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政府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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