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沈从文小说创作研究综述摘要：近几十年来文艺界对沈从文作品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以前对他的文学批评和政治批判发展到后来对他作品的肯定及重视。期间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尚须进一步探讨。关键词：沈从文 小说研究 综述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作家，有关他的作品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发生。在此，笔者将分“早期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前的研究）和“当代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后的空白期和新时期以来到现在的研究）两大部分，努力对沈从文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形势做一较为全面的论述。一、早期沈从文研究早期沈从文研究有不少地方或者失之偏颇且比较单一，但它毕竟是沈从文先生尚在文坛时的论说评论，不但具有有一定的史学价值，而且也是沈从文作品研究的基石与铺垫。在早期沈从文小说研究中，有关他的小说评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批评倾向与模式，其一，以思想性及真实典型论为核心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这些批评主要以沈从文早期创作和乡土题材作品为对象，“空虚的作家”[1]“没有思想的作家”[2]“作品人物都是空洞无物的”[3]“那种轻松，那种优美，都是无聊而甚至应该排斥的”[4]等结论。其二，对他作品创作的独特风格的认可，苏雪林堪称这类批评的突出代表。她在《沈从文论》中揭示出沈从文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5]刘西渭的观点也有代表性，在他的《〈边城〉与〈八骏图〉》中，认为沈从文的艺术创作表现了“具体的生命”，而他“所涵有的理想”是融化在作品中“各自的生命里”的建国前夕，则由原来的文学批评转化为政治定性。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对沈从文的文学活动作了更为全面的批判：沈从文不仅是“桃红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更为严重的是“特别的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表明当时在沈从文的评论和研究上存在着误区。二、当代沈从文研究进入新时期以前，从49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大约三十年间，没有一篇有关沈从文研究的文字发表。就在沈从文政治上受批判，创作被漠视的30年间，在海外的华人学者中，沈从文研究却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这两部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评价在这样三个方面是完全一致的。1. 对沈从文“大家”地位的给定、2. 将他的研究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3. 肯定了沈从文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深层关怀。进入80年代，沈从文从以往被埋没和遭贬抑的状况一变而成为研究的热点，大陆文学界的沈从文作品研究也逐渐从较为零散的一般性文学批评和政治评判发展为科学深入的系统研究，并于1988年沈从文逝世后达到高峰。在此期间编写的如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等各类文学史开始对沈从文及其创作进行较为重点的评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1. 从政治上为沈从文“平反”正名。凌宇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及其后来的研究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皆以相当的篇幅论证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余永祥在《一幅色彩斑斓的湘西历史画卷》一文中进一步提供了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的证据。2. 对沈从文创作方法的辨析。董易在《自己走出去的路子》一文中认为，沈从文的早期创作是浪漫主义的，而在30年代，他的思想和艺术处于成熟之境，已经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创作。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最能体现沈从文创作风格的是写实与抒梦两者的结合。3. 从乡土文学或抒情小说代表作家交代阐释沈从文创作的美学价值。如高云在他的《沈从文论》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中国乡土风俗描写得最细致、最充分的”是沈从文；许志英、倪婷婷则认为，沈从文的作品给人们提供了“区别于古代的田园牧歌式的另一种环境下的乡村生活”。而凌宇在《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中指出沈从文的小说“完成了抒情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质的飞跃。”4. 拓展了研究的视野与思路。不少论者从沈从文的创作与民间文学关系的角度来阐述，如笛论富的《植根于民间—沈从文小说的特有风貌》，从沈从文及创作与苗族血缘关系的角度，如龙海清的《论苗族作家沈从文及其创作》，从肇始于五四的爱与美的文学主题之于沈从文的角度，如何益民的《沈从文的〈边城〉》，从沈从文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角度，如尚喜平的《一个探索者的足迹》等等。这些研究并非处于同一水平，其成果也等次有差，但显示出沈从文作品内涵的丰富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继承前一时期的优良传统和巨大成果的背景下，沈从文作品研究进一步发展，向纵深和更加全面系统的方向推进，成果丰硕新论不断，形成一个初步繁荣的局面。本文侧重对其创作主体的背景思想、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等这几方面入手， 做一尽可能全面的综合和概括。（一）背景研究如何看待家世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有的研究者认为沈从文从军队出走并踏上文学道路的行为，以及他作品中流露出的贵族气息等都与他的家世有极大的关系。他的整个创作可以看作是“对于那种受人尊敬的家世及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与偎依。”[6]另有评论者则认为单凭祖父一代为官便认为沈从文出身官僚豪门是勉强的，他继承了父辈一代的“生存自由”及“生存奋斗”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上的影响为他的一生崇尚自由、执著于理想定下了基调。[7]金介甫先生认为“湘西对沈从文后来偏爱文学可以说影响甚微，原因是他生长在军官之家，而不是出身在书香门第。”[8]总的来说，家世背景并非促使沈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直接原因。（二）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对于沈从文小说作品的分类，通常是按照乡土与都市两大题材序列进行，也有研究者按时间的顺序认为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作品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而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此外也有部分评论者从其他角度进行分类研讨：如韩立群的“军旅小说研究[9]及谭怡楚的“情爱文学研究” [10]均属一家之言，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与讨论，总的说来，对于沈从文作品的分类及相应研究基本上沿袭了80年代的思路与方法，除了在其都市小说局限问题上有一定进展外，新的内容不多。