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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语:“国学文化”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民族传统文化,以下是我整理的国学智慧经典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人生智慧的关注和思考。中国人生智慧极富特色,究其根底是研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对此,儒、道、佛三家从不同角度给予了阐释,为中国传统人生智慧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化图景。“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修行处世之道。
中国传统人生智慧融儒、道、释为一体,互补相融。儒家讲入世,强调刚健有为,以天下为己任;道家讲忘世,强调清静无为,精神超脱,以柔克刚,安时处顺;佛家讲出世,强调万物皆空,排除烦恼,自度度人。儒、道、释三家在人生智慧问题上虽然有所差异,但各有特色,又互相融合,凝炼出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取向,人与人关系的定位取舍,人与自我的精神境界的深邃追索。
21世纪人类面临着一项共同的挑战和冲突,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冲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生态危机、人文危机和精神危机。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把视角投向博大深邃的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认为发掘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瑰宝,寻求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对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冲突和危机是十分有益的。当前,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和谐发展,也要从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中汲取 营养 ,特别是知天、知人、知己之道。
中国人生智慧关注的第一个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
自古以来,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学问,也称为天人之学,与义理之学、会通之学并称为三大学问。天人关系是研究知天的问题,也是探索人生意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一致,以及由此而达到的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完满和谐的精神追求。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出现,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不断发展生产力。若从历史的跨度进行比较:人类的历史约有300万年,人类的文明史约有6000年,科学技术的历史约有2500年,近代科学的历史约400年,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还不到100年,然而有学者估计,今天社会在3年内所发生的变化相当于上世纪初30年内的变化、牛顿以前时代的300年内的变化、石器时代的3000年内的变化。
科技的进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然而也随之出现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调、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人口膨胀和粮食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两次世界性能源危机,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刻反思。1972年,联合国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强调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迫切性。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正式提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学者们从不同的认识角度提出了改进的对策。戴利(H·Daly)等经济学家提出了“稳态经济”理论,他们把传统的不考虑生态影响的经济模式称为“增长经济”,而把根据生态和社会相结合观念而形成的经济称为“稳态经济”,主张在必要时应该不惜放弃短期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以维持整个社会的长期生存和稳定,能够为全社会提供一个无限期保持下去的较高的生活水平。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Boulding)提出了“宇宙飞船理论”,指出,地球就像一艘在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要靠不断消耗和再生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如果不合理开发资源,肆意破坏环境,就会走向毁灭。英国经济学家史密斯(G·Simith)及一些自然科学家提出了“生态蓝图”理论,他们指出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带来的不是社会的进步而是无穷的灾难,必须控制人口、保护资源、压缩生产,提倡一种新的生存方式。
关注天人关系是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显著特点。从先秦时代到明清时期,我国大多数思想家、哲学家都有自己的“天人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现象。纵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观,一是老子的“见素抱朴”、“回归自然”的“顺天说”,二是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制天说”,三是《易传》提出的天人和谐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观点各有差异,但主张天人和谐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是可以统一的。
摘要:“国学文化”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民族传统文化,在幼儿园阶段诵读优秀国学经典,学习前人在修身养性,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等方面的智慧和 经验 ,可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幼儿的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
关键词:国学 经典 传承 文化
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讲话中说道:“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
但是在各种文化交融贯通的现代社会,我们大多数人逐渐摒弃了汇集中国很多思想精粹和美德的国学文化,片面地认为我们的“国学文化”是落后的、带有封建残余的文化,而去追求所谓先进的西方文化。
事实上对于各国文化,如果我们用辩证的眼光来看的话,在其积淀传承的过程中都会有精华也有糟粕,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都是不可取的。
我们的“国学文化” 有很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东西,比如:提倡修身齐家、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等等,我们如果将国学中的精华挖掘出来,在幼儿园里,从儿童时期对孩子进行熏陶、浸润,就能达到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提高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的教育效果。
据调查发现,在中国,由于大部分孩子是独生子女,“四二一”式的家庭模式使越来越多的孩子存在着普遍的社会性问题:缺乏爱心,不尊敬长辈,蛮横,自私,合作与分享能力差。
