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可逆转的时代民国时期处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大环境中，大国的激烈矛盾和斗争不仅使国际局势复杂化，同时也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国际大环境既可给中国带来积极有利的因素，也可能造成灾难。孙中山早已讲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个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任何国家和人民都不能背离。于是在这样浩荡的大时代背景之下，中国也进入了民主革命。二、踏上现代化的梦与泪至于现代性观念，则是中国近一百多年来历史发展的主题。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摆脱帝国主义欺凌压迫和甩掉贫穷落后，努力实现现代国家的斗争过程。现代化是民国史时期的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中国人民试图启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及在期中所遭遇的种种挫折或失败是永不可磨灭的。作为中国人民艰难追求的独立、自由、民主、统—和富强五大政治选项与我们强烈宣示的反帝、反封建，应该是近代中国历史运动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三、辛亥革命的功与过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共同标志着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我们分析一切革命的成功与失败，要观察它是否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完成了，就是胜利的革命；反之，则为失败。历史赋予辛亥革命的任务有两方面，一是推翻清王朝的专制腐败统治；一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考察辛亥革命，这两项任务都完成了。至于当时深刻存在的更为复杂的社会改造任务，绝非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或革命党人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后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封建残留以及妄想复辟倒退的势力，这在任何一个翻天覆地改变国家民族历史命运的大革命面前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对比一下l949年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政治、社会、思想领域中存在的大量旧传统遗留，已经走过了几十年，改革任务尚要深化，从中就不难理解辛亥革命胜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就不会过分地苛求革命的先行者们了。四、对南京政府临时政府的认识对南京临时政府历史地位的认识：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是创建了中华民国，而南京临时政府是中华民国的主要象征。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作为新时代的新生事物，在中国历史上做出了卓越贡献，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南京临时政府在暴风雨中诞生，它从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构建了中国现代国家的雏形，体现了孙中山建设现代国家的理论和构想。孙中山早在1901年就说过：“我们必须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南京临时政府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展示了民主共和国未来发展的图景，它的贡献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譬如，它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它打破并摧毁了中国存在两干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和体系，从此，民主共和思想逐步深入人心。虽然曾出现过复辟皇朝的反复，但是将历史重新拉回到清王朝的统治之下，是完全不可能的。它确立了建设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其一是以人为本的原则。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担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宣言中，更明确地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南京临时政府确认：“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与清王朝无视广大人民最基本权益有根本区别。其二是以法治国的原则。封建王朝是君权至上，以王法治国，而南京临时政府是以现代法制理论与立法观念规范国家的运行机制，依靠孙中山创造的中国式五权分立思想确立共和国的政治体制；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中国初步具备了进人现代法制社会所必备的法制性和民主性。其三是以人民治国的原则。现代国家与封建专制国家的根本区别在于现代国家对人民群众的高度关注及广大群众参政议政的实施和不断扩大。南京临时政府赋予人民群众以更多的民主与自由。它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运用选举方式选举国家领导人——临时大总统和副总统，并在各级国家机关大力提倡公务员应做人民的公仆和实施廉洁政治。这些都是国家由专制政治走向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标志。南京临时政府从其诞生至北迁，运行时间不足百日，其所制定的各项国策、政治体制、政策法规，均未及充分实践，更来不及检验成效。有些还停留在纸面文字上，或属于初创考虑不够周全，无先例可以借鉴，因而出现一些缺失或不足。但是，它的发展方向和政治上的首创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它对中国迈向现代国家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四、北洋政府的是与非北洋政府是中国政治转型期的必然产物。其一，北洋时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的转型时期。从表面上看，封建王朝被推翻，革命已经取得胜利，社会政治经济应有明显改观，可是整个社会充满矛盾、混乱、冲突和战争，人民怨声载道。然这些现象的出现并不奇怪，是历史处在大转折和社会变迁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然的。北洋政府时期表现了社会转型期许多二元性的特点。它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和突出的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现代性和传统性等的混杂并存与矛盾．并且对立双方在不断地消长，表现在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北洋政府的军政人员大多来源于晚清统治集团或从中分化出来、他们保存了相当多的传统政治与传统意识的影响，但是在民主共和的大潮流下，也吸收并保持了较多的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取得的民主共和政治的成果，这在北洋政府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中有较多的体现。因此，北洋政治是中国残存的传统政治与日益成长的现代政治文明矛盾冲突的畸形政治形态。我们应该看到北洋时期的中国在两种政治文化形态变动冲突中缓慢向前进步。仅以武人政治或定性为封建专制政权，都不足以全面认识民国初期这一政权的性质。只是由于北洋政府没有建成稳定的政权，政治不断动荡，掌权者缺乏改造社会的理念和建设国家的纲领、方向和目标，无法取得各阶层人民的支持，最后被国民革命运动推下政治舞台也是自取灭亡。其二，北洋时期中国的现代化缓慢向前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政治压力和物质文明的刺激下，经过半个世纪的曲曲折折、风风雨雨，现代化运动初见成效。现代社会应具备的各种因素都在不断增强或提高。除以上对政治状况的分析外，作为现代化基础的国民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过去我们分析民国初年的经济发展，多称它是民族经济的黄金时代，说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无暇东顾而放松侵略和国内封建主义统治的夹缝里取得的。这一结论显然不够客观和确切。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是事实，但是北洋政府在其执政时期还是制定了许多扶持或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令。它建立了财政部、农工商部等，起用张謇主持农林、工商部；它健全工商法律法规，完善现代金融体系，制定保护性税则，整理中央和地方财政，制定条例奖励工矿企业发展，种种措施促进了中国民营资本企业的发展。许多在民国时期有重要经济影响的大工矿企业是20世纪20年代建立起来的，因此我们应肯定北洋政府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其三，能否科学地评价北洋军政人物，仍是一个严峻的学术问题。我们不能一面肯定历史事实，一面否定历史人物，这样做是不符合历史逻辑的。