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的思想主张是“理性崇拜”。这次运动有力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宗教愚昧及特权主义，宣传了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
1、主张宗教上的无神论、哲学上的唯物主义、政治上的民主政体、经济上的自由放任。
2、法国启蒙运动提倡理性而非外界权威来判断一切事物；把批判锋芒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及其宗教思想体系；为革命准备了思想条件；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
3、对宗教神学和专制制度的批判更为激烈和深入。对封建专制主义、等级特权、教权主义和宗教迷信的批判是启蒙运动的思想成果。
1。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冲击了封建君主专制,为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做了思想和理论的准备
2。为法国大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3。传播了自由和平等的思想
4。鼓舞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1﹑孟德斯鸠
主要主张：
三权分立
法律应当体现理性
2﹑伏尔泰
主要主张：
倡导建立依靠资产阶级力量的开明君主制 伏尔泰
主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抨击天主教会,主张信仰自由
3﹑卢梭
主要主张：
天赋人权、人民主权
社会契约说（著作有《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
革命合法性
私有制是不平等的根源
4﹑康德
主要主张：
人是目的。
他强调人的重要性,
提出人就是人,而不是达到任何目的的工具。
文艺复兴时期的主题思想是人文主义；宗教改革运动的主题思想是加尔文主义；启蒙运动时期的主题思想是理性主义； 说明：我上高中的时候，教科书从来就没有认为他们3个是一个主题思想，大概是你们现在的历史教科书改了的缘故吧
法国启蒙运动是十八世纪法国的一次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斗争对象是封建专制制度和它的精神支柱——天主教会势力。启蒙运动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夜，它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为西方后来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整个西方近代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关键的影响，最终使法国走进现代文明发达国家行列。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随着资本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矛盾的不断深化，法国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反对封建统治与教会特权的斗争也迅速展开。法国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后，在欧洲历史上出现的第二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就是启迪和开导人们的反封建意识，给尚处在黑暗中的人们带来光明与希望，反对蒙昧主义、专制主义和宗教迷信，打破旧的传统观念，传播新思想，新观念。进步思想家对封建意识形态发起全面批判，企图使人们的思想从传统偏见、神学教条、天主教会和专制政权的压制下解放出来。在十七世纪自然科学和哲学成果的基础上，启蒙学者认为，正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人们也能够凭理性的力量发现有关自然、人类和社会的法则，谋取世俗的幸福；他们以理性、宗教容忍和进步的观念向保守现状的旧观念进行冲击，反对一切禁锢思想和压制自由的教条和制度；其中最进步的思想家们，主张宗教上的无神论、哲学上的唯物主义、政治上的民主政体、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启蒙思想涉及宗教、哲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美学等各个领域，出现各种学说体系和许多著名代表人物，如英国的阿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斯蒂尔(Richard Steele，1672-1729)、斯威夫特、彼普(Alexander Pope，1688-1744)，德国的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莱辛、赫尔德，意大利的别卡里阿、维科，美国的潘恩、杰弗逊、富兰克林，俄国的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但运动的中心在法国，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以及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起了显著作用。运动影响深远，当代人即已开始使用“启蒙时代”的概念，以表示同“黑暗的中世纪”对立；法文、德文、英文原文均含有“以光明驱逐黑暗”之意。启蒙运动作为成熟的反封建、反教会的进步思潮登上了历史舞台，不仅为未来的政治革命制造了舆论，而且为法国创建了高度的精神文明。广义上的启蒙运动则不限于欧洲和北美，而是世界性的普遍的历史现象。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始终贯穿的主题思想是人文主义。