面对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如果我们在幼儿园适当导入国学与传统文化教育,可以在培养儿童品德、修行等方面起到非常良好的效果。俗话说得好,“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事实上成年人的很多行为习惯、人格思想在7岁以前就已经形成并影响伴随我们的一生。因此,笔者认为在幼儿园阶段开设国学经典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
幼儿园开设“国学”经典教育,以《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等经典文章为教材基础,通过诵读原文、模仿动作、再现情境等教学手段有效地将“国学文化”传递给儿童。
那么,怎样在幼儿园有效地开展国学文化教育,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呢?
1 通过多种手段与途径,培养幼儿学习国学经典的兴趣,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对于幼儿来说,如果只是枯燥的读书,时间一长难免失去兴趣。教师应根据幼儿的这一特点,合理运用多种手段来辅助经典诵读,为幼儿提供更多的刺激来激发幼儿学习国学经典的兴趣,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1.1 讲述故事法
讲故事是幼儿十分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将国学经典中的小典故,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讲给幼儿听,揭示传统文化经典中的道理,幼儿感兴趣,容易听得进去,学得也轻松。
1.2 图画法
古诗文经典比较难记,将枯燥的文字转化为图画、动画等形式,可以使古诗文经典更加容易理解,同时还能有助于记忆。幼儿形象思维占优势,在引导他们背诵一些文字艰深的古诗文经典时,如果能利用Flash动画将枯燥艰涩的文字转化成图像,不但能加深理解和记忆,而且有助于增强他们对古诗文经典的学习兴趣。在活动开展得比较好的基础上,还可以组织幼儿自己给文字配上图画,不断加深幼儿的理解。
1.3 趣味游戏法
将诵读的内容融入到幼儿最感兴趣的锻炼与游戏中,是增加儿童学习兴趣的好办法。伴随经典的唱诵,孩子们做着创编的扇操、拉手操、 武术 操、椅子操,气势磅礴,直击儿童心灵。在孩子们户外的器械活动中,把孩子们熟记的《三字经》、《弟子规》等内容编成橡皮筋、长绳、“跳房子”的新跳法,让孩子玩起来不念就不行,快乐地念唱巩固;在“翻胶线”、猜拳、手指戏等小游戏中,经典诗词的念诵也成了完成游戏的规则背景。将“经典”教育巧妙移植到多种活动中,使活动富有“趣味性”。
1.4 多种感官训练法
在指导幼儿开展诵读的过程中,还可以借鉴多种艺术手段,如组织开展吟咏、朗诵、唱歌、跳舞等活动,提高幼儿的学习兴趣,调动幼儿的多种感官参与学习,提高对古诗文经典的感受力。
1.5 情境表演法
大多数国学经典都是比较深奥难懂的,是幼儿难以理解的。为了让孩子更好地理解其中的含义,教师可以为幼儿创设适当的情境,通过情境表演的方式,把深奥难懂的经典变为直观形象的表演,让幼儿在玩中学,学以致用,让孩子做到“知行合一”。
1.6 比赛竞争法
幼儿园还可以组织举办以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为主要内容的文艺汇演和各种比赛,形式包括朗诵、吟唱、讲故事、背诵比赛、合唱、相声小品、游戏等,以此检验诵读活动的成效,激发幼儿更大的兴趣。
2 家园互动,合力培养幼儿学习国学经典的兴趣
幼儿园与家庭的教育重在“合力”。我们力求实现“双边互动”,用参与性最强、最生动的方式让家长始终“和孩子一起”。比如在班级中建立了“流动麦克风”制度,让小小的录音笔在每个儿童的家庭中流动,录下亲子共同诵读的章节,在全班播放并领诵,每月评比“金话筒”;以“经典长廊”为载体让家园同行,我们在幼儿园长廊以“活动夹”悬挂可自由取放的国学经典诵读卡,家长每天都可以与孩子一道取一张卡片回家,根据内容或与孩子共同诵读,或讲述给孩子听,或朗读给孩子欣赏。每天,要求家长安排5-10分钟与孩子共同诵读此内容,并由孩子记录下自己的心情和对家长参与的评价。
“滴水能穿石”、“积少能成多”,国学教育贵在坚持。努力把握好长时期“一滴水”的份量,始终保持孩子们“乐学”的状态是国学教育的根本。滴水会累积起穿石的力量,滴水能汇集成江河的丰富,从孩童开始,从小蓄积起来的民族的美德与智慧终将厚积薄发。
幼儿园的国学文化教育旨在让孩子常常耳濡目染于光明正大的智慧思想之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孩子纯洁无暇的心灵里,播撒下真、善、美的种子。我们相信,“国学文化”的价值将会伴随儿童一生,传统文化的精髓滋润将扶持他们克服人生的逆境难题,扬帆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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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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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魏志》、《艺文类聚》、《三国志》、《北堂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封氏闻见记》、《通典》、《千金方》、《吴志》、《古文苑》、《初学记》、《水经》、《书钞》、《岱南阁丛书》等等很多书中或多或少都有关于曹操的线索(表、令之类)。另,1974年7月中华书局编辑出版过一本名叫《曹操集》的书(1979年11月出版这部书的译注,既《曹操集译注》),自2006年9月4日开始,历经八个多月,我几乎是一天一贴全部贴到了网上。从表、令开始,每条的出处都有标注,后面还有兵法、曹操年表等。LZ要是有兴趣可以去易中天吧看看,直接贴地址怕被删,现在在易中天吧精品区——‘他山之石’中能看到。发帖人就是我现在的ID。
论姜维是非功过(转载) 天水夸英俊,凉州产异才。系从尚父出,术奉武侯来。大胆应无惧,雄心誓不改。成都身死日,汉将有余哀。——《三国演义》在姜维的十次出兵行动中,不克而还者五次,胜负各占一半,这对于蜀汉小国而言,已是骄人的战绩了,更展示了姜维忠于汉室的用心。姜维立志于功名而建树不够卓著,实在有诸多无法超越的制约。首先,从根本上审视,蜀汉狭小,财力不支,难以承受连年浩大的军费开支,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持是难以制胜的。其次,其时主政的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姜维有多大的作为,可想而知。即使后来姜维主政之时,也受制于黄皓小儿反侧之患,危及专精。史载:“维本羁旅托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宦官黄皓等弄权于内,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维亦疑之,故自危惧,不复还成都。六年,维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皓征信鬼巫,谓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连自身的安危尚且难保,试想姜维能有多大的功业建树呢?蜀汉如不主动出击北边的魏国,是难于存活的。再说,心存汉室的姜维,既然主宰蜀汉国事,匡复汉室是其历史责任,能否做到则是另一回事,责备姜维屡次兴兵是没有道理的。当然,以区区蕞尔抗衡强大的中原,实有几许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但是,任何已经存在的割据政权,在没有经过实力较量之前,自动放弃统治是绝不可能的!姜维�勉国事的忠荩之心是值得肯定的。姜维一生中最被关注而又议论最多的是蜀汉政权覆亡前后的所谓“假投降”事件。姜维降魏实出于后主敕诏,不得已之举。彼时拒绝了钟会的诱降,此时的弃甲实属无奈。《汉晋春秋》载:“会阴怀异图,维见而知其心,谓可构成扰乱以图克服也,乃诡说会曰:‘闻君自淮南以来,算无遗策,晋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复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谋,欲以此安归乎?夫韩信不背汉于扰攘,以见疑于既平,大夫不从范蠡于五湖,卒伏剑而妄死,彼岂�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绝迹,全功保身,登峨眉之岭,而从赤松游乎?’会曰:‘君言远矣,我不能行,且为今之道,或未尽于此也。’维曰:‘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无烦于老夫矣。’由是情好甚欢。”姜维虽然迫于后主敕令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他的忠悃蜀汉之志却并未泯灭。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并非放弃了心中的信念。《汉晋春秋》的作者习凿齿去三国时代未远,他的记载当属可信。聪明的姜维以历史上谋士名臣功高振主的故事窥探钟会心曲。其实,钟会不臣之心从他构陷邓艾时即已暴露,姜维所说“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一切尽在不言中了。