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期刊有：国内七大核心期刊体系，1、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2、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5、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6、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7、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的“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有：《新青年》《前进报》
1、《新青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时局变化使陈独秀深受刺激，他认为在中国搞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而欲“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经过努力，上海群益书社应允发行由陈主编的《青年杂志》。
2、《前进报》创立于1876年10月1日，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机关报。1875年5月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哥达合并大会决定，两派的机关报暂时并列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报。1876年的党代表大会上专门讨论了党的机关报问题。
扩展资料：
《新青年》创始人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对中国时局进行了思考，认为政治革命没有作用，而“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民国四年（1915年）夏天陈独秀从日本回上海后，便开始准备筹备《青年杂志》，先是同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商量，在得知亚东图书馆无法合作后，又被介绍给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几人商议后由群益书社出版《青年杂志》，每月一本，每期支出在200圆。最初发行量为1000份。
北大核心期刊有：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学术月刊、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国行政管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等，含73个学科类目。
论文评价体系相关知识：北大核心期刊指的是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是国内论文评选的重要参考之一。除此之外，国内论文评选体系还有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以及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
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有：《新青年》《前进报》
《新青年》：“五四”新文回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和答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时局变化使陈独秀深受刺激，他认为在中国搞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而欲“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
《前进报》创立于1876年10月1日，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机关报。1875年5月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哥达合并大会决定，两派的机关报暂时并列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报。1876年的党代表大会上专门讨论了党的机关报问题。
扩展资料：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它第一次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指明正确的道路，而且为各门科学的发展提供锐利的武器。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趋向和流派一致强调借用资产阶级思想的伟大成就，它们或者从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流派那里系统借用概念、术语和范畴，或者进而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某些思想去“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由此形成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混合物。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指，如果学习书本知识而不思考，就会不辨真伪，更不能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如果只是苦思冥想却不认真读书，就会孤陋寡闻，才疏学浅，更不能做到博见约取，标新立异。孔子的这两句话阐明了学习与思考的辩证关系。学习与思考是人们在获取知识过程中，两个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思维活动。只学习不思考不行，只思考不学习也不行。只有将二者正确地结合起来，才算真正懂得了学习与思考的辩证关系。这里所说的学习，主要指从书本上汲取间接经验。古今中外，凡成大学问者，无一不是博览群书，读破万卷的。人非生而知之，只有不断学习前人的经验、成果，充实自己的头脑，才能进一步有所发现，有所创造。革命导师马克思为了完成资本论这一巨着，曾在大英博物馆潜心研究，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可见认真读书是成才所不可缺少的。要勤于学习，必须博览熟记，持之以恒。鲁迅先生说：读书“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另外，学习还要持之以恒，要“戒怠荒，戒无恒，戒躁急，戒泛杂”，只有这样，才能学有所成。然而，学习本身并非目的，学会举一反三，灵活运用知识才是真正的目的。为此，就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积极、认真的思考，弄清知识的来龙去脉以及知识的有机联系。如果学到的东西不经头脑加工，就好比吃下的食物未经口腔咀嚼、肠胃消化，即便是美味佳肴，也不会被身体吸取一样，非但无益，反而有害。法国作家伏尔泰对此有着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书读得越多而不加思考，你就会觉得你知道得很多。而当你读书思考得越多的时候，你就会清楚地看到你知道得还很少。”可见善于思考是多么重要！要善于思考，需要有蜜蜂酿蜜的精神。每一克甜美的蜂蜜不知凝聚了那小生命的多少的心血。思考也需要我们下苦功夫，以“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探索精神去钻研，切不可不懂装懂，浅尝辄止。学习是思考的基础，思考是学习的升华。在学习的基础上思考，思考才能深入；在思考的前提下学习，学习才有效果。同时对所学的知识必须结合实际反复运用，知识才能巩固，技能才可纯熟，这就是我们掌握知识的必由之路。愿我们大家都能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去勇敢地攀登科学知识之颠。
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与可持续发展思想 自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专题报告中，明确地界说了“可持续发展”以后，可持续发展思想便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特别是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二十一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成为世界性的热门话题。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和政府决策部门也相继对“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我国政府于1994年便率先发布了《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提出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础”的战略目标。但不可否认，无论是作为《我们共同的未来》专题报告给“可持续发展”界定的经典定义，还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本质、内容、规律和特点等方面的认识均存在不足。有的学者认为，当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就是我国古代道家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人类久远以来就一再深入思考着的问题”，“道家、道教的思维方式为我们讨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学术研究1998年第3期“道家、道教思维方式与可持续发展”）有人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实质就是要强调“超越人类中心”的“自然界的价值主体地位”，认为自然界、生态环境是独立的价值主体，人的行为要符合自然界的利益，尊重自然界的权利，要“以自然为中心”。还有些学者将“可持续发展”等同于生态发展。我们认为，陷入这些认识误区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高度来把握“可持续发展”，未能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为指引，从思维方式、方法论、本质和内容等方面厘清“可持续发展”与以往发展思想的区别。 一 “可持续发展”是基于对以往发展思想与实践的反思而问世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与以往发展思想的根本区别是什么？这是需要首先明晰的问题。任何发展观都是某种世界观的体现，而世界观实质上就是哲学思维方式。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着社会发展思想的不同，以往的发展思想依赖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可持续发展”则以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实践的思维方式为指导。 在古代社会，由于物质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得不依赖自然性的关系靠天去生存。这决定了人们的思维能力也是低下的，人们认为，外在的神秘的客观力量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这便产生了以追求绝对真理、永恒本质为目标的前定论的思维方式，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未能正确处理主体（现实的人）与客体（自然环境与社会关系环境）的辩证关系。客体成为主客体的关系的绝对重心，主体则是客体的奴仆。人们热衷于探寻事物的先在本质，从先在本质出发去演绎、推论事物的现在和未来。建立在这种思维方式基础上的社会发展观实质上只能是一种生存现，表现为人们对自然界的盲目崇拜与屈从。中国古代道家的思维方式即是如此。他们提出的“天人合一”是指人与大自然的和一、统一或和谐，但这并不是凭借科学知识去认识自然得出来的结论。道家的“天人合一”就是追求无为的境界，他们认为自然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不应改变；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不合理的，都是对自然的破坏。