我们常常把大大小小的掌握军事实力的人都称之为军阀，亦常将那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甚至做过一些不好事情的人，统称之为政客，似乎北洋军政人物没有什么好人。然而，军阀混战的政局，最终没有演成五代十国的武人跋扈，斯文扫地的局面，民主制度居然还能发生作用，关键是社会上层有这样强固的信仰，相当一部分武人，其实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实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也有这样的信仰。阶级话语的背景，依然是进化论，只要有人能够成功地说服人们，有一种科学理论告诉我们，先进的人们属于最穷苦的某一部分底层百姓，只有他们才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阶级话语就可以起到改变世界的巨大作用。显然，在几千年贫富对立阴影不散，而且知识界具有传统的反智和民粹倾向的中国，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一）中国曾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有不少影响深远的科学著作，有灿如群星的科学家，有令现代人叹为观止的工艺精品，更有对世界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四大发明”。中国古代科技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为什么近代科技诞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为什么明末以后中国科技急剧地从先进变成落后？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等综合因素影响的结果。一、政治方面，封建专制制度束缚科技继续发展。古今中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国家政权的支持和正确的科技政策。我国封建专制制度一贯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种以农为本，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极大地阻碍了我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西欧各国都或主动、或被动地顺应历史潮流，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发展工商业，既增加了财富又大大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明末清初“闭关锁国”的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自卫作用，但也严重妨碍了东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交流，扼杀了先进科学思想的成长，使先进科学技术因缺乏新陈代谢而日益萎缩。二、经济方面，腐朽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科技的发展。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这种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形态，满足于一时的风调雨顺，自给自足，安于现状，绝少有改变传统的开拓精神和创造精神，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没有迫切的需求，因而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失去了最根本的原动力，只能在日益没落腐朽的封建制度的轨道上蹒跚而行。三、文化教育方面，儒家文化和封建奴化教育阻滞科技的发展。我国封建教育偏重于政治与伦理道德，轻自然科学。封建教育是替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一种奴化教育，鄙视技艺。“八股取士”的选官制度，其考试命题范围是以儒学为主的“四书五经”，培养、选拔出来的是“只读圣贤书，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奴才，而不是科学人材。在这种氛围下也就根本不能产生有气魄创立新学说和新理论的科学家，科技发展也就失去了文化基础。思想文化上的儒家文化氛围也束缚了科学的发展。西方科学的发展往往都有一个较好的文化氛围，如文艺复兴产生了近代自然科学，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增加了理性和科学的意识，也就大大增强了这种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良好氛围，几次科技革命则更是科技史上的辉煌。而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思想文化特别浓厚的国家，儒家文化氛围笼罩着一切，支配着一切，理学的唯心主义，使人们放弃科学的头脑，经学的独断像紧箍咒一样，造成了人们非科学的心态，形成了阻滞科学发展的巨大历史惰性。四、社会价值观导向方面，反功利主义的传统价值观制约着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科学界一般认为，功利主义是近代科学技术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必要社会条件。中国的功利思想表现为对利禄、社会地位的追求，因而文人都热衷于人文、政治制度。而西方人追求的是通过自身努力寻求个人发展、个人利益及与此相关的物质、精神价值，因而热衷于生产技术和科学。我国的这种反功利主义思想与西方的功利思想反映了东西方两种价值观的巨大差异，影响着各自国家个人和社会价值取向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也就直接间接制约着自然科学家群体的发展壮大。我国的这种传统价值观与社会环境形成了一种封闭的自我适应的系统使科学技术在中国受到了窒息
写曹操吧，现代人都说他是奸雄，但宋朝之前写他是英雄的居多，有争议的东西都比较好写一点。三国的历史对初中生来说也不难，而且网上可查的资料较多，但写的是正史的话就不要借鉴《三国演义》的内容，这本是小说不是正史，里面富含太多作者的个人喜好，违背历史的东西满多的第一段可以介绍下曹操的生平，“曹操，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是中国东汉末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三国时代魏国的奠基人和主要缔造者，后为魏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魏武帝。”之类的，最好再谢谢当时的局势。第二段描写一下他的好，像他是治世之能臣，才智和计谋都是当时奇才，而且他不止军事谋略，写诗做词也一流，建安风骨的代表。第三段就要对比写他的不好，例如周瑜说他“虽名托汉相，其实汉贼也。”等等。第四段写你自己对曹操的评价是好是坏以及你的理由，我个人比较喜欢正史上的曹操，虽然他挟天子令诸侯，但这或多或少有利于那时天下的统一，不然就以当时袁绍、袁术、公孙瓒等各路诸侯的割据，是绝不可能演变成后来的三国鼎立；而且虽然曹操是魏武帝，可是真正废汉篡位的是曹丕，曹操手下很多人也曾经劝过曹操自立当皇帝，最后曹操也没这么做，所以，曹操利大于弊。最后结个尾就好了。
你是哪个高中的呢？你说我们当学生容易吗？唉……
提供几篇高中历史小论文(节选),供参考.1.<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一百六十年前林则徐在中国发动了一场禁烟运动，不仅在当时轰动世界，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林则徐也从此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而名扬中华，流芳百世。今天，一百多年后，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再度就林则徐当时的禁烟运动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有许多问题需要人们进行新的认识，特别把林则徐的行为完全称之为爱国行为有许多值得怀疑和商榷的地方。本文就此做分析，以引起人们争论。一、林则徐禁烟运动前的中国从十四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文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新航线的开通，现代工业的兴起，缩小了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的距离。古老的东方，特别是充满神迷感的中国，西方各国早就意欲打开闭关锁国的古老中国的大门。最早来华的是十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当时海上的强国，葡萄牙是自西而东，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印度，明朝正德九年到十一年间（公元一五一四至一五一六年）间到达广州沿海，在广州附近的一些小岛做一些中介商人，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年）有八条葡萄牙船来到广州珠江口岸。明朝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八年），在宁波，明朝官兵还与葡萄牙人发生武装冲突，据西方人记载，葡萄牙死于此役的有五百多人。一五六一年左右来华的葡萄牙人因船上货物湿水，需要借地晾晒，重金贿赂广东地方官，租下了澳门，每年完纳地租银一千两，一七四０年减少为五百两，历来均向山县缴缴纳......2.<试论“半殖民地”概念在中国近代史中的适用性[摘要]通常认为，从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开始了半殖民地化过程，但这种观点片面夸大了西方国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抹杀了近代历届中国政府在内政外交领域的主动、积极的方面，作为史学研究，我们需要一种中性的和较为客观的理论来对中国近代史予以界定。