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家庭功能的变化答案：1，生育功能逐渐退化 2，生产功能从丧失恢复 3，消费功能由平均到多元 4，教育功能分化 5，赡养功能弱化
传统社会中家庭所担负的职能在现代社会中正在逐渐地社会化，这些职能从家庭中转移出去。传统社会，人们只能在家庭中得到满足的东西，在现代社会人们绝大多数可以从社会直接获得。家庭对于现代人的意义下降了。一）在传统家庭中，家庭承载着多种功能。 1）社会化功能。社会化始于家庭。在家里孩子们学会认识是谁，能够和应该期望在生活中得到什么，应该怎么样对待别人，等等。家庭是承担社会化的理想场所，是一个小群体，在这里群体成员享有很多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孩子们的进展情况能得到密切的关注，起行为可以得到必要的调整。进一步说，家长通常有很强的动力去教育他们的后代。把孩子看作是生物体和社会的延伸，父母在培养孩子上因而也就投入了很多感情。2）情感和陪伴功能。感情对孩子就如学习一样都重要，而且在其整个一生中都始终是这样。成年人也需要感情和他人的陪伴。过去，许多人一生都生活在出生和养育他们的社区里，结婚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子，但仍然和父母、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或是住得很近。像这样始终生活在熟悉的社区里，亲属住得也很近的家庭，就有充分的机会保持友好往来，获得情感支持。3）经济功能。家庭经常被部分地定义为一群人为追求经济目的而合作所形成的经济单位。在传统社会，家庭是生产的主要单位。在传统社会里的家庭通常从事农业生产或家庭手工业，如制陶、针织、铁匠铺等。在经济学概念上，女人、男人与家庭的关系有着典型的差异。没有工作的妻子在经济来源上主要依赖丈夫的支持。有工作的妻子，通常挣得比丈夫少，在经济上往往也依赖丈夫。 二）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原有的功能开始淡化。1）社会化功能开始淡化。在当今社会中，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是有效的或者有效能的社会化主体，父母很少经过明确的训练来对孩子进行社会化。今天的社会化越来越成为学校，专业性服务，以及其他社会机构的责任。一个刚刚学会走路和说话的孩子，会被送到幼儿园里，在那里接受教育。一整天都在学校生活，与老师同学一起在学校食堂吃饭，到晚上才能见到父母并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并且网络社会也在人的社会化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人们在网络上与别人谈话时，慢慢学会自己的角色，并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承担着角色所赋予的责任，从而完成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2）情感和陪伴功能淡化。现代社会中人们很少有机会从家庭中直接获得友谊和支持。父母与其子女通常分开居住，偶尔彼此看望一下。在一个家庭中，由于工作的需要，夫妻往往生活在不同的城市，一年中只有几个月或者几个星期生活在一起。此外，生活在一个城市的夫妻，由于彼此工作地点相离比较远，往往夫妻选择住在各自的单位里，只有在周末生活在一起。事所以大部分时间是和同事朋友生活在一起，这样感情大多数是来自同事和朋友的，人们较看重来自同事和朋友的友谊和支持。3）经济功能也在淡化。在现在社会，家庭不是生产的主要单位。随着机器化生产取代农业手工业生产，人们从家庭中走出来。家庭逐渐丧失了作为一个生产单位的作用。家庭的各项消费和支出主要是依靠家庭成员在市场上获得的劳动报酬或工资收入来满足，而不是依靠家庭自己的生产来提供。家庭的主要经济行为已由生产转为了消费。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着最主要的购买消费，如购买房屋、汽车等。在经济学概念上，女人与男人的差异越来越小，妻子在经济来源上已经不依赖丈夫的支持。有的妻子挣的钱和丈夫一样多，甚至有的会高于丈夫。妇女职业化的转变，使得家庭的工作角色开始发生变化。男性也开始扮演女性的角色，比如在妻子出差期间，丈夫会照顾代替妻子照顾孩子等。
我生活在一个充满温暖、宽容和幸福的家庭中，爸爸妈妈都是大学老师。我出生那天恰好是早上8点钟，他们给我起了一个富有特色的名字——xxx。他们十分希望我能像初升的太阳一样，朝气蓬勃，快乐成长。 不知是何原因，我从小就对各种各样的车特别感兴趣。只要有机会跟妈妈上街，我都不由自主地跟在汽车后头追着闻那股浓浓的汽油味，直到累得跑不动为止。我也特别喜欢坐车，公共汽车、双层巴士、面包车、吉普车、小轿车我都坐过。而且每次都抢着坐在靠窗户的一边，每当这时，我都会贪婪地盯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各种各样的车辆，心想：什么时候我也能驾驶其中的一辆亲自体验一下开车的乐趣呢？此外，我还喜欢收藏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玩具小汽车。当时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太好，尽管如此，爸爸妈妈还是省吃俭用给我买了许多汽车玩具，并且还给我买了一条组装公路。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会组装出不同结构、不同形状的公路，在公路上摆满各种不同类型的小汽车，尽情地“驾驶”着这些小汽车便成了我儿时最大的乐趣。 转眼间，我已上小学一年级了，班上大多数与我同龄的孩子都被家长逼迫着学这学那，爸爸妈妈对我很宽容。有一回妈妈问我想学什么，由于我平时比较爱画画，想了一下便告诉妈妈我想学画画。爸爸妈妈当时很高兴，立刻买来了蜡笔、小彩笔、画纸等，我便兴致勃勃地画了起来…… 与我同龄的许多小朋友的家长望子成龙心切，根本不考虑孩子的意愿，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孩子身上，逼迫他们学琴什么的。他们每天都极不情愿地被迫练琴，还要学这学那。面对家长冷漠的表情，看着他们小小年纪就要受家长的如此“虐待”，我真为他们鸣不平。而我比他们幸运多了，爸爸妈妈从不逼迫我，我什么时候来兴致了就画上一张，这样日积月累，我的画倒也在不知不觉中进步了许多，还经常得到爸爸妈妈的夸奖呢！作文 这就是我的家庭。在这个温暖、宽容和幸运的家庭中，我正健康、快乐地成长着。
家庭就是由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或共同经济为纽带结合成的亲属团体。[ 以婚姻和血缘为纽带的基本社会单位，包括父母、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亲属 家庭功能是指家庭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因国家及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异。家庭作为个体与社会的结合点，最基本的功能是满足家庭成员在生理、心理及社会方面各个层次的最基本的需要。家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保持家庭的完整性，满足家庭及其成员的需要，实现社会对家庭的期望等方面。所有家庭都有其特定的功能以满足个体需求、维护家庭和符合社会的期望。一般来说家庭功能有：生物功能，经济功能，抚养和赡养功能，教育功能，社会化功能，修养和精神满足等。 此外，家庭的功能也会因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异。 二、家庭功能的变迁 1．生育功能 A．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推迟 B． 生育子女数量减少 C．育龄妇女普遍采取避孕措施 D．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 2．消费功能（1）家庭消费水平不断提高（3）家庭消费结构不断变化 A．吃、穿、用的内容发生了变化 B．吃、穿、用的比重发生了变化（3）家庭消费趋向民主化（4）家庭消费范围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 3．抚养功能抚养功能历来是家庭的基本功能之一，现阶段我国家庭抚养功能特点；（1）抚养子女的质量正在提高（2）抚养子女工作部分社会化，托幼事业发展（3）仍存在传统喂养模式，科学的喂养仍需普及 4．赡养功能传统的赡养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有“淡化”趋势，原因在于，①家庭成员之间经济关系的深刻变革，造成赡养功能的不断削弱。年轻一代经济独立，核心家庭生活方式代际纠纷等... 使得老年人独居的越来越多。 ②“四二一”的家庭增多也必然导致养老社会化，家庭养老越来越负担重 ③老年人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衣食无忧，只是需要下一代在感情上有所系挂照顾。 5．教育功能现代中国家庭家教喜忧参半，喜者观念在进步、方法手段在进步，忧者传统家教束缚和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溺爱。封闭倾向严重存在，再加上中国社会学校应试教育的影响，以致家教多走入的怪圈。 6．感情交流与娱乐功能家庭感情交流的需求趋向日常强烈，因为越来越多家庭衣食无忧之后要求精神满足，结婚更多考虑爱情因素。但... 因为市场经济冲击，金钱观念的影响，也不可避免造成部分婚姻是一种物质获得或名利获得的手段，互相利用因素仍存在。娱乐功能显明增强。（1）娱乐表式多样（2）娱乐消费比例增加（3）娱乐范围拓宽（4）娱乐时间增加总结以上功能变化、是“强”了呢，还是“弱”了呢？应该说是不断“优化”
第一，这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发展进步与人民法律意识提高需要较长时间； 第二，国家法律体制健全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社会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随社会发展不断变化，法律法规需根据社会发展情况及时制定、修订和完善，不可能一步到位； 第三，以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因从封建设社会体制快速进入社会主义体制，资本主义阶段时间较短，人民法律意识和认识还达不到西方国家人民的程度，需要在现有的体制下，坚持执行民主集中制管理与法制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但这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民对法制意识的提高而逐渐改变。 综上，个人认为，目前教育的主题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全民法律意识提升才是工作关键。
记得有一次，我期中考试失利了。伤心不已的我一回家泪水就夺眶而出，虽然妈妈并没有说什么，但是争强好胜一直是我的性格，遇到了失败，怎能一笑而过呢。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任泪水肆意嘲笑我受挫的内心。好久都没有大哭一场了。泪水哭红了我的眼睛，也使我狂躁的内心渐渐平静了下来。我呆呆地坐在床上，双眼直勾勾地盯着考试卷。一个人百般无聊，又不敢出去面对妈妈。我打开MP3，一个人静静地听着歌，当我听到张韶涵《隐形的翅膀》时，心中感慨万分。“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是呀，失败了算什么，振作起来，相信自己有一双隐形的翅膀！我立刻擦干挂在脸上的泪水，走到书桌前，开始努力奋斗起来。忘掉前一秒的忧伤，下一秒振作起来，就是希望！是音乐让我忘掉忧伤，是音乐让我燃起希望，是音乐让我战胜迷茫！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音乐的要求越来越高，国际化的欧美音乐逐渐成为我的新宠。泰勒·斯威夫特，凯莉·克莱森，贾斯丁·比伯，猫头鹰城市等歌手和组合被我所熟知。各种音乐风格让我深深着迷：爵士《MyDay》，《It‘sAmazing》，乡村《Red》，《IknowYouWere》，电子《Mirrors》都成为我手机和电脑中听的次数最多的几首歌中的一部分。这些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属于”阳春白雪“的歌曲，让我受用不断，不但让我开阔视野，也增强我的英语听力和单词的储备量，提升了我的英语成绩。 音乐最美，听歌最乐。我在音乐的熏陶下茁壮成长，心灵得到了升华。 初一:森秋皓月，李想
了解家庭的本质和功能有助于我们学好家庭社会学的同时做好社会实践以及在以后的生活中把握住家庭的脉搏走向，处理好家庭问题构建和谐家庭。（呵呵^_^） 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任何社会制度都针对一根本的需要",家庭制度的功能在于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家庭的核心功能来判断家庭的本质（理论源自课本）。当代家庭的本质根据家庭核心功能的定义来看就是感情寄托单位，这是单从家庭社会学来看得出的结论，从经济上来看应该是社会主要消费单位，而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来看应该是人类新老更替的主要单位··· 相关概念:家庭的核心功能于一定生产方式相适应具体体现着一定社会家庭制度和家庭本质的功能 家庭的主要功能是指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家庭组织者（主要是夫妻）的主要需求的家庭功能.（一）从家庭社会学角度看家庭的本质和功能 从家庭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家庭的本质是感情寄托单位，他的主要功能是解决感情交流和生理的需要，其他如生产消费,家庭教育`抚养赡养等.由于工业社会中集体劳动大范围的取代了一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经济，所以当代家庭的本质由经济单位变为感情寄托单位. 而证明这一观点的是当代社会家庭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也正是由感情问题所引发的!因为众所周知但凡感情基础良好的家庭基本上不会出现如投资消费家庭教育抚养赡养等等问题.了解了当代家庭的本质和功能,我们从中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想先从以下几个观点来说明这一论述: 首先 对感情与生理需要在构成家庭的婚姻中孰轻孰重认识错误. 这是导致出现当代年轻人闪婚,离婚,以及些许"成功人士"在成功后婚姻失败的重要原因.这首先要看一下以前的历史,在以前的我国是很少出现这类情况的,这既于当时的社会道德规范和社会舆论有关,也和历史经济有关,当代我国经过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但与此相反的是道德规范和舆论监督的松弛,没有很好的作到祛除糟粕取其精华,沿海开放地区思想垃圾的大量流入造成了许多成长在这一年代的年轻人价值观尤其是爱情观的蜕变.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借鉴一下新加坡的发展(原因是新加坡与我国的历史价值观爱情观基本相同,国民成分也大部分由汉族构成,经济发展速度快等等与我国相似),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道德规范与国外流入的思想形成了很大程度的冲突,而国家依然坚持以前的思想教育,没有跟上复杂的社会形式,在这一点上新加坡作的就很好,改变着仪问题除了需要一个 明确的社会道德指向,社会舆论监督,还需要相适应的教育环境尤其是家庭教育!但这并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我们还可以对自觉咨询这类家庭问题,需要帮助解决这类家庭问题,未婚者咨询这类家庭问题的进行帮助教育`` 其次 经济上的问题,除去感情因素,造成这类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不合理的理财,收入于消费的不协调和已经过时的生活习惯.应该归咎与计划经济的单一经济体制,进入市场经济时期,人们已经不是再单纯的只考虑生产,储蓄,生活必要消费,更需要学会合理消费,投资也就是理财,而国家并没有在着一方面上作出相应指导,还是遵循以前的旧路,直到现在国家才重视家庭消费投资理财的重要性,开始对人民的理财逐步的进行指导.但是一种良好的理财习惯并不市一朝一夕能够养成的,而家庭的长期耳濡目染作用便成了最理想的教育环境,真是成也家庭败也家庭!（二）从经济上来看家庭的本质和功能 由于家庭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单位，所以生产功能随之降低，而消费功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已强势取代了生产功能。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一环，家庭消费的地位日渐重要，其中抚养赡养教育生活等硬性消费外，以享乐为主的消费在家庭消费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当然在短时间内再大也不会取代前几项次主要功能。 在社会经济这一方面上,家庭做为重要的生活消费单位,在拉动内需方面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以家庭为对象的服务行业和各类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在我国这一新兴市场上. 当然,议价听成员为主要构成主题的家族制私营经济对经济的贡献液化司有目共睹的!(三) 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来看家庭的本质和功能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生育,而当代社会在不允许科隆技术的情况下,家庭便成了行使这一伟大使命的饿唯一合法单位!而生育也便成了家庭作为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核心功能,生育单位便成了家庭的本质. 虽然在人类步入工业时代以来教育的责任便移交给了社会,但流水作业似的教育不能代替家庭的教育义务,家庭由于其情感优势和血缘关系的存在,在教育方面有着得天独地的优势! 社会学家,教育学家,人类学家都从指出家庭在教育中的神圣使命和地位不可动摇! 以上便是我眼中的家庭的本质和功能,呵呵
我的家乡是一个小镇，那里风景优美，绿树成阴。 春天，树枝抽出了嫩绿的枝条，小草懒洋洋地睁开眼，花儿们也纷纷盛开了，红的、蓝的、黄的、紫的，千奇百怪，五光十色。花儿们发出阵阵醉人的芳香，引来一大群蝴蝶，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那景象可真美！ 夏天到了，树叶更绿了，还去河里摸鱼，那一棵棵树像一些战士一般。花儿们也更加芬芳诱人。荷花也开了，荷叶是绿的，荷花是淡粉红的，真美啊！我们小孩子最喜欢到荷塘采莲藕吃，一条条鱼在水中成群结队地游来游去，一被我们捉上来，就“活蹦乱跳”，看它乞求的样子，真可怜！ 秋天，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又排成一字形。天空湛蓝湛蓝的，天空下是一片金黄的景象，麦子是黄的，树叶也是黄的，一片一片的树叶离开大树妈妈的怀抱，独自一人“旅行”。农民伯伯在这个季节可乐了，也很忙，因为他们辛勤的汗水培育的麦子成熟了，他们都忙着割麦子呢！ 冬天来到了，一颗颗雪花从天上飘落到地上，整个世界一片洁白，雪花是花状的，白白的，一捏在手中就融化成晶莹的小水珠了。 我的家乡真美丽，我爱我的家乡！
第三次人口增长高峰也是现正在70、80后的这一代人。等他们老了，自己的后代都是独生子女。这个时候就是中国步入老人产业的开始了，这将是社会问题也是市场问题。所以，发展老人产业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向。 对于老人来讲，您需要考虑老人的特点：1、老人的消费习惯。2、老人的经济消费能力。3、将来老人的消费特点。您需要用发展的眼光看这批将来的老人，会干什么或喜欢干什么。 对于营销对策来讲，老人不像年青人可以冲动、体验消费，所以您制定营销策略上需要充分考虑老人对品牌的忠诚度哟~
北qz的把。。。