这就取消了人类改造自然、谋求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近代以来，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的主体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人的个性得到极大发展，人文精神的兴起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使人类认识到自身的巨大力量，人类不断扩展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深度与广度。在人的主体性不断得到张扬的同时，人类的思想与行为也走向了极端——人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征服者、压迫者，人类可以摆脱自然与社会的任何限制。如培根认为，科学的目的就是“拷打出自然的奥妙”，对待自然必须“在她漫步时紧追不舍”，使她成为“奴隶”，“强制令她提供服务”。实质上，近代人的思维方式存着与古代人同样的局限性，也未能正确把握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他们虽然看到了主体对客体巨大的改造作用，却忽视甚至否认客体是主体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客体对主体也具有制约与改造作用。他们将主体作用于客体过程中凸现的主体力量加以抽象化、绝对化，顶礼膜拜，使之成为一种先验的外在权威力量，成为另一种“先在的本质”。古代人对客体力量盲目崇拜，而近代人则对主体力量盲目崇拜，同样陷入了由预设的本质去解释现存世界的前定论思维方式。以这种思维方式为指导，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思想便应运而生。近代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是这一发展思想最早的代表。他把社会发展简单地归结为单一的经济增长过程，而经济增长过程就是人类不断地制服和掠夺自然，获取物质财富的过程。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上述发展思想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发展中一直占据支配地位。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经济增长已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的“世俗宗教”和“政治溶剂”，成为个人动机的源泉、政治团体的基础，动员社会以实现共同目标的根据。（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295-296页）以这种发展思想为指导，西方工业化国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负面影响。它引起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破坏生态平衡，又导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以享受为特征的腐朽、颓废的文化价值观念。 马克思恩格斯则既继承了前人的积极因素，又克服其局限性，立足于时代特征，开创了实践的思维方式，从而实现了发展哲学的科学变革。实践概念在哲学史上早已提出，但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给予了科学诠释。在欧洲哲学史上，康德正式把实践概念引入哲学，并提出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概念。但康德的“实践”局限于伦理实践范围，其他实践活动则被排斥在外。黑格尔提出了“实践理念”的概念，但他讲的“实践”在根本上是抽象的理念活动，现实的人的活动只是这种精神活动的“样式”。费尔巴哈把实践和生活联系起来，提出了“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的合理见解，但他又认为，“实践”或“生活”就是吃喝、享用对象等等。被恩格斯称为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宣告了科学的实践观的诞生。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具体而现实的双向对象化过程，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这一过程内含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是客体的主体化过程。人来自自然存在，受到客观世界的制约，需要不断地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不断地改变自身，这即客体作用于主体的过程。二是主体的客体化过程。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能够突破自然与社会的限制，改变周围的环境，按照自己的需求、目的创造出属人的对象世界。这即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过程。实践就是上述两方面的统一过程。“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5页）只有建立在实践的思维方式基础上的社会发展思想，才能克服其他发展思想的局限性，指导社会的发展步入正途。“可持续发展”则属于这一社会发展思想。它既不是从先验的、外在的客体出发，又不是以被抽象化、张扬至极端的主体意志，以抽象的理性、人性本质为出发点，而是将具体而现实的实践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既明晰了客体对主体的制约作用，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基础上，又把握主体所具有的自觉能动性特征，人们通过对客体的改造而满足自身的需要与利益，而不是乞求大自然的恩赐，生活在与自然的原始统一性中。“可持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我们只有立足于实践思维方式的高度，才能从根本上将可持续发展思想同以往的发展思想区别开来。 二 “可持续发展”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们也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为理论基础，才能给予科学地解答。“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6页）通过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剖析，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发展的实质提出了全新的诠释。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变化也内含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的发展是社会主体的需求与愿望的满足过程和价值目标不断实现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不同，自然的发展是无意识的、无目的的，人们总是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从事社会活动，人类社会历史是主体的自觉创造活动的结果，是人类进行价值选择的进程。正如马克思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又是具有客观必然性、存在内在规律的进程。因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自然客体与社会客体均对主体的价值选择活动具有制约作用。主体只有不断地认识客体的本性，遵循客体的发展规律才能得以生存与发展。第一，人类社会来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类的活动不能违背自然的客观规律。第二，社会客体即社会关系也制约和规定着主体的活动。马克思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344页）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其发展是有内在客观规律的。第三，生产关系又受着社会生产力的制约，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人类社会的运行中，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社会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运动，使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体现了一定的规律，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要求的规律。这决定了人类社会演变的基本趋势是前进、上升的，或者表现为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飞跃，或者表现为同一社会形态内部社会关系的调整与改革、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意识形态的进步。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人类的价值选择活动提供一种客观的可能性空间，即选择的自由度。人们不能够突破和超越规律的支配和约束而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的价值追求活动与社会规律的形成、作用过程并非是外在、互斥的关系，而是内在一致、有机渗融的同一过程。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了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又制约着人类的实践活动。社会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就是社会发展的本质所在。 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社会发展本质观对当代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全面地体现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及运作之中。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在于：一是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客体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对近代发展思想的反思与反动，一些思想家走向了另一种极端，视自然为社会发展的主体，追求“世外桃源”，抵制科学的发展，走向一种非理性的“自然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思想则批判了这一观点，并全面阐述了主体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内涵。首先，只有实现主体能力即认识能力、实践能力、创造价值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才能满足主体的需求，实现主体的价值选择，从而实现社会的发展。其次，发展主体能力，必须扬弃传统的需求观，代之以全面的需求理念。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价值选择是全面的，既有物质环境的要求，又有精神环境的需求；既有政治环境的需求，又有生态环境的需求。只有各方面的需求都得到满足，人的主体能动性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否则，只能造成“单向度”的片面发展的人，人类社会也只能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再次，可持续发展还克服了近代发展思想在发展主体问题上——把发展看成是少数人的发展或少数国家中的一部分人的发展；只考虑当代人的发展，而忽视后代人的发展——的认识误区，提出了代内平等和代际平等的发展主体观。它认为，发展的主体总体上分为：个体主体即个人，群体主体即民族、阶级等社会集团，社会主体即个体与群体的总和。在当代，我们既要关注个体主体与群体主体的发展，又要关注社会主体的发展。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异与对立固然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忽视甚至否认这一点。但由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们所组成的人类社会生活在同一时代中，共同拥有一个地球，随着人们实践活动的全球化，人们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阶级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与价值目标。