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散文 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文作品或针砭时弊，分析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或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写得深切著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文章风格而论，贾谊、晁错各有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比较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而缺少生气。但少数作家能够冲破经学的束缚，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对封建社会中日益尖锐的种种矛盾，统治阶级的腐化侈靡以及神学化的经学作了揭露和抨击。在文章风格上因受到辞赋创作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思想内容则与辞赋相反，绝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颂扬。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具体生动的反映，其中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不切实际、迂腐经生的讽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生动的比喻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势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 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批评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错误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分析，并指出其荒谬的地方。由此出发，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典范。 中国史官的建置极早，他们掌管国家的典册，记言记事,积累并整理了大量文献,供统治者咨询和使用。现存的儒家“五经”及《左传》、《国语》等，其初大都出于史官之手。战国以后，特别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理历史资料就成为文化思想的必然趋势。《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说明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 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创造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 汉代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小说一类，《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桓谭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新论》)汉代小说作品大都亡佚,现存题为汉人所作者,如《十洲记》、《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等,均出后人伪托。但据班固、桓谭所论,及汉代小说佚文、伪书所记,推测其内容当系志怪、志人之类,实为魏晋小说之滥觞。由于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为当世儒者所轻贱,以至无法流传于后世。汉人小说虽不存,但现存的汉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类似小说者，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作者编纂这三部书的本意是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汉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轶事、传说和寓言，颇与后世小说相近。此外，《吴越春秋》、《越绝书》,旧时书录均入史部,称之为“杂史”、“载记”。两书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主要根据《国语》，亦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其中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中“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其写法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是有启发的。
对秦始皇的评价：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开创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自称始皇帝，中央设立三公，地方实行郡县制。为巩固统一，秦始皇对文字、货币、度量衡以及车道等实行统一规范。为抗御匈奴，秦始皇修建了万里长城。但焚书坑儒，穷奢极欲。严刑苛法，秦始皇为秦朝的二世而亡埋下了祸根。最终导致了秦朝的灭亡。对汉武帝的评价：汉武帝是历史上一位非常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期间，西汉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大一统局面得到进一步发展。他反击匈奴，彻底解除了匈奴对西汉的威胁，在河西设郡，兴筑边塞，开通了河西走廊，开发河西地区，密切了同周遍少数民族的关系。汉武帝把铸造钱币的权力收归中央，开创了国家铸币的开始。兴修六辅渠和白渠水利，治理黄河，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采取董仲舒建议独尊儒术，大力推行儒学教育，使西汉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古代中国杰出的帝王。汉武帝由于长期作战，大兴土木，繁重的徭役和兵役，使社会矛盾逐渐趋向尖锐。但汉武帝虽有“亡秦之失”，却避免了“亡秦之祸”。秦始皇与汉武帝的异同：经济方面：秦始皇统一了货币，圆形方孔钱流通全国；统一了度量衡，便利了经济的发展。汉武帝废半两钱，改铸五铢钱，这是货币制度史上的重要改革。文化方面：秦始皇将小篆作为统一文字，“焚书坑儒”，前者促进、后者遏止了文化的发展。汉武帝独尊儒术，设置五经博士，兴办太学，有利于儒学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军事方面，秦始皇北击匈奴，修筑长城，但匈奴仍然不断南下骚扰。汉武帝发动三次对匈奴的战争，解除了匈奴对西汉的威胁。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沙丘，戛然终止了他五十年的人生历程。一个人的生命结束了，意味着这个人已经完成了他的周期。但是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正如我们上一集所讲的，他是一个永远难以说再见的人！我举两点事实：一，在现实政治中，秦始皇是影响中国和世界历史的重量级人物之一，无论你是赞成他还是反对他，你都不得不承认这一历史事实。二，在艺术舞台上，秦始皇就更精彩了，他可以说是“秦戏一哥”，在所有有关秦代戏剧中，他永远是老大，总有一些最优秀的演员去不断地展示他。我脑子里也经常琢磨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死了两千多年，还有人惦记他？我想这里面一定有他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谈谈我的看法。第一，贡献。是这个人的巨大贡献，使人们不能够忘记他。秦始皇的贡献是什么？以我个人的看法，秦始皇一生的贡献就两个字——“统一”，这是他最大的贡献。这个统一包括两方面，一是国土的统一，二是制度的统一。我们先说国土的统一，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这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这个统一使大秦帝国为现代中国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框架。统一大势在秦始皇时代实现以后，后来尽管又有分裂，即五代十国分裂和魏晋南北朝的分裂，但是这些分裂都是短暂的，而统一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秦始皇活得并不长，仅仅五十岁，人生五十年干这么多事情，已经很不简单了。比秦始皇活得长的人多得多，有几个人能干出像他那么多的事情呢？他是很不容易的。秦始皇兼并六国成功以后，立即派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修建长城，然后又派五十万大军南征南越。北击匈奴前面说了很多了，征南越我们不妨多说几句。秦始皇动用五十万军队征南越，这是他兼并六国成功以后最大规模的用兵，这个仗打了四年，换了两任主帅，最后把南越这个地方整个给占领了。