“启蒙运动”的英文是Enlightenment，以此用来描述18世纪的一场重大思想、文化运动的术语。这场运动的特征是深信人类知识能够解决现存的基本问题。“启蒙”是法语lumieres的英文翻译，意思是“光明”。“lumieres”在18世纪的讨论中经常出现，它既指一种思想主张，又指那些正在阐发这一思想的人，每个人都有权拥有光明，这是一个由17世纪知识分子从古代哲学中借用来的象征，它指代的是智慧。启蒙运动的内涵十分丰富，因此，自18世纪以来，学术界就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关于启蒙运动的诠释。现今，学者们首先强调的是启蒙运动的国际规模。另外，有关启蒙运动的种种的定义都推崇理性，同时，启蒙运动常常被称作“理性时代。”这种说法会引起两种误解，一是它似乎暗示，启蒙运动的倡导者都是些天马行空的思想家，热衷于乌托邦的设想而不屑于脚踏实地的方案；二是这种说法暗示，理性活动被推崇到了极致，其他一切事物都俯首称臣。其实，这两种推想都是错误的。启蒙运动不仅对抽象推理和空想方案持批判态度，而且还为重新发现人性的隐秘方面――欲望和情感，奠定基础。例如，在17世纪，人们把理性界定为人的基本特征，从而断言人的理性的制高性，最为突出的表现是笛卡尔的著名论断“我思故我在”，但是，这种论断很快便遭到批驳，感觉和情绪取得了理性，成为全部人类认识和活动的基础，从洛克开始，经由休谟、卢梭，最终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我们可以发现，把理性视为先天普遍的属性受到了彻底的重估。然而，启蒙运动不是专注于抽象的理性，而是致力于批判的分析，它借助于观察和形象，完全以经验资料为依据，不断地对传统确定的事实提出质疑，这种方法被称作批判方法。关于启蒙运动，现在普遍认为是从17世纪末开始的，通常以1688年为标志，因为这一年有两个标志性事件：英国的光荣革命和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发表。这两个事件对以后的思想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启蒙运动的高潮时期是以法国启蒙运动的那批伟人的活动为标志的，主要指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休谟、莱辛等，时间大约从1730～1780年，启蒙运动晚期是在18世纪最后30年，通常以法国革命作为结束。在对待人类思维方面，启蒙运动还是具有普遍的精神内涵的，这就是，人们通过内省反思，自由发挥自己的能力和积极的承担责任，就能够在世界上生活得更好，人们能够取得真正的进步，但是人类的进步决不会自动发生，也不会理所当然的取得，只有在改善周围世界的意志驱动下，通过艰苦努力才能取得自由。正如康德在其论文《什么是启蒙》中宣示的那样：“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这就是康德的启蒙运动的箴言。
法国启蒙运动是十八世纪法国的一次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斗争对象是封建专制制度和它的精神支柱——天主教会势力。启蒙运动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夜，它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为西方后来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整个西方近代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关键的影响，最终使法国走进现代文明发达国家行列。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随着资本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矛盾的不断深化，法国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反对封建统治与教会特权的斗争也迅速展开。法国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后，在欧洲历史上出现的第二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就是启迪和开导人们的反封建意识，给尚处在黑暗中的人们带来光明与希望，反对蒙昧主义、专制主义和宗教迷信，打破旧的传统观念，传播新思想，新观念。进步思想家对封建意识形态发起全面批判，企图使人们的思想从传统偏见、神学教条、天主教会和专制政权的压制下解放出来。在十七世纪自然科学和哲学成果的基础上，启蒙学者认为，正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人们也能够凭理性的力量发现有关自然、人类和社会的法则，谋取世俗的幸福；他们以理性、宗教容忍和进步的观念向保守现状的旧观念进行冲击，反对一切禁锢思想和压制自由的教条和制度；其中最进步的思想家们，主张宗教上的无神论、哲学上的唯物主义、政治上的民主政体、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启蒙思想涉及宗教、哲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美学等各个领域，出现各种学说体系和许多著名代表人物，如英国的阿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斯蒂尔(Richard Steele，1672-1729)、斯威夫特、彼普(Alexander Pope，1688-1744)，德国的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莱辛、赫尔德，意大利的别卡里阿、维科，美国的潘恩、杰弗逊、富兰克林，俄国的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但运动的中心在法国，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以及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起了显著作用。运动影响深远，当代人即已开始使用“启蒙时代”的概念，以表示同“黑暗的中世纪”对立；法文、德文、英文原文均含有“以光明驱逐黑暗”之意。启蒙运动作为成熟的反封建、反教会的进步思潮登上了历史舞台，不仅为未来的政治革命制造了舆论，而且为法国创建了高度的精神文明。广义上的启蒙运动则不限于欧洲和北美，而是世界性的普遍的历史现象。
