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思想家郭沫若关于先秦思想史的著作。以辑10篇先秦人物思想批判和自我批判文章而得名，作于1943～1945年。1945年9月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初版,1954年人民出版社改排出版，1976年人民出版社改排重印。作者进行了若干文字订正。1982年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 2卷。原书的《改版书后》，作者后改题为《蜥蜴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后》，收入《奴隶制时代》一书中。 《十批判书》由《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10篇文章集成。 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作者坚持中国社会经历了奴隶制发展阶段的论断，自我修正过去认为殷代是原始社会末期、周代是奴隶社会开始、否定井田制的存在等论断。本书对先秦诸子的哲学、政治、伦理等各方面的思想及其源流和演变进行了探讨，并对其中一些重要人物和著作进行了考辨，有许多独到见解，自成一说。这些观点自发表以来，在历史和思想史、哲学史等学术界引起了热烈反响和争鸣。作者特别声明，他反对不加分析而笼统地表示反对或赞扬的主观主义或公式主义的态度。他认为自己是以人民为本位的道理历史地进行批判的,“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作者说他所以比较推崇孔子和孟子，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在各家中,比较富于人民本位的色彩,没有达到后代儒者那样下流无耻的地步。作者对初期法家也是肯定的，而对韩非的“法术”、“君主本位”思想和秦始皇的“极权主义”则持否定态度，并进行了尖锐的贬斥。书中对一些具体人物的思想、历史作用的大胆评论未必精当，学术界至今争论不已。 从1943年中至1945年，郭沫若集中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后分别结集为《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其中《十批判书》尤为学界所重，国内学术界多有评论，但是意见尚有分歧。目前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该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成果，在近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都有相当的价值。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与当时的特殊时势有密切关系，既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战斗性，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② 既然如此，我们研究讨论其学术内涵和学术价值，就不能脱离该书的具体语境和作者的著书动机，包括与此关系密切的政治形势和学术动态。只有这样，《十批判书》的丰富内涵才能够得到更加准确的揭示。
毕业论文答辩的“前后左中右”
骨干教师在专业成长过程中，除了要自觉开展大量的课堂实践(如校本教研、磨课等)之外，一般还要经历几次由教师培训机构或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论文答辩。 如何使自己能够顺利地跳过 “龙门”，使自己在论文答辩时更加出色，得到专家的肯定? 笔者结合自身经历，拟就论文答辩之前如何做好准备工作谈点看法。若要顺利通过专家的论文答辩，能够递交一篇质量较高的论文当然是基础。 但是，在参加答辩之前，如果能够做好“前、后、左、中、右”五个方面的充足的准备，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所谓“前”，就是要介绍清楚自己为什么写这篇论文的缘由。
笔者参加过一次模拟省特级教师评选的论文答辩， 递交的论文题目是 《巧引名言度金针———例谈阅读教学中“名言”的引用艺术》。 论文开篇界定了“名言”的内涵，接着从教师和学生两个视角简述了引用名言的意义和作用，最后重点介绍了巧引名言的四种策略———创生主题、 升华情感、引发矛盾、总结写法。
在论文答辩的开始，笔者至少应向专家评委讲清楚“名言的界定”和“阅读教学中引用名言的重要意义”这两个问题。 前一个问题，是为了方便自己的立论，明晰论文中的几个关键概念，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歧义。 笔者在论文中，将“名言”界定为“一般是由名人说的短小精悍、含义隽永的句子，常见的有名人格言警句，也包括谚语、古诗句等”。 后一个问题，是这篇论文存在的基础和起点。 回答为什么写这篇论文的缘由，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归纳现状，分析弊端，反面立论;二是开门见山，观点“亮剑”，正面阐述。 笔者的论文就采用后者，在点明眼下不少教师青睐引用名言的事实之后，从教师和学生两个视角分析了课堂教学中恰当引用名言所带给学生的“正能量”。
一篇论文从起草完成，到发表获奖，再到递交审查，最后到参加答辩，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少则一年数月，多则两三年之久。 从这个意义上说，答辩的论文都具有滞后性的特点。 所以，在论文答辩的最后一个环节， 应该主动交代论文存在的欠缺和不足，并提出有效的改进策略，使专家评委能够看到自己的论文的确是在“真研究”基础上取得的成果，而不是“鼠标百度式”的拼凑之作。
比如，笔者在论文答辩时最后陈述，因为论文成文于 2010 年， 当时新课标 2011 年版还没有公布，所以一定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一是眼睛向外，只考虑“外引”———从教材、课文之外引入名言，而没有关注“内视”。 其实很多课文本身就具有名言。 比如，《桂林山水》开首的古诗句“桂林山水甲天下”，再比如《全神贯注》结尾处茨威格的话：“人类的一切工作，如果值得去做，而且要做得好，就应该全神贯注。 ”还有课后的“资料袋”中罗丹的名言：“美是到处都有的。 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答辩时只要能作诚恳的反思，就能取得专家的谅解。 二是重点介绍的四种巧引名言策略还有待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笔者答辩时介绍完文中列举的“四大策略”之后，又增加了“假借评价、指导学法、灵活改写”等几种，并做了详略有致的介绍。 这样一来，专家就觉得你确实在做行动研究。
大科学家牛顿说：“如果说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肩膀上的缘故。 ”任何一篇论文，都不可能是全新的创造，一般都是在总结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不断扬弃而写成的。就某一篇论文而言，其中存在局部理念不新、个别策略缺乏新意等弊病在所难免，因为这不是论文的核心所在。 一篇有价值的论文，一定有它的独特之处和创新价值所在。 这就要求我们在答辩时一定要拿捏好详略的分寸， 对于那些常见的理念和策略，只能作简明扼要的概述，切勿滔滔不绝、老生常谈。
比如， 笔者详细阐述巧引名言的 “四大策略”时，也不是平均用力、面面俱到的。 对于巧引名言“创生主题”，笔者结合着名特级教师盛新凤的课例《卢沟桥的狮子》，详细介绍了如何引入名言 ，创生一个与文本融合的“主题”，然后按照“找到一个支点，拉出一条线，画成一个圆”的流程组织教学，从而取得较好的效果的过程。 而对于巧引名言“总结写法”策略，笔者只作了简略的介绍，因为随着 2011版新课标的颁布，“言意结合”、“不仅要关注课文写了什么，更加要关注是怎么写的”等理念的耳熟能详， 歌德的名言———“写什么” 人人看得见，“怎么写”对于大多数人却是个秘密，已经没有必要再作更多的解释了，正所谓“各领风骚两三年”。
所谓“中”，主要指论文本身。
对答辩者来说，对自己递交的论文一定要做到“烂熟于心”。 郭沫若诗云：“胸藏万汇凭吞吐，笔有千钧任 翕 张。 ”意思是说， 只要作者胸中藏有万千个词汇能为我所用，即使笔下有千钧重，写作起来也能挥洒自如。 就是说，答辩者一定要做好充足的知识储备，对自己递交论文中所涉及到的教育教学理论、所引用到的教学案例，提出的教学策略方法的创新与不足，包括论文的论点、论据和论证过程，甚至论文的正副标题、核心概念的界定等，都要做到心中有数，绝不含糊。 如是，一旦专家要你作进一步的解释与说明，你就能够有条有理、侃侃而谈，否则只能面红耳赤、无以应对。
比如在笔者答辩的提问环节，专家提出“从论文的副标题看，巧引名言的功用重心落在教师的视角方面，请你从学生的视角再谈谈看法”这样一个问题。 应该承认的是，专家一下就抓住了作者的“短板”，因为这确实是论文欠缺的地方。 专家之所以提问，倒不是故意为难，而是想通过答辩者的阐述考察他的思维的广度和深刻性。 笔者略作忖度，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是巧引名言能够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 古人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教师经常有意识的在课堂上左右逢源地“引经据典”，学生就能耳濡目染，入脑入心。 二是能够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促进他们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的提高。 因为名言一般都是言简意赅、含义隽永的句子，它们或给人以明理，或给人启示，或助你学习，对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语文素养，大有裨益。这两点，其实就是阐述了“言、意”两方面的作用。