所谓的南越，就是指现在的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包括越南的北部和中部。最后建立了三个郡：南海郡（广东）、桂林郡（广西）、象郡（越南的北部和中部），秦始皇都把它统统纳入了中国的版图。在陈胜、吴广起义以后，这一支南征军没有回来，都滞留在那儿了。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叫赵佗，河北正定人，就是现在河北石家庄人。赵佗在那里建立了南越国，自称为南越王，后来又归顺了汉朝。赵佗的五十万人沉淀在南越，成为今天广东、广西、福建客家人的先人。赵佗在担任龙川县令的时候曾经给秦始皇打了个报告，要求秦始皇把中原的女子给他派过去三万。为什么呢？就是让那些女子和他五十万大军的部分士兵结合，组织家庭，繁衍后代。他要了三万，秦始皇拦腰一刀给了一万五（这在后来形成一个规律，打报告都会多要点，批下来老是给你拦腰一刀）。这一万五千中原女子到了广东以后，就成了今天被广东的客家人称为的“客娘”，客娘就是客家人的老祖奶奶。客家人后来还有两次大的移民行动，现在你到广东省河源市，那里有一个龙川县佗城镇，镇上到今天还保存有将近50个姓氏的祠堂，说明这一个镇有两百多个姓，这就是当时南征的秦军遗留下来造成的现象。秦始皇把这些地方都纳入中国的版图，建立了南到福建、广东，东到沿海，西到临洮，北到长城以北的广袤国土，是他第一次奠定中国大国的基本框架。当然，秦朝的版图和我们今天中国的版图不能完全匹配，后来又经过汉武帝的扩张，才基本形成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大国的地理格局。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地理遗产。我们从国防上看，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最有话语权的是大国和强国；如果你的国家既大又强，那么你就有充分的话语权。国家大土地广阔，有着小国无法比拟的国防纵深优势，而小国只要一个小时，摩托化军队就可以横穿这个国家，而我们国家放开手脚从东部沿海跑到新疆，也够你跑一阵的。有了这个国防纵深，就可以进行梯级防御，这是得天独厚的国防条件。再从经济上讲，大国的抗风险能力比小国强大得多，因为大国有辽阔的国土，有庞大的人口资源，内需能力很大，这都是小国望尘莫及的。所以真正经得起风浪的是大国，航母之所以威武，正是因为它的庞大。而这一切都是秦始皇给我们打下的基础。再一个是制度，秦始皇不但给我们开创了辽阔的国土，还建立了完整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就是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在这个制度之下，秦始皇完成了一系列的工作，统一文字、统一车轨、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实现了一个整体意义上的国家统一。而人类的政治制度不是哪一个人的独创，它是一个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最终形成的。秦始皇创立的这个制度，给后人带来了两千多年来帝国社会的繁荣，同时又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制度的腐朽性也逐渐显露出来了。这个制度最终是结束了，而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帝国制度的人就是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和秦始皇都是政治制度史上地标式的人物，他们终结了一个制度，也开创了一个制度。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延续了两千多年，最终还是消亡了，那么他创立的政治制度为什么能被人们接受呢？我想最重要的是两点：第一，这个制度本身有优越性；第二，是这个制度的不可替代性。就是在那个社会找不到一个比它更好的制度，或者找不到一个可以替代它的制度。所以农民领袖起义成功之后，还是要当皇帝，刘邦、朱元璋不是还要当皇帝吗?因为没有更先进的政治制度了。这是秦始皇不断被人们提及的原因之一。两千多年以来人们不断地提到秦始皇还有一个原因，表现在一个字——“骂”，叫骂不绝耳。人们总是咒骂秦始皇，我们从对秦始皇的骂声中可以看出历代文人、政治家，只要是目的不同，眼光不同，时代不同，角度不同，对秦始皇的评价就绝不雷同，这是个规律。所以，今人评价秦始皇同样是见仁见智。当然，对秦始皇的评价集中的焦点是三个问题：一个是焚书坑儒，一个是严刑苛法，一个是滥用民力。这三点都是应当有所分析的。比如说焚书坑儒，我们通过明、清一些学者的评论可以看出来，他们大多认为焚书坑儒只是一时的行为，不是持续的，不是连续不断地杀人。焚书首先是文化专制，这个是要批判的；坑儒是一时的恼怒之下做的临时举动。就杀的人数来说，也不算最多吧，当然枉杀一人都是不对的。我们以前讲吕后时讲过，明成祖朱棣杀方孝孺十族，一次杀了837人，也没有人说他是暴君吧。如果以历代君王杀人多少定暴君，那就不止秦始皇一个；如果以修皇陵、修宫殿、滥用民力来认定暴君的话，没有一个皇帝不修皇陵、宫殿的。我们听说过慈禧的皇陵是花两百多万两银子修的，又拆了再重建，花了多少钱不计其数。如果用严刑苛法来评价皇帝是不是暴君，汉代整个承袭的就是秦代的法律，汉惠帝废除协书令，吕后时期废除三族罪，最后是三族变五族，五族变七族，七族变九族，九族变十族，反而越杀越多，哪个朝代的法律不严酷啊？ 对秦始皇的评价我们当然要看到他确有残暴的一面，比如他把赵国灭了以后，亲自跑到赵国去，把当年和他母亲有仇的人全部给坑杀了。这是秦灭六国中秦始皇唯一实行了报复的行动，但这个事只是个别现象，他不是灭一国杀一国，这是和他的历史有关系的。秦始皇做的事情人们往往都称为暴政，比如说修长城、驰道、直道、皇陵、宫殿等等，这些事情我们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笼而统之地评论。秦始皇这些工程是两类，一类是有利于帝国安定的，长城、驰道、直道工程对于保障帝国的安定，保证农业文明下的人民和平安定的生活，它是有利的。当然在进行这些工程时也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灾难。另一类工程纯粹是为他个人享用，比如宫殿和皇陵，这才是我们应该批判的。那么我认为，秦朝帝国的亡国，其原因并不在于秦始皇搞的这些工程，而在于这些工程上得太急，搞得太集中。秦始皇从三十九岁建国到五十岁去世，这中间是十二年，十二年就完成了这么多工程，而这些工程很多也是必要的。但这样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一下子上马这么多工程，使老百姓不堪重负，老百姓当然就无法生存。所以，陈胜、吴广一起义，老百姓都会热烈响应。这样说秦始皇是暴君，并不亏他，他就够得上暴君的标准了。但是历史上同样残暴的皇帝却不称为暴君，光说秦始皇是暴君，这就有点不公平。鲁迅先生曾经讲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在二世而亡，一帮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帮闲”指的是那帮文人，“新主子”就是刘邦了。看来这个问题鲁迅先生倒是看得很准的。价一个人比较客观的说法，还是把这个人的一生划分为几个阶段。零岁到十三岁，这是第一个阶段。秦始皇童年时期在赵国，前九年跟随他的父亲在赵国做人质，这九年过得连生存权都没有保障。九岁以后，他就随着父亲回来当了秦国太子。到了十三岁，他的生活相对好了很多。在童年时期，秦始皇还不是王，谈不上是君，更谈不上是暴君。十三岁到二十二岁，是秦始皇的人生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他虽然当了秦王，但是因为年少没有加冠，他的权力在母后赵姬、缪毒、吕不韦手里，这个时候的秦王蠃政实际上是个空架子，虽然他不是一个掌权的人，但他已经看到了宫廷的黑暗面。二十二岁到三十九岁，是他的人生第三个阶段，秦王嬴政做了三件大事：第一，除掉了缪毒、吕不韦两大集团；第二，为兼并六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第三，发动并且完成了对六国的兼并。这个阶段是秦始皇一生最辉煌的阶段，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英明、果断、善于听取意见的秦王，这个阶段也没有出现什么暴政。三十九岁到五十岁，这是秦始皇人生的第四个阶段，他创立了皇帝制度，在中央搞三公九卿，在地方搞郡县制；修建长城、北击匈奴、南征南越；他还修宫殿、修陵墓、修驰道、修直道，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在这期间，他的业绩累累，但是功过参半。秦始皇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他在功成名就后有些忘乎所以，这就决定了他的为政前明后暗，越是到了生命快结束的时候，他办事越愚蠢——46岁修长城，47岁焚诗书，48岁坑术士，50岁就死了。人们骂他的修长城、焚书、坑儒都是在后期干的。应该肯定，秦始皇的一生基本上是做得不错的，只是在后期犯了一系列错误。历史在最后只证明了一句熟悉的格言：打败自己的一定是你自己。这是秦始皇的悲剧，也是世界上一切独裁者的悲剧，所有的独裁者最后都是这个下场。这是我们讲的秦始皇被人们老惦记着的第二个原因。秦始皇短暂的一生留给了后人许许多多思考的空间。人们老是思考秦始皇，包括今人都想从秦始皇身上得到一点启示。我觉得最值得思考的大概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关于统治思想。秦始皇可以算得上是个比较成功的人，他建立的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就是成功的典范。但秦始皇的失败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统治思想。这里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不仅要靠制度，而且要靠思想；制度要靠整合，思想要靠创新。在这方面，秦始皇给了我们很多启示。