东西方设计绘画美学异同：东方以中国为代表的绘画审美基点在于“意味”，西方绘画的基点在于“再现”中国绘画最求形象之外的意，线条与超然的色彩更能充分表达主管情感，成为东方美术造型的主要手法。西方人致力于物象属性的研究，造型艺术便充分利用了自然科学，借助明暗规律光与色的关系，空间，体积，结构，运动的表现成为主要造型的依据。东方审美的本质在于尚意，领悟，对真实的理解是物体对应情思后“升华了的真实”，西方审美本质是尚形的，他们认为认为造型艺术的认识必须是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而理性认识必须有明确的定义，审美必须有客观依据，有准确的概念，推斥了东方的“领悟性”重视自然给人的美感及生活体验的功用。东方：逻辑体系严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意足不求颜色似”如山水画讲究意境，讲究“澄怀味道”，“有无相成，虚实相生，灵气往来，无画处皆成妙境”。画面上用大面积的空白，大块的墨线与墨块，多视域的构图处理，成为东方人理解到有相辅相成的艺术创造中的宇宙和谐实体。西方人认为：“之所以世界千差万别就在于它们有各自都具有不同的数量关系。雕塑绘画等艺术的美在于‘数的和谐与比例'。一切造型艺术要依靠对数据恰如其分的把握”。如此自然最完美的比例节奏构成了重要依据.完美的古希腊雕塑来自理想中比列的和谐与完美,神庙建筑来自几何图形的和谐统一,艺术史成了这种和谐与人感知的理想契合.
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女性服饰变化多样，异彩纷呈，该时期法国在政治、经济、思想解放和文化融合上发生了重大改变。启蒙运动自由、平等观念的传播引起人们对妇女地位和命运的广泛关注，此外这一时期的法国女性服饰受启蒙思潮的影响，相对过往呈现出了更多的个性、多变和生机，它们与女性的生活息息相关，与女性的身份地位有密切联系。本论文从启蒙运动期间的法国女装入手，探讨期间复杂的女性形象,揭示法国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服装作为一种符号语言， 能够将抽象的思想具体化， 有助于推动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改革。启蒙运动影响下法国传统的社会秩序遭到冲击，两性关系出现变化，女性通过服装变化表达其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其中主要分析在这个特定的时期塑造了什么样的新思想，思想如何冲击了社会和环境，进而分析服饰是如何映射出地位的变化，最终探究这一课题有何种价值和意义。
启蒙运动为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做了思想和理论的准备；为法国大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沉重的打击了封建宗教思想，使自由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
启蒙运动首先为法国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启蒙运动所宣传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自由、平等、民主和法制的思想，推动了革命和改革；也对19世纪以后的亚洲国家有很大影响，如鼓励了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一批仁人志士为改造社会而斗争。
戊戌变法受启蒙运动影响最大的君主立宪制。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一批启蒙学者，他们翻译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名著，介绍他们的思想，对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思想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
(2)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3)文化上：近代科学的兴起，科学与知识的进步。
(4)外交上：新航路开辟。
(5)政治上：英、法等中央集权民族国家形成。
1.启蒙运动的背景： (1)思想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 (2)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3)文化上：近代科学的兴起,科学与知识的进步. (4)外交上：新航路开辟. (5)政治上：英、法等中央集权民族国家形成. 2．启蒙运动的概况： (1)性质：17、18 世纪,欧洲爆发的一场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 (2)过程：开始于英法,随后扩展到德国、荷兰等国. (3)思想武器：理性. (4)斗争矛头：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迷信,提倡理性与科学. 3.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 （1）把斗争矛头指向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强调理性； （2）斗争的目的,既要消灭专制主义王权和天主教的世俗势力,又要确保他们要求的政治民主、权利平等和个人自由的制度； （3）主要内容是呼唤用理性的阳光驱散现实的黑暗,努力构建一个民主和科学的美好时代.猛烈抨击天主教会的权威和迷信,反对专制和愚昧,提倡科学、自由和平等.