所谓“右”，这里指论文的“创新之处”。
前文已述，每篇论文不可能都是全新的创造，大都是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而成的，所谓“比别人多走了一步而已”。 可以说，“创新之处”才是论文存在的价值所在，是论文的 CPU。 所以对一篇论文而言，“创新之处”越多，论文的质量也就越高，但对作者来说，难度也越来越高。
那么，如何答辩好论文的“创新之处”呢? 简言之就是要“突出重点”。 笔者在阐述“四大策略”时，除了详述“创生主题”之外，作为创新之处的“引发矛盾”策略也作重点阐述。 笔者以某青年名师执教《凡卡》一课为例，先引导学生充分感受凡卡写信的杂乱无章、啰里啰嗦，然后引入契诃夫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姐妹”， 从而引发了学生强烈的情感和思维的冲突，不但揭示了“反复”这一语言现象，而且起到了调节教学节奏和推进教学流程的作用，起到了“一石三鸟”的功效。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论文答辩若要取得好成绩，充分做好事前的准备工作必不可少。 上面介绍的五个方面，只是粗浅体会。 为了顺应口语习惯，笔者将标题命为“前后左中右”。 其实，在万事俱备之后，答辩时一般应该遵循“前———中———左———右———后”顺序更为合理。
《十批判书》讲述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后，专制政体被推翻了，这是一项非常巨大的历史进步。在文化学术方面，儒学独尊的局面也相对地被打破了，因而学术思想呈现了相当活泼的景象。同时西方学术思想不断涌进，人们的思路也比较开阔，于是哲学、人文科学方面思想相对自由。
当时国势危急，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于中国虎视眈眈，一再挑衅，更引起了学者的爱国保国的忧患意识。有些学者不能参加政治活动，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专心学术，因而做出了一些学术成果。
当时许多学者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作风，考据比较精审，析事论理，才求准确。也有些学者对于宋明理学有较多的了解，对于深邃的义理有较深的体会。
自清末以来，西学东渐，西方学术传入中国，受到重视，许多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西方的治学方法，致力于中西学术的会通与融合，因而达到了学术研究的较高水平。
辛亥革命至一九四九年，史称民国时期，民国时期是充满了内忧外患的时期，但是当时的学术界确实出现了很多有一定价值的学术著作。民国时期的学术著作，有许多已买不到了，而实际上确有一定的参考消息价值。
扩展资料
40年代，郭沫若发表了《十批判书》，更是系统地表达了肯定孔子思想的观点：“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级中的先驱者”，“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猛烈鞭挞秦始皇焚书坑儒，对秦实施郡县制评价也不高，还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奴隶制的回光返照”。另外，这本书还赞扬孔子进步，“代表人民利益”。
当时，他提出这些见解，一方面出于他原有的学术信念，同时也是有意用秦始皇来影射蒋介石，批评蒋介石的独裁政治。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十批判书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孔墨的批判 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 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如何，内在协调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将现代人文活动的两个领域统合到一种社会文化力量中，跨越真实与虚构、知识与想象?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历史关系，提供了富于启示的视野与方法。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这一自觉的现代文化使命感，使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调动力关系，使纯粹的思想或学术变成大众世界观，创造出意识形态整体性。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毛泽东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16页。)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0页。)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整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265页。)郭沫若作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中国现代文化上具有典范意义。他从历史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历史可以以学术的形式表现，也可以以戏剧或小说的形式出现。郭沫若一生三度创作历史剧，早年的抒情历史剧完全将历史现实化变成意识形态的代言。从《卓文君》《王昭君》到《聂@①》，叛逆变成了革命。聂政慷慨赴死，两位女子从容殉死，在原始的狭义观念之上，作者又加上了“均贫富”、“茹强权”的意义。剧中一再提倡“刺杀那些王和将相”，剧终士兵们听罢酒家女的演讲，一哄而上杀了长官，准备到“山里去做强盗”，行侠的戏变成革命的戏。郭沫若试图用历史剧构筑历史中人民的主体与阶级冲突的动力结构。从1920年的诗剧《棠棣之花》，到1940年五幕剧《棠棣之花》定稿，前后写了22年，不同时代的现实意义叠加在同一个题材上。“百姓”代表着模糊的人民概念，国家主题取代了个人主题，私仇变成公愤，聂政“铲除国贼”，意义在于抗秦，“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国家成为历史剧《棠棣之花》的历史主体。抗战意识形态出现。席勒在《舞台作为一种道德机关》中说：“如果各种戏剧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如果戏剧诗人都有统一的目标——换句话说：如果诗人选材适当而且都从民族当前的主题出发——那就会出现民族舞台，我们就会成为统一国家。”(注：转引自《戏剧理论文集》陈瘦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334页。)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深受歌德与席勒的影响。40年代初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达到高峰，直接的灵感是在“历史的精神”中拯救国家与民族意识。他说屈原的悲剧“是全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注：《题画记》，《关于屈原》，《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第238页，第20页。)抗战意识形态的历史剧试图将阶级意识融合到民族国家意识中，《屈原》的成功在于它获得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而《孔雀胆》的问题则在于这种整体性受到威胁。阶级主题(镇压农民起义)、民族主题(协助梁王异族政权)与个性主题(段功与阿盖的爱情)无意间陷入一种意识形态冲突中。批评界出现指责，作者一再修改，但剧场演出效果很好。(注：详见《郭沫若史剧论》，“第五章《孔雀胆》的成败得失”，田本相杨景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172页。)如果《棠棣之花》的意义断层显得突兀，说明历史剧结构意识形态的困难，《孔雀胆》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剧中意识形态结构本身的脆弱。郭沫若在他的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动力结构。同一种意识形态主题分别用史学与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史学通过“真实性”获得话语权威，史剧通过艺术性使这种话语权威获得大众的认可。屈原主题的利用是一个典型。郭沫若希望将屈原树立为民族精神象征，这是一个层次的意义，另外，屈原的诗人与官吏的双重身份，还寄托着郭沫若的现代“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希望。有关屈原的史学方面的成果是《屈原研究》，史剧方面的成果是《屈原》。郭沫若习惯将他的史学思想表现为史剧，因为任何思想必须获得大众化、生活化，才能产生意识形态力量。郭沫若受一部小说体裁的野史《剿闯小史》的启发，写出轰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重庆的国民党与延安的共产党在这篇文章中都看到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义。国民党看到农民起义成功地推翻了中国的正统政权却最终导致异族入侵，组织人员批判；共产党看到农民起义推翻了正统政权转瞬之间又自身溃败，将这篇史学论文当作“整风文件”印发学习。