姜维窥破钟会野心,因风借火,巧妙点播。常璩在《华阳国志》中也说:“维教会诛北来诸将,既死,徐欲杀会,尽坑魏兵,还复蜀祚,密书与后主曰:‘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适可旁证。《资治通鉴》在援引常璩之论后说:“姜维之心,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陈寿、孙盛、干宝之讥皆非也。”诚如胡三省所论:“维之智固足以玩弄钟会于股掌之上,迫于时,制于命,奈之何哉!”胡三省显然不赞同陈寿对姜维“明断不周,终致陨毙”的批评,更对孙盛、干宝之论不以为然。孙盛《晋阳秋》说:“盛以永和初从安西将军平蜀,见诸故老,及姜维既降之后密与刘禅表疏,说欲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会事不捷,遂至泯灭,蜀人于今伤之。盛以为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将至,其姜维之谓乎!邓艾之入江油,士众鲜少,维进不能奋节绵竹之下,退不能总帅五将,拥卫蜀主,思后图之计,而乃反复于逆顺之间,希违情于难冀之会,以衰弱之国,而屡观兵于三秦,已灭之邦,冀理外之奇举,不变亦誾哉!”孙盛之论真乃书生迂议!在景跃六年魏兵尚未入蜀之际,姜维就敏感到蜀汉危殆,曾上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姜维传》)后主听信宦�胡说:“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宦官黄皓擅权,连姜维的处境已很危险。再说,钟会大兵压境之际,姜维率众坚守蜀中门户剑阁,迫使粮运不济的钟会“将议还归”!怎么能让把守剑阁的姜维驱驰绵竹!剑阁洞开,守住绵竹还有什么意义!限于篇幅,不再详引。倒是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说了几句公道话:“臣松之以为盛之讥维,又为不当。于时钟会大众既造剑阁,维与诸将列营守险,会不得进,已议还计,全蜀之功,几乎立矣。但邓艾诡道傍入,出于其后,诸葛瞻既败,成都自溃。维若回军救内,则会乘其背。当时之势,焉得两济?而责维不能奋节绵竹,拥卫蜀主,非其理也。会欲尽坑魏将以举大事,授维重兵使为前驱。若令魏将皆死,兵事在维手,杀会复蜀,不为难矣。夫功成理外,然后为奇,不可以事有差牙,而抑谓不然。设使田单之计,邂逅不会,复可谓之愚誾哉!”裴松之的辩驳很有见地。邓艾出奇兵于阴平小道险胜是蜀汉败亡的诱因。设若姜维假投降借钟会之手坑灭魏兵成功的话,蜀汉危而复安也不是不可能的!邓艾是历史的幸运儿,姜维则是蜀汉灭亡悲剧的牺牲者。针对陈寿、孙盛等人之论,刘咸火斤说:“维之忠谋承祚不能发明,不如习孙尚举其事,此本不须讳,何为不书耶!盖素不喜维之私见也。”(《三国志集解》)说孙盛等人不喜姜维,对姜之评价有失偏颇而出于个人好恶,是有依据的。蜀汉名臣郤正被陈寿评为“文辞灿烂,有张、蔡之风,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是蜀中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曾对姜维有所评骘:“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敝薄,资产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激,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擿,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郤正之论涉及姜维的为人品行与操守。身处高位的姜维却生活简素,远离声色诱惑,衣食住行节俭,而且好学不倦,为官清廉,堪称一时之楷模。评价之高,几追诸葛武侯。郤正反感那些誉成毁败,扶高抑下,趋附权贵,褒贬失据的势利之辈,是尤其可贵的。孙盛却很不以为然,他说:“异哉郤氏之论义!夫士虽百行,操业万殊,至于忠孝义节,百行之冠冕也。姜维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违君徇利,不可谓忠,捐亲苟免,不可谓孝;害加旧邦,不可谓义;败不死难,不可谓节;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御侮之任而致敌丧守,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朝,维无一焉。实有魏之逋臣,亡国之乱相,而云人之仪表,斯亦惑矣。纵维好书而微自藻洁,岂异夫盗者分则之义,而程、郑降阶之善。”姜维即为大将,荷国之重,蜀国的晚期内政如此糟糕,但是以攻为守的姜维,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和忠心,以小国硬撼魏军,是何等的气魄,虽然失败了,但是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的。综上所述,姜维是一个历史上是非功过争议颇多的重要人物。姜维归蜀之际就受到诸葛亮垂青并赋予重任,“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好学不倦,清素节约”,表明他是一个韬略过人,操守可风的俊杰。“心存汉室”的夙志至死不渝,多次出兵击魏尽管遭致“玩众黩旅”的贬讥,却是他效法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忠荩。假投降的良苦用心虽引来一些不明就里论者的鄙薄,却无损姜伯约对蜀汉的尽瘁!浅析文化视野下的姜维(转载) 姜维出生于公元202年(建安七年),《三国志?姜维传》说他“仕郡上计掾,州辟为从事。以父冏昔为郡功曹,值羌、戎叛乱,身卫郡将,没于战场,赐维官中郎,参本郡军事”[1] 1062 (卷44),又说其“少孤,与母居”[1] 1062 (卷44),可见,身为汉将的父亲姜冏在姜维幼年时就战死了,按汉末辟召制度,姜维被州郡征调为掾属,系按汉例“赐官”。 姜维早年“好郑氏学”[1] 1062 (卷44),而郑氏经学最重要的两点:一是忠义,即忠于汉室正统;二是统一,即维护国家统一。史载:汉儒蔡邕为王允所杀,“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室之事,谁与正之!’”[2] 2006 (卷60)。 其时,曹魏已形成统一北方之势,但统治并不稳固,加之本身并非士族,虽以强力压制,但并未获得北方士族的广泛支持,终魏一代,叛乱与内部争斗相伴始终。公元220年曹操死,曹丕篡汉继位,仅曹丕即位后的七年间,就爆发了五次较大规模的战事:公元220年,“文帝即王位,……河西大扰”[1] 474 (卷15),“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称护羌校尉”[1] 491 (卷16);公元221年,“凉州卢水胡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3] 2194 (卷69);期间,公元222、224、225年,曹丕三次征吴,均亲临长江。[3] 2207-2226 (卷69)先吴后蜀的军事规划,也使得曹魏的军事重点一直置于东南,对西凉地区始终无暇顾及,影响薄弱,汉的正统思想仍然深入人心。及至公元241年,蒋琬给刘禅的奏章里还说“羌、胡乃心思汉如渴”[1] 1059 (卷44)。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姜维从小就形成了强烈的“汉室”正统意识与“汉世之事,谁与正之”的统一且积极用事的价值观,纵观其一生,“汉世之事,谁与正之”也正是他的信念与竭力实践的奋斗目标。正因为姜维有着这样的信念以及由魏仕蜀的特殊经历,使得他的身上展现出了异于魏、蜀士人的瑰丽风姿。 一、珍视生命,珍视自我,强烈的主体文化意识 关于姜维归蜀,据《三国志?姜维传》记载,大致有两种说法: 一是建兴六年,“丞相诸葛亮军向祁山,时天水太守适出案行,维及功曹梁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等从行。太守闻蜀军垂至,而诸县响应,疑维等皆有异心,于是夜亡保上邽。维等觉太守去,追迟,至城门,城门已闭,不纳。维等相率还冀,冀亦不入维。维等乃俱诣诸葛亮。会马谡败于街亭,亮拔将西县千馀家及维等还,故维遂与母相失。”[1] 1063 (卷44) 另一种说法是“《魏略》曰:天水太守马遵将维及诸官属随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门案行,会闻亮已到祁山,淮顾遵曰:‘是欲不善!’遂驱东还上邽。遵念所治冀县界在西偏,又####吏民乐乱,遂亦随淮去。时维谓遵曰:‘明府当还冀。’遵谓维等曰:‘卿诸人(回)复信,皆贼也。’各自行。维亦无如遵何,而家在冀,遂与郡吏上官子修等还冀。冀中吏民见维等大喜,便推令见亮。二人不获已,乃共诣亮。亮见,大悦。未及遣迎冀中人,会亮前锋为张郃、费繇等所破,遂将维等却缩。维不得还,遂入蜀。”[1] 1063 (卷44) 显然,无论哪种说法都只能说明姜维归蜀是被迫与被裹附的,连当时魏人“亦以维本无去意,故不没其家,但系保官以延之”,[1] 1063 (卷44)裴松之也说“臣松之以为……本传及魏略皆云维本无叛心,以急逼归蜀……”。[1] 1069 (卷44) 对于姜维这样的曹魏“凉州上士”[1] 1063 (卷44)为何入蜀(汉)并尽忠汉室,仅用受到诸葛亮器重的说法显然很难解释。我认为,首先还是主体价值观的一致,即姜维所秉持的郑氏经学“汉室之事,谁与正之”的信念与诸葛亮“兴复汉室”精神感召的统一,这是姜维最终选择忠于汉室的根本原因,而这也正是诸葛亮深为看重的一点。“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1] 1063 (卷44),可见,“心存汉室”始终是诸葛亮考察的重心所在。