西学，西方文化；东渐，向东传播或靠近，简单的说来就是西方文化传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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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释西学东渐，是指从明朝末年到近代的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2、两大阶段（1）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2）鸦片战争前后直到五四运动前后3、传播媒介（1）来华西人来华的西方人，包括传教士、外交家、官员等，均对西学东渐造成影响。（2）出洋中国人（3）书籍的出版流通（4）期刊
【概念】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在这段时期中，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藉由来华西人、出洋华人、各种报刊、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澳门、香港、其它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两大阶段】1、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明万历年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有所触动。此时的西方科学技术开始迅速发展，而中国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非常缓慢，大大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同时，也大量传入大量科学技术。当时中国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学技术上知识，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这一阶段的西学东渐，由于雍正的禁教，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并未完全中止。此时的西学传入，主要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为主。1605年利玛窦辑着《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当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由于只在少数的士大夫阶层中流传，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2、鸦片战争前后直到五四运动前后。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西方人再度开始进入中国，并以各种媒介带来西方的新知识。而由于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的刺激，促使清朝政府在1860年代开始，推行了洋务运动，也促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传入中国，当时中国人。当时的洋务人士，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面对西学，而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相关的器械运输等，而未试图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加以学习，因此在这期间学术思想方面的传入主要藉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媒体，以及洋务机构中为军事目的顺道译介的书籍。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许多人以转译日本人所著的西学书籍来接受西学。进入民国时期，由于对政治的不满又进一步导致知识分子们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五四时期这种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波的西学东渐，一直持续到当代而未止。【媒介】（一）来华西人来华的西方人，包括传教士、外交家、官员等，均对西学东渐造成影响。1、传教士在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学东渐中，传教士扮演著相当重要的角色，当时主要以天主教耶稣会为主的传教士们（较晚亦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的教士），在试图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同时，引介了西方的科技学术思想，译著了大量的西方学术相关书籍。其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的有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人。在19世纪的西学东渐中，基督新教的教士也开始进入中国，天主教士也随口岸的开放来往各地，他们成立教会学校、医院，并开设印书馆、设立期刊、并译著大量各种书籍。对于西学的传入有很大贡献。2、其他来华西人除了传教士之外，许多来华的官员、探险家等也成为传入西学的重要媒介，例如将领戈登对于中国洋务时期军事的影响。主持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对于西方管理制度的引入，以及译介书籍、最早西方军乐队的引入都有影响。