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思路：首先阐明自己的论点，然后进行举例论证，最后可以根据巴金《家》这篇小说写出自己阅读后的感想，表达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正文：
在悠久的年月里“家”是中国人大的安乐窝，是休憩的港湾，可巴金笔下的“家”在新时代的风景里成了牢笼。
长篇小说《家》以20年代初期中国内地城市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离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
作品中的高家是中国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的缩影，在这个门墙上挂着“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对联的大家庭里封建的理论规范和儒家的教义，像无形的绳索-样禁锢着年轻一代的手脚，虐杀着他们的生命
它外表庄严优雅，内里却荒淫腐败充满了尔虞我诈和钩心斗角。那是“四世同堂”之家崇尚“和乐”之分，表面上肃穆庄严，幕后到处都是邪恶和隐私。
高老太爷是这个家庭威严的象征，然而他自己却又在涑渎着家庭的尊严。他在子孙面前道貌岸然进行着“万恶淫为首”之类的家庭教训，自己却在玩小旦，娶姨太太，过着荒淫的生活。
为了争夺家产，陈姨太、克安、克定等打着维护家族荣誉和高老太爷的招牌，耍尽了花招，他们先是闹“鬼”吓死了老太爷，接着又以“避血光”让临产的瑞钰到城外生产最后死于难产;他们很清楚是军阀混乱导致商场被毁，但却硬逼觉新赔偿股票的损失，并且在老太爷尸骨未寒时大闹分家，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在这个家庭里演绎得淋漓尽致。
进中国知网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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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巴金小说《家》中的“人性恶”摘要:巴金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小说《家》揭露了封建体制的罪恶。但这只是小说意蕴的一部分,因为这部小说不仅仅揭示了制度之恶,还展示了人性之恶,很多发生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的悲剧,其根源往往不只是罪恶的封建制度,还有源于人性深处的恶。小说对人性恶的呈现构成了《家》的另外一层意蕴。关键词:巴金;《家》;人性恶巴金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终其一生他都在不遗余力地抨击着封建体制带给人们的伤害。代表作《家》在这个方面有着鲜明的体现,也是研究者历来关注的重点。但是,作为一部至今读来仍然感动人心的作品,《家》的思想意蕴远不止此。岁月的磨洗使得这部小说另一部分的意义逐渐鲜明起来:《家》中描述的那些旨在暴露封建大家庭罪恶的惨剧和所揭示的大家庭内部的腐败堕落,其产生的根源并不仅仅来自专制体制,还来自人性中的恶。展示具有多样表现形态的人性恶,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又一层内蕴。在对《家》所表现的人性恶进行探讨之前,需要对“人性”这个概念进行必要的说明。“人性”是一个运用广泛,含义繁复的概念,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论述颇多。笔者不准备就此问题进行详尽地探讨,只根据个人的理解和生活体验并结合所要研究的文本,对“人性”这一概念做简略说明,以便下文的讨论。本文所要探讨的人性,是指人性中那些虽然不可能完全超脱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局限,却主要不是在具体的家族礼教制度和社会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和稳固性的人的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这种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主要不是源于社会因素而是源于生物因素,它是一种构成复杂同时又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和稳定性的天然结构。在现实当中,人的社会因素总是和生物因素结合在一起发生作用。但要强调的是,生物因素并不会因此就融合到社会因素中去,生物因素仍不失其自身的特性,它感受到社会因素对自己的影响,从而获得新的表现。这里涉及的人性并不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会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而发生质变。由以上界定可知,本文所谓的“人性恶”就是指人类与生俱来的具有很大普遍性和稳定性的具有负面特征的人的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正如卡夫卡所认为的,人们面对统治世界的恶势力之所以会感到无能为力,是因为人的生命本性无法依赖,人本身就是这股恶势力的发射源[1](P54)。当然,也要注意到,《家》这部小说对于人性恶的呈现较之巴金的后期作品如《憩园》《寒夜》等要隐晦得多,而它与对封建礼教的揭露和批判的联系却要紧密得多,很难将这部小说中的人性恶完整地抽取出来进行独立地分析。在《家》中,往往是同一事件既包含有反封建层面的意义,又具有对人性恶的揭示,它们二者是相互交融、相互生发的关系。因此,我们的分析只能是侧重于小说人性内蕴的一面而不可能完全抛开对其社会政治层面的意义的关注。但是,不可否认,人类灵魂的深处确实存在着某些代代相传、绵延而下的具有很大稳固性和普遍性的缺陷,对之进行深入探讨,在我们这样一个历来十分注重政治性、社会性的国度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此外,还需说明的是,巴金小说《家》的版本众多,本文用做分析的文本出自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七集中所收的《家》。它是依据1933年5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本付印的,较能体现这部小说的初始面貌。以下引文若无特别标注,均出此书。小说《家》呈现了人性恶的多种具体表现形态,例如人性的卑劣、偏狭、自私和伪善等。这些表现形态往往同时集存于《家》中的某个人身上,它们之间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可以彼此转化的,并不存在十分清晰的界限。但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仍将分类论述。一、对卑劣人性的揭示这主要通过小说中对社会舆论的描写表现出来。巴金的小说《家》多处涉及了对社会舆论强大异化力量的描写,但我们不准备从社会政治层面对小说中这类描写进行分析,而是力图从人性的层面来看待这类描写的内涵。《家》所描写的社会舆论主要不是一种常态的舆论形式,而是舆论的种种畸变形态,如:流言、谣言、诽谤等。这些都是人们急于满足卑鄙私欲而采取的过激的评价行为。那些本来不应受到非议甚至需要声援的人和事经过一些人恶意的歪曲、放大从而产生了强大的扼杀人精神以至肉体的力量,这是在人性恶的驱使下出现的十足的恶行。在小说中首当其冲的是那些行为激进的青年。琴和剪掉辫子的倩如走在街上,听着跟在她们后面的男子们不堪
浅谈巴金后期小说创作的思想主题和艺术风格论文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家肯定对论文都不陌生吧，论文是讨论某种问题或研究某种问题的文章。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应如何写一篇优秀的论文呢？下面是我整理的浅谈巴金后期小说创作的思想主题和艺术风格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论文摘要：
巴金创作于40年代的作品，要比三十年代更成熟。其作品《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就艺术水平而言，都超过了《家》这样的作品。尤其是《寒夜》，在巴金后期创作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思想主题的多重意蕴及艺术风格的巨大变异，显示了巴金小说的巨大美学价值。
论文关键词：巴金；《寒夜》；冷静缜密；复调。
人物介绍：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有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巴金1904年11月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23年巴金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
巴金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巴金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一、由单一走向多重意蕴：
巴金后期小说的“复调”结构巴金在40年代，在风格上变得深沉，内涵复杂丰富。如果说早期作品都是单调小说，后期基本上都是复调小说。在作品中，总有多种意蕴和声音。他仍然承续着前期的抒情性，但是，不象早期那样浮躁，粗浅，激越。而是含蓄蕴籍，令人回肠荡气。比如《憩园》抒情性比较强一些，但是，很委婉深切。之所以如此，就是内涵上比较丰富。一方面仍然是对封建大家庭的文化批判，另一方面却是对人性自由、善良的渴望。还有作者个人化的对家族的情感因素。《第四病室》社会批判性很强，但是，也有人性透视和对善良、美好人性的渴望。尤其是意蕴丰富、技巧精湛的《寒夜》，可以说是巴金最圆满的艺术精品。接下来笔者就以这部作品为例，来探讨后期小说的深刻的思想主题和艺术风格的变异。
二、《寒夜》的多重意蕴
《寒夜》文字并不多，但内涵非常丰富。是社会批判、文化冲突、人性探索与人生思考的合一，现实、文化与人性、人生的三位一体。