与此同时，单篇作品的研究也有一定深化，关于沈氏的代表作《边城》的探讨自然是重中之重，具体内容可参看吴蕴东《新时期以来〈边城〉研究述评》，而对于沈从文其他的小说研究者引发了一些争议，如《丈夫》是“表现了人性复归的主题，还是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夫权压迫和夫权制文化意识？”[11] 《萧萧》的结局是“写出了萧萧及她周围的人过着世代相因的愚昧而麻木的人生”， [12]还是仅仅“通过萧萧命运的戏剧性变化来为湘西人的随其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13]——这些争论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形成新的学术争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90年代学术界将沈从文小说与中外文学作品对照起来进行研究，这为其提供了新的视野，也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关于沈从文小说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中，凌宇是最早注意把沈从文与外国文学联系起来研究的探索者。他这方面的研究突出表现在两篇专论中，一篇是《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撞击看沈从文》，一篇是《探索生命的底蕴》，书中详细地谈到沈从文创作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及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其后的赵学勇在《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一书就论述了沈从文与中外文化思想相呼应的一面，并由此而发现和证明了其创作意蕴中一些独到之处。吴立昌在他的专著《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一书中更是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沈从文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说的关系。一些研究者以20世纪文学发展的整体性眼光对沈从文小说进行考察时发现了部分现当代作家与沈从文在创作上的联系，有人认为沈从文与当代文坛上的乡土作家贾平凹表现出文化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上的相近，也有人从文体角度对比沈从文与汪曾祺，认为后者虽师承前者，但他们在语言、叙事视角、结构、哲学意蕴等方面都有微妙差异。还有研究者在借助乡土文明来批判城市文明这一点上将张承志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将同一文化体系中不同层面上的中国城乡文明加以对照，并以人性、道德状况作为揭示城乡文化巨大差异的切入点，但沈、张两人又毕竟存在着文化起点、时代背景等造成的深刻差异。”[14]综观近几十年来学者对沈从文小说的研究，不难看出，研究思路上由注重作品的分析开始向深入细致的主体倾斜，研究的思想从偏狭走向开阔，研究的方法采取了新领域多角度的认识，如引进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结构主义、原形批评、比较文学形象学方法、精神分析法说等，可以说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与此同时研究中还有些问题只是初步地提出，尚须进一步探讨，如沈从文小说与福克纳作品的比较研究，沈从文小说的叙事学研究等，还有一些研究层面仍有待开掘，如小说中湘西的兵政文化、傩戏文化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沈从文的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将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注释：[1] 侍桁 《一个空虚的作家》 载1931年《 文学生活》1卷 1期[2] 贺玉波《 沈从文作品批判》 《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3] 贺玉波《 沈从文作品批判》 《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4] 李同愈 《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 载《新中华》 1935年3卷7期[5] 苏雪林 《沈从文论》 原载《文学》 第3卷第3期 1934年9月[6] 黄献文《 论沈从文家世对其创作道路的影响》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社版）1996 第1期[7] 向成国《自然的精灵》 《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 第3期[8] 金介甫《沈从文传》 时事出版社 1991年版 第28页[9] 韩立群《 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10] 谭怡楚《 沈从文情爱文学论》 《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0 第2期[11] 美 张盛泰《传统夫权失而复得的悲喜剧——重读沈从文的〈丈夫〉》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2第2期[12] 山风 《心灵的悲剧——读沈从文〈萧萧〉》 《名作欣赏》 1996第5期[13] 程丽蓉《创作心理距离与沈从文的小说》 《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第2期[14] 王喜绒《一个独特的文化审美视角——从沈从文到张承志》 《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第2期参考文献：[1] 《沈从文文集》 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4年版[2] 《沈从文全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3] 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 昭明出版社 1975年版[4] 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版[5] 凌宇 《沈从文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年版[6]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 三联书店 1985年版[7] 金介甫《沈从文传》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年2月版[8] 吴立昌《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9] 孙冰编《 沈从文印象》 学林出版社 1997年版[10] 巴金、黄永玉等：《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年版[11] 凌宇《 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 《文学评论》 2002年第6期[12] 王保生《沈从文评传》 重庆出版社 1995年版[13] 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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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研究思考吧，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试论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回顾2003年以来的金庸小说研究，似乎走入了一个低谷中，这主要是学术转换期的必然现象。反思金庸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应从学术体制和队伍培养方面着手进行完善，同时在版本研究、比较视野、历史视野、审美体验等层面实现观念更新，开创金庸研究的新局面。