而坦率地说，郭沫若自身关注的却是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启示，即知识分子的使命。他认为“杞县举人”李岩的加入才使农民运动走上正轨，而大顺王朝最后失败也是因为没有采纳李岩的计划。他念念不忘要为李岩与红娘子写一出戏，甚至在论文中也过分专注于李岩和李岩与红娘子这段野史。(注：参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叶桂生谢保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8页：“‘甲申三百年’风波”)对于构筑意识形态的史学与史剧，理解历史的现实意义比历史事实更重要。葛兰西将上层建筑分为由国家、军队、法律等机构代表的政治社会与由政党、教会、学校、新闻媒体与文化团体代表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国民党政权下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构筑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与政治社会对立，争夺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这种格局在建国后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竞争失去了“合法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变成服务既定的文化领导权。郭沫若过去为那些挑战正统的叛逆、流寇翻案写成历史悲剧，现在却需要用史学与史剧重塑正统。梁启超当年提倡新史学时，批判中国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有群统、无国统。郭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创作力求构筑历史中人民主体、国家主体，到解放后的两出历史剧《蔡文姬》与《武则天》，他又隐晦地试图构筑新的“君统”。《蔡文姬》用郭沫若的话说是借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曹操与武则天，或因出身或因性别，均是有君之实而无君之名。郭沫若的翻案历史剧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为新中国建立新正统。郭沫若一再表白“蔡文姬就是我”，他想一方面通过为曹操翻案树立新中国的新正统，另一方面通过蔡文姬归汉，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上自觉的归属与认同。翻案史学与翻案史剧不是忠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新的意义挑战旧的意义。郭沫若的史学研究不再提“人民本位”，开始关注所谓“对人民有利”的帝王。《胡笳十八拍》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景象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剧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却是丰收的“太平景象”，农民唱着“屯田歌”，歌颂“为民造福”的曹丞相。郭沫若继续史学与史剧写作，却领会到新的历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深刻含义，“以古鉴今”或“以古喻今”变为“古为今用”，历史不再有构筑意识形态的使命，反倒是意识形态开始构筑历史。郭沫若有时强说革命胜利后还可以写悲剧，但他自己却明白地不再写悲剧了。他的两部历史剧参与掀起了有关历史剧的大讨论，但他本人却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历史剧的现实性比真实性更重要，只是把握现实性的问题是纯粹的权力问题，在理论形式中无法言说。二、新史学的意识形态意义郭沫若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创作的领导者。他同时以史学与史剧的方式，实现了从历史构筑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在有机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大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语境上理解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并将他当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典型，思考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立场上的“有机的知识分子”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将典型性表现到极致的个案。从史学角度看，他体现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新史学”的理想。1902年2月到11月间，《新民丛报》分6期连载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注：分别刊载于《新民丛报》第1、3、11、14、16、20期，本书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2页。)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梁启超认为，历史是叙述国族之进化的学术。国族是历史的主体，进化是历史的精神，历史则表现为国族之间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进程。中国无历史，是因为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中国的史是君史，一朝一姓的家谱，势利腐儒堆积的耗损民智的故纸堆，培养国民的奴隶根性。梁启超呼吁在新观念下建立新史学，当时虽有异议，但响应者众。“横阳翼天氏”(曾鲲化)在《中国史的出世辞》中祝福中国史的诞生，将它提高到建国与自由独立的高度：“中国历史出世，谨祝我伟大中国灿烂庄严之文明国旗出世于今日，谨祝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谨祝我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瓣香祷祝之独立出世于今日。”(注：转引自《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597页。)
对曹操的评价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中央十台每周六周日有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品三国，以前周思源也品过，但太多演义啦，这个比较注重历史真实形象。欢迎观看！谢谢 我尽力了！
试析罗贯中塑造曹操形象【内容摘要】：曹操形象一直颇受关注，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是写得非常成功的。罗贯中在塑造曹操时，集民间、历史、个人因素于一身，从而将一个光辉典范的艺术形象永远留在了人间……【关 键 词】：曹操形象 民间性 正统思想 历史因素《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它同《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齐名，并称中国古典四大小说名著。其四书各有所长，单就人物塑造上说，我偏爱于《三国演义》。书中人物颇多，像曹操、诸葛亮、周瑜、刘备、关羽、张飞之辈；吕布、张辽、赵云、于禁、李典之流。哪个不是英雄，有谁不是毫杰。有的是治世能臣，有的义气云天，有的智勇双全，有的忠贞不渝，当真是永放春秋，流芳百世。这些人物中，或忠或奸，或美或丑。其中，曹操、诸葛亮两个人物是全书塑造最成功、最中心的人物。曹操是粉脸奸臣，诸葛亮是治世能臣。一正一反，形成鲜明对比。诸葛亮流传千古，曹操遗臭万年。这好像有些不公平，但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它，也不讨论诸葛亮，专门讨论曹操。关于曹操的形象，近来争议颇多，特别是建国初期，兴起了一股为曹操翻案的热潮。一些在文学上颇有建树的同志也被卷入其中，像郭沫若就是其中之一。他说：“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一大歪曲”。1但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我们应该要区别对待，且不说曹操是否是历史上的歪曲，只说罗贯中是如何塑造曹操的，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为什么是个否定典型，罗贯中在塑造曹操时，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是近来论争中涉及极少的，在这里，我想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以便大家参考。一、三国故事源远流长我国历史上的“三国”，本身就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各色人物闪亮登场，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中就记载了许多生动的三国故事，三国过后，在民间不断流传和丰富着三国故事。