即使对地球环境的某一局部破坏，也将造成世界性影响；任何一个自由主义的发展行动都可能对周边地区产生不可低估的副作用。任何个体与群体要达到发展自己的目的，必须提倡与实行代内主体平等思想，不能以损害别的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为代价。特别是要注意维护弱发展地区和国家利益，通过协同发展，消除国家和地区间的对立或紧张关系。这样才能实现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保证社会发展的广泛性和持续性。同时，当代人的发展必须惠及后代或至少不应损害后代人的利益，改善和优化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代际平等。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既是共时性的，又是历时性的，人的需要不仅包括当代人的需要，而且包括未来人的需要。社会发展既为当下所决定，又为未来所决定，而后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前人的发展。在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代际分配中，后代人只能接受其前辈遗留下来的自然与社会条件。如果当代人只顾自身的利益，过量开采资源或破坏生态而剥夺了后代人使用资源的权利，对他们的生存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消极影响。 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活动不能超越客观规律的制约，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客体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自然客体的发展是主体发展的首要条件。要使人类社会持续发展，必须使自然界持续发展，即社会发展不超过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使自然界通过再生或因新的开发而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环境或条件。其次，当代人类面临的灾难性困境也是由于社会客体即人类社会内部相互关系的严重失衡和损害而引起的。有许多表面上看似乎纯粹是以“天灾”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究其根源则是由人类社会内部的彼此冲突和对抗而导致的。而民族纠纷、宗教冲突、种族歧视、暴力恐怖、颓废空虚等社会邪恶都是由于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失衡和社会制度不良等原因造成的。只有先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才能保住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 社会发展的内容是什么？以不同的发展哲学为根据，则有不同的阐述。囿于将主体的力量抽象化、终极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近代发展思想和现代西方发展经济学、早期现代化理论都把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增长，将社会的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以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例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以储蓄和投资的增加为引擎，以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发生重大变化为基本特征的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经济学家凯恩斯则作出了“有了经济就有了一切”的总体概括。结果使许多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如巴西、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家，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使整个社会系统功能失调，致使原有的社会问题未能缓解，反而引发了生态恶化、能源短缺、失业人口剧增、社会动乱频繁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对近代发展思想提出了批评，提出了“新发展观”。他认为，增长论是一种唯经济的观点，具有相当大的片面性和狭隘性。他在其代表作《新发展观》中提出：发展要以人为中心，实行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佩鲁指出了“经济增长论”的弊端，扩展了社会发展的内容，这是正确的。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哲学思想，“自然”并没有作为一个重要变量纳入到发展的框架之中。而且他夸大了文化的作用，提出“在文化因素起决定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种经济与社会角色到处都会无能为力。”（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第22页）他颠倒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陷入了文化决定论的唯心史观。 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运用实践反思方法，对社会发展的内容作出了深刻而全面的阐述。人类的实践活动具体包括四种基本形式：保护和支持生态环境的实践，物质生产实践，创立和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创造精神生活的实践。这四种实践产生了社会发展的基本领域，即生态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人类社会就是由这四个系统所组成的大系统。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只有社会系统诸要素的全面而协调的发展，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这一社会发展最高目标。社会系统诸要素处于相关性之中，并遵循一定的秩序和规则。第一，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离开生态环境，人类的一切活动便无从发生。同时，生态环境的优劣，通过对生产的不同影响来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生态环境较为优越的国家或地区比环境较为恶劣的国家和地区在发展速度上会更快一些。所以，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支持问题便成为可持续发展思想与战略问世的缘起，生态环境的发展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得到了具体而全面地确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第二，在社会大系统的四大要素中，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与最终决定力量。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影响和作用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对自然条件的利用程度就越大。同时，经济的发展决定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4-375页）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第三，政治的发展在社会大系统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以自身中介性的作用协调生态支持、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的交互关系，是社会各要素发展的保障。首先，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性质。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同，对生态环境保护与利用的效果是不同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有赖于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建立，社会秩序的不合理决定了资本主义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使生态环境得到良性发展。资本家自私自利的短视行为必然造成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其次，政治对经济的发展也具有反作用。当社会政治的发展适合经济基础的发展时，就起着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作用；而当政治上层建筑已经腐朽衰败，并为落后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再次，政治的发展直接决定社会文化建设的内容与性质。任何一种性质的社会制度为了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都要寻找它的“代言人”，都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伦理等思想体系。第四，文化的发展对经济、政治和生态的发展也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它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经济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但他们不是机械论者，并不认为其余因素都是消极的。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能动性。首先，生态环境的发展依赖于人们生态观念的革新。人类必须摈弃人对自然的崇拜意识和征服意识。人类崇拜自然的动机，并非爱护与治理生态环境，只能使人类陷入愚味与落后，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而征服意识则产生了盲目开采资源、破坏生态的行为，将人类推向了生存危机的边缘。其次，任何经济行为并不是一种无主体的自发行为，在某种经济活动和经济模式的背后，总存在着某种人文观念和文化意识的支撑。但由于经济与文化的不平衡性，这种观念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提倡和培育。文化建设的核心就是通过培育时代发展所需要的新观念、新意识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再次，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然有利于人们民主与法制观念的增强，促进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化、有序化，从而促进社会政治的发展。很难设想，在一个教育没有普及和提高，文盲仍占人口较高比例的社会，会产生高度发展的民主政治。 从总体上讲，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矛盾，充满着危机，并且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浪费大量的自然资源、社会财富为前提。这种社会系统的结构是不协调的，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片面的、畸形的。这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更加突出，物质的富有和精神的空虚、经济的繁荣和道德的堕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共存并生的。 