关键词： 金庸；武侠小说；学术史；回顾；反思
一、前言
大陆金庸小说研究从1985年发端，至今已有20年了。经过1994年以来对金庸小说的学院经典化和1999年以来的大众文化化，金庸小说在"历史经典"和"流行经典"这两个层面上的许多问题，都已经初步得到了澄清。非常可喜的是，自1999年以来，金庸小说研究的学术史历程也引起了强烈的关注：丁进发表了多篇"史略"、"史稿"、"综述"等文章对金庸小说研究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何开丽在2005年以长达5万字的篇幅完成了硕士论文《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论（1980—2004）》，将金庸小说在纵向上分为1980年至1993年的感性欣赏与定性认同、1994年至1998年的文化颠覆与理论建构、1999年至2004年的流行经典与反思深化三个特色鲜明的阶段，又在横向上指出金庸小说研究在大陆主要有人文分析、文学史、文化学三种方法，相应地表现出人文关怀、历时观照、文化研究三种特征，金庸小说研究中需要注意的是学术规范和研究视野两大问题 。
统观20年来的金庸小说研究，到1994年开始取得具有相当深刻性的重大发展，其后的10年，基本完成了"历史经典"和"流行经典"两个层面上对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历程，而在这之后却渐入低谷。经典化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僵化，但往往会伴随着泛化的浅薄与兴味的淡漠。2003年以"华山论剑"和"嘉兴会议"为焦点，再次掀起了一场金庸热，但随后三年间的金庸小说研究却仅仅是前一阶段热潮的余波与回响。在今天经历了沉思与积淀之后，对三年来的金庸小说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以促进金庸小说研究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机制。
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的晴雨表，许多会议论文和专著章节都曾先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并形成影响。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为文献依据，以"金庸"为检索词检索2003年至2005年CNKI全部类别文章篇名，得到结果248个，对近三年金庸小说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
二、近三年来金庸小说研究的总体状况
本期金庸小说研究最主要的方面，是对此前研究的继续。
一是对前期争论的继续。
对于世纪之交的金庸、王朔之争，此期学者们努力跳出意气之争，显得更加深入、客观。姚晓雷认为其实质是北京和港台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之争，但他更强调二者之间的共性，"他们都属于同一类具有解构性的特殊文化形态" ，这就不同于此前主要强调差异的通行做法。李秀萍则从文化市场角度认为这一争论的实质是文化资本、文化权力的争夺 。
针对严家炎站在20世纪中国文学大背景下对金庸小说文学史地位的高度肯定，袁良骏始终认为金庸小说仅仅属于"新剑仙派" ，那么，对金庸小说"文学革命论"的定位，就只能是"肉麻地、无节制地吹捧金庸" 。严家炎对此进行反驳，对"文学革命论"进行了系统论述并特别指出"文学革命"是创作实绩而不同于"文学革命家"的创作和理论并行，"金庸有成功的艺术实践，但似无改革文学包括改革武侠小说的系统的理论主张，所以只是一位卓越的作家，同样不必称为文学革命家" ，仍对金庸高度赞扬。
关于金庸小说的种种争论，从金庸小说进入大陆之时就已开始，90年代表现尤其突出。这些争论，促进了研究的深化，但也夹杂着许多个人意气，这实际上就涉及到学术规范的问题了。朱寿桐认为，酷评和痛骂都是"偏爱价值"，要真正以金庸为对象，尊重约定俗成的理论，建构理性的金庸研究学术格局 。
第二是对前期部分论题的深化。
在1994年以来的研究中，学院体制的深度介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期对此前的一些论题继续进行了深化。金庸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灵，而传统如何进行现代化转化，则是金庸小说研究一直面临的问题，胡小伟在分析金庸小说历史意识的基础上 ，着重论述了这一问题 。傅国涌则从现代性的人文忧思立论，指出在金庸小说取得空前成功后，"按常理推断，金庸完全有条件成就一个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真正成为一个傲然独立的 侠之大者"，可是"和这个时代许多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一样，金庸的晚年只能让我们感叹"，"其作品也常常是以儒家温情脉脉的人性关怀取胜。作为一个中国人，金庸的悲哀不是孤立的，或许也是多数没有走出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哀" 。上述两位论者的观点一正一反，但都表现了深刻的学术思考。
徐岱在90年代运用狂欢、游戏等理论致力于阐释金庸小说的美学内涵，他在此期提出了"爱生性"命题，"这使充溢着一种生命气息的金庸小说蕴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品格"，"通过这一原则，金庸小说成功地建构起了一种审美乌托邦" 。
本期的金庸小说研究，也开始对前期论域进行了一些有意识的拓展。比如"误读的金庸"问题："金庸武侠小说的合法性是由大众决定的，大众是它的命脉。但现在，我们的文学史家包括金庸本人却转而从纯文学这里寻求合法性。这从根本上是价值倒错的。" 再如"后金庸"时代的"文化工业"问题 和"后现代化"问题 等等。
在这三年中，金庸小说研究的文章不可谓不多，但继承多而新创少，泛论多而深究少，这种状况，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
三、关于近三年来金庸小说研究的反思
综观近三年来的金庸研究，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以下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体制建设
先看一看近三年的CNKI题录分布：
年份 题录总数 重复发表论文 有效学术论文 标明作者身份论文
2003 62 3 41 25
2004 83 2 54 39
2005 103 1 49 44
总计 248 6 144 108
金庸相关文章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研究论文却逐年持平。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里反映出金庸研究学术体制的一些问题。
学术体制包括研究、发表、评价三个主要环节。
就研究环节而言，目前国内的主要金庸研究机构，仅有海宁市金庸研究会等地方性社团，尚无进入学院体制的全国性大型专门研究机构，这使得金庸小说研究力量缺乏应有的凝聚，不能集中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研究。
发表环节包括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近三年的主要学术会议是2003年的嘉兴会议。而刊物发表的情况则见于下表：
刊物类别 文学专业刊物 重点、部属大学及CSSCI学报 地方本科院校学报 专科及理工院校学报 地方社科综合刊物 其他
2003 5 3 12 14 2 8
2004 3 9 12 17 3 8
2005 7 6 12 15 5 5
总计 15 18 36 46 10 21
比例 10% 12% 25% 32% 7% 14%