据杜宝《大业拾遗记》载，隋炀帝看水上杂戏，就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的故事，晚唐诗人李商隐有《骄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这可能是最早的记载之一，到宋代的“说话”艺术中，已经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可把“说三分”当作职业来做，说明三国故事在民间是非常流行的，人民也十分喜欢。还有，宋代苏轼《林志》曰：“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当时的“说话”已经有了尊刘抑曹的倾向。到元代，有三国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也记载了三国故事。其事故已粗具《三国演义》的轮廓，并以蜀汉为主线，还串以大量的民间传说，为后来罗贯中对《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大量而丰富的素材。2在金元时期的戏曲舞台上也出现了大量的“三国戏”，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就有《赤壁鏖兵》等剧目，使三国故事得以更加丰富。再后来，元明之际的剧目中，以“三国”为题材的就有六十多种，并且有半数以上是以蜀汉人物为中心，颂扬刘、关、张的义气，而贬斥曹操的奸狡。具有明显的反曹倾向。罗贯中就是在这些民间传说，戏剧舞台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创作《三国演义》的。作为任何一个作者，他在创作前，都会考虑作品的可读性，要使作品流传千古，就必需符合人民的胃口，即符合人民的思想感情。罗贯中也不例个，在创作《三国演义》时，采用民间传说来迎合人民，而三国故事在经过隋唐宋以后，就已经具有了明显的尊刘抑曹倾向，他在创作时也就自觉与不自觉地保留了尊汉抑曹的观点。也就是在塑造曹操这个人物形象时，自觉与不自觉地把他归为否定形象的一面，并加以夸张的艺术手法，使一个粉脸奸臣、狡诈枭雄，玩弄权术于一身的曹操出现在读者面前。可以说罗贯中在塑造曹操这一形象上，民间传说中的尊刘抑曹的倾向，差不多起了决定性作用。3他只能将曹操写成一个老谋深算、阴险狡诈的形象，而不能把曹操写成一个像刘备、关羽、张飞式的人物。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塑造的最中心、最成功的人物——诸葛亮、曹操两个人物都流传千古，诸葛亮是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超人的才智，冷静的头脑，在他身上，集中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才情和智慧，以及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而曹操则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他的身上代表了封建统治者的诡诈、残忍、多疑、机变等一系列特征，是封建统治者的典型。关于这点，黄立新老先生说得较清楚：“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确实是个有作为的人，他代表了当时寒族地主阶级利益，……然而，他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存在着阶级的残酷，狡诈的恶德。”4这两个人物一正一反，开成鲜明对比。而这两个人物都是在民间深受人民喜爱的，但具有明显的偏重倾向，总是将诸葛亮归为正义，而把曹操当成灾星，是人民的大敌。罗贯中在塑造曹操时，很可能也是出于无耐，才把他写成这个样子的。在这里还要注意一下《三国演义》的版本，目前，学术界认为最可靠的有两种本子，一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是《三国志演义》。前者全书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回，明代嘉靖年间刊刻，较接近罗贯中的原本，但文字粗朴，内容平易。后者全书一百二十回，是经清代毛纶、毛宗岗父子增删评点的本子，毛氏父子主要在回目、文辞、论赞、诗文等方面进行了整理，修改，使全书更加紧凑完整，大约成书于康熙年间，是目前最为流行的本子，我们能看到的大多是毛氏修订本。在书中，有明显的尊刘抑曹倾向，对我们了解曹操的本来面目有些困难。所以有许多人对曹操这个形象产生了怀疑，书中的艺术形象与历史上的政治家有了一大段的距离，这就是罗贯中的民间性原因所致。二、罗氏的时代正统思想的射映作为历史人物，承担后人的是是非非，好像是不可推托的责任，不管他对历史有多重大的作用，只要后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不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就会有天壤之别。就曹操而言，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没理由否认，但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确实是个被否定的典型。却也有颂扬的地方，如曹操大破袁绍于官渡，以不足敌方十分之一的军力而把敌方打得一败涂地，使其一掘不振，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罗在《三国演义》中，对曹操有褒有贬，有扬有抑，这不能说不与罗氏的生活时代，价值取向无关。关于罗贯中，我们知之甚少，据明人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载：“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竞不知其所终”。由此可知，罗贯中大略生活于元末明初。5作为生活于两朝之交的时代，目睹了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建立。历经了元末农民大起义，有可能他还参加过农民起义，因明人说罗贯中“有志图王”，6从这点看，他应是元明间人。鲁迅也说罗贯中为“元明间人”。（见《中国小说史略》）。对于生活于这样一个动荡年代的作家，他的创作肯定会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当时的起义以恢复汉族政权为号召的，把北方元朝政权比做三国时的曹魏政权，这在当时是符合人民的思想感情的。从宋起，汉族政权就屡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掠，退居偏安江南，就早也把北方政权比做曹魏了，罗贯中也是当时人民之一，对北方政权（元朝政权）当然有一定的否定因素。这根本不足为怪，完全可以理解，他的《三国演义》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写成的。元朝政权眼看就要崩溃，他不可能还要对元朝政权大加赞赏，而把曹操写成一个有德之士吧！他反对元朝政权，也就是反对曹魏，即曹操，为了符合人民的思想感情，把曹操塑造成一个否定性形象，也是无可厚非的。在这里，还存在一个时代价值取向和正统思想的问题。所谓“正统”，不过是统治者为其统治的合法性而控制人民的思想武器。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统治，不得不找借口，以让人民承认政治权力之合法性。7或说政权的来源承接尧、舜的禅让，或说统治区域是中原——黄河流域，或说自己乃皇室后裔，最终却是一个目的：巩固统治，与人民的利益关系并不大。三国以后，各朝统治者有各自的正统观念，晋朝是承魏而建，它就以魏为正统，以蜀汉为非正统。陈寿著《三国志》就以曹魏为正统，以蜀汉为偏霸的，到宋代，又出现了民族并存政权，金、辽、宋并存，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都把自己说为合法政治权力，金、辽在北方，自比曹魏，地统中原，是正统；宋地处南方，偏安江南，势如蜀汉，以蜀为正统思想。而罗贯中的时代，起义以恢复汉族政权为号，也就是和宋的正统观一致，因而，就得否定曹魏的正统，既否定曹魏，也就是否定曹操，在作品中，曹操就不能堂而皇之了。也就是说，罗贯中不可能在作品里给曹操脸上添光，而是有些加黑。三、抹不掉的历史前面，我们以作品的民间性和时代性两个方面论述了罗贯中在塑造曹操的形象时，有意无意地将曹操写成一个反面人物，使封建地主阶级的本质特性能在他身上表现出来，以作为作者的一个借托。但就这两方面的影响，还不足以说明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曹操形象的塑造。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书中的曹操不止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还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有好，也有坏，坏中有好，好中有坏，让人捉摸不透。要不然也不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从这点说，我们不得不承认罗贯中的高超绝技，既然是好坏兼备，而前面我们都说的是影响罗氏塑造曹操坏形象的方面的因素，那么，又是什么影响罗贯中在写曹操时大加赞赏的呢？《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小说，它就必得尊循历史，受历史的影响较大，往往是实多虚少。生活于三国时代的曹操，罗贯中固然不能了如指掌，只能通过“小说”、史书等材料来对其了解，而最权威的史料莫过于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在陈寿《三国志》中，曹操是三国时期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现在，我们还应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8他在当时文学领域独领风骚，在他的昌导下，“建安文学“得以发扬光大，他自身也很有成就，诗文并茂，独树一帜，现今还有多篇文章流行于世，《嵩里行》大家想来不会不知道吧，这就是曹的佳作之一。