1、巴金创作《寒夜》的一个巨大动力就是批判黑暗的社会现实，“寒夜”就是阴郁现实的象征。作品是写一个小家庭的悲剧，它不是来自巴金过去大家庭的生活资源，而是来自于自己小家庭的生活感受和想象。创作《寒夜》时，巴金新婚不久，还陶醉在幸福甜蜜之中。但是，他以一种卓越的想象力，写出这样一个动人的悲剧故事。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人物很少，一对青年夫妇，一个婆婆，一个孩子。丈夫汪文宣性格软弱，收入微薄，妻子曾树生漂亮、开放，而婆婆却守旧顽固。由于生存压力，本来就存在的矛盾日益激化，婆媳之间冲突不断升级，丈夫左右为难，精神极度痛苦，最后妻子离家出走，丈夫由于严重肺病，在抗战胜利锣鼓声中痛苦死去。婆婆领着孩子离开家里。结尾的时候，妻子曾树生回到家里，但是，人去屋空，她一个人在寒冷的月夜下徘徊。作品写道：夜，的确太冷了。巴金把这种家庭悲剧和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正是国统区这种黑暗的现实造成了这种家破人亡的悲剧。后来，巴金为了解释这部小说的社会意义，一再强调成书的时代背景，明确表示作品的目的是揭露抗战前夕大后方政治黑暗和知识分子的痛苦处境。“那时社会上最活跃的是官僚资产阶级，是那种利用职权囤积居奇，做黄白黑生意的人，他们官商结合，权利结合，像蛀虫一样把中国在战争中所剩下的一点元气全部耗光。”作品中汪文宣的痛苦、失业及家庭的破碎，都和社会现实具有密切关系。
2、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冲突
实际上，这种家庭悲剧也可以在文化上找到原因。
在这个家庭中，婆媳间的冲突是最重要的冲突。婆婆完全是旧式的，在她身上是传统封建的家庭伦理观念，而曾树生却是受过现代教育的新青年。婆婆总是用旧的观念去衡量儿媳妇，媳妇由于无法接受这种陈旧的道德约束，于是双方常有冲突，这导致这个家庭的破碎。
婆婆对于儿子和媳妇，就象中国所有非常传统而狭隘的母亲一样，是那种伟大而自私的爱。但她同样也以那种传统的封建妇德审视曾树生。在传统妇德的尺度下，曾树生这样一个新派女性就是不守妇道的坏女人。她极端讨厌、甚至憎恨儿子的妻子。她看不上曾树生的生活方式，如跳舞、晚上与人应酬，化装、穿漂亮的衣服等。她甚至对曾树生和自己儿子的自由恋爱和婚姻都进行非常尖刻的嘲讽，“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曾树生自然难以忍受这样辱骂，她说：“我告诉你，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了，我就不曾有过缠脚的福气。”在更多的情况下，她不是和曾树生正面冲突，而是通过汪文宣和曾树生激烈冲突。她不是去理解、支持儿子和妻子的感情，而是破坏她们之间的感情。看到儿子和妻子的那种亲密的感情，她不是感到欣慰，而是反感。儿子和妻子吵架，她不是希望他们两个快点和好，而是幸灾乐祸，甚至挑拨离间，添油加醋，怂恿儿子和妻子一刀两断。曾树生和汪文宣吵架赌气出走，她说是“私奔”，而且说她不可能回来，说：“要是我就登报离婚。”“我劝你死了心吧，现在新派女人，哪里会长远跟着你过这种苦日子啊！”“那个女人走了也好，将来抗战胜利，有一天你发了财，还怕接不到女人。”儿子主动找妻子，她便生气，认为儿子没出息。两个人的冲突最后到了那种有我没她有她没我的程度。曾树生出走就和这种婆媳冲突具有更直接的关系。
3、人生思考与人性探索
这种家庭悲剧还蕴涵着巴金对人生、人性的.思考和探索。如果说婆婆与媳妇的冲突主要是新旧文化的冲突，那么，夫妻之间的冲突就带有更多人性、人生的内含。
造成这种家庭悲剧的最深层根源是生命冲突。汪文宣与曾树生是两种不同的生命状态。汪文宣是枯萎颓败，曾树生却是饱满丰盈。他们之间并非因为缺乏感情而破裂。汪文宣和曾树生的婚姻，并不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他们是自由恋爱结婚，在一起生活了14年。从作品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她们之间有很深的感情。曾树生即使离家出走，也仍然惦念着家里的丈夫和孩子，总是按时给家里寄钱，写信，最后又回到家里。所以，关键不是他们之间的感情问题，而是生命状态的问题。汪文宣已经丧失了男人的生命力量，这不仅是由于他身体的疾病，更重要的还是他的精神状态。他仅仅剩下一个善良道德的空壳，除了善良忠厚，一无所有。他是那种在日常生活的压力之下被磨去了生命力，不断下滑沉沦的人。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他都缺乏应该有的独立意志和力量，只是软弱无力地随波逐流。
在社会上，他虽然在工作上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但是，在事业上却一无所成，甚至最后失业，靠妻子养活。他既没有朋友，也无法获得上级的认可。他的懦弱几乎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大家凑钱请上司吃饭喝酒，他本来很拮据，丝毫没有兴趣，却也不敢说不，拿出钱来，一起到酒店，强做欢乐。他带着严重的肺结核病工作，总是咳嗽，但是，上司看他一眼，他就不敢咳嗽。在家庭也是同样的软弱的，他没有能力处理好家庭纠纷，在妻子和母亲冲突的时候，他左右为难，无所适从，除了痛苦，就是无奈。他的这种软弱，已经使他丧失了一个男人的魅力。他经常瞪着一双可怜的目光，在曾树生的脸上寻求同情和理解，但是，曾树生最无法忍受他的这种目光。他的母亲总是咄咄逼人地排斥、否定曾树生，而她面对母亲的压力时，或者是眼睛充满泪水，或是痛苦呻吟，或者是企求的目光，或者沉默无语。他的善良道德可以说是一种对生命力的疲弱的补充，他试图用道德来弥补生命力的不足，但是，他最终仍然无法维持爱情和家庭。曾树生却是那种生命力饱满丰盈的女性。她活泼、漂亮，对生活有所渴望。但是，她并不是那种具有崇高理想的知识女性，而是那种世俗化的知识女性。她渴望的那种幸福，是一种世俗幸福。从这个角度看，《寒夜》就是关于一个懦弱的男人与一个漂亮的女性的爱情悲剧故事。
三、缜密冷静的写实风格
巴金前期是激情写作，后期却是冷静叙述。《寒夜》最充分地体现了巴金后期小说的冷静缜密的写实风格。
巴金前期属于“青春写作”，其风格呈现出激情化的特点。《家》就是这样的小说。情绪、感情成为作品最突出特点。热情洋溢、坦率单纯、酣畅淋漓，汪洋恣肆，行云流水，他不求深刻隽永，不求繁复严谨，只求与读者的感情沟通和共鸣。巴金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写的《激流》总序，短短只有一千字，却不断强调自己的爱和恨的感情特征。爱和恨是一种感情的激流：“这激流永远动荡着，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而且它也不能够停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也曾发射出种种火花，这里面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痛苦。
这一切造成了一股奔腾的激流，具有排山倒海之势，向着唯一的海流去。”一谈到《家》，巴金就强调自己当时的爱和恨的感情。
爱和恨是作品的主要感情。在语言上，抒情性语言非常多，即使描写性的语言，也具有很强的感情色彩。
在很大程度上，《家》就是依靠这种这种爱憎分明的激情反抗的力量而获得了众多的青年读者。但是后期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日常生活细致描摹作品《寒夜》虽然以抗战时期为背景，却没有重大的社会事件，而是写普通的小人物及其日常生活。最主要是写三个人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这就决定了作品的缜密细致的叙述方式。日常生活本身就没有什么戏剧性，如果不是细致地描摹，作品就没什么写的了。所谓细致，就是细节。作品以精彩的细节取胜，作品几乎没有大场景，都是日常生活细节构成。如作品开头写汪文宣由于和妻子吵架，妻子离去。他去妻子工作的银行找妻子去，但是发现妻子正和一个男人出来，他想找妻子而又不敢的矛盾、复杂、痛苦的心理，懦弱的性格，在细节中充分显示出来。
2、心理深度
优秀的小说总是要塑造人物性格的，《寒夜》中人物不多就三个人，但是，每个人物的性格都很丰满，都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人物性格的成功，就是对人物心理的开掘。只有进入心理，才可能塑造性格。一般来说，中国古典小说，主要靠人物行动显示心理，或者是细节描写开掘心理。但是，现代小说往往直接进入人物的心理，更深入地开掘、描摹人的内心生活。《寒夜》主要是靠细节和心理开掘的深度来写人物的。作品往往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把人物复杂心理揭示出来。
比如整个第二部分，全部是汪文宣的心理活动。写他做一个梦。在梦里，母亲和妻子两个人都争夺他，他处在中间，非常痛苦。
四、余论
总而言之，巴金后期的小说创作尤其以《寒夜》为代表，体现了现代文学创作的又一高峰。特别是对人性的深度探索以及注重细节的描摹，展示了一颗伟大文学心灵的卓越的想象力和吞吐经验的能力，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折射出了永恒的文学魅力！
巴金的名言名句：
1、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
2、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面享受阳光，却在黑暗里燃烧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3、要做一个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安慰的人。
4、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5、我的眼眶里至今还积蓄着朋友们的泪，我的血管里至今还沸腾着朋友们的血。在我的胸膛里跳动的也不止是我个人的孤寂的心，而是许多朋友们的暖热的心。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句。我是靠着友情才能够活到现在的。
6、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在于接受，也不在于索取。
7、沉默容易使人跟朋友疏远。热烈的诉说和自由则使人们互相接近。
8、生如同日记，每人都想记下自己的经历。但当他把记好的日记和他的誓言进行比较时，心情是何等谦卑啊!