从刊物类别及重点刊物分布可以看到，金庸研究论文发表的主要阵地是地方本专科院校及理工类院校学报，在级别高、影响大的学术刊物中，金庸研究并未得到彰显。但是，单刊发表金庸研究文章的情况还是有值得欣慰之处。三年内发表金庸研究论文较多的刊物依次为：《山西大学学报》（8篇）、《嘉兴学院学报》（7篇）、《华文文学》（6篇）、《西南师范大学学报》（5篇）。这几家刊物集中刊发金庸研究文章，都是事出有因的。2003年，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山西大学学报》主编傅如一教授的弟子王剑有幸成为金庸先生首届博士生之一，借此东风，山西大学礼聘金庸为名誉教授，学报也开设了相关专栏。嘉兴是金庸故乡，又于2003年承办了大型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嘉兴学院学报》集中刊发金庸研究文章，亦实属情理之中。《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即将更名为《西南大学学报》）于2004年推出"名栏"建设工程，以韩云波编审长期研究中国侠文化的刊物自身优势，开办了"中国侠文化"专栏，金庸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金庸小说作为香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是《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3篇）、《中国比较文学》（3篇）的研究对象。此外，《文学评论》也在2003年刊发了2篇金庸研究论文。
金庸研究的学术评价环节，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机构和机制，可谓百废待举。此处不多赘言。
综观上述情况，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建立常规性的金庸研究学术体制。包括：第一，建立全国性的研究机构，目前各地已经成立了一些地方性的金庸研究会，可以考虑整合力量、加强合作，或者与全国性的一级学会合作成为专业委员会，以便开展全国性的研究统筹。第二，争取在重点大学建立相应研究机构，可以是专门的金庸研究，也可以是更广泛的武侠研究。第三，建立常规性、连续性的学术会议机制（要冠以第*届），可以由不同学校、机构轮流举办，也可由金庸家乡的地方政府固定承办。第四，巩固现有核心期刊资源，可以争取和核心期刊联办栏目，并争取更多核心期刊发表金庸研究论文。第五，建立全国性的金庸研究评奖机制。
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金庸研究得以良性发展的必要保证。这固然关系到金庸研究界的内部努力，在当今金庸已经产业化的情况下，更有赖于金庸研究界外部力量的支持。金庸产业是我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多年来已经彰显了其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形成优化的金庸研究学术制度，也是把金庸产业做大做强的坚强后盾。
（二）队伍建设
金庸研究的繁荣，核心是要有一支研究队伍。近三年情况表明，金庸研究队伍建设的状况也是不容乐观的。下表根据108篇标明作者身份的论文进行统计，表中职称均含同级人员，多作者论文以第一作者身份为准，多身份作者就高不就低，其他类包括非学术职称、仅标注为教师身份人员、助教、本科生、夜大生，数据栏表示方法为"论文作者人数/论文篇数"：
职称及年份 教授 副教授 博士后 讲师 博士生 硕士生 其他
2003年 5/6 4/5 9/9 2/2 3/3
2004年 6/9 7/7 10/10 1/2 9/9 2/2
2005年 9/11 7/7 1/1 11/17 2/2 2/2 4/4
可以看出，讲师是金庸研究最大的一个群体，硕士生也是一个重要群体。还要指出的是，在正高职称的26篇论文中，有5篇是合作完成（这有可能意味着主要作者并非教授）。从统计看，金庸研究队伍状况职称结构显然不够理想。在108篇论文中，高级职称作者共计45篇，仅占42%。这可能意味着，金庸研究队伍整体学历不够（根据许多大学的人才政策，博士生取得学位后即可特聘为副教授）。
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依次为：王立（教授辽宁师大，后调大连大学）7篇（4篇为合作），田智祥（菏泽学院讲师，同时为山东师大硕士生）6篇，刘卫英（辽宁师大副教授，同时为南开大学博士生）4篇（3篇为合作），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袁良骏（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丁进（江苏省人事厅编辑）、谢理开（龙岩学院，职称不详）均为3篇。在这些作者中，严家炎论述了金庸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袁良骏主要对金庸持基本否定态度，丁进主要考察金庸研究史，这些都是此前相关研究的继续。在新进入金庸研究领域的作者中，王立、刘卫英和辽宁师大的研究生们，主要从主题学角度较为深细地考察了金庸小说的若干母题，已经初步形成特色；谢理开主要探讨了金庸研究的学术建构；田智祥发表文章较多，涉及较广，但文章篇幅均较短小，论述不够深细，尚未形成特色。
一般而言，要深入研究一个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会有多篇文章发表。在三年中，仅有7位作者有3篇及其以上论文发表（即平均每年至少有 1篇）。从面上看，大多数作者涉足金庸研究，都只是匆匆过客，偶然旁及，由于对论题缺乏长期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大量文章质量不高，研究不深不细。从点上看，几位新进入金庸研究领域的作者，往往起点不高，在90年代以来金庸研究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未能就一些总体性问题继续进行厘清，理论高度很难得到提升，也缺乏新的学术增长点，这样很可能造成低效重复。倒是一些偶尔涉足金庸研究的作者，如朱寿桐、姚晓雷、李秀萍、高玉等，他们能够站在金庸之外从更高更广的角度看金庸，写出了一些力作。
金庸研究要繁荣发展，研究队伍的建设是一个重要环节。在上述体制建设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可以有几项工作要做：第一，鼓励、吸引更多作者加入金庸研究队伍。第二，金庸研究的前辈作者和优秀作者要适时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培养研究的后备队伍。第三，研究者要加强专题意识，在重点、难点上取得突破。第四，研究者要在哲学、文学等基本素养上苦下功夫，将金庸放到更大的学术文化格局中，"微小叙事"和"宏大叙事"相结合。第五，鼓励重点研究金庸的作者"专业"化，鼓励偶尔涉足金庸研究领域的优秀作者继续进行金庸研究，形成专业、业余研究者互补也就是局内、局外互补的局面，共襄金庸研究盛局。
（三）观念建设
研究的观念层面往往决定着研究的努力方向以及层次水平，因此，总结近年来金庸研究观念层面的得失并做出反思，是繁荣金庸研究的必要工作。
观念层面反映在学术成果上，集中体现于选题和方法两大方面。选题的更新是学术增长点的表现，而方法的更新是层次水平提升的标志。在前10年金庸研究的基础上，2003年以后选题重点和方法策略主要有：论争透视，包括王朔、金庸之争及其所反映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争，文学革命论、新剑仙派之争及其所反映的"重写文学史"之争；人文关怀，表现为广泛地探讨金庸小说各方面的人文意识，是金庸研究中的长线课题；审美探讨；学术史略；母题探源；比较研究，比较了余秋雨、王朔、张恨水、林语堂、罗琳等；文化运作，主要探讨2003年金庸"华山论剑"和2004年金庸四川行的传播策略；等等。根据何开丽讨论1980—2004年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可知，除母题探源和文化运作两点外，上述选题和方法大多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可以认为，在近三年的金庸研究中，整体上缺乏新的学术增长点。
以下笔者从四个方面提出自己关于金庸研究的设想。
第一，版本研究。
金庸小说到今天已经有了三个版本：连载本、三联版、花城版。如何看待这三个版本，涉及到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首先，在近年兴起的现代文学版本学中，版本涉及到精确所指、版本兼容、新善本三个重要原则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金庸小说无疑是版本学的良好研究范本。其次，版本问题涉及到文学经典化在创作和接受两个方面的历史进程，是考察金庸小说之"历史经典"与"流行经典"双重属性的基本工作。第三，三个版本的变迁，也是探讨半个世纪以来文化发展、金庸个人以及中国群体人格变迁、武侠文学创作规律和雅俗整合流变规律等的基础工作。
第二，比较视野。