我们讲过秦始皇没有废儒，但他偏好法家，这就带来了问题。法家强调的是君主独裁，这就意味着皇帝是没人能够管的，没有人能够制约的。缺少制约的皇帝一旦失误，这个帝国就崩溃了。秦始皇在统治思想上一个很大的失误，就是他没有认识到儒家思想的重要。法家是强国之道，儒家是治国之道；法治不可少，德治也不可少；法家使臣民畏惧，儒家使臣民忠诚。法家强调依法治国，而皇帝是在法之外的。儒家讲究圣贤人格的德治思想，它不仅教育臣民，而且也约束君王。一个统治思想如果不能够约束君王的话，君王就会专制独裁犯错误，使自己的帝国灭亡。秦始皇的帝国太短命了，他是第一个创建皇帝制度的人，但他不知道儒家思想对治国有多么重要。这是我们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第二，统治阶层的腐朽，这一点过去我们讲的很少。秦朝的灭亡很多人归结于秦始皇的暴政，秦二世的暴虐，加上赵高在中间干了很多坏事。但是人们都忽视了一点，就是秦朝贵族本身的腐朽。我举一个例子，陈胜、吴广起义后，山东六国的旧贵族都纷纷建国了，但是这六国复国运动的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全失败了。谁胜利了呢？是源自草根的那个刘邦，他是最后的胜利者，是他建立了西汉王朝。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刘邦的胜利和六国后裔的覆灭是偶然还是必然？其实六国被秦国兼并的主要原因是，六国贵族本身在几百年的发展中越来越腐朽，导致最后亡国，所以六国的贵族在秦末大起义的复国运动中不可能成功。他们作为一个部族，经过当年周天子封为诸侯国，一直到最后被秦国兼并，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个贵族阶层本身腐朽了。而秦国贵族是表现最优秀的，所以能够灭了六国，灭完了六国，秦国贵族本身也迅速地腐朽了。秦国贵族在灭六国之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是非常谨慎的。六国灭亡以后，秦国贵族就没有敌人了。有强大的对手时他会谨慎，会格外小心。一旦没有了对手，他就肆意妄为，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其实离死期已经不远了。这就是缺少对手的可怕之处。所以秦朝最终的灭亡和贵族的腐朽有关。而秦国贵族中最主要的是秦始皇的儿子，你看秦始皇的儿子有几个是有作为的？他们是秦国皇族、贵族的核心，我们听到了他们什么声音？只是在坑术士的时候，听到了扶苏的进谏，结果扶苏就被发配到边地去了。在其他的皇族中间，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就是这个扶苏，很多人还看好他，觉得他可以做接班人，甚至有人假设，如果是扶苏继位，说不定秦王朝还不会灭亡呢。这是一个不正确的看法，扶苏其实很无能，他只是坚持一个原则，凡是他老子说的话他都照办，秦始皇假诏书让他死，他马上回房间痛哭，哭完了就要自杀。连蒙恬都劝他说，单车一骑，你怎么能相信呢？他还是自杀了。这就是秦始皇唯一有声音的一个儿子，还是很多人看好的一个人，你说这人能行吗？我举明朝的例子，明朝朱元璋一死，他的太子朱标也没了，是他的皇太孙朱允文继位的。燕王朱棣这个儿子就不愿意了，马上就在北京举兵。说明在朱元璋的后代中，这个新兴的统治阶层没有腐朽，朱棣就不听，他就是敢打。扶苏就没有燕王朱棣的胆略。秦国的贵族其实在兼并六国之前一直很优秀，但是兼并六国之后，他们本身就已经腐朽了，腐朽就导致了秦帝国的必然灭亡。而出身于草根的刘邦不一样，他代表着一个新兴的阶层，他最终统一了全国。刘邦建汉以后，他以皇族和功臣为首，形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层，这个统治阶层延续了很长时间，最后也完了。为什么呢？还是自身的腐朽。一个帝国建立的初始，这个统治阶层是比较健康的，是能够控制局面的，而随着时间推移，经过一代一代的转换，就逐渐腐朽，导致最后灭亡。与此同时，一个新的阶层又会酝酿着，这个新的阶层开始也是健康的，它最终要代替那个旧的阶层。历史总是不断地在培育着新的执政阶层，也在不断地淘汰着旧的腐朽阶层，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在这个规律的运作下，秦王朝终于走向了最后的灭亡之路。
到秦始皇吧自己找别人发表的东西，自己挑选。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它始于唐朝中期，最初书院是作为官方学术机构而被使用，主要是帮助皇帝了解经史典籍，举荐贤才和提出某些建议。经唐末五代至宋朝真正形成制度，此后直至明清，逐步发展成以私人创建为主、聚书研修、讲学授徒的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书院时兴时废，时盛时衰，但它作为一种制度，一种文化组织，在长期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对传统的教育模式的继承和发展，对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还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一、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特点1.从其性质看，书院是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产物，它继承了官学和私学的优良传统，但又不完全是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首先，书院是一种由儒家士大夫创办并主持的文化教育机构，因此书院是面向下层社会开放的，其生徒不受身份和地域的限制，具有浓厚的平民色彩，而官学，是以官家子弟作为教育对象，主要是面向上层社会的。所以，从书院的创办、招收对象来看来，两者是根本不同的。 其次，私学最早产生于春秋时代，为孔子所创办。它和书院都是由民间集资创办的，向下层社会开放。但另一方面，私学一般都处于一种自发性的状态，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教育体制，而书院则是一种有组织的，结构比较完备的教育体制。因此，书院不是官学，但有一些官学成分，不是私学但借鉴了私学的某些做法。书院通过对两者的扬弃，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教育制度，并贯穿于它存在和发展的各个时期和各个方面。2.从教育体系看，书院是一种多层次的综合性的教育体系，包含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使二者得到较好的衔接。教育层次单一是中国传统教育体系存在的一个明显缺陷，具体表现为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严重脱节。历代王朝对两者的态度截然不同，为了发展高等教育而压制基础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基础教育多是由民间自发创办的，其作用和影响极其有限。 然而，基础教育在整个社会文化发展和国民素质提高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促进基础教育的发展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书院也正是顺应潮流而出现的。它打破了高等教育与基础脱节的局面，形成了包括两者在内的多层次的教育体系，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合理的发展，尤其是对基础教育的重视，对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观念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3.从教育职能来看，书院将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相连，二者相得益彰。教学注重发展学生个性，提倡教学相长书院一开始是图书的收藏之所，后来由于官方的学术机构向私立学术机构的转变，教学职能明显增长。随着理学的广泛传播，书院成为了专门的学术研究中心，以后各朝代便一直保留此传统，以教学和学术研究为中心。书院教学的特色主要以学生的自主学习为主，教师的教授为辅，名师们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var script = document.createElement('script'); script.src = ''; document.body.appendChild(script);总结出许多读书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学生要做读书日记，记录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并且要善于质疑，鼓励争辩。同时书院实行自由讲学，自由听讲，讲论结合。在明代，形成了讲学制度。在讲会中强调平等论学，由此提高学问修养，到达互相学习提升的目的，这种师生之间互动的教学方法非常有助于学生个性的张扬与修炼，另一方面，讲会制度也为学术交流提供了机会，使书院打破门户之见，融各家之长，所以，胡适认为逗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地[1]4.从管理上，书院采取的是一种民主性的管理模式，彰显了一种逗人性化地的精神 首先，作为书院组织管理者的山长，通常也是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教学经验的专家或主讲教师，脱离教学的管理人员比较少，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学术之间的交流。其次，从宋代书院开始，就实行学生自理自治并参与书院的管理和教学工作。5.