9、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它，离开了他们，我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写作。
10、财富并不“长宜子孙”，倘使不给他们一样生活技能，不向他们指示一条生活道路，财富只能毁灭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要是它只消耗在个人的利益上面。
11、我常说我靠友情生活，友情是我的指路的明灯。
12、青春是无限地美丽，青年是人类的希望，也是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希望，这样个信念，贯穿着我的全部作品。
13、“死”的逼近使人更宝贵“生”，更宝贵活着所能处理的光阴。人明白自己随时都会死去，他更不肯浪费时间，他要在这有限的余生里做好一些事情。
14、我在写作中所走过的路与我在生活中所走的路是相同的。无论对于自己或者别人，我的态度都是忠实的。……我愿意它们广泛地被人阅读，引起人们对光明的爱惜，对黑暗憎恨。……我的文章是写给多数人读的。我永远说着我自己想说的话，我永远尽我在黑暗中呼号的人的职责。
15、支配战士的行动的是信仰。他能够忍受一切艰难、痛苦，而达到他所选定的目标。
16、光辉的理想像明净的水一样洗去我心灵上的尘垢。
17、希望是人生之需要.人如没有希望，何异江河干涸了流水？
18、理想不抛弃苦心追求的人，只要不停止追求，你们会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
19、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对我来说它永远是鼓舞的源泉。
20、随着信念的指示做事情，事无论大小，我都会感到喜悦。
21、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露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难。我边写，边想，边探索，愈写下去，愈认真，也愈感痛苦。——《随想录》
22、朋友是永恒的，并没有结束的时候。
23、这群青年有良心，有热情，想做出些有利于大家的事情，为这个理想，他们就牺牲了他们个人的切。他们也许幼稚，也许常常犯错误，他们的努力也许不会有点效果。然而他们的牺牲精神，他们的英雄气概，他们的洁白的心却使得每个有良心的人都流下感激的眼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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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艳萍.《从复调分析的角度看巴金后期小说创作》,《中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3]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4]恩斯特·贝克尔.《拒斥死亡》,林和生译,华夏出版社,2005.
《冰心：“巴金这个人……”》 冰心本人也写过巴金的,大概在<关于男人>这个系列里,我记不大得了但愿可以帮到你~
嘿嘿我的论文是写有关巴金的，以下是我的参考文献，希望对你有帮助哦1、贾植芳.巴金作品评论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2、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3、汪应果.巴金论[M]. 北京: 作家出版社,1996.4、谭兴国.巴金的生平和创作[M].四川人民,1983.5、徐开垒.巴金传(修订版)[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6、 谭洛非, 谭兴国. 巴金美学思想论稿[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7、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8、陈未.性情所在,理想所寓——读巴金的《家》有感[J].重庆师范大学作品研究,2008年10月.8、刘福泉,王宏力.在接受中走向经典——巴金《家》的接受史研究[J].保定学院学报第21 卷第3期,2008年7月.9、马晓卉.在犹豫中挣扎前进—--论觉新的意义[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0、余斯岚.一部向封建制度发出控诉的好书---试读巴金的《家》[J].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第17卷第6期,1999年12月.11、汪太伟.巴金《家》的奋斗性人格探索[J].井冈山师范芋院学报第88期,200212、李建东.巴金忏悔意识新论[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3卷第3期,2007年5月.13、马佳.论中国现代作家的忏悔情结[J].南京大学学报第2期,1996年.14、矫翼.秋天，十个巴金[C].天涯社区,2005年12月.15、钟文.“忏悔”与“辩解”,兼论反思历史的方式[C].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
看看这里吧，挺多的
写作思路：首先阐明自己的论点，然后进行举例论证，最后可以根据巴金《家》这篇小说写出自己阅读后的感想，表达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正文：
在悠久的年月里“家”是中国人大的安乐窝，是休憩的港湾，可巴金笔下的“家”在新时代的风景里成了牢笼。
长篇小说《家》以20年代初期中国内地城市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离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
作品中的高家是中国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的缩影，在这个门墙上挂着“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对联的大家庭里封建的理论规范和儒家的教义，像无形的绳索-样禁锢着年轻一代的手脚，虐杀着他们的生命
它外表庄严优雅，内里却荒淫腐败充满了尔虞我诈和钩心斗角。那是“四世同堂”之家崇尚“和乐”之分，表面上肃穆庄严，幕后到处都是邪恶和隐私。
高老太爷是这个家庭威严的象征，然而他自己却又在涑渎着家庭的尊严。他在子孙面前道貌岸然进行着“万恶淫为首”之类的家庭教训，自己却在玩小旦，娶姨太太，过着荒淫的生活。
为了争夺家产，陈姨太、克安、克定等打着维护家族荣誉和高老太爷的招牌，耍尽了花招，他们先是闹“鬼”吓死了老太爷，接着又以“避血光”让临产的瑞钰到城外生产最后死于难产;他们很清楚是军阀混乱导致商场被毁，但却硬逼觉新赔偿股票的损失，并且在老太爷尸骨未寒时大闹分家，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在这个家庭里演绎得淋漓尽致。
以巴金的《家》为例来看看现当代男性在塑造天使性女性时所暗含的男性中心意识。我们先看鸣凤跳湖自杀这件事。我们先想一想鸣凤可以不可以不死。鸣凤如果不死，那么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坚决反抗争取自己的爱情幸福，一条路是活着嫁给冯乐山。前一条路接近琴和觉民的路，后一条路是婉儿的路。作家写小说当然不应该让一个人物的道路重复其他人物的道路。但是除了艺术构思的角度之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作家安排鸣凤跳湖是否还有其他心理因素。我们不妨想一想鸣凤的爱人觉慧愿意不愿意鸣凤不死。鸣凤死了，觉慧很痛苦，这是真的的。但是如果鸣凤要以争取爱情幸福的方式进行反抗，觉慧愿意不愿意呢？如果鸣凤一定要争取爱情幸福的话，会让觉慧很难办的。她这麽做，一定会把觉慧牵扯进去，逼得觉慧跟她一起反抗，至少让觉慧受到来自女性方面的压力。而我们知道觉慧这时候其实是不想反抗的，所以从觉慧的角度考虑鸣凤最好不要这麽做。觉慧心目中的好女人是不应该给男人压力的。那么，让鸣凤嫁给冯乐山，觉慧愿意不愿意呢？恐怕觉慧更愿意让鸣凤死了让他去凭悼、去痛惜。因为觉慧其实是非常在乎自己对鸣凤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所有权的。当觉慧第一次得知鸣凤和婉儿中的一个要被送去当姨太太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去帮助鸣凤逃脱这可能的厄运，也不是“我们”这一相爱的共同体如何去面对可能的封建压迫，而是急于再一次确认女性对自己的忠贞程度。所以，他“激动地”问鸣凤“你不要我。假使有一天人家当真把你选去了，你怎么办？”这里是“你怎么办”，而不是“我们怎麽办”、“我怎麽办”。得到鸣凤坚决不去的承诺时，觉慧只是放心地说“我相信你，我不要你赌咒！”这里，觉慧关心的只是他对鸣凤的所有权，而不是鸣凤的命运、鸣凤的生存境遇。觉慧在鸣凤承诺反抗时也不承诺自己作为同盟者的任何责任。所以说鸣凤投湖、以死抗争，正是以恰如其分的刚烈在精神、肉体双方面为觉慧都保持了贞节，同时又让觉慧获得了不抗争甚至不同情的自由。这个情节的设置，正是以女性生命为代价，最大限度地成全了男性全面占有女性的虚荣和男性可以不为爱情负责的自由。这一部小说中，隐含作者、叙述者的立场，与人物觉慧的立场最接近。作家不自觉地处处替觉慧考虑，那么鸣凤只有这样去死才最合适。 鸣凤死了，作家对她节烈行为的奖励，就是把她写成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富有诗意美的女性。我们再想想这种诗意来源于哪里呢？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她跳湖前的那一大段独白。那一段独白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的内容是怜惜、感叹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是表达对觉慧无怨无悔的爱。 “鸣凤从觉慧的房里出来，她知道这一次真正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她并不怨他，她反而更加爱他。”（《家》） “她应该放弃他。他的存在比她的更重要。她不能让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她。”