（二）出洋中国人1、旅行家及商人及外交官明末清初有不少中国人随传教士到欧洲旅行，但早期都没留下相关文字，因此对西方文化的传入影响不大，最早有记录的是樊守义（1682-1753）在康熙年间随四位传教士出使罗马，写成《身见录》一书，描写欧洲政治制度、建筑、风俗等，对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有不少影响，许多对利玛窦等人著作存疑的中国学者，观点开始有了转变。乾隆年间的商人谢清高游欧后所著《海录》则更广为人所知，记录欧洲的贸易、工艺、人民生活及世界地理。鸦片战争以后，自行出洋的中国人更多，1840年代商人林针的《西海纪游草》，记述其至欧洲及美国的记游。近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王韬在1867年出游欧洲，1870年出版《法国志略》、《普法战纪》二书；1879年出游日本，影响其各种主张思想，商人李圭1876年至美国参与博览会，写下《环游地球新录》一书，成为中国人中首位环游地球一周的记述者，并对美国的学术科技的发展有所介绍。而清政府也因洋务运动的推行，在1866年派官员斌椿等人考察欧洲12个国家，著有《乘槎笔记》；1868年至1870年由满人志刚首次正式出使欧洲及美国，著有《初使泰西记》。此外，早年同斌椿考察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之后多次出游欧洲，著有《航海述奇》共七部，对欧洲社会学术文化的描写更加深入。光绪年间开始设立驻外公使之后，有更多重要官员和知识分子出使欧美并撰写游记，且由于公使较一般旅行者停留较久，因此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能更加深入，其中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包括郭嵩焘、刘锡鸿、黎庶昌、曾纪泽、徐建寅、薛福成等人。甲午战争以后，中外交通大开，出洋变成很普遍的现象，因此不赘述。2、留学生近代中国的留洋学生起自于鸦片战争之后，早期的留学生，多为港、澳地区教会学校的学生，进一步出外发展，1850年至美国耶鲁大学读书的容闳，1848年至英国爱丁堡大学的黄宽等, 即为早期留学生的代表之一。容闳在学习中，感受到中国社会文化的不足，因此回国后，即希望能有更多人出国学习西方事物，在他的争取提议下，终于在1872年清政府选派第一批留美幼童，次年并有第二批，他们在中学毕业后，主要以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等学习为主，虽然在1881年被改变政策的清政府招回，但他们对于西学的传入有所贡献，也影响往后的留学生的留洋，他们之中最著名的包括詹天佑、唐绍仪、梁谕等。另一方面1875年开始，福建船厂及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也陆续被派至欧洲各国学习，对于晚清对西方海军的学习有所贡献，但其中最著名的严复反而不是在军事而是其他西学的传入有重大的影响。相较于洋务运动期间留学生多为官派且人数少而零星，甲午战争之后，首先兴起了留日浪潮，大量官方资助及民间自行前往的留日学生出现，对于由日本学习西学有很大的助益。此外，1900年以后，由于美国归还部分庚子赔款作为留美的经费，使留美的留学生人数大为增加。留学法国则在1912年左右，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发起勤工俭学的运动，使许多人得以留法。这些大量的留学生直接接触到西方的教育，使能更直接能将西学传入中国。【媒体】媒体是将少数知识分子所习得的西学，较快速地传布于较多人的方式，在近代的西学东渐之中，最主要的媒体有书籍、期刊、报纸等。1、书籍的出版流通西学书籍的翻译和著述，是西学东渐相当重要的媒介，关于各种出版的书籍和简介，见于后面的书籍列表以及各学科的相关内容，这里主要探讨书籍的出版和流通。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虽然出现了大量的由教士及士大夫合著合译的书籍，但这些书籍未能受到当时一般社会的重视，未能打入晚明已十分发达的商业出版界，因此虽然西学书籍有刻印出版，但主要仍仅流通于少数有兴趣的士大夫阶层。19世纪初以来，首先开始大量出版西学书籍的是西方的教会组织。如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上海创建《墨海书馆》。墨海书馆出版了一个批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如《新约全书》、《大美联邦志略》、《博物新编》、《植物学》、《代微积拾级》、《代数学》，还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是道咸年间译介西学最重要的出版组织，此外早期重要的西人出版社尚有美华书馆等。1887年由传教事、外商组成的广学会是另一个重要的西学出版机构，其出版翻译的大量政治、科技、史地、法律等方面的书籍，尤其在1895年以后成为维新派如康有为等人思想的重要来源。另一类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由清政府在洋务运动的推行下所成立的，其中1865年成立的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最多，影响最大，尤以科学技术方面书籍最多，北京的同文馆，则以国际公法、化学、法律方面的书籍影响最大。除此之外，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天津机器局、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机构都设有翻译出版的机构。中国民营的出版社始自于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商业性的考量，其出版重视较为通俗的知识介绍，以及配合新式教育的推而出版的新式教科书，同时由于其出版社分馆及销售点遍布全国，因此对于将西学新知传布于更广大的民众，有很大的贡献。