[关键词]鸦片战争，半殖民地，近代中国.“半殖民地”是指一个国家受到外来势力的影响，而且受到外力影响的严重程度已使该国的独立地位受到重大影响，得这种影响的程度又没有使该国完全丧失独立国家的地位。也就是说该国形式上有自己的主权，实际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要受制于殖民者。因此“半殖民地”概念所描述的状态是一个介于独立国家和完全殖民地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对于独立的主权国家和完全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区别，我们会毫不费力地找出一个分界点，但如何划出独立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分界线，就面临相当大的难度，“半殖民地”是否具有起码的一些客观上量化的指标？一般认为，从1840年起近代中国就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已成为被史学界普遍接受的定论。各种近代史著作也是以这一理论作为基础来叙述历史事件，把近代中国的内政、外交、经济、文化、军事等诸方面因素与“半殖民地”普遍联系，似乎只有与紧密相连才能说明清王朝的腐败、顽固、落后，才更能说明北洋军阀的倒退、卖国，才更能说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动本质。从而为人民的革命斗争、反帝斗争提供理论依据。新中国的史学界也在“半殖民地”等范式的指导下，对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3.<试论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不同之原因摘要本文从“改革策略”、“改革步骤”、“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和同僚的关系”、“改革者信念和毅力”等五个方面,论述了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之不同的原因。(关键词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成效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但是,将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比较,则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论。 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后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也褒贬不一,可作为王氏变法不如人意的佐证。①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认识到改革的益处。因此,他的文集问世后,为其作序跋的文人、士大夫无不对其改革称许有加,认为在他执政的“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②并把他誉为“救时宰相”。③天启朝,廷臣开始为居正鸣冤。于是熹宗下诏“复(居正)故官,予葬祭”;到崇祯朝,居正父子官复原职,尚书李日宣等更称:“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④可见张居正以他的改革精神赢得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没有的。......
提供几篇高中历史小论文(节选),供参考. 1.<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 一百六十年前林则徐在中国发动了一场禁烟运动，不仅在当时轰动世界，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林则徐也从此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而名扬中华，流芳百世。今天，一百多年后，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再度就林则徐当时的禁烟运动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有许多问题需要人们进行新的认识，特别把林则徐的行为完全称之为爱国行为有许多值得怀疑和商榷的地方。本文就此做分析，以引起人们争论。 一、林则徐禁烟运动前的中国 从十四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文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新航线的开通，现代工业的兴起，缩小了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的距离。古老的东方，特别是充满神迷感的中国，西方各国早就意欲打开闭关锁国的古老中国的大门。最早来华的是十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当时海上的强国，葡萄牙是自西而东，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印度，明朝正德九年到十一年间（公元一五一四至一五一六年）间到达广州沿海，在广州附近的一些小岛做一些中介商人，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年）有八条葡萄牙船来到广州珠江口岸。明朝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八年），在宁波，明朝官兵还与葡萄牙人发生武装冲突，据西方人记载，葡萄牙死于此役的有五百多人。一五六一年左右来华的葡萄牙人因船上货物湿水，需要借地晾晒，重金贿赂广东地方官，租下了澳门，每年完纳地租银一千两，一七四０年减少为五百两，历来均向山县缴缴纳...... 2.<试论“半殖民地”概念在中国近代史中的适用性 [摘要]通常认为，从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开始了半殖民地化过程，但这种观点片面夸大了西方国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抹杀了近代历届中国政府在内政外交领域的主动、积极的方面，作为史学研究，我们需要一种中性的和较为客观的理论来对中国近代史予以界定。 [关键词]鸦片战争，半殖民地，近代中国. “半殖民地”是指一个国家受到外来势力的影响，而且受到外力影响的严重程度已使该国的独立地位受到重大影响，得这种影响的程度又没有使该国完全丧失独立国家的地位。也就是说该国形式上有自己的主权，实际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要受制于殖民者。因此“半殖民地”概念所描述的状态是一个介于独立国家和完全殖民地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对于独立的主权国家和完全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区别，我们会毫不费力地找出一个分界点，但如何划出独立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分界线，就面临相当大的难度，“半殖民地”是否具有起码的一些客观上量化的指标？ 一般认为，从1840年起近代中国就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已成为被史学界普遍接受的定论。各种近代史著作也是以这一理论作为基础来叙述历史事件，把近代中国的内政、外交、经济、文化、军事等诸方面因素与“半殖民地”普遍联系，似乎只有与紧密相连才能说明清王朝的腐败、顽固、落后，才更能说明北洋军阀的倒退、卖国，才更能说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动本质。从而为人民的革命斗争、反帝斗争提供理论依据。新中国的史学界也在“半殖民地”等范式的指导下，对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 3.<试论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不同之原因 摘要本文从“改革策略”、“改革步骤”、“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和同僚的关系”、“改革者信念和毅力”等五个方面,论述了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之不同的原因。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成效 )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但是,将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比较,则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论。 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后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也褒贬不一,可作为王氏变法不如人意的佐证。① 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认识到改革的益处。因此,他的文集问世后,为其作序跋的文人、士大夫无不对其改革称许有加,认为在他执政的“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②并把他誉为“救时宰相”。③天启朝,廷臣开始为居正鸣冤。于是熹宗下诏“复(居正)故官,予葬祭”;到崇祯朝,居正父子官复原职,尚书李日宣等更称:“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④可见张居正以他的改革精神赢得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没有的。......