（《家》） 男性生命之外的一切，被爱着的女性看作是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这种女性之爱，对觉慧、鸣凤现实身份上的主奴关系毫无超越，完全没有获得爱情双方平等相处、共同承担人生这应有的内涵，实际上是泯灭女性主体意识、使女性空洞化为仅仅是男性附属物的奴性之爱。鸣凤这么想，自有其当婢女的现实生存境遇和既有的传统文化规范限制着她的思想高度，无可厚非。然而作家和代表作家立场的小说叙事者以及研究界对此毫无审视和批评，却是思想的贫乏。叙事者、作者、研究者长期以来都把鸣凤投湖前的这种牺牲自己、成全爱人、保持贞节的心理与她对自我生命的怜惜混搅在一切，一股脑儿地都予以圣洁化、诗意化，未曾加以辨析与批评，实际上是作家和研究界自身爱情观念现代性匮乏的表现。殊不知，前者不过是作家男性中心意识在女性形象上的投射，是性别等级观念的现代延续；后者才是男性作家对女性生命本体价值的爱惜、尊重，是现代人道精神的体现。由此可见，巴金的现代生命观念与性别等级观念、同情女性的人道精神与男性中心意识、现代性爱观念与传统节烈观是隐秘地交织在《家》的叙事中。 我们再看看《家》中瑞珏、梅这两位女性形象。这两个女人都是觉新不抵抗精神的受害者，但是她们对觉新都没有任何抱怨。 “大表哥，你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心？我何曾有一个时候怨过你！”（《家》） “你如何担得起不孝的罪名？便是你肯担承，我也决不让你担承。”（《家》） 《家》中，斥责觉新不抵抗主义的只能是男性人物觉慧，而不可能是任何女性人物。梅、瑞珏，只会用无尽的挚爱来体谅觉新受剥夺的苦楚，而不会居高临下地审视、否定他的弱点，根本不计较正是觉新的不抵抗主义帮助封建势力毁掉了她们的幸福、并将毁掉她们的生命。这便是梅和瑞珏这两位贤惠女性对男性作揖主义的理解、体谅。然而，正是这种无锋芒的爱，这种泯灭自我意识的女奴精神，构成了巴金笔下理想女性的美德，构成了她们的生命诗意。巴金对子辈男性或被压迫阶级男性不抗争行为的批判、反思，都不过是男性内部的自审。因为是自审，所以就容不得女性这一他者来插手过深以致于影响到她们作为第二性的忠诚，也就是说不能影响到男性对女性的所有权。巴金无论如何痛切地替现代子辈男性进行自审，终究还是以男性自恋为前提的。女性无条件的爱，正是这个男性自审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自慰品。 实际上，这部小说中，所有的女人与相关男人的立场都是保持高度一致的。觉新不反抗，梅和瑞珏当然也不能反抗，觉慧介于要反抗和不反抗之间，鸣凤就反抗得恰如其分。觉民要坚决反抗，琴也就坚决反抗。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进步与落后、光明与黑暗相对峙的价值体系中，只有男性才能真正成为这对立的两个阵营中的主体。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天使型女性，一般总是无条件地爱着子辈男性、受压迫阶级男性，无论这些男性将向对立的封建家庭、罪恶社会抗争，救出自我；还是将向戕害自我的力量妥协，毁灭自我；还是介于抗争与不抗争之间、最终给自己带来悲剧；还是背离正确的革命理性、走向无谓的牺牲。也就是说无论这些男性值得爱还是不值得爱，琴、瑞珏、梅、鸣凤等天使型女性都只会忘我地去爱。男作家派定给理想女性的爱的哲学，实际上已经背弃了冰心等“五四”女作家所奠定的主体觉醒之后关怀生命之脆弱的现代思想特质，成了一种从夫的传统妇德，虽然它已被纳入男性反叛父权专制、控诉社会罪恶的现代启蒙框架中，从的已不再是父辈指定的夫，而是进步的男性青年或者男性启蒙原则，但女性泯灭自己的主体意识、以夫为天的奴性实质并没有变，只不过是封建旧酒装入了现代新瓶而已。天使型女性镜像的文学实质，是现代男性作家为女性泯灭自我的奴性之爱敷上高尚圣洁的道德光辉，使得女性能够在天使的桂冠下自觉奉行女奴的人生哲学、心甘情愿地为男性在启蒙、革命中获得拯救或安慰充当垫脚石、慰藉物。回答者：冰度一水 - 经理 四级 10-15 22:22《家》是巴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家》之前发表的《灭亡》只是一个中篇）。它是在一九三一年作为《激流三部曲》之一写成的。所以最初发表的时候用了《激流》的名字。 《家》里面不一定就有作者自己，可是书中那些人物却都是作者所爱过的和他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 作者言：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块儿受苦，跟一些人一块儿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 我知道我是在挖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些惨痛的回忆到现在还是异常鲜明。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 那个时候我的心因为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恶毒的诅咒。我有过觉慧在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一直到我写了《家》，我的“积愤”，我对于一个不合理制度的“积愤”才有机会吐露出来。 所以我在一九三七年写的一篇“代序”里大胆地说：“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
浅谈《家》中高觉新形象论文提纲
《家》的艺术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觉新形象的塑造，那么觉新的形象又是怎样的呢?
【摘 要】巴金先生的《家》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背景，以高公馆为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景，描写了一个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的没落过程，并成功的塑造了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一系列形象。这类形象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牺牲品，同时也是叛逆者、反抗者。高觉新无疑是前一类的特殊代表，在他身上体现的是两重人格的“多余人”形象和他身上所赋予的典型意义。本文将重点放在他的双重人格及其根源上，从而来揭示他形象的特殊时代意义。
【关键词】《家》;高觉新;两重人格;典型意义
一、两重人格的体现
(一)消极、被扭曲了的一面
高觉新尽管接受过“五四”新思潮的激荡，但仅仅是信服新思想，而在他身上所体现的更多的是封建社会的旧制度，因此也就养成了他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的懦弱性格。他的一生共有三次妥协，也正是因为这一次次的向命运低头的无抵抗主义行为，酿成了他悲惨痛苦的人生。
第一次妥协是中学毕业后牺牲自己的未来，遵从父命。在他初中毕业后，父亲让他放弃学业，成家立业。他有着自己的美好蓝图。可是他骨子里的懦弱以及顺从还有他的特殊身份等封建礼教因素束缚着他，使他不得不乖乖地就范，于是他就“毫不作声地点头”答应了，接受了父亲的安排，开始了不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第二次妥协是他屈从封建包办婚姻放弃了自己的爱情。他和他的表妹钱梅芬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他也曾幻想和梅表妹结婚。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难违的旧思想也扎根在他的脑海，这也使他在自己的终身大事面前也妥协了。他没有像觉民那样以离家出走的实际行动来反抗，来表示自己的不愿意。而是再一次接受了父母的安排。最可恶的是他甚至可以“在短时间内忘记了另一个女郎”。而这次的妥协不仅牺牲了他一个人的幸福，同样还断送了梅的幸福，可以说，他的这次妥协直接导致了梅命运的悲惨结局。
第三次妥协是他的愚昧和无知，屈从于封建家长的威势和迷信思想。高老太爷死后，灵柩还停在家里没有出殡时，正逢李瑞珏生产的日子临近了，陈姨太便“血光之灾”的说法，怂恿高家长一辈的人让高觉新为了“祖父的利益”劝妻子搬出高公馆到城外分娩，尽管他舍不得，但还是怕背负不孝的骂名将妻子送出城外，最后导致妻子在外难缠而死。
从这三次妥协中我们可以看到，每次面对专制势力的压迫时，觉新尽管心中是不满或不愿意，最终还是妥协顺从了。他总是被束缚于长辈的淫威下，他有时侯甚至不明白自己想要的东西，只是意味地遵循着别人给他所决定的一切。这是他人性中懦弱和无知的一面。
(二)人格中积极、健康的一面
尽管高觉新是一个懦弱者，是封建大家庭的卫道者，但是他毕竟与高老太爷这辈人是不同的。先进的是新思潮以及他的经历使他逐渐觉醒，虽观望、犹豫，但也在转变。他认识到了这个封建大家族中的不和谐，认识到封建制度的弊端，他也时时在挣扎，想摆脱这个牢笼般的“家”，正如小说中写到的：“他突然明白了……是整个制度，是整个礼教，是整个迷信。”
《家》中表现高觉新积极、健康的人格最明显的一处就是他对觉慧离家出走去上海的帮助。在经历了诸多血淋淋的事件之后，他的心境比以前明朗了很多，也更加“理性”。可以说，觉慧能够很快地离开这个罪恶的地方，是与觉新的暗中相助离不开的。尽管帮助觉慧的所有行动都只是在暗地里进行，但是，这件事却是高觉新所做的唯一能够称得上是他自己决定的事情，他也付出了实际行动，而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动了，这是值得庆幸的。这同时也是他身上积极，健康的一面。
二、高觉新两重人格形成的原因
(一)外在因素
1、封建式的教育
一种教育的内容往往植根于一定的教育制度。觉新所生活的时代是我国封建末期，那时，民主势力虽已萌芽，但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悠久，它的势力和影响已根深蒂固，整个社会的教育仍是封建式的教育，这种教育必然为其制度服务。这些封建的伦理道德对其影响可谓渗入其骨髓，尤其是“孝”的毒害使他一次次违心地顺从了家长的意志，白白地做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2、家庭中所处地位
高觉新既是高家的长房，又是高家的长孙，这种特殊的地位使他不仅承担着维护封建家族长治久安的责任，而且担负着教养失去父母的弟弟妹妹的担子。他身上有着特殊的使命，因此他不能和其他人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因为要他力的维护着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切。
(二)内在因素
