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古民居保护现状与对策农工民主党黄山市委员会 程小江2008年，农工党黄山市委利用近4个月的时间，在市和区县文物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对我市境内古民居现状进行了深入调研，现就怎样进一步做好徽州古民居保护工作，提出几点意见和建议。1、尽快完善古民居保护办法并争取纳入国家《条例》《安徽省皖南古民居保护条例》颁布已经十几年了，随着时间推移，新情况、新问题日益凸现，有必要重新进行修订和完善，切实增强其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从而使古民居保护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2008年初，国务院批准建立跨省域的徽州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从这个意义上说，皖南古民居实际已经超越了本省范畴，因此，我们还要争取将古民居保护，纳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使之成为国家意志，这样，古民居保护工作可以更广泛地得到关注和支持。2、积极推进古民居保护管理工作一要加强保护管理队伍建设。市县两级文物部门应该作为同级政府直属机构，在人员安排时能够对文物部门特别是从事古民居保护工作的部门有所倾斜。可以由市县两级政府出面组织协调，以文物部门的人员为主要力量，成立一个由公安、工商等多方面人员构成的古民居保护管理机构，并以此来协调解决保护过程中出现的执法难问题。对于古民居相对集中的村镇，进一步建立健全古民居民间保护委员会和业余文物保护员制度。从而使我市古民居保护工作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人员和法律保障。二要尽快依法设立古民居保护基金。基金的来源可以从市县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安排的用于古民居保护和维修的专项资金，国内外热心古民居保护人士的捐款，开发、利用古民居所得的收入等多渠道筹措。凡是利用古民居从事旅游开发的单位，其门票收入应当有不低于20%的比例纳入古民居保护基金。古民居及其构件的合法买卖，非政府组织的易地重建，都应缴纳一定比例的保护基金。此外，违反《条例》的罚没收入要用于保护工作。三要开展古民居普查、建档工作。建议尽快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古民居专项普查。普查的内容包括：每幢古民居的属地、建筑年代、所有权、现存状况、保护等级，并附照片。在普查的基础上，给每处古民居建立起纸质和电子档案。对那些由于各种因素暂时未被列入保护单位的但又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古民居，我们可以先由文物管理部门将其确定为文物保护对象，并设立文物保护标志。3、严格拆迁、变卖、易地重建审批制度，促进合法交易建议市政府出台《黄山市古民居及其构件买卖管理办法》，建立古民居及其建筑构件合法买卖流通渠道。对于那些虽然建于1911年前但没有什么历史、艺术、科学研究价值并且又不座落在古村镇之中的民居及其建筑构件，可以考虑在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下合法交易。对于古玩店展销的古民居建筑构件，必须标明真品、仿品、可卖或非卖品，设立举报电话，从而杜绝以假乱真，欺诈游客现象。政府应安排专项经费，用于征集社会流散的古民居构件及其附属文物，用经济和行政管理双重手段来规范市场行为。要坚持以原地保护为主的原则，对于人力难以抗拒的自然环境因素而导致的不得不易地保护的古民居，必须严格履行报批手续。在易地拆迁保护时，一定要由有资质的古民居专业修复队伍来施工，文物行政部门要对拆建实施全程监管。4、多管齐下，促进古民居的保护工作要抢救性维修全市濒危古民居。各级政府文物管理部门要对辖区古民居进行逐一排查，并拟定临时和永久性两套维修方案。视项目维修资金到位情况，对濒临坍塌的建筑及时采取临时加固措施，对重点保护单位漏雨严重的要先行翻漏处理，并疏通排水设施。对重点建筑采取屋面加用防水材料隔层的治本措施。同时，积极对上争取专项维修资金。鉴于目前政府有限的资金投入，我们可以在保护中引入更多的市场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及有实力的经济实体编制保护规划，合理开发利用。对于古祠堂、古戏台、古书院等集体所有、规模较大的古建筑，可以结合农村文化站、农村书屋建设等，辟为村民公共活动场所，使之在利用中得到有效保护。作为旅游景点开发的古民居，要避免过度商业氛围，以保持古民居原生态状况。