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和李商隐是晚唐咏史诗人最杰出的代表，他们均有明确的创作意图和艺术追求，其表现手法有同有异，对咏史诗的贡献在不同方面各有所得。杜牧和李商隐以自觉的创作意识与多方面的艺术探索，丰富了咏史诗的题材及表现手法，成为晚唐咏史诗的集大成者。他们的创作承前启后，在咏史诗的发展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要写论文？写到这里很暴露
写历史的方面的
传统的历史故事一般都具备了通俗易懂的特征，否则民众在文盲为大多数的情况下根本无法记住，想要传扬开来的东西都比较简单，也会融入人们的喜好特点 与此同时，传统的史诗也会带有非常鲜明的推崇善良，贬低邪恶的特征，属于民间教化的一种，人们通过这样的故事来维持社会道德，在法律无所能及的地方形成社会规则 传统史诗更加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宣传思想，对当政的舆论掌控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 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 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 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 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 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 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 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 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 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 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 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 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 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 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 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
摘要 ：本论文选取了两宋(北宋和南宋)词中比较独特的咏史词作为研究对象。由于咏史词的发生和发展都和一定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背景紧密相连,所以不同时代的咏史词在题材选择、思想主题等方面也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对于两宋咏史词发生背景和题材选择、思想主题三方面深入、系统的分析与挖掘是本论文的一个突出特点。论文可分为三章：第一章,是概论部分。从“研究现状及选题意义”、“概念界说”、“研究思路及框架“三部分对两宋咏史词的研究价值及本文的研究思路进行了分析。中间两章“北宋咏史词研究”和“南宋咏史词研究”是全文的主体部分。笔者在分析论述时选取了大致相同的角度,有意对照着来写。两章分别从“ 咏史词发生的背景 ”、“ 题材特色 ”、“ 主题思想 ”、“ 作家论 ”等几方面进行论述。既兼顾理论的分析和作品的赏析,又选取了代表性作家(北宋的柳永、 王安石、苏轼、周邦彦 ,南宋的 李纲、辛弃疾、吴文英) 及突出 样式作品 (北宋的“ 金陵咏史词 ”和南宋的“ 隐逸题材的咏史词 ”)进行专门的论述。笔者既注重对北宋咏史词和南宋咏史词独特性特征的把握,同时也将两宋咏史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关照,所以结尾部分对于两宋咏史词的特点和异同进行了比较分析。 关键字：北宋南宋咏史词背景题材选择思想主题 正文： 关于怀古和咏史，历来文人有很大的争议，很多人把它们划分为两种概念，认为它们是两类题材，而有的人则认为它们是统一起来的。施蛰存认为：“咏史诗是有感于某一历史事实，怀古诗是有感于某一历史遗迹。但历史事实或历史遗迹如果在诗中不占主要地位，只是用作比喻，那就是咏怀诗了。”因此，在我的理解来看，我认为怀古咏史是作为一个分类的。 追溯怀古咏史题材的历史，咏史诗的起源比较早，东汉班固就有《咏史》“三王德弥薄”一首流传，但是怀古咏史词的发端就比较晚，在中晚唐时才有怀古咏诗词的出现，北宋随着词的发展，怀古咏诗词才风气渐开，到南宋时达到繁荣。当然，词的蓬勃发展，少不了社会历史、经济繁荣昌盛以及政治开明和朝代更改等因素。由于南宋和北宋之间的历史变迁，两个朝代有不同的发展、社会风貌和政治文化，所以本文将从两宋咏史词发生的背景和题材选择、思想主题三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系统探究，注重对北宋咏史词和南宋咏史词独特性特征的把握,同时也将两宋咏史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关照。 一、咏史词发生的背景 就像诗歌与词的发展变化一样，诗歌的发展是远远早于词的发展的。像前面说到的一样，怀古咏史诗开始很早，在东汉就开始了，而怀古咏诗词却是在中晚唐才开始出现。最有名的是李白的《忆秦娥》（箫声咽），下片尤为精彩：“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李白在咸阳古道上怀思骤起，咏秦朝的衰亡事实，劝谏当朝统治者要吸取秦衰亡的教训。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还称“西风”二句“寥寥八字，独有千古”。这是在唐时代最为有名的一首怀古咏怀词，但是争议很大，很多人都在持否定的态度，认为这首词不是李白写的，在盛唐生活的他不会有这种成熟的词体。所以，历来公认为第一首怀古咏诗词的是中唐诗人刘禹锡写的《杨柳枝》： 炀帝行宫汴水滨。数株残柳不胜春。 晚起风来花如雪，飞入宫墙不见人。这首词堪称是正宗的怀古词。这是怀古咏史词的萌芽阶段。 到了北宋，怀古咏诗词就得到了很好的土壤发展。因为在这个时期，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像雨后春笋一般，迅猛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在北宋这个朝代里，词有了很长远的发展和繁荣，但是怀古咏史词的数量却不是很多。我们知道，怀古咏诗词的发展，不仅和词的雅化、文人化的过程有关，还与时代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处于乱世时衰中的文人，更加习惯将现实感受和历史感触结合起来，把历史与现实、古人与自身连接在一起。在古今的对照中，缅怀过去、感叹身世、惋惜现世的不安稳和国家的灾难。生活在盛世的文人，一般不会有怀古咏诗类的作品的，因为他们体会不出那么情感。北宋时代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的时代，文人参政意识很强。在一个风调雨顺的朝代，有吃有住有穿，还有官做，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感伤情绪。看到残垣断壁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感想，或许还认为是一种不错的风景。素来认为，写怀古咏诗类作品的文人，几乎都是一些有很大抱负、关心民间疾苦和对国家有很深情结的人。北宋前期与中后期不同，前期是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的，但是到了后期，奸臣当道，战争不断，百姓流离失所，面对这样的国家现状，很多有识的知识分子就有很多的感慨，尤其站在前朝的地方，心中的愤慨更加浓郁。在北宋怀古咏诗词不多，有代表性的词人是王安石、苏轼（苏轼真正意义算得上得怀古咏诗词，就只有一首）和北宋后期的周邦彦。这三个人在北宋历史上都是名字响当当的，王安石一心想着改革，但是改革路却困难重重、挫折多多。当然，他是一个对祖国有很深情结的人，政治上的改革也是想为祖国出一份力，但是却屡遭破败。他的《桂枝香》：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斜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平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借古讽今，“六朝”二句以具体生动的景物形象寄寓作者对历史盛衰的深刻思索。六朝的往事已经成为过去，他们昔日繁华的旧址上，只剩下寒烟衰草。往日的繁华一变为今日的衰败景象，不正是深刻的历史教训吗？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王安石对宋朝的政治现实有着深深地隐忧，所以才借此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寄情声色的宋王朝统治者的警戒， 怀古咏史词在北宋时刚刚起步的阶段，到了南宋就到达高峰期。南宋时期，建炎南渡，把都成迁到了临安（即今杭州），就揭开了大批文人流离困顿、奔走避乱的人生序幕。同时，中原沦陷、宋金对峙的局面也进一步激发了词人的爱国热情，一向远离政治的词，开始明显诗化，激起时代的雄歌。词人们登临远眺，遥望神州，感慨无限，满腔郁愤，往往发之于借古讽今的怀古咏诗词中。与北宋的时代相比，南宋的百姓是生活在战火纷飞的时代的，再加上都城的变迁，百姓随着变动，在途中是要经历无数的劫难的。文人更是如此，在此过程中看到百姓到了水生火热的地步，是很愤慨的。这个时期的词人是以爱国为标榜的，主要的代表词人有李纲、辛弃疾、吴文英。值得一说的是，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的怀古咏史词，多就史事或陈迹抒怀感慨，其感慨往往比较有局限，多为盛衰有时、物是人非罢了。然而，南宋的怀古咏诗词，多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交杂着作者个人的政治感慨和对时局的看法。如李纲的《六么令》： 长江千里，烟淡水云阔。歌沉玉树，古寺空有疏钟发。六代兴亡如梦，苒苒惊时月。兵戈凌灭，豪华销尽，几见银蟾自圆缺。潮落潮生波渺，江树森如发。谁念迁客归来，老大伤名节。纵使岁寒途远，此志应难夺。高楼谁设，倚栏凝望，独立渔翁满江雪。 二、 题材 特色 怀古咏史词，多为登临古迹故地，引发的盛衰之感和兴亡之悲，所以不管是北宋还是南宋都是以地点为线索的古迹怀古。自秦朝建立中国史上得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开始，它的都城咸阳，是许多文人经过此地很爱发感慨的地方，还有曾为六朝故都的金陵，三国时的赤壁大战的赤壁以及姑苏、京口等地，是众多善感多愁的文人抒发情怀的敏感地。在纷乱的宋朝，在破败的遗迹面前，更容易有感伤情绪。因此，在题材的选择上，南北宋没有很大的差别，都是地点的怀古咏史词，然而又有区别。 金陵怀古。金陵作为六朝的古都，历代兴废，斑斑可考，山川形胜。又有烟水迷离的秦淮河，无数韵事，惹人追思，故是历来怀古诗词中发思古之幽情的最佳场所。北宋的王安石写过《桂枝香》（上文有提到），是公认写金陵词最好的。北宋末年的周邦彦的《西河》，除了是写金陵怀古词的又一佳作之外，还把北宋的怀古词推到了一个新的水准。下面细细看一下这首词： 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断崖树，犹倒倚。莫愁亭子曾系。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沉半垒。夜深月过女墙来，赏心东望淮水。酒旗戏鼓基处市。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 词先点出作为“帝王州”金陵胜地和“南朝盛世”，然后展开渲染，遗迹犹在，但已物是人非，抒发出了国家兴亡无常的感慨。细读王安石的《桂枝香》（登临送目）和周邦彦的这首词，会发现他们都只是描绘了金陵周围的景物，然后在古今的盛衰对比中，抒发历史兴亡的感慨，个人的内心情感比较多，典型的咏物抒怀。 不同于北宋词人的只是慨叹历史兴废，南宋词人的金陵怀古词更多地是将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如辛弃疾的《念奴娇》： 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是兴亡满目。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 登楼怀古，放眼望去，一片惨败荒芜，下片提到王安石的风流伟业，暗喻自己的年老无为，此词抚今追昔，感慨悲壮。