觉新悲剧人格的形成虽然主要是由于腐朽的、不合理的封建制度的迫害、摧残造成的，但他本身懦弱的个性也是形成他人生悲剧的内在因素。在面对封建家庭的种种压力与禁锢下，他已丧失了做人的本质。觉新在人生旅途中所走的关键几步，每一次都是因为自身的软弱而毫不反抗的让别人任意摆布而造成的。他也是受到五四新思想熏陶的，也是带有新青年所具有的思想的，但他仅仅是在心里表现出不愿意。
三、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
透过高觉新的这种复杂的两重人格，我们看到的高觉新是一个在封建家族制压迫下备受精神折磨的悲剧人物，他是一个受传统礼教所熏陶而失掉了反抗精神却也同时具有自己思想的青年人，是中国封建末世社会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一个典型缩影，他身上有着深刻的典型意义，这种典型意义就在于，暴露了封建家族制度的和传统观念对健康人性的戕害，揭示了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的危害性。
可以说，时代造就了人，有什么样的时代和环境条件，就会有什么样的人。高觉新虽处在新旧时代的交替时期，但是比较而言，他所受到的文化熏陶主要还是旧思想为主，譬如“百善孝为先”云云的伦理纲常，以及他长房长孙的独特身份。这种环境和身份的特殊性使得他养成了现在的性格。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来讲，他当时所处的大背景也给他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转变。这就是由于环境的不可替代性决定的。在他的身上体现的是“像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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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阅读
《家》中高觉新人物形象分析
我觉得《家》中的高觉新，是一个比觉民、觉慧都要复杂的人。他的性格具有两面性，而这种性格的形成、特点、影响等等方面都是觉民和觉慧所不曾有的，而且从这个两面性上，如何评价高觉新这个人物，也远比觉民觉慧复杂。
第六章可以看作是高觉新的一个正传了。对他性格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揭露的比较彻底。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在这一屋里是长子，在这个大家庭里又是长房的长孙。就因为这个缘故，在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命运便决定了。”
他按照祖父、父亲的意愿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且“不说一句反抗的话”，“也没有反抗的思想”，“也不反抗，也想不到反抗”。于是一切都按计划在轨道上行驶着，他也安然接受这样的宿命，直到父亲的去世，让他看到这个家庭的本来面目。
高觉新自己说：“我不是青年，我没有青春，我没有幸福，而且也永远也不会有幸福。”他的处境与觉民、觉慧的不同，所以三个兄弟的性格才会有极大的差异。觉新是“自愿的把但在爹的肩膀上接过来的”，他用母亲的死、五妹的死、父亲的死、大姐的死，使他下定决心“好好使弟妹们长大，好好的做人，替爹妈争口气”，这样他一生的愿望也就实现了。觉新这种特殊的身份，使他“心甘情愿的”用这种方式来保全自己的家庭。
高觉新的那个年代，使他的思想局限性在“反抗”之外，因此即使在他认清了这个家庭的丑陋之后，他也不可能选择反抗。他的不抵抗已经使他有了一种“惯性”。在另一方面，他的愤怒与奋斗之可能给他招来更多的烦恼和敌人，因为他的势力太弱小，太单薄，只有“无抵抗”，只有“作揖”来保全自己的家。“他疲倦了”，“只想过几天安静的生活”。
所以说这应该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由于顽固的封建势力和社会思想的桎梏，再加上觉新自己的的特殊身份与幼年遭遇，才造成了他的妥协与懦弱。
那么五四之后呢?他显然也受到了影响，但这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与其说他具有“双重性格”，不如说他没有放弃自由的希望。也正是由于这希望，他开始逐渐的先进了起来。这个转变的过程十分的漫长，贯穿《家》《春》《秋》始终，在《家》中体现得尤其不明显，但也可以找到踪迹。例如，在妻子瑞珏的悲剧产生之后，觉新决定帮觉慧出走，这可以看成是他的一个转折。在自己绝望的时候，给觉慧、也给自己，同时也给自己的家一个希望。他想：“我们这个家需要一个叛徒。”他自言自语道：“你们看着罢，家里头并不全是像我这样服从的人!”在他说出这样的话时，他的内心已经明显的“反叛”、“不服从”起来，而且这时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有些强硬了。例如，在谈到续弦的时候，他说“别的事情他们可以强迫我做，这件事我无论如何不答应。”(不过，他当时只是“苦恼的分辨”，并未义正词严的彻底坚决，但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于他来说。)
她在结尾的态度已然和从前不同了，例如他从前在对待觉民的婚事问题上，一味的劝觉慧把觉民叫回来，连觉慧都骂他“真是个懦夫!”
类似的事情，作者描述了很多，关于觉新的大部分的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都在写他的懦弱。例如他的妻子瑞珏的悲剧的形成。由于陈姨太所谓的“血光之灾说”，他答应长辈让瑞珏迁出公馆，而且要迁到城外，加上过一座桥。觉新在长辈们面前没有挺身而出保护自己的妻子，而且在瑞珏难产的时候，还坚持着“不能进月房”的教训，任其妻子痛苦的哀号，他只是“用手蒙住耳朵”，“疯狂的走进窗前伸长了脖项去望”。显然他是深爱着瑞珏的，可他的爱不敢冲破封建的牢笼，他用他惯常的懦弱的“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来应对。对于瑞珏，“他只有一个思想”，“我害了她”。
作者在写觉新的痛苦之余，还写了他的“健忘”。觉新是这样理解觉新的健忘的：大概是因为这样健忘，所以才能够在痛苦中生活下去罢。其实这种“健忘”也是无奈，情有可原，可以把它当作觉新在惨苦的生活中的一种挣扎，只是这种“健忘”不要成为阻碍他前进的绊脚石，而结尾他说不会淡忘瑞珏，也许是一种回答了。
高决心在《家》中有很多的悲剧，例如梅的悲剧和瑞珏的悲剧，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上也有表现着他的悲惨，他成为大方的替罪的羔羊。但他本身不是一个悲剧人物，还充满了希望。
以下谈高觉新成为大房的替罪的羔羊的“好处”，也就是说他性格的主要方面——妥协和懦弱引导下的“无抵抗主义”和“作揖主义”的作用。
在觉新看来，他的“两大主义”是他暂且过上了安静的生活，但他没有看到，他的两个弟弟也没有看到，他所作的牺牲，真正的换来了觉民和觉慧的幸福。如果觉民和决慧从一开始就没有大哥的庇护(尽管庇护的羽翼不丰满)，那么他们也不可能正常的成长，不可能在封建势力强大的家庭中成为先进的青年。高觉新起了促进的作用。
当然，不是说这“两大主义”教育了觉民和决慧，而是觉新用这“两大主义”擎起了一张伞，让他的家庭安康的成长，而觉民和决慧也在认识到这两个主义后朝相反方向的更加先进起来，并且这其中，我觉得高觉新性格中的先进的一面也起了作用。
在巴金先生《呈现给一个人》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高觉新的原型是巴金先生的大哥，他们的经历很相似，而巴金先生对他的态度是：因为你做过这一切，因为你是一个懦弱的人，我就憎恨你吗?不，决不。
巴金先生的大哥留恋生活，但还是选择了自杀，“做了一个完全不必要的牺牲品而死了”，也许从这里我们可以端正一下对觉新的态度。
巴金先生在多篇文章中提到：“我写《家》，就像在挖开回忆的坟墓。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迫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得到悲惨的结局，我写小说的时候，仿佛在同这些年轻人一起受苦，一起在魔鬼下面挣扎。”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高觉新的人物形象的意义。巴金先生在他大哥自杀后，写道：“然而我是不会死的，我要活下去，我要写，我要用我的这管笔写尽我所要写的。这管笔……会使我时时刻刻都说着你，而且它会使你复活起来，复活起来看我怎样踏过那一切骸骨前进。”
作者就是通过高觉新这类人物来“像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从而让千千万万的读者知道，在那个年代，有多少美丽的青春这样的绽放与凋谢。
试析巴金小说《家》中的“人性恶”摘要:巴金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小说《家》揭露了封建体制的罪恶。但这只是小说意蕴的一部分,因为这部小说不仅仅揭示了制度之恶,还展示了人性之恶,很多发生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的悲剧,其根源往往不只是罪恶的封建制度,还有源于人性深处的恶。小说对人性恶的呈现构成了《家》的另外一层意蕴。关键词:巴金;《家》;人性恶巴金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终其一生他都在不遗余力地抨击着封建体制带给人们的伤害。代表作《家》在这个方面有着鲜明的体现,也是研究者历来关注的重点。但是,作为一部至今读来仍然感动人心的作品,《家》的思想意蕴远不止此。岁月的磨洗使得这部小说另一部分的意义逐渐鲜明起来:《家》中描述的那些旨在暴露封建大家庭罪恶的惨剧和所揭示的大家庭内部的腐败堕落,其产生的根源并不仅仅来自专制体制,还来自人性中的恶。展示具有多样表现形态的人性恶,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又一层内蕴。在对《家》所表现的人性恶进行探讨之前,需要对“人性”这个概念进行必要的说明。“人性”是一个运用广泛,含义繁复的概念,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论述颇多。笔者不准备就此问题进行详尽地探讨,只根据个人的理解和生活体验并结合所要研究的文本,对“人性”这一概念做简略说明,以便下文的讨论。本文所要探讨的人性,是指人性中那些虽然不可能完全超脱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局限,却主要不是在具体的家族礼教制度和社会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和稳固性的人的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这种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主要不是源于社会因素而是源于生物因素,它是一种构成复杂同时又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和稳定性的天然结构。