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让彼得罗夫搜集到不少罕见的关于巴金创作的材料，并保证了他后来能够给同行和学生深入介绍巴金创作。彼得罗夫认为：“在吸收着中国和世界文学优秀传统的同时，巴金从来没有模仿别的作家——无论前辈还是同辈的风格。作为真正的艺术家，他在文学道路上挑选了自己的路线”。（注：巴金《爱情三部曲，短篇小说》第26、24页， 莫斯科：国立文学出版社，1956年。）谈到巴金的创作方法，他曾指出：“巴金作品中梦想永远赶在事件进程的前面，但是其出发点一直是生活的现实。梦想是积极作用于读者的工具”。（注：巴金《爱情三部曲，短篇小说》第26、24页， 莫斯科：国立文学出版社，1956年。） 作为学者，彼得罗夫特别注意解剖作品思想内容的情节和形象的分析。遗憾的是，教学压力和身体情况没能让他在1960—1980年代把其对巴金创作的理解写成专著。 彼得罗夫巴金研究的追随者是莫斯科大学尼果里斯卡娅教授。“文革”期间，当巴老的命运不明的时候，她正在下功夫写《巴金创作概况》，该书于1976年在莫斯科出版。（注：尼果里斯卡娅《巴金创作概况》第103页，莫斯科：莫斯科国立大学出版社，1976年。）专著的形式允许尼果里斯卡娅更详细地分析巴金作品的主题和艺术手法。她连续不断地将巴金的创作放在中国和世界文学的框架中。比如，她经常拿巴金与曹雪芹、鲁迅、屠格涅夫、契诃夫作比较。特别成功的是尼果里斯卡娅对巴金艺术手法的考虑。不过，与此同时，她在材料的处理方面颇失平衡。作者把注意力集中于少数的重要作品，如《家》、《雾》、《雨》、《电》、《火》、《寒夜》等，而差不多忽视了巴金其他的著作，如《春》、《秋》、《死去的太阳》、《海底梦》、《雪》、《新生》等。巴金处女作《灭亡》的分析仅占了一页。也就是说，尼果里斯卡娅专著的发表虽然是一个进步，但还是没完成全面研究巴金1920—1960年代创作生涯的任务。理所当然的是，因先后顺序的原因，这本书也未能涉及巴金晚年的散文，如《随想录》系列。 对《随想录》内容、巴金英勇精神、其承认错误勇气的妥当评价，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索罗金教授1991年写的《遥远历程的路标》的序言中才出现。索罗金认为巴金一直保留着下列的核心特点：“……作家对人类的责任意识、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对解除人类所受的各种社会和精神上的奴隶枷锁的痴心”。（注：索罗金《遥远历程的路标》，《巴金选集》第5页，莫斯科：彩虹出版社，1991年。）该序言在回顾巴金创作历程的同时，特别重视作家世界观的演变。 1990年代苏联解体和经济危机对我国中国文学研究产生了极负面的影响。巴金研究也不例外。13年内俄罗斯没发表任何有关这位中国文坛巨匠的文学遗产的研究。 巴金研究新的推动来自巴金先生诞辰100周年。2004年6月22—26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在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支持下，举办了纪念巴金百岁的《远东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一共有来自世界7国的50位学者与会。 研讨会前出版了一本对巴金伟大人格和独特才华表示亲切敬意的论文集。 该研讨会由圣彼得堡大学谢列布利雅科夫教授题为《在追求善良和正义的道路上》的学术报告开幕。报告中，谢列布利雅科夫提到了巴金创作的道德基础，也考虑了作家世界观的哲学和文学来源。他满怀信心地表示：“21世纪巴金的作品仍然会打开精神顿悟、崇高理想、纯洁意图之世界，它们符合当代读者的道德要求，富有深刻的美感乐趣”。（注：谢列布利雅科夫《在追求善良和正义的道路上》，《远东文学研究·研讨会论文集》第15页，圣彼得堡：和平玫瑰出版社，2004年。）谢列布利雅科夫也认识巴金先生。他跟彼得罗夫一样，1957年11月在列宁格勒第一次与巴金会面。然后1959年8—9 月几次于上海见面。1984年11月他最后一次访问了巴金的家。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捷罗霍夫丘夫教授题为《当代中国文学中巴金的传统》的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积极反应。学者将巴金及其同代作家曾面临的挑战与当代文学面临的问题作比较，如对待外国文学问题。从这个角度上看，巴金先生的经验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新周期无疑有极大的价值。其实上述论文并不是这位著名学者研究巴金的第一次探索。早在1983年捷罗霍夫丘夫在苏联主导的汉学刊物《远东研究》上业已发表了题为《巴金——爱国主义作家》的论文。（注：捷罗霍夫丘夫《巴金——爱国主义作家》，《远东研究》1983年第4期。）该文章就俄国文学对巴金创作和世界观的影响做出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也对美国学者奥尔伽·浪在《巴金及其创作》中对巴老人生哲学的结论表示不同意见。 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扎哈洛娃教授的论文叫做《巴金散文》。她研究了散文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特点，并评估了巴金对推动散文发展的贡献。除此以外，扎哈洛娃还以题材给巴金所写的散文作了分类。 2004年10月，圣彼得堡俄中友协于圣彼得堡友谊宫举行了纪念巴金诞辰100周年的晚会。该活动吸引了不少学汉语的大中学生以及热爱中国文学的人士。晚会上圣彼得堡大学司格林教授和谢列布利雅科夫教授发表了讲话。后者充满感情地向观众介绍了他几次与巴金的会见和这位伟大作家的命运。 据我看，俄罗斯汉学目前面临着难得的研究巴金的机遇。原因在于：第一，俄罗斯巴金研究确实存在着许多不足；第二，时间确认了巴金遗产的不朽的文学价值；第三，中国出版了巴金全集，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材料不全的问题；第四，经中国学者的努力，20年来发现并发表了许多有关巴金生活和创作的材料，如巴金的书信等；第五，文坛和文学研究的非政治化提供了做出更客观、更灵活评价的机会。 在俄罗斯汉学教育中，比如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对巴金作品的认识是汉学家培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长达1年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中， 巴金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巴金的创作被评为体现20世纪中国文学和历史特点的革新路线。巴金代表作《家》为学生必读之书。本科中国文学毕业考试中只有10个涉及现代文学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巴金的创作。再加上，文学翻译课程就是从翻译巴金作品即中篇《雾》和长篇《家》开始。巴金清清楚楚的、富有表现力的语言，生动的外貌和大自然的描写成为培养高级翻译家的上乘教材。除此以外，自1954年起一直到现在，巴金创作研究是我校大学生年级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常见题目。比如最近3年来， 圣大学生在巴金创作的不同问题上写了3篇学士论文和7篇年级论文。这一切让人相信俄罗斯巴金研究和巴金文学翻译肯定会有生力军。 得知巴老走了，心里就有了不同感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巴金一直爱俄罗斯，俄罗斯也一直爱、并且永远会爱巴金。
论巴金后期作品的悲剧色彩该论 这么肯定
巴金笔下的悲剧,可分为个体生命的死亡悲剧、个体性格的死亡悲剧和整个＂家＂崩溃灭亡的悲剧。在作者抒写死亡悲剧的背后,有对旧制度的憎恨,也有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美的追求。在抗战后期和抗战结束后,巴金创作转向对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批判, 对行将崩溃的旧制度作出有力的控诉和抨击,艺术上很有特色的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长篇小说<寒夜>便是 这方面的力作.作者完全是内心憋得太难受了,在感情激流的冲击下创作了<寒夜>--讨伐国民党反动派的檄文.它向我们展示的不仅是个性的悲剧,也是整个时代悲剧~~~