此外,曹魏政局动荡,派系复杂,难以建立功业,施展抱负,姜维怕是不会没有体会的。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姜维才能忠诚任事,据史料记载:姜维一共进行了十一次北伐,仅在其掌权的十年间,就八次出兵伐魏。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在蜀亡后,他才能忍辱负重,巧设计谋,欲“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1] 1067 (卷44)。充分展现了他珍视生命,珍视自我,不断奋斗,渴求生命价值得到最大发挥的意愿。 二、胸怀远志,雅量洒脱 孙盛《杂记》曰:“初,姜维诣亮,与母相失,复得母书,令求当归。维曰:‘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1] 1063 (卷44)“当归”是一味草药,以陇西盛产且为上品,姜母以此招子,实受胁迫,史载:“魏太和中,姜维归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书呼维令反,并送当归以譬之。维报书曰:‘良田百顷,不计一亩。但见远志,无有当归。’”[4] 834 (卷28)。姜维的回书极为巧妙,借同为草药的“远志”回复对方,一语双关,不仅挫败了魏人挟母诱降的图谋,而且义正词严地表达了自己忠于汉室的决心。 姜维因为志远,所以洒脱,因为洒脱,所以豪爽。为了实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的理想与信念,不拘小节,不营私产,不以小事为意,不惜个人荣辱。 蜀汉名臣郤正曾这样评价姜维:“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馀,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擿,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1] 1068 (卷44) “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可见姜维数次北伐既非为了自固功名,也非为了追求封赏,而是完全出于自身的信念,是自我主体意识发展之中本能的生命张扬与展示,这也正是姜维北伐与后世桓温、殷浩等人北伐的不同之处。“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可见这是真实自我的自然流露,只有真实才会自然,也只有自然才更加真实,在姜维身上,闪现着魏晋沉闷士林中不多见的人性光辉,“自一时之仪表也”。 三、言语与文学 言语反映士人是否善于辞令,和士人的才思与学识息息相关。言辞是否生动,是否机智,是否言之有物,可以反映一个士人的整体素养。 姜维素有辩才,曾于夷陵战后使吴,并颇为孙权所重的蜀汉名士邓芝,“于时人少所敬贵,唯器异姜维云”[1] 1073 (卷45)。 《三国志?姜维传》载:姜维降钟会,“会谓维曰:‘来何迟也?’维正色流涕曰:‘今日见此为速矣!’会甚奇之”。[1] 1067 (卷44)姜维寥寥数语,富于机辩,不卑不亢,有力有节,既表现了奉敕降敌的无奈,也表露了内心不屈的傲然之气。 而最能展现姜维言辞与机敏的还是那段游说钟会的言辞: 《汉晋春秋》曰:“会阴怀异图,维见而知其心,谓可构成扰乱以图克复也,乃诡说会曰:‘闻君自淮南已来,算无遗策,晋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复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谋,欲以此安归乎!夫韩信不背汉於扰攘,以见疑於既平,大夫种不从范蠡於五湖,卒伏剑而妄死,彼岂暗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绝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岭,而从赤松游乎?’会曰:‘君言远矣,我不能行,且为今之道,或未尽於此也。’维曰:‘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无烦於老夫矣。’”[1] 1067 (卷44)谈话中,姜维将取先予,欲擒故纵,先以韩信之事示之,再以范蠡之隐劝之,最后逼钟会说出心里话。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因风点火,巧妙布局,成功说服钟会叛魏,展现了姜维敏锐的洞察力与言谈技巧。千年之后,当胡三省读至此处,也不禁深深叹息“维之智固足以玩弄钟会于掌股之上,迫于时,制于命,奈之何哉!”[3] 2478 (卷78) 姜维还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他的文章简洁质朴,凝练精致,记述人物,宛若亲临,文风影响着当时魏晋乃至后世文坛,虽然目前保存下来的作品很少,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窥见一斑: 姜维曾上书刘禅,请求追谥赵云:“云昔从先帝,劳绩既著,经营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书。当阳之役,义贯金石。忠以卫上,君念其赏;礼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殒身。谨案《谥法》:‘柔贤慈惠曰顺,执事有班曰平,克定祸乱曰平。’应谥云曰‘顺平’矣。[1] 951 (卷36)” 蒲元是蜀汉时期著名的工匠,曾经为蜀汉军队铸刀三千口,姜维为此事写过传记。文笔平实质朴,简约流畅,记述人物语言生动简洁,宛若亲临,堪称汉末至魏晋志人小说的典范。 我们不妨选取一段以与后期同类文作相比较: 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鼻类之事出若神,不尝见锻功……熔金造器,特异常法。”[5] 1390 (卷62)(姜维《蒲元别传》)“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陈图,咸得其要云。”[1] 1067(陈寿《诸葛亮传》) 据《华阳国志》记载,陈寿曾经担任卫将军姜维的主簿,[6] 849 (卷11)怕是不会没有看过这篇文章,钟会说姜维怀“文武之德”[1] 1066 (卷44),看来实非虚誉。徐公持在《魏晋文学史》中说“如姜维《蒲元别传》,上承刘向,下启魏晋,于志人小说领域别开生面。”[7] 222 钱钟书认为《全唐文》记载陆鸿渐品茶与《中朝故事》记载李德裕辨水,“皆似踵蒲元事”。[8] 1098-1099 四、品藻与深情 魏晋士人十分看重品藻,也即品评人物,他们认为,通过品评人物,可以分出士人高下流品,姜维深厚的人格魅力,在与之接触过的士人中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亮与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书曰:‘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1] 1063 (卷44)诸葛亮善于察人,几近严苛,这也是蜀汉后期人才凋零的原因,但他对姜维的信任与肯定让人出乎意料,对一个被胁迫归附的敌国将领如此看重,而且使“教中虎步兵”[1] 1063 (卷44),可见,他对姜维是进行了全方位考察的。李永南(李邵)、马季常(马良)都是蜀汉名士,诸葛亮如此赞许一个人,这是极为少见的。 钟会是魏晋名士,并以品评人物而著称,曾自撰《四本论》。《魏志》曰:“‘(钟)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9] 106 (卷上)钟会品评人物注重才性合,虽然钟会自己并不能做到这一点,但从他对姜维的评价来看,姜维无疑是符合的。“会与维出则同舆,坐则同席,谓长史杜预曰:‘以伯约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胜也’”[1] 1067 (卷44),钟会品藻的对像是曾经在中原士林极具盛名的公休、太初。公休、太初是诸葛诞和夏侯玄的字,诸葛诞和夏侯玄都是中原名士,夏侯玄精通玄学,被誉为“四聪”之一,他与何晏等人开创了魏晋玄学的先河,是早期的玄学领袖。在政治上,夏侯玄也颇有建树,他提出“审官择人”“除重官”“改服制”等制度,司马懿认为“皆大善”98 (卷9),是位既有能力,又负声望的魏晋名士。如此评价,反映了钟会对姜维由衷的赞许与赏誉。 正因为珍爱生命,珍爱自我,重视自我价值的发挥与体现,姜维始终有着清晰的自我主体意识,他把兴复汉室的事业与自己的人生价值相统一,伪降后还在日夜谋划复蜀,他密书与后主言道“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6] 595 (卷7),一片老臣之心,昭然可鉴。因为真实,所以深情,这是对个人主体的深情,也是对国家社稷的深情,因为有这样的深情,他才能够全力赴国,舍身卫国,竭力谋国,以身殉国! 干宝说:“姜维为蜀相,国亡主辱弗之死,而死于钟会之乱,惜哉!非死之难,处死之难也。是以古之烈士,见危授命,投节如归,非不爱死也,固知命之不长而惧不得其所也。”[1] 1069 (卷44)而我却以为,作为辅政大臣,肩负的是国家与社稷的命运,处死容易,而忍辱负重,运筹谋国,却是极为艰辛的,除了要面对世人的诟伤与误解,还要痛苦地与自我做斗争。虽然事败,未能复蜀,但正如元初史学家胡三省所说的“姜维之心,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3] 2481 (卷78) 参考文献: [1] (晋)陈寿.三国志[M]. (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 (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 (元)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 [4] (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6] (晋)常璩.华阳国志校注[M].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 [7]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8] 钱钟书.管锥篇(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9]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校笺[M].徐震堮(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