要切实搞好宣传思想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实事求是。要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弘扬主旋律、深入调查研究的前提下，按照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分类别、区别对待的原则，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做大做强文化产业。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推进文化科技创新，扩大文化消费。使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之一，不断开辟文化产业的国内外市场，不断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浓重封建色彩的民族。 家族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与封建国家的统治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中国的家族主义又有着浓重的宗法色彩。 在我国“宗族”是指以某一男性为中心，由直系男性后裔及其家庭依照一定伦理规则而组成的血缘群体。宗族制度是以父权，族权为特征的一种宗法制度，是我国奴隶社会的产物，其主要特征是嫡长子继承制。以嫡长制为主要精神的宗法。这种封建家族制度建立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以父亲长为至尊，以血缘为纽带，以同族大家长为核心的封建家族制度。在这种家族制度下，与封建伦理制度和儒家学说相结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宗法伦理体系。因此，家族主义是由宗法制度演变而来的家族制度。 家族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民众大多以家族为本位，家族对个人的教化是潜移默化的，而封建国家法律思想，纲常礼教又在润物细无声中引导、规范着家族主义，因此，家族主义和封建国家的法律是相辅相成，相互配合，共同维护封建秩序的。 家族主义对于封建国家统治来说利大于弊，封建统治存在二千于年，与其对家族主义的维护是分不开的。当前，我国改革逐步深入，家族主义观念虽然弱化了很多，但是在少数边远地区，仍存在家族本位为主的村落，这些地区，一个家族往往占据了村落主要地盘，他们有自己的家法族规，与我国当下法治有不相融之处。那么，如何处理这种冲突就显得犹为重要。国家法律是根本，但是生硬地运用只会带来更大的冲突，反而激化了矛盾。只有逐步加大法制宣传，提高民众法律意识，培养民众的法律情怀才是根本之道。这条路显然任重而道远，须国家和社会大力支持，相信会有一个很好的法治社会的到来。 我是搜来的 ，网上或者图书馆又很多关于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自己整理下吧 有个提纲就行了
写作思路：
以工业革命后英国家庭的变化为主题，突出工业革命的变化，结合个人感悟。
正文：
在工业革命前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由于金属工具的出现和原始农业、原始畜牧业的发展，男子从事农业、畜牧业、制陶业，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提供者，而妇女则被排斥于主要的生产部门之外，从事附属性的劳动和家务。
男子创造财富的能力增强，地位提高，自然就产生了统辖家庭的要求，子女继承父亲的血统、财产和权力。同时，伴随着生产劳动中性别角色的高度分化，妇女受到严格的人身隔离，她们的活动被限制在家庭之中，从而依赖于男子，从属于家庭。
自妇女从社会舞台退入家庭小圈子以来，她们便一直视家庭为其唯一生存支柱，生活的核心，因此家庭的地位与作用成为妇女家庭观念的基础。也就是说，一旦妇女有了经济独立，不再从属于家庭，妇女的家庭观念必会随之产生变化。
所以，在这里我首先要谈的是工业革命将妇女由家庭带入社会，赋予其经济独立，对她们传统家庭观念基础的动摇。——这是妇女家庭观念发生变化的背景与现实基础。
工业资产阶级逐渐成为资产阶级的主导部分。在英国，工业无产阶级的历史是从18世纪后半期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到19世纪20年代，英国已有200万工厂工人和运输工人。无产阶级也正式形成。
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为了获取利润，无情地剥削无产阶级，尤其是对于童工和女工的残酷压榨，成为工厂出现初期的普遍现象。因此，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无产阶级一出现就开始了。此外，工业革命还促进了近代城市的兴起。
背景资料：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十年前，从农校毕业又回到农村，在远近有名的贫困乡镇工作。早期省道柏油路面贯穿所在地全境，乡镇所在地海拔650米，总人口1.2万人。十年前，我月工资165元，2002年956元。十年间，我上山下乡，走家串户，深切感受到了所在地悄然而又生动的变化。 ○村镇面貌：1992年，集镇老街破旧不堪，两旁是黑压压的“火柴盒”似的木瓦房。如今道路硬化、街道拓宽、楼房林立，集镇居民增多，2001年建成日供水千吨规模的自来水厂，足以保证适应集镇发展需要的生产生活用水；十年来，村民住宅拆旧建新面达25%，村村实现新建村部办公楼。 ○电话：1992年，在县城出现极少数“砖头”大哥大的时候，这里手摇电话还不比“砖头”多；1993年我单位用上了手摇电话，1994年程控电话开通，我和单位职工都成了第一批优惠用户；1997年我用上比现在手机还贵的BP机，后来，我又相继用上了模拟和数字信号手机，现在移动竞争对手联通也来了，农民用电话与城里人一样方便，想换就换，想打就打。最近，电信地下电缆工程完成建设，预计我们享受更优的信息服务将不会遥远。数字显示：十年来，电信部门在当地投资超过1000万元。 ○电气化：十年前，电路老化，电价居高不下，农民用不起电、偷电现象时有所闻；由于主干线经过隔壁乡一个村，经常造成“他乡一村停电我全乡黑暗”，此外，还因各种原因三天两头停电；1996年乡政府筹资500万元与隔壁乡合资兴建了全省乡镇自建规模最大的电站，并有了乡内变电站，1999年开始农网改造，2000年结束，实现同网同价，电价调低到0.4元/度，同时，改造了11公里高压主干线，结束了“黑暗”的历史。如今，农民开始普遍放心用电，在拥有电器“老三件”之后，又兴起使用家庭碾米机，2000-2001年全乡骤增500台，家庭普及率达45%。 ○广播电视：十年前，“开路”信号只能收看3套节目；1994年开始发展闭路电视，增加到收看12套节目；2000年实现与县、市光纤联网，能够收看包括中央台1-8套在内的28套节目；同时，已有40%的村实现与乡联网，同期收看丰富的节目内容。 ○农业：十年前，“山上林果竹、田里稻烟薯、家中菌渔牧”，发展小而全模式；1996年发展竹山养羊，建立了万只羊农科教示范基地，其做法上了中央电视台“农业教育与科技”栏目；后来，“瓜果能摇钱，放弃发养财”，大力发展毛竹、金柑、佛手瓜三大主导产业，建立了3.6万亩毛竹、1.2万亩金柑、12万藤佛手瓜生产基地，实现人均3亩竹、1亩果、10藤瓜，三大主导产业占农业比重68%，农业结构得到最优化调整，农民有了真正的“摇钱树”。 ○农民：科学意识和开拓意识增强，劳动者素质提高，普遍推广使用新技术、新品种，积极发展立体种养业，做好特色和品牌文章；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改变过去单独办市场的做法，1996年以来，政府牵头成立了农民营销协会，现已发展会员500名，带动和链接2200个生产大户，分别在杭州、上海等16个城市设立营销网点，年销售各类农副产品近2万吨，2002年被三明市政府评为“农业产业化市级中介组织”；2000年，另有30个农民自发到隔壁县发展杂交水稻制种500亩，积极探索拓展发民空间。 ○教育：“在各村看得到最好的房子就是学校”，九年义务教育普及，“两基”验收达标，教育质量提高，电脑、外语即将进入小学教育课程；初级中学教育学生入学高峰期到来，小学撤校并校工程开始启动。 ○计划生育：计划外生育基本没有，婴儿出生率明显下降，2002年一孩出生率5.25‰，二孩出生率2.24‰，村均年出生9人。出生人口已不够村办小学的入学人数，从而促动小学撤校并校工程的实施。人口－－教育－－素质，已成为农民普遍关心的话题。 ○商店：1992年，以供销部门为主，有日用品、五金、农资、百货、饮食、机动车维护、裁缝和理发等，近年，供销门市部被个人承包，新增加服装专卖店5家，摩托零售店2家，杂货批发店3家、建材1家、手机店1家。 ○思想状态：像摩托车一样，原先不敢想，现已进入千家万户。十年前，谁也不敢想也想不到改革开放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如今，连农民都说：“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不敢想的”。自己修改一下！
在工业革命前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由于金属工具的出现和原始农业、原始畜牧业的发展，男子从事农业、畜牧业、制陶业，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提供者，而妇女则被排斥于主要的生产部门之外，从事附属性的劳动和家务。男子创造财富的能力增强，地位提高，自然就产生了统辖家庭的要求，子女继承父亲的血统、财产和权力。同时，伴随着生产劳动中性别角色的高度分化，妇女受到严格的人身隔离，她们的活动被限制在家庭之中，从而依赖于男子，从属于家庭。 自妇女从社会舞台退入家庭小圈子以来，她们便一直视家庭为其唯一生存支柱，生活的核心，因此家庭的地位与作用成为妇女家庭观念的基础。也就是说，一旦妇女有了经济独立，不再从属于家庭，妇女的家庭观念必会随之产生变化。所以，在这里我首先要谈的是工业革命将妇女由家庭带入社会，赋予其经济独立，对她们传统家庭观念基础的动摇。——这是妇女家庭观念发生变化的背景与现实基础。 工业革命首先给妇女走出家庭提供了特别机遇，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当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后，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便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3页。] 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妇女们开始大量被现代经济部门雇佣，她们开始获得一定经济权利，并在实际的工业生产中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机器上工作并不需要什么力气，但手指却必须高度灵活。随着机器的使用，手的灵活和肌肉的紧张逐渐被水力和蒸汽机所代替，这样很明显就愈来愈没有必要使用劳动力昂贵的男人，而是使用廉价劳动力——女工和童工，这也随之导致了妇女大量走向社会工作岗位。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在这里首先对当时的妇女就业情况作一简要说明。1851年英国进行了一次人口调查，大不列颠（不包括爱尔兰）10岁以上的人口有1576万，就业人口大709万，其中妇女就业人口243万，占就业人数的34.3%。而在纺织业和家庭服务业妇女更是占据了绝对优势。同年，如家庭服务业工人共103万，其中男工13万，女工90万，裁缝、女服裁缝、女帽匠，男女比例极为悬殊，男工494人，女工34万；洗衣业、花边制造业、杂役、草帽编制业、手套制造业等有工人32万，其中男工2万，女工30万。[克拉潘著《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北京商务出版社1974年版，第41——42页。] 各纺织部门更是妇女的天下，1839年棉纺织工厂里女工占总数的56.4%，[波尔特著《国家的进步》，第193页。] 毛纺织工厂女工占69.5%，丝织业工厂女工占70.5%，麻纺织工厂女工占70.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8页] 甚至在体力劳动的行业中也有女工的身影，根据1841年的数字，当时煤矿女工达到6000人。[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1页。] 以上数据充分证明了在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英国大量妇女由家庭走向了社会。 随着妇女走向社会，社会活动空间的不断扩大，其经济独立也日渐形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恩格斯的理论告诉我们，妇女降为第二性是从经济地位的丧失开始的。因此，妇女改变命运的入口也必须是参与社会经济活动。随着机器生产和低工资，促使资本家们在工业化过程中吸纳了成千上万的妇女涌入就业市场。而吸引妇女进入就业市场的最重要因素是工资。工资的获得意味着妇女经济独立，从而摆脱对男人的依赖，有了脱离家庭经济依赖的基础，并使她们有了自由支配劳动果实的权利。例如：出生于曼彻斯特的18岁姑娘简 L，动力织布机机工，看4台织机，一周挣16先令，交给她母亲7先令，剩下的9先令归她本人支配。[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 许多人将这笔钱花费在穿戴上，因为她们已拥有了属于她们自己的劳动报酬，理所当然花费在她们认为有用的地方，而不受任何人的约束和责备。如：简 L穿的长外衣用去一磅十六先令六便士，她的帽子用去一磅九先令。她戴丝手套，每副大约花一先令六便士。每年的鞋费大约十五先令。而丝织厂的女工比棉纺厂或织布厂的女工更会打扮。“她们许多人的确穿的很好也很漂亮，其外表之体面即使不超过也至少和成百上千的中等阶级的妇女不相上下。她们星期天穿的最好的服装都很时髦，只要哪里买得到，她们就去买，而且是由某个著名的懂得怎样把料子搭配得最美观的女裁缝做的。”[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 而另一些比较节约的女工，则可以存下一笔不小的数额作嫁妆。据估计，一个与父母住在一起的年轻女工，在16岁到25岁期间，积蓄可达100英镑。[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页。] 由以上妇女的工资开销，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妇女已开始重视自我，抛开对家庭的经济依赖，取而代之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独立。 经济独立是妇女家庭观念转变的物质条件，没有经济独立，其他所谓思想上的精神独立便无从谈起。从前，妇女“只能通过铁条阻隔的窗户窥视她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一角。她们竖起耳朵，如饥似渴想听到的只是男人口中传来的一点点知识。”[戴安娜 拉维奇编，林本椿等译《美国读本》下册，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67页。] 而现在，随着妇女对社会经济的直接参与，她们不必经过男性这个中间环节而与社会有了直接接触，随着她们社会活动空间的逐步扩大，她们的精神独立意识也在经济独立中孕育而升。 二 妇女独立精神意识的形成 妇女经济独立为其独立精神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妇女们走向社会，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她们拥有了属于她们自己的劳动报酬——工资。她们有了自己养活自己的条件，使之不再仅为家庭的附属品，摆脱了对家庭的经济依赖，有了经济独立，从而使之有了享有权利的基础。妇女们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果实，从而在其中产生了自立自主的独立意识。看看一位十八岁姑娘的服装帐单，再看看丝织厂和纺织厂的女工们在星期天的派头，（我在第一部分所列举），我们足可以发现妇女和姑娘们已开始在自己身上花费相当多的钱，她们对服装打扮的消费逐渐增多。[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 这说明了当时的英国妇女居然可以不顾家庭的过多束缚，来独立的为自己花相当多的钱。这表明了伴随其经济独立而来的是造就了她们的一种“独立人格”，亦即精神独立。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妇女认为，局限于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生活单调无味，缺少社会联系。最初，已婚妇女就业的核心动机还曾经主要是“为了家庭”（多数妇女是为了家庭的财政预算而工作，因为只靠丈夫会入不敷出）。而后来她们显而易见地将个人的动机放在了首位：越来越多的妇女声明，她们的目的是通过就业来保障属于自己的收入，保持对丈夫的相对独立性，获得从事职业的快乐或者保证由职业生活所产生的社会联系 同时，随着妇女走向社会工作岗位，她们从事的不再是没有社会经济价值的家务劳动，而是有酬劳动。社会以工资的形式对她们的劳动，乃至自身价值加以肯定。她们逐渐在社会工作中实现了个人价值，培养了成就主要依靠自己奋斗的自信心。而且工作中的妇女脱离了家庭，来到了人人平等的社会中，必会使她们在工作中形成一切依靠自己的自立感。而这种源自于工作中个人价值实现的自信与自立，必然培养妇女在家庭中的“自我意识”。不再一味的依赖家庭，而是以自我为中心形成独立的精神意识。 社会舞台造就了她们精神上的初步独立，而社会对她们新角色的有别于传统的要求，一步一步的加强了这种独立性。由于此时社会要求的改变，精神独立的英国妇女的社会角色也随之发生转变。厂主们对于女工是否承担家庭义务不感兴趣，他们决不会因为她们是孝顺女儿和贤妻良母而给以高薪。妇女此时的工作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劳动，而是深入到整个社会工作之中，并且以前家庭劳动的重要地位越来越有为社会工作所取代的趋势。家庭在妇女生活中的地位已绝对不如昔日了，她们生活的重心已渐渐偏向于社会，将其社会工作纳入其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妇女们开始越来越重视社会工作，以至于到了工业革命的最后时期，有些年轻未婚女性甚至到了即将结婚之时居然还不懂如何料理家务。要知道，料理家务可是传统社会中女性最重要的“必修课”呀！载于1833年《议会文件》中的一个片段中提到“让我们设想一下这些年轻妇女中的一位即将担任妻子、母亲、保姆、家庭主妇的角色——这些职责她承担起来，往往是过早而又不注意节约。她没有时间，没有条件，也没有机会去学家庭生活的普通事物；即使学到了这个知识，也没有时间去实践。”而对于已婚妇女而言“十二小时的劳动，加上离家路途往返的时间，因此年轻的母亲每天有十二小时以上不在孩子身边。”[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页。] 已婚妇女也不再那么重视家庭。总之，工业社会中的妇女不再是纯粹的家庭主妇，她们由家庭走向社会，因工作而获得精神独立，工作已渐渐取代了家庭在她们生活中的首要地位。 工业革命给英国妇女带来的精神独立与经济独立，对妇女而言，社会工作取代了其往日生活中家庭的基础性作用，改变了家庭的首要地位，从而动摇了妇女家庭观念的基础，使之家庭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三 妇女婚姻观与生育观的变化 婚姻观和生育观一直以来是家庭观念的重要部分。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使家庭受到社会工业化的冲击，家庭中夫妻趋于平等，妇女家庭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随之进一步所牵扯到的便是英国妇女的婚姻观和生育观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首先要谈的是当时妇女的婚龄和择偶问题。英国工业革命以前，妇女在获取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完全依赖他人，几乎不能自助，因此姑娘们纷纷渴望早早嫁个好丈夫。婚姻和生育是她们生存的需要。然而工业革命给妇女带来的经济独立使她们生存不再成问题。妇女经济上和精神上的独立使之不必为寻找一个家庭而被迫早婚。在女性中，无职业者和女佣结婚较早，教师和工人等有固定工作者结婚则相对较晚。这是因为，前者通常希望早组织家庭，以寻找经济上的依靠；而对于有固定工作的后者而言，她们的经济独立不仅可以维持她们的生存，而且可以使之在家庭以外的领域中找到她们施展才华的事业。总的来讲，此时的妇女已纷纷推迟结婚年龄，她们不再将婚姻作为其幸福的唯一归宿。婚龄推迟的另一个关键性因素则是当时妇女择偶观的改变。由于妇女们经济和精神上的独立，她们不再将婚姻仅仅作为其生存的基本，也不用再听命于父母家庭的支配，而是在能够自己谋生的自立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有了关于真正的“人”的意识，有了个人的情感。因此，此时妇女的择偶标准不再是由家庭的生产形式的需求和机会所决定，也不是为个人生存考虑，而是将配偶的选择取决于爱情的支配。她们在配偶的选择上更注重的是爱情、情感支柱、友谊和伴侣关系，这些均成为英国妇女们此时的择偶标准。当然，由于她们此时对自我情感的充分重视，对择偶的标准的改变，对婚姻的期望较高，也必然带来她们婚龄的推后及离婚率的明显上升。 在这里我想重点谈一下当时英国妇女的离婚问题。当妇女（同样也包括社会的另一半——作为丈夫的男性）对婚姻和家庭寄予的期望已经超出了保障生活的实际目的，而扩展成为对尽情享受的幸福之渴望的时候，在这种大为延长了的婚姻中，发生更为经常的和具有他种性质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了。解除婚姻的可能性的增加，主要基于经济的和与此相关的心理社会原因：在农业生产和小企业生产中由于生产资料的共有，人们不得不维系不幸的婚姻，现在，在这种生产条件下工作和生活的人越来越少。这里所涉及的群体，即农民和自主的企业所有者的离婚率最低，并与其他群体的差额颇大，男女农民实际上从不离婚。夫妻在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存在中愈少相互依赖，她们就愈有可能在婚姻不幸时考虑分居或离婚。所以，妇女一旦走上社会舞台，有了挣工资的工作时，就加强了她们在婚姻发生危机时分居或离婚的意愿，增大了经济上的可能性。因此，离婚最多的是受过中级的学校教育或职业教育，担任职员工作的城市妇女；离婚率最低的是那些没有职业的妇女。最终，不断减少或滞留在低水平上的户均子女数量更促进了离婚的意愿。因为，夫妻家庭中有了子女即削弱了他们离婚的主观意愿，也减少了离婚的经济可能性。就越来越广大的民众妇女而言，婚姻不再是以保障生存为目的的经济的结合，而是建立在婚姻伴侣对一种无上的爱情的关系的要求之上。当爱情越来越成为选择伴侣的决定性动机时，认为“爱情消失”的婚姻不再成为婚姻的观点逐渐得到了承认。妇女们想在婚姻中找到“非常的幸福”的渴望，尽管有种种威胁征兆，还是增长了。由此发展出了对婚姻中的情感保障、性生活幸福和亲密交流的要求。