金庸研究的比较方法，从1966年的《金庸梁羽生合论》就已经开始了，但比较层次一直缺乏进展。比较研究要深入到作家作品的内在机制中去，提升到整体文学史和整体社会史的高度来进行，而不仅仅是一些现象的并行罗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一批优秀作家对侠文化表现过兴趣，如鲁迅、沈从文、老舍、艾芜等，虽也有过一些将他们和金庸进行比较的论文，但随着整个文学史研究的深入，比较研究还大有深化的空间。近年西方大众文化大量进入中国，金庸本人曾说过《哈利·波特》和《魔戒》就是西方的武侠小说，其内部建构模式和外部建构模式和金庸小说相比较而言的特点，也是大有比较价值的。即使像《堂吉诃德》这类古典名著，虽然已有不少人将其与《鹿鼎记》相比，但如果深入到文艺复兴打破亚里士多德模仿说的整体夸张系统的大氛围中，就会发现我们往往并未领略到其中的精义。金庸小说自有其完整的主体系统，但通过比较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金庸小说在广大的文学和文化世界中的位置，也能更好地理解金庸。就目前的金庸研究而言，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比较研究，但我认为还远远不够，需要大力加强。
第三，历史视野。
历史视野包括向前和向后两个层面。向前的历史视野指的是对过往历史的处理，体现为作品的历史意识，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研究，如前述胡小伟的研究。向前的历史视野还包括对金庸历史地位的确认，如王敬三 的研究。向后的历史视野体现为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体现为强烈的'当下性或"当代史"意识，这里大致可与"后金庸"同义。近年来，出现了少量研究"后金庸"的文章，但也主要是对80年代以来的温瑞安和黄易的研究。我认为在这方面有必要大力加强金庸与"大陆新武侠"的比较研究。金庸树立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所谓"金庸把能够想到的桥段都写完了"，这是后人继续创作武侠小说的一个障碍，武侠创作必须顺应时势发展"求新求变求突破"。90年代，温瑞安提出"武侠现代化"，黄易创作"玄幻""异侠"两大系列，就是他们意欲超越金庸的努力。但他们毕竟和金庸一样，是在香港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其创作突围就更多地有一种未完成的过渡性。而2001年才开始的"大陆新武侠"浪潮，是在和金庸差别很大的文化氛围中起步的，因此很快形成了"凤歌的综合、沧月的感觉、小椴的技巧、步非烟的想象、方白羽的哲思、慕容无言的现代" 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展示了和港台新武侠颇为不同的特点，广泛及于作品的侠义情感、审美风貌、文化内涵诸方面 。大陆新武侠作者文化起点普遍较高，其中一些作品如小椴的《杯雪》、凤歌的《昆仑》等，在文学技巧和审美体验上都可以和金庸50年代的小说相比。但问题是，金庸是在60年代初实现了飞跃而后在60年代中后期达到创作高峰的，由于当下数字化时代的粉丝文化机制，大陆新武侠的部分作品已经充分感受到了大众文化的明星体验，自我感觉良好、网络游戏影响、商业层面操作等已经成了限制他们迅速成长的因素。这个时候，研究金庸，学习金庸，借鉴金庸，就成了金庸小说真正实现文学经典化和"后金庸"时代的21世纪"大陆新武侠"小说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第四，审美体验。
在金庸研究史上，最热门的方法莫过于文化研究。然而，归根结底，无论是就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就"重写文学史"立论，对金庸小说来说，都主要是一种他侓的方法，要真正体验金庸小说的魅力，必须要深入到金庸小说内部，进行自律的文学性探索以及作家主体性探索，而这些都将表现为和文学史方法与文化学方法不同的美学方法。徐岱曾经指出："金庸小说的真正迷人之处，在于它提供给你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在这里，精神的解放和生命的高扬高于单纯的思想启蒙，审美兴奋淹没了接受知识的乐趣。" 随后，他从多方面进行了金庸小说的美学研究，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提出的"爱生性"观点，就是从生命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小说生生不息的内在源泉。但是，从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这方面有深度的文章并不多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徐岱是一个孤独者，大多数研究者都较少采取这种方法。
高玉在批判中国现代文学"审美中心主义"时，认为把金庸小说当成"纯文学"来研究是一个误区。笔者以为，自1988年章培恒比较金庸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 成》以来，经过1994年的"文学革命论"和"小说大师论"再到其后多方面、多层次的金庸小说"经典化"潮流，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定，即"重写文学史"，就武侠这一具体文类而言，则是以对1933年茅盾的"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论"的反动为其核心，力图拨开长期以来"新文学"对武侠文类的偏见。严家炎的如下论断庶几可以作为这场文学史反思的结论："雅俗对峙是文学发展的动力"，而"金庸就是超越雅俗的典范"，"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理想境界" 。接下来的工作，需要从金庸小说内部出发来探讨其迷人的艺术魅力，审美体验的问题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
审美问题首先要研究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我们目前的许多文章还主要集中于对金庸小说文化传承的资料性和具体技巧的精巧性的归纳，因此未能触及到金庸小说的人的本质力量。席勒在《审美书简》第15封信中曾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人才游戏；而且只有在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而金庸在1966年回应《海光文艺》梁羽生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时，称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其实这就已经是一种"游戏"品质，是和人的"本质力量"相关的，也是他在小说中追寻"自由"的动力源泉。中国传统文学的"载道"以及新文学的"革命"，与金庸小说本就不是在同一个轨道上运行的，载道的、革命的文学要求以社会政治解放人，金庸小说却是以艺术审美来解放人。长期以来，权力的一元化体制和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元思维方式，把武侠文类排除在文学圣殿之外。以"重写文学史"和张扬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宏富文化传承来研究金庸，其意义在于奠立金庸小说研究之"可行性"基础，而进一步的提高、深化则有待于深入到金庸小说的人之生命体验的艺术方式之中，也就是用美学的方法来对金庸小说进行"自律论"的文学研究。
到今天，过往的争论大多已有了结论，可以暂告一段落了，金庸小说以及金庸本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以为，在此之前，人们研究金庸，主要是一种文学活动，是思想意识的革新，深度模式倒是其次的；而当下研究金庸，"活动"的层面应该主要转移到"金庸产业"的文化运作策略上，而"文学层面"经历了20年的聚讼纷纭，已经具有了相当深厚的文化沉淀，那么，追求深度模式也就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当"美学的自立门户其实也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人学的开张" 之时，美学就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努力让自身成为一种智慧形态，这是当代美学的追求目标；通过追寻生命的奥秘来实现一份人文关怀，这便构成了美学的基本价值座标。" 探讨人自身以及人类永恒追求的无限性，是美学的任务，也将是金庸研究在当下兼具必要性和可操作性的一个闪亮的学术增长点。
四、后语