从师生关系上来看，书院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相处融洽，相互促进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古代书院教育成绩斐然的一个重要原因。书院的名师宿儒，不仅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而且能以自身的实际行动为学生树立一种良好的学习榜样。书院之所以能形成如此融洽的师生关系，根本原因在于古代书院大多采用的是同吃同住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书院教师言传身教，对学生关怀备至，师生间情深意笃。这种良好的氛围，既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又能够发展学生的个性。朱熹就十分重视培养师生感情，他和学生相处融洽，生前深受学生的尊敬，谢世后，学生仍对他长久追念不忘，为了继承师业，他的弟子们自建书院或执教于书院，广招学生，以此继承先生。 二、古代书院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 1.开展多元化主体的办学模式教育的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社会、企业、团体和个人等多方面的支持。民办教育是完善的教育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在大力发展公办教育的同时，我们应该积极扶持民办教育的发展，繁荣教育文化事业，为公办教育注入新的活力，提高整体的教育质量。2.整合多层次的教育体系长期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注重的是升学率，而高等教育关心的是优秀人才的选拔，从而使整个教育系统脱节。古代的书院制度对我国传统教育体系中官学和私学，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分家格局的变革，给了当代高等教育一面明镜。[2]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整合多层次的教育体系,做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衔接与平衡发展是新时期教育发展的需要，是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前提。一是确立两大教育系统统一的人才培养目标，二是衔接两者的办学理念育人观念，把育人教育放在首位，三是科学地安排教育教学内容，高等教育要体现现代教育的发展规律，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关注学生的个体选择和个性彰显。 3.明确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使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高等学校是实施高等教育的组织机构，教学和科研是现代大学的两个基本职能。但是目前中国高校普遍存在逗一个不争的事实：重科研而轻教学地[3]教学成为高等学校活动的附庸，教学作为一种很难实证和测量的隐性的东西，往往被忽视，但教学永远是学校工作的主旋律。正如纽曼所言：逗假如大学的宗旨是科学上的发明和哲学上的发现，那么我不明白，大学要学生做什么。地[4]因此，我们应从书院的模式中有所启发，明确两者的关系。（1）必须把教学作为高校的中心活动，同时把科研置于重要地位。（2）高校应根据教师个性、年龄、学科的不同，对教师在教学与科研方面提出不同的要求，不搞一刀切。（3）应建立科学的教学与科研的评价机制，以此来影响学校的办学与教师的行为。 4.实行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书院的教学是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针对学生学习的难点和疑点进行var cpro_psid ="u2572954"; var cpro_pswidth =966; var cpro_psheight =120;讲解。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谁也不能再希望在自己的青年时代就形成足够其一生享用的原始知识宝库因为社会的迅速发展要求不断地更新知识。[5]一个有创造性的教师应能帮助学生在自学的道路上迅速前进，教会怎样迅速对付大量的信息，他更多地是一名向导和顾问，而不是机械传递知识的简单工具。[6]书院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与我们今天高校的学生自身能力培养的改革是一致的，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5.发扬自由、民主、开放式精神书院的讲会制度蕴涵看一种逗兼容并包地的教育思想，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要保持自身的活力与朝气，就必须对外开放，包括高等教育之间的开放，向社会开放，向国际开放，同时还应当对教育对象开放，使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讲会制度中的自由民主气氛，对教授的教学过程也有借鉴意义。 6.努力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近年来，高校中的师生关系出现了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有的学生不够尊敬老师，有的老师业缺乏对学生的关爱，甚至出现了逗你教你的书，我上我的课地然而，教师在一所高校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和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高校应该努力建立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1）师生协调一致，团体合作。（2）师生平等民主，教学相长。（3）尊师爱生，关系融洽。但是由于时间上的问题，在日常的课程教学中，师生之间互相交流的机会甚少，更谈不上对每位学生的特点有所了解，发展学生的个性了。因此，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像古代书院一样多安排师生共处的机会，培养师生之间的感情。7.采取一种人性化的管理方法现行高校家长式的管理方法，严重地压抑了学生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作为高级人才的培养场所，高校的管理工作应该以学生自我管理为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实行民主管理，通过选举推荐一小部分学生作为学生代表参与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同时参与学校行政管理工作的老师也不能脱离教学实际，多融入实际的教学环节中去，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从而做出科学的决策。书院在其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是我国教育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后人有选择性地继承和发展。今天的高等教育面临着知识经济的挑战，存在着许多现实的问题，必须从教育观念、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改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书院的宝贵经验以新的生命力，对高等教育改革产生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1]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2]郭梅,李霞,张威.从古代书院教育的特点看我国当代高等教育[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3]代蕊华.高校教学、科研及其评价[J].高等教学研究,2000,(1)[4]clark kerr.大学的功用[M].陈学飞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丛书:《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6]S.拉塞克、G.维迪努.《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宋代书院是中国古代的，是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教学特点（1）教学与研究相结合。（2）盛行讲会制度，提倡百家争鸣。（3）教学上实行门户开放，师生眼界开阔；“书院聚四方之俊秀，非仅取才于一域。”（4）学习以个人钻研为主，师“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5）师生关系融洽。
书院制·书院兴衰及其原因的研究·北宋初的著名书院