在当代，我们制定和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为指导，视社会为生态、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的系统，注重生态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从而逐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我们要强调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前提作用，制定、实施各方面的环境和资源保护与支持计划，运用新的科学技术方法创造更多的人造资源，保护非再生资源，并健全立法监督工作。经济的基础地位决定我们要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为此，我们要完成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性向集约性转变。同时，我们要推行积极稳妥的人口政策，控制人口增长，使人口增长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提高人口质量，使庞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本，使得对可持续发展的消极因素变成积极因素。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根本目标。自党的十三中全会以来稳步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把“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作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民主与法治建设是一个历史过程，通过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必须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民主政治架构，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要求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为之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科学与教育事业，促进高科技水平与人才素质的飞跃。另一方面，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使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成为人们思想与行动的指南，为我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只有从这四个要素来把握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容，并明确各个要素的特点及其关系，才能走出将可持续发展局限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误区，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正确运作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指，如果学习书本知识而不思考，就会不辨真伪，更不能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如果只是苦思冥想却不认真读书，就会孤陋寡闻，才疏学浅，更不能做到博见约取，标新立异。
孔子的这两句话阐明了学习与思考的辩证关系。
学习与思考是人们在获取知识过程中，两个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思维活动。只学习不思考不行，只思考不学习也不行。只有将二者正确地结合起来，才算真正懂得了学习与思考的辩证关系。
这里所说的学习，主要指从书本上汲取间接经验。古今中外，凡成大学问者，无一不是博览群书，读破万卷的。人非生而知之，只有不断学习前人的经验、成果，充实自己的头脑，才能进一步有所发现，有所创造。革命导师马克思为了完成资本论这一巨着，曾在大英博物馆潜心研究，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可见认真读书是成才所不可缺少的。
要勤于学习，必须博览熟记，持之以恒。鲁迅先生说：读书“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另外，学习还要持之以恒，要“戒怠荒，戒无恒，戒躁急，戒泛杂”，只有这样，才能学有所成。
然而，学习本身并非目的，学会举一反三，灵活运用知识才是真正的目的。为此，就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积极、认真的思考，弄清知识的来龙去脉以及知识的有机联系。如果学到的东西不经头脑加工，就好比吃下的食物未经口腔咀嚼、肠胃消化，即便是美味佳肴，也不会被身体吸取一样，非但无益，反而有害。
法国作家伏尔泰对此有着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书读得越多而不加思考，你就会觉得你知道得很多。而当你读书思考得越多的时候，你就会清楚地看到你知道得还很少。”可见善于思考是多么重要！
要善于思考，需要有蜜蜂酿蜜的精神。每一克甜美的蜂蜜不知凝聚了那小生命的多少的心血。思考也需要我们下苦功夫，以“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探索精神去钻研，切不可不懂装懂，浅尝辄止。
学习是思考的基础，思考是学习的升华。在学习的基础上思考，思考才能深入；在思考的前提下学习，学习才有效果。同时对所学的知识必须结合实际反复运用，知识才能巩固，技能才可纯熟，这就是我们掌握知识的必由之路。
愿我们大家都能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去勇敢地攀登科学知识之颠。
一、马恩文艺观的核心命题 （一）文艺的基本定位文艺是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上层建筑部分是上层建筑中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二）核心命题“文艺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 体现了马克思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文艺问题的全面而的理解具有根本性的革命转换意义。 代表了马恩对文艺本体内涵的基本规定体现了这一命题高度的概括性与包容性。 文艺意识形态反映社会现实含认识属性。强烈实践意向体现价值评判满足主体特定审美需求 （三）文艺的意识形态内涵 首先文艺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属于精神领域的特殊活动。 其次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 最后文艺作为意识形态有较强的独立自主性。 （四）文艺作为意识形态有较强的独立自主性。 其一社会意识形态一旦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便具有历史继承性和按照特有的规律发展的内在逻辑。 而文艺作为意识形态因其自身的特点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其二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往往是不平衡的因而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生产的发展之间 有不平衡性这就决定了文艺作为意识形态有独立自主性。 其三文学界艺术的相对独立性还表现在与各种社会意识形态还存在着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的关系属性 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距离较远它是一种“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领域
“艺术生产”思想的发展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在其早期侧重于哲学的研究,艺术生产论也就贯穿于《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中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大背景下,《共产党宣言》进一步完善了“艺术生产”的理论。晚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艺术生产论给予了充分论证,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命题。从“艺术生产”缔造过程中我们看到“艺术生产”的生产性特征在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审美体验的“物化”过程,对我们当前艺术发展的继承和创新依然具有理论意义。一马克思最初对艺术生产的表述是在《手稿》中出现的,在谈到“异化劳动”后,他说:“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初次把艺术作为生产的一种特殊的方式,从哲学的高度阐释了艺术生产乃是使人的被异化的生命向自己的真正的社会存在复归的一种方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又继续阐发了艺术是一种生产活动的思想,有“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关于意识的生产”、“语言中的精神生产”等提法,明确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一项活动的人们”。这里,马克思不是为艺术谈艺术,而是根据唯物史观为精神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结构中定位,艺术是生产的一种特殊的形态,是—种实践形式,是一种精神生产即“艺术生产”,从而与“物质生产”成为一对范畴。直接提出“精神生产”的概念是在《共产党宣言》中:“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马克思再次指出“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保持了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两种生产的基本看法,亦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强调包括艺术生产在内的整个精神生产归根到底制约于社会物质生产。马克思虽然并不重在谈艺术,但却深刻地揭示了作为精神生产之一种的艺术生产其自身发展的最基本最一般的规律。到了晚期,马克思不仅从哲学的,甚至更从艺术本身的乃至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艺术进行更为广泛的涉及。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艺术本身的阐述:“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4]马克思不仅把艺术直接作为生产,而且还以双重肯定的语式加以强化。如果说以前马克思大都是着眼于社会物质生产而指出精神生产的被动性和从属性,这时马克思则把视点转移到艺术本身,第一次明确指出它的发展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性和相对独立性,这种论述是对艺术生产发展规律的丰富与深化。思格斯在他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组通信中进一步补充、完善了这一学说。这—命题阐明了艺术在一定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艺术的社会的、历史的、具体的规定性。艺术生产作为一种典型的精神生产方式,体现出这样的不平衡性,是十分自然的。原始洞穴壁画、古希腊神话、商周青铜器……早已过了它们的发展期,甚至书法、油画、戏剧等艺术门类本身,也再也不可能发展到它们曾经所拥有过的高度了。有的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只能产生在一定的历史时代,或者在一定的时代才能繁荣。在此,马克思艺术生产的思想已经完全成熟。马克思对艺术生产的表达从艺术本身的美学视野又先后扩展到哲学视野和政治经济学视野,全面丰富发展了“艺术生产”思想。我们将从多视野的角度中探询艺术生产为何成为生产从而为当今的艺术发展和创新提供理论意义。二把“艺术”与“生产”联系在一起,视艺术为生产,早在马克思之前就有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技术都和生成有关。而创制就是去思辨某种可能生成的东西怎样生成。它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这些事物的开始之点是在创制者中,而不在被创制物中。”这里的所谓“创制”就是意指艺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创制就同生产技术一样也是一种生产。