综上所述，在经历了世纪之交10年之久的轰轰烈烈之后，金庸研究近年似乎走入了低谷，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上一波将平而下一波未至的转换期。"重写文学史"和"流行经典"之争大致已经有了一个令各方信服的结局，金庸的地位已经确立，恰如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其意义是在破除。如果说上一阶段的好些观点都有强烈的研究者的主体性，且许多文章是从金庸之外立论的；那么，在下一阶段，感性就要归于理性，从金庸本身立论，以深刻性取胜，脱颖而出的将是犹如德国古典哲学式的繁荣，其意义是在建设。从更广大的范围来认识金庸，从更深刻的层次来研究金庸，金庸研究将成为一个深刻、完整的属于金庸自身本体世界的宏大文化架构，并以其深刻和长久的魅力影响着未来文化的进程。
金庸小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朵奇葩.作为小说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叙事结构呈现出独特的艺术景观.它不拘泥于现成的叙事模式,而是不断地进行创新改造.本文从固定模式的创新运用、"建筑框架式"的叙事结构、设置悬念的结构艺术和演绎人性的情节驱动模式四个层面入手,对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艺术作一粗略的探索.讨论金庸小说的与众不同之处，武非武、侠非侠、奇非奇，这是金庸小说的艺术特点，当然也涉及了金庸小说的艺术成就。为什么王一川博士会将金庸列入“20世纪文学大师”之四？为什么北大严家炎教授说金庸小说标志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问题值得我们深究的。我们还必须说明，金庸小说是怎样将俗文学的形式提升到高雅而又精深的境界；金庸小说又是怎样突破了武侠小说的固有模式及文类的局限，而获得创造性的艺术成就？我们还要说明，金庸小说是怎样超越了武侠小说及其通俗文学的极限，从而看是武侠小说，而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却又不是武侠小说——别的作家，包括武侠小说的另两位大师梁羽生和古龙，他们的小说仅仅是写得好的武侠小说而已；只有金庸的小说不能在武侠小说的概念范畴内获得充分的解释，必须突破这一概念的局限，才能真正地理解金庸小说。——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金庸才有可能与鲁迅、沈从文、巴金等文学大师并列。金庸小说的叙事方法及其作品的结构形式的与众不同，不仅与所有的武侠小说作家作品不同，而且对非武侠类型的小说作家也大有启发。金庸小说除少数几部如《连城诀》、《白马啸西风》、《侠客行》及《笑傲江湖》等外，其余都有或深或浅的历史背景。——《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飞狐外传》写的是清乾隆年间事；《鹿鼎记》写的是清康熙年间事；《鸳鸯刀》的时代背景也是在清代；《碧血剑》写的是明末清初事；《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写的是南宋末年间事；《倚天屠龙记》写元末年间事；《天龙八部》写的是北宋年间事；《越女剑》写的是春秋时期事。这些小说的历史背景、看上去各不相同，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多为民族矛盾冲突激烈，或诸侯争霸、或改朝换代的“动乱时代”。金庸的小说取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以及宋辽矛盾、宋金矛盾、元明矛盾、明清矛盾、汉满矛盾这样的分裂、动荡与民族矛盾激化的时代为小说的背景，这不难理解。一是“乱世出英雄”；二是冲突出奇闻；三是可以写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主题；这些之外，还有，四是金庸不想写纯粹的江湖——武林故事，而是要想办法提升小说的主题意义，并施展作者独特的艺术才华。之所以要这样写，表面的原因是要使读者感到可信；再是要改变武侠小说的传统模式，开拓新的路子。金庸达到了真正的文学层次及美学层次。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一出，不仅轰动一时，而且被认为是“真命天子已出世。”是因为，金庸正是从这一部小说开始，完全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方法及结构，即上述的三维世界。——《射雕英雄传》不仅写了，（1）江南七怪、全真七子、乾坤五绝及其徒子徒孙的江湖世界中的奇人奇事；（2）宋金对峙时代，南宋君臣苟且偷安、卑恭屈膝及昏庸无能；金国君臣的狼子野心、傲慢横行；以及蒙古大草原上成吉思汗逐步统一蒙古部落，并东征西讨，又试图灭金伐宋；（3）前两种背景交织，目的是写小说主人公郭靖的成长：他的父母从山东移居临安，未“安”多日，又被金国王爷弄得家破人亡，母亲怀着郭靖逃到蒙古苦苦挣扎，这才使孩子出生，并一天一天地长大，这些都是“历史”造成的；而丘处机与江南七怪打一场赌，又决定了郭靖此后的人生道路，这又是“江湖”造成的：郭靖从一个讷、迟钝、憨直的小孩，成长为一个勇敢、刚毅、正直、淳厚的大英雄，成长为一个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这才是本书当中最为人称道、让人激动的因素。也正是小说中最独特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特殊的身世，及他的极为特殊的形象，他甚至连平凡的孩子也比不上，怎么能成为一个盖世英雄、侠之大者？作者用他的生花妙笔，令人信服地叙述了这一奇特的、激动人心的人生历程。他的成长——成才（练武）——成功（保国）的每一步，都充满了玄机巧妙而又真实可信，都牵动了读者的心。《射雕英雄传》成了一部经典性的作品。它不仅是武侠故事的经典，也是小说艺术的经典，因为它开创了一种新的叙事方法及结构形式。《射雕英雄传》当然也成了金庸小说创作的一个新的起点，一个分界线。以前的《书剑恩仇录》还没有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陈家洛这个人上，而是集中到传奇情节上；《碧血剑》稍好一些，写了袁承志的童年、学艺的一些经历，但也仍是匆匆而过；《雪山飞狐》则又回到说故事及其“怎样说”（这当然也很重要）上面去了，直至《射雕英雄传》才将叙事重点真正地转移到人上来。围绕人物的成长来结构小说、发展情节，这就像高尔基所说：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展开形式。《神雕侠侣》叙述了杨康之子杨过的人生故事，比《射雕英雄传》更为精彩生动、曲折动人。《倚天屠龙记》叙述了张无忌这一人物的不幸经历，我们已经说过张无忌的父亲是武当派的弟子，而母亲则是魔教的殷素素，正邪结合，非灾即祸，因为正邪不两立，仇怨极难消。所以在回到武当山不久，张翠山、殷素素便双双自杀，张无忌从此成为孤儿。更不幸的是他还身中寒冰毒掌，祖师爷张三丰束手无策，张无忌生命危在旦夕，只得让他到当地名医胡青牛那儿去碰运气……此后张无忌便开始了他孤苦飘零的人生，当然少不了一次又一次的奇遇，一次又一次的磨练和考验。这些，不仅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而且还能深深地打动我们。有时我们会觉得“张无忌就是我”，或者是我们极亲近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他的人生故事中受到更多的启迪。这样的三维结构，不仅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档次，而且也使小说的结构形式更加严密，因为它围绕主人公的人生来写，既可保证“人学”的重点，又可保证“小说”的完整严谨。而利用这样的三维结构，在叙事操作上，也有了极大的自由度，可以充分地发挥作者的想象力、创造性；而另一方面却又有“法”可依，那就是以人为主。可以简单地说：它比一般武侠小说多了艺术品味；而比纯文学创作多了传奇性及其想象与创造的自由度；它比历史小说更神奇；而又比一般的武侠故事更深厚。
1、林海音的作品显得特别，有其特质和与众不同的风格，是由于她更固执地把题材只限囿于女人身上，以女人的心眼和细致的观察来塑成一个世界。
2、以世俗的观点来说，林海音所雕塑的女人映像，皆面带忧戚，在酸苦的不幸中翻滚的女人；好似围绕她们周围的，命运造成的冰壁，冷森又残酷，显然她们是一群被虐待者。
3、时代的推移，社会的蜕变，世事的沧桑，皆透过女人的心身来寻觅表现。可以说，她笔下的女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善终的；这意思是说，她所描写的女人皆尝过失望，爱情的挫折，大都是不幸的。没有一个女人得到真正的幸福，虽然这些女人并不缺乏生活上的欢乐或赖以生存的爱情，但她们仍是不幸的一群。不过，幸福是什么？它在那儿？幸福不过是虚渺的幻觉？抑或一只青鸟？这是颇值得思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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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价