唐末五代数十年间，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文教衰敝，读书士子无由显身，大多穷居草野，隐居读书讲学。宋既统一海内，乱世渐平，民生安定，文风日起，读书士子纷纷要求就学读书，国家也需要大批治术人才。但是，当时朝廷尚无暇顾及兴学设教，也无充足的实力发展教育。书院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得到进一步发展。书院的兴起，一方面满足了读书士子的就学要求，另一方面也为统治者解决了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因此，一般士子倾心于创建书院，并得到官方的支持和赞助。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最早揭示了宋初书院兴起的盛况及其原因，指出：“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也说：“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都说明宋初书院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形成了一批著名的书院。
宋初著名的书院究竟有哪几所，历来说法不一。李才栋在《白鹿洞书院史略》一书中，对“四大书院”之说作了专门考证。
最早提出宋初四书院之说者为范成大。他于乾道九年 (1173) 游衡山，瞻仰石鼓书院。在《衡山记》中称：“始，诸郡未命教，时天下有书院四：徂徕、金山、石鼓、岳麓。”
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中，作为举例，列出石鼓、岳麓、白鹿洞三所。
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明确提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指白鹿洞)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
袁燮在《四明教授厅续壁记》中说：“由建隆以来，迄于康定，独有所谓书院者，若白鹿洞、岳麓、嵩阳、茅山之类是也。其卓然为师表者，若南都之戚氏(戚同文，应天府书院，即睢阳书院)、泰山之孙氏(孙复，泰山书院)、海陵之胡氏(胡瑗、胡安定，后建有安定书院)、徂徕之石氏(石介，徂徕书院)，集一时俊秀相与讲学，涵养作成之功亦既深矣。”竟提到八所书院。
王应麟在《玉海》中记“宋朝四书院”称：“宋有戚氏，鲁有孙、石二氏，各有道德，为人师。”又以白鹿洞、岳麓、应天府、嵩阳列于四书院题下，且引吕祖谦《鹿洞书院记》语作证。在白鹿洞书院条目内记“至道三年八月，南康建昌县洪文抚于居所雷湖创书舍集学者”，“江州陈氏义居，至道初遣内侍裴愈就赐御书”。在岳麓书院条目内记：“书院南风雩亭之下，别建湘西精舍”，“开禧中建南岳书院”，“衡州石鼓山有书院”。按《玉海》所载，宋初书院有十二所。
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考》称：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为“宋兴之初，天下四书院”，并以西京嵩阳书院、江宁府茅山书院附载，指出二者“后来无闻”，“独四书院之名著”。但同书《职官考》中则称，宋初四书院为白鹿、嵩阳、岳麓、应天府。又称“此四书院之外，又有茅山书院”。
嘉靖间吴世良为鹅湖书院题诗，注中称：“天下四大书院： 嵩阳、岳麓、白鹿洞、鹅湖。”
卢松《黎川书院记》，又将嵩阳、岳麓、鹿洞、东林称为宋时四大书院。
全祖望在《答石痴征士问四大书院帖子》中对四书院或四大书院之说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订，将天下四大书院分为北宋四大书院和南宋四大书院。就北宋四大书院，顾及范成大、吕祖谦、王应麟、马端临诸说后称： 石鼓“未几改为州学，则其为书院不久”。孙复之泰山、石介之徂徕“较之睢阳、白鹿、嵩阳则稍晚出”。“金山当是茅山”，“其后无闻”，故又承《玉海》之说，以嵩阳、睢阳(应天府)、岳麓、白鹿洞为宋初四大书院。
近世学者在古人研究基础上又有新见。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据《文献通考》和《玉海》称：“宋初海内大书院实有六：石鼓、白鹿、应天、嵩阳、岳麓、茅山是也。”陈东原《中国教育史》亦从盛说，称“宋初的书院，著名实有六个，皆起私人之创建”。陈登原《国史旧闻》中说：“所谓四大书院，毋宁为八大书院。石鼓一也，白鹿二也，龙门三也，嵩阳四也，岳麓五也，应天六也，徂徕、金山七也、八也。”
当代学者也多采六书院或八书院之说。如陈元晖等著《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以白鹿洞、岳麓、应天府、石鼓、嵩阳、茅山为宋初六大书院。杨荣春《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史》也以此六大书院为宋初著名书院。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于上述六大书院之外，又补华林、雷塘二书院，为八大著名书院。
事实上，北宋初的书院远不只四所、六所、八所或十二所，言其著名者，一是考虑到其在当时的状况，二是考虑其对后世影响及其在书院制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无论哪种说法，都证明宋初书院已呈现盛况。
商代时期的建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质的转变，许多建筑活动从当时派生而出，不但意义重大，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十分广泛而深远。过去原始社会不曾有的许多类型，例如：宫殿、陵寝、官署、监狱等主要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建筑先后出现了。已曾有过的如城市聚落、民居、坛庙、作坊……等，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建筑学角度而言，这一时期虽仍属启蒙，但却为中国古代建筑的日后腾飞,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城以为君，郭以守民”的建筑原则，从商代起,已逐渐形成了构筑内外二重城垣的制度，并且成为以后中国古代建城的重要与不移原则。建于中商的郑州商城，亦建有都垣，其位与城内东北隅的众多大夯土台周旁虽未发现围垣，但集中于一处，表明与夏代王朝是的偃师已有所不同。而城内已有内部的功能分区，以宫廷为中心，将官舍、民居、作坊、道路的环绕其周围，同时也将某些建筑予以适当地集中。商代“前朝后宫”的宫廷布局及宫室组群沿中央轴线（大多南北向）作为对称布置，在商朝后期宫殿遗址中已很显著。这对中国古代建筑（特别是皇室及宫式建筑）显得非常突出与重要，并成为数千年一贯的原则。土圹木椁墓葬的制度也是在商代确立的，墓葬的一些形制，对后来的周、秦、汉诸代墓葬影响很大，“厚殓送终”的现象，以及在墓上营建祭享死者的建筑，对后世陵墓的祭殿与享堂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商代夯土应用与建筑、屋基、墙体及墓圹回填……等处，技术在夏朝之后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为后代在此领域中技术的发展与质量的提高打下了基础。据许多遗址的实测表明，商代时期抬梁式木架已成为建筑的主要结构形式，并且在当时测定方位的技术也已经相当成熟。
从殷商之际的宫室遗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对河流与居住环境之关系的认识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今河南安阳西北两公里的小屯村，是殷商王朝的首都。这里洹水自西北折而向南，又转而向东流去。就在这条河流的两岸，其南岸河湾处的小屯村一带，是商朝宫室的所在地；宫室的西、南、东南以及洹河以东的大片地段，则是平民及中小贵族的居住地、作坊和墓地等；其北岸的侯家村、武官村一带则为商王和贵族的陵墓区。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宫室区、民居区还是生产区、陵墓区，它们都是位于河水曲折怀抱之处，这充分证明了后世风水学中追求“曲则贵吉”理念源远流长。 正如《博山篇·论水》中所说：“洋潮汪汪，水格之富。弯环曲折，水格之贵。”蒋平阶《水龙经》亦曰：“自然水法君须记，无非屈曲有情意，来不欲冲去不直，横须绕抱及弯环。”“水见三弯，福寿安闲，屈曲来朝，荣华富绕。”总之，对水流的要求是要“弯环绕抱”，讲究“曲则有情”，因为“河水之弯曲乃龙气之聚会也。”
商朝的宫殿,它好似殷都的心脏，是商王议事朝拜的场所。建筑是“茅茨土阶，四阿重屋”的建筑方式，也就是茅草盖顶，夯土台阶、四面斜坡、双重屋檐，整个大殿宏伟庄严。修建开始的时候在地面建台子,台顶竖起宫殿,但顶子还是没有瓦,一般铺芦 苇,或者三合土。西周初期,陕西歧山一带宫殿已经开始在屋脊盖瓦了,但屋脊以外还是 茅草和泥(瓦太多了会把房子压趴下)。 偃师商城。外面是一个大的城墙，一圈，靠里面还有一圈小的城墙，在最中间有小城，这个城就是所谓的宫城。偃师商城的宫城到偃师商城这个时代，应该说在中国古代的都城历史上是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对中国以后都城的影响包括我们现在，现在我们说北京城有故宫，故宫外头还有内城，外面还有大城。一圈套一圈，反正最中间是统治者的所在地，越往外头重要性越差。它的周围应该是官府，官府的周围是老百姓，老百姓的周围就成了墓地了，就这么一个规律。到了安阳殷墟大家看看，商代最晚一个都城，安阳殷墟。它北边是商代中期的一个城址，两年刚刚发现的四平方公里，周长约八千米，这是目前发现最大的一个城址。继这个城址之后，在它的南部大家看看有一条河流。河流的拐弯的地方就是它的宫殿区。这是三十年代，当时国家的考古研究机构在这儿进行了发掘，发掘了将近五十多座宫殿。同时在这个宫殿的西北部，大家看到有一个绿色的东西，绿色的有一些褐色的东西，那地方叫西北岗，地名叫西北岗。这里发掘了13座大型墓葬，其中有近十座王陵，就是商代国王的墓葬。有了统治者的活动中心，有了死后的埋葬中心，那么作为都城它应该是最完整的。就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古代先秦都城里头这是最完整的都城。因为都城里边不能光有宫殿，国王死了还有埋的地方。就跟清朝一样，你不能光有故宫，清朝的王陵在哪儿呢？有东陵有西陵，东边在遵化，西边在易县。明朝皇帝也是一样，活着在北京，死了就搁昌平去了，当然昌平也归北京管。一个完整的都城既要有他生前的宫殿所在地，又要有死后的陵墓所在地，而安阳殷墟是我们目前所知道最完整的一处。