但是,这种艺术生产又同其他生产具有根本的不同。它是通过人的思维将可能存在的也可能不存在的事物创造出来。因此,艺术品都是人创造性的生产物品。但是,亚里士多德没有看到艺术是如何使一种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东西变为艺术物品的存在的原因。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全面考察了人类生产活动,包括艺术生产活动,提出了“人的本质对象化”就是一切生产的实质这一重要命题。马克思对生产(包括艺术生产)的看法,强调主体的人及其心理能力。他认为,新的社会“作为恒定的现实,也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深刻的感受力的丰富的、全面的人”。人有这些本质力量就必然要在他的生产劳动中实现出来,任何真正的生产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艺术生产中,同样要求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同样要求人的心理能力的实现,这与别的生产是同样的,所不同的只是要求某些审美的心理的特别的发展。对这一点,马克思也清楚谈到了。对艺术家或对欣赏艺术的人说,马克思要求他们有“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他说;“从主体的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不辩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他还说:“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无动于衷”。这虽然是对艺术和自然美的欣赏来说的,但对整个艺术生产活动都是适用的。就是说,对艺术生产来说,不但要有像物质生产时那种主体的心理能力,而且还特别需要审美的心理能力。实际上是作为艺术家、艺术欣赏者的整个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从艺术活动中去表明整个人的力量的确证。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能决定了人总是要运用自身的自然力的运动,以达到占有对自身生活有用的自然物质的目的。这就使任何生产劳动,在本质上都是人以自身的活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艺术生产是人的身心的投入,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艺术生产”从生产的意义上说,就是具有这种性质的。当艺术借助艺术生产力,并表现为一定的“物”的时候,才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和接受。如果没有“物”这个载体艺术家的艺术意识只装在自己的脑子里,那便会失去社会意义,审美价值总是渗透在形式中从而对艺术发挥作用。当然“艺术生产”概念的确立,突出了艺术活动的“生产”的特性———生产的基本性质就是“加工”,艺术生产指明了艺术活动的整个过程,都具有生产性,也即加工性、创造性,马克思很重视艺术生产的“艺术加工”的特点。他在《导言》中,在谈到“艺术生产”时,借希腊艺术问题来说“艺术加工”,他说:“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不是随便一种神话,就是说,不是对自然(这里指一切对象,包括社会在内)的随便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只有在保留和吸收前代艺术成果的基础上,后代的艺术家才能创造出真正的新艺术,使各个时代的艺术处在一种稳定而必然的联系中,从而历史地揭示了艺术的本质,在时间中显示了艺术之为艺术的道理。当艺术作品一旦加工完成后,便具有自身的认识、教育、审美等等价值。这些价值可以通过商品交换的方式来实现,即将作品出卖而换取一定的报酬;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如收藏、捐赠、传播、展览等等来实现,与货币形成相对应的兑换值或抵押值。我们看到,艺术生产者的审美体验的这一“物化”过程,决定了创作主体的美感经验必然要由一定的物质材料来承担,并由此而引致了艺术生产力的出现。“艺术生产”既然是一种生产,是对创作主体的审美经验和艺术思维的“物化”,那末,它就必然具有生产力,因为没有生产力的生产是实现不了的,作为“艺术生产”的生产力的构成,主要应当包括创作主体借助劳动资料和工具、凭借审美能力和劳动技巧,通过与劳动对象的恰当结合所进行的创造活动。“艺术生产”的这种生产力及其对创作主体的思想意识、生活经验、艺术思维和美学积累的“物化”,不仅使艺术与美能以“物”的形式被社会所接受,而且还能使艺术与美以历史的形式留传下来,产生“永久的魅力”,所以是极其重要的。在艺术的继承中,人类审美意识的连续性对艺术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尽管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审美取向,但总的来说,依然有一个基本的标准支配着人们的审美判断,丑就是丑,不管过了多少个时代,东施也不会变成西施,嫫母也不会变成毛嫱丽姬。人类的审美意识就像一条不间断的河流,是不大可能突然断裂的,突然断裂而完全另起炉灶的审美观念既不可想象,也丧失了为人所理解的基础,以此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也很难说能够真正地使人信服。处于“艺术生产”过程中“艺术”与“生产”的基本形态,也正是艺术与美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获得价值与活力的主体形式。“艺术生产”理论所具有的这种在物质过程和精神过程的统—性中把握艺术与美的特性,不仅在客观上把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联系起来,使之在各自独立的个体特质中进行了有机的融合和沟通,而且把人对世界的物质掌握和人对世界的艺术、审美掌握联系起来,使之在主观上形成内涵丰富而又形态多样的物质与精神、艺术与美学的综合效应。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的缔造过程及其成果,是对艺术与美的丰富和发展,在从对哲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发现艺术与美的奥秘、认识艺术与美的本质、掌握艺术与美的规律、丰富艺术与美的内涵的过程中,深刻地揭示了艺术与美的“心化”与“物化”的独立意义和内在联系,以及它们实现这种独立意义和内在联系的方式、性质、特点和规律,对它们之间充满活力与动态感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科学的解析和切当的表述。由此我们在此基础上将论证艺术发展的继承和创新。三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一样,都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进行的实践活动,然而艺术生产又有自身特殊规律,它既不同于物质生产,又区别于其他精神生产。一方面艺术创作与美的创造具有物质生产的性质,因为它必须通过生产程序改变自然的物质,并从中获得物质的存在形式,另一方面艺术与美又确确实实与物质形态大相径庭,它毕竟是精神和心象的特殊形式的流露与表现,是社会审美、社会意识、社会心理因素和心态变化的产物。艺术发展过程中的继承与创新是“艺术生产”思想在艺术中的具体体现。艺术之为艺术,都有一个共同的素质,不可言传,却能意会,是真真确确地存在着的,不论哪一种艺术门类,不论传统艺术还是现代艺术,不论东方艺术还是西方艺术,不论写实风格还是抽象风格,不论所表达的内容是“美”的还是“丑”的,都是渗透在不同种类艺术特定的技巧和形式中的,因此,学习前人的技巧,继承前人的形式精华,就成了后代艺术家接近艺术秘诀的惟一法门。艺术的历史继承性既表现为对本民族艺术遗产的汲取和接受,也包括对其他民族和国家优秀文化和艺术成果的吸收。同时,作为艺术生产力的每一种构成要素,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继承性,从审美观念到创作方法,从艺术技巧、形式到表现内容,以及艺术门类,都有继承的余地。艺术生产是“物化”和“心化”的统一,形式是最具有变化性的因素,同时也是最有稳定性的因素。对艺术形式和技巧方面的继承,在艺术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其变化在于外貌,其稳定在于基本结构。每一个艺术门类在形式上都有其基本的结构法则,能否生动地体现出这些法则的要求,决定了能否创作出真正的艺术作品。中国画讲究“传移模写”———学习前代艺术家的范本———其初衷并不在于要画家陈陈相因,而是要他们通过对范本的临摹,去体会中国画的形式精华。但假如我们把继承当成目的,一味地“传移模写”,就显然站到了末流的行列中了。继承只是为了创新。通观艺术史,我们虽然不能断言艺术是进步的———后一代艺术一定比前一代艺术高明———但却可以肯定每一个时代的艺术都有自己的新颖性和独特性,正是由于各时代艺术的新颖和独特,才构成了一部丰满的人类艺术史。艺术发展是一个不断除旧布新的过程,要是没有新颖的东西出现,艺术也早该消亡了,继承是手段,创新才是目的。艺术生产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和人的能力的体现。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需要艺术,但他们需要的不是死去的艺术。博物馆中的艺术固然可以发人思古之幽情,让人缅怀过去,但人们却毕竟不生活在过去的世界中,他们需要艺术跟自己一样活着,能深切地反映现实,与现实对话。因此,艺术必须与时俱进,必须反映出时代的审美呼声,所以,创新是艺术置身于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基本方位。由于有了这个基本方位,艺术继承就必须坚持批判地吸收的原则,要求艺术家在面对丰富的艺术遗产时,抛弃被动接受的态度,发挥出其选择的主动性。从艺术世界的大范围看,艺术创新体现为艺术种类的创新,这不仅是艺术内部的原因造成的,有时还与新技术、新媒体的发明密切相关,例如,光学技术和机械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摄影和电影艺术的诞生,电子技术的发展催生了电视艺术。当然,新的艺术观念有时也能创造新的艺术种类,如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大地艺术这些20世纪出现的新艺术品种就是现代主义艺术观念的产物。落实到具体的艺术门类,艺术创新体现在内容的创新和形式的创新两个方面。内容的创新包括反映新生活,表现新感情,创造新形象;形式的创新意味着创造不同于历史上既有的表达方式。例如勋伯格的12音阶体系,就创造了完全不同于传统音乐的形式;邓肯的现代舞动摇了以芭蕾舞为代表的舞蹈经典形式;印象派画家创造了以色彩为中心的全新的绘画图式……当然,这里提到的都是一些有标志性意义的艺术风格大转变,还有一种是在对传统风格的延续中通过注入艺术家个体的创造因素而体现出创新性的。因此,在艺术形式上,有革命性的创新和延续性的创新两种不同的创新方式,就艺术史在大多数时候的情况来看,后者占主要地位;但前者却是艺术家的最高梦想。这就是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及其美学方法所给予我们的充满道义力量和智慧火花的启示,这理论,这方法,既使我们领悟了“艺术生产”的本质、特点、丰富的内涵和内在的规律,也使我们获得了辩证地认识和艺术地掌握世界的能力与方法。
主要有四点：模仿说、游戏说、劳动说、巫术说。
1、游戏说
游戏说认为艺术起源人类摆脱物质与精神束缚，追求自由天地的游戏本能。
2、劳动说
劳动说认为原始艺术是为了适应劳动需要，在劳动生产中产生的。
3、模仿说
模仿说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类的模仿本能，是模仿自然的产物。
4、巫术说
巫术说认为是巫术思维法则推动促成的人类艺术的诞生。
社会发展影响文学发展的机制：
1、政治经济
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对文学发展的影响重大而深远。
2、文化活动
哲学、道德、宗教等精神文化领域的发展和变化，对文学发展影响重大。
3、普遍价值观念
社会普遍价值观念影响和制约文学的发展。