巴金:世纪文人的情与爱畅文 《四川党的建设：城市版》2008年 第2期关于“后启蒙”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考——以“巴金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为主题的研究〈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坂井洋史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 第1期论巴金小说的死亡悲剧艺术——以《激流三部曲》为例辛慧 《丝绸之路》2010年 第4期对巴金书信和日记的两点考证肖乃田 《大众文艺：下半月（浪漫）》2010年 第1期鲁迅与巴金的宗教意识比较贾蕾 《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09年 第4期从当代散文的嬗变论“以文化自我为中心”的确立的艰难——以巴金、贾平凹和余秋雨为例范培松 《江汉论坛》2010年 第1期“巴金”笔名的由来《内蒙古林业》2009年 第12期从目的论看巴金翻译的《快乐王子》罗丽芸 《大众商务：下半月》2009年 第12期巴金致萧乾书信日期考证唐丽君 秦必荣 《大众文艺：学术版》2009年 第21期巴金的编辑思想罗晓华 《出版科学》2006年 第1期从忏悔到随想——谈卢梭对巴金的创作影响郑艳 李敬巍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 第6期巴金 永远的《随想录》李辉 《中国报道》2009年 第11期情做血脉理做魂——巴金的创作思维初探贾玉民 《巴金研究》2008年 第1期巴金、朱雯与赛珍珠姚君伟 《巴金研究》2008年 第1期规训与惩罚——从巴金的创作看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魏巍 《巴金研究》2008年 第1期巴金小说中的疾病伦理叙事分析邓赛梅 《巴金研究》2008年 第1期穿越黑暗的飞翔——论巴金桂林文化城时期的散文创作刘铁群 宋扬 《东方丛刊》2008年 第4期作家与人的融合——巴金本色创作论沈琳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 第6期巴金、冰心、老舍的精神形态分析巫晓燕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 第6期“人类”视野下的历史先声——论巴金小说中的异域历史叙事沈庆利 《济宁学院学报》2008年 第5期巴金文化心理结构解析陈连锦 陈江平 《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 第3期巴金：读书的过程就是思索生活、认识生活的过程唐宋元 《社区》2008年 第23期巴金：中国屠格涅夫研究的先行王立业 《俄罗斯文艺》2008年 第3期“出走”背后的“回归”——巴金《家》的再审视王俊忠 《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 第4期文坛上不灭的星斗巴金廖小勤 《陕西教育：高教版》2008年 第8期试析巴金小说《家》中的“人性恶”李向东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 第4期近三十年巴金研究述评於可训 李雪 《江汉论坛》2008年 第7期黄裳谈巴金黄裳 《出版参考：新阅读》2008年 第5期巴金《鸟的天堂》赏析罗先万 《科教文汇》2008年 第17期
写作思路：首先阐明自己的论点，然后进行举例论证，最后可以根据巴金《家》这篇小说写出自己阅读后的感想，表达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正文：
在悠久的年月里“家”是中国人大的安乐窝，是休憩的港湾，可巴金笔下的“家”在新时代的风景里成了牢笼。
长篇小说《家》以20年代初期中国内地城市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离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
作品中的高家是中国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的缩影，在这个门墙上挂着“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对联的大家庭里封建的理论规范和儒家的教义，像无形的绳索-样禁锢着年轻一代的手脚，虐杀着他们的生命
它外表庄严优雅，内里却荒淫腐败充满了尔虞我诈和钩心斗角。那是“四世同堂”之家崇尚“和乐”之分，表面上肃穆庄严，幕后到处都是邪恶和隐私。
高老太爷是这个家庭威严的象征，然而他自己却又在涑渎着家庭的尊严。他在子孙面前道貌岸然进行着“万恶淫为首”之类的家庭教训，自己却在玩小旦，娶姨太太，过着荒淫的生活。
为了争夺家产，陈姨太、克安、克定等打着维护家族荣誉和高老太爷的招牌，耍尽了花招，他们先是闹“鬼”吓死了老太爷，接着又以“避血光”让临产的瑞钰到城外生产最后死于难产;他们很清楚是军阀混乱导致商场被毁，但却硬逼觉新赔偿股票的损失，并且在老太爷尸骨未寒时大闹分家，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在这个家庭里演绎得淋漓尽致。
答:关于巴金的论文没有作者名字。这篇《浅析巴金文学作品论文》是2020年8月30日发表的。
2013年7月1日《巴金论集》是作者(坂井洋史)二十多年来所撰写的巴金研究的论文合集,包括对巴金早期无主义运动的探究,对《灭亡》、《家》、《憩园》等名...
试析巴金小说《家》中的“人性恶”摘要:巴金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小说《家》揭露了封建体制的罪恶。但这只是小说意蕴的一部分,因为这部小说不仅仅揭示了制度之恶,还展示了人性之恶,很多发生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的悲剧,其根源往往不只是罪恶的封建制度,还有源于人性深处的恶。小说对人性恶的呈现构成了《家》的另外一层意蕴。关键词:巴金;《家》;人性恶巴金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终其一生他都在不遗余力地抨击着封建体制带给人们的伤害。代表作《家》在这个方面有着鲜明的体现,也是研究者历来关注的重点。但是,作为一部至今读来仍然感动人心的作品,《家》的思想意蕴远不止此。岁月的磨洗使得这部小说另一部分的意义逐渐鲜明起来:《家》中描述的那些旨在暴露封建大家庭罪恶的惨剧和所揭示的大家庭内部的腐败堕落,其产生的根源并不仅仅来自专制体制,还来自人性中的恶。展示具有多样表现形态的人性恶,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又一层内蕴。在对《家》所表现的人性恶进行探讨之前,需要对“人性”这个概念进行必要的说明。“人性”是一个运用广泛,含义繁复的概念,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论述颇多。笔者不准备就此问题进行详尽地探讨,只根据个人的理解和生活体验并结合所要研究的文本,对“人性”这一概念做简略说明,以便下文的讨论。本文所要探讨的人性,是指人性中那些虽然不可能完全超脱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局限,却主要不是在具体的家族礼教制度和社会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和稳固性的人的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这种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主要不是源于社会因素而是源于生物因素,它是一种构成复杂同时又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和稳定性的天然结构。在现实当中,人的社会因素总是和生物因素结合在一起发生作用。但要强调的是,生物因素并不会因此就融合到社会因素中去,生物因素仍不失其自身的特性,它感受到社会因素对自己的影响,从而获得新的表现。这里涉及的人性并不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会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而发生质变。由以上界定可知,本文所谓的“人性恶”就是指人类与生俱来的具有很大普遍性和稳定性的具有负面特征的人的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正如卡夫卡所认为的,人们面对统治世界的恶势力之所以会感到无能为力,是因为人的生命本性无法依赖,人本身就是这股恶势力的发射源[1](P54)。当然,也要注意到,《家》这部小说对于人性恶的呈现较之巴金的后期作品如《憩园》《寒夜》等要隐晦得多,而它与对封建礼教的揭露和批判的联系却要紧密得多,很难将这部小说中的人性恶完整地抽取出来进行独立地分析。在《家》中,往往是同一事件既包含有反封建层面的意义,又具有对人性恶的揭示,它们二者是相互交融、相互生发的关系。因此,我们的分析只能是侧重于小说人性内蕴的一面而不可能完全抛开对其社会政治层面的意义的关注。但是,不可否认,人类灵魂的深处确实存在着某些代代相传、绵延而下的具有很大稳固性和普遍性的缺陷,对之进行深入探讨,在我们这样一个历来十分注重政治性、社会性的国度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此外,还需说明的是,巴金小说《家》的版本众多,本文用做分析的文本出自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七集中所收的《家》。它是依据1933年5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本付印的,较能体现这部小说的初始面貌。以下引文若无特别标注,均出此书。小说《家》呈现了人性恶的多种具体表现形态,例如人性的卑劣、偏狭、自私和伪善等。这些表现形态往往同时集存于《家》中的某个人身上,它们之间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可以彼此转化的,并不存在十分清晰的界限。但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仍将分类论述。一、对卑劣人性的揭示这主要通过小说中对社会舆论的描写表现出来。巴金的小说《家》多处涉及了对社会舆论强大异化力量的描写,但我们不准备从社会政治层面对小说中这类描写进行分析,而是力图从人性的层面来看待这类描写的内涵。《家》所描写的社会舆论主要不是一种常态的舆论形式,而是舆论的种种畸变形态,如:流言、谣言、诽谤等。这些都是人们急于满足卑鄙私欲而采取的过激的评价行为。那些本来不应受到非议甚至需要声援的人和事经过一些人恶意的歪曲、放大从而产生了强大的扼杀人精神以至肉体的力量,这是在人性恶的驱使下出现的十足的恶行。在小说中首当其冲的是那些行为激进的青年。琴和剪掉辫子的倩如走在街上,听着跟在她们后面的男子们不堪