在现实当中,人的社会因素总是和生物因素结合在一起发生作用。但要强调的是,生物因素并不会因此就融合到社会因素中去,生物因素仍不失其自身的特性,它感受到社会因素对自己的影响,从而获得新的表现。这里涉及的人性并不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会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而发生质变。由以上界定可知,本文所谓的“人性恶”就是指人类与生俱来的具有很大普遍性和稳定性的具有负面特征的人的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正如卡夫卡所认为的,人们面对统治世界的恶势力之所以会感到无能为力,是因为人的生命本性无法依赖,人本身就是这股恶势力的发射源[1](P54)。当然,也要注意到,《家》这部小说对于人性恶的呈现较之巴金的后期作品如《憩园》《寒夜》等要隐晦得多,而它与对封建礼教的揭露和批判的联系却要紧密得多,很难将这部小说中的人性恶完整地抽取出来进行独立地分析。在《家》中,往往是同一事件既包含有反封建层面的意义,又具有对人性恶的揭示,它们二者是相互交融、相互生发的关系。因此,我们的分析只能是侧重于小说人性内蕴的一面而不可能完全抛开对其社会政治层面的意义的关注。但是,不可否认,人类灵魂的深处确实存在着某些代代相传、绵延而下的具有很大稳固性和普遍性的缺陷,对之进行深入探讨,在我们这样一个历来十分注重政治性、社会性的国度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此外,还需说明的是,巴金小说《家》的版本众多,本文用做分析的文本出自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七集中所收的《家》。它是依据1933年5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本付印的,较能体现这部小说的初始面貌。以下引文若无特别标注,均出此书。小说《家》呈现了人性恶的多种具体表现形态,例如人性的卑劣、偏狭、自私和伪善等。这些表现形态往往同时集存于《家》中的某个人身上,它们之间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可以彼此转化的,并不存在十分清晰的界限。但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仍将分类论述。一、对卑劣人性的揭示这主要通过小说中对社会舆论的描写表现出来。巴金的小说《家》多处涉及了对社会舆论强大异化力量的描写,但我们不准备从社会政治层面对小说中这类描写进行分析,而是力图从人性的层面来看待这类描写的内涵。《家》所描写的社会舆论主要不是一种常态的舆论形式,而是舆论的种种畸变形态,如:流言、谣言、诽谤等。这些都是人们急于满足卑鄙私欲而采取的过激的评价行为。那些本来不应受到非议甚至需要声援的人和事经过一些人恶意的歪曲、放大从而产生了强大的扼杀人精神以至肉体的力量,这是在人性恶的驱使下出现的十足的恶行。在小说中首当其冲的是那些行为激进的青年。琴和剪掉辫子的倩如走在街上,听着跟在她们后面的男子们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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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巴金的写作素材：幼稚而大胆的“叛徒”（出生—26岁）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北门正通顺街。本名李尧棠，字芾甘。祖父李镛为官多年，颇有田产。父亲李道河任四川广元县知县，巴金随父母在任所居住。母亲陈淑芬思想开通，品性善良，对巴金的影响非常大。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巴金开始阅读传播各种新思想的书报，接触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等各种思想文化。1927年，从上海赴法国，途中写《海行杂记》。旅居巴黎等地，开始写《灭亡》。1929—1930年（25岁），第一本小说《灭亡》出版，完成《俄罗斯十女杰》。译作颇丰。暗夜里呼唤光明（27岁—37岁）1931年，继续在上海从事著译，写中篇《新生》、《雾》，4月开始写第一部长篇《家》，在《上海时报》连载，第一次刊出当日，获悉大哥李尧枚自杀。出版第一个短篇集《复仇集》。“九一八”事变后，写诗文控诉日本帝国主义。1933年，结识鲁迅、茅盾等一批文学朋友，与郑振铎等筹办《文学季刊》。《爱情三部曲 雾雨电》全部完成。1937年，卢沟桥事变，8月，日军偷袭上海，巴金写诗文呼唤抗日救亡，后收入《控诉集》。《呐喊》杂志创刊，巴金任发行人。11月上海沦陷，蛰居租界继续写作。1941年，回成都探访亲友，再到昆明探望萧珊。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大批文化人转移到桂林。黎明前的探求（38岁—44岁） 1942年，在桂林写散文《灯》，从桂林到重庆，得知曹禺正在改编《家》为话剧。 1943年，译完屠格涅夫的长篇《父与子》，写杂文《一个中国人的疑问》，与英国神父赖治恩就道德问题论战。在重庆，曹禺改编本《家》连演100场爆满，打破战时重庆话剧演出纪录。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参加文艺界各种政治性活动。11月回上海，与郑振铎、李健吾等筹组中国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沉浮二十余载（45岁—72岁）1949年，赴北平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当选为中国全国文联委员；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参加天安门开国大典。1954年，在京参加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会上发言，第一次对社会、文化工作提出批评。 1955年，主编的《文艺月报》因不转载关于批判胡风的材料，被批评为政治错误。 1956年，当选为上海作协主席，10月14日，主持鲁迅墓迁葬仪式，并讲话。1957年，在京出席中国作协创作规划会议，期间与赵丹、方纪等受到毛泽东接见。与靳以同主编的大型文学期刊《收获》创刊。开始编辑《巴金文集》1958年，从姚文元在《中国青年》发文开始，以拔白旗为名的批巴运动持续了七八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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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春》《秋》《随想录>>
其实它是一部小的红楼梦。这个还是你多读读自己写吧
以巴金的《家》为例来看看现当代男性在塑造天使性女性时所暗含的男性中心意识。我们先看鸣凤跳湖自杀这件事。我们先想一想鸣凤可以不可以不死。鸣凤如果不死，那么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坚决反抗争取自己的爱情幸福，一条路是活着嫁给冯乐山。前一条路接近琴和觉民的路，后一条路是婉儿的路。作家写小说当然不应该让一个人物的道路重复其他人物的道路。但是除了艺术构思的角度之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作家安排鸣凤跳湖是否还有其他心理因素。我们不妨想一想鸣凤的爱人觉慧愿意不愿意鸣凤不死。鸣凤死了，觉慧很痛苦，这是真的的。但是如果鸣凤要以争取爱情幸福的方式进行反抗，觉慧愿意不愿意呢？如果鸣凤一定要争取爱情幸福的话，会让觉慧很难办的。她这麽做，一定会把觉慧牵扯进去，逼得觉慧跟她一起反抗，至少让觉慧受到来自女性方面的压力。而我们知道觉慧这时候其实是不想反抗的，所以从觉慧的角度考虑鸣凤最好不要这麽做。觉慧心目中的好女人是不应该给男人压力的。那么，让鸣凤嫁给冯乐山，觉慧愿意不愿意呢？恐怕觉慧更愿意让鸣凤死了让他去凭悼、去痛惜。因为觉慧其实是非常在乎自己对鸣凤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所有权的。当觉慧第一次得知鸣凤和婉儿中的一个要被送去当姨太太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去帮助鸣凤逃脱这可能的厄运，也不是“我们”这一相爱的共同体如何去面对可能的封建压迫，而是急于再一次确认女性对自己的忠贞程度。所以，他“激动地”问鸣凤“你不要我。假使有一天人家当真把你选去了，你怎么办？”这里是“你怎么办”，而不是“我们怎麽办”、“我怎麽办”。得到鸣凤坚决不去的承诺时，觉慧只是放心地说“我相信你，我不要你赌咒！”这里，觉慧关心的只是他对鸣凤的所有权，而不是鸣凤的命运、鸣凤的生存境遇。觉慧在鸣凤承诺反抗时也不承诺自己作为同盟者的任何责任。所以说鸣凤投湖、以死抗争，正是以恰如其分的刚烈在精神、肉体双方面为觉慧都保持了贞节，同时又让觉慧获得了不抗争甚至不同情的自由。这个情节的设置，正是以女性生命为代价，最大限度地成全了男性全面占有女性的虚荣和男性可以不为爱情负责的自由。这一部小说中，隐含作者、叙述者的立场，与人物觉慧的立场最接近。作家不自觉地处处替觉慧考虑，那么鸣凤只有这样去死才最合适。 鸣凤死了，作家对她节烈行为的奖励，就是把她写成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富有诗意美的女性。我们再想想这种诗意来源于哪里呢？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她跳湖前的那一大段独白。那一段独白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的内容是怜惜、感叹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是表达对觉慧无怨无悔的爱。 “鸣凤从觉慧的房里出来，她知道这一次真正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她并不怨他，她反而更加爱他。”（《家》） “她应该放弃他。他的存在比她的更重要。她不能让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她。”