情感大气磅礴，没有北宋的那种内敛。其实，了解南宋的历史都知道，南宋时的金陵已经成为与金国对峙的前沿重镇，直到南宋灭亡，南宋遗民再经过金陵时，是别具内蕴的。 赤壁怀古。赤壁之战是周瑜成就最大的一场战争，打响了他的英名。是后来许多失志的文人义士经过此地，喜欢看着赤壁吟诉壮志的地点之一。北宋的苏轼就是这一类词的首创者，他的《念奴娇》是流传性最高的一首赤壁怀古词，同时也是他革新词风的代表作。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浪，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上片咏赤壁，下片怀周瑜。写得荡气回肠，颇有大将之风。不似前期的词满是感伤，末后的消极情调也掩盖不了全词的豪迈气派。在词中，苏轼极力写赤壁的滔滔江山，赞美江山之美和周瑜的英雄伟业。可见，词到了苏轼的手中，有了很大的改变。 南宋，与苏轼有得一拼的就是辛弃疾了，同是豪放派，在写赤壁怀古词各有千秋。但是辛弃疾的词更有时代的痕迹在里面，情感是悲壮性的。如他的《霜天晓角赤壁》： 雪堂迁客。不得文章力。赋写曹刘兴废，千古事，泯陈迹。望中矶岸赤。直下江涛白。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为予窄。 一个“迁”字就道出了悲哀，朝代变迁，敌人的紧逼，使得南宋百姓被迫流离失所，更道出了自己郁郁愤懑和英雄失路的悲哀。 南宋的题材选择要比北宋的要多，古迹咏史的词篇要更广，像京口怀古，南宋的辛弃疾、陆游和陈亮就写过，但是北宋几乎没有这样的篇章存在。除了京口之外，钱塘和姑苏也是文人多吟诵的怀古词。像姑苏怀古，南宋的吴文英的名作《八声甘州》就很有名。南北宋的怀古咏史词的题材特色就是，北宋题材较窄，没有南宋那么广和深刻。 三、 主题思想 怀古咏诗词的主题无非就两类，一是读史兴感，即在满目苍痍的古迹中去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二是托古讽今，借历史实际和古迹的过去的繁华热闹和现今的荒凉静寂对比，慨叹现实，讽刺当朝统治者。总的来看，北宋怀古咏诗词的主题思想是以第一种居多，而南宋的现实，让他们不得以词寄怀，托古讽今，批判统治者的昏庸无道，不知人善用。 北宋的王安石、苏轼、周邦彦等代表词人，面对落败的金陵和赤壁，也不过是对景自伤而已，在反思历史和慨叹英雄的伟绩中慨叹自己的生不逢时。北宋另一政治家范仲淹，他的咏史词《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也不过是借史感慨人生的短暂，无法避免白发的横生。当然，南宋也有这样的读史兴感词，但并不是主流，它的主流是托古讽今。最为有名的是，李纲的一组咏史词。因为李纲是南渡名臣，在南渡途中看到太多的令人感伤的画面以及当朝统治者的政策让他感到心寒，因此写了七篇咏史词，涉及的史事包括东汉光武帝中兴汉室、汉武帝击败匈奴、东晋淝水之战，唐太宗战胜突厥等，这些历史事迹的共同点，即是历史上中兴帝室，抵御外敌入侵，李纲是想借此激励宋高宗和南宋朝廷以及士大夫的士气，以振作人心，中兴宋室。
建议看一看 莫砺锋、叶嘉莹先生的书。但这个题目，建议你不要写了，因为没有什么新意可言。杜甫是大家，研究者数以万计，何必再趁这种热闹？如果我是你的论文导师，我是不会同意你开这个题的。如果写唐代文学研究，建议不要做个案研究，近年都是做综合的研究，如《唐诗中的议论》，《唐诗中的礼乐与文学》，这一类题目会做得好一点。要什么论文，如果你是在校生，直接上期刊网搜就得了。
雪 梅 〔宋〕卢梅坡① 梅雪争春未肯降②， 骚人阁笔费评章③。 梅须逊雪三分白， 雪却输梅一段香。 【注释】 ①卢梅坡，宋诗人。生卒年不详。②降（xiáng），服输。③阁，同“搁”，放下。评章，评议的文章，这里指评议梅与雪的高下。 【译诗】 梅花和雪花都认为各自占尽了春色，谁也不肯相让。 难坏了诗人，难写评判文章。 说句公道话，梅花须逊让雪花三分晶莹洁白，雪花却输给梅花一段清香。 【赏析】 古今不少诗人往往把雪、梅并写。雪因梅，透露出春的信息，梅因雪更显出高尚的品格。如毛泽东《卜算子·咏梅》中就曾写道：“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雪、梅都成了报春的使者、冬去春来的象征。但在诗人卢梅坡的笔下，二者却为争春发生了“磨擦”，都认为各自占尽了春色，装点了春光，而且谁也不肯相让。这种写法，实在是新颖别致，出人意料，难怪诗人无法判个高低。诗的后两句巧妙地托出二者的长处与不足：梅不如雪白，雪没有梅香，回答了“骚人阁笔费评章”的原因，也道出了雪、梅各执一端的根据。读完全诗，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作者写这首诗是意在言外的：借雪梅的争春，告诫我们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要有自知之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是正理。这首诗既有情趣，也有理趣，值得咏思
吴融〈桃花〉「满树如娇烂漫红，万枝丹彩灼春融」写桃花的繁盛娇艳。 王涯〈春游曲〉：「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满园深浅色，照在碧波中」，用「深浅色」形容新开的杏花，最为贴切。王涯〈春游曲〉：「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满园深浅色，照在碧波中」，用「深浅色」形容新开的杏花，最为贴切。 因杏花与众花不同，它含苞时纯红，开放时则白中带微红。因杏花与众花不同，它含苞时纯红，开放时则白中带微红。 题目是「春游」，实际上只是写杏花。题目是「春游」，实际上只是写杏花。 一大片杏花倒映水中，经过一番点染，一画面充实、色彩缤纷的「江杏图」就绘成了。一大片杏花倒映水中，经过一番点染，一画面充实、色彩缤纷的「江杏图」就绘成了。 刘兼〈海棠花〉 淡淡微红色不深，依依偏得似春心。刘兼〈海棠花〉淡淡微红色不深，依依偏得似春心。 （卷七六六） 淡淡的红色，不深不浅，恰到好处，宜人性情，描绘了海棠花的娇美姿态，点出海棠的特性。 （卷七六六）淡淡的红色，不深不浅，恰到好处，宜人性情，描绘了海棠花的娇美姿态，点出海棠的特性。 唐彦谦〈玫瑰〉 不知何事意，深浅两般红。唐彦谦〈玫瑰〉不知何事意，深浅两般红。 （卷六七二） 咏的是红玫瑰，红玫瑰色有深浅，故诗人用「深浅两般红」写出「红」的程度，丰富了色彩的层次。 （卷六七二）咏的是红玫瑰，红玫瑰色有深浅，故诗人用「深浅两般红」写出「红」的程度，丰富了色彩的层次。 韩愈〈杏花〉 居邻北郭古寺空，杏花两株能白红。韩愈〈杏花〉居邻北郭古寺空，杏花两株能白红。 （卷三三八） 写杏花怒放，红白相间，非常热闹，反衬古寺的荒凉。 （卷三三八）写杏花怒放，红白相间，非常热闹，反衬古寺的荒凉。 唐人咏花诗中，使用的色彩字很多，仅红色就可分出深红、浅红，殷红、猩红、妖红…等，如：齐己〈红蔷薇花〉：「狂风吹落猩猩血」。唐人咏花诗中，使用的色彩字很多，仅红色就可分出深红、浅红，殷红、猩红、妖红…等，如：齐己〈红蔷薇花〉：「狂风吹落猩猩血」。 王毂〈红蔷薇歌〉：「红霞灿泼猩猩血。」皮日休〈重题蔷薇〉：「浓似猩猩初染素，照得深红作浅红。」周朴〈桃花〉：「可惜狂风吹落后，殷红片片点莓苔」。王毂〈红蔷薇歌〉：「红霞灿泼猩猩血。」皮日休〈重题蔷薇〉：「浓似猩猩初染素，照得深红作浅红。」周朴〈桃花〉：「可惜狂风吹落后，殷红片片点莓苔」。咏梅山园小梅 林和靖 唐 众芳摇落独喧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擅板共金樽。 梅 王安石 墙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足雪 ，为有暗香来。 雪梅 宋·卢梅坡 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评章。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忆梅 李商隐 定定住天涯，依依向物华。 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 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 李商隐 匝路亭亭艳，非时袅袅香。 素娥惟与月，青女不饶霜。 赠远虚盈手，伤离适断肠。 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 梅花绝句（之—） 陆游 闻道梅花圻晓风， 雪堆遍满四山中。 何方可化身千亿， 一树梅花一放翁。 梅花绝句（之二） 幽谷那堪更北枝， 年年自分着花迟。 高标逸韵君知否， 正是层冰积雪时。 梅花绝句（之三） 雪虐风号愈凛然， 花中气节最高坚。 过时自会飘零去， 耻向东君更乞怜。 早梅 南朝·谢燮 迎春故早发，独自不疑寒。 畏落众花后，无人别意看。 江梅 唐·杜甫 梅蕊腊前破，梅花年后多。 绝知春意好，最奈客愁何？ 雪树元同色，江风亦自波。 故园不可见，巫岫郁嵯峨。 早梅 唐·齐己 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 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 风递幽香出，禽窥素艳来。 明年如应律，先发映春台。 唐·王维 杂诗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来日倚窗前，寒梅著花未？ 杂咏 唐·王维 已见寒梅发，复闻啼鸟声。 心心视春草，畏向玉阶生。 忆梅 唐·李商隐 定定住天涯，依依向物华。 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 江上梅 唐·王适 忽见寒梅树，花开汉水滨。 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 庭梅咏寄人 唐·刘禹锡 早花常犯寒，繁实常苦酸。 何事上春日，坐令芳意阑？ 夭桃定相笑，游妓肯回看！ 君问调金鼎，方知正味难。 梅花 唐·崔道融 数萼初含雪，孤标画本难。 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 横笛和愁听，斜技依病看。 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 梅花 唐·庾信 当年腊月半，已觉梅花阑。 不信今春晚，俱来雪里看。 树动悬冰落，枝高出手寒。 早知觅不见，真悔著衣单。 雪里觅梅花 唐·萧纲 绝讶梅花晚，争来雪里窥。 下枝低可见，高处远难知。 俱羞惜腕露，相让道腰羸。 定须还剪采，学作两三技。 梅花 唐·蒋维翰 白玉堂前一树梅，今朝忽见数花开。 几家门户重重闭，春色如何入得来？ 梅花 宋·陈亮 疏技横玉瘦，小萼点珠光。 一朵忽先发，百花皆后春。 欲传春信息，不怕雪埋藏。 玉笛休三弄，东君正主张。 描写菊花的诗句 1。“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菊花诗》“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黄巢《题菊花》 2。“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陶渊明《过故人庄》 3。“秋丝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元稹《菊花》 4。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苑夜拟菊花题"－－《红楼梦》 5。“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采桑子·重阳》 6。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百花中"－－宋人郑思肖《寒菊》 7.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 明日黄花：指重阳过后菊花逐渐枯萎。蝶也愁：菊花枯萎，蝴蝶无处寻花，故曰“愁”。 宋·苏轼《九日次韵王巩》 8.寂寞东篱湿露华，依前金靥照泥沙”－－宋人范成大《重阳后菊花二首》 9.“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离骚》 荷花诗句 1。秋风吹白波，秋雨呜败荷。平湖三十里，过客感秋多 败荷：残荷。 元·萨都刺《过高邮射阳湖杂咏九首》 2.园翁莫把秋荷折，因与游鱼盖夕阳 宋·周密《西塍废园》（又《西塍废圃》。塍：田间的土梗子。） 3.绿荷多少夕阳中。知为阿谁凝恨、背西风 阿谁；何人。背西风：背向秋风。 指荷叶被秋风吹得叶梗都弯了。 宋·秦观《虞美人》 4.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 菡萏：荷花的别称。 南唐·李璟《浣溪沙》 5.夜半酒醒人不觉，满池荷叶动秋风 不觉；不睡。 唐·窦巩《秋夕》 6.一夜绿荷霜剪破，赚他秋雨不成珠 飞霜使荷叶破碎，秋雨落在破叶上再也无法形成水珠了。 唐·来鹄《偶题二首》 7.多少绿荷相倚恨，一时回首背西风 描写荷叶在秋风中向东倾斜，暗寓伤秋的情绪。 