以往数代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市民所抱的希望，最多不过是“实际的”爱情以及共同的生存、财产和地位的保障。与之相比，新的要求是否可以实现，更是无可比拟的难以预见。把浪漫爱情当作唯一“合法”的结婚动机来进行的广泛宣传掩盖了一个事实，即浪漫爱情通常只能保持一定的时间。对于为了白发到老而缔结婚姻的设想，它似乎没有足够的承受能力。 因此，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妇女已摆脱由婚姻获得生存的命运，她们的自立使之可能甚至必然获得其婚姻的自由。 与婚姻同步的生育问题此时也在英国妇女的家庭观念中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农业社会中，家庭中的儿女是一个家庭中重要的劳动力，妇女也将多生孩子视为其骄傲的资本。然而，历来妇女因生育过多而遭受的身心痛苦也使新一代的女性望而却步。孩子的出生有使母亲失去生命的风险，更重要的是还会给她们带来失去工作的风险。因此，限制生育的观念在此时的英国妇女中形成，人们开始尤其是妇女开始关注各种避孕措施。如载于《共和党人》的理查德·卡莱尔的《爱情是什么》一文中大肆向当时的人们宣扬一种由欧洲引进的避孕方式，他在文中谈到：“当这里和别处一样，节制生育蔚然成风，大家都不再生育过多的子女时，男人就不怕娶妻子，人人都会早婚，淫乱就会减少，道德和宗教责任心就会提高。”[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8页。] 这表现出理查德·卡莱尔的进行节育的生育观，而其宣传在当时很受人欢迎以至于后来居然为一位牧师检举，载于《议会文件》G·S·布尔牧师的证词中写到： “问：你是不是知道在妇女当中流传着详细说明这种工具用法的印刷品或者书籍？ 答：我记得两年多以前，那时卡莱尔到我们地区来演讲，有人向我报告说，他出版过或推销过我们谈到的那一类书，但我找不到机会去加以证实，我只是听到有人报告而已。”[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5页。] 很明显，以卡莱尔的节育观极其行为来看，他是一位积极宣传避孕、节育的倡导者，而后来他的宣传居然受到当地牧师的不满和检举（因为节育是为中世纪基督教所不能容忍的）——这足以证明其宣传对人们特别是妇女所造成的广大影响；这也从彻面反映出当时人们特别是妇女对避孕节育这方面知识的了解的巨大需要。 所以，从上面两则彼此相关的材料中我们可以明显察觉到当时的人们特别是妇女生育观的巨大变化——冲出了教会所代表的中世纪生育观束缚，表现出新形势下的新观念，即要求并习惯于避孕和节育。 四 夫妻趋于平等现象以及夫妻平等感的产生 男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主要的是由双方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当妇女投身于家庭以外的社会领域，参加工作，参与交往，重新获得为家庭做出经济贡献的机会，自身价值相应得到提高。此外，在工业社会中，孩子不再像农业社会或采集、狩猎社会中那样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关于孩子的价值观的转变，有助于妇女摆脱生育的压力，从而可以比较自由地在家庭和社会上寻求新的角色。男女两性关系在社会、家庭领域中走向平等的趋势，改变着夫妻地位和相互关系。妇女参加工作，摆脱了经济上对丈夫的依赖，甚至有些除了养活自己外还补贴家用，男人甚至需要妻子儿女共同维持家庭。因此，毫无疑问，妇女的劳动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她们不再在家庭中处于屈从地位，家庭的平等性有所加强。 当时人们的思维仍然局限于传统家庭的定式，丈夫挣钱养家，妻子操持家务。在当时大多数情况下，女工结婚后多半会辞掉工作。表面上看起来，婚前是否进过工厂并无二致，但如果往下挖掘，不难发现尝过经济独立甜头的妇女，婚后对于这种地位的向往比起没有工厂经历的妻子要强烈得多。一些懂得自身价值的妻子，甚至会产生对琐碎家务的厌烦心理。她们自信能同男子一样获得生活资料，心理上与丈夫的平等感有可能产生。 有一种并不罕见的情况是，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后，丈夫工资不够一家开销，妻子往往会重操就业，进厂干活。而家庭中妇女地位变化最明显的，要算那些被称之为“头脚颠倒”的家庭，即妻子挣钱养家，丈夫失业在家干家务。一些工业部门使用机器后并不花费太多的体力和技巧，如纺织部门，主要看机器和接断头，妇女完全可以胜任。她们灵活的手指和敏捷的动作还胜男子一筹。女工比较听话，易于训练，所得报酬较低，例如，纺纱女工每周挣八、九先令，比男工少一半甚至三分之二。因此，一些适合女工劳动的行业，男工被排挤了。这从恩格思对英国工厂的调查可以看出：“在使用水力纺纱机的纱厂中只有妇女；在使用骡机的纱厂里只有一个成年男纺工和几个接断头的助手；在动力织机和粗纺机上工作的，有的多半是女工，有的则全是女工，男工只从事蒸汽机的管理、纺织机械的刷洗和维修，或当木匠、监工、看门工等，人数远比女工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27——428页。] 其结果，在一些丈夫找不到工作而靠妻子养活的家庭中，出现了男女传统位置的大错位。恩格斯说这样的家庭仅曼彻斯特一地就有几百户，兰开夏412个工厂中每个工厂都有两三户。不依赖丈夫而生活，对于妇女地位的提高是非常关键的。人类历史上之所以有过母系社会，就在于那时妇女的采集劳动是维持人们生存的主要手段，妇女是主要的生产力和生活资料的主要提供者，而在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后，妇女幸福的最大障碍也在于她们在获取生活资料方面不能自助。工业革命时期有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指出：“制造工业的发展和机器生产代替繁重手工劳动的一个巨大优点，在于它有利于妇女地位的提高。”[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页。] 社会学家古德指出：“假如其他条件相同，则男子与女子的收入愈接近，女子就会愈少依赖男子，…… 而妇女的经济实力愈强，发言权也就愈大。……”[W·古德著《家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11页。] 妇女家庭经济地位的提高从而为其夫妻平等感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在朋友来访时正在替妻子补袜子的男人说：“……我没有工作，已经三年多没有工作了，我这一辈子再也找不到事情了。……这地方女人和孩子有的是工作，可是就没有男人的工作。要找工作真比在街上拾100金镑还要难……。她早就成了家里的男人，我却成为女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1——432页。] 这男人的一席话充表现出“头脚颠倒”家庭中丈夫的无奈与沮丧，在他身上再也难以看到工业革命以前夫权的那种霸气了，以至于在家庭中无经济地位的他一个人在家给上班的妻子补袜子，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甚至是反的（而应是妻子为丈夫补袜子）。补袜子现象就表明了丈夫心中夫妻平等感的出现（而不再是如以前一样充斥于心的是作为丈夫在家庭中的权力和威严了），而第一次参加工作而见丈夫的无能的妻子对此也就更加敏感了。 在工业化的浪潮中，妇女通过就业得到了日益增长的财力，在家庭中取得了日益提高的经济地位，使平等主义在夫妻思想中均得到了接受。在这里我想对“夫妻平等感”加以总结，并予以细化。首先是家庭的财政管理，由于此时家庭中的妻子已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必然使之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上升。一方面她们享有了独立支配自己的劳动果实权利，她们可以用自己的收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穿戴打扮上的更加注意；另一方面，由于她们独立的收支来源，必然使她们在家庭的经济支配上占有一席之地，家庭的财政支配权不再仅仅属于丈夫，妻子们也相应得到一部分，并且会随着她们经济份额的增加而上升，甚至占主导。如在有些“头脚颠倒”的家庭（我在上一部分所列举），妇女就掌握着家庭财政的主导权。 其次，是家务和孩子的抚育问题。由于此时妇女的经济地位的上升，她们的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一部分，乃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妻子们已不能再成为完全的家庭奴仆：妇女们被卷入社会之中，她们有了自己的工作，她们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来顾及整个家庭的一切；同时，随着妇女独立精神意识的萌发，她们已不再依赖于丈夫，她们要求平等的情感，当然更不甘愿独自承担家务。由于以上种种因素，此时的家务劳动及子女抚养都不再仅仅压在妇女的身上，而是夫妻双方共同负担，共同享有家庭的权利、履行家庭的义务。因此，夫妻双方在家庭义务的履行上经济因素占有相当重要的因素。如我在本节开始部分所提及的“头脚颠倒”的家庭正是如此，由于男性就业的困难，妻子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丈夫便承担起（不论是自愿。还是不得已）家庭的家务。但是，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在当时以爱情为纽带的婚姻中，夫妻感情也在家庭义务的承担中占有一定的席位。 所以，随着工业革命对家庭的冲击，家庭双方关系——夫妻地位也发生显著变化，夫妻逐渐趋于平等，这一事实也必然造成夫妻平等感在英国普通妇女心中的产生。
妇女由家庭走向社会及其经济独立 在工业革命前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由于金属工具的出现和原始农业、原始畜牧业的发展，男子从事农业、畜牧业、制陶业，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提供者，而妇女则被排斥于主要的生产部门之外，从事附属性的劳动和家务。男子创造财富的能力增强，地位提高，自然就产生了统辖家庭的要求，子女继承父亲的血统、财产和权力。同时，伴随着生产劳动中性别角色的高度分化，妇女受到严格的人身隔离，她们的活动被限制在家庭之中，从而依赖于男子，从属于家庭。 自妇女从社会舞台退入家庭小圈子以来，她们便一直视家庭为其唯一生存支柱，生活的核心，因此家庭的地位与作用成为妇女家庭观念的基础。也就是说，一旦妇女有了经济独立，不再从属于家庭，妇女的家庭观念必会随之产生变化。所以，在这里我首先要谈的是工业革命将妇女由家庭带入社会，赋予其经济独立，对她们传统家庭观念基础的动摇。——这是妇女家庭观念发生变化的背景与现实基础。 工业革命首先给妇女走出家庭提供了特别机遇，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当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后，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便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3页。] 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妇女们开始大量被现代经济部门雇佣，她们开始获得一定经济权利，并在实际的工业生产中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机器上工作并不需要什么力气，但手指却必须高度灵活。随着机器的使用，手的灵活和肌肉的紧张逐渐被水力和蒸汽机所代替，这样很明显就愈来愈没有必要使用劳动力昂贵的男人，而是使用廉价劳动力——女工和童工，这也随之导致了妇女大量走向社会工作岗位。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在这里首先对当时的妇女就业情况作一简要说明。1851年英国进行了一次人口调查，大不列颠（不包括爱尔兰）10岁以上的人口有1576万，就业人口大709万，其中妇女就业人口243万，占就业人数的34.3%。而在纺织业和家庭服务业妇女更是占据了绝对优势。同年，如家庭服务业工人共103万，其中男工13万，女工90万，裁缝、女服裁缝、女帽匠，男女比例极为悬殊，男工494人，女工34万；洗衣业、花边制造业、杂役、草帽编制业、手套制造业等有工人32万，其中男工2万，女工30万。[克拉潘著《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北京商务出版社1974年版，第41——42页。] 各纺织部门更是妇女的天下，1839年棉纺织工厂里女工占总数的56.4%，[波尔特著《国家的进步》，第193页。] 毛纺织工厂女工占69.5%，丝织业工厂女工占70.5%，麻纺织工厂女工占70.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8页] 甚至在体力劳动的行业中也有女工的身影，根据1841年的数字，当时煤矿女工达到6000人。[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1页。] 以上数据充分证明了在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英国大量妇女由家庭走向了社会。 随着妇女走向社会，社会活动空间的不断扩大，其经济独立也日渐形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恩格斯的理论告诉我们，妇女降为第二性是从经济地位的丧失开始的。因此，妇女改变命运的入口也必须是参与社会经济活动。随着机器生产和低工资，促使资本家们在工业化过程中吸纳了成千上万的妇女涌入就业市场。而吸引妇女进入就业市场的最重要因素是工资。工资的获得意味着妇女经济独立，从而摆脱对男人的依赖，有了脱离家庭经济依赖的基础，并使她们有了自由支配劳动果实的权利。例如：出生于曼彻斯特的18岁姑娘简 L，动力织布机机工，看4台织机，一周挣16先令，交给她母亲7先令，剩下的9先令归她本人支配。[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 许多人将这笔钱花费在穿戴上，因为她们已拥有了属于她们自己的劳动报酬，理所当然花费在她们认为有用的地方，而不受任何人的约束和责备。如：简 L穿的长外衣用去一磅十六先令六便士，她的帽子用去一磅九先令。她戴丝手套，每副大约花一先令六便士。每年的鞋费大约十五先令。而丝织厂的女工比棉纺厂或织布厂的女工更会打扮。“她们许多人的确穿的很好也很漂亮，其外表之体面即使不超过也至少和成百上千的中等阶级的妇女不相上下。她们星期天穿的最好的服装都很时髦，只要哪里买得到，她们就去买，而且是由某个著名的懂得怎样把料子搭配得最美观的女裁缝做的。”[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 而另一些比较节约的女工，则可以存下一笔不小的数额作嫁妆。据估计，一个与父母住在一起的年轻女工，在16岁到25岁期间，积蓄可达100英镑。[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页。] 由以上妇女的工资开销，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妇女已开始重视自我，抛开对家庭的经济依赖，取而代之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独立。 经济独立是妇女家庭观念转变的物质条件，没有经济独立，其他所谓思想上的精神独立便无从谈起。从前，妇女“只能通过铁条阻隔的窗户窥视她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一角。她们竖起耳朵，如饥似渴想听到的只是男人口中传来的一点点知识。”[戴安娜 拉维奇编，林本椿等译《美国读本》下册，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67页。] 而现在，随着妇女对社会经济的直接参与，她们不必经过男性这个中间环节而与社会有了直接接触，随着她们社会活动空间的逐步扩大，她们的精神独立意识也在经济独立中孕育而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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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
【摘 要】20世纪不仅是五千年古代文明历史的中国迈向近代文明的转折点，也同样拉开了近代妇女解放的幕帘。随着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启蒙，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中国妇女逐渐找到了自身发展解放的道路。到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开始蓬勃发展，使得妇女从传统的束缚里解放出来。所以说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傅立叶“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以及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在五四运动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于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一、原因背景
众所周知，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妇女这样一个群体，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这样一套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长期压迫和束缚着她们。在没有被教育的情况下，政治方面失去自由，经济方面不能独立，妇女仅仅成为了男人的附属品，生活苦不堪言。
近代以来，我国许多有识之士在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上进行了不屑的努力。辛亥革命时期，我国妇女就已经参加一些解放运动，但是这个阶段的运动总体来说比较零星分散，没有找到真正解放的道路，只是有了朦胧的初步认识，使得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有了一定的基础。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却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接着新文化运动伴着“民主”与“科学”的浪潮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开始对旧的伦理道德做出猛烈的抨击，这中间就有对于压迫和束缚妇女的关于旧有观念的批判，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的《一九一六年》一文中指出：“妻子不是丈夫的附庸品，号召女青年通过奋斗来脱离附庸品的位置，恢复独立自主的人格。”?战士们同样不惜笔墨，将西方关于女权运动的迅猛发展详细地介绍给中国的妇女，希望她们能够更好地树立人格，打开自己的眼界学习西方，摒弃自卑的心理，投入运动，更好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热情地呼唤着广大妇女们思想觉醒，“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到―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
二、表现特点
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妇女的思想和行为从传统束缚中得到解放在五四时期尤为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
包括在校的女大学生在内的广大妇女，之前所受到的思想教育都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等旧有的思想观念，束缚着妇女对于自身幸福的追求，使得她们的身心无法得到更好的发展。五四运动的爆发，上海女学生在听到北京学生上街游行却有学生被捕的消息后，务本女子中学、勤业女校等在内的6个女校的女生积极参与起草了上海学生致北京政府的电文，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并呼吁北京政府“本公理人道，将被捕学生释放，以安人心，以弥祸变，毋任感祷。”部分女大学生忍耐不住心中的烈火，在当天晚上不顾学校的规章制度一齐冲出学校，在监狱外面示威甚至表示出了可以与男学生一起坐牢的态度，以此向当地政府做出反抗。这便为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迈出了第一步，激起了妇女的爱国情操。在此同时，新民学会和觉悟社勇敢地破除封建陈规，在男女之间建立了一种平等互助互敬的关系，这种创举也有力地冲击了“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鼓励了青年的男女走出家门到社会上进行锻炼，进一步恢复了妇女正当的交际权利。不可否认的是，五四时期的打破传统男女观念，男女社交公开是极其有限的，不管是在地域方面还是在人的阶层方面都是有限的，但封建的藩篱一经冲破，封建礼教再也不可能恢复它无所不至的权威地位了。
(二)反对妇女传统的贞洁观念