艺术生产：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艺术活动的生产实践性质；艺术活动是作为与“物质生产”相对应而存在的“精神生产”的一种“特殊的方式”。二是，“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概括地说，马克思首先把人类的社会生活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部分，把社会关系分为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两大部分，认为精神生活或思想关系只是物质关系过物质关系的上层建筑，而艺术就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部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时，又从生产实践的角度指出，人类为了满足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所进行的生产，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大类，而“艺术生产”只是精神生产的一个部门，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形态，它一方面以物质生产为基础，有着一般生产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又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和不同于一般物质生产的特殊性。艺术作为“艺术生产”的实质是一种自由的精神生产，审美创造，审美是它的本质特征。艺术是一种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世界与创造自身的生产实践活动，具有一般生产活动的普遍性。艺术作为“艺术生产”，把人类一般生产活动的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它不仅造成自然物的一种形态的改变，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改造自然物形态的过程中实现自己意识到的认识目的和审美目的。它所表现的，是主体要反映的社会生活和创作者对生活的审美认识，以及创作者的审美情感和审美理想。在审美创造中，艺术把人的主观活动与客观世界高度统一起来，一方面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审美认识和审美体验化或对象化到作品中，另一方面又为人类提供精神消费的产品，通过影响人的精神最终影响客观世界。认识艺术作为“艺术生产”的实质，对于避免走资本主义条件下“艺术生产”异化的弯路，健康地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艺术，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艺术生产”的异化情况主要表现为：第一，“艺术生产”的目的已经不是为了精神消费，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审美享受，而是为了生产而生产，为了利润而生产，为了满足积累个人财富的需要而生产。第二，资本主义的商品价值规律左右和支配了“艺术生产”，艺术品的价值也以其实现赚取利润的多少作为评判的标准，审美价值和商品价值相对立，艺术品变成了商品。第三，从事自由自觉的精神创造的艺术家成了像工人一样的受雇佣的劳动者，高尚的精神劳动成了一种受资本经济规律支配的制造特殊商品的生产。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艺术作为“艺术生产”，应该作为真正的精神生产实现其本质，以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为根本目的。艺术家不是被雇佣的劳动者，而是真正自由的审美创造者。社会主义时代的艺术家可以而且应该自由而自觉地进行“艺术生产”，“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
马克思很早就用这句话明确地表示了他对“离开实践的思维”不感兴趣。这是一个肩负“改变世界”使命的人自然而必然的思维倾向。实践思维既是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思路，那也就是我们理解其整体思想的必由之路，是理解马克思整体思想的一把唯一的钥匙。有鉴于此，实践思维之要略不可不首加辨识。如果把逻辑思维、解释性的理论思维、幻想性的形象思维与实践思维加以排列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思维内部规律→超越思维引入存在→超越存在引入理想→超越理想引入实现（或实践）”这样一种依次递进的层级性：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只在概念、判断、推理之间运行，即它只解决思维内部的问题，只解决思维内部的正确性问题。逻辑思维正确性（亦即真理性）的判断根据，只在思维内部先在与后有的思维结果之间；逻辑思维不关心思维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考虑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解释性的理论思维（理论思维除了解释客观存在之外，还有以建立价值原则为目标的）解释性理论活动中虽然也充斥着逻辑思维，但却引入了逻辑思维所不加考虑的因素——客观存在；而且被引入的“客观存在”还成了思维活动的主导因素——思维结果必须符合客观存在。所以理论所追求的真理性与逻辑所追求的真理性并不相同：前者要求用外在于思维的“客观存在”去检验；后者只用思维内部先在或后在的思维结果去检验。由此可见，逻辑思维并不能完成理论思维的任务，理论思维是超越逻辑思维的一种独立思维方式。幻想性的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也还有非幻想而模拟现实的）幻想性形象思维也与客观存在事物有着直接间接的密切联系；然而这种思维并不遵守客观存在的规定，它超越了规定理论思维的客观存在，而引入了思维主体的情感意愿：思维的走向由思维者自己的情感意愿牵引。这种思维的结果再不表现为普遍原理而表现为具体的意象；其价值也再不在于“真”，而在于“善”，在思维结果的理想性。这种形象思维的目标当然也不是理论思维所能完成的，因而它也是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实践思维实践思维是一种最具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它在运思过程中，需要运用多种思维方式或它们的成果。但是，实践思维作为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不在于它综合运用各种思维方式，而在于它超越各种思维方式的范围，引入“在现实环境中实现所追求的目标”的思考内容，即引入“实践”的思考内容。这是前述任何一种思维方式所不能考虑也不必考虑的任务。实践思维直接是在幻想性形象思维基础上的超越，因为实践思维是对理想目标的追求；但实践思维不是象幻想性形象思维那样满足于获得理想的意象，而是要获得理想的现实，因而引入了把理想意象变为现实的“实践”。实践不仅是实践思维一项新添加的内容，而且是规定思维导向的因素。正如符合存在是解释性理论思维的导向、符合理想是幻想性形象思维的导向一样，符合实践要求是实践思维的导向。正由于“实践”在思维中具有导向作用，使得实践思维在应用其它思维方式时附加上了特别的要求：——实践思维在认识实践环境和材料对象时，要用客观存在去校正思维成果，这很象解释性理论思维；但实践思维所认识的内容必须是客观事物中可被实践操控的实体因素，而不是客体被人感受、识别、理解的意象、意念或它们的文字记录，所以实践思维检验认识的真理性不是象理论思维那样仅凭语言引述事实的现象特征，而是必须通过实践动作操控事物实体。这不同于理论思维所要求的认识。——实践思维在设定实践目标时，尽量满足人的利益、理想要求，这很像幻想性形象思维；但实践思维想象的目标，却必须是可经实践造作而化为现实存在的意象，而不是仅供观照以求心神娱乐、无法实现也不打算实现的意象。这又不同于形象思维。由此可见，实践思维既具有综合性，更具有独立性。我们不能因为实践思维中包含其他思维方式而取消它。将这样一种与人类历史同样悠久、与人类实践同样普遍、人类养育自我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类独立的研究对象列入思维科学，正无可非议。说明实践思维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立性，还不是本文此节的目标，它不过是进而探讨这种思维方式系统规律的立足点；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整体结构，去据以审订他的思考结论。即使马克思的研究过程不是采用实践思维，或者偏离了实践思维，我们也必须用实践思维去读解和批判他的著述，因为这是解决他的“改变世界”这一思想课题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如果马克思偏离了实践思维，那就说明他的思路出了问题，错的是他，而不是我们。正如面对一份数学答卷，人们只能以正确的解题思路去审阅它一样。面对马克思的思想课题及其研究成果，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问题无可徊避；人类也实在早就应该有这方面的系统知识。奇怪的是，人类建立了逻辑学去研究逻辑思维规律；人类也有许多关于形象思维规律的研究专著；可是，我们这里提出实践思维，却不知去哪里引录经典定义；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系统规律，却不知去哪里参阅专门资料。好在实践思维是凡人皆有的切身经验。因为人类实践是个体赖以生存的根本手段，也是人类活动区别于动物活动的根本特征；而实践思维不过是筹划现实实践的心理活动而已。因而关于它的性质与内容，即使缺乏权威的研究结论，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也可以作为言说和判断的切实根据。
——实践思维在设定实践目标时，尽量满足人的利益、理想要求，这很像幻想性形象思维；但实践思维想象的目标，却必须是可经实践造作而化为现实存在的意象，而不是仅供观照以求心神娱乐、无法实现也不打算实现的意象。这又不同于形象思维。由此可见，实践思维既具有综合性，更具有独立性。我们不能因为实践思维中包含其他思维方式而取消它。将这样一种与人类历史同样悠久、与人类实践同样普遍、人类养育自我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类独立的研究对象列入思维科学，正无可非议。说明实践思维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立性，还不是本文此节的目标，它不过是进而探讨这种思维方式系统规律的立足点；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整体结构，去据以审订他的思考结论。即使马克思的研究过程不是采用实践思维，或者偏离了实践思维，我们也必须用实践思维去读解和批判他的著述，因为这是解决他的“改变世界”这一思想课题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如果马克思偏离了实践思维，那就说明他的思路出了问题，错的是他，而不是我们。正如面对一份数学答卷，人们只能以正确的解题思路去审阅它一样。面对马克思的思想课题及其研究成果，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问题无可徊避；人类也实在早就应该有这方面的系统知识。奇怪的是，人类建立了逻辑学去研究逻辑思维规律；人类也有许多关于形象思维规律的研究专著；可是，我们这里提出实践思维，却不知去哪里引录经典定义；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系统规律，却不知去哪里参阅专门资料。好在实践思维是凡人皆有的切身经验。因为人类实践是个体赖以生存的根本手段，也是人类活动区别于动物活动的根本特征；而实践思维不过是筹划现实实践的心理活动而已。因而关于它的性质与内容，即使缺乏权威的研究结论，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也可以作为言说和判断的切实根据。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实践活动，有许多是无需多加思考的习俗、习惯或模仿性活动；有许多是片断的不完整的活动（如工厂里的分工劳动）；实践思维在这类实践活动中难以体现其固有的全面性与系统性。系统性实践思维存在于整体目标的实现谋划之中，尤其是在新创性目标的实现谋划之中。例如，创建一个工厂，修建一条铁路，制造和发送一艘宇宙飞船，乃至打一场战争，变革国家体制等，每一项具体目标的实现都会有一个系统的实践思维过程。对于这些大型的实践目标，需要投入较多的人力和物力，需要组合复杂的实践活动，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人们通常把这种实践系统称为“工程”。实践思维在对工程的运思活动中最具有系统性的特征。三、工程思想的问题系统工程思想是一项有效实践的全部思考和研究，其思考和研究的课题是由有效实践的必要性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一项有效实践或工程，有哪些必须解决的问题要求于思考呢？工程作为人类自觉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这种活动得以有序进行，思考必须提供两个直接的依据：一是工程目标，二是实施方案。有目标，知道做什么；有方案，知道如何做；实践活动于是可以进行了。但是，工程目标与实施方案的制订决不是盲目的、任意的，必然各有各的依据。人们制定工程目标虽然也要考虑实现的可能性问题，但确立目标的主体内在动因则是人们自身的利益需要。工程效益是工程目标的价值所在，是工程构想和工程实践的目的，在工程思考程序上应是最先成熟的。工程的施工方案也不会冒然制定。人们必须在预想中彻底排除失败或无效劳动的顾虑之后，才肯付诸实行的具体考虑和行动。这就要求对整个实践过程所涉及的诸多方面作一番可行性研究。