钟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说他是一位文学家一点不过分。在《曹操集》的出版说明中，开篇就说：“曹操，字孟德，沛国谯县人，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9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曹操的确是我国三国时期一位杰出的统治者。在他出生的前后，社会矛盾加剧、阶级矛盾激化，世家贵族地主阶级控制的东汉政权开始瓦解，并面临崩溃。在公元一百八十四年，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形成了大大小小数十个地方割据势力集团。曹操也是其中之一，他推行法家治国思想，使自己的实力逐渐加强，通过二十多年的争斗，终于统一了北方。曹操认为要进行统一战争，就必需得效法于秦汉，实行法家的耕战政策，大兴屯田，用各种办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的《置屯田令》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10这段文字足可见其屯田强兵之策，还有《败军令》、《孙子注》中，都反映了他主张法治的观念，反对礼治的尊法反儒思想。这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可取之处，我们今天不是在高喊“依法治国”吗？不就是效法于古吗？陈寿《三国志》这样评价曹操：“汉末，天下大乱，雄毫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擥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权，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好一个“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这可能算是对曹操较为公平的评价。历史上的曹操，系统看来，他有五大优点：11第一，生机勃发，勇于进取的政治家风度。这在《三国演义》中也颇为显眼，从曹操一出场开始，便有所反映。当董卓作乱，群臣措手无策，只是痛哭时，曹操站出来说：从早哭到晚，从夜哭到明，就能将董卓哭死吗？群臣异样，操便出了个刺杀董卓的主意，并由他自己去执行，但刺卓未获成功，他却来个跪地献刀，瞒过董卓，潜逃乡里，但各诸侯争势夺利，迟迟不肯进兵，曹操便问：“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又曰：“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却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矣。”12这是何等精妙的分析，可惜，各诸侯各怀异心，否则，这段历史又将是另一种写法，这里，也可看出曹操的勇于进取的政治家风度。第二，唯才是举，随能任使的博大胸襟。关于曹操唯才是举，历来受人称赞，他不拘一格，唯才是用，《文史天地》写到：“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堪称曹操的文胆，阮瑀被曹操网罗的过程，颇有戏剧色彩，当初，曹操雅闻其名，征召他出来做官，不应，连连逼促，阮瑀乃遁入山中，不料，曹操有一颗火热的心，不肯罢休，使人放火烧山，阮瑀招架不住如此热情，只得出山。13投其门下，这是说他求才不择手段，却可看出他“求贤若渴”。不止如此，像敌方的徐庶、周瑜、关羽他都想聘用。他曾以强力将徐庶聘归营帐，而徐庶却不献一策。他对周瑜的聘任：“曹闻听周瑜年少有美才，乃秘密下扬州，遗蒋于往说周瑜，可惜周瑜不为所动，否则，‘亦壁之战’这一页将是另一种写法。”第三，赏功罚罪，严正不苟的法治观念。曹操能统领百万雄师，靠的是什么，是严正不苟的法治。古者有云：“法不加于尊”，而操则不然，他的战马受惊，误入麦田，按曹操自制的军法，践麦者斩首，而自制法又自犯法，他觉得不加法于已，将无法服众，于是想出了“割发代道”之计。既打破了“法不加于尊”的古训，又维护了军法的权威。两全齐美的事，何乐而不为？况且，割掉几根头发，也不是什么大碍。曹操在《败军令》中说：“司马法”“将军死绥”，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可见他赏功罚罪，正大光明。举个实例：淯水兵败后，夏侯敦部下乘乱掳掠，受到于禁严历制裁，被制者不满，反污于禁造反，而于禁不加申辩，仍全力整兵迎击张绣，义无反顾。战后，操当即表彰于禁：“淯水之难吾甚狼狈，将军在乱中能整兵讨暴，有不可动之节，虽古之名将，何以加之。”封于禁益寿亭侯，同时责夏侯敦治军不严之过。这可算是做到了赏罚公平。第四，体恤百姓，保持农业生产，以民为本的思想。他在征张绣时，号令三军，不准作践麦田，不准掳掠百姓，违者“斩首”。在征袁绍时，重申军纪：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罪。攻克冀州后，便急令宣布：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难，尽免今年租赋。这些都是他民本思想的具体表现，以民为本，实乃俊杰。第五，不畏人言，不惮风险的精神。在汉末，“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的时代，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并吞八荒，权势越大，各公卿，士大夫便群起而攻之，对其大加猜忌，谤议，而曹操则无所谓，无意激流勇退。以上几点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也是历代英雄的志气，曹操具有这几个优点，也算不枉为英雄了，而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这些优点都是有迹可寻的，说明罗贯中在塑造曹操时，还是采纳了历史因素的。不光如此，有时还加以夸张。这就是历史演义小说源于历史又高于历史的缘故。四、我的一些说法综上所述，罗贯中在民间传说的影响下，对曹操采取了抑制的办法，作品反映出来的就只能是一个否定形象；而罗贯中的时代背景，也不容许他对曹大加赞扬；受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曹操在罗贯中笔下不能翻飞为“诸葛亮”式的人物，诸葛亮要他来衬托。就这两方面来说，曹操的形象被塑造成否定人物，也势在必然。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曹操虽是奸诈，却也善良，并且，还为老百姓作了不少好事，对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功不可没。作为历史演义小说，就应该以实为本，以虚为补充。罗贯中在塑造时也没忘了这一点，将曹操写成了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人物，说他简单，是说他可用一个字概括——奸；说他复杂，是说他丑中有美，美中有丑，恶中有善，善中有恶，让人捉摸不透。我们在读《三国演义》时，就只读到了简单的一面，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喊为曹操翻案，看来，我们还需再读一遍，去体会罗贯中写曹操这个人物的苦衷。注释：1见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6版2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卷四，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3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奉“蜀以宗室为正”。由此，在明间开始了尊刘抑曹的传说。4见黄立新《关于<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真实问题》（《古典文学论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版）5贾仲明《书录鬼簿后》写于永乐二十年（1422），时80岁，据此，可知元至甲辰（1364）时，他22岁，罗贯中与他为“忘年交”，则当属1315年左右生人。6见明人王圻《稗史汇编》7参见汪文学《正统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8袁行霈编《中国文学史》卷二第2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9见《曹操集》上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10见《曹操集》上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11参见刘敬圻《<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12见《三国志·武帝纪》13见姜洪、姜海《曹操爱才》（《文史天地》2004年第3期）参考书目：1《三国志集解》（卢弼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2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校辑）中华书局1958年3 《南村辍耕录》（陶宗仪著）四部丛刊本4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著）中华书局1985年5 《三曹资料汇编》（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中华书局1980年6 《曹操集》（上、下册）中华书局1974年7 《古典文学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8 《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9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10 《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出版社1983年11 《三国演义纵横谈》12 《另古代文学史问答》（曹基础、陈新璋、罗东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13《文学评论丛刊》（古典文学专号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成 就 与 不 足——浅议郭沫若的《周易》研究摘要：郭沫若的《周易》研究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审视《周易》，在古史辩派的基础上，深入到了古代的思想及制度，使传统的经学研究一变而为社会的、文化的和哲学的研究，他不仅开辟了《周易》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也成为用《周易》打开认识“古代真实”大门的第一人。