府·杜牧《 齐安郡中偶题二首》 8.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 芙蓉：荷花。 南朝齐·萧悫《秋思》 9.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宋代诗人杨万里的《小池》 10.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 (宋)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写花的诗句 咏梅（王安石） 墙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 为有暗香来。 钱氏池上芙蓉 （文征明） 九月江南花事休, 芙蓉宛转在中洲. 美人笑隔盈盈水, 落日还生渺渺愁. 露洗玉盘金殿冷, 风吹罗带锦城秋. 相看未用伤迟暮, 别有池塘一种幽． 咏芙蓉 南朝·梁·沈约 微风摇紫叶, 轻露拂朱房. 中池所以绿, 待我泛红光. 古风 唐·李白 碧荷生幽泉,朝日艳且鲜. 秋花冒绿水,密叶罗青烟. 秀色粉绝世,馨香谁为传? 坐看飞霜满,凋此红芳年. 陆游 梅花绝句 闻道梅花坼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 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 早梅 柳宗元 早梅发高树，回映楚天碧。 朔风飘夜香，繁霜滋晓白。 欲为万里赠，杳杳山水隔。 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 红梅 苏轼 年年芳信负红梅，江畔垂垂又欲开。 珍重多情关伊令，直和根拨送春来。 忆梅 李商隐 定定住天涯， 依依向物华。 寒梅最堪恨， 常作去年花。 新栽梅 白居易 池边新栽七株梅，欲到花时点检来。 莫怕长洲桃李嫉，今年好为使君开。 探梅 杨万里 山间幽步不胜奇，正是深夜浅暮时。 一枝梅花开一朵，恼人偏在最高枝 桃花：草色青青柳色黄， 桃花历乱李花香。 （贾至《春思》） 桃花细逐杨花落， 黄鸟时兼白鸟飞。 （杜甫《曲江对酒》） 桃花尽日随流水， 洞在清溪何处边？ （张旭《桃花溪》）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王维《田园》）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崔护《题都城南庄》） 桃花流水窅（yǎo）然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李白《山中问答》） 凡桃俗李争芬芳，只有老梅心自常。(明·王冕《题墨梅图》) 水仙：送内弟袁德师 （唐）窦群 南渡登舟即水仙，西垣有客思悠然。因君相问为官意，不卖毗陵负郭田。 板桥晓别 （唐）李商隐 回望高城落晓河，长亭窗户压微波。水仙欲上鲤鱼去，一夜芙蓉红泪多。 水仙 （唐）李咸用 大波相拍流水鸣，蓬山鸟兽多奇形。 琴心不喜亦不惊，安弦缓爪何泠泠？水仙缥缈来相迎，伯牙从此留嘉名。 峄阳散木虚且轻，重华斧下知其声。檿丝相纠成凄清，调和引得薰风生。 指底先王长养情，曲终天下称太平。后人好事传其曲，有时声足意不足。 始峨峨兮复洋洋，但见山青兼水绿。成连入海移人情，岂是本来无嗜欲！琴兮琴兮在自然，不在徽金将轸玉。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过故人庄》) 2．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李白：《月下独酌》) 3．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孟浩然：《春晓》) 4．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 5．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杜甫：《春夜喜雨》) 6．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 7．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杜甫：《江畔独步寻花》) 8．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 9．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张志和：《渔歌子》) 10．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清明》) 关于花的诗句（带花字）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天地寂寥山再歇，几时修得到梅花。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 人无百日好，花无百日红。 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种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惜春常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菊花·叹庭前甘菊花》咏菊花诗鉴赏
杜甫
庭前甘菊移时晚，青蕊重阳不堪摘。
明日萧条醉尽醒，残花烂漫开何益?
篱边野外多众芳，采撷细琐升中堂。
念兹空长大枝叶，结根失所缠风霜。
这首诗写于天宝后期，是现存杜诗中最早的咏花作品，奠定了杜甫咏花诗的基本风格：以花喻人，以花自况，借花寄慨。题中一个“叹”字，可见诗人当时思想情绪。自唐玄宗天宝五载开始，杜甫入长安以求官。岁月蹉跎，仕途坎坷。此时已近十年，仍一事无成，微官未就。看庭前甘菊花开得晚了。没赶上重阳佳节，不禁生出感慨。叹花即是叹己，自己不也是生不逢时吗?
诗先写“叹”的原因是“移时晚”。花草树木都有自己的生长规律，菊花应在深秋开放，重阳节是赏菊的好时候。可是庭院中的甘菊移植晚了，到了九月初九人们饮酒赏菊时，青青的花蒂包着花蕊，黄色的花瓣还没放开，不值得观赏，不可以摘玩。佳节一过，满目凋零，赏花人也醉后清醒不欢而散，你这残存的迟开的花再烂熳再艳丽又有什么用?晚了，一切都晚了!错过时机，无人赏识了，诚可叹!
再写“众芳”被采撷，反衬甘菊不被用，更可叹。庭前是有意培植甘菊之所，篱笆边，田野外是众芳自然生长的地方。然而甘菊移植失时，众芳自然天成，于是被人们仔细地采摘下来，收拾起来，派上用场。据载，菊有数百种，惟甘菊可入药，不但有观赏价值而且有经济价值。众芳虽多，都与甘菊形似而功用异。不辨真假的人以之充药，而真正的甘菊却无人理会，岂不可叹! 想到这甘菊白白地长大了枝枝叶叶，就因为移植后而失其故处，未等花开就遭风霜袭击，诗人能不为之悲，为之叹?
仇兆鳌说：“此诗借庭菊以寄慨，甘菊喻君子，众芳喻小人，伤君子晚犹不遇，而小人杂进在位也。”(《杜诗详注》卷之三)王嗣奭说：“诗以自况”(《杜臆》卷之一)，又进了一步。杜甫曾参加过科举考试而落第，还参加过玄宗特诏的制举也没及第，又因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赏识而待制集贤院，结果仍未获一官半职。此与甘菊遭遇何其相似乃尔! 怎能不叹花且自叹?
海棠花是中国的特有植物。它花姿潇洒，楚楚有致，花开似锦，明媚动人，自古以来都是雅俗共赏的名花。早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就有记载海棠花在中国栽培的情况。在汉代，海棠花就已经与园林艺术结下不解之缘。到唐代，不论是栽培技术还是种植面积，海棠花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宋代时期，海棠花的栽培达到鼎盛时期，在当时就被视为“百花之尊”。宋代之后，仍然保持着长盛不衰的势头。中国人民如此喜爱海棠，其根本原因是在于它的丰厚的文化内涵，人们称赞它是“百花之尊”、“花之贵妃”，甚至有“花中神仙”之说，古代常栽在皇家园林中，与玉兰、牡丹、桂花相配植，形成“玉堂富贵”的意境。同时将它看作是美好春天、美人佳丽和万事吉祥的象征。历代文人也纷纷咏诗赋文，留下了许多咏海棠花的佳作。 海棠被唐人称为花中神仙，唐明皇李隆基曾将海棠比作杨贵妃，“海棠春睡”的典故正是来源于此。她那娇美的花，轻柔的枝，繁盛的叶，令古往今来的诗人们流连忘返。她的风韵引起了不少诗人美好的想象， 唐代的西蜀海棠花名冠天下，中唐著名诗人贾岛的《海棠》，对蜀地成都一带的海棠极为推崇： 昔闻游客话芳菲，濯锦江头几万枝。 纵使许昌诗笔健，可怜终古愧幽姿。 “昔闻游客话芳菲，濯锦江头几万枝”，诗人说，以前听游客说过锦江两岸海棠盛开的壮丽景色，那几万枝海棠同时开放，娇柔红艳，有如晓天明霞，令人心醉神荡，美不可言。“纵使许昌持健笔，可怜终古愧幽姿”，“许昌”，这里是指三国时期著名诗人曹操，因许昌是其发迹地，故以地名称之。意思是说，即使是曹孟德那样笔力雄健的诗人，也无法描绘出锦江两岸海棠的幽姿淑态来！ 晚唐诗人吴融的《海棠二首》（其二），从海棠的颜色入手，而未涉笔其情态，把想象的无垠空间留给了读者： 雪绽霞铺锦水头，占春颜色最风流。 若教更近天街种，马上多逢醉五侯。 “雪绽霞铺锦水头，占春颜色最风流”，写出了海棠花颜色的明艳，雪也似的白，霞也似的红，故能独压春色，给人以“最风流”之感，这是直接对海棠之美的描绘。接着笔锋一转，诗人展开了想象：“若教更近天街种，马上多逢醉五侯。”盛开在锦水之头的海棠尚且如此之美，倘若繁华京都的街侧，遍种海棠，定然会使走马观花的王公贵人为之醉倒。 诗中只写其颜色之美，虽未涉笔海棠的情态，然而读者不难想象：锦水之滨，春日里定然是粼粼波光摇曳荡漾，这样美的颜色，定然会牵惹了蝶儿翩翩起舞。清风徐引，海棠微动，深枝蝶惊，这是何等迷人的景色！在众多赏景人中，诗人独拈出了“五侯”，似别有含意。海棠之美，不言而喻，作为王公大人，终日无所事事，流连山水，赏玩名花，自然是其擅场，可谓“所见多矣”，倘若连走马观花的王公大人也为之醉倒，可以想见其不比寻常的美。 晚唐著名诗人、词人，与李商隐合称“温李”，在词史上被尊为“花间词派”鼻祖的温庭筠，其《题磁岭海棠花》，给海棠花注入了人的情感与幽思： 幽态竟谁赏？岁华空与期。 岛回香尽处，泉照艳浓时。 蜀彩淡摇曳，吴妆低怨思。 王孙又谁恨，惆怅下山迟。 “幽态竟谁赏？岁华空与期”，海棠花为“花中仙子”，花艳叶茂，妩媚多娇，诗的首句直接描写它的高雅不凡的美丽姿态。然而毕竟由于盛开在偏僻的山岭，鲜为人知，故很少得到人们的欣赏。第一句以问句形式提出，突出其遭遇冷落寂寞无主的处境，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同情。这种情形恐怕非止一季一年，大概由来已很久。“岁华空与期”，它年年届时开放，却年年无人观赏，悄悄地开、又悄悄地落，自开自落，无声无息，这样它虽曾把美丽带给人间，而世人实在有负于花，诗中以“竟谁赏”和“空与期”上下呼应，把磁岭海棠孤寂凄苦之状生动地表现出来，仿佛向人们诉说一样，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 颔联“岛回香尽处，泉照艳浓时”两句，写出岭上的自然环境和海棠的色香花艳。这里地势颇高，又曲折回环，盛开着的鲜花散发出浓郁的芳香，似乎使这里的空气都为之改变，整个的山岭几乎沉浸在馨香之中，走到各处皆可闻到，给人以身心爽快之感。再看那汩汩奔流的泉水，映照着海棠艳丽的姿态，更为绚丽夺目、光采照人。这里有岭、有岛、有泉，再加上海棠花，构成了一幅十分美妙别致的自然画图，真是令人赏心悦目。 遗憾的是如此美好的地方，如此鲜艳的花朵，却得不到人们的观光，在诗人看来这实在太不公平了，它充满哀怨和忧思那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颈联两句就表达了这层意思。“蜀彩淡摇曳，吴妆低怨思”，这里的“蜀彩”和“吴妆”都是天下著名的锦绣，用以比喻海棠之美，非常贴切。诗人在诗词创作上注重于设色，是他语言艺术风格的重要特征，这里正是其具体体现。“淡摇曳”和“低怨思”，是从外观的形象来表现它的内在精神的，以拟人手法赋予了海棠花以人的感情。一个“淡”字把它矜持自得超然孑立的特质突现出来。而“低怨思”，似乎花亦有理智、感情，充满忧伤，深有遗恨，字里行间渗透着那种愤世疾俗的不平之气。这里与其说是写花，莫如说是诗人自己真实思想的袒露。 正是由于上边的看法和想法，诗人才发出以下的感慨和喟叹：“王孙又谁恨，惆怅下山迟”。《楚辞、招隐士》中有“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之句，那是淮南小山为刘安招贤纳士之词。王维的“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山居秋暝》），则相反地表示了自己意欲去官归隐的思想。而诗人用此典故，在这里表达的更是复杂多层次的思想感情，是一种欲隐不能，欲仕甚难的人生慨叹，故有“恨”、“迟”之感。诗人既欣赏海棠花之美，又同情它所遭到的冷落，意欲陪伴它，又难以久留，最后只好恋恋不舍若有所失地慢慢地走下山岭。这种失落感岂不激起他多年来浪迹萍踪生不逢时的不满情绪？从而在心灵深处碰撞，产生更大的愤懑。于是，由花之不幸而自怜，使这首咏花诗富有了深刻的寓意，在意境的表达上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诗歌表达了诗人内心愤懑、 悲凉、落寞、忧虑等复杂的感情。