第一个2006年10月8日，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50周年纪念日。50年来，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屡攀高峰；中国航天人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以一腔热血谱写了中国的航天传奇，振奋着中华民族的爱国心弦。序章1955年中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后，作为运载工具的导弹（火箭）成为新的工作方向。在1956年春制定的《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中，原子能、火箭技术等新兴技术成为发展重点。全国掀起了“向科学技术进军”的热潮。一、艰苦创业1、高瞻远瞩，雷厉风行1956年4月13日，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正式成立，聂荣臻任主任。在聂帅的主持下，30多名科技专家和一批军政干部、15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陆续集聚北京，成为新中国航天事业创建的班底。1956年10月8日，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国防部五院）正式成立，首任院长钱学森。中国的航天事业诞生了。2、引进技术，学习消化国防部五院成立之初，原苏联给我国提供了重要的帮助。1956年10月原苏联先提供了两发供教学用的P-1模型导弹，1957年12月又提供了两发液体近程弹道式地地导弹P-2及一套地面设备，同时还向我国提供了导弹研制基地、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图纸，派遣了技术专家和导弹操作使用人员。在原苏联的帮助下，我国开始了P-2导弹和C-75地空导弹的仿制工作，开始进行导弹研制基地、发射基地的建设，还组建了教导大队，学习导弹操作使用技术。这期间，1957年10月4日，原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极大地鼓舞了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3、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国航天事业一直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建设强大国防的决心也毫不动摇。1960年11月5日，中国自己仿制的液体近程弹道式地地导弹一举发射成功。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近程弹道导弹。同年9月，上海机电设计院自行设计、制造的我国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T-7发射成功。4、小结，开局成功国防部五院成立之初，下设10个研究室，1957年重组为一、二分院，1961年成立三分院，1964年成立四分院。同时，相关科研院所不断加入国防部五院管理体系，充实完善了科研体系，这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1958年成立，1963年划归国防部五院建制）、上海第二机电工业局（1961年成立，1962年由国防部五院归口管理）、通信兵部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1958年划归国防部五院建制）、导弹试验训练基地（1961年划归国防部五院建制）等。截至1964年，国防部五院已经初步建成覆盖导弹、火箭、卫星及相关系统领域，具有独立研究、研制、试验能力和条件的研究院体系。国防部五院的成立、建设及其成绩证明，中国航天事业取得了开局成功，为完成更大的历史任务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二、配套发展1、“八年四弹”与导弹核武器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发展导弹核武器，解决运载工具已成为紧迫任务。1964年12月，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通过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的决议，由七机部统一组织和管理航天事业的研究、设计、试制、试验、生产。1965年3月，七机部《关于地地导弹发展规划》获得批准。这就是“八年四弹”的发展规划，即在1965年至1972年的八年时间内，研制成功改进的中近程、中程、中远程、远程四种液体弹道导弹。这一规划在执行中虽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进度有所推延，但都基本实现。这对我国航天科技工业体系的形成与完善起到了积极的带动和促进作用，并为我国航天科技工业的新发展奠定了技术和物质基础。1966年10月27日，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东风2号甲中近程导弹携带着自己制造的核弹头精确命中目标，两弹结合试验成功。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实用型导弹核武器，为打破霸权主义核垄断作出了巨大贡献。2、航天三线，新基地新创业六十年代中期，根据中央关于加强战备，加强三线建设，建立巩固的战略后方的指示，航天系统开始大规模的后方基地建设。广大航天职工从一线大城市来到三线深山僻壤，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经过20年风雨坎坷的努力奋斗，建成了航天三线基地。3、东方红一号卫星与长征一号运载火箭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卫星研制工作受到较大冲击。为了加快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根据聂荣臻副总理的建议，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于1968年2月成立，有力地保障了卫星研制工作的正常开展。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地发射了东方红一号卫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转播了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全国各族人民无比喜悦。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已经掌握多级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发射与测控技术，这是我国航天技术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突破，中国开始进入航天时代。4、小结，历史性的飞跃七机部成立后，体制建设继续充实，技术体系继续完善，尽管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仍然在短时间内独立完成了西方强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获得的技术突破和工程成就，中国航天事业取得了历史性飞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两极世界格局下，航天事业作为国防事业的重要部分，得到了全国的大力支持。