看姜维,往往会让我想起豫让,春秋侠烈之风的代表。豫让原是晋大夫智伯的门客,智伯被政敌赵襄子所杀,豫让吞炭纹身髡发漆面欲为智伯报仇,两次行刺赵襄子却都没成功。襄子问他:"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慨然道:"我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当国士报之。"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司马迁安排了赵襄子为这个回答"喟然叹息而泣",到了他的《报任少卿书》他写了另外一句话,一句流传千古、气冲牛斗的话:"士为知己者死"。这里不再仅仅是门客与主人、臣子与国君的关系。俞伯牙是瑶琴圣手,钟子期是一介樵夫,但只为了一声"高山流水"的赞叹,音乐大家为山野村夫砸了琴。无论是黄发还是垂髫,无论是位卑还是官盛,甚至哪怕你已过了奈何桥,在豫让心里,在司马迁心里,在一切配得上"士"这个称号的人的心里,"知己"二字永恒的重量让天地间的一切都显得黯然无光。还有一种说法是"士为知己者用",这其中的区别并不大,用也好,死也罢,其背后都是同一股热血翻涌,真正的"士"不会在乎他是被用还是驱死,只要目的是为了"知己",他的选择就是九死不悔。"士为知己者死",纵观姜维一生,正是这句话最忠实的注脚。刘备白帝托孤时对阿斗说:"汝事丞相如父。"而事实上后主与诸葛亮之间却远无"相父"一词表面的亲近,可能是毕竟有着君臣的界限,也可能是个性不合,却不想,六年后,48岁的诸葛亮遇上了年方27岁的姜维,那年是建兴八年,是姜维乃至整个蜀汉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姜维以魏国降将的身份投效了诸葛亮,两人一见如故,既打消了姜维原先不得已而降蜀的勉强,也引发了诸葛亮对培养后备力量的心愿。《三国志》中记载:诸葛亮多次在给蒋琬、张裔等朝廷重臣的书信中称述姜维,这对品评人物向来谨慎,绝少美誉的诸葛亮之词的诸葛亮而言是极为罕见。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更是把这种信重之情加以敷衍,让诸葛亮在处遇时便有"教授平生所学"的感慨;临终时又托付兵书,谆谆相嘱。元《三国志白话》则明点出"维拜武侯为父",以至使的明朝散文大家李贽批点姜维"又一孔明",称其为诸葛精神的传人。而直至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他的独子诸葛瞻也还只是个不经人事的8岁孩童,因此,可以说是这种情如父子的关系奠定了蜀汉军政两代领袖之间的信契。诸葛亮发现人才:把姜维从魏国边境的一个微末将领的地位提升为辅汉将军,当阳亭侯;培养人才:此后6年北伐中,任姜维为中护军,时有共商军中大事的采决;重用人才,把蜀汉三军的重担交付给羁旅中归降的姜维,而那年姜维也不过33岁。诸葛亮的识才、爱才、信才、用殴椿?知己"二字的全部意蕴,再加之亲如父子,密如师徒的感情交织,使姜维把整个后半人生义无返顾交付给诸葛亮的夙愿:收复中原。姜维是士,因此,他在摇摇欲坠的王朝里独力苦苦支持大局;在浮华的世俗里守者清素的本心,忍着得志小人的颐指气使;受着昏君莫名的冤屈。悲愤难耐了,引兵退往沓中去屯田,原离你们的构恶和怀疑总可以了吧。他忽略,或者说是根本没考虑过一条道路--权臣的道路。刘禅的才能不如周成王,刘禅的风骨不如高贵乡公,他的君权被诸葛亮架空了十二年之后,蜀汉的政治土壤上是极容易诞生出又一个周公,又一个伊尹的;或者又一个曹操,又一个司马昭的。而放眼朝野内外,有名望,有实权,有地位,有兵势,除了姜维亦不做第二人想;况且他本是魏人,迫不得已而降蜀,进则拥兵自立,退则挟天子以令诸侯,远有曹操,近有司马,鲜活的例子就在眼前,但姜维,到底还是没有这么做。为了他心中的士道,更为了"知己"二字。于是,他为了一句褪色的遗言九伐中原,而放任朝中大权于不顾;他为了一个腐朽的王国呕心沥血,却招来穷兵黩武的责难;他为了一腔热血酬答知己的热血,苦心经营,反落得身死宗灭的下场。姜维的北伐动力和诸葛亮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他生长在曹魏统治较为稳定的北方,刘汉的正统观念也相形淡漠,蜀国政权于他并没有特殊的恩典,刘家宗室于他也缺乏休戚相关的命脉维系。诸葛亮是创业者,他不过是个守成者,守成对他而言是尽为人臣子的本分,更是为士为知己的报恩。姜维最明确而最坚定的目标是为诸葛亮遂愿,而非为蜀汉江山立业,他效忠蜀汉很大程度只因为诸葛亮在蜀汉。由是,他的九伐中原,石营勒兵无可避免地带上了异化的机械性。一而再,再而三,重复到了最后,行为的全部意义幻化在了过程中,而行为的真正目的却忽略为虚无。我有时会想,如果姜维真能实现诸葛亮的夙愿,克服中原,一统天下,那么此后他又将如何定位自己,他始终把自己置于诸葛亮的精神支柱下,在自身的生命中打下了非己性的深刻烙印,一旦支柱消失了,烙印褪除了,他将何去何从,清末大儒王静庵先生激起的水声犹在时空中回响,象征着为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文明的殉葬。因此我又庆幸,姜维到底没有实现诸葛亮的愿望,这是一个王朝,一个政权,一个信念的不幸,但却是姜维本人不幸命运的大幸。老子有两句很著名的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天水城外,受到卧龙赏识,得蒙知遇之恩的姜维是幸运的,他得以开始能展示自身的才能,真正踏上前景灿烂的仕途;但那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姜维没有意识到,这种幸运将堆积成一种大不幸,使他走上了一条悲惨的不归路。炎兴元年,蜀汉亡国。刘禅敕命,姜维不得已而降魏奖钟会,伪与联结,意欲复国。史载,他与钟会出则同车,坐则同席,把酒言欢,情爱日密。只是,谁也无法知道,在着背后姜维真正的心情。他不为自己成了亡国之将而沮丧,反是因为辜负诸葛亮的信托而惭伤;他不会为忠义二字就那么简单地杀身成仁,他记住的是一句话:将以有为也——蜀汉虽亡,但他肩上的重托并没有消失,他的奋斗还要继续进行下去,于是,他写密表给后主:臣定使日月幽而复明,社稷危而转安,这不仅是向后主的承诺,更是他坚持士道的宣言。"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足以解释此后姜维的一切行为。他不会投降,不去退隐,不能自杀。北地王在祖庙自尽,那只是凭着血气之勇的逃避;郤正在舞筵前落泪,那也不过是故作姿态的感伤,逃有什么用,哭有什么用?!蜀汉亡了,几滴血,,几点泪,就能令它复国吗?当然不能!姜维深深意识到这点,他要的不是虚名的忠烈,他该做的是如何去酬答知己的愿望。囚禁邓艾,巧说钟会,他选择了最艰险难行的方法,成则名扬千古,败则身死宗灭,非但身死宗灭,他甚至将被扣上不忠和叛臣的称号,真正的用心良苦却沉埋于邈邈时空。也几乎如此,要不是常璩的《华阳国志》,这段历史将永远沉冤莫白。姜维只犯了一个错,他高估了钟会的能力,结果导致全局失控,钟会的叛乱彻底失败,他的从中取事也因而成了水月镜花。《三国演义》中姜维见大势已去,遂于乱军从中仰天长叹道:“吾计不成乃是天命!”而拔剑自刎。《世说新语》则补充了血淋淋的一笔:维妻子皆伏诛;维死时见剖,胆如斗大。这无疑是整部三国中最悲惨的死法了。但也许姜维宁可选择这样的结局一千次,也决不会选择苟安于世而寿终正寝。江怀庭诗赋姜维:“斗胆尽储亡国恨,九泉应诉武乡侯。”姜维虽未完成诸葛亮的遗愿,但毕竟无愧于心,无愧于知己,无愧于士道,他带着复兴蜀汉的愿望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因而,从某种意义而言,蜀汉精神的灭亡并不在后主舆棺出降的刹那,而是在姜维悲壮自刎的瞬间,只不知当他处于生死交界的那个片刻时,他的眼前是否会重又浮现诸葛亮的音容笑貌。魏晋交替的时期是士风衰微的黑暗时期。几乎就在姜维最后一次兵伐中原的同时,一个不羁的文人集团:竹林七贤冲散了这片黑暗,在史册上重新定义了“风骨”二字。他们是士,可惜他们没有知己可以显示自身价值的沉重,可以把潇洒掺揉入动人心魄的悲壮,依次,他们只能算通脱的名士,不能算负重的侠士。还有一点要提及的是姜维的起止生活,郤正评论为“清素节约”,这与诸葛亮“内无余帛,外无赢财”的风格很是相似:他们二人同样位及人臣,却都以俭持身,不靡不奢,这也正应了诸葛亮著名的那句:“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这是《诫子书》中的话语,诸葛瞻有否心领不得而知,姜维倒是真正意会了。不久之前,一个朋友对我说:“要不是你偏爱姜维,三国中我真要忽略此人了。”不由心下恻然:伯约何其悲哉!蜀汉后期的重要将领竟不为人知,不为人解。复思之,又不禁哑然暗笑:伯约又有何悲?人生在世,得遇知己,得偿知己,毕生之愿足矣,旁人如何看待又与我何干?!由是欣然命笔,虽不期为伯约知言,然士为知己,夫复何求!