关于毕业论文书写格式 (参考某一学校的要求) 论文书写格式 论文全部要采用word 来书写 学位论文一般应包括下述几部分： 论文首页格式： 其中学位论文题目用 黑体二号 字，其余用 宋体四号 字 论文题目应能概括整个论文最重要的内容，简明、恰当，一般不超过25个字。 中文摘要及其关键词（宋体5号字b5排版）： 4论文第二页为500字左右的中文内容摘要，应说明本论文的目的、研究方法、成果和结论。 学位论文摘要是学位论文的缩影，尽可能保留原论文的基本信息，突出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和新见解。论文摘要应尽量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少用公式字母，语言力求精炼、准确。 在本页的最下方另起一行，注明本文的关键词3╠5个。 英文摘要及其关键词（宋体5号字b5排版）： 论文第三页为英文摘要，内容与中文摘要和关键词相同。 学校名称：东北师范大学 院（系）名称：计算机系 本科生学号： 学 位 论 文 题 目 学 科、专 业： 计算机科学技术 本科生姓名： _____ _ 指导教师姓名： _________ 指导教师职称： ___________ 东北师范大学计算机系学位评定委员会 年 月 摘 要（ 粗宋体居中四号字） （空一行） 摘要内容（宋体5号左对齐） （空一行） 关键词：词1、词2 目录： 论文各章节的详细目录。格式如下： 计算机概论 ……… ………………………………..……1 1.1 计算机产生……..…………………………………………..1 1.2 计算机的发展……………………………………………..2 1.3 计算机中的进制 …………………………………………3 一 二进制表示法…………………………………………..….3 第二章 计算机文化基础 ……………………………………….6 其中：“章”部分使用 宋粗体四号 字；“节”部分采用 宋体5号 字 引言（或序言）（宋体5号字b5排版）： 内容为本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现状，本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该研究工作在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等某方面的实用价值与理论意义。 正文是学位论文的主体: 4 要求采用宋体5号字b5排版。每页36行，每行32个字。页码打印在页面下方中间位置，论文装订后尺寸为标准b 5 复印纸的尺寸。页眉部分奇数页使用“东北师范大学计算机系学士学位论文”，偶数页使用论文题目的名称。 论文中图表、附注、参考文献、公式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连续（或分章）编号。图序及图名置于图的下方；表序及表名置于表的上方；论文中的公式编号，用括弧括起写在右边行末，其间不加虚线。 学位论文一律在左侧装订，要求装订、剪切整齐，便于使用。 论文字数控制在1万字至3万字之间。 宋体3号字居中显示 （空一行） §1.1 宋体4号字居中显示 （空一行） 粗宋体5号字左起 正文部分宋体5号字，语言要简练，不能有错字、别字。也不能有错误的观点。 参考文献： 按学位论文中所引用文献的顺序、列于文末。 [编号]、作者、文章题目、期刊名（外文可缩写）、年份、卷号、期数、页码。 文献是图书时 ，书写格式为： [编号]、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年份、版次、页码。 附录： 包括放在正文内过分冗长的公式、以备他人阅读方便所需的辅助性数学工具、重复性的数据图表、论文使用的符号意义、单位缩写、程序全文及有关说明等。 论文打印日期： 仅供参考
从古至今,阮籍咏怀诗（以下简称阮诗）的研究者大多认为,阮诗隐晦难懂,这是一大缺陷.其实,这正如有人说《左传》“富而艳”是“浮夸”,笔者认为,“隐晦难懂”正如“富而艳”一样,是一种艺术至境,而非阮诗的缺点.正由于阮诗“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李善注,卷二十三）,才鞭策着越来越多的诗评者和诗作家去解读和借鉴阮诗的精华,这正是阮诗充满艺术生命力之所在.一、长于抒情 阮诗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非一时一地之作,是其一生政治感慨的记录.后人对之多有关注和评价,如： 钟嵘曰：“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诗品?上》）. 王世贞曰：“阮公在《咏怀》,远近之间,遇境即际,兴穷即止,坐不著论宗佳耳”（《艺苑巵言》卷三）. 陆时雍曰：“八十二首俱忧时闵乱”（《诗镜》卷七,《魏》第四）. 张燮曰：“《咏怀》八十二章,拉首阳,拍湘累,悲繁华,怜夭折,深心辘轳,而故作求价语杂之,盖身不能维世,帮逃为惊世.广武之叹,苏门之啸,穷途之恸,综忧乐而横歌哭,夫亦不得已者乎”（《增定阮步兵集序》）. 王夫之曰：“步兵咏怀自是旷代绝作……且其托体之妙,或以自安,或以自悼,或标物外之旨,或寄疾邪之思……,不但当时雄猜之渠长,无可施其怨忌,且使千秋以还了无觅脚根处”（《古诗评选》卷四）.
导读诗 开秋兆凉气，蟋蟀鸣床帷。 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 微风吹罗袂，明月耀清晖。 晨鸡鸣高树，命驾起旋归。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 人生若尘露，天道竟悠悠。 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 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 灼灼西隤日，余光照我衣。 回风吹四壁，寒鸟相因依。 岂为夸誉名，憔悴使心悲。 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 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 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 一、长于抒情阮诗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非一时一地之作，是其一生政治感慨的记录。后人对之多有关注和评价，如： 钟嵘曰：“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诗品"上》）。 王世贞曰：“阮公在《咏怀》，远近之间，遇境即际，兴穷即止，坐不著论宗佳耳”（《艺苑巵言》卷三）。 陆时雍曰：“八十二首俱忧时闵乱”（《诗镜》卷七，《魏》第四）。 张燮曰：“《咏怀》八十二章，拉首阳，拍湘累，悲繁华，怜夭折，深心辘轳，而故作求价语杂之，盖身不能维世，帮逃为惊世。广武之叹，苏门之啸，穷途之恸，综忧乐而横歌哭，夫亦不得已者乎”（《增定阮步兵集序》）。 王夫之曰：“步兵咏怀自是旷代绝作……且其托体之妙，或以自安，或以自悼，或标物外之旨，或寄疾邪之思……，不但当时雄猜之渠长，无可施其怨忌，且使千秋以还了无觅脚根处”（《古诗评选》卷四）。 沈德潜曰：“阮公咏怀，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古诗源》卷六）。 吴汝纶曰：“要其八十一章，决非一时之作，吾疑其总集平生所为诗，题为《咏怀》耳”（《古诗钞》卷二）。 作为玄学家的阮籍，其生活于魏晋易代之际，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诗人“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文选》李善注，卷二十三），故而“本有济世去”（《晋书"阮籍传》）的他，在人命危贱的时代，迫于司马氏集团的黑暗统治，其人生理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此，只有寄情老庄，将一位正直知识分子的满腔愤懑发而为咏怀诗，形成其为独特的抒情风格，其抒情意味极浓，各篇都有感而发。举以下几例以明之： 《咏怀》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清"方东树说：“此是八十一首发端，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能已于言之故”（《昭昧詹言》），这首诗是他全部咏怀诗的序曲，为其咏怀诗奠定了丰富而复杂的情感基调。统观全诗，诗的主人公从夜中不寐而披衣弹琴，看到月映薄帷，感到风动衣襟，再听到或想象到孤鸿翔鸟，诗人以情观景，以景衬情，正如王国维曰：“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人间词话》卷下），“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人间词话》卷上）。诗人通过大胆的想象，层层变幻，把那难言的忧思和愤懑生动地表现出来，这不能不说是其抒情的一大特色。 《咏怀》其十五：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蚩。 从诗中可以看出，作者虽崇尚诗书、效法颜闵，但由于社会动荡，司马氏集团凶残地陷害天下有识之士，所以他只有在极其苦闷的精神状态下“登高望所思”，至于“所思”什么呢？任后人去评说。联系他的《咏怀诗》写“思人”的地方，如： 彷徨思亲友，倏忽复至冥。（其二） 临路望所思，日夕不复来。（其三） 登高眺所思，举袂向朝阳。（其十五） 步游三衢旁，惆怅念所思。（其二十九） 独坐山岩中，恻怆怀所思。（其三十七） 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其四十六） 幽荒邈悠悠，凄怆怀所怜。（其五十八） 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其六十四） 以上“所思”之人，大概是其钦慕时人。由其“所思”发出了“千秋万代后，荣名安所之”的深沉叩问，可见他内心是何等痛苦。苦闷无处发泄，于是道出了“噭噭今自蚩”的悲壮呐喊。《晋书"阮籍传》曰：“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作家那复杂的情感显然融化在这些“所思”与“噭噭”的呐喊声中，情动于而形于言，故作家在理与情，爱与恨，积极与消极、入世与出世的各种矛盾心情中，情至笔随，故而发诸于诗，情感的渲泄最为强烈。 《咏怀》其三十三：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陈沆《诗比兴笺》曰：“终身薄冰之思，此其粗豪浅陋轶荡形骸者哉！”全诗抒情率直，语句如泣如诉。“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写出了抒情主人公的容颜憔悴，精神消损的窘迫遭遇，“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巧妙地道出了终日惴惴不安的内心恐惧，作家那种生活于乱世之中而又难于全身的忧患，那对个体生命意识的深沉眷恋，对人生无常的哀叹，于诗行间痛快淋漓地表现出来。司马师曰：“阮嗣宗至慎，每与言，终日言皆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世说新语"任诞》）。正由于此，作家在不能向司马氏集团倾诉而又不便倾诉的情形下，才“使气以命诗”（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故其表现于诗中则言辞激烈，情绪怨愤，感慨良多。 （四言）《咏怀》其十三： 晨风扫尘，朝雨洒路。飞驷龙腾，哀鸣外顾。揽辔按策，进退有度。乐在哀来，怅然心悟。念彼恭人，眷眷怀顾。日月运往，岁聿云暮。嗟余幼人，既顽且固。岂不志远，才难企慕。命非金石，身轻朝露。焉知松乔，颐神太素。逍遥区外，登我年祚。 此诗措辞较微婉、平和。“命非金石”至“登我年祚”，不仅抒写了对生命短暂的感慨，还表达了仰慕隐逸之情，同时那种无拘无束，“逍遥区外”的精神世界追求，显然与老庄思想一脉相承。诗情与玄学结合，这是阮诗抒情的又一特色。 又如《咏怀》其三十四（一日复一朝）：诗人认识到，一切都是短暂的，是非曲直也都无差别。这显然是一种虚无的哲学，这种哲学既是对人生悲哀的解脱，但在其根底里却渗透着人生悲哀；《咏怀》其五十二（十日出暘谷）：诗人发出了“计利知术穷，哀情遽能止！”的呼号，黄节评此诗：“计利虽善，未有不穷。以此思哀，哀能止乎”（《阮步兵咏怀诗注》）；《咏怀》其五十四（夸谈快愤懑）：此诗初读不知所云，但深究之，可以见出诗人的深切用心，在于抒发出诗人不为世人理解的痛苦心境；《咏怀》其七十一（木槿荣丘墓）：此诗发出了人生短暂，古今同忧的深广情怀，语言慷慨，意绪悲凉，有一种激昂向上的生命力。 以上诸例可见出阮诗长于抒情的特点，其情或激越，或缓和，或深广，都与作家所处的险恶的时代环境以及中国美学重视抒情的民族特色不无关系，加之作家心灵负荷的沉重、对老庄哲学的仰慕、嗜酒佯狂的放达性格，其《咏怀》组诗中的抒情味可见一斑。 