由此看来，有关工程思考的必要内容就由这几个方面构成：（一）工程目标；（二）目标效益；（三）可行性研究；（四）施工方案。这四个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工程才得以确立，才能付诸实施。这是对工程思考的普遍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四位一体”的问题系称作——工程思考的范围结构。工程思考的范围结构虽然是一切工程思考都必须遵循的，但它的内容却并不一定都成为每项具体工程的研究课题。这是因为研究课题的设立是为了解决未知任务的，而人们在不同的实践领域所具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不同，因此，研究的任务也就有多少繁简之别。一般说来，常规工程中研究工作可省略的方面要多一些，而首创性工程的研究任务就全面而繁重。工程策划中研究课题的省略与增加，并非工程思考范围的缩小或扩展。研究上的省略，只是由于思考所需要的内容已经确知，可以直接进入工程构思与运作。而研究上增设的课题，则不过是共同完成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某一方面问题。工程思考范围结构是固定的，而工程研究的课题则是随具体工程而变化的。那么，人类一般工程思考范围结构，在马克思所选定的工程中，即在改变世界的工程中，必然具体化为一些什么样的研究课题呢？这需要弄清改变世界工程所涉及的领域和这些领域的已知状态才能确定。马克思所欲改变的“世界”，其实指的是整个人类社会。把整个人类社会的改变作为工程目标，其涉及面则广矣：第一，由于人类社会是整个人类共同的生活环境，因此对它的改变涉及到全体人类的利益。而且这利益不是以经济数字衡量的利益，而是不好衡量、不好论定优劣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问题。第二，由于人类社会是人类唯一的生活环境，所以，新社会不能在另一空间重建，而只能在现有社会的基础上“改变”。因此，工程牵涉的客体就有旧的即现存的社会，和新的即未来的社会。后者是工程建设的最终目标，前者是工程实践的前期对象，两者都是工程的客体对象。第三，工程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甚至发动和组织工程队伍的这个前期阶段都须投入大量的人力。而在旧社会的解体工作时期，只有剧烈的斗争，并不产生任何经济效益。这三点说明改变世界工程在利益主体、实践客体、实践主体几方面牵涉之广。而从知识基础上看，人间幸福之主义，异说纷呈而未有确论；现存社会与理想社会之考究，思理万千而未有实践真知；改变世界、解放人类的社会运动，徒有空想而迄无成例。马克思的工程研究，几乎全在昏暗的知识地界起步。面对这苍茫昏暗的未知界，“需要探讨的题目丰富多样。”[12]我们只有在工程思考范围结构要求与工程实践所涉领域的未知状态之间往返勾联，才能获得工程思考的具体课题。按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求，首先应确定工程目标。在这里也就是要确定未来社会的形态。然而，要确定未来社会形态，先须弄清一系列问题：⒈现存社会为什么不好而须加以改造？这好与不好根据什么标准？这个标准能被全人类接受而贯彻到未来的社会中去吗？这一串问题的焦点是人生、社会价值问题，它关系到未来社会即工程目标的效益确定。⒉现存社会是如何不好？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导致不好的？其最终的根源是什么？改变其根源能够改善人类生活的性质吗？这一串问题的焦点是社会形态性质问题，它关系到未来社会形态本身即工程目标的确定。由此可见，在改变世界这项工程的研究内容中，工程目标的确定，必然连带着工程效益问题和现存社会的形态与价值批判问题。这当中现存社会批判是基础性工作，不是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直接需要的资料。但确定工程目标过程中必然连带解决的工程效益问题，却是范围结构的直接内容。从研究上来说，现存社会批判、社会效益论定、社会理想目标确定，这些相互牵涉的问题难以绝然分开，我们结合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求和研究工作的必然联系，可以将这个系列研究的课题综合为：理想社会及其合理性问题。这就把工程思考范围结构所要求的工程目标和工程效益两项问题，结合成了一个研究课题。按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求，接下来应考虑的是工程的可行性问题。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其功能或宗旨只有一个，就是澄清顾虑，确定信心。整个工程从实现的前提、条件，到实践的过程和结果，凡有疑虑的地方都必须细加考察研究。因此，可行性研究就其工作内容来说，不是一个研究课题就能解决的。按照构成工程实践的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来看，可行性研究可以分为客体被操作的可行性和主体操作活动的可行性两个方面。客体被操作是可行的，人们就可以放心的制订主体的行为计划或施工方案了；施工方案明确以后，才可能产生主体操作可行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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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通过本学期的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学习，我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1、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前提；2、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就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3、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体现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4、可变资本是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5、增加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都是通过提高剩余价值率实现的。基本方法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它决定着资本主义的一切主要方面和矛盾发展的全部过程；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高涨和危机；决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灭亡。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变化与创新之上。那么，应该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形态呢？围绕这一问题，我国学者展开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以一些科研机构和重点大学为依托，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思路。其一，注重马克思思想与西方人文传统的对话，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从中梳理马克思思想的逻辑线索的理论特征；其二，主张根据“第一手文献”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新进行翻译和解读，强调阅读马克思原始文本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从文本入手，才能真正厘清马克思的思想内涵和内容实质；其三，强调现实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对当代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日益成为共识：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须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文化传统，即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必须坚持以研究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原则，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的研究方法。这不是一项文本梳理等案头上的工作，不能靠摘引书本上的词句抽象地演绎出体系，而是要深入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解放以及建设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分析和研究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哲学观念。 很明显，上述探索虽然在关注重心和研究策略上存在差异，但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毋宁说是相互补充的。事实上，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综合性理论工程，可以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而不必拘泥于一种方式、一种思路。只有协同各种研究取向的思路，汲取国内外一切优秀文化的精华，反映时代的精神和实践的要求，才能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二、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热点很多，如下几个理论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1．现代性问题。现代性毫无疑问是目前时代最重要的焦点性话题之一。在当代哲学界，西方许多著名思想家们关于启蒙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现代国家等问题的思考，实际上也都可以概括为现代性批判。相比之下，人们迄今为止对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关系阐发得并不充分，有必要认真探寻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特别是考察马克思对于现代性问题的价值判断。 在具体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进行了多维透视，用资本逻辑、历史观点、矛盾学说以及全球眼光看待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分析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视角，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也有学者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视为一种现代性批判，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是从经济哲学这一特殊路径出发的，他力图从商品及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揭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他的资本理论和异化理论蕴含着现代性批判的巨大潜能和诠释空间。亦有学者认为，以资本全球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是马克思的历史地平线，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则是现代性社会的哲学地平线。马克思思想的出场既是对资本全球化历史语境的现实批判，又是对现代性视域的一次大变革。还有学者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汲取灵感，认为“现代性”是当前时代占据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主导话语，是现代人生存命运和现代社会基本构架最为重大的塑造力量。而马克思生逢现代性的全盛时期，对现代性的理解、反省和批判是其毕生的思想主题，马克思所确立的关于“现代性”的“发生学”、“病理学”和“未来学”是对“现代性命运”的系统而全方位的考察。