“形势与政策” 教育 课程是高校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有着重要的地位。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大学形势与政策课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时指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中国梦”,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而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作为当代大学生,应如何以实际行动实现“中国梦”,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
关键词:“中国梦”;青年大学生;理想信念
2012年11月29日,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时指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中国梦”,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
一、“中国梦”的影响意义
“中国梦”具有最大限度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凝聚人心的伟力,无论面对多少挑战、多大困难,始终以中华民族深厚的 文化 积淀和历史智慧为底蕴,给人以希望、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中国梦”里有强国也有富民,有期盼也有实干。“中国梦”为探索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道路开辟了更加光明的前景。“中国梦”是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的继承与发展。实现“中国梦”,既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也是中国人民开拓、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伟大历程;“中国梦”是对改革开放关键时期中国人民提升自信,理想引领的精炼浓缩与真实写照。梦想不灭,希望永在。“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不竭动力,牵引着中国砥砺前行的脚步。而实现“中国梦”的过程,正是一个中国人民寻回、重建并坚定民族信仰的过程;“中国梦”是对当今社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形式的最佳结合。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也正是重新发掘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只有民族、国家全面科学发展,个人才能实现梦想。同样,只有每个人都充满激情,“中国梦”才够绚丽坚实。
二、“中国梦”赋予当代青年大学生的历史责任
党的 报告 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广大青年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人民,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让青春焕发出绚丽的光彩”。这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传达给每个青年最强烈的信号,是党和国家宏伟大业向每位青年发出的深情召唤。也是让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让党的队伍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根本。“青年强则国强,青年立则国立”,作为高校的青年大学生来说,只有把自己的热情、激情、活力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才能让青春焕发出绚丽的光彩。国家的需要就是青年人的需要,满足国家需要的青年人才是大有作为的青年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青年大学生面临的选择很多、机遇很多、挑战也很多,竞争更为激烈。但是,只有为祖国前途、民族命运而奋斗,才能成为大有作为的青年,才会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获得更为广阔的舞台,实现人生的真正价值。
三、当代大学生如何实现“中国梦”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
“中国梦”是国家、民族、社会梦想和人民大众梦想的统一,是整个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更是青年大学生的共同的梦。青年大学生,要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这是青年人追求目标的重要标志,也是青年成长、成才的基础。作为国家培养的当代青年大学生,应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
1、具备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青年人最大的优点是:有拼劲、有激情、有锐气。青年大学生充满活力和朝气,勇于创新和挑战,不拘一格,勇往直前。任何一项工作、任何一种事业,大到国家要发展、民族要进步、社会要前进,小到做好一件事,都要去奋斗,并且在奋斗的过程中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都会有坎坷、甚至挫折,为战胜困难和挫折,就需要有一种精神作为支撑,这种精神就是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要实现整个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奋斗,广大青年大学生,只有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创业、独立奋斗;具备百折不挠、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才能在实现中国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贡献自己的力量。无论是一个集体还是一个人,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古今中外,众多的成功者并不是依赖机会或好运气,而是得力于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要想成就一番大业,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坚定信心,充分发扬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作为青年大学生要踊跃投身国家建设,以激情飞扬的青春活力不断灌注新鲜血液,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树立坚定的理想和信念,要不畏前行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敢于面对困难与挫折。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秉承坚忍不拔和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在全社会形成一股升力,在各个领域形成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凝聚每一个人的“正能量”,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坚定不移的志向信念和坚忍不拔的恒心毅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2、培养全面过硬的素质能力。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既是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项重大战略任务,又是广大青年大学生的历史责任;既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又表达了广大青年大学生的愿望。新时代的大学生应义不容辞地担当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重任,争当优秀的创新人才,努力培养自己具备全面过硬的素质能力。首先要具备学习能力。学习能力包括自主学习能力、书本理解运用能力、 人际交往 学习能力、知识运用和更新能力等等,是认识和适应自然、社会和自我发展变化最基础的能力。当代大学生处在实现“中国梦”的年富力强的时期,要刻苦学习、品学兼优、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国梦”打牢坚实的文化基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让青春焕发出绚丽的光彩;其次是要具备实践能力。实践能力包括资源转化与整合能力、运用科技手段能力、专业实习能力、合作协调能力等等,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大力提高教育质量的中心环节,是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迫切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必备的能力;最后,就是要具备创新能力。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富国强民的必由之路。创新能力是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核心,大学生具备创新能力,不仅是个人的需要,更是国家创新战略的要求。所有这些能力,都是当代青年大学生不可或缺的能力,它既是全面发展的标志,也是推动全面、高效发展的重要条件,广大的青年大学生要在学习、实践、创新过程中逐步培养、锻炼、摸索和不断提高。要敢为人先,善于创造,勤奋求实,勇于开拓,成为改革创新的主力军。
3.树立远见卓识的理想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发展是第一要义”,也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根本,而发展离不开充满激情的青春理想和远大的志向作为前行的航标,因此,当代大学生要树立远见卓识的理想目标,以远大的志向作为前进和发展的动力能量,以激情飞扬的青春活力推动发展的“正能量”。
理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对人类的社会上存在产生重大影响;理想作为思想观念和价值目标,成为人们从事 社会实践 活动的精神支柱。崇高的理想对人生,对社会有者重大的指导作用。理想虽不专属于青年人,但对青年人尤为重要。因为青年人对追求人生价值,探索人生价值,有着强烈的愿望和追求。青年大学生树立了远大的人生理想,就有了高尚的精神生活和坚定的方向。就能把个人前途,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结合在一起,在学习生活中体现人生价值,使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个人理想是“中国梦”的组成和基础,个人理想的实现是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实现的前提。大学生的个人理想要顺应社会理想并以此为基本方向来进行选择和确立,才能更好地、更顺利地实现。理想的实现是长期性的,是对广大青年大学生耐心和信心的考验,对此必须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理想的实现具有曲折性。通向理想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笔直的,往往是充满了曲折。理想的实现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一个树立崇高理想的人,坚信自己追求的目标必定会实现,就会激发起为理想奋斗的勇气和毅力,无论在顺境之时,或是在逆境之中,就能矢志不移,勇往直前。因此,当代大学生要不断打磨自己,磨砺自己,提高自己,成为“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远见卓识的现实主义者”。
中国梦是民族的梦想,只有紧密团结、万众一心,才能变为真实;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只有紧紧依靠人民,才能不断为人民造福。广大青年学生,只有不畏艰难、勇担重任、顽强拼搏、勇往直前,才能以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许健、葛晓华.浅析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中国科技信息.2009,(3).
[2]崔慧敏、张向红、崔占全. 当代大学生应具有的素质与能力.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1)
[3]周丽琴.论艰苦奋斗对当代大学生的时代要求.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3).