但是，在世界处于和平和发展的进程环境里，航天事业面临转型。第二个主题是关于<<王权和教权的关系>>标题下一行是引入2到3段论证,一段论证要有论点和史料论证再写一行深入和总结大概总共要5段,700到800在基督教的神权政治文化传统中 , 蕴含着浓厚的“王权神授”的神权政治理念。基督教的王权神授理念 , 在中世纪初期的西欧社会开始得以广泛而深入地传播。其时 , 王国间的兼并战争与民族、部族间的冲突此起彼伏 , 阶级的分化与对抗日益加深。在剧烈动荡的社会环境中 ,“蛮族”王权与教会为求得生存发展 , 密切配合 , 相互为援 , 竭力构建“神命”王权支配的统治秩序 , 由此而鼓吹提倡王权神授的说教。随着基督教神权政治文化传统的不断积淀 , 由王权与教会策划的国王涂油加冕典礼应运而生。自基督教 6 世纪末传入后 , 英格兰也逐渐受到其神权政治文化传统的浸染 , 国王涂油加冕典礼随之产生并流行开来。教会的神权政治文化传统 , 有力地促使原始孱弱的“蛮族”王权向神圣的“基督教王权”转化。这一中世纪初期西欧政治史上的重大历史变革 , 在当时的英格兰最为显著 , 由此而为英国封建王权的兴起开辟了道路。随着教会王权神授理念的传播与国王涂油加冕典礼的实施 , 英格兰王权孱弱的局面渐趋消失。通过该典礼 , 国王成为“承蒙上帝恩典”来统治国家的“神命之王”,任何人都须服从他 , 反对国王就是反对上帝 , 就要受到神的严惩。随着国王的神化 , 英国王权自 9 世纪开始强化。国王的公共政治权威逐步树立 , 并得到了法律的确认与保护。王国的重大法权亦归王掌握 , 其具有普遍公法效力的有关“王之和平”的规定 , 将损害王国安定之罪行收归王家法庭审理。国家的地方行政制度分郡制 , 也相继建立。此外 , 国王还组建了包括封建臣属服役部队、地方民团和雇佣军在内的王国武装力量。可以说 , 正是借助于教会神权政治文化传统的推动 , 英格兰的“蛮族”国王才得以不断突破日耳曼原始军事民主制习惯的桎梏 , 初步树立起君主的神圣权威与尊严 , 创建了雏形的国家体制。这样 , 就为“诺曼征服”后英国封建王权的确立 , 奠定了稳固的基础。1066 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对英格兰发动的“诺曼征服”,威廉获得一国之君和封建宗主的双重政治身份与地位 , 构建起强大的封建王权。随后教会的神权政治文化传统在英国封建王权的巩固和发展上,同样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诺曼征服”过程中 , 为在英国建立神圣的王权 , 威廉于戎马倥偬之中迫不及待地在1066 年圣诞节让约克大主教在西敏寺为他按旧制涂油加冕。涂油加冕典礼将威廉从一个外来军事征服首领和尚有封臣身份的公爵,转化成神圣合法的王国君主。从此,威廉公爵就以神命的英王威廉一世的身份君临王国。此后，经过王权与教会的精心设计,国王的涂油加冕典礼渐趋完善,成为英王国的一项隆重的宗教--政治礼仪制度。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仪式才使贵族们的离心因素得以减轻。涂油加冕仪式以特有的神权政治的象征意义展示,国王是神命的一国之君 ,任何人都须服从其权威 ,否则就要受到国王从而也是上帝的惩罚。通过这一典礼,国王的封建宗主形象大为淡化,并可借托神意突破封建习惯的限制,进一步拓展其作为国家最高公共政治权威的君权,遏止封建离心因素的滋长。可以说,在教会神权政治文化传统的长期熏陶下 ,12世纪时,英王作为神命的最高公共政治权威的形象,逐步在王国中牢固地树立起来,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与广泛崇拜。就教会而言,为获得庇荫,它致力于神化和辅佐王权。但教会毕竟是一个以教皇为神权领袖、具有特定神权机构与制度的国际性宗教组织 , 它的神权政治的理想目标 , 乃是要建立一个既能庇荫教会、又不干预教务的神命王权。因此 , 它既支持王权又欲限制王权 , 意在摆脱王权对教权的束缚。罗马教廷神权的膨胀及其对英国政治的不断干预 , 成为此时英国教、俗权力矛盾的催化剂。此前的教皇虽然已是西欧公认的宗教领袖 , 但实际上各国教会多由本国王权控制。自 11 世纪中期始 , 教皇就利用克吕尼改革运动来强化神权权威。在这一过程中 , 罗马教廷的神学家竭力阐发神权政治文化传统中教、俗权对立的固有内涵 , 提出了有别于传统的新神权主义的政治学说 ,否定王权直接源于上帝的“神授”原则 , 并依据“灵魂”统治权高于“肉体”统治权的信条 ,鼓吹教皇权为上帝所授 , 王权为教皇所授 , 教皇有权废黜君主 。与此相应 , 教廷还在 12 世纪中期将教会圣礼固定为 7 项 , 将国王的涂油加冕典礼排除在圣礼之外。同时 , 教廷与各国王权展开旨在控制各国教会的“授职权”之争 , 英王国成为教廷攻击的一大目标。王权与教权的主要斗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教职任命、授予权和司法权的争夺上，而这种斗争的目的无非是想扩大自身的势力，获得更多的权力。然而 , 只要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 两者之间的政治联合必然要居于支配地位 , 其权益纷争必然要处于从属地位 , 并且最后将以相互妥协而告终。教权与王权的对立使政治权威被分成教会政权和世俗政权两个部分，而这又使多种司法管辖权成为可能。在同一社会内部各种司法管辖权和各种法律体系的共存和竞争正是西文法律传统最突出特征。伯尔曼指出：“十二世纪初至十三世纪末是西文法律传统成形的时代，它有一个特点，即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刚刚建立的法律体系，形成多个司法管辖权并存的局面。许多刑事和民事罪行同时为教会法规和世俗政权的法律所涵盖。不仅如此，多种司法管辖权的存在也促进了法律的系统化、合理化。教会法体系和世俗法体系的格局，转而导致了在教会法律秩序内部各种世俗法律体系的复合体，而更特殊的则是导致了教会法院和世俗法院并存的管辖权。而且，为了保持复合、对抗法律体系间的复杂的平衡，就必须使法律系统化和合理化。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西方的法律传统。教会法是西方第一个近代法律体系。教会法的那些重要结构要素，如教会婚姻法、财产法、契约法等，都自然进入到作为二元格局之一的世俗法律体系之中。第三个翻了翻自己曾经的记录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给你帮助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人，为宋朝名将。对母亲孝顺，家里虽然贫穷但是十分努力。他母亲在他背上刺「精忠报国」四字，岳飞以此为一生处世的准则。北宋宣和中，参加军队招募，留守宗泽部下，屡破金兵，宋高宗手书「精忠岳飞」四字，制旗赐予他。他随后又破李成，平刘豫，斩杨么，累官至太尉，授少保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公元1129年，金兀术渡江南进，攻陷建康，岳飞坚持抵抗，于次年收复建康大破金兵「拐子兵」于郾城，收复郑州、洛阳等地，两河（淮河、黄河）义军纷起响应，复欲进军朱仙镇，可惜的是宰相秦桧力主和，在一日之中降十二金字牌，召他还成，诬高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死于狱。岳飞率领的军队被称为「岳家军」，金兵非常害怕「岳家军」，人们流传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1162年，宋孝宗时诏复官，谥武穆，宁宗时追封为鄂王，改谥忠武，有《岳武穆集》，有著名的名篇《满江红》我认为岳飞称得上一位民族英雄，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但是就历史功绩来看岳飞首先是为国家所任命的抗金将领，从岳飞抗击金国的目的和最大受益者来看，显然是为了南宋的国家利益。另外，说岳飞代表正义，是因为一个国家政权腐败并不能成为另一个国家侵略的借口，一个国家的命运应当由它自己的人民说了算。岳飞所代表的是置个人安危于脑后，不屈不挠，救国家和百姓于危亡的精神和气节，从这个意义上将岳飞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应该是正确的。累死了╮(╯▽╰)╭可怜可怜我吧！给几分！