（《家》） 男性生命之外的一切，被爱着的女性看作是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这种女性之爱，对觉慧、鸣凤现实身份上的主奴关系毫无超越，完全没有获得爱情双方平等相处、共同承担人生这应有的内涵，实际上是泯灭女性主体意识、使女性空洞化为仅仅是男性附属物的奴性之爱。鸣凤这么想，自有其当婢女的现实生存境遇和既有的传统文化规范限制着她的思想高度，无可厚非。然而作家和代表作家立场的小说叙事者以及研究界对此毫无审视和批评，却是思想的贫乏。叙事者、作者、研究者长期以来都把鸣凤投湖前的这种牺牲自己、成全爱人、保持贞节的心理与她对自我生命的怜惜混搅在一切，一股脑儿地都予以圣洁化、诗意化，未曾加以辨析与批评，实际上是作家和研究界自身爱情观念现代性匮乏的表现。殊不知，前者不过是作家男性中心意识在女性形象上的投射，是性别等级观念的现代延续；后者才是男性作家对女性生命本体价值的爱惜、尊重，是现代人道精神的体现。由此可见，巴金的现代生命观念与性别等级观念、同情女性的人道精神与男性中心意识、现代性爱观念与传统节烈观是隐秘地交织在《家》的叙事中。 我们再看看《家》中瑞珏、梅这两位女性形象。这两个女人都是觉新不抵抗精神的受害者，但是她们对觉新都没有任何抱怨。 “大表哥，你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心？我何曾有一个时候怨过你！”（《家》） “你如何担得起不孝的罪名？便是你肯担承，我也决不让你担承。”（《家》） 《家》中，斥责觉新不抵抗主义的只能是男性人物觉慧，而不可能是任何女性人物。梅、瑞珏，只会用无尽的挚爱来体谅觉新受剥夺的苦楚，而不会居高临下地审视、否定他的弱点，根本不计较正是觉新的不抵抗主义帮助封建势力毁掉了她们的幸福、并将毁掉她们的生命。这便是梅和瑞珏这两位贤惠女性对男性作揖主义的理解、体谅。然而，正是这种无锋芒的爱，这种泯灭自我意识的女奴精神，构成了巴金笔下理想女性的美德，构成了她们的生命诗意。巴金对子辈男性或被压迫阶级男性不抗争行为的批判、反思，都不过是男性内部的自审。因为是自审，所以就容不得女性这一他者来插手过深以致于影响到她们作为第二性的忠诚，也就是说不能影响到男性对女性的所有权。巴金无论如何痛切地替现代子辈男性进行自审，终究还是以男性自恋为前提的。女性无条件的爱，正是这个男性自审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自慰品。 实际上，这部小说中，所有的女人与相关男人的立场都是保持高度一致的。觉新不反抗，梅和瑞珏当然也不能反抗，觉慧介于要反抗和不反抗之间，鸣凤就反抗得恰如其分。觉民要坚决反抗，琴也就坚决反抗。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进步与落后、光明与黑暗相对峙的价值体系中，只有男性才能真正成为这对立的两个阵营中的主体。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天使型女性，一般总是无条件地爱着子辈男性、受压迫阶级男性，无论这些男性将向对立的封建家庭、罪恶社会抗争，救出自我；还是将向戕害自我的力量妥协，毁灭自我；还是介于抗争与不抗争之间、最终给自己带来悲剧；还是背离正确的革命理性、走向无谓的牺牲。也就是说无论这些男性值得爱还是不值得爱，琴、瑞珏、梅、鸣凤等天使型女性都只会忘我地去爱。男作家派定给理想女性的爱的哲学，实际上已经背弃了冰心等“五四”女作家所奠定的主体觉醒之后关怀生命之脆弱的现代思想特质，成了一种从夫的传统妇德，虽然它已被纳入男性反叛父权专制、控诉社会罪恶的现代启蒙框架中，从的已不再是父辈指定的夫，而是进步的男性青年或者男性启蒙原则，但女性泯灭自己的主体意识、以夫为天的奴性实质并没有变，只不过是封建旧酒装入了现代新瓶而已。天使型女性镜像的文学实质，是现代男性作家为女性泯灭自我的奴性之爱敷上高尚圣洁的道德光辉，使得女性能够在天使的桂冠下自觉奉行女奴的人生哲学、心甘情愿地为男性在启蒙、革命中获得拯救或安慰充当垫脚石、慰藉物。回答者：冰度一水 - 经理 四级 10-15 22:22《家》是巴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家》之前发表的《灭亡》只是一个中篇）。它是在一九三一年作为《激流三部曲》之一写成的。所以最初发表的时候用了《激流》的名字。 《家》里面不一定就有作者自己，可是书中那些人物却都是作者所爱过的和他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 作者言：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块儿受苦，跟一些人一块儿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 我知道我是在挖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些惨痛的回忆到现在还是异常鲜明。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 那个时候我的心因为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恶毒的诅咒。我有过觉慧在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一直到我写了《家》，我的“积愤”，我对于一个不合理制度的“积愤”才有机会吐露出来。 所以我在一九三七年写的一篇“代序”里大胆地说：“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
浅谈《家》中高觉新形象论文提纲
《家》的艺术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觉新形象的塑造，那么觉新的形象又是怎样的呢?
【摘 要】巴金先生的《家》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背景，以高公馆为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景，描写了一个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的没落过程，并成功的塑造了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一系列形象。这类形象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牺牲品，同时也是叛逆者、反抗者。高觉新无疑是前一类的特殊代表，在他身上体现的是两重人格的“多余人”形象和他身上所赋予的典型意义。本文将重点放在他的双重人格及其根源上，从而来揭示他形象的特殊时代意义。
【关键词】《家》;高觉新;两重人格;典型意义
一、两重人格的体现
(一)消极、被扭曲了的一面
高觉新尽管接受过“五四”新思潮的激荡，但仅仅是信服新思想，而在他身上所体现的更多的是封建社会的旧制度，因此也就养成了他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的懦弱性格。他的一生共有三次妥协，也正是因为这一次次的向命运低头的无抵抗主义行为，酿成了他悲惨痛苦的人生。
第一次妥协是中学毕业后牺牲自己的未来，遵从父命。在他初中毕业后，父亲让他放弃学业，成家立业。他有着自己的美好蓝图。可是他骨子里的懦弱以及顺从还有他的特殊身份等封建礼教因素束缚着他，使他不得不乖乖地就范，于是他就“毫不作声地点头”答应了，接受了父亲的安排，开始了不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第二次妥协是他屈从封建包办婚姻放弃了自己的爱情。他和他的表妹钱梅芬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他也曾幻想和梅表妹结婚。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难违的旧思想也扎根在他的脑海，这也使他在自己的终身大事面前也妥协了。他没有像觉民那样以离家出走的实际行动来反抗，来表示自己的不愿意。而是再一次接受了父母的安排。最可恶的是他甚至可以“在短时间内忘记了另一个女郎”。而这次的妥协不仅牺牲了他一个人的幸福，同样还断送了梅的幸福，可以说，他的这次妥协直接导致了梅命运的悲惨结局。
第三次妥协是他的愚昧和无知，屈从于封建家长的威势和迷信思想。高老太爷死后，灵柩还停在家里没有出殡时，正逢李瑞珏生产的日子临近了，陈姨太便“血光之灾”的说法，怂恿高家长一辈的人让高觉新为了“祖父的利益”劝妻子搬出高公馆到城外分娩，尽管他舍不得，但还是怕背负不孝的骂名将妻子送出城外，最后导致妻子在外难缠而死。
从这三次妥协中我们可以看到，每次面对专制势力的压迫时，觉新尽管心中是不满或不愿意，最终还是妥协顺从了。他总是被束缚于长辈的淫威下，他有时侯甚至不明白自己想要的东西，只是意味地遵循着别人给他所决定的一切。这是他人性中懦弱和无知的一面。
(二)人格中积极、健康的一面
尽管高觉新是一个懦弱者，是封建大家庭的卫道者，但是他毕竟与高老太爷这辈人是不同的。先进的是新思潮以及他的经历使他逐渐觉醒，虽观望、犹豫，但也在转变。他认识到了这个封建大家族中的不和谐，认识到封建制度的弊端，他也时时在挣扎，想摆脱这个牢笼般的“家”，正如小说中写到的：“他突然明白了……是整个制度，是整个礼教，是整个迷信。”
《家》中表现高觉新积极、健康的人格最明显的一处就是他对觉慧离家出走去上海的帮助。在经历了诸多血淋淋的事件之后，他的心境比以前明朗了很多，也更加“理性”。可以说，觉慧能够很快地离开这个罪恶的地方，是与觉新的暗中相助离不开的。尽管帮助觉慧的所有行动都只是在暗地里进行，但是，这件事却是高觉新所做的唯一能够称得上是他自己决定的事情，他也付出了实际行动，而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动了，这是值得庆幸的。这同时也是他身上积极，健康的一面。
二、高觉新两重人格形成的原因
(一)外在因素
1、封建式的教育
一种教育的内容往往植根于一定的教育制度。觉新所生活的时代是我国封建末期，那时，民主势力虽已萌芽，但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悠久，它的势力和影响已根深蒂固，整个社会的教育仍是封建式的教育，这种教育必然为其制度服务。这些封建的伦理道德对其影响可谓渗入其骨髓，尤其是“孝”的毒害使他一次次违心地顺从了家长的意志，白白地做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2、家庭中所处地位
高觉新既是高家的长房，又是高家的长孙，这种特殊的地位使他不仅承担着维护封建家族长治久安的责任，而且担负着教养失去父母的弟弟妹妹的担子。他身上有着特殊的使命，因此他不能和其他人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因为要他力的维护着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切。