林海音擅长于表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旧交替时代女性的爱情婚姻问题。她的笔，近乎固执地游戈于这一领域，不断地挖掘、探索、思考，努力地从爱情和婚姻这一面古老的镜子里，反映历史的变迁与时代风云的起落，或正面、或侧面地映现出清末民初直到抗战以后中国社会的风貌，构成了一部近代以来中国妇女的婚姻史。
在这部形象的妇女婚姻史中，她写大家庭里妻妾的复杂关系、小妾的卑下地位；写烈妇贞女们不可为人所道的苦恼；写被遗弃的女人的凄清哀怨；写包办婚姻下的扭曲心灵；也写从旧道德里挣扎出来的女性的甘苦。这些题材和人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并不少见，从许多前辈大师如鲁迅、郭沬若、郁达夫、巴金的作品里，我们不难寻到这类人物的姐妹。但是，林海音有她独具的艺术个性。她努力地继承前辈的文学传统，又勇于探索，争取有所发现，有所创新。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林海音
《城南旧事》：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和述怀 ——《城南旧事》读后感读了《城南旧事》后，感觉到有一种现实世界所缺少的东西——真善美。这本书不但道尽了小孩子间纯真的友谊，家人间诚挚的亲情，在娓娓动人的真挚叙述中抒发了对童年的缅怀和对人间温暖的呼唤，亲切动人。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穷苦，人与人之间各种琐事、隔阂，还有社会封建制度的黑暗。 英子——本书的主人公，以自己童年的独特视角观察了在北京胡同特有的生活。以时间顺序，展现了自己从“六岁”到“读小学”直至“小学毕业”时生活的点点滴滴。 六岁的时候，英子结识了朋友妞儿和“疯子”秀贞。英子在与秀贞的交往中，发现她不是疯子，而是一个丢失丈夫和女儿的可怜、孤独的人。而英子也发现妞儿是个得不到温暖的孤儿。秀贞和妞儿向英子敞开心扉。最终，英子阴差阳错地发现妞儿就是当年秀贞的孩子小桂子，两人团聚。然而，事与人违，当她们急匆匆地踏上寻父之路时，悲惨地命丧火车。在这里，英子不仅和“疯子”、“孤儿”在一起，还将妈妈的手镯赠给秀贞做盘缠，看到死讯时整整昏迷十天，对遗物的怀念，对旧家的眷恋……英子的心灵在震撼中开始成长。“那么我就要放开蒙在脸上的手了。” 很快地，英子上了小学。家人开始管她，约束她，教导她。在给男同学捡球的时候，她遇见了“蹲在草地里的那个人”。在和他的接触中，英子发现他很喜欢、很佩服自己在上学、学得好。而他很“没出息”。还有瞎子妈妈和有志向的弟弟。他们之间还有了约定：“我们看海去。”可是，在英子一次无意的“点引”下，他被抓了。英子很痛心失去一个好朋友，因为社会现实逼良为盗。传统的文化教养和不堪负荷的生活压力导致了他的所作所为，使他在偷盗别人钱财的同时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长大了，我们看海去。” 除此之外，在小学生活中，兰姨娘——这个依附别人生存的人，作为别人家的姨太太被赶出去后，最终和德先叔——这一进步青年走在一起。“英子，好好地念书，可别像上回那么招你妈生气了，上三年级可是大姑娘喽！” 在小学毕业的时候，爸爸的去世对英子的打击很大，但也使英子懂得了长大的意义，了解了自己对妈妈和弟弟妹妹的一份责任。可见，爸爸对影子的成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在全文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宋妈——像保姆一样忠心照顾英子等人。为了挣钱，她抛下了自己的小栓子、小丫头子，一直在英子家照顾“我”和弟弟妹妹，帮爸爸妈妈的忙。从她让英子代写书信中，可以看出她对两个孩子的思念。可是，她的丈夫——“黄板儿牙”竟狠心地“卖掉”了小丫头子，“间接地”害死了小栓子。最后，两个孩子都离她而去。这样的打击让她承受不了，乐观的她也“蒙着脸哭”。妈妈说：“两件事一起发作，叫人怎么受！”宋妈在回去的路上，还是千叮咛万嘱咐，看来她对“我们”还是放心不下可惜，两边都是孩子，究竟该如何抉择？最终，宋妈选择了回去和丈夫“算账”。可是，真正的宋妈，会是这样的吗？迫于生计又失去了孩子，宋妈又“何去何从”？ 看《城南旧事》，心头漾起一丝丝的温暖，因为已经很少看见这样精致的东西，因为她不刻意表达什么，只一幅场景一幅场景地从容描绘一个孩子眼中的老北京。那样地不疾不徐，温厚淳和，那样地纯净淡泊，弥久恒馨，那样地满是人间烟火味，却无半点杂意。现在的我们生活富足，但却缺少了像英子一样的一颗心。《城南旧事》反映了祖国老北京的民俗民风，丰富多彩。所以，热爱生活，热爱我们的祖国，去感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林海音的作品特点如下：1、林海音的作品显得特别，有其特质和与众不同的风格，是由于她更固执地把题材只限囿于女人身上，以女人的心眼和细致的观察来塑成一个世界。2、以世俗的观点来说，林海音所雕塑的女人映像，皆面带忧戚，在酸苦的不幸中翻滚的女人；好似围绕她们周围的，命运造成的冰壁，冷森又残酷，显然她们是一群被虐待者。3、时代的推移，社会的蜕变，世事的沧桑，皆透过女人的心身来寻觅表现。可以说，她笔下的女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善终的；这意思是说，她所描写的女人皆尝过失望，爱情的挫折，大都是不幸的。没有一个女人得到真正的幸福，虽然这些女人并不缺乏生活上的欢乐或赖以生存的爱情，但她们仍是不幸的一群。扩展资料《城南旧事》不论从那个角度阅读都是很好的作品，有人说它是女性作品，因为里面的主角，比如惠安馆里面的秀珍、宋妈，都是以女性为主角，特别整个小说的叙述者英子，她还没有受过社会的熏染，用纯洁的眼光看这世界，即使看到一个小偷，也不会有那种我们既定的眼光，直接判定小偷是坏人。有人认为它是一部成长小说，每段故事的最后都是别离，最后一段「爸爸的花儿落了」，写道：爸爸去世了，英子也长大了。整部小说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可以是青少年成长小说，也可以是儿童读物，或是成年读者对童年的回忆，它是有很多面向的。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林海音查看全部3个回答相关问题
作品鉴赏
作品主题
《城南旧事》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末北京城南一座四合院里一家普通人的生活，通过小姑娘英子童稚的眼睛，来看当时北京形形色色和许许多多的人和事，文章中的人物最后都离小英子而去，表达了告别童年的悲伤和怀念的情感。向世人展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有种说不出的天真，却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
通过看似狭小的描写，却反映了当时北京的整个历史面貌，有极强的社会意义。带领人们重温了当年那笼罩着愁云惨雾的生活。小英子作为一个主要人物出现在文章中，当她发现大人们的良好愿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时，她天真善良的幼小心灵就愈发显得孱弱。缠绕在文章中那种无往不复的悲剧轮回也就更加令人触目和深省，这也正是该小说显得丰富厚重的关键之笔。
以现时的角度来观察，《城南旧事》中所描绘的事件大多是时代造成的悲剧，各有各的痛楚。封建伦理道德逼疯了秀贞，小偷、兰姨娘、宋妈也有各自的血泪史，然而从整个文本来说，其主旨并非是对旧制度的控诉，而是以一个纯真的少女的童心折射出这些底层不幸人物的人性光辉。文章极力淡化善恶标准，以欢乐的童心对待现实的丑陋，在沉重的现实中保留一片自由快乐的天空。
可以说，小英子打开了成人世界所忽视的视角，这个视角是以质朴、单纯、善良的心去待人处事。这些视角本来为我们所共有，却在世俗陈规的劫持下慢慢遗忘、丢失。小说中的小英子似乎就是现实中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这种陌生与熟悉感冲淡了对小偷的仇恨，勾起了纯真的年代，令人感叹良多。整部作品始终贯穿着对成长内涵的诠释，对童年美好生活的依恋却敌不过现实的变化。
艺术特色
《城南旧事》以深挚的情怀和笔触追述20世纪20、30年代北京城南的旧事，叙事结构包括两层，表层结构是串珠式的，以成长为线，将小英子童年经历的五个故事集合在一起。