历史小论文：
时间老人似乎不知疲倦，不断地推动着人类这几千年的历史，不曾因为某人、因为某事而停下几许。
古人云：“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他们不止给后来者的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物质财富，还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笔可以受益一生的精神财富——历史的“衍生物”，时时督促和激励着我们。
由于历史的广泛我不能一一道来，所以我从我所学的专业角度来谈谈自己读史的感悟。我学的市场营销，毕业后主要的工作任务是把公司的东西推销出去。而把东西推销出去的第一步，就是把自己推销出去，使顾客喜欢你相信你，顾客才可能买你的产品。怎样才能让顾客信任你呢？巧言令色、花言巧语，还是乱说顾客？都不是。那该怎么做呢？别急，让我们翻开历史，细细看看古人是怎么做的。
秦朝时，有个叫商鞅的人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法令，但是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按照新法令去做。就先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下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的，就赏十两金子。”不一会，南门口围了一大堆人，大家议论纷纷，都不相信，你瞧我，我瞧你，就是没有一个敢上去扛木头的。
商鞅知道老百姓还不相信他下的命令，就把赏金提到五十两。没有想到赏金越高，看热闹的人越觉得不近情理，仍旧没人敢去扛。正在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人跑出来，说：“我来试试。”他说着，真的把木头扛起来就走，一直搬到北门。商鞅立刻派人传出话来，赏给扛木头的人五十两黄澄澄的金子，一分也没少。
由此可见要想让别人信任你，必须要讲诚信，言行必出，做事做人要用上自己百分百的真心和诚心。不能为达成目的————把东西卖出过去，而欺顾客。要以顾客为中心，把产品卖给需要它的顾客，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
历史长河承载着过去的人与事，给我们这些后来者留下了一个个足迹，似余音寥寥，让我们知道他们曾经来过这世界。
以史为鉴，学做人做事。让我们用心汲取古人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认真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吧！
初中生历史论文先确定选题、撰写正文、修改完善。
一、确定选题。
题好一半文，因此写论文之前需要明确要写的主题，并根据主题确定文章题目，初中生历史论文的选题可以从课本中选取，可以是对鸦片战争、虎门销烟等某一特定历史事件的分析研究，也可以是对南北朝的分裂、五代十国的割据状态、宋与西夏、辽、金的战争等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的分析研究，学生根据自己专业能力或老师要求进行选择即可。
二、撰写正文。
确定好选题并根据选题收生整理好相关资料后就可以着手提写论文正文了，提写论文正文时除了按照要求完成最其本的字数要求外，还应该紧紧围络论文主题进行机写，不要偏题胞题，利学合理的安排文章的层次与布局，内容详
尽逻辑严密，正文内容可以写出与主题相关的直实历史内容历史影响或者历史启示，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以及结论四要表，除此之外，一篇好的历史论文还应做到史论结合，将历史与现实 与个人相结合
三、修改完善。
最后便是对论文初稿的内容和布局的修改，以及对论文文字的加工和润色。删掉写得不好的地方或者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反复修改完善直至满意为止，就可以最终定稿了。
苏联在二战中经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严峻考验，取得伟大胜利，产生了巨大影响。社会主义成为世界劳动人民心目中的一座丰碑，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大大加强。在战争中，亚欧一些国家的人民民主力量日益壮大。到1949年10月，亚欧建立了12个人民民主国家。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各国逐渐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20世纪50年代，这些国家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包括南斯拉夫）。可惜，在斯大林体制的弊端等历史性影响下，苏联不久就走上霸权主义道路。 美国更是二战的“暴发户”。随着军事、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其妄图称霸世界的野心日益膨胀起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声称，美国负有“领导世界”的责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除直接武装进攻以外的一切手段和敌对行动，遏制共产主义，这种政策被称为“冷战”政策。为进一步控制西欧，对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包围，1949年4月，美国等西方国家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根据这项公约，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建立是美国为实施称霸全球战略的产物。 1955年5月，苏联等欧洲8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在波兰首都华沙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华约”组织的建立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为对付北约组织采取的相应措施。就相对位置而言，华约和北约成员主要集中于欧洲的东部和西部，两大集团的出现被看作东西方对峙格局形成的标志。 我们中国虽然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但是与华约成员国也存在着区别。我们位于亚洲，不属于欧洲国家。我们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尝列强欺凌的屈辱，特别珍惜国家独立自主的权利和华夏儿女的民族尊严。我们在外交方面主张和平共处、不结盟，这里面包含着历史的、现实的、外部的、内部的诸多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所以，我们没有加入华约。