1918年5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4卷5号刊登了周作人翻译日本谢野晶子的文章《贞操论》。《贞操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激起千层浪，在封建社会规范的严密控制下，为生活在底层的妇女争取应有的权利。女人是半边天，如果妇女没有解放，用李大钊的话来说时“半身不遂”。李大钊同样号召妇女解放，尤其是在鲁迅1918年7月所写的《我之节烈观》中通过提问的方式表达了“表彰节烈”是在“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里”形成的。胡适也认为中国法律关于贞操问题的规定都没有成立的理由，他说：“以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⑧我国传统社会“三纲”中有“既嫁从夫”这样的一种观念，所说的“嫁”就是指女子与丈夫结婚以及女子与未婚夫去订婚，这样情况下，女子成为“人家之人”。据此，胡适提出了几条引申意见：“男子对于女子，丈夫对于妻子，也应有贞操的态度;男子做不贞操的行为，如嫖妓娶妾之类，社会上应该用对待不贞妇女的态度对待他;妇女对于无贞操的丈夫，没有守贞操的责任，社会法律既不认嫖妓纳妾为不道德，便不该褒扬女子的‘节烈贞操’”。
(三)争取男女教育平等权利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所以很少有女子去读书识字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这样的一种状况，1919年邓春兰、谢楚祯作为进步女青年先后用书信告知北大校长蔡元培，代表妇女要求解除女禁，实行男女同校，表达自己的愿望。胡适也为此专门写下《大学开女禁的问题》，文中具体阐述了男女同校的种种好处，这样一种男女教育平等的思想，实际上是要提高妇女的自身素养，使男女平等受到现代化的教育和充足的知识滋养，从而完善半边天，在社会上谋取自己的职业。在这样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女子争取教育平等权利初见成效。1920年春，北大招收了9名审查合格的女旁听生，开了男女同校的先例，课程内容同样实现了平等。此后，各地纷纷效仿，一些相对进步的社团也打破男女界限，开始吸收女性成员。可能这一时期能接受教育的女性总体来说依旧微乎其微，但这一阶段性的成果为男女职业平等、女子经济独立开创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妇女解放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反抗中国传统，争取教育平等的行为是一种既对自己也对社会的挑战，再现了五四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
三、五四时期妇女运动影响
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解放了中国传统思想，充分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关于妇女运动的方向，同时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妇女解放的理解。不仅仅是在少数的上层知识妇女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也是帮助一批知识女性自觉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观作为理论武器，从而武装了我国早期出具共产主义思想的领袖，更为广大下层妇女所接受，为妇女解放运动朝着更为正确的轨道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当今社会下，也为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实现女性与男性、社会、家庭的协调一致的共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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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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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文联.“五四”思想界对封建贞操观的批判[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7(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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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公元1840-1949年)中国近现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 中国近代史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中国近现代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鸦片战争前，中国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制国家。但由于清王朝这个封建地主政权腐朽没落、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逐渐落后。所以封建制度已危在旦夕。由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英国借机侵略中国,但其实质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向中国走私鸦片，以扭转中英贸易逆差.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从此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大量输出商品和资本，逐渐冲击着中国封建经济。1840年，大英帝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场场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灾难。近百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发动过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战争。有公然入侵，也有不宣而战；有单独入侵，也有合伙劫掠，强迫中国签订了数以千计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扶植封建势力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蚕食和鲸吞中国领土；出兵控制，窃取中国军事要地；划分势力范围；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施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通过战争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烈动荡，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人民为摆脱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长时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1840年以来，亡国灭种的危机一直威胁着千年古国。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魏源等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1851年，洪秀全领导号召农民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53年春，太平军占领南京，把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农民政权，同清朝对峙。1856年，太平军摧毁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之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1864年夏，洪秀全病逝。不久，天京沦陷，太平天国运动失败。1856年,英国提出修改中英《南京条约》，但遭清政府的拒绝.英国借此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英法联军出兵侵略中国,美俄是帮凶.虽然第二次鸦片战争与鸦片无关,但其实质与鸦片战争一样,因此叫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朝廷被迫于1858年先后与俄（6月13日）、美（6月18日）、英（6月26日）、法（6月27日）签订《天津条约》，与沙俄签订《瑷珲条约》。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攻占天津,一路烧杀抢劫,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让他的弟弟恭亲王奕欣担任议和大臣,留守北京。接着英法联军洗劫并焚毁了北京西郊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占领了北京。并强迫清政府签定《北京条约》。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以奕��为首（曾国藩、张之洞等）。发展中国军事、民用、教育等，中国资产阶级产生并且有所发展。创办首个（陆续多批）近代企业1883—1885年，中法战争，签定《中法新约》，标志着中国西南的门户被打开了。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失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1900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起义,维护在中国的利益,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沉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但因为政治上的软弱，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进行了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1919年初英、法、美等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巴黎和会”。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出席“巴黎和会”。但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的合理要求被拒绝。消息传至国内，群情激愤。5月4日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北京学生们喊着“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外争国权 内惩国贼”的口号涌上街头，6月初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在这个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李达等代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途因有法国特务监视，转入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举行），中国共产党诞生了。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统治，进行工农武装革命，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全国主要矛盾。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中华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四个阶段，终于在1948年推翻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协会召开，标志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成立了!!!历史启示: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伟大胜利。 历史不应该忘记，历史也不应该被忘却。 从幼时发蒙那天起，重复在我耳畔的，便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道德逻辑，而正视如钉在板上的历史，更多的却是与长年所习教义不甚一致的悲剧。为了到哪都说不清白的毒品走私，竟明火执仗地打上人家，天下邪恶之最，可居第一；把图财害命的强盗拒之国门之外，应是最天经地义的正当之举，可结果总是邪恶者揣着占地索款的条约凯旋，正义者屈辱地舔怃着流血的创伤。广大农民为获得生存的空间，衣食的饱暖，揭橥天下第一家，共享太平的义旗，也是顺呼天而应呼人之事；而为了少数人的骄奢淫逸，把万千生灵残杀在血泊之中，这与正义何其相悖，可是道德逻辑依旧没有显示灵光。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当历史把无情的事实揭示给我们时，也把答案藏在了其中。倘若，我们了解到在中英对持的剑拔之际，道光帝向大臣们提出的无知疑问；道光帝得知英国女王自择配偶，大笑夷蛮之邦不懂婚姻大事需遵父母之命；讨英大军的主将向巫师讨教，用妇女便尿的马桶，破英军“妖术”（即新式枪炮），就会得到这样的启迪：命运操在愚昧腐朽统治者手中的民族，是连正义的战争也是打不嬴的。同样当我们看到约束士卒分男营、女营，不得过夫妻生活的洪秀全，自己却妃子萦绕；北伐失败，西征未达预期目的，而劝诫他人不能凌夺斗杀的“上帝家族”成员们，却已经为争万岁的名分刀枪相向;天国后期的大政,掌握在洪秀全两个贪鄙嫉贤的长兄和一个女官总管手中,就会认识这样一个道理:不超越自己的敌人,就别指望得到胜利之神的青睐,由农民领袖导航的战船,无法冲出封建的旋涡,到达解放的彼岸. 八十年代以来,很多青年人怀着兴国的责任感,穷诘这样一个问题,即雄踞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曾以悠久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进程施予了极大影响,为什么在近代会落伍,使近百年的历史充满屈辱.当一个民族以文物礼仪隆盛的“天朝上国”自居,深闭固拒,夜郎自大,就会使往昔的荣耀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滞缓本民族继续迈进的步伐。流动的历史,不等待任何一个民族,你耽于“十全武功”、“万国向化” 的旧日迷梦,人家却经历了文艺复兴产业革命和政治变革,当这个人类发展最新阶段赢得历史的恩宠时,一切蹒跚其后的民族,便面临被征服的命运. 但历史有时强加给一个民族的命题是不容选择的,要摆脱敌人的奴役,首先要国强.但是,国人认识这一点时,却走过了曲折的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中华民族总在惨遭劫难之后,才省悟奋起。好在有成千上万的爱国者,为寻求救国真理前仆后继,执着地求索,他们或许过于轻率但却不乏清醒,他们或许还带着未开化的愚昧但却不缺少睿智,他们或许过于轻信但绝不怕牺牲,他们在困惑中奋斗,在徘徊中探索,在曲折中前进,从而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种下了契机。 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回顾近百年来中国人的奋斗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与这一时期相比较——困惑与希望的交织,污秽与崇高的辉映,黑暗与光明的搏击,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而又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我们作为新世纪的接班人,必须从现在起,以过人的努力,超常的毅力,去发奋汲取文化知识;以求实的态度,务实的作风,去勇于参与社会实践;以开拓的思路,创新的理念,去探求人生的新境界,长大后为祖国、为社会、为人民做出贡献。想写论文不一定要照抄，你可以结合我给的资料吧它转换为自己的话就是自己写的论文了，其实论文与作文没什么区别，最大的不同在于论文只要你说的正确就可。稍微加点自己的看法，套点史实。所以自己去加油吧！你一定可以自己写出满意的文！
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论文。中国近代发展的很好，而且越来越好。
中国近现代史，是指中国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的170多年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和仁人志士为救国存亡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性质转变，由封建社会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9年五四运动-1949新中国成立为现代
一、 封建统治下的传统婚姻在传统文化中，婚姻不仅仅是当事人，更是两个家庭甚至是两个家族的实务。所以，家庭夫妻关系的形成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准则，男女当事者个人，对自己的婚姻基本上没有选择的自由。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大多以“门当户对”或家庭经济情况为标准，对于年、貌、品、才，甚至身体状况，是不管的，更别提感情，青年男女毫无自主权可言。男女双方婚前可能都没有见过面，婚后的感情状况普遍不理想，没有建立在两情相悦的基础上的传统婚姻酿成了许多悲剧。在电视剧与文艺作品中，此类例子枚不胜举。清末的许多学者，都有过失败的第一段婚姻。传统婚姻中，早婚恶习，近亲结婚的习俗的风行。在清末社会，早婚有相当的普遍性，一般青年多在20岁之前完婚，甚至有“有年30抱孙子者，则戚族视为家庆，社会以为人瑞”，少年男女结婚带来的结果是身体易为情欲所伤，父母也不能给子女良好的家庭教育，给整体国民素质影响很大。近亲结婚，出于种种考虑，在偏远地区和皇族内甚为流行，给下一代的质量埋下了很大的隐患，严重影响国民素质。中国有漫长的封建历史，中国妇女一直生活在“三纲五常”的宗族制度之中和男尊女卑的传统伦理中，女子的婚姻全力基本被剥夺。蓄妾，三妻四妾，是旧时婚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社会贫富贵贱分化和阶级制度的在婚姻制度上的体现。男子可以退婚再娶，女子则不能退婚再嫁，这是封建婚姻的违反人道主义的平等的地方。二、 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婚姻状况的改变——传统婚姻制度与新式婚姻形式共存清末民初，新世纪初的婚姻在一片热闹沸腾的变革中开始。伴随着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展开了对旧时婚姻陋俗的大批判。在新婚姻观的引导下，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婚姻习俗开始出现了现代文明与自由的曙光。辛亥革命对传统的婚姻制度的冲击还是相当大的，近代留洋后回来的人带来的人人平等，妇女解放等新观念给城市的青年以重大影响，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也让众多的城市民众开始渐渐改变旧的观念，接受新式的婚姻顾念也开始成为新式婚姻制度的开端。青年男女开始先谈恋爱，再结婚。在大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受新式观念的影响，原来的旧的观念被渐渐摒弃，慢慢的解放天性，从自由恋爱开始，也接受一夫一妻制度，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人。偏远乡村和传统的家族依旧是传统的形式。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的婚姻即为林觉民和梁启超两位家长包办的。 婚礼的形式开始从简，花费也节省了许多。旧式婚礼的程序极为繁琐，规范了所谓的“六礼”，作为婚礼必要的程序。民国早期，众多有识之士对此进行了猛烈地批判，尤其是在“五四”前后，于是婚礼形式上开始趋于简单，，“往往有借旅馆及青年社结婚者，此亦嫁娶从简之好现象也”。礼俗趋于简朴，摒弃旧婚俗的繁文缛节，更是社会趋于文明，合理的的具体表现，有利于社会风气的转变，也有利于社会进步。男女的婚姻的年龄也开始正常起来，早婚的现象变少，人们开始重视起自己的教育，事业和革命，结婚年龄从原来普遍的16,7岁到20岁出头，这是社会显著的进步，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下一代的质量。