二、工于比兴和象征关于比兴和象征，袁行霈曰：“中国古典诗歌确实有寄托象征的传统，美人香草、春兰秋菊各有习惯的寓意。诗人有时不敢或不愿把自己的政治见解明白说出，就用隐晦曲折的手法透露给读者。有时为了使诗歌含蓄蕴藉，也故意隐去真意，用其他事物来比兴。那些题为咏怀、咏史、感遇、感怀的作品，尤其多用这种手法”（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概论》见其《中国古典诗歌艺术鉴赏》一文）。从袁氏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阮诗工于比兴和象征，除了诗人对艺术境界的追求外，更多的是诗人别有所托。阮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上》），这也与其所处时代有关，他不满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作诗亦不便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这恐怕也是情理中事。王夫之评阮诗：“远绍《国风》，近出于《十九首》”（《古诗评选》卷四），陈祚明评曰：“公诗自学《离骚》，而后以为类《十九首》耳”《采菽堂古诗选》卷八），严羽曰：“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内骨”（《沧浪诗话"诗评》），黄节曰：“若阮公之诗，则小雅之流也”（《阮步兵咏怀诗注》序篇）。上述诸例说明，阮诗工于比兴象征，还源于其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大胆继承和发扬光大，这是一位有识之士在文学创作上的大胆尝试。以下结合阮诗具体论之： 《咏怀》其十四： 开秋兆凉气，蟋蟀鸣床帷。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微风吹罗袂，明月耀清晖。晨鸡鸣高树，命驾起旋归。 此诗开篇感物起兴，黄节引吴淇曰：“古之劳人，多托兴于蟋蟀，蟋蟀感时而鸣，人又感蟋蟀之鸣而悲”（陈伯君《阮籍集校注》P265. 中华书局.1987.），从“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可见出他感到世上无可与语者，故“触物以起情”（明"李仲蒙《斐然集》卷十八），意在表明自己的志向操守与世俗不合。 《咏怀》其三十二：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天道竟悠悠。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 此诗首句以“朝阳”、“白日”起兴，慨叹人生短促。“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惜逝忽若尘”，更以形象的比喻写出了世事之无常，黄侃曰：“人道之促，自古所嗟，唯有从赤松，随渔父，庶几永脱世患也”（陈伯君《阮籍集校注》P312）。此诗运用比兴，使其诗意遥深，以冷谈的语言表达炽烈的情感，这与诗人成熟地运用比兴手法是分不开的。这正如欧阳修《六一诗话》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有时诗人直接用黄昏来比喻人生，如《咏怀》之八十、八十一，这里不再赘述。 四言《咏怀》其二： 月明星稀，天高气寒。桂旗翠旌，佩玉鸣鸾。濯缨酿泉，被服蕙兰。思从二女，适彼沅湘。灵幽听微，谁观玉颜。灼灼春华，绿叶含丹。日月逝矣，惜尔华繁。 王夫之评此诗曰：“章法奇绝，兴比开合，总以一色成之，遂觉天衣无缝”（《古诗评选》卷二，P89）。黄节云：“宋玉悲秋思君之辞《九辨》曰：‘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极明’。又曰：‘惟其纷糅而将落兮，恨其失时而无当，嗣宗此篇盖有同感”。（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P101）。诗中的大量比兴之辞委婉含蓄地道出了诗的旨意。“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宣和画谱"花鸟叙论》"《画史丛书》第二册P163），诗人运用比兴的艺术腕力不辩已明。 中国诗歌贵在含蓄。反观阮诗的比兴，我们显然不能把它仅仅视为一个艺术技巧，诗中那生动的形象，高度概括的描写，显与其深厚的思想内容和丰富的现实意义密不可分。袁枚曰：“诗无言外之意，便同嚼蜡”（《随园诗话》卷二，尗坎校点本P41），可见，诗人运用“比兴”传情达意，除了上文所述“不便直言”的政治原因外，更主要的是诗人为了把诗写得含蓄蕴致，这是一种形象思维的最佳表达，与诗人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有关，从美学的角度言之，可见诗人的艺术境界一旦付诸于诗，显然是悦人耳目、美不胜收的，这即是阮诗“可以陶性灵”（钟嵘《诗品"上》）的缘由之一。 关于象征，吴功正在《我国古典风格理论概说》一文中说：“西方美学重视的是自然物的自然属性，中国美学强调的则是自然物的象征意义。这一民族美学影响及于创作，就有楚辞的所谓美人香草等”（《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从刊》第九辑P5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作为一位封建社会里正直的知识分子，阮籍匡世而不得，济世而不成，又为逃避政治的迫害,故而学《离骚》，发泄愤忧，方东树《昭昧詹言》说：“大约不深解《离骚》不足以读阮诗”。诗中香草、云、鸟、美人等意象深含象征性，又加之他“以庄周为模则”（《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崇尚自然、诗酒风流，故其笔下的山水声色无不体现出一种旷达超时的情怀，正如刘勰曰：“嗣宗倜傥，故响逸而调远”（《文心雕龙"体性篇》）。 《咏怀》其八： 灼灼西隤日，余光照我衣。回风吹四壁，寒鸟相因依。周周尚衔羽，蛩蛩亦念饥。如何当路子，磬折忘所归。岂为夸誉名，憔悴使心悲。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 《咏怀》其十九：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谶罗衣，左右佩双璜，修容耀姿美，顺风振微芳。登高眺所思，举袂当朝阳。寄颜云霄间，挥袖凌虚翔。飘鹞恍惚中，流盼顾我傍。悦怿未交接，晤言用感伤。 《咏怀》其七十九： 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清朝饮酿泉，日夕栖山冈。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适逢商风起，羽翼自摧藏。一去昆仑西，何时复回翔。但恨处非位，怆悢使心伤。 《咏怀》其八，以黄昏下的诸多物象“回风”、“寒鸟”、“燕雀”、“黄鹄”等，象征昏乱社会里诗人内心的压抑和痛苦；其十九，借美人象征济世之志不得施展的郁闷以及漆黑夜里诗人对理想的热切渴求；其七十九状写凤凰的悲剧，以凤凰象征诗人立身高洁、志向远大，但迫于时代的凄风苦雨，凌云壮志终无法实现。 阮诗充满苦闷、孤独之情绪，诗人把来自现实社会的压抑发而为诗，正如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之“苦闷象征”说认为：诗人生活中存在着“寻求自由和解放的生命力”与“强制压抑之力”的冲突，人生因此充满痛苦。唯有文艺超脱于这种生活之外来观照和表现人生的苦闷，故产生了“苦闷的象征”。阮诗产生于人命危贱的乱世，其或写时光飞逝，人生无常（其十八、其三十二），或写树木花草的凋蔽（其三、其十二、其五十），或写鸟兽虫鱼对自身命运之无奈，如孤鸟、寒鸟、孤鸿、离兽等象征意象，特别是春生秋死的蟋蟀，蟪蛄，更成其为诗人反复吟咏的对象（其十四、其二十四、其七十一），或写人生的各种深创巨痛（其四、其五、其六十五），或写功名富贵之难保（其十三、其五十三、其五十九），无不让其从自然到人事都深发慨叹，心中那难以排遣的苦闷不得不寄托于诗，面对污浊的社会、短暂的人生，诗人“立象以尽意”，让其象征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不愧为诗中的神来之笔，故其情慷慨激昂，如雷贯耳，达到了震摄人心的艺术效果。 三、精于用典 众所周知，典故是在神话或历史事件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当下事件、情状或环境的心理、语言和文化行为。在司马氏的高压政策下，阮籍怀才不遇，虽说“乱世之音怨且怒”（《礼记"乐记》），但作为文化人的他，不得不凭借古人古事来隐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故其用典之多已成必然。这正如清"赵翼说：“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都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瓯北诗话》卷十）。 五言《咏怀》其二： 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交甫怀环佩，婉娈有芬芳。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倾城迷下蔡，容好结中肠。感激生忧思，萱草树兰房。膏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 此诗运用了大量典故：开篇四句用江妃二女与郑交甫始好终弃的神话爱情故事，“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化用宋子侯：“何时盛年去，欢爱永相忘”的诗句，“倾城迷下蔡”化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东家之子嫣然一笑、或阳城、迷下蔡”的典故，“萱草”以下三句，皆用《诗经"卫风"伯兮》诗意，结尾二句中“金石交”出于《汉书"韩信传》：“楚王使武涉说韩信曰：足下自以为与汉王为金石交，然终为汉王所禽也”。此诗用典微露端倪，并不明言，故其旨意隐微迷离，引起不少诗论家的争论，沈约认为是讽刺爱情不专，何焯言为喻君臣遭际，元代刘履则认为是嗣宗婉其词以讽司马氏对曹魏政权的背叛，此即所谓“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诗品"上》），体现了诗人用典入微，别有所托，后人对其典故之旨的猜度，恰好证明了其诗艺术魅力之所在。 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 《咏怀》其十六： 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族无俦匹，俛仰怀哀伤。 此诗用典颇为精切。诗人开篇便将时空转移到遥远的战国大梁，给人以发思古之幽情的假象，“鹑火”二句虽暗点时间线索，却巧妙地借用《左传》（僖公五年）晋侯伐虢的典故加以掩护，而“君子”、“小人”的褒贬似乎又太露骨，于是诗人又大胆倒用《荀子"天论》：“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的句子，如此苦心孤诣，至少在凶残的司马氏集团眼中，不易引起太大的怀疑，可见得诗人是何等的惨淡经营。 《咏怀》其三（嘉树下成蹊），前两句“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套用《汉书"李广传赞》“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典故，张玉谷《古诗赏析》：“此首言世事有盛有衰，避乱宜早也”，此典故正好道出了世事盛时的情况，七八两句“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用了伯夷、叔齐隐居之典，言要快速离开乱世追随伯、叔而到西山隐居。诗人求仙问道，旷达脱俗的心态已暗藏于典故中；《咏怀》其十一（湛湛长江水），全篇化用楚辞，描绘楚景，讽咏楚事，托喻深微，令人品味；《咏怀》其三十二（朝阳不再盛），借“齐景公游牛山”、孔子“逝者如斯”的感叹以及《尚书》、《庄子》、《楚辞》、《史记》里的典故，以荒诞的口吻表达了严肃的主题，正所谓王闿运所说：“言不为魏死，耻与晋生”（转引自《阮步兵咏怀诗注》P42）。典故的使用致使诗意含蓄委婉，耐人寻味。 有时，诗人为了表达自己对超脱尘寰、远离人间、美妙绝伦而又虚无飘渺的神仙境界的追求（见其《清思赋》），组诗中多处运用“邓林”典。《咏怀》其十：“焉见王子乔，乘云游邓林”，《咏怀》其二十二：“夏后乘灵舆，夸父为邓林”。《咏怀》其五十四：“夸谈快愤懑，情慵发烦心。西北登不周，东南望邓林。”《咏怀》其十，全诗主旨盖反世俗之纵欲，而主淡泊以养生，这里之“游邓林”，无疑与人生理想有关。《咏怀》其二十二，用“邓林”典，谓沧海桑田，人生短促，一切终会逝去，只有王子晋登仙之事，为历代不少骚人墨客所追慕。《咏怀》其五十四，诗人感喟茫茫宇宙，人生短暂，用“邓林”典，直承首两句：世俗污浊，令人愤懑，夸谈只能暂缓苦闷心情，如果要彻底摆脱痛苦，只有遗世远游，此处“望邓林”，应指向往超脱尘世之境界。“邓林”典在诗人心中，是其理想的人生境界的寄托，我们不可不察。 综上所述，阮诗之所以含蕴婉至，能做到“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由于时代的悲风苦雨敲击着诗人的琴弦，正如沈德潜曰：“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说诗啐语》），加之诗人：“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博览群籍，尤好《庄、》《老》”（《晋书"阮籍传》），故其诗能收到蕴味无穷的艺术效果，产生永不衰竭的艺术生命力。