以巴金的《家》为例来看看现当代男性在塑造天使性女性时所暗含的男性中心意识。我们先看鸣凤跳湖自杀这件事。我们先想一想鸣凤可以不可以不死。鸣凤如果不死，那么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坚决反抗争取自己的爱情幸福，一条路是活着嫁给冯乐山。前一条路接近琴和觉民的路，后一条路是婉儿的路。作家写小说当然不应该让一个人物的道路重复其他人物的道路。但是除了艺术构思的角度之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作家安排鸣凤跳湖是否还有其他心理因素。我们不妨想一想鸣凤的爱人觉慧愿意不愿意鸣凤不死。鸣凤死了，觉慧很痛苦，这是真的的。但是如果鸣凤要以争取爱情幸福的方式进行反抗，觉慧愿意不愿意呢？如果鸣凤一定要争取爱情幸福的话，会让觉慧很难办的。她这麽做，一定会把觉慧牵扯进去，逼得觉慧跟她一起反抗，至少让觉慧受到来自女性方面的压力。而我们知道觉慧这时候其实是不想反抗的，所以从觉慧的角度考虑鸣凤最好不要这麽做。觉慧心目中的好女人是不应该给男人压力的。那么，让鸣凤嫁给冯乐山，觉慧愿意不愿意呢？恐怕觉慧更愿意让鸣凤死了让他去凭悼、去痛惜。因为觉慧其实是非常在乎自己对鸣凤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所有权的。当觉慧第一次得知鸣凤和婉儿中的一个要被送去当姨太太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去帮助鸣凤逃脱这可能的厄运，也不是“我们”这一相爱的共同体如何去面对可能的封建压迫，而是急于再一次确认女性对自己的忠贞程度。所以，他“激动地”问鸣凤“你不要我。假使有一天人家当真把你选去了，你怎么办？”这里是“你怎么办”，而不是“我们怎麽办”、“我怎麽办”。得到鸣凤坚决不去的承诺时，觉慧只是放心地说“我相信你，我不要你赌咒！”这里，觉慧关心的只是他对鸣凤的所有权，而不是鸣凤的命运、鸣凤的生存境遇。觉慧在鸣凤承诺反抗时也不承诺自己作为同盟者的任何责任。所以说鸣凤投湖、以死抗争，正是以恰如其分的刚烈在精神、肉体双方面为觉慧都保持了贞节，同时又让觉慧获得了不抗争甚至不同情的自由。这个情节的设置，正是以女性生命为代价，最大限度地成全了男性全面占有女性的虚荣和男性可以不为爱情负责的自由。这一部小说中，隐含作者、叙述者的立场，与人物觉慧的立场最接近。作家不自觉地处处替觉慧考虑，那么鸣凤只有这样去死才最合适。 鸣凤死了，作家对她节烈行为的奖励，就是把她写成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富有诗意美的女性。我们再想想这种诗意来源于哪里呢？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她跳湖前的那一大段独白。那一段独白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的内容是怜惜、感叹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是表达对觉慧无怨无悔的爱。 “鸣凤从觉慧的房里出来，她知道这一次真正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她并不怨他，她反而更加爱他。”（《家》） “她应该放弃他。他的存在比她的更重要。她不能让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她。”（《家》） 男性生命之外的一切，被爱着的女性看作是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这种女性之爱，对觉慧、鸣凤现实身份上的主奴关系毫无超越，完全没有获得爱情双方平等相处、共同承担人生这应有的内涵，实际上是泯灭女性主体意识、使女性空洞化为仅仅是男性附属物的奴性之爱。鸣凤这么想，自有其当婢女的现实生存境遇和既有的传统文化规范限制着她的思想高度，无可厚非。然而作家和代表作家立场的小说叙事者以及研究界对此毫无审视和批评，却是思想的贫乏。叙事者、作者、研究者长期以来都把鸣凤投湖前的这种牺牲自己、成全爱人、保持贞节的心理与她对自我生命的怜惜混搅在一切，一股脑儿地都予以圣洁化、诗意化，未曾加以辨析与批评，实际上是作家和研究界自身爱情观念现代性匮乏的表现。殊不知，前者不过是作家男性中心意识在女性形象上的投射，是性别等级观念的现代延续；后者才是男性作家对女性生命本体价值的爱惜、尊重，是现代人道精神的体现。由此可见，巴金的现代生命观念与性别等级观念、同情女性的人道精神与男性中心意识、现代性爱观念与传统节烈观是隐秘地交织在《家》的叙事中。 我们再看看《家》中瑞珏、梅这两位女性形象。这两个女人都是觉新不抵抗精神的受害者，但是她们对觉新都没有任何抱怨。 “大表哥，你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心？我何曾有一个时候怨过你！”（《家》） “你如何担得起不孝的罪名？便是你肯担承，我也决不让你担承。”（《家》） 《家》中，斥责觉新不抵抗主义的只能是男性人物觉慧，而不可能是任何女性人物。梅、瑞珏，只会用无尽的挚爱来体谅觉新受剥夺的苦楚，而不会居高临下地审视、否定他的弱点，根本不计较正是觉新的不抵抗主义帮助封建势力毁掉了她们的幸福、并将毁掉她们的生命。这便是梅和瑞珏这两位贤惠女性对男性作揖主义的理解、体谅。然而，正是这种无锋芒的爱，这种泯灭自我意识的女奴精神，构成了巴金笔下理想女性的美德，构成了她们的生命诗意。巴金对子辈男性或被压迫阶级男性不抗争行为的批判、反思，都不过是男性内部的自审。因为是自审，所以就容不得女性这一他者来插手过深以致于影响到她们作为第二性的忠诚，也就是说不能影响到男性对女性的所有权。巴金无论如何痛切地替现代子辈男性进行自审，终究还是以男性自恋为前提的。女性无条件的爱，正是这个男性自审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自慰品。 实际上，这部小说中，所有的女人与相关男人的立场都是保持高度一致的。觉新不反抗，梅和瑞珏当然也不能反抗，觉慧介于要反抗和不反抗之间，鸣凤就反抗得恰如其分。觉民要坚决反抗，琴也就坚决反抗。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进步与落后、光明与黑暗相对峙的价值体系中，只有男性才能真正成为这对立的两个阵营中的主体。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天使型女性，一般总是无条件地爱着子辈男性、受压迫阶级男性，无论这些男性将向对立的封建家庭、罪恶社会抗争，救出自我；还是将向戕害自我的力量妥协，毁灭自我；还是介于抗争与不抗争之间、最终给自己带来悲剧；还是背离正确的革命理性、走向无谓的牺牲。也就是说无论这些男性值得爱还是不值得爱，琴、瑞珏、梅、鸣凤等天使型女性都只会忘我地去爱。男作家派定给理想女性的爱的哲学，实际上已经背弃了冰心等“五四”女作家所奠定的主体觉醒之后关怀生命之脆弱的现代思想特质，成了一种从夫的传统妇德，虽然它已被纳入男性反叛父权专制、控诉社会罪恶的现代启蒙框架中，从的已不再是父辈指定的夫，而是进步的男性青年或者男性启蒙原则，但女性泯灭自己的主体意识、以夫为天的奴性实质并没有变，只不过是封建旧酒装入了现代新瓶而已。天使型女性镜像的文学实质，是现代男性作家为女性泯灭自我的奴性之爱敷上高尚圣洁的道德光辉，使得女性能够在天使的桂冠下自觉奉行女奴的人生哲学、心甘情愿地为男性在启蒙、革命中获得拯救或安慰充当垫脚石、慰藉物。回答者：冰度一水 - 经理 四级 10-15 22:22《家》是巴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家》之前发表的《灭亡》只是一个中篇）。它是在一九三一年作为《激流三部曲》之一写成的。所以最初发表的时候用了《激流》的名字。 《家》里面不一定就有作者自己，可是书中那些人物却都是作者所爱过的和他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 作者言：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块儿受苦，跟一些人一块儿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 我知道我是在挖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些惨痛的回忆到现在还是异常鲜明。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 那个时候我的心因为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恶毒的诅咒。我有过觉慧在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一直到我写了《家》，我的“积愤”，我对于一个不合理制度的“积愤”才有机会吐露出来。 所以我在一九三七年写的一篇“代序”里大胆地说：“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
作者:郑铭枫 时间:2019-03-22众所周知，《随想录》、《春》、《秋》、《家》等等的著名的文学著作，都出自当代文学巨匠——巴金之手。巴金这个人物、这个作家、这个大文豪，可为真是家户喻晓了，他是中国现代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之人，他是一个能和莫言先生同驱并进的大文豪。巴金一生是充满风雨的，但他从不放弃，最后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并且靠着自己的勤奋成为了一位文学巨匠。在十四岁时，他几次发出了要求，好不容易才得到了读书的机会，不料天炉英才，不久他就因为生了一场大病，被迫缀学了；在一九二五年这一年，对于巴金来说无疑是希望破灭的一年——他在考北大时，体验被查出患有肺病，与北大学院失之交臂，但是，巴金先生并没有埋怨命运的不公，相反，他自强不息，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进了自己的文学作品中，由此可见，巴金先生的意志力是多么的顽强！巴金先生一直视书比自己的性命还要重要，他把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作为自己的坚定理念：“饭可以一日不吃，书不可以一日不读。”他绝对是把书看得重如泰山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巴金先生家里十分拮据，连温饱都成为了很严重的问题，但是，他还是要买书，宁可挨冻受饿，也要从手头上挤出一点儿钱来买书，他说：“钱，钱——不就是用来买书的吗？不买书的话，我们这些写书的人要怎么个活法呢？”