三、 建国后的婚姻状况和婚姻观念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国家一切都刚刚起步，当时急需一部法律为新的婚姻制度作为新的婚姻规范，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婚姻家庭领域内的反封建的民主改革，废除在中国已存在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婚姻陋习于是，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最初几年里，政治色彩颇浓而革命意义极大的《婚姻法》为中国人的婚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其颁布为起始，“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制”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一夫一妻制开始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开始在主流媒体的宣传中出现提倡“婚姻自由”，这一切都是过去的年代所没有的，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婚姻法》的颁布给中国的婚姻制度带来了质的改变，长足的进步。就在《婚姻法》颁布前一年，法国女权主义思想家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出版。藉这本女权主义的“圣经”，波伏娃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敬意，她坚信社会主义终将消灭男女不平等现象。当然，在这一时期婚姻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自50年代“反右”运动开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处于一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政治成为一切的主题，婚姻如是。其时所谓的“红五类”之间的通婚是理所当然的，而企盼改变命运的所谓的“黑五类”也无一例外地希望能与“红五类”联姻，以便借此获得免于政治迫害的身份条件。与政治条件相比，人们对财富、职业的要求似乎并不高。也许在那个均贫富已被制度化的时代，经济方面的任何期待都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人们连爱情也少有期待。爱人，首先应该是革命同志。1978年以后，政治权力与传统道德共同构建的社会监管体系日益松动，令置身其中的人们感受真切而又应接不暇。少了过度的政治负担，人们的婚姻重归朴实的爱情。1981年，新《婚姻法》颁行，将“感情破裂”规定为离婚要件，由此，中国人似乎开始意识到，爱情也是婚姻中颇为重要的东西。婚礼也跟上了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潮流，新人穿上了套装西服婚纱、喜宴排场越来越大，婚庆事业也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然而，进入新千年以后， 这是一个规范日渐模糊的时代。80后相继步入婚龄，成为这时期结婚的主力，此时的婚姻染上了80后鲜明的个性色彩-在中国，一些人的爱情开始以“无政府”的方式蔓延，正如罗素在半个多世纪前在《婚姻革命》里说的，“爱是一种无政府的力量，如果放任自流，它是不会安于法律和风俗所规定的范围的。”同时，随着物欲与自由主义的膨胀，结婚的决定开始掺杂着更多无关爱情的考量??四、总结婚姻家庭制度是指被一定社会所公认并被人们普遍接受和遵循的婚姻家庭关系的规范体系，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始终受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发展所决定。可以说，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发展根本上推动了婚姻制度和婚姻观念的的变迁，当然这不是唯一因素。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婚姻制度的未来做准确预知，但是纵观变迁，我们并且发展趋势将是趋于合理与完善。 不能说着将最终决定于经济基础，
古代（先秦——1840年）近代（1840——1911年）现代（1911年——1949年）当代（1949——1979——现在）
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通过夏、商、周三代，尤其是通过周代，基本上建立与固定下来，而到了秦、汉时期，则有进一步的发展。 一、婚龄 古人是主张晚婚的，认为一定要等性功能健全和发育成熟才能结婚。上一章虽述及《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女子二七天癸至，即十四岁始来月经；男子二八天癸至，即十六岁才开始遗精，如果这时“阴阳和”（即性交），则可能有子。但是这时性功能并未完全发育成熟，还没有进入合适的婚龄。女子要等到三 七二十一岁，始能“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男子要等到三八二十四岁，才能“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而长极”。所谓“肾气平均”，就是指性器官和性功能得到了均衡、正常的发展，性器官和性功能都比较成熟；所谓“真牙生而长极”，指人的最后一颗牙齿“尽头牙”长出，也表示人的身体已完全发育成熟。 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许多古代书籍中都提出过这个问题，在汉代与魏晋南北朝的许多学术书籍及医书中也强调这一点。 但是，到了汉朝，这“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的理论在实践中受到了一些冲击，有一些行不通了。例如《论衡·齐世篇》中说：“《礼》虽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张设，未必举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 这种状况和封建社会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男子早娶则家中较早地增添劳动力，似对发展一家一户的生产有好处；另外，封建的宗法制度十分重视子嗣，早娶则可能早得子、“早得福”。所以，虽然有些有识之士反对这种早婚现象，但收效不大。例如，汉朝有个学者叫王吉的说：“夫 妇，人伦大纲，天寿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 社会生活中有许多现象、民间有许多做法都源自经济发展需要，它是一些十分现实的问题，带有很强的现实性；而科学理论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带有很强的预见性。预见与现实之间往往有矛盾。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都会遇到这类问题。对此，固然一方面要教育，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经济上彻底解决，这当然不是一朝 一夕的事了。 汉代早婚现象的兴起，王室与民间皆然。查考《汉书》、《后汉书》，男子从十五岁至十八岁初婚者都有。如《后汉书·灵帝记》：“建宁四年四月癸丑，立贵人宋氏为皇后。”灵帝于建宁元年即位，年十二，那么结婚时年十五。《后汉书·桓帝记》：“建和元年秋七月乙未，立皇后梁氏。”桓帝是十五岁即位的，结婚那 年应为十六岁。《隶释》十五金广延母徐氏纪产碑云：“收从孙，即广延，立以为后。年十八，娶妇徐氏。” 查考《汉书》、《后汉书》，女子出嫁从十三岁到十九岁的都有。如《后汉书·昭德马皇后纪》：“后从兄严不胜忧愤，白太夫人绝窦氏婚，求进女掖庭，由是选入太子宫，时年十三。”《汉书·外戚传》：“宣帝求得外祖母王媪。王媪家本涿郡蠡吾平乡，年十四，嫁为同乡王更得妻。”《后汉书·曹世叔妻传》：“作女 诫七篇，其辞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古诗《孔雀东南飞》：“十七嫁为妇，心中常苦悲。”《后汉书·光烈阴皇后传》：“更始元年六月，遂纳后于宛成当里，时年十九。” 需要提出的是，古人所统计的年龄，按中国旧俗为虚岁，即刚诞生就算一岁，诞生满一年即为两岁，所以实足年龄比上述的还要减去一岁。 男子相配，大率以男稍长于女为常。如《汉书·霍光传》：“光长女为桀（上官桀）子安妻，有女，年与帝（昭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盖内安女后宫，为婕妤，数月，立为皇后。”又《汉书·外戚·孝昭上官后传》：“昭帝始立，年八岁，安女入为婕妤，月余，遂立为皇后，年甫六岁。”这两段是说明了男女相差两岁，是为“相配”。民间也是如此，《后汉书·循吏·任延传》：“洛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龄相配，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 二、婚姻途径 在秦、汉、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由于距上古时期还不算很远，男婚女嫁还有一定的自主权，但父母之命已日益加强，夏、商、周时代那种在有的节日里“奔者不禁”之俗在汉民族中已基本绝迹了。 在《汉书》与《后汉书》上记载了这样几件事：《汉书·张耳传》：“外黄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父客谓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请决嫁之。女家厚俸给耳。” 《后汉书·梁鸿传》：“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聘之。” 在以上两个例子中，外黄富人之女尽管是他人建议，自己决定，但总是表明了对婚姻有一定的自主权。孟光之嫁梁鸿，不惟有眼光，而且是完全自主的。这种自主程度， 在宋， 明以后很少见了，即使有，也会受社会打击，被斥为“放荡”、“不规”、“有悖礼法”，而在汉代，还是时人异之，时人贤之的。 当然，以上这种现象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从秦、汉起，婚姻由父母决定，已逐渐演变为事物的主要方面。《后汉书·戴良传》：“良五女并贤，每有求姻，辄便许嫁。”这个父亲有支配女儿婚事之权，对外也比较好说话。可是也有不好说话的父母，如《汉书·淮阳宪王传》：“赵王复使人顾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许。” 《魏志·王粲传》：“粲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进以谦名公之胄，欲与为婚，见其二子，使择焉，谦弗许。”有时，长辈对子女亲事的看法有矛盾，但归根结蒂，儿女亲事还是取决于长辈。如《汉书·孝宣许后传》：“时许广汉有女平君，年十四五，当为内孝令欧侯氏子妇。临当入，欧侯氏子死。其母将行卜相，言当大贵，母独喜。张贺闻许啬夫有女，乃置酒请之，酒酣，为言：‘曾孙体近，下人乃关内侯，可妻也！”广汉许诺。明日，妪闻之，怒。广汉重令为介，遂与曾孙。”再如汉高祖刘邦当初娶吕后，也有类似情况。吕后的父亲吕公看到刘邦的相貌，很敬重刘邦，说自己相人多了，没有人能及得上刘邦，要把女儿嫁给他。可是妻子吕媪发火了，她责问吕公说：“你一直说我们的女儿要嫁个贵人，沛县县令来求婚，你都不同意，怎么许给了刘邦这个小子？”吕公说：“这种事女人不懂。”结果还是将女儿嫁给了刘邦。 有时，男女的婚姻还由别的亲属插手干预决定，当然这种亲属要比父母更权威。例如汉朝的陈平年轻时娶不起妻，户牖有个富人叫张负的，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陈平，感到陈平相貌很好，气度也了不起，于是就要把孙女许给他。这个孙女命不好，嫁一个丈夫死一个丈夫，共五次。可是，张负的儿子不同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 陈平，说陈平穷，又不干什么正事，县里不少人看不其他，为什么要把女儿嫁给他。但是张负认为此人不会没出息，最后还是把孙女许配给了陈平。 如果男女的婚姻不通过父母，或不从父母命，那么父母是十分生气的。例如汉朝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事就是如此。临邛的大富豪卓王孙有次宴请宾客，司马相如应邀出席，在席间弄琴。卓王孙新寡的女儿文君偷偷地从窗缝看司马相如，十分倾心，于是在夜里跑到司马相如处，两人私奔至司马相如的故乡成乡。司马相如家 境贫穷，徒立四壁。卓王孙为此事大怒，说：“这个女儿这么没出息，我不忍心杀她，但一分钱也不能给！”人们劝他，他终不听。 无论是男女自行择偶，还是父母决定，选择的标准有哪些呢？ 男方择妇，一是看重形相，当然所谓形相不光是美。汉朝有个有名的循吏黄霸，“少为阳夏游徼，与善相人者共戴出，见一妇人。相者言：‘此妇人当富贵，不然，相书不可用也！’霸推问之，乃其乡里巫家女也。霸即取为妻，与之终身。”二是看中女方的才。《华阳国志》卷十中说了这么一件事：“阳姬，武阳人也，生自寒微，父坐事闭狱。杨涣始为尚书郎，告归，郡县敬重之。姬为处女，乃邀道扣涣马讼父罪，言辞慷慨涕泣。涣恳告郡县，为出妻父，因奇其才，为子文方聘之。”三是看中女方的门弟，如《汉书·董贤传》说：“王闳妻父萧咸，前将军望之子也，久为郡守，病免为中郎将，兄弟并列。贤父恭慕之，欲与结婚姻。”还有贪慕女方家财的，如前面引述的陈平娶妻的事就是如此，陈平为什么接受张负这个守寡五次、人们都不敢娶的孙女呢？后人说是贪图岳家多财。 女家择婿，第一也是看男方形相，吕公之看刘邦，张负之看陈平，都是如此。《太平御览》 五百四十一引《吴书》 说到吴国有个有名的大臣陶谦年轻时的事：“陶谦字恭祖，丹阳县人。甘公出，遇之途，见其容貌，异而呼之，住车与语，甚悦之，因许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闻陶家儿游戏无度，如何以女许之？’甘公曰：‘彼有奇表，后必大成。’遂与之，后为徐州牧。”二是重男方之贤与才，古人对此是十分重视的，史书所载甚多，如《汉书·张耳传》：“父客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后汉书·公孙瓒传》：“瓒为人美姿貌，大音声，言事辩慧，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后汉书·列女传》：“勃海鲍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 宣尝就少君父学，父奇 其清苦，故以女妻之。”当然，少君之父是看中了鲍宣贫而好学，有志。《太平御览》五百四十一引《郑玄别传》云：“故尚书左丞同县张逸，年十三，为县小吏。君谓之曰：‘尔有赞道之质，玉虽美，须雕琢成器，能为书生以成尔志否？对曰：‘愿之。’乃遂拔于其辈，妻以弟女。”《华阳国志》卷十下说：“李燮，太尉固子也。父死时，二兄亦死，燮为姊所遣，随父门生王成亡命徐州，佣酒家，酒家知非常人，以女妻之。” 许多古人惜才、爱才，慧眼别具，识人于草莽之中，助人于穷危之际，这种赏识与帮助往往以联姻的形式出现，这种情况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没有什么不好。 在那个时代，联姻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如带有政治目的，为了某种政治关系而联姻。《史记》七《项羽纪》说：“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后汉书·刘植伟》：“时真定王刘扬起兵以附王郎，众十余万。世祖遣植说扬，扬乃降。世祖因留真定纳郭后，后即扬之甥也，故以此结之。” 在秦、汉之际，指腹为婚的事也始见端倪，此风盛行于后世。如《后汉书·贾复传》：“复兆与五校战于真定，大破之，复伤创甚。光武大惊，曰：‘我所以不令贾复别将者，为其轻敌也。果然失吾名将！闻其妇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 总之，秦、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在婚姻的途径与目的上已日益鲜明地打上了封建社会的烙印：家法与父母之命越来越起作用，而门第之见也开始产生，从前面所引述的许多事例来看，门第相当的所占比例不少，这种重门第、重等级之风是封建社会的特征，而到魏晋之时达到顶点。当然，也有许多女家不嫌男方卑贱与 贫穷以女嫁之的事，一般说来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深入分析，其中有许多“此男当贵”，“此人必非终于草莽者”的看法与期望，带有一种以求有朝一日进入较高等级的希求。至于通过联姻以获取金钱还不太明显，陈平欲得五嫁夫辄死之女意在金钱，也只是后人的分析。古人联姻中以追逐金钱为目的的远不如今日，这可能是 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缘故。 三、婚仪 这个时期的婚仪沿袭过去的“六礼”，而且在贵族和平民中都日益普及了。如《艺文类聚》四十说：“纳采，始相与言语采择可否之时。问名，谓问女名将归卜之也。纳吉，谓归卜吉，往告之也。纳征，用束帛，征成也。请期，请吉日将迎，亲谓成礼也。 但是，这一时期的“六礼”比之于古之“六礼”，繁缛得多，奢侈得多，以此来显示地位与财富，是封建社会的特点之一，淳朴的古风已逐渐丧失殆尽。例如，从汉朝起，百官纳采，用玄纁、羊、雁等礼物凡30种。《通典》五十八对此作了较详细的描述： 后汉郑众百官六礼辞大略同于周制，而纳采女家答辞，末云：奉酒肉若干，再拜反命。其所称前人，不云吾子，皆云君。六礼文皆封之，先以纸封，表又加以皂囊，着箧中，又�皂衣箧，表讫，�大囊表之，题检文，言：谒表某君门下。聘礼物凡三十种，各有谒文，外有赞文各一首。封箧表讫，蜡封，题用皂帔盖于箱中， 无囊表，便题检文，言：谒箧某君门下，便书赞文，通共在检上。礼物：案吕玄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苇、卷柏、嘉禾、长命缕、胶、漆、五色丝、合欢铃、九子墨、金钱、禄得香草、凤凰、舍利兽、鸳鸯、受福兽、鱼、鹿、鸟、九子妇、阳燧。 以上这些礼物都要写上讨吉利的谒文，表明它一定的含义，这些谒文还表明当时人们的伦理观念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通典》五十八记载的是： 总言言物之印象者，玄象天，纁法地。羊者，祥也，群而不党。雁则随阳。清酒降福。白酒欢之由。粳米养食。稷米粢盛。蒲众多性柔。苇柔之久。卷柏屈卷附生。嘉禾须禄。长命缕缝衣。延寿胶能合异类。漆内外光好。五色丝章采，屈伸不穷。合欢铃音声和谐。九子墨长生子孙。金钱和明不止。禄得香草为吉祥。凤凰雌 雄伉合俪。舍利兽廉而谦。鸳鸯飞止须匹，鸣则相和。受福兽体恭心慈。鱼处渊无射。鹿者禄也。鸟知反哺，孝于父母。九子妇有四德。阳燧成明安身。又有丹为五色之荣，青为色首，东方始。 至于聘金，即纳征钱，是越来越豪华奢侈，甚至达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汉官仪》说：“皇帝聘皇后，黄金万斤。”《汉书·王莽传下》说：“进所征天下淑女，立杜陵史氏女为皇后，聘黄金三万斤。”《后汉书·献烈梁皇后纪》说：“于是悉依孝惠皇帝纳后故事，聘黄金二万斤。”《宋书·礼志》说：“尚书朱整议： 汉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马四匹。”《汉书·淮阳宪王传》说：“赵王复使人顾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许。” 这种状况不仅在王室贵族中定为礼制，而且在民间也蔚为风气。如《汉书·陈平传》中叙述：“张负卒与女，为平贫，乃假贷币以聘。”由此看来，这种“门面”无论如何不能不要。《后汉书·任延传》中所述的任延因骆越之名不懂嫁娶礼法，就以官府的力量，按两千多男女的年龄差异，为他们配对。“其贫无礼聘，令长史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这也是风俗不可违也。 当时，不仅聘金甚巨，而且婚礼的其它方面排场很大。如《汉书·西域乌孙传》说：“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潜夫论》三《浮侈篇》说：“富贵嫁娶，车軿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 这种嫁娶侈靡之风在当时就为一些有识之士所反对。例如前面所述的那个戴良，“嫁女，以竹方笥为严器”，陪嫁的只是疏衣、布被、竹笥、木屐。还有前面说过的那位因清苦但好学而被人赏识、妻之以女的鲍宣在这方面作风也很好，其妻少君嫁过来时，装送资贿很丰厚，鲍宣很不高兴，对妻子说：“你生长于富豪之门，习惯于修饰、享受，而我是生活贫贱的，对这些礼实不敢当。”妻说：“我的父亲因为你品德作风好，才叫我嫁给你。我既然做你的妻子，总按你的意见办。”鲍宣高兴地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志同道合了。”这位妇女就把华衣美服与侍从都退回娘家，换上布衣，和鲍宣一起归乡里。当然，在那种社会里像戴良、鲍宣这种人 是不多的。 在当时，闹新房的风俗已经兴起，宾客们往往饮酒欢笑，言行无忌，如《群书治要》引仲长统《昌言》说：“今嫁娶之会，棰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趣之情欲，宜淫泆于广众之中，显阴私于族亲之间，污风诡俗，生淫长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断者也。”据记载，汉代汝南有个叫杜士的人娶妻，大家前来祝贺，喝了许多酒。 他的一个叫张妙的朋友在闹新房时开玩笑，把杜士捆起来捶20下，又把杜的手足高悬于梁，杜竟一命呜呼了。 四、几种值得注意的婚姻形式 秦、汉及以后的封建贵族、地主和前世以至封建社会的后世一样，多妻制颇为盛行，除正妻之外，还有小妾、少妇、傍妻、小妇、妾、下妻、外妇、傅婢、御平等许多名义，而且往往不止一人。