红色经典的史诗性是影响深远，对社会、人民有启迪的、体现时代特点的经典作品。“史诗性”应具备如下特性：1）以对民族和时代意义深远的事迹及其过程为对象，通过描述社会的“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乃至物质生活的方式，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2）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3）对于作者来说，史诗所反映的时代可能已成为过去，但相隔不远，作者对那种生活及其观照方式和信仰完全熟悉，作者所处时代的信仰、观念、意识与之是一致的。4）作者在创作时未受外来强势文化的奴役，也不受固定的政治和道德教条桎梏，他在创作上自由独立，对所描述的世界了如指掌，他自己的全副心思和精神都显现在作品里，使人读后感到亲切、心情舒畅。5）读者能从史诗中领会到“英雄人物的荣誉，思想和情感，计谋和行动”，欣赏到“既高尚而又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史诗人物“表现出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却又是完整的人。不应只表现人物的单一特征或欲望。主要英雄人物“把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许多人身上的品质光辉地集中在自己身上，使自己成为伟大，自由，显出人性美的人物”。6）史诗的创作主体的因素完全退到后台，“人们从这些史诗里看不出诗人自己的主体的思想和情感”，作者不在作品中露面，“作品仿佛是在自歌唱，自出现”，但作者已“把他自己的整个灵魂和精神都放进去了”；作品表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全民族的客观的观照方式”，却是由一个具体作者来完成的。7）最适宜史诗表现的题材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8）用战争做情节基础，“就有广阔丰富的题材出现，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事迹都可以描述，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勇，而环境和偶然事故的力量也还有它的地位，不致削弱。”而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最理想的史诗情境。9）史诗在结构上应是有机的整体。
长征精神论文2000字80年前，一次闪烁着革命理想光芒的远征，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长征情结。80年后，我们穿越时空回望历次长征纪念活动，透过这扇特殊的窗口，感受到了长征宣传的与时俱进，感悟到了长征精神的历久弥新。这次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战略大转移，是1931年初至1935年初统治党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所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纠正这次左倾错误，战胜千难万险，足以引为自豪的英雄史诗。红军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是战争史上的奇迹。到底是什么使原本弱势的红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使红军愿意抛头颅洒热血，使红军历尽艰辛，克服险阻最终走向胜利呢?是信念，是千千万万红军心中珍藏着的让人民翻身做主人、过幸福生活的信念!而长征精神，就像一座永远的丰碑，永远树立在人们的心中我不禁想起那一个个感人肺腑的长征故事：一位掉队的小红军在极度饥饿、疲惫的情况下，巧妙地说服陈赓同志放弃对自己的帮助，最后牺牲在长征途中;一位炊事班长接受党组织交给的任务，照顾三个生病的小战士过草地，而不惜牺牲自己;一位首长把仅存的青稞面留给了战士，而那位战士最后又把青稞面还给了首长……艰苦奋斗、舍己为人等多么宝贵的长征精神，它们就像一颗种子在我心中生根、发芽……记得我刚学自行车时，爸爸老在车后面扶着。一天，爸爸对我说：“你练了这么久了，该自己骑了吧。”我很不情愿地大声喊：“不要啊!万一我摔下来怎么办?”“好了好了，不放就不放。”爸爸笑着说。我又骑了几圈，风在耳边呼呼地响，感觉特别爽。这时，不知怎的，车头好像跟我作对似的，往左一偏，我措手不及，“砰”的一声，连车带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原来爸爸在后面偷偷地放开了手。我有一种被作弄的感觉，“哼!都怪你!”我气得一屁股座在地上，揉着摔疼的膝盖。爸爸走过来，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点困难都受不住，以后还干什么大事?想想红军们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多少艰难险阻，他们还不照样挺过来了?”听了爸爸的话，想想也是，跟长征比起来，我这点困难又算得上什么呢?于是，我重新站起来，信心十足地骑上车，暗暗鼓励自己：不用怕，我一定行的!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地摔跤，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但我一次又一次地爬起来，经过一次又一次地努力，我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那个高兴劲儿，现在还记得呢!真多亏了红军长征事迹的鼓舞。还有一次，我参加了校运会的几项比赛。到最后一项长跑时，我箭一般地向前冲去，一路遥遥领先。可是，才跑到一半，我就精疲力尽了，速度越来越慢，后面的两名同学也追上了我，得意地向我瞟了一眼。我上气不接下气，真想停下来不跑了，可看到同学们那着急的样子，听到大家为我的加油声，我想到了“红军不怕远征难”，二万五千里长征都不怕，我怕什么呢?我顿时有了信心，带着全班同学的期望奋力向前跑去。“加油，加油!”在同学们的欢呼声中，我就要到终点了。于是我加足马力，近了，近了，奇迹般地超过了前两名同学，到了!在接触红线的那一刻，我体会到了，坚持就是胜利!在学习中，我也常常想起红军，想起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时候全身便充满了力量，学习劲头更足了，每年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通过这些事例，我懂得了，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像红军那样，必须有不怕困难的精神才能成功。因此，我觉得，长征精神是永久弥新的，长征是永远的丰碑!长征精神永远鼓舞着我前进!
在论及被称作“红色经典”的1950～1970年代中国大陆长篇小说时，许多学者指出了其对“史诗性”的追求；还有不少论者谈到了“茅盾文学奖”的史诗情结。当前文学批评界更是将是否具有史诗性、是否称得上真正的史诗，作为评估长篇小说文学价值的重要尺度。关于“红色经典”是否能称得上真正的史诗性作品，目前学界否定意见较多；而当下研究“红色经典”的论著，多从其产生的政治文化机制以及其是否具有现代性方面着眼，从其文学审美价值本身角度研究的较少。因此，从“史诗性”角度来评价所谓“红色经典”，应当还不算一个过时的论题；重新评估其文学价值，也很有必要。先要说明，本文使用“红色经典”这一称谓，指代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以及《李自成》、《三家巷》、《艳阳天》① 等为代表的一批一度影响极其巨大的长篇小说，并非意味着已预先肯定或确认了这些作品的“经典”性，而是因它已约定俗成，所指比较明确，使用起来方便。一、怎样才算真正的“史诗”作品虽然将史诗性作为长篇小说评估标准几乎已是学界共识，但究竟怎样才算真正的史诗性作品，却难以取得定论。我们不妨追本求源，看看美学史、文学史上得到普遍认可的史诗理论和创作。谈论小说作品史诗性的文章，理论上一般以黑格尔《美学》为依据，创作上则通常拿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等作品为样本。黑格尔在提及“史诗”这一概念时，是作为与“抒情诗”和“戏剧体诗”并列的一种文学类型来理解的。如朱光潜所言，黑格尔“对小说显然没有下过工夫”，② 他主要是将荷马史诗作为“正式的史诗”，作为叙事类文学的最高范本来界定其性质与特征的。概括起来，他认为“真正的史诗”应具备如下特性：1. 以对民族和时代意义深远的事迹及其过程为对象，通过描述社会的“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乃至物质生活的方式，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2. 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以及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3. 对于作者来说，史诗所反映的时代可能已成为过去，但相隔不远。作者对那种生活及其观照方式和信仰完全熟悉，作者所处时代的信仰、观念、意识与之是一致的。4. 作者在创作时未受外来强势文化的奴役，也不受固定的政治和道德教条桎梏，他在创作上自由独立，对所描述的世界了如指掌，他自己的全副心思和精神都显现在作品里，使人读后感到亲切、心情舒畅。5. 读者能从史诗中领会到“英雄人物的荣誉，思想和情感，计谋和行动”，欣赏到“既高尚而又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史诗人物“表现出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却又是完整的人。不应只表现人物的单一特征或欲望。③ 主要英雄人物“把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许多人身上的品质光辉地集中在自己身上，使自己成为伟大，自由，显出人性美的人物”。6. 史诗的创作主体的因素完全退到后台，“人们从这些史诗里看不出诗人自己的主体的思想和情感”，作者不在作品中露面，“作品仿佛是在自歌唱，自出现”。但作者已“把他自己的整个灵魂和精神都放进去了”；作品表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全民族的客观的观照方式”，却是由一个具体作者来完成的。7. 最适宜史诗表现的题材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8. 用战争做情节基础，“就有广阔丰富的题材出现，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事迹都可以描述，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勇，而环境和偶然事故的力量也还有它的地位，不致削弱。”而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最理想的史诗情境。9. 史诗在结构上应是有机的整体。④ 在黑格尔之后，人们把某些具有史诗特征的散文体叙事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也称为“史诗”或“史诗性作品”。以这种标尺衡量，《战争与和平》当之无愧，《静静的顿河》虽然写的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也是公认的史诗性长篇小说。但说司汤达的《红与黑》、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也属史诗型，就有些牵强。这里需要辨析目前学界的一个误区：史诗性虽是对长篇小说的一种褒扬性评价，却并非衡量长篇小说是否优秀的唯一尺度。它只是长篇小说中一个类型的标准。比如，最优秀的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就不属史诗型，因为它的题材不是时代的重大政治或军事事件，不着力展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主人公也不是英雄；它是以细腻描述日常生活琐事取胜的。