巴金先生的思想是十分深奥的，他坚信只有真与善才可以维持整个世界的平衡性，他追求人的人性善良品德以及人的绝对自由追求的价值观，他提倡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帮关系，也支持人的自由与平等，这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不难看出来，他认为，所谓善，就是反对文化专制、反对长宫意志、反对粉怖现实、忏悔自己精神上的软弱。他认为，善是人性的根本，没有了善，人便空虚了。巴金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他是一名伟大的人民作家，他是为了广大人民而写作的。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中国诗人、中国著名翻译家曾经这样评价巴金：“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为什么我把可爱放在可佩的前头？因为我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弟弟们一样……他的可佩之处，就是他为人的真诚……文藻和我又都认为他最可佩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的专一和严肃……总之，他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是的，他是追求光明的，但是巴金毫不掩饰自己的缺点，相反之，他用了一生的心血和毕生的精力，写下了一部不朽名著——《随想录》，在这部
其实它是一部小的红楼梦。这个还是你多读读自己写吧
这一切让彼得罗夫搜集到不少罕见的关于巴金创作的材料，并保证了他后来能够给同行和学生深入介绍巴金创作。彼得罗夫认为：“在吸收着中国和世界文学优秀传统的同时，巴金从来没有模仿别的作家——无论前辈还是同辈的风格。作为真正的艺术家，他在文学道路上挑选了自己的路线”。（注：巴金《爱情三部曲，短篇小说》第26、24页， 莫斯科：国立文学出版社，1956年。）谈到巴金的创作方法，他曾指出：“巴金作品中梦想永远赶在事件进程的前面，但是其出发点一直是生活的现实。梦想是积极作用于读者的工具”。（注：巴金《爱情三部曲，短篇小说》第26、24页， 莫斯科：国立文学出版社，1956年。） 作为学者，彼得罗夫特别注意解剖作品思想内容的情节和形象的分析。遗憾的是，教学压力和身体情况没能让他在1960—1980年代把其对巴金创作的理解写成专著。 彼得罗夫巴金研究的追随者是莫斯科大学尼果里斯卡娅教授。“文革”期间，当巴老的命运不明的时候，她正在下功夫写《巴金创作概况》，该书于1976年在莫斯科出版。（注：尼果里斯卡娅《巴金创作概况》第103页，莫斯科：莫斯科国立大学出版社，1976年。）专著的形式允许尼果里斯卡娅更详细地分析巴金作品的主题和艺术手法。她连续不断地将巴金的创作放在中国和世界文学的框架中。比如，她经常拿巴金与曹雪芹、鲁迅、屠格涅夫、契诃夫作比较。特别成功的是尼果里斯卡娅对巴金艺术手法的考虑。不过，与此同时，她在材料的处理方面颇失平衡。作者把注意力集中于少数的重要作品，如《家》、《雾》、《雨》、《电》、《火》、《寒夜》等，而差不多忽视了巴金其他的著作，如《春》、《秋》、《死去的太阳》、《海底梦》、《雪》、《新生》等。巴金处女作《灭亡》的分析仅占了一页。也就是说，尼果里斯卡娅专著的发表虽然是一个进步，但还是没完成全面研究巴金1920—1960年代创作生涯的任务。理所当然的是，因先后顺序的原因，这本书也未能涉及巴金晚年的散文，如《随想录》系列。 对《随想录》内容、巴金英勇精神、其承认错误勇气的妥当评价，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索罗金教授1991年写的《遥远历程的路标》的序言中才出现。索罗金认为巴金一直保留着下列的核心特点：“……作家对人类的责任意识、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对解除人类所受的各种社会和精神上的奴隶枷锁的痴心”。（注：索罗金《遥远历程的路标》，《巴金选集》第5页，莫斯科：彩虹出版社，1991年。）该序言在回顾巴金创作历程的同时，特别重视作家世界观的演变。 1990年代苏联解体和经济危机对我国中国文学研究产生了极负面的影响。巴金研究也不例外。13年内俄罗斯没发表任何有关这位中国文坛巨匠的文学遗产的研究。 巴金研究新的推动来自巴金先生诞辰100周年。2004年6月22—26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在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支持下，举办了纪念巴金百岁的《远东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一共有来自世界7国的50位学者与会。 研讨会前出版了一本对巴金伟大人格和独特才华表示亲切敬意的论文集。 该研讨会由圣彼得堡大学谢列布利雅科夫教授题为《在追求善良和正义的道路上》的学术报告开幕。报告中，谢列布利雅科夫提到了巴金创作的道德基础，也考虑了作家世界观的哲学和文学来源。他满怀信心地表示：“21世纪巴金的作品仍然会打开精神顿悟、崇高理想、纯洁意图之世界，它们符合当代读者的道德要求，富有深刻的美感乐趣”。（注：谢列布利雅科夫《在追求善良和正义的道路上》，《远东文学研究·研讨会论文集》第15页，圣彼得堡：和平玫瑰出版社，2004年。）谢列布利雅科夫也认识巴金先生。他跟彼得罗夫一样，1957年11月在列宁格勒第一次与巴金会面。然后1959年8—9 月几次于上海见面。1984年11月他最后一次访问了巴金的家。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捷罗霍夫丘夫教授题为《当代中国文学中巴金的传统》的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积极反应。学者将巴金及其同代作家曾面临的挑战与当代文学面临的问题作比较，如对待外国文学问题。从这个角度上看，巴金先生的经验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新周期无疑有极大的价值。其实上述论文并不是这位著名学者研究巴金的第一次探索。早在1983年捷罗霍夫丘夫在苏联主导的汉学刊物《远东研究》上业已发表了题为《巴金——爱国主义作家》的论文。（注：捷罗霍夫丘夫《巴金——爱国主义作家》，《远东研究》1983年第4期。）该文章就俄国文学对巴金创作和世界观的影响做出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也对美国学者奥尔伽·浪在《巴金及其创作》中对巴老人生哲学的结论表示不同意见。 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扎哈洛娃教授的论文叫做《巴金散文》。她研究了散文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特点，并评估了巴金对推动散文发展的贡献。除此以外，扎哈洛娃还以题材给巴金所写的散文作了分类。 2004年10月，圣彼得堡俄中友协于圣彼得堡友谊宫举行了纪念巴金诞辰100周年的晚会。该活动吸引了不少学汉语的大中学生以及热爱中国文学的人士。晚会上圣彼得堡大学司格林教授和谢列布利雅科夫教授发表了讲话。后者充满感情地向观众介绍了他几次与巴金的会见和这位伟大作家的命运。 据我看，俄罗斯汉学目前面临着难得的研究巴金的机遇。原因在于：第一，俄罗斯巴金研究确实存在着许多不足；第二，时间确认了巴金遗产的不朽的文学价值；第三，中国出版了巴金全集，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材料不全的问题；第四，经中国学者的努力，20年来发现并发表了许多有关巴金生活和创作的材料，如巴金的书信等；第五，文坛和文学研究的非政治化提供了做出更客观、更灵活评价的机会。 在俄罗斯汉学教育中，比如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对巴金作品的认识是汉学家培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长达1年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中， 巴金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巴金的创作被评为体现20世纪中国文学和历史特点的革新路线。巴金代表作《家》为学生必读之书。本科中国文学毕业考试中只有10个涉及现代文学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巴金的创作。再加上，文学翻译课程就是从翻译巴金作品即中篇《雾》和长篇《家》开始。巴金清清楚楚的、富有表现力的语言，生动的外貌和大自然的描写成为培养高级翻译家的上乘教材。除此以外，自1954年起一直到现在，巴金创作研究是我校大学生年级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常见题目。比如最近3年来， 圣大学生在巴金创作的不同问题上写了3篇学士论文和7篇年级论文。这一切让人相信俄罗斯巴金研究和巴金文学翻译肯定会有生力军。 得知巴老走了，心里就有了不同感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巴金一直爱俄罗斯，俄罗斯也一直爱、并且永远会爱巴金。
写作思路：首先阐明自己的论点，然后进行举例论证，最后可以根据巴金《家》这篇小说写出自己阅读后的感想，表达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正文：
在悠久的年月里“家”是中国人大的安乐窝，是休憩的港湾，可巴金笔下的“家”在新时代的风景里成了牢笼。
长篇小说《家》以20年代初期中国内地城市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离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