还有学者具体探讨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所包含的现代性反思的三个维度，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正是对现代性问题辩证的历史的扬弃,他对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现代与后现代两极对立思维，成为我们今天考察现代性命运最具洞察力的思想理论。 2．实践论问题。实践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近来实践论问题研究的新角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研究。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反过来，理论能否对实践进行检验呢？对此有学者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在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人们往往片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从而忽视或不能全面理解理论对实践的能动作用，因此，准确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我们的一项重要课题。其次是关于个体实践与集体实践的概念区分。有学者认为，尽管实践是一个备受人们关注的概念，但长期以来，对于实践活动形式，我国学术界却没有进行推进性研究。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个体是最为基本的行为单位，因而，承认以个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个体实践），与承认以集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集体实践）一样，都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再次是对实践概念内涵的深度挖掘。有学者仔细考察了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中的实践观，提出结合西方自亚里士多德直至当代的哈贝马斯、阿伦特以来的实践概念的发展史，把对实践的理解推进到更广阔的思想内涵中去。还有学者从美学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实践观进行了探讨。认为马克思以实践观为立论基础，将审美对象和主体的审美能力都看成是劳动实践的历史产物，强调人的感觉的解放，主张扬弃异化，追求全人类生活的高度自由，这种实践观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重视。 3．价值论问题。价值论问题既与实践观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又具有理论上的深度和高度。尤其是在社会高速发展、观念日益更新的当代中国，价值论研究更是成为人们理解与解释现实问题和人生意义的一种理论手段。因而，如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实现价值观念的转型和变革，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分支，价值论理论研究则聚焦于适合自身的研究方法的探讨，以及基本理论问题的推进。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关于价值论思维方式的研究。有学者主张，价值思维是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实践思维，它要求置身于主体社会性、历史性的现实生活实践关系中进行思考，从而将生活实践的结构、方式、形态和规则，提炼升华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思维方式。与实体思维相对立，价值思维要求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在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全面关系、矛盾运动及其动态发展过程中，分析客体的存在、性质之于主体的意义，并系统、综合、创造性地把握它们，在生活实践中实现它们、变革它们。同时，价值思维又是一种属人的、以主体尺度为根据的、多向度的个性化的主体性思维，它与传统直观形式的思维相对立，是一种辩证的动态的生成性、过程性、历史性、批判性、否定性思维。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几大理论成果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充分研究中国发展道路中积累的“中国经验”，从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和命题，从而实现马克思理论的中国化、当代化，是建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必由之路。具体地说，近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主要有三： 1．“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与社会迅猛发展的同时，一系列问题也突出出来：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越来越牵动人心，社会公正、社会稳定等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政策取向，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 有学者对历史上的发展观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明确区分了以国民经济的增长为目标的单纯“增长”与“发展”之间的界限。认为经济增长仅对经济而言，而发展的含义较广，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外，还包括社会状况的改善和体制的进步；而“综合发展观”则注重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的关系，强调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综合。有学者则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认为，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人、社会对于自然界的依赖性和社会历史连续性的观点是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总之，唯物史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而科学发展观是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和发展。还有学者把科学发展观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生产力尺度、制度尺度、人的全面发展尺度）的丰富和发展，认为它构成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的理论基础，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和谐社会”目标的价值探讨。如果说“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的话，那么，“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则更加具体地为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提供了价值取向。 有学者认为，和谐社会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理想，而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类型对于和谐社会的理解各不相同。在当前，如何克服个人主义带来的现代性局限和弊端成为建构和谐政治社会观的阻碍和困境，以民主、法治和正义的方式作为实现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相统一的现实途径,无疑为解决这一难题并从而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提供了有效的解决之道。有学者对社会的不和谐状态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实践与生产理论、社会交换与社会结构理论基础之上的。社会冲突表面上是人们在社会交换中一种对抗性行为和关系，但其根源在于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不平等。还有学者则把建构“和谐社会”的理论目标与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认为任何国家的国家机器都承担着社会公共职能，而社会公共职能的基础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利益”。国家虽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但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在生产劳动中、在生存和发展中构成的以经济、政治和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相互依存关系的产生，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既可以靠国家和暴力机器的维护，也可以依靠大众意识的认同和承认，而“和谐社会”这一理念无疑代表了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3．“以人为本”社会发展观的哲学解释。“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原则和基本要求。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是在当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补充和创新。 有学者认为，哲学的归宿在于人，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目标和归宿。“以人为本”决策的提出不仅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种发展战略，而且富于哲学家的意蕴和根据。有学者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西方人本主义哲学进行了比较，认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应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指导，而最根本的是把具体的、现实的人作为“本”。还有学者指出，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人既是社会发展的积极创造者，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和目的。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在认识和解决一切（经济的或社会的）问题时，都要同与人（人的本质、需要、使命、尊严、权利）的利害关系联系起来，把是否对人有利作为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最高评价尺度和最终归宿。 我们认为，对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未来导向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性的说明与导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宗旨之所在，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更加充分地体现这一风格。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与超越的双重品格，既能够从哲学的角度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予以客观、全面的反映和合理的说明与解释，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找到问题的关键，也能够以一种反思性的态度对现实提出质疑，从而在对现实的审视与批判中提出未来发展的合理构想和价值取向。论文天下
小康社会如何建立
应该是中国改革30的又关题目吧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