摘要: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修课程之一。临沂大学在形势与政策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 措施 ,取得了一些 经验 和成效,针对相关问题提出了合理化的教学建议,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课;成效;问题;建议
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修课程之一。它不仅是对大学生进行国内外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 渠道 和主阵地,而且也是大学生明确时代责任要求、成长为合格人才的迫切需要,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其他课程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特对近几年来临沂大学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现状与对策进行分析,以供其他兄弟院校参阅和借鉴。
一、关于形势与政策课取得的成效
形势与政策课具有很强的时效性,重视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与管理,加强对学生思想动态的教育和疏导,是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迫切需要。为了更好地实施形势与政策教育,避免一些不良现象的出现,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临沂大学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效。
1.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教学团队逐步健全。为了更好地贯彻和执行《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教社政[2004]13号)精神,临沂大学把形势与政策教育当作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综合调配原法学院师资力量,于2011年8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组建了“形势政策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制订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校外专家学者、校级领导为学生作形势与政策报告制度》。在学校党委、宣传部、学工处、教务处等部门的积极配合下,逐步健全了各部门分工明确、协调配合的教学管理体制。其中,党委、宣传部负责校内外专家讲座,教务处负责课程编排和成绩管理,学工处负责学生实践教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实施教学计划,形成了各部门同心协力、各司其职的良好局面。为了规范课程教学管理,完成课程教学任务,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了教师教学团队,形成了专兼职教师队伍。目前,共有十九名任课老师参与分担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任务,其中十八位教师又分别是十八所学院的兼职辅导员,承担辅导所在学院部分兼职教师的任务。他们除了正常的专业授课之外,每学年度至少作一次形势与政策课的专题报告,教研部在年终把报告编辑成册,送交学院档案室存档备案。各学院的兼职教师作为该学院的辅导员,具体负责本学院学生的管理、考试、实践等任务。良好的师资队伍建设,是搞好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与研究的最根本保障。
2.教学方案灵活机智,教学管理切合实际。从2011~2012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始,“形势政策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负责制定形势与政策课教学 实施方案 ,由教务处发往全校十八所学院,各学院任课教师和兼职教师具体承担和完成教学任务。根据教务处规定,本科学生从大一至大三开设形势与政策课,共分六个学年度完成,每学年授课十六学时,总时数九十六学时,共计六学分。专科学生从大一至大二开设,共分四个学年度完成,每学年授课十六学时,总时数六十四学时,共计四学分。每个学生必须根据学校要求修完所规定的学分。加强课程教学管理,教学形式灵活多样。在课内,可以采取专题讲座、专家报告、影视教育、网络学习等形式;在课外,可以采取 军训 教育、暑期实践、社会考察、专家采访等形式。建立成绩档案制度,实行课程学期考核。每学期考核一次,计入期末学生学业总成绩。各学院可根据学生实际情况,采取课堂问答、卷面考试、撰写论文、实践 总结 等多种形式,对学生的学习成绩作出正确的评估和测定。这种考核形式有利于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加体现出课程教学的合理化与人性化。
3.教学内容更新及时,教学特色新颖实效。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时效性特强,要求教师能够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形势与政策的发展动态,及时掌握国内外重大事件和焦点问题的变化趋势。针对当前的实际情况和学生的思想状态,任课教师不断地调整和更新教学内容,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政治思维的敏感力和洞察力,疏导和化解可能出现的思想情绪,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各种不好的思想侵蚀,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形成了良好的学习风气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为了更好地实施教学计划,紧跟当前国内外形势与政策的发展变化,在学校教务处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学院组织部分教师编辑出版了校级优秀立项教材《形势与政策》(徐东升、陈兆河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13年9月第一版),发放给每个开课班级的学生。为了开拓学生的思维,扩大学生的视野,人均订制一册《时事报告大学生版》(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时事报告》杂志社编辑出版),供学生课外学习和参考使用。另外,由教研部主任编辑每月的国内国际时事报告专辑,包括每月的国内外大事要点和专题分析,刊登在学院课程和下载网页上,供全校师生学习、参考和借鉴(也可供其他院校师生和相关人员参阅),年终编辑、装订成册(约十万字),存档备案。
二、关于形势与政策课存在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实施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方案,我们对全校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发现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其中主要是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和学生自身素质问题。
1.教师队伍建设问题。一是教师队伍流动性强。教师队伍要求合理搭配,实现专兼职相结合。由于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量大、多变而繁杂,教学难度和强度也在不断增加,尤其是一些兼职教师的责任心不强或由于工作岗位的变动,导致教师队伍出现不稳定、流动化等现象,一些教师不能胜任或长期适应这项教学工作,从而增加了学校对这门课程的教学管理难度。二是教师水平参差不齐。形势与政策课要求教师具备较强的综合素质和管理能力。有的教师由于专业水平和适应能力较差,对该课程所涉及的相关知识缺乏必要的了解,不能够全面掌握和讲授教学内容,难以激发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另外,由于教学班级规模较大,听课学生人数众多,个别教师不能够全面掌控课堂状况,因而达不到满意的教学效果。
2.学生自身素质问题。一是对学习形势与政策课不感兴趣。少数学生由于受当前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和不同社会思潮的影响,不仅对形势与政策课不感兴趣,而且对整个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漠不关心。他们以应付考试、修满学分为最终学习目的,对国家大事和国际形势不甚热情,或者说关心程度不够,主要表现为上课时心不在焉,下课后懒惰散漫,对作业敷衍了事,对考试漫不经心等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学生的自身素质不高,对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二是缺少学习形势与政策课的氛围。由于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基础不同,特别是很多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在中学时期就对相关的政治常识了解不多,因而对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显得力不从心。虽然绝大多数学生拥有个人电脑,手机能够随时上网,但不是关心时事新闻,了解天下大事,而是热衷于上网聊天、玩游戏、看电影等。这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学生的自我约束不强,需要老师的进一步疏导和管理。
三、关于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建议
通过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探索和实践,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收获,但也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对此特提出如下教学建议:
1.加强对形势与政策课的全面认识。教育部门要敦促高校充分认识这门课程的重要性,编辑出版统一教材,指导全国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目前,全国绝大多数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教学资源相对不足,对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视程度不够,使该课程的教学很容易被边缘化、表面化和形式化。因此,教育部门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通过会议、文件、督察等不同形式,敦促高校充分认识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性,积极投入必要的教学资源,下大功夫开展课程建设。这是目前改善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现状的必要前提。
2.组建好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团队。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任务量大面广、难度较大,只有组建好合理的教学团队,才能形成良好的教学梯队建设。教学团队应该由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共同组成,其中专职教师主要承担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任务,制作教学课件,参与集体备课,指导兼职教师等;兼职教师主要辅助专职教师收集整理相关的教学资料,接受教育部门的定期培训,指导学生提高学习成绩等,这样才能为搞好课堂教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3.加强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师培训。目前,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每年都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骨干教师进行定期培训,但有些培训只是表面形式上的普遍化培训,虽然对教师教学团队有所帮助,能够扩大一些教师的知识视野,但不能从根本上满足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由于形势与政策课涉及到不同的学科领域,专业化程度要求较高,需要教师具备开拓性的 思维方式 、全方位的知识视野和前瞻性的观察能力。加强对专职教师队伍、特别是兼职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培训和综合指导,是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质量的重要措施。
4.健全对形势与政策课的集体备课制度。由于形势与政策课程具有广泛性、更新性和时效性特点,主管部门需要全面掌握师资队伍的学科背景、专业水平,形成强有力的集体备课制度,定期研讨课堂教学状况、学生所出现的问题,将集体的智慧结晶与个人的专业特长有机地结合起来,准确把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时效性特点,相互之间取长补短、查漏补缺,做到共性与个性的完美结合,共同提高教师教学团队的整体水平,真正达到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目标和要求。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形势与政策课要紧密结合世情和国情,探讨学生所关注的 热点 问题和重大时事,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与政策的发展趋势,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
提供几篇范文供你参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与启发,字数限制只能粘贴部分:1."中国梦"文化起源和发展梦如同人的身影一般,既司空见惯,又神秘莫测,既虚无飘渺,又真实可见。若说梦是幻觉,然梦中之人物事件,醒后皆历历在目;若说梦是真实之表现,然醒后难找与梦中人物事件完全一致者。有时日有所思,夜即梦之;有时梦中所见,日即遇之。梦之神秘至此,我们的祖先亦早知之,即产生梦文化。梦反映出人类内心世界,以及潜意识和意识之间的联系。在人类文明史上,梦始终被人们视为一个谜。在原始部落中,梦甚至是被当成天神降临或是妖魔附体。梦文化的含义,梦是做梦者的一种心理体验,一旦这种体验突破梦者个体的界限,在人们之间互相交流,大家共同关注和思考的时候,它便成为一种具有社会性的文化现象,它是一种很奇特复杂的文化. 中国梦文化作为中国特殊的精神文化,具有自己固定的思想内涵和清晰的历史线索,在形式上与宗教哲学,.来自:baidu.com/=http://www.jiaoyuda.com/WenHuaYanJiu/2013-03/317625.htm2.中国政治模式成就“中国梦”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模式是否成功,标准和标志可能是多维的,但最主要的是看能否促进和保证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全面、稳定地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福祉。由此判断,中国现有的政治模式是成功的。“为了下次选举还是为了下一代”,是人们对政党竞选口号的尖锐批评为什么30年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取得“井喷式的发展”?一种观点把中国30年的进步归于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这只说对了一半,忽视了中国现有政治模式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推动、促进和保障作用。中国的政治模式在一个落后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表现出巨大的优势。来源:baidu.com/=http://www.jiaoyuda.com/QiTazhexue/2012-05/305713.htm3.“中国梦”与世界梦什么是中国梦?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伟大国家。为什么要把中国梦与和谐世界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梦的三个突出的特点所决定的。第一,规模大。在近代史上,崛起大国中最突出的例子是美国。美国1776年独立,1913年人均GDP超过英国。1914年美国人口是9800万。今天,中国在崛起,人口是13亿。可以想象,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会有多少人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个规模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转贴来源:baidu.com/=