作品中的高家是中国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的缩影，在这个门墙上挂着“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对联的大家庭里封建的理论规范和儒家的教义，像无形的绳索-样禁锢着年轻一代的手脚，虐杀着他们的生命
它外表庄严优雅，内里却荒淫腐败充满了尔虞我诈和钩心斗角。那是“四世同堂”之家崇尚“和乐”之分，表面上肃穆庄严，幕后到处都是邪恶和隐私。
高老太爷是这个家庭威严的象征，然而他自己却又在涑渎着家庭的尊严。他在子孙面前道貌岸然进行着“万恶淫为首”之类的家庭教训，自己却在玩小旦，娶姨太太，过着荒淫的生活。
为了争夺家产，陈姨太、克安、克定等打着维护家族荣誉和高老太爷的招牌，耍尽了花招，他们先是闹“鬼”吓死了老太爷，接着又以“避血光”让临产的瑞钰到城外生产最后死于难产;他们很清楚是军阀混乱导致商场被毁，但却硬逼觉新赔偿股票的损失，并且在老太爷尸骨未寒时大闹分家，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在这个家庭里演绎得淋漓尽致。
以巴金的《家》为例来看看现当代男性在塑造天使性女性时所暗含的男性中心意识。我们先看鸣凤跳湖自杀这件事。我们先想一想鸣凤可以不可以不死。鸣凤如果不死，那么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坚决反抗争取自己的爱情幸福，一条路是活着嫁给冯乐山。前一条路接近琴和觉民的路，后一条路是婉儿的路。作家写小说当然不应该让一个人物的道路重复其他人物的道路。但是除了艺术构思的角度之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作家安排鸣凤跳湖是否还有其他心理因素。我们不妨想一想鸣凤的爱人觉慧愿意不愿意鸣凤不死。鸣凤死了，觉慧很痛苦，这是真的的。但是如果鸣凤要以争取爱情幸福的方式进行反抗，觉慧愿意不愿意呢？如果鸣凤一定要争取爱情幸福的话，会让觉慧很难办的。她这麽做，一定会把觉慧牵扯进去，逼得觉慧跟她一起反抗，至少让觉慧受到来自女性方面的压力。而我们知道觉慧这时候其实是不想反抗的，所以从觉慧的角度考虑鸣凤最好不要这麽做。觉慧心目中的好女人是不应该给男人压力的。那么，让鸣凤嫁给冯乐山，觉慧愿意不愿意呢？恐怕觉慧更愿意让鸣凤死了让他去凭悼、去痛惜。因为觉慧其实是非常在乎自己对鸣凤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所有权的。当觉慧第一次得知鸣凤和婉儿中的一个要被送去当姨太太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去帮助鸣凤逃脱这可能的厄运，也不是“我们”这一相爱的共同体如何去面对可能的封建压迫，而是急于再一次确认女性对自己的忠贞程度。所以，他“激动地”问鸣凤“你不要我。假使有一天人家当真把你选去了，你怎么办？”这里是“你怎么办”，而不是“我们怎麽办”、“我怎麽办”。得到鸣凤坚决不去的承诺时，觉慧只是放心地说“我相信你，我不要你赌咒！”这里，觉慧关心的只是他对鸣凤的所有权，而不是鸣凤的命运、鸣凤的生存境遇。觉慧在鸣凤承诺反抗时也不承诺自己作为同盟者的任何责任。所以说鸣凤投湖、以死抗争，正是以恰如其分的刚烈在精神、肉体双方面为觉慧都保持了贞节，同时又让觉慧获得了不抗争甚至不同情的自由。这个情节的设置，正是以女性生命为代价，最大限度地成全了男性全面占有女性的虚荣和男性可以不为爱情负责的自由。这一部小说中，隐含作者、叙述者的立场，与人物觉慧的立场最接近。作家不自觉地处处替觉慧考虑，那么鸣凤只有这样去死才最合适。 鸣凤死了，作家对她节烈行为的奖励，就是把她写成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富有诗意美的女性。我们再想想这种诗意来源于哪里呢？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她跳湖前的那一大段独白。那一段独白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的内容是怜惜、感叹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是表达对觉慧无怨无悔的爱。 “鸣凤从觉慧的房里出来，她知道这一次真正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她并不怨他，她反而更加爱他。”（《家》） “她应该放弃他。他的存在比她的更重要。她不能让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她。”（《家》） 男性生命之外的一切，被爱着的女性看作是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这种女性之爱，对觉慧、鸣凤现实身份上的主奴关系毫无超越，完全没有获得爱情双方平等相处、共同承担人生这应有的内涵，实际上是泯灭女性主体意识、使女性空洞化为仅仅是男性附属物的奴性之爱。鸣凤这么想，自有其当婢女的现实生存境遇和既有的传统文化规范限制着她的思想高度，无可厚非。然而作家和代表作家立场的小说叙事者以及研究界对此毫无审视和批评，却是思想的贫乏。叙事者、作者、研究者长期以来都把鸣凤投湖前的这种牺牲自己、成全爱人、保持贞节的心理与她对自我生命的怜惜混搅在一切，一股脑儿地都予以圣洁化、诗意化，未曾加以辨析与批评，实际上是作家和研究界自身爱情观念现代性匮乏的表现。殊不知，前者不过是作家男性中心意识在女性形象上的投射，是性别等级观念的现代延续；后者才是男性作家对女性生命本体价值的爱惜、尊重，是现代人道精神的体现。由此可见，巴金的现代生命观念与性别等级观念、同情女性的人道精神与男性中心意识、现代性爱观念与传统节烈观是隐秘地交织在《家》的叙事中。 我们再看看《家》中瑞珏、梅这两位女性形象。这两个女人都是觉新不抵抗精神的受害者，但是她们对觉新都没有任何抱怨。 “大表哥，你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心？我何曾有一个时候怨过你！”（《家》） “你如何担得起不孝的罪名？便是你肯担承，我也决不让你担承。”（《家》） 《家》中，斥责觉新不抵抗主义的只能是男性人物觉慧，而不可能是任何女性人物。梅、瑞珏，只会用无尽的挚爱来体谅觉新受剥夺的苦楚，而不会居高临下地审视、否定他的弱点，根本不计较正是觉新的不抵抗主义帮助封建势力毁掉了她们的幸福、并将毁掉她们的生命。这便是梅和瑞珏这两位贤惠女性对男性作揖主义的理解、体谅。然而，正是这种无锋芒的爱，这种泯灭自我意识的女奴精神，构成了巴金笔下理想女性的美德，构成了她们的生命诗意。巴金对子辈男性或被压迫阶级男性不抗争行为的批判、反思，都不过是男性内部的自审。因为是自审，所以就容不得女性这一他者来插手过深以致于影响到她们作为第二性的忠诚，也就是说不能影响到男性对女性的所有权。巴金无论如何痛切地替现代子辈男性进行自审，终究还是以男性自恋为前提的。女性无条件的爱，正是这个男性自审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自慰品。 实际上，这部小说中，所有的女人与相关男人的立场都是保持高度一致的。觉新不反抗，梅和瑞珏当然也不能反抗，觉慧介于要反抗和不反抗之间，鸣凤就反抗得恰如其分。觉民要坚决反抗，琴也就坚决反抗。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进步与落后、光明与黑暗相对峙的价值体系中，只有男性才能真正成为这对立的两个阵营中的主体。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天使型女性，一般总是无条件地爱着子辈男性、受压迫阶级男性，无论这些男性将向对立的封建家庭、罪恶社会抗争，救出自我；还是将向戕害自我的力量妥协，毁灭自我；还是介于抗争与不抗争之间、最终给自己带来悲剧；还是背离正确的革命理性、走向无谓的牺牲。也就是说无论这些男性值得爱还是不值得爱，琴、瑞珏、梅、鸣凤等天使型女性都只会忘我地去爱。男作家派定给理想女性的爱的哲学，实际上已经背弃了冰心等“五四”女作家所奠定的主体觉醒之后关怀生命之脆弱的现代思想特质，成了一种从夫的传统妇德，虽然它已被纳入男性反叛父权专制、控诉社会罪恶的现代启蒙框架中，从的已不再是父辈指定的夫，而是进步的男性青年或者男性启蒙原则，但女性泯灭自己的主体意识、以夫为天的奴性实质并没有变，只不过是封建旧酒装入了现代新瓶而已。天使型女性镜像的文学实质，是现代男性作家为女性泯灭自我的奴性之爱敷上高尚圣洁的道德光辉，使得女性能够在天使的桂冠下自觉奉行女奴的人生哲学、心甘情愿地为男性在启蒙、革命中获得拯救或安慰充当垫脚石、慰藉物。回答者：冰度一水 - 经理 四级 10-15 22:22《家》是巴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家》之前发表的《灭亡》只是一个中篇）。它是在一九三一年作为《激流三部曲》之一写成的。所以最初发表的时候用了《激流》的名字。 《家》里面不一定就有作者自己，可是书中那些人物却都是作者所爱过的和他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 作者言：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块儿受苦，跟一些人一块儿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 我知道我是在挖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些惨痛的回忆到现在还是异常鲜明。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 那个时候我的心因为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恶毒的诅咒。我有过觉慧在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一直到我写了《家》，我的“积愤”，我对于一个不合理制度的“积愤”才有机会吐露出来。 所以我在一九三七年写的一篇“代序”里大胆地说：“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
浅谈《家》中高觉新形象论文提纲
《家》的艺术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觉新形象的塑造，那么觉新的形象又是怎样的呢?