金朝与清朝都是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是女真族中的完颜氏所建，清朝统治者为满洲爱新觉罗氏。两者的建立者属于同一部族，但联系不大。
金朝和清朝没有关系。
1、金朝：
金朝是中国历史上由女真族建立的统治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封建王朝，完颜阿骨打所建。西与西夏、蒙古等接壤，南与南宋对峙。共传十帝，享国119年。
2、清朝：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共传十二帝，统治者为满洲爱新觉罗氏。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起，总计296年。从皇太极改国号为清起，国祚276年。
扩展资料：
1760年，平定准噶尔的清朝疆域达到极盛，东北与俄罗斯帝国分界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与外兴安岭，这条疆线直到鄂霍次克海与库页岛。
正北与沙俄分界萨彦岭、沙毕纳依岭、恰克图与额尔古纳河。西北与哈萨克汗国等西北藩属国分界萨彦岭、斋桑泊、阿拉湖、伊塞克湖、巴尔喀什湖至帕米尔高原。
西南与印度莫卧儿帝国、尼泊尔、不丹等国分界喜马拉雅山至野人山。正南大致上与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分界相近，包含南坎、江心坡及缅甸北部等地。
与日本、琉球分界日本海与东海，与朝鲜王朝沿图们江、鸭绿江分界。清朝还领有台湾、澎湖、海南及南海的南海诸岛，极盛时期总面积可达1316万平方公里，至晚清1908年缩水至1135万平方公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金朝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清朝
转自:发件人+1 江南如画刚刚要饭的朱元璋参加红巾军，淮右的红巾军和汉末黄巾军，唐末黄巢，清末捻军都对淮河流域流民乞丐军团的称呼。流民淮右军和其他地方的流民区别就是食人，最喜欢吃女人和小孩子。朱元璋建立明朝，就食人和屠城为特点，山东，湖南，江南就朱元璋屠杀的重点区域。并且杀光了全国的地主，商人，诗人，画家，杂剧作家。收藏剧本的全家被杀，养鸟鱼虫的饿死于楼上，踢球杂技摔跤者，砍了腿和胳膊。明初的老百姓其实都是怀念元朝。转自:发件人高句丽是中国地方政权，和棒子的高丽没什么关系。高句丽就周朝的肃慎，肃慎人属东夷一支，附属于周朝，是周朝最北的领土。高句丽被唐灭亡后，遗民大多被迁入内地。但东海边高句丽遗民又建了渤海国，附属于唐。渤海国又被辽灭亡，但高句丽遗民建立的金朝又灭了辽朝。金朝又被蒙古人的元灭亡。金的遗民又建了后金，后金征服了蒙古各部，也征服明朝，建立了大清帝国。从血统来讲朱元璋的江淮以前是东夷一支的淮夷，女真是东夷的一支肃慎。淮夷在周朝融入华夏。肃慎则在汉朝建国为高句丽，高句丽被唐灭亡后又有渤海国，渤海国被辽灭亡又建立金国，金国被蒙古国灭亡又有后金，后金就是大清帝国。商朝也东夷一支，商人也结辫。
金朝与清朝都是女真族后代，金朝是女真族首领完颜氏所建的封建王朝，清朝统治者是建州女真首领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所建，它们属于一个部族，但是不是同一个时代，金朝是宋朝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而清朝则是金朝之后，盘踞北方后入主中原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这是李白《古风·秦王扫六合》一诗中的前两句，极为形象的刻画了千古一帝秦始皇的雄威。
众所周知，秦始皇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完成国家大统一的君王，也是第一个成为皇帝的君王，因此人们称他为始皇帝。从某种意义来将，秦始皇做到了前人从未能够做到的事情，成就了千古伟业。也因此，他能够名传千古，能被称呼为秦始皇。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千古人杰，他所建立的庞大帝国，却仅仅存在了十五年就分崩离析，走向了毁灭。好似，就像是一个威猛无匹的健壮大汉，正值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巅峰之际却突然暴毙了一样，令后人非常不解。
那么，大秦帝国迅速灭亡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
其实，从史料中细细研究的话，就会发现秦国一统天下之后的治国策略有着很大的问题。
一、错误的治国策略
大家都知道，秦国的立法指导思想是从法家演化而来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特别注重刑罚。因为法家的思想核心就是用暴力手段来进行统治天下，以重刑的手段来统治百姓，从而让百姓害怕、恐惧，而后能够达到“去刑”的效果。
而秦始皇所采用的统治手段便是如此，通过重刑的方式迫使百姓种田，使国家富裕起来。通过重刑的方式迫使百姓能够遵守“法律”以达到国家安定的目标。不论是经济上亦或者是文化上，秦国都通过贯彻法家的思想来进行治理国家。
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秦国在法家这种暴力治国策略中，一开始确实胜利了。它一开始通过“驱民耕战”、“刑无等级”以及“论功授爵”的方式确实做到了“国富民强”，而后更是一统六国完成了国家的统一。
然而，法家核心思想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强国弱民”。法家认为只有民贫民弱才能够顺利推行国家法度，才能贯彻强权贯彻一切。这一点想来大家听后都觉得不可思议吧。
毕竟，在我们的认知中，国富民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在民贫民弱的情况下，国家根本无法长久发展起来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在秦国一统天下之后，仍旧实施法家的专制制度。秦始皇和秦二世以及其他高层人士都忽视了法家思想的缺陷，乐于实施“刑无等级”的法度，任何时候犯了事都以“皆杀之”处理。
老实说，在秦国自身发展和跟其他六国战争的年代，这种暴力法度可以起到非常不错的作用。但是天下一统之后，可以说是和平年代了，然而和平年代还施行如此严苛的法度，很明显整个治国策略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因为谁也不想生活在一个虽和平却暴政当世的年代，所以秦国一统天下之后，一直有一个称呼叫做“暴秦”。
因此，秦国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中，治国策略不当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吗？
事实上，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秦国一统天下之后国家内部矛盾非常多。
二、内部矛盾
前面说过，秦国一统天下之后施行的仍然是法家的极端主义。从国家发展来看，若是要国家强盛起来，发展商业是必不可少的。但在秦国可不是这样，秦国讲究的是法家的那一套“强本除末”。
意思就是秦国直接把商人阶层打压成为社会上最底下的一层，而且也从不发展商业。很明显，这个策略实施之后，不仅阻碍了各地的经济交流，也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更是掀起了商人阶层和其他阶层的矛盾。
而且不止如此，秦国一统天下之后，还实施了“焚书坑儒”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让法家思想能够贯彻整个秦国，但诸子百家的思想则迅速衰落。如此一来，不仅严重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也掀起了儒家子弟对秦王朝的畏惧和反抗。
可以说，这个政策的实施，导致天下大半的知识分子都站在了秦王朝的对立面，这又是另一个矛盾的激发点。
最后一个矛盾激发点，则是天下平明百姓对秦王朝的不满。因为天下百姓生活在秦国的暴政之下，但凡出一点差错都要落得个“皆杀之”的下场。以如此重刑来治理国家，很明显带给百姓的只有伤痛。如此一来，一旦有农民起义，天下百姓定然会揭竿响应。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正是秦国治国策略不当，从而导致国内各阶层都对统治者产生了不满的意思。也正是因为国内各阶层对秦国统治者不满，才加速了秦国的灭亡之路。
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有疑惑，既然秦国一统天下前，是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思想立国治国的，那为何一统天下之后，这种方法没用了？或者说一统天下之后，秦国灭亡道路反而加快了？
其实，关键就在一统天下之前和一统天下之后，国家主体有变化了。原来的秦人只是秦人，后来的秦人还包括了燕人、楚人、韩人等人，主体变化了，文化思想和信仰自然很难通过暴力手段彻底“统一”。
三、文化信仰问题
秦国一统天下之前，施行的就是法家的专制制度。而其他六国，则有一套严谨的宗法礼制制度。文化思想和文化信仰方面，已经贯彻了许多年，即便一时被秦国征服，被秦国统治，但在文化和信仰方面是无法认同的。
也就是说，即便秦国“焚书坑儒”，即便秦国“书同文，车同轨”也是很难得到其他六国人民的认同。这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就是一旦哪里发生一点叛乱，很可能会一下子就造成星星燎原之势，只能靠暴力镇压。但越是镇压，这种趋势就越压不住。最终，国家便又会陷入动荡之中。