分类: 教育/科学 >> 学习帮助 问题描述: 在线等！！！最好有范文！！！ 解析: 先给你一份范文：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 *** 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 *** 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hotlw/2006-5-22/1246-12 sofw/txtl/ShowArticle?ArticleID=66571 cc98/2005/0713/97250
提供几篇高中历史小论文(节选),供参考. 1.<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 一百六十年前林则徐在中国发动了一场禁烟运动，不仅在当时轰动世界，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林则徐也从此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而名扬中华，流芳百世。今天，一百多年后，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再度就林则徐当时的禁烟运动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有许多问题需要人们进行新的认识，特别把林则徐的行为完全称之为爱国行为有许多值得怀疑和商榷的地方。本文就此做分析，以引起人们争论。 一、林则徐禁烟运动前的中国 从十四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文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新航线的开通，现代工业的兴起，缩小了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的距离。古老的东方，特别是充满神迷感的中国，西方各国早就意欲打开闭关锁国的古老中国的大门。最早来华的是十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当时海上的强国，葡萄牙是自西而东，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印度，明朝正德九年到十一年间（公元一五一四至一五一六年）间到达广州沿海，在广州附近的一些小岛做一些中介商人，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年）有八条葡萄牙船来到广州珠江口岸。明朝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八年），在宁波，明朝官兵还与葡萄牙人发生武装冲突，据西方人记载，葡萄牙死于此役的有五百多人。一五六一年左右来华的葡萄牙人因船上货物湿水，需要借地晾晒，重金贿赂广东地方官，租下了澳门，每年完纳地租银一千两，一七四０年减少为五百两，历来均向山县缴缴纳...... 2.<试论“半殖民地”概念在中国近代史中的适用性 [摘要]通常认为，从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开始了半殖民地化过程，但这种观点片面夸大了西方国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抹杀了近代历届中国政府在内政外交领域的主动、积极的方面，作为史学研究，我们需要一种中性的和较为客观的理论来对中国近代史予以界定。 [关键词]鸦片战争，半殖民地，近代中国. “半殖民地”是指一个国家受到外来势力的影响，而且受到外力影响的严重程度已使该国的独立地位受到重大影响，得这种影响的程度又没有使该国完全丧失独立国家的地位。也就是说该国形式上有自己的主权，实际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要受制于殖民者。因此“半殖民地”概念所描述的状态是一个介于独立国家和完全殖民地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对于独立的主权国家和完全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区别，我们会毫不费力地找出一个分界点，但如何划出独立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分界线，就面临相当大的难度，“半殖民地”是否具有起码的一些客观上量化的指标？ 一般认为，从1840年起近代中国就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已成为被史学界普遍接受的定论。各种近代史著作也是以这一理论作为基础来叙述历史事件，把近代中国的内政、外交、经济、文化、军事等诸方面因素与“半殖民地”普遍联系，似乎只有与紧密相连才能说明清王朝的腐败、顽固、落后，才更能说明北洋军阀的倒退、卖国，才更能说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动本质。从而为人民的革命斗争、反帝斗争提供理论依据。新中国的史学界也在“半殖民地”等范式的指导下，对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 3.<试论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不同之原因 摘要本文从“改革策略”、“改革步骤”、“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和同僚的关系”、“改革者信念和毅力”等五个方面,论述了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之不同的原因。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成效 )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但是,将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比较,则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论。 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后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也褒贬不一,可作为王氏变法不如人意的佐证。① 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认识到改革的益处。因此,他的文集问世后,为其作序跋的文人、士大夫无不对其改革称许有加,认为在他执政的“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②并把他誉为“救时宰相”。③天启朝,廷臣开始为居正鸣冤。于是熹宗下诏“复(居正)故官,予葬祭”;到崇祯朝,居正父子官复原职,尚书李日宣等更称:“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④可见张居正以他的改革精神赢得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没有的。......