【摘 要】巴金先生的《家》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背景，以高公馆为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景，描写了一个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的没落过程，并成功的塑造了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一系列形象。这类形象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牺牲品，同时也是叛逆者、反抗者。高觉新无疑是前一类的特殊代表，在他身上体现的是两重人格的“多余人”形象和他身上所赋予的典型意义。本文将重点放在他的双重人格及其根源上，从而来揭示他形象的特殊时代意义。
【关键词】《家》;高觉新;两重人格;典型意义
一、两重人格的体现
(一)消极、被扭曲了的一面
高觉新尽管接受过“五四”新思潮的激荡，但仅仅是信服新思想，而在他身上所体现的更多的是封建社会的旧制度，因此也就养成了他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的懦弱性格。他的一生共有三次妥协，也正是因为这一次次的向命运低头的无抵抗主义行为，酿成了他悲惨痛苦的人生。
第一次妥协是中学毕业后牺牲自己的未来，遵从父命。在他初中毕业后，父亲让他放弃学业，成家立业。他有着自己的美好蓝图。可是他骨子里的懦弱以及顺从还有他的特殊身份等封建礼教因素束缚着他，使他不得不乖乖地就范，于是他就“毫不作声地点头”答应了，接受了父亲的安排，开始了不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第二次妥协是他屈从封建包办婚姻放弃了自己的爱情。他和他的表妹钱梅芬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他也曾幻想和梅表妹结婚。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难违的旧思想也扎根在他的脑海，这也使他在自己的终身大事面前也妥协了。他没有像觉民那样以离家出走的实际行动来反抗，来表示自己的不愿意。而是再一次接受了父母的安排。最可恶的是他甚至可以“在短时间内忘记了另一个女郎”。而这次的妥协不仅牺牲了他一个人的幸福，同样还断送了梅的幸福，可以说，他的这次妥协直接导致了梅命运的悲惨结局。
第三次妥协是他的愚昧和无知，屈从于封建家长的威势和迷信思想。高老太爷死后，灵柩还停在家里没有出殡时，正逢李瑞珏生产的日子临近了，陈姨太便“血光之灾”的说法，怂恿高家长一辈的人让高觉新为了“祖父的利益”劝妻子搬出高公馆到城外分娩，尽管他舍不得，但还是怕背负不孝的骂名将妻子送出城外，最后导致妻子在外难缠而死。
从这三次妥协中我们可以看到，每次面对专制势力的压迫时，觉新尽管心中是不满或不愿意，最终还是妥协顺从了。他总是被束缚于长辈的淫威下，他有时侯甚至不明白自己想要的东西，只是意味地遵循着别人给他所决定的一切。这是他人性中懦弱和无知的一面。
(二)人格中积极、健康的一面
尽管高觉新是一个懦弱者，是封建大家庭的卫道者，但是他毕竟与高老太爷这辈人是不同的。先进的是新思潮以及他的经历使他逐渐觉醒，虽观望、犹豫，但也在转变。他认识到了这个封建大家族中的不和谐，认识到封建制度的弊端，他也时时在挣扎，想摆脱这个牢笼般的“家”，正如小说中写到的：“他突然明白了……是整个制度，是整个礼教，是整个迷信。”
《家》中表现高觉新积极、健康的人格最明显的一处就是他对觉慧离家出走去上海的帮助。在经历了诸多血淋淋的事件之后，他的心境比以前明朗了很多，也更加“理性”。可以说，觉慧能够很快地离开这个罪恶的地方，是与觉新的暗中相助离不开的。尽管帮助觉慧的所有行动都只是在暗地里进行，但是，这件事却是高觉新所做的唯一能够称得上是他自己决定的事情，他也付出了实际行动，而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动了，这是值得庆幸的。这同时也是他身上积极，健康的一面。
二、高觉新两重人格形成的原因
(一)外在因素
1、封建式的教育
一种教育的内容往往植根于一定的教育制度。觉新所生活的时代是我国封建末期，那时，民主势力虽已萌芽，但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悠久，它的势力和影响已根深蒂固，整个社会的教育仍是封建式的教育，这种教育必然为其制度服务。这些封建的伦理道德对其影响可谓渗入其骨髓，尤其是“孝”的毒害使他一次次违心地顺从了家长的意志，白白地做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2、家庭中所处地位
高觉新既是高家的长房，又是高家的长孙，这种特殊的地位使他不仅承担着维护封建家族长治久安的责任，而且担负着教养失去父母的弟弟妹妹的担子。他身上有着特殊的使命，因此他不能和其他人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因为要他力的维护着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切。
(二)内在因素
觉新悲剧人格的形成虽然主要是由于腐朽的、不合理的封建制度的迫害、摧残造成的，但他本身懦弱的个性也是形成他人生悲剧的内在因素。在面对封建家庭的种种压力与禁锢下，他已丧失了做人的本质。觉新在人生旅途中所走的关键几步，每一次都是因为自身的软弱而毫不反抗的让别人任意摆布而造成的。他也是受到五四新思想熏陶的，也是带有新青年所具有的思想的，但他仅仅是在心里表现出不愿意。
三、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
透过高觉新的这种复杂的两重人格，我们看到的高觉新是一个在封建家族制压迫下备受精神折磨的悲剧人物，他是一个受传统礼教所熏陶而失掉了反抗精神却也同时具有自己思想的青年人，是中国封建末世社会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一个典型缩影，他身上有着深刻的典型意义，这种典型意义就在于，暴露了封建家族制度的和传统观念对健康人性的戕害，揭示了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的危害性。
可以说，时代造就了人，有什么样的时代和环境条件，就会有什么样的人。高觉新虽处在新旧时代的交替时期，但是比较而言，他所受到的文化熏陶主要还是旧思想为主，譬如“百善孝为先”云云的伦理纲常，以及他长房长孙的独特身份。这种环境和身份的特殊性使得他养成了现在的性格。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来讲，他当时所处的大背景也给他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转变。这就是由于环境的不可替代性决定的。在他的身上体现的是“像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的控诉”。
【参考文献】
【1】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贾植芳，唐金海.巴金作品评论集[M].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3】巴金.巴金经典作品选[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4】王嘉良，金汉.中国现当代文学[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扩展阅读
《家》中高觉新人物形象分析
我觉得《家》中的高觉新，是一个比觉民、觉慧都要复杂的人。他的性格具有两面性，而这种性格的形成、特点、影响等等方面都是觉民和觉慧所不曾有的，而且从这个两面性上，如何评价高觉新这个人物，也远比觉民觉慧复杂。
第六章可以看作是高觉新的一个正传了。对他性格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揭露的比较彻底。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在这一屋里是长子，在这个大家庭里又是长房的长孙。就因为这个缘故，在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命运便决定了。”
他按照祖父、父亲的意愿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且“不说一句反抗的话”，“也没有反抗的思想”，“也不反抗，也想不到反抗”。于是一切都按计划在轨道上行驶着，他也安然接受这样的宿命，直到父亲的去世，让他看到这个家庭的本来面目。
高觉新自己说：“我不是青年，我没有青春，我没有幸福，而且也永远也不会有幸福。”他的处境与觉民、觉慧的不同，所以三个兄弟的性格才会有极大的差异。觉新是“自愿的把但在爹的肩膀上接过来的”，他用母亲的死、五妹的死、父亲的死、大姐的死，使他下定决心“好好使弟妹们长大，好好的做人，替爹妈争口气”，这样他一生的愿望也就实现了。觉新这种特殊的身份，使他“心甘情愿的”用这种方式来保全自己的家庭。
高觉新的那个年代，使他的思想局限性在“反抗”之外，因此即使在他认清了这个家庭的丑陋之后，他也不可能选择反抗。他的不抵抗已经使他有了一种“惯性”。在另一方面，他的愤怒与奋斗之可能给他招来更多的烦恼和敌人，因为他的势力太弱小，太单薄，只有“无抵抗”，只有“作揖”来保全自己的家。“他疲倦了”，“只想过几天安静的生活”。
所以说这应该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由于顽固的封建势力和社会思想的桎梏，再加上觉新自己的的特殊身份与幼年遭遇，才造成了他的妥协与懦弱。
那么五四之后呢?他显然也受到了影响，但这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与其说他具有“双重性格”，不如说他没有放弃自由的希望。也正是由于这希望，他开始逐渐的先进了起来。这个转变的过程十分的漫长，贯穿《家》《春》《秋》始终，在《家》中体现得尤其不明显，但也可以找到踪迹。例如，在妻子瑞珏的悲剧产生之后，觉新决定帮觉慧出走，这可以看成是他的一个转折。在自己绝望的时候，给觉慧、也给自己，同时也给自己的家一个希望。他想：“我们这个家需要一个叛徒。”他自言自语道：“你们看着罢，家里头并不全是像我这样服从的人!”在他说出这样的话时，他的内心已经明显的“反叛”、“不服从”起来，而且这时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有些强硬了。例如，在谈到续弦的时候，他说“别的事情他们可以强迫我做，这件事我无论如何不答应。”(不过，他当时只是“苦恼的分辨”，并未义正词严的彻底坚决，但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于他来说。)
她在结尾的态度已然和从前不同了，例如他从前在对待觉民的婚事问题上，一味的劝觉慧把觉民叫回来，连觉慧都骂他“真是个懦夫!”