如《汉书·元后传》：“王禁好酒色，多取傍妻。 ”《汉书·孔光传》：“时定陵侯淳于长坐大逆诛，长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长事未发觉时期去或更嫁。”《后汉书·梁节王畅传》：“臣畅小妻三十七人。”当时，如无子则买ae ， 在民间也是寻常事，如《意林》及《太平御览》三百八十八又三百二十六引《风俗通》说：“陈留有富室，公年九十无子，取田家女为妾。”九十 岁还要买小老婆，这是多么畸形与丑恶！ 这些情况，当然还是建立在男子统治与压迫女子、以女子为玩物的基础之上的。在这中间有许多丑闻秽事，如《汉书·王商传》：“耿定上书言：商与父傅婢通及女弟淫乱。 ” 《汉书·夏候婴传》：“颇尚平阳公主，主与父御婢奸，自杀。” 《汉书·侫幸传》：“张彭祖为其小妾所毒，薨。”《汉书·淳于考传》：“许皇后姊孊为龙额思侯夫人，寡居。长与孊私通，因取为小妾。”至于《后汉书·赵孝王良传》说：“赵相奏乾居父丧私其小妾，坐削中丘县。”这是因为在父丧期内还 娶小老婆，触犯了封建礼法中的大忌，所以才受到了降职的处分，否则，在封建社会中多妻是完全合法的。 婚姻形式中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重亲。重亲就是婚姻之家再结婚姻，即所谓“亲上加亲”。重亲可分三种：姻家恒为姻家，婚家恒为婚家，还有姻家、家互为的情况（指《仪礼士昏礼记》的说法，女氏称婚，婿氏称姻）。这种情况，按历史记载，多实行于王室、贵族，当然民间也有，只是未具体地记载于历史罢了。由于亲上加亲，就结成了一个个颇为复杂的关系网，如《汉书·文三王传》：“梁荒王嘉薨，子立嗣。荒王女弟园子为立舅任宝妻。宝兄子昭为立后。” 至于下面一种情况就更复杂了。《后汉书·耿弇传》：“父况，及况卒，少子霸袭父爵。弇卒，子忠嗣。忠卒，子冯嗣。冯卒，子良嗣，一名无禁，尚安帝妹濮阳长公主。……隃麋侯霸卒，子文金嗣。女金卒，子喜嗣。喜卒，子显嗣。显卒，子援嗣，尚桓帝妹长社公主。……牟平侯舒卒，子袭嗣。尚显宗女隆虑公主。袭卒，子宝嗣，宝女弟为清河孝王妃。” 这种“亲上加亲”的婚姻，其实质是为了双方在政治上、经济上相互扶持，相互利用，从而用重重的婚姻形式进一步巩固双方的关系。从这也可以看到，在封建社会中，尤其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婚姻很少是爱情的结合，往往是以家族利益为前提的。 由于“亲上加亲”，结成了十分复杂的关系网，婚姻有时是在同辈之间进行，有时却是在不同辈之间进行。这并不是由于疏忽，封建宗法制度十分严格，这是马虎不得的，只不过是家族利益超过了对辈份的讲究而已。 另外，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周制同姓不婚，而汉朝人结婚似不避同姓。 如《汉书·王诉传》：“诉薨，子谭嗣。谭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由此看来，王莽和其妻是同姓。又如《通典》：“吕后妹嫁于吕平”，也是如此。 用现代科学观点来看，同姓联姻，并非不可，因为同姓未必有多近的血缘关系。但汉代的不同辈通婚，尤其是血缘关系很近的不同辈通婚，如亲母舅娶外甥女、姨侄娶姨母、表侄娶表姑母等现象很值得分析。可以从政治利益高于一切来考虑，还可能是古代血缘婚的回光返照。 五、绝婚与改嫁改娶 汉代至魏晋南北朝之际，绝婚（即离婚）与改嫁改娶之事甚多。这种情况比较复杂，从中既可以看到封建礼法与贞节要求的萌始，可以看到男子以及整个宗法制度对女子的压迫，又可以看到在绝婚与改嫁改娶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度，这是显然不同于宋、元、明、清等后世的。 绝婚的第一种情况是男弃其妇，这样做有许多原因：一是无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当然是一件大事。“无子弃，绝世也”，这正是七弃（或七去）之一。《东观汉纪·应顺传》：“顺少与同郡许敬善，敬家贫亲老，无子，为敬去妻更娶。”其实，无子不一定是女方的问题，这实在是很冤枉的。 二是口舌之故，即女方说“错”了什么话，闹了些家庭矛盾。例如汉朝的那个陈平，年轻时是个浪荡子，不事生产，他的嫂嫂看不过去，说了些不好听的话，如“有叔如此，不如无有”等，陈平之兄知道后，就逐其妇而弃之。人云，这种做法也符合七弃（或七去）之一：“口舌弃，离亲也。”其实，这也是很不公正的。这 正像后来刘备所说的：“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犹可补，手足断安可续！”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宗法社会中，自然是如此。 三是盗窃。七弃（或七去）之一是“盗窃弃，反义也”。其实，这种所谓“盗窃”，往往不是什么大事。如《汉书·王吉传》：“吉少时学问，居长安，东家有大枣树，垂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吉后知之，乃去妇。”这棵枣树是邻家种的，枝果伸到王吉家来了，王吉的妻子摘了一些给王吉吃，结果王吉为之和她离了婚，这真是视婚姻为草芥，视女子为草芥。 四是女性嫉妒。七弃（或七去）之一是：“嫉妒弃，乱家也。”这样离婚当然有“充分理由”了。《后汉书·冯衍传》上说，冯衍娶北地任氏女为妻，任氏女又凶悍、又嫉忌，不许冯衍畜媵妾，而且虐待冯衍前妻所生的子女冯豹、冯姜，后来冯衍把她逐出了门。关于这件事，冯衍写了一封信给任氏女的弟弟任武达，说明原委，这封信在历史上颇为有名，人们常以此来教育女儿如何事夫，如何恪守妇道。 信云： 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妇之道，义有离合。先圣之礼，士有妻妾，虽宗之眇微，尚欲逾制，年衰岁暮，恨入黄泉，遭遇嫉妒，家道崩坏。五子之母，尚足在门，五年以来，日盛岁剧，以白为黑，以非为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无罪无辜，谗口嗷嗷，乱匪降天，生自妇人，青蝇之心，不重破国；嫉妒之情，不惮丧身。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于衍。醉饱过差，辄为桀纣，房中调戏，布散海外。张目抵掌，以有为无。痛彻苍天，毒流五脏，愁令人不赖生，念令人不顾祸，入门著床，继嗣不育，纺绩织纴，子无女工，家贫无僮，贱为匹夫，故儿之，莫不凄怆，曾无悯惜之恩。唯一起，武达所见，头无钗泽，面无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穷，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贩糖之妾，不忍其志。计妇当去久矣，念儿曹小家无他使，哀怜姜、豹，当为奴婢，恻恻焦心，事事腐肠，汹汹藉藉，不可听闻，暴虐此婢，不死如发，半年之间，脓血横流。婢病之后，姜竟舂炊，豹又触泥涂，心为怆然，编谷放散，冬衣不补，端坐化乱，一缕不贯，既无妇道，又无母仪，忿见侵犯，恨见狼藉，依倚郑令，如居天上，持质相劫，词语百东，剑戟在门，何暇有让；百弩环舍，何可强复；举宗达人解说，词如循环，口如布谷，县幡竟天，击鼓动地，心不为恶，身不为摇，宜详居错，且自为计，无以上书告诉相恐，狗吠不惊，自信其情。不去此妇，则家不宁；不去此妇，则家不清；不去此妇，则福不生；不去此妇，则事不成。自恨以华盛时不早自定，至于垂白家贫身残之日，养痈长疽，自生祸殃。衍以家室纷然之故，捐弃衣冠，侧身山野，绝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门，阖门不出，心专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这封信写得很生动，振振有词，凿凿有据，女方家族自然无话可说，当时的社会舆论也在冯衍这一边。当然，以今日的眼光看来，这也仅仅是一面之词，信中还不时流露出“大男子主义”的思想。可能，任氏女确有许多缺点，但触犯丈夫的统治权，不许丈夫纳妾，危及丈夫的“权利”与“利益”也是原因之一。 五是女方德行差。例如《华阳国志·广汉士女赞》说，有个叫汝敦的人，兄弟住在一起，父母有些遗产，嫂子很想独占，汝敦的妻子很贤惠，劝汝敦都给他们算了，于是汝敦把田宅、奴婢都给了兄嫂，夫妻俩搬出去住了。有一次汝敦在耕地时挖出了一件金器，妻子劝他送给哥哥，夫妻就一起去了。嫂子见他们来，以为是来 借钱的，不给他们好脸色看；后来知道他们来送金器，又高兴得手舞足蹈了。这时，哥哥感悟了，出其妻，把家财还给弟弟。从这件事看来，这位嫂子贪心，似乎是个“小人”，但这位哥哥也很差劲，弟弟与家媳让出父母遗产，他竟也全部接收，不以为愧了。后来，虽然感悟了，为什么马上和妻子离婚呢？自己能感悟，为什么妻子就不能感悟，为什么不帮助、教育她呢？这又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在作怪了。 六是女方不得于父母，即没有把公婆侍候好，或是公婆对媳妇有偏见。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后汉书·鲍永传》：“永事后母至孝。妻尝于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后汉书·列女广汉姜诗妻传》上说：“诗事母至孝，妻奉顺尤谨。母好饮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尝溯流而汲，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 ”这两件事都很不讲理，鲍永的妻子只是在婆婆面前喝骂了一条狗，就被离弃了。姜诗的妻子更冤，她本来对婆婆很孝，婆婆喜欢喝江水，她常走六七里路去汲江水，有一天刮大风，她没能及时返回，婆婆口渴了，只是为了这件事，就被离弃了，这是多么违背人情、人性！ 七是为了一时的政治关系而去其妻。汉朝大将班超就发生了这种事。《后汉书·班超传》说，当时有个大臣李邑初去于阗，畏敌如虎，又妒班超之功，于是上书皇帝诽谤班超，说班超拥爱妾，抱爱子，安乐
一夫一妻多妾，到一夫一妻外加根据个人能力的说不清楚多少个的三儿
你是不是巴中中学的哦 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发展及其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骤然增长，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占有全面的优势。在完成了由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转变之后，美国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上述优势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持续增长。从1955至1968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虽然在同一时期西欧各国和日本的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赶上了美国（法国为5.7％、联邦德国为5.1％、日本为7.2％、英国为2.8％），但是战后美国经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仍占有优势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美国经济曾经出现连续106个月的持续增长，这一记录直至90年代出现所谓的“新经济”之后才被打破。美国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优势地位的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战后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是表现在采取工业国有化的形式，而是运用财政和金融手段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进行干预。其主要特点是不断地依靠增加国家预算中的财政支出，依靠军事定货和对垄断组织甚至中小私营企业实行优惠税率来刺激生产，增加社会固定资本投资。虽然美国没有在战后实行工业国有化，其经济体制仍保持着较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是，美国联邦政府在战后对许多新兴的工业部门、重大科研项目、现代化公共设施进行大量的投资。比如美国政府对发展原子能工业的投资，从1945年至1970年共计175亿美元；对宇航工业的投资，从60年代末起每年投入50多亿美元。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战后科技革命的需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有直接的作用，然而，对新科技产业部门的投资风险高，因此战后美国政府就主动出面承担起对这些部门的投资任务。美国政府在战后对经济的干预还表现在，为了维持高出口水平，一方面在“援外”项目下通过国家购买进行出口，另一方面对某些美国产品的出口实行补贴。在“援外”项目下提供的出口在美国出口比重中，1949年占46％，50年代占30％左右，60年代占20％左右。此外，美国政府还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科研和教育网点，推行社会保障政策等，在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同时，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一系列新特点。首先，从50～6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个西方经济学家所称的“黄金时代”。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经过“黄金时代”的发展从1961年的5 233亿美元上升到1971年的10 634亿美元；1965～1970年美国的工业生产以18％的速度增长。1970年美国拥有世界煤产量的25％，原油产量的21％，钢产量的25％。1971年美国拥有汽车1.11亿辆，83％的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1970年美国农产品比1950年增长了2倍，一个农民能养活47.1个人。战后美国经济增长出现“黄金时代”的主要原因为：（1）上述已经提到的美国联邦政府对经济加强了干预；（2）为应付冷战而加强的国民经济军事化极大地刺激了经济的增长；（3）战后技术革命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4）利用战后的经济优势地位，扩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充分利用国外的廉价资源，其中特别是石油资源，从而极大地获取高额利润；（5）战后美国的国内政治局面相当稳定。其次，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渐向西部和南部转移。美国传统的工业区在东北部，随着战后新兴工业的迅速发展，没有传统工业负担的美国西部和南部，由于拥有新兴工业的原料——石油而特别适宜于诸如飞机制造业、石油工业和石油化工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西部和南部的新财团也骤然兴起，在经济乃至政治上与传统的东北部财团形成激烈的竞争。比如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的资本家，形成了加利福尼亚财团，控制了美国最大的银行——美洲银行；而南部的得克萨斯州由于战时石油开采和军事工业的扩建也形成了得克萨斯财团。加利福尼亚财团在50年代就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财团，其实力仅次于摩根财团和洛克菲勒财团。得克萨斯财团的实力虽然差一些，但是它经常和其他财团结盟与东北部的老财团如摩根和洛克菲勒财团展开对抗。美国西部和南部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西部和南部新财团的兴起，对美国的政治也产生巨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历届政府的大权主要由东北部的财团操纵，但是这种政治局面在战后开始发生变化，西部和南部的财团逐渐在政治上与东北部的财团展开竞争。美国的政治权力不再由“多雪地带”的东北部独占，西部和南部的“阳光地带”开始分享政治权力。再次，现代跨国公司在美国兴起。跨国公司在20世纪上半期就已出现，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早期的跨国公司还是以局部地区为重点，其经济实力和业务经营的多样化也没有达到现代跨国公司的地步。战后，现代跨国公司首先在美国获得空前的发展，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现代跨国公司首先在美国飞速发展的原因是：（1）美国在战后凭借其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掌握了世界经济的领导权。美国的垄断企业因此可以自由地向海外扩张，充分地利用全球资源和世界市场，通过直接投资，以投资代替出口，扩大并保持在世界市场上的绝对份额，从而赢得高额利润。（2）美国政府对待企业特别是对待大公司采取十分宽容的态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美国经历了三次企业兼并的浪潮。第一次兼并浪潮发生于 19、20世纪之交，主要为同一产业部门的大企业吞并小企业。第二次兼并浪潮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其特点是从控制生产开始，到控制原料的供应和加工，直至最终控制销售市场。第三次兼并浪潮就发生在二战后，从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其特点为混合合并，即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互不联系的企业进行合并和吞并，从而形成混合联合公司。这样的混合联合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是仅以争夺美国国内市场为主要目标，而是以世界市场为导向，为世界市场设计商品，根据全球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不同分布情况，同时在几个国家生产，并把自己的金融和销售战略瞄准世界市场。由此，通过战后混合兼并的美国大公司纷纷成为现代跨国公司。它们拥有巨额的资本、广泛的经营范围，并且其业务经营强调“全球战略”，因此可以获取庞大的利润。例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原先的主业是制造汽车，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公司除了制造汽车，还制造飞机发动机、洲际导弹、潜艇、宇宙飞船和家用电器等，并且在全球范围内设立子公司，形成全球性的生产和销售网络，以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60年代合并了120个不同的工商企业，并将业务扩展至全球，在海外的57个国家中建立150余家子公司，经营范围也扩大到面包和食品、人造纤维和纺织、建筑、旅游、印刷和出版、金融和保险等行业和部门，当然电话和通讯业依然是该公司的主业。最后，战后美国的经济危机的烈度大大减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末，美国没有出现过1929～1933年那样的经济大危机，但是曾经经历过5次经济衰退（或者可以说发生过5次一般的经济危机）。战后美国经历的第一次经济衰退是在1948～1949年，其间工业生产下降了8.3％，失业率达5％。第二次经济衰退从1953年8月延续至1954年8月，工业生产的幅度下降 9.1％，失业率达6.2％。第三次经济衰退从1957年7月起到1958年4月止，时间虽比较短，但是程度却比较严重，工业生产骤然下降13.5％，失业率高达7.5％。1960年2月到1961年2月美国发生了战后的第四次经济衰退。工业生产下降8.6％，失业率为7%左右。1969年10月到1970年11月美国发生了战后的第五次经济衰退。工业生产下降8.1%，失业率达7%以上。从上述一系列数字可见，虽然战后美国经济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周期性循环，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依然相隔一段时间就要出现一次，但是经济危机的烈度都不很大，比如工业生产下降幅度基本在10%以下，只有一次在13.5%，但恰恰这次持续的时间最短。另一方面，战后美国政府对经济危机都实行了一系列凯恩斯主义的反危机手段，即运用赤字财政，通过膨胀通货，刺激总需求，从而抑制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避免大量的企业在危机中倒闭，同时控制失业率的急剧攀升，稳定社会秩序。当然，美国政府的这些国家干预的办法，在解决危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债大增，通货膨胀有增无减，以至于积重难返，对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阿波罗登月计划”1959年，美国提出了“奔月”的设想，即“阿波罗登月计划”。1961年5月，美国总统肯尼迪批准了“阿波罗”计划。在1961年4月苏联宇航员加加林飞出了地球的43天之后，美国总统肯尼迪正式宣布：“美国要在10年内，把一个美国人送上月球，并使他重新返回地面。”这就是著名的“阿波罗计划”。阿波罗计划主要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水星计划”，即将宇航员送上太空，以测试人在太空中的活动能力。这项计划很快就成功了。1963年5月15日“水星1号”载人发射，飞行了34小时，绕地球21圈，宣告“水星计划”结束。