《三国演义》属“史诗性”长篇，《儒林外史》却不能算，尽管它写了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儒林中人。我们说苏联电影《莫斯科保卫战》、《解放》是史诗性作品，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或《克莱默夫妇》不是，并不意味着后者的思想艺术水平就比前者低。但，无论如何，史诗性作品特有的审美价值、艺术震撼力，是决定长篇小说文学价值的一种重要因素。“红色经典”中，《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不属于史诗型，《红岩》虽然写的是英雄，似乎也不能算。虽然《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红日》、《三家巷》都具有一定的史诗性，但最合乎“史诗性”标准的，首推姚雪垠的《李自成》。二、《李自成》是“红色经典”中最具史诗性品格者《李自成》的史诗性并非学界公认。肯定的观点不少，1987年刘再复与姚雪垠论争之前持此论点者占多数，之后也有。⑤ 否定性观点，当以王彬彬《论作为“人学”的〈李自成〉》⑥ 为代表。概括起来，王文否定《李自成》史诗性品格的理由是：1. 作者不是全力写人，人物基本淹没在事件中；2. 《李自成》写人有欠缺：人物性格没有发展，没有深度，缺乏对人物心灵的洞察和灵魂的开掘，没有写出人物“心灵的搏战”；3. 全书结构支离破碎；4. “再现历史生活的风貌”、“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创作意图是错误的，是导致全书“支离破碎”的原因；5. 作者意图过于直白，不耐人咀嚼，无法形成“李学”。《李自成》作者在写人方面是不是尽“全力”了，这个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一般读者和评论家，对于其中的人物形象，还是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未感觉人物被“淹没”在事件中。且撇开有争议的李自成、高夫人等形象，起码刘宗敏、郝摇旗、牛金星、宋献策、张献忠性格鲜明，崇祯、洪承畴、杨嗣昌、卢象升等明朝君臣的形象没有脸谱化，作者把他们当做“人”来写，比较细腻地剖析了其内心世界。崇祯借饷、杨嗣昌督师、洪承畴降清、卢象升殉国等单元应当说在中国现代小说里属于精彩篇章。至于说“人物性格没有发展”，这种判断并不客观。通读全书，不难发现主人公李自成从第一、二卷的处逆境而不气馁，到第三卷事业鼎盛时逐渐暴露缺点，再到第四、五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过程中自信发展为刚愎，对个人情欲从克制到逐渐放开而又并不特别放纵，与下属的关系从平等亲近到逐步拉开距离等明显变化。即使性格没有发展，也不影响其为史诗——《伊利亚特》、《三国演义》里的人物性格有几多发展？对怎样判定作品“灵魂开掘的深度”，不同的读者和批评家各有自己的理解。新时期以来似乎有一种倾向，似乎只有写出人的潜意识或突出人物灵魂的分裂才算有人性深度。确实，弗洛伊德理论产生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发现了以往小说不曾触及的领域，算是将心理描写深入了一步。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写了潜意识的作品肯定比没有写的深，不能说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就肯定比司汤达《红与黑》深刻，施蛰存《石秀》就肯定比施耐庵《水浒传》高明。再说，不一定非要写了“心灵的搏战”才能算史诗性作品，恰恰相反，按黑格尔的理解，由于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古典史诗中的英雄人物，如阿喀琉斯、阿伽门农，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心灵的搏战”，他们很坚定地按自己的既定信念行事，“他本来是那样人，就做那样人”。⑦《李自成》全书的结构经过作者精心设计，并不“支离破碎”，在40多年的创作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其美学成就已被许多批评家肯定，即使否定《李自成》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与作者历史观念的，对这一点似乎也没有太多异议。先写第五卷再写第四卷，恰恰说明作者已成竹在胸。有意追求“再现历史生活的风貌”、“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这几乎是史诗型作品的共同特点，与塑造人物并不矛盾。至于该书未能形成“李学”问题，容下文论及。还有论者认为，“红色经典”难称真正的史诗性作品，是因其依据主流意识形态，对正面人物的描写过于理想化，“缺乏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⑧ 那个年代的作品都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框范，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理解那个年代的作家，但文学史是无情的，后世读者是无情的，他们判定作品是否具有文学价值、是否优秀之作，当然不会因理解体谅而给“感情分”；作品能否传世，还得凭自身。那么，我们就用“史”的眼光检验一下“红色经典”对人物的理想化描写，研究其“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问题。先谈理想化。《李自成》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现代化”与正面人物形象的完美化一直是其受到诟病的主要因素，有所谓“李自成太成熟、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老神仙太神、老八队像老八路”之说。笔者以为，单论“现代化”，须得区分两种情况：如果是让古代人物具有只有现代人才有的思想(比如阶级观点)，说出只有现代人才能说的话，如果不是像鲁迅《故事新编》那样有意“油滑”或如现今某些“戏说”之作那样“恶搞”，无疑当属败笔；但如果是指从古代题材作品那里看到某些现代气息，则属正常。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人看历史，必然会站在今天高度“重读”，历史小说的作者虽然写的历史，却必会将自己的现实生命体验融汇进去。这不仅不是缺憾，反能给作品带来活力。中外文学史上此类例证很多：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12世纪的丹麦人，我们却能从中感受到16—17世纪之交英国的现实；《三国演义》、《水浒传》创作情况与之相似。至于正面人物的理想化，不只《李自成》，其他“红色经典”也普遍存在；不只“红色经典”，文学史上的名著以及当今某些文艺作品也有：《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冉阿让，《还珠格格》中的紫薇，不都属于这种形象吗？那些有明显缺点的人物可能更具真实感、给人印象更深刻，但塑造理想化人物，也并不一定导致艺术上的失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文学史上两股主要潮流，因为人类既要认识现实真相，又要追求比既存现实更美好的东西；现实不完美，人们就借助艺术，在幻想中塑造这种完美，把它作为追求的目标或现实缺憾的虚拟补偿。现在青年人喜欢看“青春偶像剧”，正是出于这种需求：现实中有漂亮的男女，也有心灵美好、善良、崇高的青年，但将出众的英俊漂亮与极致的善良、聪明、脱俗综合于一身的情况，一般只能在艺术世界中见到。现实中有阶级斗争，有爱情，有练功习武的人，但他们一般不会终生只搞阶级斗争，一辈子只追求爱情或练功比武。某些“红色经典”单突出阶级斗争与革命，是对现实的高度“提纯”，正如琼瑶小说里的人物毕生追求爱情、金庸小说里的人物只知练功习武一样。这类完美人物艺术上是否成功，取决于他的思想、语言、行为是否基本合乎情理，是否能从情感上打动人。如果真实反映了作者的审美理想，这类人物也自有其不可取代的认识价值。再看“红色经典”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作品的“超越性”问题。“红色经典”对主要人物的理想化无疑基本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⑨。这里需要辨析的是，作者的“具体感受的世界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⑩ 是否一致。也就是说，作者本人本然的生命体验或人生见解与这种意识形态是吻合还是游离乃至对立；如果吻合，是在多大程度上吻合。“红色经典”的作者大多1949年以前就参加了中共的军事或文化斗争，成为革命队伍的成员，浩然是新中国培养的作家。主流意识形态已内化为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姚雪垠是抗战期间成名的作家，后来经过思想改造，也逐步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可以说，对于1949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的历史，他们“具体感受的世界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这种一致性的取得，或因作者与那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观点都代表了农民和农村知识分子的理想，或因作者本身原有的“五四”个性主义精神远不及要求政治进步、紧跟时代主流的欲望强烈，使其自愿对自己本然的精神世界进行改造，他们已经形成了以主流意识形态观点看人观物的习惯。因此，与茅盾、叶圣陶、沈从文等老作家不同，主流意识形态并没有对他们的创作思维形成太大阻碍，反使他们感到在把握历史时顿开茅塞，获得了他们自认为的“深度”。这正合乎黑格尔论史诗时说的“民族信仰和个人信仰还未分裂，意志和情感也还未分裂”(11) 的情况。但是，优秀作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不同程度的独立见解。这些独特之处，使得某些“红色经典”每每有溢出主流意识形态之处。例如《红旗谱》对朱严两家关系的描写，对冯家父子关系的描写，《红日》、《李自成》对“反面人物”的描写，《林海雪原》对少剑波形象及其与白茹关系的描写，《青春之歌》对林道静爱情心理的描写等等。究竟“红色经典”是否“缺乏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那要看对“超越性”如何理解。参照系不同，理解也会不同。比如，相对于普通的农民意识、相对于以往的农业题材作品，我们可以说《创业史》的思想观念具有明显的超越性；而若按新时期以后的意识形态，它就没有超越性，甚至明显“落伍”。那么史诗性作品是否必须与所表现的历史时期的观念拉开较大距离，乃至对之进行否定性反思批判呢？不见得！黑格尔的见解恰恰相反：如果当前现实强加于诗人的那种正起作用的信仰、生活和习惯观念和诗人以史诗方式去描述的事迹之间毫无亲切的联系，他的作品就必然是支离破碎的。因为一方面是诗人所要描述的内容，即史诗的世界，另一方面是原来离开这内容而独立的诗人自己的时代意识和观念的世界，这两方面虽然都是精神性的，却依据不同时代的原则而有不同的特征。如果诗人自己的精神和他所描述的民族生活和事迹所由产生的那种精神根本不同，就会产生一种分裂现象，使人感到不合式乃至不耐烦。(12) “红色经典”作者的“信仰、生活和习惯观念”正是与其“所描述的民族生活和事迹所由产生的那种精神”是相通的。当然，黑格尔针对的是古典史诗：荷马倾情歌颂希腊英雄们的英勇智慧，并未反思战争的残酷。我们引证黑格尔的论述，并非要以之作为金科玉律，衡量一切作品的史诗性品格，现代史诗型作品可以具有不同的审美选择。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就属于具有历史反思意识的杰出现代史诗。笔者也并非认为《创业史》就是最典型的古典型史诗，因为它写的是和平年代的日常生活，没有特别尖锐激烈的冲突或战争、暴力场面。但上面的引述，起码说明否定性反思并非史诗性作品的必要条件。笔者认为《李自成》是中国当代小说中最具史诗品格者，是因它具备了古典型史诗作品的几乎所有特征。它选取的是明清之际对历史影响深远的最重大的社会政治及军事斗争事件，就反映生活之广阔、人物形象之众多、矛盾冲突之复杂尖锐、篇幅之宏伟而言，几乎无可匹敌；其人物性格之鲜明、人物语言之个性化、情节之曲折生动、结构之严谨、节奏之张弛相间富于变化，是普通读者和专家们都有体会的；全书既洋溢着英雄主义主旋律，又涂抹着浓重的悲剧色彩；既写了金戈铁马的战场厮杀，又不乏饶有趣味的日常风俗画面。