这也正是郭沫若《周易》研究的价值所在。但同时郭沫若的《周易》研究也存在不足，如对材料的时代性未能划分清楚，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以传解经的错误；疏于考证，有臆测成分及趋时、片面的批评，这也是评价郭沫若的《周易》研究时不可回避的部分。�关键词：郭沫若；周易；八卦；辩证法回首20世纪的《周易》研究，虽然派别不少，新的观点不断出现，但对郭沫若的易学研究，有的易学研究只字不提，有的则断然持否定态度，这些做法都过于简单化。从现代易学研究的历史看，郭沫若的易学研究无疑具有开拓意义。他是较早地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来研究《周易》的学者。正如40年代李初梨指出的：“他是首先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古代的一个，他天才地一个一个地揭开了那些古代的神秘的谜，为我们的理性开辟了一条通到古代人类社会的大道，不管它或许包含着一些缺点，甚至个别的错误，然而它的成果，毫无疑义地成为一切后来研究的出发点。”〔1〕这一评价无疑是客观的。郭沫若关于《周易》的研究有两篇专门的文章（文中凡引文未标明出处的，皆引自郭沫若著《〈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周易〉之制作时代》，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一卷，第32页-89页，第377页-404页。)：一篇是作于1927年的《〈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人民出版社1982年再版时改名为《〈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另一篇是作于1935年的《〈周易〉之制作时代》。两篇文章集中反映了郭沫若的《周易》研究成果。本文想对郭沫若的《周易》研究做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也为今后的《周易》研究提供借鉴，从而使《周易》研究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一�郭沫若的易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出了一些令人信服、能自成一家的观点，解决了易学研究史上的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一）道出了八卦神秘的主要原因郭沫若认为八卦之所以神秘，是由于它得着二重的秘密性：一重是生殖器的秘密。即郭沫若认为八卦的根柢是古代生殖崇拜的孑遗，画——以象男根，分而为二以象女阴。这与钱玄同所说“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的东西。‘乾’‘坤’二卦即是两性地生殖器地记号”不期而同。〔2〕章太炎先生也提出了男根女阴说，但与郭沫若的出发点不同。章太炎是从阴阳两种性质的观念（玄学）出发，而郭沫若则是从唯物论出发，指出了卦画的物质根据。另一重是数学的秘密。这一见解是很有道理的。易学史上的许多论著就是从数学的角度去研究《周易》问题的，虽然我们不能把现代的高科技或数学知识强加于《周易》，但《周易》中的数学知识却不能被简单地否定。郭沫若的二重论断彻底揭开了八卦的神秘外衣，这一说法不仅得到了人类考古学的证明，也为许多易学研究者所认同。是以科学的态度研究《周易》的著名论断。�(二)否定“易历四圣”说，指出《易经》是古代卜筮的底本�郭沫若认为所谓的“易历四圣”说只不过是为了更增其神秘性而已，认为伏羲画卦说、周公重卦说都是不可靠的。他认为：“《易经》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就跟我们现代的各种神祠的灵筮符咒一样，它的作者不必是一个人，作的时期也不必是一个时代。”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后来的一些学者也都沿袭此说。如闻一多认为：“卦爻两辞，本非出自一手，成于一时，全书卦爻异义之例，异不胜数？”〔3〕李镜池通过卦卜辞的分析，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是编纂而成的”(李镜池《周易探源·周易筮辞考》第70页)〔4〕。�（三）全面阐述了《易经》时代的社会生活�自从古史辨派把《周易》拉下神学经坛，恢复《周易》的本来面目便成为易学研究领域的新课题。而古史辩派只迈出了第一步——疑古辨伪，把经书还原为史料，却没有深入到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及制度的层面。郭沫若的研究较之古史辩派则更胜一筹，他揭示了史料背后所隐藏的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迈向了“考古证史”一派的领域，从而对《易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郭沫若本着“让《易经》自己来讲《易经》”的原则，从卦爻辞出发，从生活基础（渔猎、牡畜、商旅、耕种、工艺等五方面）、社会的结构（家族关系、政治组织、行政事项、阶级等四方面）、精神的生产（宗教、艺术、思想等三方面）等角度，条分缕析，系统阐述了《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揭示出《周易》所反映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层面，为人们认识古代中国提供了新的门径，并突破了以往徘徊于象数、义理的老路，也不同于仅做文字上的解释，更不同于以传解经的做法，使易学研究深入到了古代思想文化的层面，使传统的经学研究一变而为社会的、文化的、思想的研究，使后人的易学研究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四）较早地阐述了《易经》、《易经》中朴素的辩证观�郭沫若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一文中分析了《易经》、《易传》中的朴素的辩证观。他认为从《易经》中可以找出不少相对立的文字，如吉凶、祸福、远近、出入、进退、得丧等等，《周易》中也有人们总结出来的“小往大来，大往小来，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等观点，这些都是古代人从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辩证观，是《易经》作者从自然现象中观察得出的。作者分析是符合《易经》的客观实际的。在对《易经》分析的基础上郭沫若进一步分析了辩证观在《易传》中的展开情况：a.辩证的宇宙观；b.辩证观的转化；c.折衷主义的伦理；d.《大学》、《中庸》、与《易传》的参证。郭沫若的这一分析是极具创新特色的。尽管我们不能说《周易》、《易传》中有唯物辩证法，但其中所包含的朴素的辩证观是不能否定的。而这也更是此前易学研究者所无法企及的。�郭沫若易学成就的另外一方面是他有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这主要表现在：�（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这是郭沫若的易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之一。郭沫若在评价自己的研究时说：“这是‘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的草创时期的东西。”�〔5〕正是用科学的方法作为指导思想看待和研究《周易》中的一些问题，才使他的研究成果令人信服。如男根女阴说，《周易》非一时一地一人所作及其对《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分析。通过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使人们对《易经》时代的社会形态、生产生活状况及上层建筑情况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这也是我们在今后的易学研究中应当借鉴和吸收的思想精华。也正是运用了科学的历史观，郭沫若才开辟了新的研究角度，取得了科学的结论。这一点再一次说明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是我们进行研究时所必须遵守的方法。�（二）经传分治的方法�郭沫若在研究中还贯彻了经传分治的思想，这使他的研究更为清楚和科学。比如在对《周易》进行社会分析时，他指出：“让《易经》自己来讲《易经》，揭去后人所加上的一切神秘的衣裳，我们可以看出那是怎样的一个原始人在作裸体跳舞。”“《易经》的挂名次第，那简单的程度也不过如像杜鹃的叫声一样。……我们可以说《易传》的观念是传《易》人自己的观念，他以自己的观念输入那卦序里面……”他明确地认识到了经、传是不同的，他们代表了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思想，以传解经是靠不住的。