其后于1912年成立与商务竞争的中华书局亦扮演著类似的角色。书籍的流通方面，除了书局书店之外，各式的图书馆也在维新运动时期开始推展，希望能改变传统中国官藏私藏书籍而不善加流通的情形。最早是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成立学会并藏书向公众开放借阅，其中藏书除传统学术书籍外，增加了许多西学书借。公共图书馆则要到1902年清政府规定各大学堂要设立图书馆，而1905年才有第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在湖南成立，收藏大量西学书籍。其后各省也渐次成立。至民国时期，公私图书馆事业都更加发达，对于传布新学于民间产生不小作用。2、期刊杂志报纸由于是定期出版，相较于图书而言，对于传播最新的西方知识有重要的角色。第一阶段的西学东渐，尚无期刊的出现。晚清早期的期刊多半是教会期刊。最早的中文期刊，是英国耶稣会教士马礼逊和米怜1815年于马六甲共同创立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虽然不在中国发行，但有不少流传入中国。中国本土则是1833年由荷兰教士郭士立在广州成立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纪传》，内容介绍西方文化、新闻、文学等。其后数十年间陆续有传教士成立各种期刊，但大多延续时间不长（五年已算长），发行量影响力也都较小。1853年理雅各和麦华陀在香港创办《遐尔贯珍》;1854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创办《中外新报》;1857年墨海书馆伟列亚力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1862年英国耶稣会士在上海创办《中西杂述》;1868年由美国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成立的《中国教会新报》（1874改名《万国公报》，广泛介绍西方各种知识，其延续时间长，发行量大，是晚清传播西学重要的媒介。1872年京都施医院在北京办的《中国闻见录》是北京最早的期刊。此外1876年由英国人傅兰雅（原名John Fryer）在上海成立的《格致汇编》，是第一部科学专门的期刊，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具有重大影响力。1895年甲午战争的刺激，使得大量各种国人所创的期刊兴起，多用于宣传西方政治思想及学术，最早包括康有为1895年成立的《万国公报》（与林乐知所创同名），1896年成立的《强学报》，同年梁启超成立的《时务报》等，这些刊物的发行量及影响力，都远超过早期的教会期刊，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之后1901年因火灾停刊，又创立《新民丛报》，同时革命派则在日本有《民报》，二报之间的互相争论，激发起读者们对于政治事务的热心参与以及许多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理论的的认识。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晚清政治性期刊的热潮减低，1915年成立的《新青年》，代表著新的一种，以文化的讨论为主要目的期刊，《新青年》以及其他类似的期刊，对于民国时期西方思想的传入产生的重大的影响。3、报纸报纸虽相较于期刊而言，多具有报导及商业性质而缺乏较深入的知识，但由于出刊时间快发行量大，有助于把西方知识和消息广传开去。影响力较大的报纸中，最早的是1861年由英商匹克伍德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新报》，其内容除新闻、商务消息外，也有西方科学技术等的介绍。1864年香港连续出版了《中外新报》、《近事编录》和《德臣西报》中文版《华字日报》。其后，另一西商美查（Ernest Major）在1872年成立《申报》，之后成为晚清民国的重要报纸，其内容虽然以新闻、奇闻为主，但也包含对西方思想及消息的报导，以及在读者投稿中对于中西文化接触问题的讨论（著名的是铁路与风水的争论）。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世界上第一家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日报，王韬自任主笔,写下大量鼓吹变法自强的政论。在1895年以前，新式报纸的影响力仍然仅限于沿海口岸地区。但在1895后以后，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大增，如《申报》增加版面，发行地区也增加之外，有更多的报纸开始出现竞争，包括上海的《新闻报》、《时报》，天津的《大公报》等，此外尚有革命派的报纸如《警钟日报》，且各报纸开始渐由早期以文言为主，转而以较多接近口语的文字来吸引更多的读者，不少白话报也在晚清全国各地出现，这些对对于西方新思潮的传布产生重大影响。【新式学校】明末清初，教士艾儒略所撰的《职方外纪》中，曾对欧洲国家的学校制度加以介绍，但未受当时士人的重视，也未影响中国的教育。在晚清这波西学东渐中，西式的新学堂才开始逐渐建立，并成为学习西学重要媒介，早期的西式学校多为西方人，尤其是教会所设。最早的学堂为1839年在澳门成立的玛里逊学堂，其后在当时唯一的口岸广州也有类似学堂成立。鸦片战争之后，教会学校才广泛成立于各个口岸，天津条约之后进一步发展至内地，成为早期西学在民间传布的重要管道。1876年徐寿、傅兰雅在上海创立的《格致书院》，是较早的一所教授西洋自然科学的学院。在洋务运动中，为培育相关人才，清政府也开始成立新式学校，最早的是北京的同文馆以及上海的广方言馆，其后在全国各地成立天文、电气、医学、军事等专业的西式学堂，教会学校也在这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开始淡化学校的宗教色彩，都对西学的传播产生重大作用。