关于历史人物的：论秦始皇秦始皇，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王朝的开国皇帝，杰出的政治家。嬴姓，赵氏，名政，秦庄王之子。秦始皇是一个功大于过的皇帝。秦始皇吞并六国，开创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秦始皇设郡县制，奠定了封建统治的基础；修驰道，为庞大帝国的政令通达奠定了技术基础。但秦始皇修阿房宫，秦始皇陵等的规模极为庞大，滥用民力；焚书坑儒，抑制思想，摧残文化；法令严苛，赋税重，增大了人民的负担。我们不能仅仅把秦始皇修长城想作是滥用民力，统治残暴的体现。修长城是为了抵御外族入侵，事实上也是如此。文献斥责在工程进行时造成不少人命死伤，另一方面却使各地的交通进一步发展，有助日后交通、经贸、以及各民族之融合。秦始皇只是急功近利，不计较手段，不考虑人民的生活。毛泽东曾这样评价，“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这种想法有道理，但并非说儒家不好。后世用“外儒内法”，是一种“外柔而内刚”的政策。以伦理道德束缚人们，更容易治理天下，也正是吸取了秦一味用法家最终被推翻的教训。所以说，我们要辩证的看待秦始皇。关于社会方面的：珍惜水资源“水是生命之源，我们要保护每一滴水。”如果没有了水，地球就会干裂；如果没有了水，我们人类就可能渴死；如果没有了水，就没有了我们这个美丽的世界。我们要爱惜每一滴水，爱惜地球母亲每一滴眼泪。只有节约用水，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好。水是生命之源，生命之本，人类的健康是先从水来的。人可以几天不进食，但不可以几天不喝水。而现在，全球有20亿人口正处于严重缺水状况！也就是说水是20亿人生命之所系。而全世界每年因喝了不干净的水而死亡的儿童就有5000万人！这数字是多么令人怵目惊心！水的危机，已经向人类敲响了警钟！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是现在的重中之重！水对于我们是多么的重要！如果人人都注意节约用水，不知会有多少人从中受益；反之，如果每个人都不在意地浪费水资源，那么就可能有很多人遭受饮水困难！现在，由于许多方面都在污染水资源，且污染得越来越严重，人类可以饮用的水就越来越少。然而没有水，人类就无法生活。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要积极行动起来，节约、保护水资源。侧耳倾听，淮河在呐喊，黄河在哭泣，长江在叹息……水污染像一种持久的顽疾折磨着大大小小的河流、湖泊、水库……水环境的恶化直接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水资源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水资源吧。（额，这算是《历史与社会》学科中“社会”那部分的吧）关于车的发展史的：车的发展史随着时代的变革、社会的进步、文化的不断推展和翻新、物质生活逐渐丰富，人类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起初只靠双腿行走的慢节奏、短距离的交通方式再也无法满足人类的需求。于是，便诞生了——车。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000年，一个名叫奚仲的人发明了世界上的第一辆车。这种车由两个车轮架起的车轴，带辕的车架，车架附有的用来盛放货物的车箱构成。最初的车，由人力来推动，即人力车。后来人们开始用牛、马拉车，即畜力车。传说，畜力车是商汤的先祖相土和王亥共同发明的。1839年，英国人麦克米伦发明了蹬踏式脚蹬驱动自行车。自行车灵巧方便，经过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不断改进，因其独特的、不可被替代的优势，依然被人们沿用至今。第一次工业革命，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类进入了“蒸汽机时代”。许多发明家也纷纷把瓦特的发明应用到“自走式车辆”的设计中。第二次工业革命，卡尔本次等人发明了内燃机，告别了适用笨重的蒸汽机的历史，并将其用在了汽车上。从此，汽车变为现实。现在，汽车已经遍布各个城市，“有车”也成为了衡量一个家庭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科学家也从未停止对汽车进行改进，以节约能源、减少污染。这些都是我自己写的，不同时期老师留的题目不同，所以类别有点乱。
对曹操的评价"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 这就是曹操最能突出自己野心的一面，他可以错，但是他的部下不能错，有句歇后语就就曹操杀吕伯奢——将错就错。
为得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此为孟得之雄才大略之体现，他不急于求成，知道韬光养晦，不挣一时之得，深谋远虑，可是智者千滤必有一失，他的多疑之心无意是他吃败仗之原因。
他的野心亦能体现在他的生性残忍，为报父仇，攻城屠杀百姓数万，无辜的残骸把汜水都堵的水泄不通。
可是他的雄才大略依然为我们至尽传诵。
曹操是中国百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
千百年来对曹操的评价褒贬不一，誉之者为为命世英雄、毁之者称其为逆贼奸臣。
曹操有统一北方的历史功绩，这是无法泯灭的历史事实。
在北方统一的战争中，曹操发挥了杰出的才干，官渡之战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
说曹操是军事家，这点我很同意。
有的学者认为曹操是个诗人，我也赞同。
因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样的诗句不是一般文人所能达到的文学意境。
有的人认为曹操是政治家，我认为有些评价偏高：首先，曹操有屠杀百姓的暴行，公元193年，曹操借替父亲曹嵩报仇，曾经血洗徐州和从雍、凉逃难来的手无寸铁的百姓，战争是残忍，而百姓是无辜的。
他们不应该成为军阀之间征战的牺牲品。
屠杀的黎民达到几十万之多，‘泗水流之不畅’（《后汉书·陶谦传》）足见当时杀人场面之惨烈。
太残忍了，这件事暴露了曹操内心深处的凶残。
也是曹操一生最大的污点。
曹操也有镇压农民起义军的罪行，曹操的双手沾满了黄巾军的鲜血。
其次，曹操个人作风也有很大问题，曹操这个人非常的好色，虽然‘圣人’有云：‘食、色，性也’的高妙论调，但曹操为了女人确实到了疯狂的地步。
征战张秀时霸占其婶母，打吕布时强占其部将秦宜禄的夫人。
虽然不是很坏，可在道德问题上，是应该予以谴责的。
最后，曹操为了自己的权力‘挟天子令诸侯’而屠杀了许多文臣武将。
孔融、杨修、崔炎等对曹操有极大贡献的手下也尽死其手。
验证了封建统治者能为我所用留之 不用则杀之的恶劣作风。
可笑的是中国文坛所谓的巨子郭沫若先生竟然写《替曹操翻案》这样毫无价值的文章，文章没有正视曹操屠杀百姓的一些列罪行而单方面鼓吹曹操实行的屯田，曹操的屯田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的剥削制度，不足后人效仿。
我们国人所崇拜的鲁迅认为曹操‘至少是个英雄’曹操到底英雄在何处？却并未明言。
任何极端的评价曹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更加辨证公正的评价和认识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