�经传分治的观点是很了不起的，只有经传分治，我们才能更清楚认识经传的性质，才能进行更科学的研究，这是我们在易学研究中应当坚持和遵守的方法。时至今日人有不少学者将经传合治，这使易学中的许多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三）提出了科学的治易方法——去其卜筮成分而取其哲学内核�在《〈周易〉的制作时代》一文中，郭沫若认为《易传》主要出自荀子门徒，并注意到了《易传》思想的复杂性。他指出作《易传》的人是无法确定的，但那些作者和子弓不同的地方是存心利用卜筮以掩盖自己的思想色彩。并提出研究《易传》，应该抛撇了卜筮的成分，而专挹取它的思想精华，为以后的《易传》研究指明了道路。现代的易学研究中的一些观点与郭沫若的看法是一致的，如李镜池认为：“‘传’虽然是解‘经’的，但作者们从卦画和卦爻辞分析综合、引申发挥，研究宇宙问题和人生问题，……很清楚，《易传》是哲学书。”（李镜池《周易探源·周易筮辞考》第154页）〔4〕朱伯昆的《易学哲学史》也指出：“同《易经》相比，《易传》的显著特点是将古代的卜筮之书哲理化。”�〔6〕二�由于是创始之作，郭沫若的《周易》研究还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所以他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引出了俞平伯和李星可的两篇批评文章，后来陈梦家和李镜池则批判了他的第二篇文章的主要观点——认为《易经》是由馯臂子弓所作。客观地说，其不足之处主要有：�（一）材料的时代性未能划分清楚，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如郭沫若在《〈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中认为：以乾坤相对立便是以天地相对立，然而以天地相对立的这种观念在春秋以前是没有的；“中行”是春秋时晋国的荀林父，从而推断《易经》不能产生在春秋中叶以前。对此，陈梦家给予了批评：天地上下对立的观念发生很早，卜辞中有牝牡上下和书，左右对称等例，有“天上若”（金文亦有）等，此即上天下地之意。郭沫若以春秋前不可能存在天地对立的观念而证明《易》之不产生于春秋以前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至于“中行”，陈梦家指出，所谓“中行”见于《易》的五条，都当作行道之行，“中行”犹在道。“中”为副词，“中行”即“行中”。以卜辞自相印证，知“中行”决非人名。〔7〕李镜池指出：因其有其他较后的著作同出一墓中，就断定他们是同一时代的作品，那是不科学的。（李镜池《周易探源·周易筮辞考》第70页）〔4〕从如上名家对郭沫若的评价中可以看出，郭沫若在研究一些问题时对一些材料的时代混淆不清，有草率下断语的毛病。�（二）疏于考证，有臆测成分�郭沫若提出：“八卦是即成文字的诱导物”这一观点，在证明过程中，除了沿袭传统说法解释几个字外，对不能解释的字，更是附会臆测，如艮，“据《说卦传》艮有门阙之象，更想到从艮声之字有限，有‘门榍’的含义，大约艮的卦形是由门字省略而来。”对此学者们基本上是否点的态度。在郭沫若的《周易》研究中，还存在着对古文字不加考证，而以己意臆测的错误，如在证明《易经》时代是母系社会、有女酋长的存在时指出：“母系制度的社会，酋长多是女性。《晋》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这王母二字并不是祖母，也不是王与母，更不是所谓西王母，应该就是女酋长。母系制度的残存此其证二。”对于“王母”一词，作者并未加考证，就让他来充当了女酋长的角色。实际上据于省吾先生考证：“‘王母’一词金文称母或曰王母，王乃尊大之称。”〔8〕（三）求新趋时的论断郭沫若指出《易经》和《易传》中有辩证的思想存在，这是很正确的。但他进一步套用辩证法思想，把《周易》中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拔高、体系化，他认为《易经》和《易传》中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易经》中是辩证法思想，到了《易传》中就继承发展为折衷主义、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这都带有明显的趋时、附会时代的色彩。如他通过“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就得出了折衷主义；“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就得出了改良主义；“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就得出了机会主义。这都具有明显的时代色彩。对自己著作中的缺陷与不足，郭沫若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曾给予剖析：“这是‘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的草创时期的东西，它在中国古代的社会机构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上虽然贡献了一些新的见解，但主要由于材料的时代性未能划分清楚，却轻率地提出了好些错误的结论。”��〔5〕�因而在人民出版社1982年再版《郭沫若全集·历史篇》时对有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作了校改。这种勇于批判自我、改正错误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的。三�从总体上来看，郭沫若的《周易》研究的成就是巨大的，如他所提出的阴爻阳爻分别为女阴男根的象征，卦爻辞非一时一人之作；经传应分治；对《易传》要去其卜筮成分而取其思想精华。尤是他运用卦爻辞综合分析《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对经传哲学思想的分析等等。当然，他提出的《易经》是战国时期的馯臂子弓所作。八卦是既成文字的诱导物等观点也是靠不住的，这在学术界都已有了定评。但毕竟郭沫若的《周易》研究在20世纪的学术史上是具有开拓意义的，毕竟他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观点来研究《周易》的第一人，董作宾曾评价郭沫若的研究说：“不用说，大家都知道的，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9〕我们后来的研究都是沿着他开拓的道路前进的，这是我们总结20世纪的易学史时所必须承认的。参考文献：〔1〕李初梨.我对郭沫若先生的认识〔N〕.解放日报,1941-11-18.�〔2〕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C〕.北京:北京朴社,1926.77.�〔3〕闻一多.周易异证类纂〔M〕.闻一多全集\[Z\].北京：三联书店，1982.48.�〔4〕李镜池.周易探源〔M〕.北京：中华书局，1978.70,154,70. �〔5〕《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3．〔6〕朱伯昆.易学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75.�〔7〕陈梦家.周易之构成时代〔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8〕于省吾.双剑誃易经新证：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37.�〔9〕谢保成.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M〕.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1999.107.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个人成就编辑甲骨学《甲骨文字研究》 《卜辞通纂》 《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 《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青铜时代》 《十批判书》 《奴隶制时代》 诗歌《天狗》 《笔立山头展望》 《诗的宣言》《凤凰涅槃》 《血肉的长城》 《炉中煤》《春莺曲》 《莺之歌》 《太阳礼赞》《天上的街市》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罪恶的金字塔》 《夜步十里松原》 《黄浦江口》《战声》 《骆驼》 《晨安》《静夜》 《霁月》 《郊原的青草》《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 《太阳问答》《咒麻雀》 《钢，铁定的一〇七〇万吨！》 《红透专深（调寄十六字令）》《四害余生四海逃》 《流溪河水库观鱼》 《女神》《星空》 《瓶》 《前茅》《恢复》 《战声集》 《新华颂》《骆驼集》 《百花齐放》 《沫若诗词选》《我向你高呼万岁——斯大林元帅》参考资料来源：[13] 文学《女神》 《长春集》 《星空》《潮汐集》 《骆驼集》 《东风集》《屈原》 《新华颂》 《迎春曲》
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页27—62郭沫若先生是第一个用一整篇论文来研究该篇的学者"他在(侈靡篇的研究)!中写到*'他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约的"他主张大量消费"甚至主张厚葬!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面!$!+*从经济的角度看"侈靡消费一是可以促进生产"因为消费越高"需求越旺"实行高消费"能活跃市场"搞活经济!二是能增加就业机会"'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富人进行消费"穷人才可增加就业机会!认为侈靡消费可以促进共同富足!!