深层结构是作者内心创作情感的表露与寄托，小说以不断的"离去"来组织情节，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内外两层结构的结合与互补下，小说得到了完整的表达与阐释 。包含了作者绵延不绝的乡思乡愁，是公认的乡愁文学力作。
《城南旧事》中表达乡愁有以下特点：
一、被女儿情结滋养的乡愁。驴打滚儿追忆了因家境窘迫到城里做奶妈的宋妈的故事，她忍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而自己的孩子们也在无爱的贫苦中丧失。林海音的小说创作有自己一以贯之的主题，那就是对中国女性命运的关心和思考。
二、富有悲剧意蕴的乡愁。每段故事的结果，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一直到最后一篇爸爸的花儿落了，亲爱的爸爸也离去了，我的童年结束了。
三、乡愁的书写方式。而林海音的小说是纯粹的怀乡小说。她淡化了家国神话的建构和时代风云的宏大叙事，透过自己作为女性的故乡经验，书写女性在乡土世界的生命成长；并以女性人生领域里大量琐碎而真实的日常生活题材，解构了以男性的家国情怀为代表的故乡叙事传统。这种情形决定了她笔下怀乡小说的书写乡愁的出发点。
《城南旧事》满含着怀旧的基调，将其自身包含的多层次的情绪色彩，以一种自然的、不着痕迹的手段精细地表现出来。是具有极强的平民意识，一部纯美的散文式的电影；一种委婉的诗意，一片宁静的意境；近乎一幅素雅、淡泊、简约的中国水墨画；满含人间烟火味，却无半分名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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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英子
主人公英子是一个善良、聪明、大胆，5、6岁的小女孩。生活在北京胡同里，以充满童真的眼光观察着世界，关注着她周围的各色人等。最终在小学毕业典礼上，爸爸因病离世，英子意识到，自己长大了。
秀贞
惠安馆痴傻的疯女人秀贞与英子成了朋友，在英子的帮助下，疯女人找回了失散多年的女儿，然而，命运弄人，秀贞母女相认的晚上便惨死在了火车轮下。
兰姨娘
父母的朋友，心地善良，敢于追求爱情。爸爸对兰姨娘日久生情，小英子撮合同住家中的德安叔与兰姨娘，事成后两人相约离开。
宋妈
英子的奶妈，是个朴实的乡下人。宋妈几年前撇下孩子来到英子家中伺候，却收到儿子溺水身亡，女儿被卖给别人的噩耗，宋妈含泪离开。
爸爸
喜欢过兰姨娘，最终因病去世。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城南旧事（林海音自传体小说）
校园，我们学习的的乐园、成长的摇篮。我们渴望在和谐安全的校园环境中愉快地学习，健康的成长。然而，校园里也时常有不和谐的音符。也许因为一个误会，有人恶语相加；也许因为一次无意犯错，有人挥起了拳头……今天，我观看了一部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影片——《校园暴力》，它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该如何保护好自己，免受他人的侵害。《校园暴力》讲述的是一位叫翔翔男孩的故事。一天，妈妈叫翔翔出来吃饭，叫了半天，却没有看见他出来，走进房间，发现翔翔在地上呕吐不止。妈妈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医生说：“翔翔是因为暴饮暴食才导致现在这样。”妈妈觉得很奇怪，在妈妈一直追问下，苏醒后的祥祥只好向家人说出了自己遭到敲诈的真相。原来祥祥受到高年级同学的敲诈，每天都要给他们钱，而且一次比一次多。每次翔翔给他们钱后，回到家就猛吃东西，不敢告诉父母和老师，才造成今天的后果。同学们，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们身上，你会怎么做呢？有的同学说：“我可以抓住一切机会，撒腿就跑”。假如跑不掉呢，难道像翔翔那样，乖乖的把钱奉上吗？有的同学说：“我和他们拼了，就是不给他们钱。”这样一来，可能自己的生命安全就要受到威胁了。有的同学又说：“告诉爸爸，让爸爸狠狠地揍他们一顿！”为了防止校园暴力的发生，我总结了几条安全小贴士：1、身上不要多带钱和贵重物品，如手机，mp3等。2、遇事要沉着冷静，根据现场情况，做出反应和判断。3、可以给对方一些财物，并寻找时机，记住对方的相貌特征，衣着打扮，并及时告诉班主任或家长，也可以告诉警察叔叔，让他们保护自己！4、学校附近行人稀少的小巷是校园暴力事件的高发区。上学和放学期间不要单独在这样的小巷里行走，尽量结伴同行。当我们遭遇校园暴力时，千万不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应及时告知老师、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有必要时还要寻求法律的保护。同时，也不能不计后果、以牙还牙，恶意报复只会导致雪上加霜。让我们一起努力，驱散笼罩在校园上空的黑暗！
对于校园的霸凌行为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理论与实践，这个应该不应该和校园霸凌和校园欺凌相论。
我国有关研究中学校园霸凌行为的论著还很少见, 对中学校园霸凌行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本...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 校园霸凌问题是实现校园安定有序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在社会...
校园欺凌作文800字 2016-9-28 编辑：佚名 查看次数：645 手机版栏目：作文通过必要的法律惩戒，才能对家长、老师和学校应担负的责任予以明确，从而将校园欺凌问题提升到全民重视的高度，德法并举，社会共治。校园欺凌作文800字一最近，西单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杀人案，使我有了很大感触。校园是我们增长知识、接受教育的地方，本不该为欺凌事件的阴影笼罩，可据有关方面统计，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未成年人犯罪增多，有些地区年增幅在30%以上，作案者和受害者绝大多数为像我们这样的在校学生。从80年代末到现在已出现了一个未成年人犯罪高峰，我国出现的校园欺凌事件并不是孤立的。由于影视业的商业化，欺凌恐怖影视作品越来越多，充斥我们的视野，许多作品中对于犯罪过程细节的描述，成了不少青少年模仿的根源，而校园又成了他们“付诸实践“的理想场所。校园欺凌事件的存在，受影响的绝非个别学生，我们全体青少年都会受此不良影响。校园本应是我们学习的净土，但屡见不鲜的校园欺凌却打破了校园应有的宁静。花季少年身上的欺凌倾向十分令人担忧。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冤冤相报何时了？“ 校园欺凌同时也体现出人际交往问题，人际交往需要风度，风度就是用温柔去对待倔强的人，用宽容去冰冻苛刻的人，用热情去融化冷酷的人。儒家学说认为，人心固然有善端，但它一开始只是一个萌芽，而且它随时会遭到私心杂念和外界诱惑的摧残。这萌芽要成熟、长大，就需要特别的守护和滋养。提高德性是一个十分艰难的修养过程。游戏人生，看起来固然潇洒，可如此泛泛而过又能找到什么样的人生感觉？生命是单程线，没有回头的机会。我们青少年共同生活在一起，就应当互相帮助、互相谅解、互相包容。仇恨的种子，长不出和平的芽，单纯的冤冤相报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现在校园里出现了校园欺凌，闹的同学们都人心惶惶。影视作品、书刊对我们青少年犯罪的诱导作用十分严重，在我们身心发育过程中，自制能力一般较弱，是与非的界限比较模糊，很容易在觉得新奇好玩的心态下去模仿一些作品中的人和事，这是极需引起全社会关注并着手解决的。校园欺凌事件虽然发生在学校里，发生在我们这些学生身上，但这也是社会大环境的一个缩影，全社会都应引起高度关注，并采取相应措施，共同努力，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在校园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校园欺凌问题引出一个问题，就是人生处处是选择。选择，一次生命的郑重承诺。人生是一次选择，选择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顺流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航船则能勇往直前，鹏程万里；而逆流的航船只能是你举步艰难，欲步不前，甚至被猛浪或漩涡永远打翻而深沉海底。选择，是一次对人性的不断完美。同学们，让我们携起手来，拒绝校园欺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