类似的事情，作者描述了很多，关于觉新的大部分的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都在写他的懦弱。例如他的妻子瑞珏的悲剧的形成。由于陈姨太所谓的“血光之灾说”，他答应长辈让瑞珏迁出公馆，而且要迁到城外，加上过一座桥。觉新在长辈们面前没有挺身而出保护自己的妻子，而且在瑞珏难产的时候，还坚持着“不能进月房”的教训，任其妻子痛苦的哀号，他只是“用手蒙住耳朵”，“疯狂的走进窗前伸长了脖项去望”。显然他是深爱着瑞珏的，可他的爱不敢冲破封建的牢笼，他用他惯常的懦弱的“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来应对。对于瑞珏，“他只有一个思想”，“我害了她”。
作者在写觉新的痛苦之余，还写了他的“健忘”。觉新是这样理解觉新的健忘的：大概是因为这样健忘，所以才能够在痛苦中生活下去罢。其实这种“健忘”也是无奈，情有可原，可以把它当作觉新在惨苦的生活中的一种挣扎，只是这种“健忘”不要成为阻碍他前进的绊脚石，而结尾他说不会淡忘瑞珏，也许是一种回答了。
高决心在《家》中有很多的悲剧，例如梅的悲剧和瑞珏的悲剧，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上也有表现着他的悲惨，他成为大方的替罪的羔羊。但他本身不是一个悲剧人物，还充满了希望。
以下谈高觉新成为大房的替罪的羔羊的“好处”，也就是说他性格的主要方面——妥协和懦弱引导下的“无抵抗主义”和“作揖主义”的作用。
在觉新看来，他的“两大主义”是他暂且过上了安静的生活，但他没有看到，他的两个弟弟也没有看到，他所作的牺牲，真正的换来了觉民和觉慧的幸福。如果觉民和决慧从一开始就没有大哥的庇护(尽管庇护的羽翼不丰满)，那么他们也不可能正常的成长，不可能在封建势力强大的家庭中成为先进的青年。高觉新起了促进的作用。
当然，不是说这“两大主义”教育了觉民和决慧，而是觉新用这“两大主义”擎起了一张伞，让他的家庭安康的成长，而觉民和决慧也在认识到这两个主义后朝相反方向的更加先进起来，并且这其中，我觉得高觉新性格中的先进的一面也起了作用。
在巴金先生《呈现给一个人》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高觉新的原型是巴金先生的大哥，他们的经历很相似，而巴金先生对他的态度是：因为你做过这一切，因为你是一个懦弱的人，我就憎恨你吗?不，决不。
巴金先生的大哥留恋生活，但还是选择了自杀，“做了一个完全不必要的牺牲品而死了”，也许从这里我们可以端正一下对觉新的态度。
巴金先生在多篇文章中提到：“我写《家》，就像在挖开回忆的坟墓。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迫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得到悲惨的结局，我写小说的时候，仿佛在同这些年轻人一起受苦，一起在魔鬼下面挣扎。”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高觉新的人物形象的意义。巴金先生在他大哥自杀后，写道：“然而我是不会死的，我要活下去，我要写，我要用我的这管笔写尽我所要写的。这管笔……会使我时时刻刻都说着你，而且它会使你复活起来，复活起来看我怎样踏过那一切骸骨前进。”
作者就是通过高觉新这类人物来“像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从而让千千万万的读者知道，在那个年代，有多少美丽的青春这样的绽放与凋谢。
试析巴金小说《家》中的“人性恶”摘要:巴金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小说《家》揭露了封建体制的罪恶。但这只是小说意蕴的一部分,因为这部小说不仅仅揭示了制度之恶,还展示了人性之恶,很多发生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的悲剧,其根源往往不只是罪恶的封建制度,还有源于人性深处的恶。小说对人性恶的呈现构成了《家》的另外一层意蕴。关键词:巴金;《家》;人性恶巴金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终其一生他都在不遗余力地抨击着封建体制带给人们的伤害。代表作《家》在这个方面有着鲜明的体现,也是研究者历来关注的重点。但是,作为一部至今读来仍然感动人心的作品,《家》的思想意蕴远不止此。岁月的磨洗使得这部小说另一部分的意义逐渐鲜明起来:《家》中描述的那些旨在暴露封建大家庭罪恶的惨剧和所揭示的大家庭内部的腐败堕落,其产生的根源并不仅仅来自专制体制,还来自人性中的恶。展示具有多样表现形态的人性恶,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又一层内蕴。在对《家》所表现的人性恶进行探讨之前,需要对“人性”这个概念进行必要的说明。“人性”是一个运用广泛,含义繁复的概念,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论述颇多。笔者不准备就此问题进行详尽地探讨,只根据个人的理解和生活体验并结合所要研究的文本,对“人性”这一概念做简略说明,以便下文的讨论。本文所要探讨的人性,是指人性中那些虽然不可能完全超脱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局限,却主要不是在具体的家族礼教制度和社会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和稳固性的人的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这种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主要不是源于社会因素而是源于生物因素,它是一种构成复杂同时又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和稳定性的天然结构。在现实当中,人的社会因素总是和生物因素结合在一起发生作用。但要强调的是,生物因素并不会因此就融合到社会因素中去,生物因素仍不失其自身的特性,它感受到社会因素对自己的影响,从而获得新的表现。这里涉及的人性并不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会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而发生质变。由以上界定可知,本文所谓的“人性恶”就是指人类与生俱来的具有很大普遍性和稳定性的具有负面特征的人的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正如卡夫卡所认为的,人们面对统治世界的恶势力之所以会感到无能为力,是因为人的生命本性无法依赖,人本身就是这股恶势力的发射源[1](P54)。当然,也要注意到,《家》这部小说对于人性恶的呈现较之巴金的后期作品如《憩园》《寒夜》等要隐晦得多,而它与对封建礼教的揭露和批判的联系却要紧密得多,很难将这部小说中的人性恶完整地抽取出来进行独立地分析。在《家》中,往往是同一事件既包含有反封建层面的意义,又具有对人性恶的揭示,它们二者是相互交融、相互生发的关系。因此,我们的分析只能是侧重于小说人性内蕴的一面而不可能完全抛开对其社会政治层面的意义的关注。但是,不可否认,人类灵魂的深处确实存在着某些代代相传、绵延而下的具有很大稳固性和普遍性的缺陷,对之进行深入探讨,在我们这样一个历来十分注重政治性、社会性的国度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此外,还需说明的是,巴金小说《家》的版本众多,本文用做分析的文本出自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七集中所收的《家》。它是依据1933年5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本付印的,较能体现这部小说的初始面貌。以下引文若无特别标注,均出此书。小说《家》呈现了人性恶的多种具体表现形态,例如人性的卑劣、偏狭、自私和伪善等。这些表现形态往往同时集存于《家》中的某个人身上,它们之间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可以彼此转化的,并不存在十分清晰的界限。但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仍将分类论述。一、对卑劣人性的揭示这主要通过小说中对社会舆论的描写表现出来。巴金的小说《家》多处涉及了对社会舆论强大异化力量的描写,但我们不准备从社会政治层面对小说中这类描写进行分析,而是力图从人性的层面来看待这类描写的内涵。《家》所描写的社会舆论主要不是一种常态的舆论形式,而是舆论的种种畸变形态,如:流言、谣言、诽谤等。这些都是人们急于满足卑鄙私欲而采取的过激的评价行为。那些本来不应受到非议甚至需要声援的人和事经过一些人恶意的歪曲、放大从而产生了强大的扼杀人精神以至肉体的力量,这是在人性恶的驱使下出现的十足的恶行。在小说中首当其冲的是那些行为激进的青年。琴和剪掉辫子的倩如走在街上,听着跟在她们后面的男子们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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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经典:《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重新解读摘要:近年来,关于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争论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并由此引发了有关文学经典的讨论。文章从文化诗学的角度,通过对文学经典及其形成过程的思考,对这部小说做出新的解读,认为无论从思想深度上还是艺术审美上,它都算不上一部真正的文学经典。我们没有必要人为地抬高,也没有必要全盘否定,因为在这个多元化的年代里,读者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关键词:文学经典;解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意识形态;审美性1998年北京大学的任光宣教授与南京大学的余一中教授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下简称《钢铁》)一书在《俄罗斯文艺》杂志上展开的学术对话与争鸣,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并且延续至今。①几年来,从初出茅庐的中学生到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专家,都从自己的认知角度就《钢铁》是不是一部文学经典,它是否还可以作为文学经典被收入教科书等问题提出了各不相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见解,其间见性动情,绝非一般学术讨论的景观”[1]。从一系列的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这场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以《钢铁》为代表的当年曾经盛行一时的红色经典能否进入文学经典的行列,屹立于神圣的文学殿堂,为人们世代传诵?本文试图站在文化诗学的角度,通过对文学经典及其形成过程的思考,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方面对《钢铁》做出新的解读。一经典和文学经典经典(canon)为经文之典,它最初起源于希腊文,指用于度量的一根芦苇或棍子,后来它的意义延伸,用来表示尺度。公元1世纪基督教出现之后,“经典”逐渐成为宗教术语。公元4世纪,它开始代表合法的经书、律法和典籍,特别与《圣经》新、旧约以及教会规章制度有关。后来它进入文学、绘画和音乐等范畴。[2]今天,经典的现实意义主要在于它被引申运用于西方文学范畴,并在多元化的语境下引起争议。什么是文学经典,成为文学批评界讨论的热点。文学经典,一般指欧洲文学中获得批评家、学者和教师公认的重要作家的作品。它们在某个时期因需要而不断刊印,被文学批评家和史学家充分研讨,收编在选读本中,并作为文学名著列入学校课程和教材,从而得以保留,代代相传。一个作家的作品被社会认定为经典的过程相当复杂,根据刘意青教授的观点,应该有以下因素的介入:首先,它得到了持不同观点和情感的批评家、学者和作家的广泛参与推动,比如经典的作品往往被其他作家引用和喻指,经常或较多地得到评论和介绍;其次,它经常出现在文化群体的话语中,成为该国家文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知名度高;再次,它长期被纳入学校课程和教科书,通过教学和知识传授得到普及和延续,等等。[2]那么,面对浩瀚的文学星空,我们不禁会有这样的疑问: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批评家和学者的广泛关注,使它成为璀璨夺目、备受尊崇的经典?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它成为一个国家文化生活中的主流话语,并且长期占据学校的课程和教科书?这些疑问也正是西方文学批评界关于文学经典争论的焦点。二西方文学经典之争文学经典问题的形成最早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文学理论及对史诗和悲剧的界定,自那时起,关于文学经典的问题,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但是传统的西方文学理论界都一直强调内在于文学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把崇高的审美特征当作文学经典的重要标志。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解构主义终结、颠覆权威的呼声在西方哲学界和文艺理论界响起,各种观点的评论家,特别是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学者们坚信在经典的构成中总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并且“进一步提出经典构成的意识形态性,认为创造经典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行为”。[3](P16)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其《文学原理引论》中指出,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意识,它与社会权力问题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4](P28)。在他眼里,文学经典的形成被演化成了政治议题。所以,这些评论家们提出改变文学经典的要求,去除以往经典选取中的精英意识和等级意识,要求进一步拓宽经典。然而,仍有一部分学者难以苟同这种将文学政治化的观点,在这支捍卫传统经典的队伍中,美国当代极富影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便是最为突出的代表。他认为,文学作品入典基本上是个文学现象,它的标准是美学的,“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这种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3](P20),而绝不是政治和短期功利可以左右的,所以“西方经典不管是什么,都不是拯救社会的纲领”[3](P21)。在他看来,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首先必须有原创性,即有不同于前人作品的独到之处。这种独到之处就是作家赋予熟悉的内容和形式以陌生感,使读者产生一种陌生的熟悉。