甲午战争的刺激和戊戌维新的鼓吹，使得新式学堂大量出现，大量传统的书院改为新式学堂，而1905年科举的废除，更使得传统的私塾失去了其主要作用而没落或转型，晚清新政中并正式采用西方学制来规范各级学校，其学习西学的内容也更为广泛。【港、澳及其他口岸租界的角色】澳门由于在明后期由朝廷让与葡萄牙人，因此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西方传教士常以澳门为中继站，而一些学术思想亦经由此逐渐传入中国内地，而许多与西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亦在澳门学习西方语言及文化。1841年，香港在《南京条约》中割让给英国，使得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澳门作为中西之间桥梁的作用，移入香港的中国人在这里得以接触到英国的政体、法律、习俗、学术文化等，在这个环境下，产生了近代中国不少具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包括如王韬、何启、洪仁玕等人。随着清朝与西方国家之间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各地通商口岸租界逐渐设立，产生了许多中西文化得以交流的管道，其中尤以上海租界最具代表性及影响力，居住在租界中的民众，较直接地接触到新的西方科技事物、西方式的政治法律体制、资本主义式的经济以及西式的媒体，也因此许多近代以来的新知识分子，都曾因在上海生活而受到西学的影响。此外，活跃于各个口岸的买办商人，因为商务的需要，成为较早开始接触了解西方语言文化习俗的一批人，如主张议会民主的郑观应即是广东口岸地区商人出身。【日本在西学传入中国的角色】道光咸丰年间，中国原比日本早开始接触西方，因此日本人经常透过中国的译介（包括如魏源等人的著作）来了解西方。但随著日本人开始接触学习西学，包括明治维新的推行，使得在1870、1880年代时，对西学的学习开始超越中国，而为如李鸿章等人所注意。此外任日本领事的黄遵宪写于1887年《日本国志》介绍日本的历史及进步发展的情形，但未受到当时人的重视。甲午战争使更多人注意到日本人学习西方的成功，之后俄罗斯侵略中国东北，使清政府决定与日本友好，加上地缘之便，大量留学生到日本学习。由于文字的接近（当时日文汉字较现代日文的汉字更多），许多即使仅粗通日文的人，也能大致阅读甚至译介日本的西学译著，因此日本成为晚清时期（尤其在1895-1914年间），中国学习西方学术文化最重要的媒介。例如维新派的康有为，在推行新政时，多引日本学习西方政体制度的例子来作范例。晚清影响思想界最大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其大量介绍西学的文字便有许多得自于在日本期间相关译著的学习。日本对中国西学东渐的影响，更可由大量的日本汉字的引用可看出，包括如“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哲学”、“化学”、“物理”等重要的西方新概念词汇在内，共有数百个日本翻译的西方新词汇传入中国并广为应用。1914年以后，由于日本对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引起强烈的反日运动，加上留学欧美的管道逐渐便利，人数增多且更受到重视，因此日本作为中国学习西学的中介角色就减弱了。【中国人对西学看法的变化】1、明末清初时期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使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但这并未造成中国人对于中西学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变。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此外，当时最常见的一种说法，便是“西学源出中国”，认为当下一些中学不及西学的事物，其实是中国古代已有而传入西方，但中国本身反而失传的事物，如黄宗羲认为一些数学原理是周公时代西传的。王夫之认为西学大多是“剽窃中国之绪余”。钱大昕认为西方天学算学，是习自于在中国已失传的祖冲之的著作，这样的看法使得当时人能很安心承认并学习这些西方较优越的学术。2、晚清时期晚清道光咸丰之交中国人与西方人接触时，除了大多数人根本不重视甚至排拒西学的存在之外，仅有少数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注意到西学有其优越之处，但基本上，他们仍不把西学看作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文化，从魏源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来看，西学只能是“夷学”，其中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地位远不及中国学术思想。在洋务运动早期，大多数人仍存有这种类似的看法，但随著与西方接触的增加，“西学”一词逐渐取代了“夷学”，许多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正视西学，视之为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思想，并开始探讨应当如何融合二者的优缺点来帮助中国富强，当时在政界学术界都有重要地位的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成为晚清新式知识分子们最典型的西学观点，认为西学在器物、制度上胜过中学，但在基本的思想道德人心等方面不如中国。这样的中学西学的观点，在晚清一度让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暂时取得一个安心于学习西学的模式，但在清末最后十多年已开始受到挑战，到了民国初年，当更多的人对传统文化不满开始视西学为“新学”，认为西学高于中学而应当取代中学时，便引发了进一步的论战。