作者对历史的成败得失进行了认真反思研究，既看出某种必然趋向，又没有排除偶然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作者重点突出了人的社会属性，对于生理本能因素没有过多渲染，但并非没有相关描写，例如对洪承畴降清前剃头时生理感觉的描写，就堪称精彩。《李自成》在新时期以后受到冷落，有多种原因，比如“宏大叙事”被“私人化叙事”代替，成为社会审美心理主流，文学界、史学界对以往正统历史观的反思，使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也不排除与作者本人性格的自负狂傲惹人反感，以及某些权威批评家为推出自己新的美学主张而以之为标靶进行贬低有关。1980年后出生的读者大多没有认真读过包括《李自成》在内的“红色经典”作品，他们的阅读选择主要受传媒影响，即使是中文系的学生，也大多先接受教科书与课堂教学结论的影响；而以前读过《李自成》第一、二卷的年纪较大的读者，又大多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读完其余三卷，在出版物铺天盖地令人目不暇接、读者又追新逐异的今天，这也是正常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正如我们“发现”了张爱玲之后不能反过来否定或抹杀茅盾一样。新时期历史小说的历史观有了新的发展，但若拉开时间距离审视，它们的总体思想艺术成就，未必就能超越《李自成》。那些做历史翻案文章的作品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用历史眼光看，所谓“新”也是相对而言——谁能保证在它们不再显得“新”的时候仍然让读者关注而不被遗忘呢？要知道，《李自成》作者当年也是以挑战以往明史研究结论，以在当时看来属于“新”的历史观、美学观处理历史人物形象的！比如对崇祯形象的塑造、对李自成帝王思想的描写，在当时就需要很大的勇气！君不见《红日》就因对敌师长张灵甫没有完全漫画化，被诬为“为蒋匪帮招魂”(13)。《李自成》在这方面也许可算“红色经典”中的特例，因为它的写作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支持。(14) 且不论《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如何，作为曾经为文学史提供了新的因素的作品，文学史地位应当是没有疑问的。(15) 历史在发展，在前进，后代的人当然要有反思超越前代的意识。不过，别忘了，我们也会成为后人眼中的“前人”，与我们自己的“前人”一同接受历史的检验。历史常常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发展，今天宣布“过时”的，以后未必不会“复活”。关键还在于作品本身的价值。三、构成“红色经典”文学价值的其他因素如前所述，史诗型作品只是长篇小说中的一个类型，它并非衡量长篇小说是否优秀的唯一尺度。那些非史诗型的长篇小说，其文学价值从其他方面体现出来。“红色经典”主题明确单纯，虽然个别作品近年也被一些学者读出了表层主题之下的另外含义，但无论如何，其文学价值毕竟不是体现在内涵深奥、丰富、复杂、可作无穷解读方面。我这里要特别指出，并非所有文学名著都是内涵深奥、丰富、复杂的，文学史上还有大量内涵并不复杂，甚至比较简单的经典。诗歌里面这类经典不少，比如《诗经》，比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比如李白的《静夜思》，更遑论白居易的“新乐府”。这些诗可以让你展开丰富想象，每次阅读都可能有所共鸣，但并不需要专家们不断写出专著进行无穷阐释。小说中也有内涵相对简单的经典。《欧也尼·葛朗台》不就是揭示了金钱对人性的腐蚀、对人伦关系的破坏吗？《安娜·卡列尼娜》有两条情节线索，似乎复杂些，但也不太可能形成像“红学”那样的“安学”。以萨克·辛格指出：“在我看来，好的文学给人以教育的同时又给人以娱乐。你不必坐着唉声叹气读那些不合你心意的作品，一个真正的作家会叫人着迷，让你感到要读他的书，他的作品就像百吃不厌的可口佳肴。高明的作家无须大费笔墨去渲染、解释，所以研究托尔斯泰、契诃夫、莫泊桑的学者寥若晨星。”(16) 笔者当然决不认为需要“大费笔墨去渲染、解释”的作品就不是“好的文学”，但觉得现在有必要强调并不复杂艰深的作品也自有其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中国现代小说中，你可以说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的作品别具一格，但它们的内涵究竟有多复杂？是“说不完”、发掘阐释不尽的吗？你能总结出《竹林的故事》或《荷花淀》的七种八种主题吗？不属于说不完、阐释不尽的作品，不等于不值得反复阅读。反复阅读有时只是为了品味，品味其中的韵味、趣味、情调，或感受那种情感、氛围。马克思对古希腊艺术的叹赏早已是众所周知，可希腊神话并不艰深复杂。相反，它体现的是一种童趣。由于主客观原因，“红色经典”在人性开掘的深度方面有明显局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缺乏人情美。“人性”和“人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是指各种人伦情感、生命感受。“文革”时期的文艺作品被新时期批评界指为普遍概念化、缺乏“人情味”。确实，这一时期作品中的正面主人公都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就小说而言，《金光大道》里的人物除了阶级感情，人伦情感已经淡而又淡：《艳阳天》中的萧长春还有与焦淑红的爱情线索、有韩百仲与焦二菊的夫妻情，而高大泉与妻子之间，已看不出多少自然的爱情因素，高二林也更主要是他的“阶级兄弟”。但，这并不是说那时期的作品都不能以情动人。京剧《红灯记》就每每催人泪下，因为它在“样板戏”中是少有的表现了感人的人伦情感的作品。尽管李玉和一家没有血缘关系，可观众从感性层面上感受到的，也并非单纯的阶级关系，他们一家三口三代之间体现了一种类似血缘亲情又高于血缘亲情的“义”——将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幼儿含辛茹苦养大成人，这比普通的父爱母爱更动人！产生于“十七年”的“红色经典”，更不乏人情描写。《创业史》中表现梁生宝与养父梁三关系的片段，也是比较动人的篇章。《红旗谱》的作者对朱老忠的夫妻情、父子情、朋友情浓墨重彩予以表现；而运涛与春兰、江涛与严萍，以及《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余永泽、卢嘉川、江华，《林海雪原》中少剑波与白茹，《三家巷》中周炳与几位青年女性，《红日》中梁波与华静，《创业史》中梁生宝与改霞爱情关系的描写，成为那一时期读书界的沙漠甘泉。重视作品的故事性与情节设计，是“红色经典”吸引读者的又一个原因。《林海雪原》、《红岩》、《李自成》在这方面都很突出，它们在那个特定时期既发挥了政治教化功能或传播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又起到了优秀通俗小说所能给予普通读者的审美娱乐的作用。《艳阳天》矛盾冲突紧张激烈、环环相扣，假使读者对其中的意识形态观念不是特别反感拒斥，(17) 一旦读进去、进入小说的特定情境，也有可能被深深吸引，手不释卷。由于题材的原因，《青春之歌》在传奇性方面弱于《林海雪原》、《红岩》和《李自成》，由于创作观念的差异，《创业史》在矛盾冲突的剧烈紧张程度上不及《艳阳天》，但都还是有一个能吸引读者的故事，使读者关心人物的命运，与人物产生某种程度的共鸣。《红旗谱》则介乎情节小说与生活化小说之间，兼备两者之长。我赞同王蒙的观点：“一般认为故事起的是两个作用：载体作用与结构(主线)作用。这些看法并不错，确实故事是有这样的作用。但仅仅如此讲，实际上忽视了乃至抹杀了故事本身的文学价值。”他认为“做事本身就是审美的对象。故事就是故事，而好故事就值得一看，就有文学价值。”好的故事可以吸引读者，使之产生审美愉悦，使作者对人生与社会的感受理解以文学的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红旗谱》、《三家巷》以及《李自成》对日常风俗与生活环境的描写，《林海雪原》将对东北独特自然风光与神话传说结合，也是被许多读者和评论者津津乐道的。这是其文学价值的又一重要方面。现在，虽然“红色经典”风行的年代已经过去，但它还没有真正文学史化，因为与“红色经典”反映的那个年代的生活以及“红色经典”作者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仍然在世。“红色经典”能否成为真正的文学经典，“红色经典”中哪些能传世、哪些会最终被文学史淘汰、被读者遗忘，还需要更长时段的历史的检验。也许需要50年，也许更长。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毛泽东的确了不起！他只用了上面短短八句诗，五十六个字，就把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卓绝和冲天豪气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老实说，现在的我，上个七、八层楼就会觉得腿软，“泥丸”虽“小”，却是断断越不过去的。在我看来，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更像是一个可想而不可及的神话。但这“神话”是真实的，是布衣草鞋的中国人在枪林弹雨中徒步创造出来的。所以我必须虔诚地仰望。 对于红军的长征，人们已经用了许多的文字予以描述和赞颂。而我更感兴趣的是，在这场规模空前的集体革命行动中，每一个红军将士是怎样完成他们自己在精神和身体上的长征的？行动虽然是统一的，但是个人的经历和思想却肯定有着很多不同。不难想见，在行军途中，在战斗中，绝大多数人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只能独自面对精神或身体的创伤。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之后，人员很快折损过半，面对如此惨重的损失，面对力量强大的敌军的持续围追堵截，面对未知的前途，活下来的人是怎样相互激励，怎样坚定自己的信念，克服重重艰难困苦，冲破层层腥风血雨，从而使长征终于取得胜利？对此我们当然可以想象，但我们的想象却注定是肤浅和片面的——因为红军的长征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经验。长征的胜利意味着什么？我想应该是意味着，红军是打不怕的，打不垮的，用智慧武装的顽强是打不垮的。 一个人，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有什么困难可以放在他的眼里？还有什么困难可以让他畏缩不前？我以为已经没有了——但是我的一个妹妹却很快否定了我的这个推断——她提到了一些老红军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表现。她的话使我不得不立刻承认自己的武断。是啊，在文革中因遭受迫害而自杀的一些人原本是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啊！这些人在长征中历经腥风血雨，始终英勇顽强，但是却没有禁受住文革风浪的冲击。何以如此呢？我想也许主要是因为他们受不了“自己人”的突然反目相向，又无处申诉，于是乎只能以死明志。如果他们能够发扬长征时的智慧、顽强的战斗作风，那么他们的结局可能就会好很多。 距红军长征胜利已经七十周年了。在向先辈致敬的同时，遥想英雄们当年的壮举，再想想今天的我们，不知大家心里会有什么滋味？时下，有着好逸恶劳、浮躁脆弱、害怕失败、急功近利、盲目攀比心态的人可谓多矣。不能想象，如果红军也大讲条件，那么二万五千里长征还能取得成功吗？与红军相比，我们现在的条件早已好过不知多少！好在我们现在毕竟还有肯于且敢于舍己为人的人，一再唤醒人们的良知，一再感动中国——比如临去世前还在捐款助学的清贫老人白芳礼，他就足以赢得我长久的敬仰。所以实话说，我是赞成党中央提倡的“两个务必”的。也许有人会反对，认为已经时过境迁，现在还把艰苦朴素搬出来未免不合时宜。现在提倡艰苦朴素，我的理解是，当然不是要大家像红军那样布衣草鞋地过日子，不是要大家忆苦思甜，而是号召大家要有一种艰苦朴素的精神，要有踏踏实实的态度，要主动拒绝奢侈浮华浪费的行为。想想现在还有那么多人被贫穷围困（有的地方教师的月工资竟然只有四十元！），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过度地尽情享受和铺张浪费呢？提倡艰苦朴素，也是要大家不怕吃苦，敢于奋斗，拒绝好逸恶劳急功近利盲目攀比的思想。我们国家现在的发展极不平衡，大家要摒弃同步富裕的观念，要认清现实，正视贫富差距的存在，要扎扎实实地埋头苦干，争取早日把落后地区的经济搞上去。 建设现代中国，建设和谐家园，是否也是一种长征？当然是。一个人的一生，是否也是一种长征？当然是。想起当代诗人胡弦的诗句：“黑蓝之夜/父亲睡意全无/将闪亮的胆传给钢叉和儿子”。红军的长征已然结束，但“闪亮的胆”会留给我们，支撑我们走过以后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