①王日庠:《中美关系向何处去》,第119页、16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⑤宫力:《中美关系热点透视》,第286页~287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
中国周边形势论文参考文献有以下五个
1、王日庠:《中美关系向何处去》,第119页、16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2、宫力:《中美关系热点透视》,第286页~287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
3、《2009形势与政策论文》,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4、《周边安全形势与中国安全战略选择》,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
5、《09中国周边形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6、《论我国的周边政治格局》,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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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代户籍制度与中国古代王权政治摘要: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人身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王权对编户齐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很大程度上依靠户籍制度,这是这项制度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古代;户籍;制度 《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可谓意味深长:拿到了户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国的国情,并进而控制土地和人民,获得了它,也就象征着获得了国家政权。 中国户籍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经无数次的战争、内乱和王朝的更迭,户籍制度总是以某种方式继承或沿袭下来,并且越来越严密,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功能是全方位的:组建军队、分配土地、征收税赋、推行礼教、维持治安都与它有关。如果说官僚制度是君主对官吏进行管理的有力武器的话,那么户籍制度就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商君书•画策》云:“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专制王权对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户籍制度。大体说来,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1萌芽阶段 中国历史上最早对人口进行管理的记录应当从商代开始。甲骨文中,常常出现“登人”的字样,即登记人口的意思。但当时的“登人”,几乎都以人丁为计量单位,而且在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口”、“人”等字,但却很少出现“户”、“家”的说法,因此后人推测,商周时“登人”,主要目的是为了征集兵丁、组建军队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还不具备后代户籍制度所具有的多重功能。 据《周礼》记载,周王朝分别在国野设六乡、六遂对人口进行地域划分: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又据《周礼•秋官•司民》: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受拜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 由于目前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仍然聚讼纷纭,因此,西周时是否真有如《周礼》中所言的那种系统而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虽然《周礼》并不一定反映周代的真实情况,但它至少说明和反映了中国古代管理户籍的思想和实践,很早已经萌芽。 2奠基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壮大,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四起。战争需要有兵源的保证,由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人是宝贵的财富。为了增加人口,各国都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用减免赋役的办法来招徕别国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国人口逃亡,如秦律就规定严厉处罚拐带秦国人出境的行为:“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还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励生育。在这些措施实施的过程中,人口登记和户口管理方面的制度也就逐渐完善起来了。通过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 有关战国时期各国重视人口管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考核官僚的上计制度中找到证明。所谓上计,就是官吏将一年的预算收入,以及户口、垦田、库藏的增加等事项,事先写在木券上,然后剖而为二,国王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上计时,国王根据原券考核实征数目,决定官职的升迁。在上计制度中,对户口的考察一直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一个重点。 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最为成功。秦的户籍制度的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当时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进行了改革,不仅将其作为增加人口和社会控制的手段,而且极大地强化了通过户籍制度对民间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专制工具这样一种色彩: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所谓“令民为什伍”,就是把国中所有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之中,设一伍长,每什之中,设一什长,平时为民,战时即为兵。伍、什就是军队中最基层的建制。商鞅变法的主旨,就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凡在战场上杀敌多者,不管原来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按规定晋升爵位。同时也规定,行军作战时,什伍之中如果有一个逃亡或降敌,什伍之中的其他人都要连坐。 秦的户籍制度,自秦统一天下之后,更加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有户主的姓名、身份、籍贯和年龄,也有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和健康状况,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有时还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擅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作出了不许擅徙、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西汉年间,户籍管理备受统治者的重视,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其中之一就是“户律”。西汉在秦代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统计制度,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尽管汉代户等的划分不如唐宋以后明显和具体,但确实是户等划分制度的萌芽。汉代还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乡有乡长,亭有亭长,他们主要负责户口管理和基层社会治安,从而使户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 为了严格户籍制度,禁止任意迁移和逃亡,汉代统治者还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汉书•淮南厉王传》:“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汉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发展,它由打击逃亡犯本人,发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执行甚严,以致汉代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 3发展完善阶段 从隋唐开始,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进入到了发展完善阶段。隋初人口大增,主要是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索貌阅”和“输籍法”,将隐漏的户口检括出来了。开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的户口清查。政府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检验是否以丁壮诈老诈小,还鼓励居民互相检举揭发,如户口所据不实,正长要受罚流放远方,其目的是要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隋朝还因袭北魏的三长制,把它作为检括户口的地方组织,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外设置里正、党长,前者相当于闾正,后者相当于族正。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都有检括户口的职能。另外,隋朝时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唐承隋制,户籍管理更加周密。唐代检查户口、劝课农桑的基层组织是乡里:“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里正一人,是最基本的政权单位。里正由勋官六品以下的富户白丁担任,用来“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唐代户籍可以分成编户与非编户两大类。编户是编入户籍的居民。可以是品官,也可以是白丁,但必须是良民。编户又可以分为课户与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称为不课户。非编户有三种,一是贱户,分为三等,最低的是官奴婢,较高于奴婢的有部曲、客女,均为私家的家仆,身份近似农奴,因为都属私人使用,所以附属在主人的户籍中。贱户中还有一种是官户,唐代官户大多是“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今朝配役”之人。二是方外,指释、道及为逃避赋役而避入寺院的逃户。三是士兵,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来源皆所属下户、白丁。士兵本来在原编户内,自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破坏,改为募兵后,兵农分离,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因此,也不在户口统计之列。〖HJ1.1mm〗 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唐代虽然已经用“坊郭户”来称呼城市居民,但并没有为他们单独设立户籍。宋代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王安石在变法时力主推行保甲制,他于宋神宗熙宁三年“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 推行保甲制,既可以清查户口,又可以通过这一“兵民一体”的制度维护社会治安、为军队提供后备兵源,可谓一举多得,对后代影响极大。保甲制度还通过“保”和“甲”两级建制,实现了王权专制主义国家对县以下的乡里社会的逐渐渗透:由于在这种制度采取的是人人相结,家家相联的形式,从而充分保证了乡里组织被牢牢控制在统治者手中。 明朝的户口制度,承上启下,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更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户口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与宋代相比,明代户籍管理的人身控制功能大大加强了。赋役黄册编定以后,户籍不得随意改动,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户都处于封建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任何人不得擅自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如有知情不报者,要受到连坐,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其组织系统之完备,层层管制之严厉,实超越于前代。由此可见,明代严密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的人身牢牢地束缚在乡土之上,农民寸步难行,只能安土乐耕,向政府纳赋税,服兵役。 清代的户籍制度大体上沿用明制,清初就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JY〗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但满族以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各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户籍管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整体说来,清代的户籍管制比明代略有放松,究其原因在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使得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清代税收方面用里甲,治安用保甲。在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每户发给一印牌,登记人口及姓名;外出时必须注明目的地,对迁入者必须检查其原籍。 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对户口的清查、登记和管理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真正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而主要是为了维持专制王权统治的需要,这是户籍制度能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另外,中国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之所以都高度重视户籍编制,还在于它是一项具有多重功能的重要制度。户籍制度在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大致而言,早期或战乱时,寓兵于民、维持治安的作用要强一些,其余时候,则重在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和劝导风俗。此外,一般在王朝初创和前期,户口编制比较严格,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则逐渐松驰”。但无论如何,户籍制度都是维护专制王权统治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而且中国的历史还表明,“在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迁徙自由。因为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要固定居所,因此,安土重迁,就成了农业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封建国家也强调要以农为本,以此维持国家的安定。基于此,中国历代王朝对户口迁徙,都设有种种禁限,有时,还把迁徙作为一种处罚”。这其实也是专制王权通过实施人身控制而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宋昌斌.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