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那些反对传统经典的“憎恨派”①们的言行实际上才真正是在利用随时代变化的政治标准和小群体的功利考虑来取代美学和艺术永恒的尺度。双方的观点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细细考虑似乎又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局限性。传统派坚持从文学内部结构入手,把审美价值看作文学经典的评判标准;“憎恨派”则坚持作用于文学外部的诸因素对文学经典的影响。如果我们以一种对话的方式对双方的观点进行深入的思考,那么对于文学经典的评判就会更加的客观一些。其实这种对话的思维方式早在前苏联时期的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就已经确立。他在文学的内部和外部之间寻求中介,从文化诗学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审美文化现象,主张文学研究应当从文学内部结构入手,但不能脱离社会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我们赞同巴赫金的对话观点,并且用这种观点对《钢铁》一书进行定位。三关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定位如果说对文学经典及经典形成标准的探讨,为我们对《钢铁》做出比较准确的定位提供了理论支持,那么对《钢铁》的写作历史背景以及它在苏俄和我国的接受史的回顾,则更为我们对它的定位提供了有力的材料支持。众所周知,从19世纪中期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批评起,文学在俄罗斯一直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工具。无论是别、车、杜的美学理论,还是列宁的反映论,都把文学视为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认为文学对社会有着巨大的教育功能。以列夫·托尔斯泰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创作的一批文学经典就是突出的例子。十月革命后,尤其是斯大林政权走向相对巩固的20世纪30年代后,文学变成了“统一的党的机器的小轮子、小螺丝钉”[5](P391),于是,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文学的作用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时的文学不再用来客观地反映现实,而是用来反映主观特定的现实,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并且被斯大林钦定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七十多年过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终在时间大潮的淘洗中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美化现实、虚构现实,它实际上创造的是一种符合意识形态指令的乌托邦现实。制造英雄和神话就是它虚构现实的具体形式。[6](P42)今天,我们回头观望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那些被制造的英雄和神话可以说无计其数。《钢铁》一书发表于1932年,在出版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无论在评论界还是在读者中都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直到1934年8月,拉普领导人在给代表大会做的介绍文学青年的成就的报告中才提到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我们无法知道斯大林是通过什么渠道读到《钢铁》,但是他以政治家的敏锐意识到,这本书对前苏联文学来说是“重要的不可轻视的正面现象”[7]。于是,前苏联官方秉承领袖的意旨,在报纸上编发了关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特写,在全苏联掀起了学习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高潮。评论界对《钢铁》也开始好评如潮,并且把它作为一部经典之作加以推荐,小说被改编成剧本并拍成电影。很快,《钢铁》成了一部家喻户晓的名著,如“整块金属铸成的钢铁般”[5](P398)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成了前苏联青年一代学习的榜样。如今,“苏联”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在它的意识形态下编织而成的各种各样的神话幻景也都一一破灭,高大无比的英雄也在多元化的话语体系中轰然倒下。今天的俄罗斯,《钢铁》已经不再作为文学经典被放到各类教科书当中为学生学习,保尔的影响力大不如前。同样,《钢铁》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也有类似的情形。著名翻译家梅益先生早在1942年就根据英译本将《钢铁》译成中文,到五六十年代它在中国的接受达到了顶峰,有消息报道文革前它在我国畅销书中排名第六位[8]。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首先,《钢铁》在我国建国以后的17年(1949-1966)间的认同和我们自己的诗学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中国处于提倡理想、提倡献身的时代之中,黑暗与灾难刚刚过去,整个民族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此时,具有“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一级英雄形象的创作和英雄主义的基调”[9](P108)的革命历史小说为人们接受,与此相呼应的便是一批反映前苏联革命与建设的、表现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的文学作品的译介,这其中当然包括《钢铁》。其次,在17年间,由于我国国内政策的限制和引导,使文学界几乎把俄苏文学作为唯一的接纳对象,读者的阅读范围狭小,即使这样,我们选取的也仅仅是丰富的俄苏文学中的很小一部分。这一小部分恰恰又多是被贴上无产阶级标签的作品,《钢铁》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相似的社会历史语境,使得保尔的形象对于中国读者感到十分的熟悉和亲切,他那种对敌人无比的恨、对布尔什维克党无比的爱,以及面对各种困难无比坚韧的精神,正符合我们17年文学创作中“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的要求。随着社会的转型,文学生产机制发生了变化,在市场机制下,文学由政治文化的中心走向边缘。文学话语不再是单一的,它成功地解构了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于是,评判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不再单单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其进行关照,我们开始回归文学的审美特性,提倡文学的社会性和审美性的相互对话,提出文学的社会性一定要以审美为前提。其实传统的西方文学批评界一直强调内在于文学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即使别林斯基,这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人在强调文学社会性的同时,也从来没有否认文学的艺术审美作用。他认为:“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然后才能够是社会精神和倾向在特定时期中的表现。不管一首诗充满怎样美好的思想,不管多么强烈地反映着时代问题,可是如果里面没有诗歌,那么它就不能包含美好的思想和任何问题,我们所看到的,充其量不过是执行得很坏的美好企图而已。”[10](P415)所以,文学作品要想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利益,必须要创造出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作品中表达的思想应该是真正被作家所理解和把握,已经情感化、人格化的,已经被作家的审美体验所融化的思想。具有这样思想的作品,才能真正走进读者的内心世界,感染读者的灵魂。而《钢铁》从艺术审美角度看又是什么样的作品呢?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个只受过不完全小学教育、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自12岁起就开始了自己的劳动和革命生涯。凭着这样的教育水平和艺术修养写出来的《钢铁》,连斯大林也认为缺乏起码的文学知识。[7]小说的语言较为简单,作者不具备娴熟地驾驭丰富多彩的语言的能力;小说采用的是最简单的平铺直叙的表现方法;人物形象的塑造方法也是最基本的肖像描写,或通过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或使用对比的方法以反面人物衬托正面人物。[8]主人公保尔的性格一开始就基本上定型,而且自始至终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作者凭借自己的政治意念设计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英雄形象:富有敢于抗争的奋斗精神、牺牲精神、不畏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然而,具有这种精神的人物并不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原创,在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同类作品中,这样的英雄比比皆是。显然保尔的个性不甚鲜明。一部真正的经典之作,应该是丰富的艺术审美性和丰富的精神内涵的统一体,而不应该成为某种意志的传话筒,俄罗斯经典的文学作品正是这样的统一体。在这些作品中,对广袤的俄罗斯黑土地的眷念、对苦难的直面、理想的向往、肉体的欲望、精神的追求、绵延诗意的流淌、焦灼心灵的奔逃等等,都被大师们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而《钢铁》在思想上、在艺术上显然都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总之,我的结论是:《钢铁》是一部好书,保尔是一位英雄,但是,《钢铁》的艺术性不足,英雄形象还不够丰满。因此,《钢铁》与文学大师笔下的经典著作,还存在明显的差距,还称不上文学经典。参考文献:[1]吴泽霖.保尔:一个悲剧性命运的形象[J].探索与争鸣,2005(6):25-27.[2]刘意青.经典[J].外国文学,2004(2):45-47.[3]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4]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5]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M].凌建侯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6]赵丹.多重的阅读与写作[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7]余一中.历史真实是检验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J].俄罗斯文艺,2004(3):50-53.[8]赵育春.被延宕的反思[J].当代外国文学,2000(1):140-144.[9]洪诚子.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M].满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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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赫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复调型”。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小说艺术家，是复调小说的首创者。他的小说“不服从我们从文学史方面习惯加给欧洲小说各种现象上的任何模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远不止情节布局心理描写之类。“复调世界突破基本上属于独白型（单旋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在巴赫金看来是个人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思想就是个人立场。陀氏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个性看作是别人的个性、他人的个性”，不把作者自己的声音融合进去。“主人公具有相对的自由，并不损害整部作品严格的规定性。”巴赫金喜欢评论家格罗斯曼的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为诗学。在格罗斯曼眼里，陀氏的诗学特点是打破了小说材料的有机统一，“使叙述中水火不相容的因素服从于统一的哲理构思，服从于旋风般的事变”。此外，他本人的风格又明显地体现于作品中。巴赫金对格罗斯曼的评价并不满意。在他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完整统一，高出于在他以前的小说的那种个人情调、个人风格。”陀氏的小说是多风格小说或称无风格小说，假如以独白的观点来解释风格的统一的话。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命运》一书的作者考斯也是巴赫金援引的对象。考斯说陀氏就像招待形形色色的客人的房主人：“他善于驾驭这帮混杂相处的宾客。”陀氏对彼德堡广场的描写、对专制制度的揭露得到“老派现实主义”的赞赏。“笃信宗教的人们因看到这些小说中圣徒和罪人一起争夺上帝而精神倍受鼓舞”。考斯认为陀氏的作品充满力量和向往，这些东西又相互隔绝，因此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精神最纯粹最真实的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歌颂资本主义时期的人的“最铁面无私的歌手”：“对于我们这个诞生于资本主义水火之中的现代世界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是送葬曲，而是摇篮曲。”巴赫金认为考斯的阐释大抵是正确的，复调小说的确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带有深刻的多元性的世界”。他不是在精神世界里而是在社会客观现实中发现多元和矛盾。陀氏把不同阶段的东西当同一进程的东西，并戏剧性地加以比照。巴赫金十分强调陀氏小说的立体时空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