要加强农村新居建设规划和监管力度，保护古民居生存的环境风貌。推广实施古民居“认领”制度，采取各项优惠政策，鼓励境内外的有识之士以购买、租赁、认养等方式，取得古民居的产权、使用权或冠名权。要广泛深入宣传《文物保护法》、《皖南古民居保护条例》。通过乡规民约的形式，激发农民群众保护文化遗产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教育部门要把古民居保护编入乡土教材，对中小学生进行教育。古民居是我们的前辈留给我们的一笔不可再生的珍贵财富，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它们保护好。我们相信，有各级领导的重视，有文物部门同志的辛勤工作，有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有热心人士的慷慨相助，古民居保护工作一定会日臻完善。“禁止修建破坏传统风貌的建筑物和广告标牌等，禁止拆损受保护的古建及构件，禁止在古村开山、采石、开矿……”日前，黄山市政府出台7个规范性文件，明确每个徽州古村都得编制保护规划，不得擅拆古村一砖一瓦，即使异地保护也要在本村进行。黄山市有101个古村及1.3万余幢古建筑，除西递、宏村等少数古村得到完好保护外，多数古村落中古建和大量新建房屋互相交错，部分古村已看不出古朴风貌。很多古建因地基降低和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加上村民为改善居住条件，擅自拆除一些受到保护的老房子。近些年，拆除、倒卖徽州古建及古建构件的问题也日益严重。此次，黄山市政府集中出台7个规范性文件，对老屋产权变更、外地人认领保护老屋、古民居搬迁拆除等都作出严格规定。“黄山市一次性出台7个保护徽州古村落及古民居的文件，在国内同等城市中十分少见。”黄山市政府法制办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黄山市古村落保护利用暂行办法》规定，该市及区县将古村落保护与利用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须在每年度财政预算安排保护利用专项资金，用于所在的每个古村规划编制和基础设施改善等。古村旅游收入须主要用于古村保护及古民居维修。该市还规定，古村落保护突出的，给与每个古村3～6万元奖励。个人修缮古民居的，黄山市及所在区县政府根据修缮资金总额，配套给与4000元到6000元奖励。利用古民居的在税费上给与优惠或免除。古民居原产权所有人无力保护的，可办理土地征收转让，由愿意保护的单位或个人出资保护。因无力维修而自愿捐赠古民居的村民，当地政府可另行审批安置居住地。余治淮：徽州古民居保护的见证人(作者：gov 来源：黄山日报 阅读：287 日期：2008年10月15日)本报讯 10月11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的亲历》栏目播出《余治淮：徽州古民居保护的见证人》：从拆梁卖瓦的破房子，到精心维护的世界遗产。安徽黟县徽州文化研究所所长余治淮，30年来从徽州古建筑群的保护中，看到了文明的传承和进步。这两天，安徽黟县西递村一所清朝中期的建筑需要维修，余治淮和工程人员精心制定了一个修旧如旧的施工方案，整个工程至少要花15万元。而在三十年前，当时在黟县文化局工作的余治淮根本想不到这些老房子会变得如此金贵。安徽黟县徽州文化研究所所长余治淮：像这么一栋房子，我那时候来看，只要三百斤萝卜就可以买这么一栋像模像样的老房子。曾经一段时间，当地村民发展生产的热情高涨，余治淮发现有的村民把自家的花园改造成了猪圈，书房变成了仓库。安徽黟县徽州文化研究所所长余治淮：很好的木雕上就钉上了钉子挂上了腊肉。从那时起，余治淮开始通过当地党委政府劝阻村民们对古民居的破坏性改造，并帮助西递、宏村办起了旅游公司。很快，外来游客的赞叹和迅速增长的旅游收入，让村民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家的古老民居和传统文化。安徽黟县徽州文化研究所所长余治淮：感到自己应该把古民居好好保护起来，这是个宝贝啊！而且可以讲，这些宝贝就是祖宗传给他们以后赖以生存的一个饭碗。2000年，西递宏村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现在，旅游收入已经占到了当地居民收入的一半以上，村民只要照料好自己家的宅子，每年都能拿到固定的分红。在西递村村口的这块大石头上，镌刻了所有村民集体宣誓的誓言，要世世代代共同保护这片世界文化遗产。安徽黟县徽州文化研究所所长余治淮：由把房子部件拆下来卖来换取一点粮食柴火到今天能主动保护这些房子,这是一个飞跃。没有改革开放，中国就没有这么一处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一个30年来参与宣传保护(文化遗产)工作的人来说，我觉得很满足。