【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论战及影响】第一次正面的理论对恃是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始的。论战的焦点是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评价和认识。《新青年》一问世，就大张旗鼓地宣传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而他们提倡的“所谓新者就是外来之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公开主张以西方文化来取代传统的封建文化。为了强调西洋文明的先进性，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把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加以比较后，概括了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的特点，他认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文中尽是以西方文化之长来映照中国文化之短，这样的态度和明显的取向，很快引起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从1916年开始，《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便以“枪父”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东西文化差异的文章，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论战。他也采用陈独秀的比较方法，而其结论却完全相悖。他将西洋文明概括为动的文明，而将中国文明概括为静的文明。他说这两种文明可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却又“不可不以静为基础”。甚至西洋文明也必须由吾国文明，去救之弊，济之穷。他告诫国人不要受西方物质文明的“眩惑”，坚持要以儒家思想为是非之标准。他指责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输入，破坏了这一传统标准，于是造成了“人心之迷乱”少国是之丧失’，少精神之破产。陈独秀、李大钊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李大钊采纳枪父的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的说法，却又在价值取向上完全否定了枪父的论点。紧接着，第二次大规模的论战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此时，传统文化已受到了猛烈冲击，西方文化已如“洪水”，般涌入，新文化的传播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完全拒绝外来文化的论调已根本站不住脚。于是文化战线上又产生了一种中西文化“调和论”。1919年秋天起，章士钊到处讲演，鼓吹新旧调和之说。他认为:“调和者，社会进化至精之义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枪父等人也赶紧呼应这一论调，进一步提出、中国固有文明不但不能“革除”，而且这种调和，也只有把西洋文明“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这实际上仍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文化守旧论。李大钊在论战中从经济基础的决定因素方面分析了新文化必然取代旧文化，而不是与之调和的客观必然性。《新青年》、《新潮》、《民锋》、《每周评论》等杂志都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这次论战一方面进一步传播了与封建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新文化精神，同时也大开了“全盘西化”论的先河。关于中西文化的第三次论战是发生在1920年代初期。其主题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1918年，梁启超自欧洲归国，出版《欧游心影录》并发表了大量观感，主要观点是认为在欧洲一百年来的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却带来的许多灾难，要想解放“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的西方世界，只有依靠中国的古老文明。而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他认为这三种文化系统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循序而进的三个阶段，并得出结论说:西方文化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紧接着“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胡适等人立刻起而应战。胡适认为:“现在全世界大通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则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参与这次论战。瞿秋白指出:“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而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两者都应为当代社会所摒弃，只有进行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