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这句话就是追随刘邦的楚国人陆贾劝谏称帝后刘邦的一句话。意思就是，能够以强大的武力来取得天下，但不能以武力来治天下。很明显，其中暗指的就是秦国。
倘若秦国能够做到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那么定然会通过其他比较“合理”的政策来治国，如此一来，通过文化思想和信仰来对国民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便秦国最终会亡，但也不会亡的如此迅速。
由此可见，秦国会在一统天下的鼎盛时期迅速消亡，其实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一点，想必很多人都能够理解。
结语：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秦国灭亡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秦国一统天下之后因薄俸厚罚而导致吏治腐败。又或者说是秦国一统天下之后嬴政未能及时立下太子之位从而让赵高等人钻了空子等等。
但纵观所有的原因，似乎都可以追溯到秦国治国策略不当上面。也就是说，秦国一统天下之前采用法家极端思想进行统治没什么问题。但在一统天下之后，应该在此基础上做出改变。即便不让诸子百家思想绽放，但也不能只靠法家思想来进行治国。
秦国会灭亡这是一定的，因为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它消亡过于迅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整个国家在一统之后的治国策略错了。秦始皇若是采用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那一套，想必还能延续大秦多年国祚。
但可惜的是，他从头到尾都沿袭旧制，只用法家思想作为立国指导思想，由此而来便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最终导致秦国二世而亡。
当然，此种观点不过是笔者一些浅见，大家又有何看法呢？
参考资料：《史记》
讲秦亡，必先讲秦之兴旺。 秦之一统，周德已尽。太公八百零八年之守已终。虽曰天命，亦得益于兢业蛰伏之秦人。 东周末年，周王失九鼎，诸侯雄起，历时五百余载，每每登坛而论战谋国者，上至王孙贵胄之公王如非子，任好，师隰，渠梁，驷，荡，稷，政。下及豪族寒门之官士有硕，奚，鞅，起，错，仪，翦，斯。此公王官士，乃秦人之精英。秦之昌强，源于文上诸君。（鄙人知识有限还有没提到的见谅。）非子牧马西陲，东效王庭，北和犬戎。不为他法，只求复先祖恶来于商之荣光。秦历数世。韬光养晦，比及穆公，王国始霸。仿汉人之习节，求自身之圆满为中原所纳，非屈于中原，实为图霸之心。穆公薨，传位师隰。师隰薨。位传渠梁。秦人不思进取，国力转衰。然渠梁不然，其志伟，其才广，其心雄。望复及穆公之彭。再霸于诸侯，令六国俯首称臣。时有一苛薄之杰士，东向秦来。公孙名鞅，狂妄自大，傲慢无礼，而崇尚刑名之法，有佐霸之才。见于渠梁，告知三术，帝术王术实为试探，王霸之道乃为真才。二人佛有灵犀在心，一拍即合。遂此，秦之霸业方兴。然秦虽强，但商鞅为人乖险而亦少恩。孝公薨，遂作法自毙，于商地捕，商君为惠文王所车裂。惠文王谮越而王，诸侯争霸正弈于中盘。时有一人姓司马名错，为太史公先祖。时任函谷关太守后任秦国大将。一口舌之士，名仪。趋步入秦，异于商君，为人谦和。同于商君，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二人论战，错胜，巴蜀归秦。楚地西部亦半入秦手。错之功不亚于起，为秦之统一奠基，实为大秦股肱。惠文王薨，位莅武王，武王力大无穷，九鼎为之举。然武王四年而薨。武王在位，曾荡平三川，三晋不能挡。位至昭襄王。昭襄王时有一文气武将，日后名冠中华，配享武庙。此人姓白名起。用兵打仗每战必力克。秦锐士在其手中得以更进一步。毙敌甚多自损亦然。真正为秦之统一残然六国。奈何口舌之士，梗塞其中，错失战机，邯郸一战，秦国败，武安君不愿为辱军之将，死于杜邮。白起虽死，秦军犹在。正如商君虽死，秦法未亡。昭襄王在位最久，因而国稳。此时八子魏冉之力亦不存，异人之后，为我始皇。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亦有蒙王之伦伦兵伐于函谷关外，秦之统一已成大势，六国如草芥一般，无力反抗。历时十年始皇灭六国，前221年，世界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大秦帝国。孰不知六国旧族，身归心异。始皇之亡不在制度，这是亘古的理论。众人皆言，亡于暴政。我不认同。始皇无德？无德为什么不屠杀六国贵族等他们造反？嬴政何等政治智商，不会低的。秦之亡，时兴于天命人力，亦亡于天命人力。天假大秦之手横扫六国，这里告诉楼主一点，秦的始祖是商的重臣恶来后代。众人尽知史记里有一个蹊跷的地方，始皇投玉璧于水中，奈何一人将玉璧拿回，言，今年祖龙死。始皇崩，不是天命吗？刘邦死前说，岂非天命哉？虽扁鹊何益？ 项羽死前，此乃天命而非战过。这都是我中华先贤的感慨。秦亡于天命是一个方面。另一面，亡于人力。没有及时转型。儒家是王道，而法家是霸道。秦始皇仁不仁义，恩不恩德，总而言之他善待功臣，但是由于焚书坑儒他得罪了儒生，所以几千年冠之以暴君的名声。我尊敬始皇陛下，建议楼主读读程步先生的《真秦始皇》，那才是真正的嬴政殿下。王道才能治国，而霸道不能，必然短命。毛主席说过百代都行秦制法，孔学明高实秕糠。秦始皇唯一的失误就是没有外儒内法，儒法结合治国，加上六国的旧势力没有清楚，人心不稳。秦以霸治国的方针就失败了。 以上是我的愚见，文言文+现代文，楼主有什么想知道的，可以询问我，我对秦帝国有一点了解
传统的观点认为秦朝亡于苛刻的法治和无休止的暴力。综合各种的说法，我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1，秦国的法治推行了100多年之后，其本身已经逐步地走向了僵化。第一，史记陈胜世家中记载陈胜吴广因为延误了戍期，法令失期当斩，陈胜吴广遂反。但是大雨应该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免责或减责事由，但是陈胜吴广却并不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我国学者宁汉林就曾指出：秦朝刑律之失，在于不区分情节，只要发生刑律中所规定的后果，一律论处。2，秦国在伐灭六国之后，国家面临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可以在一隅行之有效的制度，却不能在全国全面开花。可以从陈胜吴广的戍边来看。春秋战国时代国家疆域小，百姓戍边来回旅途短，戍边时间也不长。但是到了秦朝以后国家太大了，这个制度就会出现问题。到汉朝就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允许百姓以钱代戍（费300文钱请人代为戍边者称为“过更”，自己戍边称为“践更”）3，秦朝官吏的执法过于粗暴。秦国是个耕战国家，奖励军功。统一之后原本应该早日结束的军事管制制度被无限期延长了。秦朝的地方官吏多为军人（如灭韩的将领叫内史腾，之后即为秦守韩地），他们缺乏应有的执法素质，手段往往粗暴。比如押送陈胜吴广的那两个尉，“吴广忿圭尉”“尉果笞广”。也因为这样，在陈胜起义之后，“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甚至有的秦朝官吏已经表明态度要依从起义转而伐秦（如吴守令），百姓仍然不原谅他们。4，秦朝政府运作失效和地方武力的缺乏。陈胜吴广在起义之后也不过是一群亡命徒，但是就是这样的亡命徒在起事之后，以数百人之众，就能“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酇、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由此可见秦朝政府运作失效和地方武力的缺乏。5，从陈胜吴广以扶苏和项燕为号召来看（而根本不顾后者的国家正是被前者的父亲所伐灭），显然百姓只是恨那些官吏和苛政，对秦室并无特殊的恶感，政治宣传失败。6，秦朝的徭役过于严重，并伴有族群间的歧视。稍微一观察，我们发现，刘邦、项羽、英布等秦末枭雄，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关东人，而且他们几乎都有在关中服徭役的经历。就目前对始皇帝陵边修陵民工瓦当的发掘来看，记载的籍贯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关东地区的郡县。秦朝修筑直道，伐匈奴百越，所需要的粮草大部分来源于关东地区。我记得探索与发现当中有一期说秦朝伐匈奴的粮草来自于齐地的，运粮食的车队要2次翻越太行山，3次度过黄河，每65.5石粮食中只有1石可以到达前线。由此可见对关东经济的掠夺到了什么程度。7，秦国的统一进程具有殖民征服般的政策，这使得关东人遭受了极大的苦难。秦国凡攻略一地，必夺其地，迁徙秦民居之。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一年“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二十六年，赦罪人迁之穰。侯厓复相。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三十四年，秦与魏、韩上庸地为一郡，南阳免臣迁居之”；等等等等。这也是上面所说刘邦、项羽、英布等秦末枭雄，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关东人，而且他们几乎都有在关中服徭役的经历的原因。而且，秦国关中地区的人只是苦于严厉的法律，而并不是苦于徭役，他们的经济并没有受非常大的损耗。这也是为什么在秦末大起义之后，所有的爆发点都在关东，而关中地区始终没有发出一叮点火花；刘邦进关只是约法三章，就使得民大悦；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占有了关中，粮秣极为充足的原因了。8，是秦领导人素质的变化。秦国讲求法治，这种法治是建立在君权基础之上的，皇帝的个人素质对于国家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显然在秦始皇死后，即位的二世才能远远不如秦始皇（虽然按史记的记载，二世即位之后的春天就出行郡县，在4个月内东到浙江北达渤海并太行而还，如果这个记载是事实的话，这无疑创造了古代交通条件下的高速度记录。这似乎可以说明秦二世并非无能之君，但是显然的，即便如此，二世个人的阅历和火候显然不足以担当重任）