第二步，是“双子星座计划”。这个计划有二个目的，一是测试人在太空中长时间停留可能引起的生理问题，一是将两个航天器在太空中对接，从而奠定登月技术的基础。该项计划实施得也比较顺利。1965年，“双子星座3号”飞船做了变轨实验；同年，“双子星座7号”和“双子星座6号”做了太空会合实验，双子星座号在太空中飞行了14天，宇航员的身体安然无恙。第三步，是“土星计划”，即制造能将载人飞船送出地球进入月球轨道的大动力火箭，最终完成登月计划。1965年4月，在冯．布朗领导下，研制出了“土星5号”火箭，它总长85米，竖起来有30层楼那么高，其第一级推力达3 500吨。“土星5号”是“阿波罗计划”中最关键的一环，它的出现标志着在运载火箭技术方面，美国已经超过了苏联。“阿波罗计划”终于可以实施了。阿波罗飞船由指令舱、服务舱和登月舱三部分组成。指令舱是飞船的核心部分，而且最终由它将宇航员送回地球；服务舱主要装燃料和宇航员的生活资料，包括氧气、食物和水；登月舱在登月时与母舱分离，宇航员由此登月。在美国宇航局组织下，动员了2万多家厂商，120多个高等院校和科研所，400多万人参加，开发项目1 300多个，共耗资250亿美元，历时9年，整个系统共使用300多万个零部件。1967年，因火箭发射台起火，3名宇航员死亡。美国东部时间下午1969年7月21日4时17分40秒，“阿波罗”在月面上“静海”西南部安全降落。阿姆斯特朗率先走出登月舱，一步一步走下了阶梯，在月球上留下了我们地球人的第一个脚印，他兴奋地说：“这一步，对一个人来讲只是一小步，而对整个人类却是一次飞跃。”奥尔德林紧跟其后也踏上了月球，他们在月球上微弱的引力下一跳一跳地走动，“这是一个荒凉冷寂的世界，没有生命，没有一些绿色，故乡地球像一个明亮的圆盘悬托在月球上林立的高山丛中。”他们俩将一块特制的金属牌竖立在月球地面上，并默念：“公元1969年7月，来自行星地球上的人类首次登上月球，我们为和平而来。”金属牌下放置了5位遇难宇航员的金质像章。他们在月球上逗留两个半小时，并将月球的电视照片送回地球，安放了3种科学实验仪器，采集了约五十千克月球上的石块和土壤标本。按计划，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两人驾驶“登月舱”离开了月球，与在空中等候的柯林斯驾驶的“哥伦比亚号”指令舱会合，并开始返回地球。24日，指令舱重新进入大气层，安全降落在太平洋上，“阿波罗”登月计划成功了。自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之后，美国又相继进行了6次登月飞行（阿波罗12号、13号、14号、15号、16号和17号），除了13号外，其他都获得了成功。前后共有12名宇航员在月球上作了较久的停留（总计302小时），利用“月球车”进行较远的探索，并搜集了365.9千克月球岩石和土壤标本。1972年12月，“阿波罗17号”执行了该计划中最后一次飞行。此后，人类又向着新目标迈进。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面临的经济难题1969年1月，共和党人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此时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处于转折时期。由于越南战争耗资巨大，加上长期赤字财政的后果开始显露，美国的国际收支恶化，通货膨胀不断加重，美元危机由此出现。1971年，美国出现了自19世纪末以来的第一次外贸逆差，由于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不断上升，不少国家的政府将大量的美元资产兑换成黄金，西方金融市场的投机商们乘机兴风作浪，抛出美元，购进黄金和正在升值的西德马克。1971年8月，为应付西方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西德马克所引起的美元危机，防止美国黄金储备的严重枯竭，挽救对外收支的困难局面，以及为对付国内的通货膨胀，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暂停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规定的以每盎司黄金换35美元的价格向美国兑换黄金，并且对工业产品的进口征收10％的附加税，这等于使作为外汇的美元贬值。当年12月，通过华盛顿货币协定，美元正式贬值7.8％，美国官方维持的黄金比价从每盎司35美元提高到每盎司38美元。1973年1月，新的美元危机再度爆发。2月2日美国再度宣布美元贬值10％，3月西欧各国对美国实行浮动汇率。至此，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宣告瓦解。1974～1975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削减石油输出量，造成油价飞涨，形成所谓的石油危机。石油危机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价格便宜的石油是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而一旦油价大幅度上涨，就立即打乱了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节奏，乃至引发经济危机。由石油危机所引发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首先从英国开始。接着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加拿大也先后被卷入。从1973年开始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具有一系列明显的特征。首先，与战后曾经出现过的危机或经济衰退相比，在这次危机中西方各国的生产下降幅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8.1％，其中美国的汽车工业下降最甚，下降幅度达到32％。其次，股市跌幅大，企业破产严重。在危机发生一年之后的1974年12月，美国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指数比危机前的最高点下跌近一半。英国的股市下跌更为严重，比危机前的最高点下跌了72％，甚至超过了30年代大危机的幅度。第三，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失业人数创战后最高纪录。危机最严重的1975年，西方发达国家的每月平均失业总人数达1 448万人，特别引人注意的是，1975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9.2%。第四，危机造成了绝大部分西方国家出现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并且使国际贸易状况恶化。由于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升，西方国家除联邦德国外，都因为石油付款大增而产生国际收支逆差，逆差的总额共达392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一直保持国际收支顺差的日本，也出现了52亿美元的逆差。与此同时，世界贸易的总额在1975年减少了6％。然而，这次由石油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危机除了有上述几方面的特征外，还有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这次危机造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较长时间的“滞胀”。所谓“滞胀”，是指7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的现象。一方面，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60年代的一半，尤其是在危机之后，经济回升极其缓慢，出现长时期的萧条而迟迟不进入繁荣。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却与萧条共存。本来根据凯恩斯经济学理论，通货膨胀应该是刺激经济增长、治愈萧条和衰退的“良方”，然而到了70年代这一“良方”失灵了。在危机期间，西方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大大提高，其中英国为最，达到24％。危机过后各发达国家的通胀率依然居高不下，美国的通胀率甚至还不断上升，1979年消费物价上涨年率达到13.2％。即使通胀率比较低的德国，消费物价的上升指数也达到5.1％。由于70年代的通货膨胀持续时间长，幅度大，由于担心引起更为严重的通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难继续使用国家干预刺激经济的手段，由此也就更难走出经济萧条。70年代的“滞胀”使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企业开工不足，固定资本投资不振，生产停滞严重。这一切又造成了失业率居高不下。1975年危机过去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人数仍在1 700万人以上。在西欧，失业的人口甚至还不断增加，1975年西欧失业人口为520万，而到了1978年则增加到710万人。大量的失业加剧了西方社会的不稳定。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及其实施在1980年11月美国的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里根以压倒多数获胜，当选为美国第40任总统。1981年2月5日晚，里根在向全国发表的电视国情演讲中提出了“经济复兴计划”。该计划长达300页，其主要内容为：压缩联邦开支，大幅度降低个人和企业的税率，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所设置的各种规章条例，制订稳定货币的政策等。很明显，这项计划的理论基础来自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学说。该计划的推出标志着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即从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性膨胀政策向自由放任性紧缩政策转变。从30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历届政府都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实行大政府、高税收、多规章、大开支的政府干预经济政策。里根上台后，美国政府开始根据他的“经济复兴计划”，运用与凯恩斯主义不同的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理论，实行小政府、低税收、少规章、小开支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里根强调，只有通过减税，放松管制，才能提高自由企业在自由市场中的经济性，才能以此来打破美国经济的停滞局面，恢复美国经济的增长能力。总之，里根政府“经济复兴计划”的基本原则就是：减税、减规、减开支和节制通货流量。这些来自于供应学派和货币主义的经济复兴原则被人们称为“里根经济学”。根据“里根经济学”所制订的“经济复兴计划”，里根政府把1982年度预算砍去414亿美元，1986年度砍去958亿美元。砍去预算后，被削减的项目涉及范围很广，从失业补助金到铁路、邮政的津贴等，不一而足。但是里根政府并没有削减国防开支。为了与苏联争霸，里根政府甚至增加了军费，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制订和推行“星球大战计划”。在大砍预算的同时，里根政府推出减税和加速设备折旧以及减少行政规章等方案，1981年7月，里根的减税方案在国会通过，联邦政府税收在1982年度就将减少539亿美元，而到1985年度就将减少1 000亿美元以上。作为政府放松管制、减少规章限制的第一步，里根政府解除了对石油价格的管制。里根政府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并未如里根所认为的那样能够迅速解决美国的经济衰退。在里根上台后的第一二年，美国的经济依然在衰退之中而没有回升，财政赤字仍然十分严重，尤其是失业率高达9.8％，创战后最高纪录。然而，转机还是出现了。1983年美国的经济开始大幅度回升，当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2％，1984年达7％。虽然1985年美国经济增长水平又降了下来，只有3％，但是直到1989年里根将要离任时，美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停止。在1989年1月的经济报告中，里根宣称：“今天，世界仿佛再生。那些怀疑美国人民决心和经济复苏能力的人们不再怀疑了。历史潮流向我们走来，而一些怀疑论者曾认为这种潮流远离了西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事业自由的理想，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通过减少税收和减少官僚政府的干预，我们调动了普通美国人的创造力，预示了一个空前的和平繁荣时期的到来。”虽然里根政府运用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经济政策促使美国经济走出“滞胀”而出现巨大的回升，但是，里根政府却没有能够削减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由于赤字居高不下，政府不得不大举借债，美国国债的总额由此而飚升。里根曾严厉地批评过他的前任政府实行高赤字，并认为这样做是“为了目前暂时的方便，而把我们的未来以及我们子女的未来抵押出去”。可是，里根没有料到，因为减税和不断地扩大军费开支，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增加最大的，恰恰是在他的执政年代。卡特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债为9 000多亿美元，可是到里根政府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的国债已突破了2万亿美元。这是对“里根经济学”的一个讽刺，也给里根后的美国经济造成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尽管如此，就解决美国经济的“滞胀”而言，“里根经济学”还是有其正面作用的。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的出现及其原因20世纪进入90年代后，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即世界经济的网络化、数字化以及以此为推动力的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世界经济的网络化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是微观层面的含义，这就是全世界的公司企业不论大小都从90年代起走向充分利用因特网发展业务，加强联系，扩大市场。网络经济逐渐形成规模。自从便捷的浏览器在电脑上得到广泛运用之后，因特网便对世界市场经济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因特网不仅把企业与用户之间的买卖关系更为有效、更为广泛、更为快速地联系起来，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特网能在很大程度上把世界各地的公司企业相互联系起来。这种崭新的企业与客户、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某种具有超级效率的现代电子化世界市场，而世界市场的这种因高新科技发展而发生的变化，必然促使更多的、甚至所有的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公司企业尽快地上网，成为电子网络世界市场中的一员。由因特网的广泛运用而产生的网络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加速发展无疑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网络经济不仅提高公司企业的效率，而且加强了世界市场的深层次整合，建立起更加广泛的世界市场的竞争机制。世界经济网络化的第二个层面的含义在宏观层面上，这就是世界经济在资本流动、劳动力市场、信息传送、原料提供、管理和组织等方面越来越相互依赖而构成网络。在这个世界经济的网络中，信贷资本的筹集、发放和使用日益集中化，世界金融市场对全球性生产的影响日益增大；知识结构与专家系统的作用即今天我们经常谈论的知识经济的作用日益增强；跨国公司和跨国经营者阶层日益发展。世界经济这一层面的网络化把世界各国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时也加速了生产、服务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即生产转移至成本最低的地区，企业的各部分业务活动迁移到世界各地的许多生产基地上，而对企业的协调则集中到全球的国际性大都市，这些大都市正在发展成极其专门化的服务中心。世界经济在宏观层面上如此网络化的发展，为全球的经济增长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前景。在世界经济不断网络化的同时，世界经济数字化的发展也十分迅速。世界经济的数字化就是目前已很为世界各国政界、科技界、经济界所关注的“数字地球”对世界经济的直接影响。“数字地球”实际上是人类认识地球的新阶段。通过功能强大的电脑网络、完整高效的卫星遥感技术、超高能量的计算机数据处理系统，在新的世纪里，人类能够融汇全球的各种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变化、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兼容从宇宙空间和地球深部测得的地球生物、化学、物理等数据，建立起新的巨型地理信息系统，在现实的地球之外再建造一个“数字地球”。在“数字地球”的建立过程中，世界经济就会不断地向数字化方向发展，并且为“数字地球”计划而推动。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就是得益于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在新的世纪里美国将通过“数字地球”继续占领信息产业的制高点，推动经济不断发展。随着“数字地球”的建成，世界经济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数字化经济，因为有了“数字地球”，任何的经济决策、经济行为都将与联网电脑屏幕上的世界各地三维形象和各种数据相关联，世界经济的发展将因此而更为科学、更为快速、更为有效。世界经济的网络化和数字化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市场的整合因此不断加深，世界经济的发展空间也不断地扩大，这一切对处于世界经济核心地区的美国与欧盟的影响巨大。美国的“新经济”与欧洲联盟的欧元就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网络化和数字化环境中产生的。到2000年3月，一个新的纪录在美国经济史上产生，这就是美国经济连续107个月保持增长。美国经济在20世纪最后10年内的持续增长为美国政府最终平衡财政预算，解决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始终难以解决的巨额财政赤字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为普通美国家庭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据统计，1997～1998年，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年收入增长了3.5%，达到了38 885美元的历史最高点。虽然美国黑人中等收入家庭没有在同期增加年收入，依然为25 400美元，但是拉丁裔美国家庭的年收入却有很大的增长，即从1997年的27 043美元增长至1998年的28 330美元，增幅达4.8%。此外，美国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年收入低于16 530美元的有两个孩子的四口之家）也因为美国经济连续几年的增长而有所减少，这些家庭占全部美国家庭的比例从1997年的13.3%下降到1998年的12.7%。尽管如此，美国的贫富悬殊却依然存在。根据美国统计局最新的权威调查报告，虽然美国经济增长力度很大，但是美国国内的收入不平等却没有改观。统计数字表明，在美国社会顶层的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在1993年占美国国民总收入的48.9%，而到1998年，即在美国经济连续增长了7个年头之后，这一数字也增长到49.2%。然而居于美国社会底层的20%的蓝领工人则似乎没有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好处，因为他们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没有改变，依然为3.6%。实际上，上述的数字在相当程度上表明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在拉大。
此处省略一千字......