(二)内在因素
觉新悲剧人格的形成虽然主要是由于腐朽的、不合理的封建制度的迫害、摧残造成的，但他本身懦弱的个性也是形成他人生悲剧的内在因素。在面对封建家庭的种种压力与禁锢下，他已丧失了做人的本质。觉新在人生旅途中所走的关键几步，每一次都是因为自身的软弱而毫不反抗的让别人任意摆布而造成的。他也是受到五四新思想熏陶的，也是带有新青年所具有的思想的，但他仅仅是在心里表现出不愿意。
三、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
透过高觉新的这种复杂的两重人格，我们看到的高觉新是一个在封建家族制压迫下备受精神折磨的悲剧人物，他是一个受传统礼教所熏陶而失掉了反抗精神却也同时具有自己思想的青年人，是中国封建末世社会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一个典型缩影，他身上有着深刻的典型意义，这种典型意义就在于，暴露了封建家族制度的和传统观念对健康人性的戕害，揭示了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的危害性。
可以说，时代造就了人，有什么样的时代和环境条件，就会有什么样的人。高觉新虽处在新旧时代的交替时期，但是比较而言，他所受到的文化熏陶主要还是旧思想为主，譬如“百善孝为先”云云的伦理纲常，以及他长房长孙的独特身份。这种环境和身份的特殊性使得他养成了现在的性格。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来讲，他当时所处的大背景也给他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转变。这就是由于环境的不可替代性决定的。在他的身上体现的是“像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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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阅读
《家》中高觉新人物形象分析
我觉得《家》中的高觉新，是一个比觉民、觉慧都要复杂的人。他的性格具有两面性，而这种性格的形成、特点、影响等等方面都是觉民和觉慧所不曾有的，而且从这个两面性上，如何评价高觉新这个人物，也远比觉民觉慧复杂。
第六章可以看作是高觉新的一个正传了。对他性格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揭露的比较彻底。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在这一屋里是长子，在这个大家庭里又是长房的长孙。就因为这个缘故，在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命运便决定了。”
他按照祖父、父亲的意愿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且“不说一句反抗的话”，“也没有反抗的思想”，“也不反抗，也想不到反抗”。于是一切都按计划在轨道上行驶着，他也安然接受这样的宿命，直到父亲的去世，让他看到这个家庭的本来面目。
高觉新自己说：“我不是青年，我没有青春，我没有幸福，而且也永远也不会有幸福。”他的处境与觉民、觉慧的不同，所以三个兄弟的性格才会有极大的差异。觉新是“自愿的把但在爹的肩膀上接过来的”，他用母亲的死、五妹的死、父亲的死、大姐的死，使他下定决心“好好使弟妹们长大，好好的做人，替爹妈争口气”，这样他一生的愿望也就实现了。觉新这种特殊的身份，使他“心甘情愿的”用这种方式来保全自己的家庭。
高觉新的那个年代，使他的思想局限性在“反抗”之外，因此即使在他认清了这个家庭的丑陋之后，他也不可能选择反抗。他的不抵抗已经使他有了一种“惯性”。在另一方面，他的愤怒与奋斗之可能给他招来更多的烦恼和敌人，因为他的势力太弱小，太单薄，只有“无抵抗”，只有“作揖”来保全自己的家。“他疲倦了”，“只想过几天安静的生活”。
所以说这应该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由于顽固的封建势力和社会思想的桎梏，再加上觉新自己的的特殊身份与幼年遭遇，才造成了他的妥协与懦弱。
那么五四之后呢?他显然也受到了影响，但这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与其说他具有“双重性格”，不如说他没有放弃自由的希望。也正是由于这希望，他开始逐渐的先进了起来。这个转变的过程十分的漫长，贯穿《家》《春》《秋》始终，在《家》中体现得尤其不明显，但也可以找到踪迹。例如，在妻子瑞珏的悲剧产生之后，觉新决定帮觉慧出走，这可以看成是他的一个转折。在自己绝望的时候，给觉慧、也给自己，同时也给自己的家一个希望。他想：“我们这个家需要一个叛徒。”他自言自语道：“你们看着罢，家里头并不全是像我这样服从的人!”在他说出这样的话时，他的内心已经明显的“反叛”、“不服从”起来，而且这时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有些强硬了。例如，在谈到续弦的时候，他说“别的事情他们可以强迫我做，这件事我无论如何不答应。”(不过，他当时只是“苦恼的分辨”，并未义正词严的彻底坚决，但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于他来说。)
她在结尾的态度已然和从前不同了，例如他从前在对待觉民的婚事问题上，一味的劝觉慧把觉民叫回来，连觉慧都骂他“真是个懦夫!”
类似的事情，作者描述了很多，关于觉新的大部分的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都在写他的懦弱。例如他的妻子瑞珏的悲剧的形成。由于陈姨太所谓的“血光之灾说”，他答应长辈让瑞珏迁出公馆，而且要迁到城外，加上过一座桥。觉新在长辈们面前没有挺身而出保护自己的妻子，而且在瑞珏难产的时候，还坚持着“不能进月房”的教训，任其妻子痛苦的哀号，他只是“用手蒙住耳朵”，“疯狂的走进窗前伸长了脖项去望”。显然他是深爱着瑞珏的，可他的爱不敢冲破封建的牢笼，他用他惯常的懦弱的“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来应对。对于瑞珏，“他只有一个思想”，“我害了她”。
作者在写觉新的痛苦之余，还写了他的“健忘”。觉新是这样理解觉新的健忘的：大概是因为这样健忘，所以才能够在痛苦中生活下去罢。其实这种“健忘”也是无奈，情有可原，可以把它当作觉新在惨苦的生活中的一种挣扎，只是这种“健忘”不要成为阻碍他前进的绊脚石，而结尾他说不会淡忘瑞珏，也许是一种回答了。
高决心在《家》中有很多的悲剧，例如梅的悲剧和瑞珏的悲剧，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上也有表现着他的悲惨，他成为大方的替罪的羔羊。但他本身不是一个悲剧人物，还充满了希望。
以下谈高觉新成为大房的替罪的羔羊的“好处”，也就是说他性格的主要方面——妥协和懦弱引导下的“无抵抗主义”和“作揖主义”的作用。
在觉新看来，他的“两大主义”是他暂且过上了安静的生活，但他没有看到，他的两个弟弟也没有看到，他所作的牺牲，真正的换来了觉民和觉慧的幸福。如果觉民和决慧从一开始就没有大哥的庇护(尽管庇护的羽翼不丰满)，那么他们也不可能正常的成长，不可能在封建势力强大的家庭中成为先进的青年。高觉新起了促进的作用。
当然，不是说这“两大主义”教育了觉民和决慧，而是觉新用这“两大主义”擎起了一张伞，让他的家庭安康的成长，而觉民和决慧也在认识到这两个主义后朝相反方向的更加先进起来，并且这其中，我觉得高觉新性格中的先进的一面也起了作用。
在巴金先生《呈现给一个人》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高觉新的原型是巴金先生的大哥，他们的经历很相似，而巴金先生对他的态度是：因为你做过这一切，因为你是一个懦弱的人，我就憎恨你吗?不，决不。
巴金先生的大哥留恋生活，但还是选择了自杀，“做了一个完全不必要的牺牲品而死了”，也许从这里我们可以端正一下对觉新的态度。
巴金先生在多篇文章中提到：“我写《家》，就像在挖开回忆的坟墓。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迫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得到悲惨的结局，我写小说的时候，仿佛在同这些年轻人一起受苦，一起在魔鬼下面挣扎。”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高觉新的人物形象的意义。巴金先生在他大哥自杀后，写道：“然而我是不会死的，我要活下去，我要写，我要用我的这管笔写尽我所要写的。这管笔……会使我时时刻刻都说着你，而且它会使你复活起来，复活起来看我怎样踏过那一切骸骨前进。”
作者就是通过高觉新这类人物来“像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从而让千千万万的读者知道，在那个年代，有多少美丽的青春这样的绽放与凋谢。
写作思路：首先阐明自己的论点，然后进行举例论证，最后可以根据巴金《家》这篇小说写出自己阅读后的感想，表达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正文：
在悠久的年月里“家”是中国人大的安乐窝，是休憩的港湾，可巴金笔下的“家”在新时代的风景里成了牢笼。
长篇小说《家》以20年代初期中国内地城市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离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
作品中的高家是中国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的缩影，在这个门墙上挂着“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对联的大家庭里封建的理论规范和儒家的教义，像无形的绳索-样禁锢着年轻一代的手脚，虐杀着他们的生命
它外表庄严优雅，内里却荒淫腐败充满了尔虞我诈和钩心斗角。那是“四世同堂”之家崇尚“和乐”之分，表面上肃穆庄严，幕后到处都是邪恶和隐私。
高老太爷是这个家庭威严的象征，然而他自己却又在涑渎着家庭的尊严。他在子孙面前道貌岸然进行着“万恶淫为首”之类的家庭教训，自己却在玩小旦，娶姨太太，过着荒淫的生活。
为了争夺家产，陈姨太、克安、克定等打着维护家族荣誉和高老太爷的招牌，耍尽了花招，他们先是闹“鬼”吓死了老太爷，接着又以“避血光”让临产的瑞钰到城外生产最后死于难产;他们很清楚是军阀混乱导致商场被毁，但却硬逼觉新赔偿股票的损失，并且在老太爷尸骨未寒时大闹分家，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在这个家庭里演绎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