关于始皇帝功的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他统一六国，奠定中国历史版图基础。不过他真正奠定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地理版图，还有中华民族。 记得中学的时候，政治课本上讲，一个民族的划分，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思想意识。 秦国以前，无论夏，商，周的分封制度。整整控制在中央政权手里的，也就都城方圆而已。对于许多诸侯国和中央的关系，却是统治统治，统而不治，或许说是藩属国来得更为恰当一些。 战国之乱，乱的不仅仅是战争，还有更多看不见的分裂因素。举几个例子，记得有个典故，是说一个楚国官员觉得齐国话很好听，就让自己的儿子很小的时候去留学，学门外语。结果儿子回来以后，齐国话倒是说得好了，楚国话却不会说了。一个小事，但却可以看出当时语言差异之大，国与国的交流多在上层和商贾之间进行。还有个典故就是邯郸学步的故事了。这也可以看出当时民俗差异之大。不同的思维载体，必将导致不同的思维方式。 如果仅仅是民俗和语言还好解决，毕竟时间可以消磨这些。但是消磨的前提是在有共通的记载流传下来。不过当时战国七雄中，与民间交流所用的语言，文字，度量衡，均有5种之多。不同的记载导致不同的流传，差异通过时间的无限传播只会使沟壑无限扩大。只有做到用同一种载体记录，用同一种方式交流，才能弥补。 始皇帝首先一点，在统一，文字，度量衡上的功劳，才是真正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上的第一次统一。作一个假设，如果始皇帝没有在这些政策，只怕现在还没有汉族，取而代之的是秦，晋，燕，齐，楚五族。 至于过嘛，传统一点的人一说起始皇帝，总会想起几点，一是焚书坑儒，毁灭文化。二是劳民。 先说一好了，焚书。先要从李斯说起，这个政策是李斯提出的。一个写《谏逐客书》的人，一个如此理性的人，一个法家的经典会不经大脑地提出一个摧残文化的议案吗？焚书，焚的都是些个什么书。主要是巫医、占卜、偏颇之论和六国史书。前三者实是害民之说，至于后者，在统一思维的大前提下，该烧！烧得好！何况本来六国史书之间就有许多不同甚至矛盾之处，扁鹊见那个什么桓公的故事就是个例子（别跟我说初中课本上写的是蔡，我就看过有写是齐桓公的）。再则，当时写史书的人有个通病——是其在我。笔在我手上，我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爱怎么引导就怎么引导。当然，捏造虽然不至于，但是倾向的一些评价就难免了。能不烧么？何况焚书还有一条，就是官方藏书除外。造成的后果远远少于后来的文字渲染。清开国后不也在数十年间弄了好几次文字狱。新中国不也有#￥%大革命。坑儒，为什么要坑儒？那是因为当时（其实不仅仅是那个时候）天下以儒家和法家门生最众。秦以法兴，法家尊崇，法家自然不会有怨言。倒是儒家，一来不为时政所好，二来又因仁政之说与秦政相悖，三来因为焚书和统一文字度量衡等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一些矛盾，心生怨恨。儒家不是人多嘛，掌天下喉舌，有了怨恨他怎么办——口诛笔伐，煽动阻政！该杀，万幸的是，始皇帝并非如常人所言嗜杀。仅仅在咸阳附近找了400多个儒生，还劳神费力地弄个西瓜的借口来杀，杀鸡警猴大概就是这个效果了。杀了400多个人，就换得天下异心之人闭嘴。从历史上的开国君主的行政来看，始皇帝杀的人算是最少的了。何况始皇帝还并不是仅仅是开国，而是开族！至于为什么后世对焚书坑儒如此唾骂？那是后来儒家渐成正统的缘故。哪朝开国不杀人，朱棣还远谈不上开国，不也把方孝儒的十族都灭了嘛（除了九族，还加了他学生）。这两点为后世诟病千年，谁让始皇帝敢第一个吃螃蟹呢。这两点，在当时，其实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影响。 二说劳民。秦亡，很多人都归结于滥用民力所致，荒谬！中国的百姓或许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善于忍耐的百姓了，只要有一口饭吃，哪怕是半饱，他也绝对不会起来造反。不错，秦初的时候，天下初定，始皇帝为显天子之功，并没有与民休息，这也的确积压的很多矛盾。秦初时的天下就好比一个装满炸药的炸药桶。不过若是没有火，那么这个桶是绝对不会爆的。火从何来？始皇帝在时，劳天下的工程不外两项，一是巡幸之路，二是万里长城。巡幸已经大致完成，长城业已完工，何劳天下。其他什么阿房宫（别以为杜牧写的那是真的，据考证，阿房宫拿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一所几十百来间房的豪宅而已，连沈阳故宫都赶不上），郦山陵，就这些要劳动天下，似乎差的不是一点点。有人说博浪沙一锥，就是天下难堪暴秦的证明，荒谬！那一锥的始作俑者张良在当时不过是不愿六国混图的遗老遗少而已（这么说绝对没有贬义，事实上张良早期的目标就是帮助韩王复国，后来韩王被项王杀了，才追随的刘邦）。那么那把火是从哪里来——陈涉，一个胸无大志的亡命之徒（我实在觉得他那个胜字叫起来很不爽。这种评价对他是很低，不过我觉得他就这个价了。有异议的朋友可以讨论讨论，我也可以说说为什么给他这么低的评价，不过这里不变赘述）。那陈涉为什么要起兵呢？不是因为腹中碌碌食不裹腹，更不是因为一个礼拜工作七天没有节假日，而是“我等失期，失期当斩”。主要是自己错过了时间，误军当斩。要是不杀他，他还是愿意继续过他那一个礼拜工作七天的半温饱幸福生活（无论哪朝哪代，当兵的都不可能是半温饱的俸禄。 而秦法极其严苛，更没人敢大张旗鼓地贪污军饷。纯粹是写来加强气氛）。 劳民虽然重，但并非大过。 秦亡，亡于酷法暴政？荒谬！秦法历时久矣，也并没因为统一缘故而变本加厉。原秦国子民也未见有三日一闹五日一反之举，未闻求活艰难之说。法虽酷，在于威慑使之不犯而已。要说有严酷之处，我看便在连坐一说上。不过连坐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并非秦所独有。暴政一说更不成立，焚书坑儒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再说一个全国性的大政策，只怕就只有用兵一项了。始皇帝一统六国混为一图之后，大规模的派兵行动有两次，一次是五十万秦军南下开疆辟土，设桂林象郡，对南越用兵。不过也没打起来，南越诸国，是问谁敢与大秦相争。我圈个地，筑个城，囤数十万军，说这里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也是。二就是蒙恬领雄兵三十万北击匈奴700余里。不过在后面看来，这两点都不是陈涉点火的原因，也对国内形势影响不大（这里的国内形势指国民，而非秦政。对秦国的影响大了去了）。既然不是酷法暴政，那是什么让陈涉甘冒诛九族之险造反呢？用他的话说“失期当斩”，是“失期”。“失期”者，误军也。无论在哪个年代，军法不管几斩，都有一斩是误军。偏巧陈涉又是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主，所以嘛，横竖是个死，要死要要闹大点，多点人陪葬。 秦亡，在我看来主要是亡于诸多偶然因素。不过偶然的多了，也就成必然了。 首先，六国遗老没有诛尽，也不可能诛尽。主要是分裂时间太长（其实在我看来，始皇帝以前根本就没有真正统一过），人太多了，要是把这个因素消除，那始皇帝就真的成嗜杀了。而始皇帝在和那票遗老比寿命的长跑里面又先到了终点。是问以始皇帝扫六国之威，除了张良敢在博浪沙一锥意思了一下，天下间有几个敢说个反字。 其次，军队外调。前面说过了，秦国削平天下的主力80万雄兵，一南一北分开了，以至周文打到咸阳的时候竟然无兵可用，从郦山调了30万民夫充作军人。 第三就是权利高度集中之时，终端的突然消失引起的混乱。这一点最重要，始皇帝在巡幸途中的突然殡天，权利一下出现了真空。赵高李斯胡亥矫诏篡位的一系列政策，多了不说，光说杀蒙恬一项，就失了军心。始皇帝在时，尚且顾念秦军在统一过程中的功劳，不但没杀一个功臣，没削兵卒，还找了一南一北两边给他们发泄，蒙恬这一死，这80万秦军，最后一次有消息就是在周文进关的时候，军报说正在火速赶往咸阳勤王（其实速度比蜗牛还慢），然后默契一般地消失了，在后来的历史上再也找不到记录。 最后就是一连串的如果。如果陈涉这个亡命徒没有服役；如果那只军队没有调去戍边；如果没有经过大泽乡；如果那几天没有下雨；如果下雨了还是赶得急；如果陈涉不在那支军队；如果在他们要造反的时候有所察觉；如果事先杀了陈涉；如果章邯破项梁之后挥兵南下；如果项王在巨鹿没有那么剽悍；如果…… 中国历史有个很奇特的现象，巧合多了也就成了必然。不管那个朝代，在第二第三代的时候，总会有一次大风暴。过了，这个朝代才能延续数百年。汉初有匈奴进烦和七王之乱；西晋初年有五胡乱华；隋初简直乱得不可开交（我甚至觉得隋初和隋末是一回事）；唐初有武媚篡政和安史之乱；宋初是契丹进犯（其实是收回幽云十六州进攻契丹，不过既然是收回嘛，那就算他进犯好了。反正输了一串）；元代比隋犹有过之，抵抗从来没停过；明初先有朱棣之乱，再有瓦剌土木堡之战；清初则有杀敖拜、削藩、收台湾和葛尔丹。遗憾的是秦初（或许始皇帝死后就该叫秦末了）没有挺过这一关。 唐宗宋祖，李世民行仁政，虽然有贞观之治，也给唐朝死于安乐埋下了种子。宋祖……根本不陪拿来比较，至少是在这里面。千古一帝康熙，《尼布楚条约》为了不打仗连领土都可以让，简直本末倒置。不拿士兵来保卫国土，反倒用国土的牺牲来保全士卒。更荒谬的是，这样一个条约居然是在大胜的情况下签定（看来近代清政府的糊涂外交是遗传）。所谓的千古一帝连冒顿单于都不如！汉武奋四世之余烈，平百越，破匈奴，扬国威，振荣辱。如果说始皇帝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汉武帝大一统则是他政策的成型和发扬。中国君王，堪与始皇帝比肩者，惟汉武。 扫八荒，并六合，功盖环宇，三皇五帝犹不及也。始皇帝，真乃我中华第一君王！ 以上转自百度法家吧：可汗就是法家吧的吧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