爷爷、父亲、自己、侄女,一家四代从事教师职业。他们先后见证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建国60年来，中国教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师职业越来越高尚。”，10月7日，隆回县金石桥镇高洲中学教师陈远志，满怀感激之情。爷爷那一代：遥远的私塾 私塾，如今已成为一个历史的代名词。而对我的爷爷陈玉乾来说，则是他相守一生、予以谋生的职业。爷爷陈玉乾，曾是当地有名的“秀才”。1939年，他高小（相当于现在的小学六年级）毕业后，便被请到附近的私塾当了一名“先生”。 私塾的学生大多六岁启蒙。学生入学不要考试，一般只需征得先生同意，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神像前恭立，向孔圣人和先生各磕几个头或作一个揖后，即可取得入学资格。私塾规模一般不大，人数在十人以下。学生的入学年龄、学习内容及教学水平，均无统一的要求和规定。教室多为村部或祠堂、私宅等。据称，穷人家的孩子，一般是读不起私塾的。 私塾教学的内容多为古代通用的蒙养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女儿经》、《教儿经》等。学生进步以后，则开始学习《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内容。学生以识字习字为主，同时还十分重视对学生题诗作对的训练。 授课时，先生往往正襟危坐。学生则依次把书本放在先生的桌上，侍立一旁，静静地恭听先生圈点口哼。先生讲毕，学生一一复述。随后回到座位上朗读。凡先生规定诵读之段落，学生一律背诵。 “那时候，私塾先生的待遇较低，一年的工资也就是十多担谷子”。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兴建学校，发展教育，私塾逐渐成为历史。 父亲那一代：扫盲运动 说起做了一辈子教师的父亲陈贻美，陈远志情浓如酒，往事历历在目。 1955年，17岁的父亲陈怡美从新化县一所高级工业学校毕业。尔后，便被村里推荐到家乡当了一名教师。 建国初期，全国开展扫盲运动。各地教学条件很差，学校是当地的祠堂。破旧的房子里，连一根像样的桌子凳子也没有，更谈不上教具。学生数量不多，全校1至4年级才57名学生，来自附近的8个村子，有的学生比父亲还大几岁。父亲和一个老教师给四个年级的学生上课，这边抄写生字，那边默写课文；这边做数学题，那边读书。他们白天上课，晚上备课改作业，有时还要做家访，很忙也很累。老师到县城开会，没有车坐，来回步行一百多里。他们工资不高，刚参加工作时，每月才9块5毛钱。几年后，父亲月工资才涨到34元。文革期间，教育发展受挫，教师处境艰难。由于父亲长期当校长，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结果被打成右派，到农村劳动锻炼一年。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神州大地，教育事业终于迎来蓬勃发展的艳阳天。父亲的右派帽子终于被摘了下来，一身轻松的他，热情被激发并迅速燃烧。他积极参加整修或重建学校，发动当地老百姓，出钱出物，和师生一起动手盖起了四间新教室，重新挑起教育教学重任。 1995年，父亲退休。这一年，他的工资从最初每月9.5元提高到每月700多元。我这一代：教师职业受尊敬和羡慕 “我是受到父亲的感染才走进教师行列的。”1985年，高中刚毕业的陈远志以全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民办教师，来到当地的长龙村小教书。当时，学校是一栋两层楼的木房，而且一楼是代销点和村部，二楼才是四间狭小的教室。 因没有住房，老师们白天上完课，就回家了。陈远志住在学校值班。学生从幼儿园到四年级，才一百三十余人。因为校舍条件差，晚上有很多老鼠偷偷溜到房间里来，窸窸窣窣的，让人无法睡觉。有时，晚上还会被猫和野鸟的叫声吵醒，吓出一身冷汗。 远离繁华，安贫乐教。陈远志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山区教育事业上，食宿在学校。因离镇上远，学校又没有可耕种的土地，陈远志只好从十余里远的家里带些菜过来，有时学生们也给他送一些来。 一支粉笔、一块可移动的木制黑板、几本简单的教材，这就是当时陈远志教学时的所有家当。 “1985年，恰逢国家把每年的9月10日作为教师节，我和同事们受宠若惊。那一刻，大家都乐了。当时，村里请所有老师一起吃饭庆祝，还给每个老师赠送了一条手巾和一支钢笔，大家好感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陈远志以全县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正式转为公办教师。而今，他的工资从当民办教师每月60余元增加到现在的1300余元。“我们的地位，不断提高，再不是当年的‘臭老九’了。”陈远志动情地说。侄女这一代：从粉笔黑板到多媒体教学 “我们家是个书香气息很浓的大家庭，与教师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叔父叔母、两个姑姑，都当过教师。”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 2008年9月，侄女陈丽荣大学毕业，也和长辈一样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她现在是深圳某小学一名语文教师。与叔叔上课的“三大件”相比，她的课堂上，高档的黑板前，还多了一块“白”板。“我们所有班级都必须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每位教师都要根据自己的教学实际设计授课。”陈丽荣自豪地说。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教师，只要 轻轻点击鼠标，绚丽、生动的画面就会呈现在白色大屏幕上，那些原本生涩、抽象的教材内容演绎成了一段段精彩的故事……细心的人会发现，从粉笔加黑板到录音机、幻灯片，再到实物投影仪、多媒体教学……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教学设备逐渐走进课堂。这些变化都是当年的教师无法想象的。而对陈丽荣这一代教师来说，已经成了教学必备工具了。 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各级党委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大，现在学生读书连学杂费和课本费都减免了。教师的待遇，也真正发生了质的飞跃。因而，教师职业也成了令人羡慕的“香饽饽”。“投身教育，爷爷、父亲、我、侄女，都无悔自己的选择，我们期盼教育的明天更加美好，我们期待祖国有着更加辉煌的未来。”这是陈远志的肺腑之言。
一、商业发展与消费方式的变革随着经济和时代的发展，消费方式往往会出现相应的变化，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换言之，消费方式的变化，也是经济与时代发展变迁的具体表现之一。美国学者罗斯托在其《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甚至将消费模式作为划分时代的一个基本标记。在不同的社会与时代中，消费方式的变化又呈现出诸多不同的特点。例如在近代中国，消费方式的变革与过去相比较，即表现出涉及面广、变化大、影响深的显著特点，称得上是消费领域中前所未有的一场革命。在近代之所以出现消费方式的重大变革，无疑是缘于新型经济也即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推动，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进而直接导致了消费革命的出现。鸦片战争之后，洋货大量涌入中国，即逐渐对中国传统的消费方式产生了某些影响。例如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社会风气中已开始出现某种崇洋的倾向。“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筒，挂灯曰洋灯，火锅名为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名洋酱油，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注：陈作霖：《炳烛里谈》，转引自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下册，第300页。）。不过，最初的这种变化主要还只是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尚不普遍。到19世纪末，中国被迫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已增至70余个，清朝政府自开的口岸也有20多个。于是，洋货在中国的倾销更加畅通无阻，已深入到广大的中小城镇，甚至在某些乡村也不难见到洋货。例如在直隶的玉田，人们消费的洋货已“不可胜数”，“饮食日用洋货者，殆不啻十之五矣”（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第1106页。）；即使是在云南昭通偏避之区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刺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第1106-1107页。），因而能够为普通民众所接受。除进口洋货日益增加之外，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各国又通过逼迫清朝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设厂权，从而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就地生产和销售各种商品。在此之前，洋商虽已在中国的某些通商口岸建厂，但为数较少，也未取得合法权利；甲午战争后则不仅获取条约的认可，而且建厂数量急剧增加。于是，在中国本土制造的各种洋货更加充斥市场。由于其价格较诸进口洋货更低，所以也更易深入中国普通民众的家庭，以至于“人置家备，弃旧翻新，耗我赀财，何可悉数”（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第239页。）。洋货的日趋普及，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人消费方式的变革。不仅如此，洋商还将西方的生活与消费方式也直接引入到中国。包括在租界建西式洋楼和西式马路，参与赛马、赛船、网球、足球、业余剧社、公园或室内的音乐会等。同时，洋商还在中国创设许多与新生活与新消费方式直接相关的公用事业。例如在上海租界，1862年即出现了第一条西式马路——静安寺路；1865年首次安装了煤气路灯，并建立了第一条陆路电报线；1874年法国商人米拉从日本引进第一批人力车；1882年英国商人创办的上海电光公司开始设置路灯；次年又架设自来水管首次放水；1908年有轨电车通车，1914年无轨电车也开通。所有这些，最初虽主要是服务于租界的外国侨民，但也无不影响到中国人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的改变。不久之后，在上海南市的华界也相继出现了电灯、电话、汽车、自来水，并仿照租界改建和新建了多条马路。如徐家汇一带“市面大兴，既而电车行驶矣，邮政设局矣，电灯、路灯、德律风、自来水次第装接矣。……日新月异，宛似洋场风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并获得发展，更进一步导致普通民众消费方式的变革。随着工商业的不断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传统生产模式以及相应的消费方式都不得不发生变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破坏之后，许多人被迫离开土地进城当学徒和做工，连妇女也进入纱厂或丝厂谋生。这样，传统的消费方式自然随之改革。过去的家庭多是以土布自制衣服鞋帽，现在则以做工的收入购买包括衣服鞋帽在内的各种新式消费品。即使是在农村，也有越来越多的农户，因工商业的发展和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开始从事商品化的农业生产，手中拥有了一定的货币，从而得以购买一定数量的新式消费品。清末民初的湖北蒲圻县即有不少农户种植茶叶和麻，“民国元、二年来，茶价与麻价互涨，财力既裕，居民遂奢僭无等”，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仿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土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2页。）。奢侈的高消费过去仅仅是限于官僚、地主之家，因此官僚云集的京城往往也是消费之都。到近代，其情形则发生了某些变化，消费之都开始向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转移。不仅如此，工商业越是发达的地区，消费方式的改变也越明显和越迅速，这一特点更进一步表明消费方式的变革与工商业的发展紧密相关。例如上海是近代中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消费方式的变革在上海即显得十分突出。开埠之后的上海，进出口贸易发展之迅速和商业繁荣之程度都在全国名列前茅，也是富商大贾能够纵情享乐而流连忘返的好处所。相比较而言，上海可以说是最早模仿和接受西方生活方式而出现近代消费革命的大都市。即使是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杭州，与生活方式令人眼花缭乱的上海相比，也多有不及之处。19世纪70年代初的《申报》即曾发表过这样的文字：“凡中国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者，惟洋泾浜一区几于无微不至，无美不臻。”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从消费观念、消费方式等各方面的迅速变化看，清末民初的上海都堪称翘楚。在晚清，西方的许多娱乐消费方式已传入上海，使得“蕞尔一弹丸地”的上海，能够“举中国20余省，外洋20余国之人民衣于斯，食于斯，攘往熙来，人多于蚁。有酒食以相征逐，有烟花以快冶游，有车马以代步行，有戏园茗肆以资遣兴，下而烟馆也、书场也、弹子房也、照相店也，无一不引人入胜”（注：《申报》1890年12月1日。）。文人墨客描述近代上海商业之繁华和娱乐之丰盛的各种词句更是数不胜数，诸如“海天富艳，景物饶人”，“孤冢荒郊，尽变繁华之地；层楼高阁，大开歌舞之场”；“华屋连苑，离厦入云，灯火辉煌，城开不夜”等等，这些都表明洋洋大观的上海是一个使人乐不思归的好地方。中国古代的商人大多崇尚节俭，所获利润主要用于购买田地，但及至近代其消费观念也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在上海各种娱乐场所奢侈消费大摆排场的各色人等中，即不乏发财致富的商人。一些大商人的交易谈判，也改在娱乐场所进行。可见，上海的现代生活对商人也有相当的吸引力。同时，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又给商人提供了更多的赚钱机会。有些研究上海历史的学者认为，畸形发展的近代上海，称之为当时中国的色情消费之都或许并不过分。这也是近代中国消费方式变革过程中色情消费泛滥的表现。当时的上海滩上，可谓妓院林立，名花如云，人称“十里洋场，粉黛三千”，“妓馆之多甲天下”。据20世纪20年代上海知县估计，上海妓院“有名数者，计千五百余家，而花烟馆及咸水妹、淡水妹等等尚不与焉”（注：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84年，第554页。）。上海妓女的人数也多得惊人，根据本世纪初上海工部局和公董局的报告，租界华人女性中妓女所占比例高达12.5%。在近代上海，狎妓冶游已公开化，其方式有叫局、吃花酒、打茶围、乘车兜风、听书、吊膀子白相等，种类之多颇有使人应接不暇之感，这种现象在其他许多大城市中是不多见的。有人曾痛心疾首地指出：“无论男女，一入上海皆不知廉耻”，“上海男女淫糜无耻，为中外所羞言”。但更多的上海人，特别是上流社会并不以此为耻。当时在上海流传的所谓“七耻”中，有一耻是“耻狎幺二”。之所以“耻狎幺二”，乃是因为“幺二”系地位很低的次等妓女。而能够与那些地位较高的“长三”妓女厮混，则不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大张旗鼓地开展选花榜的活动，也反映了上海风流场的兴盛。选花榜即是在妓女中选美，1882年已在上海开始举行。许多报刊为此大肆宣传，不少文人与嫖客各自为其钟情的妓女捧场，有时相互之间因笔墨官司闹得不可开交。妓女一旦榜上有名，立刻身价百倍，其大幅玉照登于各家报纸，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与狎妓冶游成风的社会习俗相适应，上海的色情业也较诸其他城市更为发达兴盛，商人非但自身可以躬逢于花天酒地之间，而且还能通过发达的色情业赢利增财，遂趋之若鹜乐此不疲。从这方面看，近代的上海似乎又是一个藏污纳垢的黑色大染缸，消费方式的变革也存在着不良倾向。小说《文明小史》第14回所写的一件事也反映了一部分人对上海这方面的憎恨：一位青年执意想去上海读书开眼界，他的老太太表示强烈反对，并说“少年弟子一到上海，没有不学坏的，而且那里的混帐女人极多，花了钱不算，还要上当。……有我一日，断乎不能由你们去胡闹的。”（注：参见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0页。）确实，近代的上海在当时的许多中国人眼中似乎是一个花花世界，在这个花花世界中人人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最愚蠢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聪明；最忠厚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狡猾；最古怪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漂亮；拖着鼻涕的小姑娘，不多时可以变为卷发美人；音眼眩和扁鼻的女士，几天之后可以变为仪态大方的太太。”（注：陈旭麓：《论“海派”》，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8页。）总之，近代的上海是一个神奇的经济中心和消费魔都。这种神奇不仅体现于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一个以往不甚起眼的小县城一跃成为远东巨埠的大上海，同时，它又是一个无奇不有、光怪陆离的万花筒，既使人惊讶赞叹，又受人指责攻击。尽管如此，上海仍以其强大的神奇魔力，吸引着全国各地乃至西方各国一批又一批的新移民。需要指出的是，在近代中国消费方式变革的过程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的趋向：一是趋新赶时髦。这实际上也是近代中国商业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消费方式变化中表现出的这种倾向，显然是受到商业文化的影响。例如在商业发达的上海，各业商人无不以种种标新立异和赶时髦的方式，千方百计引导人们加入消费新潮流，以便从中获取厚利。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推崇各种时髦之举。19世纪末的《申报》曾发表文章对这种盲目趋新赶时髦的风气予以批评：“此邦之人钮于时尚，惟时之从，一若非时不可以为人，非极时不足以胜人。于是妓女则曰时髦，梨园竞尚时调，闺阁均效时装，甚至握管文人亦各改头易面，口谈时务以欺世子。”（注：《申报》1897年7月14日。）受其影响，追赶时髦的消费方式与习俗也日益突出。近代上海的风气即时时变更，以至“三数年间，往往有如隔代”。特别是“有客籍之人旅游过此者，谓之较之两三年前街市有不同焉，以沪上求时新，其风气较别处为早，其交易较别处为便。而不知在土著之人观之，则凡诸不同者，不待两三年也，有一岁而已变者焉，有数月而即变者焉”（注：《申报》1897年7月14日。）。类似的现象并不仅仅发生于上海，在其他许多城市中也大都如此，只是变化的程度和速度不及上海，其原因则是其他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也远远不及上海。二是日益将消费与社交或交易联在了一起。在传统社会中，除了交友和增进感情联络之外，消费一般都是单纯的消闲享受性活动，其方式也比较简单。而在近代，消费的目的则日趋多样化，有的是为了从事一般社交活动，但应酬拉关系也成为其中非常重要的目的之一。尤其是对商人而言，所谓社交实际上也是为了建立人际关系网，了解各地行情，广泛招揽生意。正因为如此，消费变得更加奢侈豪华，而且方式也五花八门。包括到烟店开烟灯，上茶楼打茶围，赴酒楼设宴叫局，上妓院吃花酒，进赌场碰和赌牌，以及到戏场看戏和在书场听书等，都成为非常时新的消费方式。只要能达到目的，不惜耗费巨资。近代上海报界文人包天笑曾说：“上海那时的风气，以吃花酒为交际之方，有许多寓公名流，多流连于此。”（注：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359页。）《沪江商业市景词》也描述道：“各行贸易待评量，借作茶楼聚会场。每至午申人毕聚，成盘出货约期忙。”无论是社交还是交易，一旦与侈奢豪华的消费联在了一起，即大多带有某种功利色彩，而不再是单纯的情感互助行为。有的甚至是出于欺诈目的，通过交际酬酢谋取不义之财。三是盲目崇洋和讲求虚荣。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和消费方式的变化，传统的习俗受到猛烈冲击，中国人在生活方式和日常消费等方面，盲目崇洋和讲求虚荣的倾向日益明显。特别是在青年阔少中，崇洋心理十分盛行，“他们看着外国事，不论是非美恶，没有一样不好的；看着自己的国里，没有一点是好的，所以学外国人惟恐不像”（注：《大公报》1903年4月17日。）。当时曾有人作词讽剌这种盲目崇洋的行为：“洋帽洋衣洋式样，短胡两撇口边开，平生第一伤心事，碧眼生成学不来。”在交际酬酢日趋盛行的风气之下，讲面子、图虚荣的消费性格也随之产生。从当时的生活水平看，侈奢的消费毕竟只有少数富裕者能够承受，但那些并不富裕者为了虚荣，也常常摆阔气，穿时髦西装，出入酒楼妓院，而实际上是“外若繁华，中多拮据，外似有余，中多不足。”“今年之受债主逼辱者，皆昔日扬扬得意目为阔少者也”；“今之被锦绣而乘车马，饫梁肉而炫珍奇者，皆家无担石储者也。至于冠婚丧祭其素丰者，既动费不赀，其素歉者亦耻居人后，岂知争一时之体面而费数载之补苴，甚非计之得者乎旨哉？”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当时流行的商业化、功利化社会风气有着密切关系。由于“风俗日漓，见有高车驷马美食鲜衣之客人皆敬羡，即日事借贷人亦常能应之。若布衣粗食徒步独行之人，虽品行端方，文章华美，人亦望望然去之矣”（注：《申报》1876年5月22日。）。在这样扭曲的社会风气之下，迫使许多人都不得不讲求表面上的虚荣。四是打破了以往在消费领域中的等级尊卑观念。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尊卑有别，等级森严，这种现象即使是在消费领域中也多有体现。例如服饰、器皿等被视为社会等级标志的高档次消费品，过去一般都是王公贵族、宦官士绅享用，普通民众则无法染指。如果冒然使用就会被认为是僭越，引起封建贵族的强烈不满和谴责，甚至带来不测之祸。到了近代，由于工商贸易的发展和观念意识的变化，消费已逐渐成为大众的消费，传统的消费等级观念也被打破，消费中所受到的唯一限制是金钱，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享受一切。过去，“商贾不衣锦，中产家妇女无金珠罗绮，士大夫一筵之费不过一、二千钱”，现在，“无论士庶舆台，但力所能为，衣服宴饮，越次犯分不为怪”，“向时缎衣貂帽，例非绅士不得僭，今则舆台胥吏亦有服之。一切器用必用红木、楠、梨等。寻常燕［饮］享，无海错山珍，群以为耻”（注：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46页。）。特别是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这种变化更为突出。例如上海滩上“几至无人不绸，无人不缎”，“优伶娼妓之服金绣者亦几视为寻常”；出门乘轿原本是达官贵人的特权，现在则“不分贵贱，出必乘舆”，“有轿役之身分超乎轿中之人者，殊可骇也”。此时，从消费方式中，已难以分辨出等级尊卑，形成了“等威不能辨，贵贱不能别”的新局面。清末上海竹枝词曾描述说：“高车驷马过通衢，谁识当年旧博徒，冠履于今真倒置，缙绅家世半屠洁。”对于这种现象，道学之士大为恐慌，他们惊叹当时的社会“凡事任意潜越，各处皆然，沪上尤甚”，并讽刺那些僭越之人“体制之不谙，礼节之不闻……更不知冠裳为何物，妄人妄服，求欲列于缙绅之间”（注：参见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页。）。尽管道学之士竭力反对，但这种变化仍以无可阻挡之势继续向前发展。综上所述，近代中国消费方式的变革，虽伴随着许多消极的负面因素，并且产生了种种不良影响，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一变化也有其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促进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众所周知，消费水平的提高与工商业的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也互相促进。一方面，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将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也改变整个社会的消费习俗；另一方面，消费需求的迅速增加与扩大，也会刺激工商业在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对近代中国消费方式的变革需要从多方面予以客观的认识与分析。此外，近代新型商业文化的形成，对人们消费方式的变革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商业文化载体的商品，具有强大的活力和影响力，它在改变人们消费习俗的过程中发挥着相当深刻的影响。陈旭麓先生论及近代上海的发展变化时，即曾强调五光十色的商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习俗乃至整个固有文化。他指出：“其实说怪也不怪，这是商品在改善人们的面貌，在熔解中国的固有文化。”（注：陈旭麓：《论“海派”》，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8页。）从实际情况看，商业文化也确实推动了近代消费方式的变革。人们衣食住行的变化，甚或某一时期流行某种款式或消费习俗，大多是由新的商品起先导作用。这称得上是商业文化的另一种重要功能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