《管子·侈靡篇》。管子是活动于公元前七世纪的政治家，《管子》一书是后人托名之作，约成书于战国时期（一说西汉初年），距今也有2200年以上。该文主张大量消费以促生产，大量兴工以利就业。主张要使实用的东西贱，无用的东西贵。比如人没有粟米就不能生存，没有工作就不能获得粟米，这米和工作是很实用的，要使之贱。贱，就容易到手。比如“贱事业”是说使工作容易到手。珠玉和礼乐是无用的，寒不能衣，饥不能食，可使之高贵，用来促进消费。为强调奢侈，甚至说，鸡蛋要绘彩然后煮，木柴要雕花然后烧。甚至主张厚葬。坟坑巨大，穷人有活干。墓表堂皇，雕工有事干。棺椁大，木匠生意兴旺。殉衣多，刺绣女工繁忙。如此使“富者靡之，贫者为之”，穷人就会有事干而有饭吃。由于重农抑商已经出现，作者认为农固然重要，但有工事百业，无土地者才有出路。有人消耗谷物，农业才发展。如果商不兴，消费不旺，生产就发达不起来。所以要农工商并重，重商倒反而是重农所必要的手段。作者又认为，上层统治者不能奢侈，如果“无度而用，则危本”。这似乎从秦朝迅速灭亡得到警策。始皇筑骊山陵是极尽奢侈，调动了很多人来做工事的。郭沫若先生认为，作者“主要是替最上层的统治者划策”，主张“上层要有法度，中层要尽量使它消耗，下层才能安稳”。从文章中还能读出，作者坚信：大力促进消费，可使国家富强。富强就是力量，力量若比邻邦大十倍百倍，可不战而胜。《<侈靡篇>的研究》,初次发表于《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是郭沫若对《管子·侈靡篇》一文的研究结果,作者首先从版本学、文字学角度对该文的真伪问题进行考证，再从经济角度阐述了该文的思想价值，以及该思想对现实政治和经济的作用。其实总的宗旨也就一句话：拉动内需。这篇奇文历来被漠视，沉默了两千多年。郭老在距今四十多年前解读出来，知之者仍然很少。我想，必是中国文化中有强有力的东西在抵制它罢。人类到底在被什么驱赶由《侈靡篇》我想到了西方近代的崛起以至发达，通过大量消费、高消费来刺激生产，岂不是显著特征吗？
，四川省乐山县人。他是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浪漫诗人和剧作家，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他的文学创作最突出的特征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为推动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为开拓新诗发展道路，建立新型诗美风格做出了重要贡献。1921年出版的《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全面显示出现代意识和时代精神的新诗集。（最早出版的白话诗集是胡适的《尝试集》，出版于1918年，但尚未完全摆脱旧诗的束缚。)《女神》充满了对社会黑暗势力的深恶痛绝，表达了诗人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英雄气概。诗人不仅猛力抨击旧世界旧事物，而且对自己的"旧我"的批判也毫不留情。在《凤凰涅盘》中，他竭力赞美凤凰的彻底更生；在《天狗》中，他更讴歌天狗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女神》还洋溢着创造精神和更新意识。《女神之再生》、《晨安》和《匪徒颂》等诗篇中，他表达了对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地球，我的母亲》则充满了对创造性劳动的颂扬。《女神》最突出的是对富有叛逆精神的自我形象的歌颂，表现了与宇宙万物相结合的自我力量。这既是诗人所受泛神论思想影响的突出体现，又集中道出了"五四"时代个性解放的鲜明要求。在《女神》中最具代表性的诗篇是《凤凰涅盘》，它以诗剧的形式，借东方古国有关凤凰的传说，描写了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动人故事，以此象征着旧世界和诗人"自我"的毁灭及新世界和诗人新我的诞生。《女神》也是20年代浪漫诗篇的代表。它浓烈的浪漫抒情气息极富感染力。其表征首先是一种火山爆发式的激情和狂飚突进般的气概，其次是富于丰富奇特的想象和绚丽浓厚的色彩。在诗的外在形式上，也真正实现了"诗体大解放"，实践了诗人"绝对的自由"的艺术主张，创造出了灵活多变的自由体新诗形式。更重要的是，《女神》极大地突破了中国传统诗歌"温柔敦厚"的美学范式，开创出颇具现代意义的新型审美风格，即以雄壮为美的风格。在中国文学园地中．不失为独特一枝。······································说行天下：小说网站上千个，总有一个适合您。 说行天下
从思想内容上看1.破旧立新的精神，表现为破坏反抗一切的反叛精神。2对自我的崇尚，追求自由和解放。3崇高的爱国情思。4对劳动和工农群众的敬仰和赞颂。从艺术特色来看1创造了绝端自由绝端自主的气势雄浑豪迈的自由体新诗2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精神3表现出与五四精神相一致的雄健壮阔的艺术风格。
1、1921年出版的《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全面显示出现代意识和时代精神的新诗集。（最早出版的白话诗集是胡适的《尝试集》，出版于1918年，但尚未完全摆脱旧诗的束缚。)《女神》充满了对社会黑暗势力的深恶痛绝，表达了诗人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英雄气概。诗人不仅猛力抨击旧世界旧事物，而且对自己的"旧我"的批判也毫不留情。在《凤凰涅盘》中，他竭力赞美凤凰的彻底更生；在《天狗》中，他更讴歌天狗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女神》还洋溢着创造精神和更新意识。
2、《女神之再生》、《晨安》和《匪徒颂》等诗篇中，他表达了对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地球，我的母亲》则充满了对创造性劳动的颂扬。《女神》最突出的是对富有叛逆精神的自我形象的歌颂，表现了与宇宙万物相结合的自我力量。这既是诗人所受泛神论思想影响的突出体现，又集中道出了"五四"时代个性解放的鲜明要求。在《女神》中最具代表性的诗篇是《凤凰涅盘》，它以诗剧的形式，借东方古国有关凤凰的传说，描写了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动人故事，以此象征着旧世界和诗人"自我"的毁灭及新世界和诗人新我的诞生。
3、《女神》也是20年代浪漫诗篇的代表。它浓烈的浪漫抒情气息极富感染力。其表征首先是一种火山爆发式的激情和狂飚突进般的气概，其次是富于丰富奇特的想象和绚丽浓厚的色彩。在诗的外在形式上，也真正实现了"诗体大解放"，实践了诗人"绝对的自由"的艺术主张，创造出了灵活多变的自由体新诗形式。更重要的是，《女神》极大地突破了中国传统诗歌"温柔敦厚"的美学范式，开创出颇具现代意义的新型审美风格，即以雄壮为美的风格。在中国文学园地中．不失为独特一枝。
《女神》的主题思想，首先表现为强烈地要求冲破封建藩篱，彻底地破坏和扫荡旧世界的反抗精神。《女神》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个大胆地反抗封建制度、封建思想的叛逆者，一个追求个性解放，要求尊崇自我的战斗者。
《女神》，郭沫若作。收入1919年到1921年之间的主要诗作。在诗歌形式上，突破了旧格套的束缚，创造了雄浑奔放的自由诗体，为“五四”以后自由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也是郭沫若代表作。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中国新诗是随着“五·四”文化运动和“诗界革命”而发展起来的。诗体解放事业肇始于胡适，而完成于实践着“文学为人生”主张的文学研究会诸诗人。
1921 年以郭沫若为旗帜的创造社的成立，可谓“异军突起”，把目光投向“充满缺陷的人生”。假如说，首倡“诗体的大解放”的胡适和他的《尝试集》，只可视为区分新旧诗的界限；那么，堪称为新诗革命先行和纪念碑式作品的，则是郭沫若和他的《女神》。
作品赏析
《女神》的时代精神，首先表现为强烈地要求冲破封建藩篱，彻底地破坏和扫荡旧世界的反抗精神。《女神》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个大胆地反抗封建制度、封建思想的叛逆者，一个追求个性解放，要求尊崇自我的战斗者。
《天狗》中“我”所喊出的似是迷狂状态的语言，正是猛烈破坏旧事物的情绪的极好表现。这种情绪是与“五四”时期思想解放的大潮流相一致的。因此，诗中的“我”是时代精神的代表者。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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