悠悠中华五千年，散落在各地的古村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结晶，是镌刻着人类智慧光芒的“活化石”。中国的村落遍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江南水乡之唉乃，茫茫草原之炊烟，东方海岛之渔村，西北山中之人家，黄土高原之窑洞，东北密林之木屋，西南边陲之寨子……千姿百态，魅力迷人。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演进，许多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正遭遇着被忽视、甚至被毁灭的命运。这些即将消失的历史遗存，在中国的文化中占居着何等的地位，它们目前的境遇如何，现在的人们又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带着这些疑问和担忧，近日中外专家聚首西塘，探讨古村落保护之法。在前来参加论坛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当中，有被称作“民间文化守望者”的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有以“骂”著称、且被媒体称为“保护古城的卫士”的国家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还有远道而来的两位日本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福田亚细男和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菅丰博士。另外，国内外具有典型意义的古村落——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的代表也悉数到场，为论坛带来了更多的声音。让我们借着专家的智慧，试着寻找延续这些传统文化的良方。宣言书4月27日清晨，银色的月光刚刚退去，苏醒中的古镇西塘充满了生机，鸟鸣声、摇橹声、脚踏车声、还有清风拂柳的婆娑声袅袅不绝于耳……一如“生活着的千年古镇”本色。而此时，冯骥才和西塘镇党委书记沈国强两人早早地就出现在了“明清食代”的二楼露台上，参加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节目录制，主题正是“古村落保护”。第二次来到西塘的冯骥才还是老样子，一头桀骜不驯的头发，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这几年他一直为抢救民俗文化而奔忙，走了不少地方，今年他把保护的重点放在的古村落上，他坚定地认为，在民间文化遗产和抢救过程中，古村落是民间文化的“箱底”，因此从2005年3月至今，他已辗转考察了国内七八个省的古村落。他说：“时间很紧迫，我们现在连多少古村落都不知道，怎么保护？因此在这里开这个会议，希望集中各方力量探讨今后古村落的出路。”“古村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留给后人的财富，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镰刀、锄头，那将是无比的悲哀。”这是他最大的担忧。不止在一个场合，冯骥才用“来晚了”来形容对西塘的感受，他也不止一次讲述他第一次到西塘时偶遇的一个细节：“我去年第一次到西塘，镇长陪我在岸边走，走着走着天有些凉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正把支窗户的棍子拿起来关窗户，同时把一盆窗外的花拿进去。我注意到当时花盆上落了一只蝴蝶，老太太拿起花盆，轻轻一抖，蝴蝶飞走了。西塘连生活的诗意都保存下来了，这种和谐让我感动。”冯骥才认为西塘的经验是一种生态的保护方式，它延续了当地人生活的原态，是以人为本，可以作为典型供其他地方学习。当谈到为什么选择西塘作为论坛主办地时，他说，除了西塘的保护做得成功之外，当地政府的观念也让他感动。“当时西塘镇领导有两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句是‘对于古村落的保护，责无旁贷是政府的事’，还有一句是‘当经济的GDP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我们要把根留住。’一名基层的领导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和文化责任感，让我看到了希望。”带着这样的希望，冯骥才把论坛带到了西塘，并发出了旨在呼吁开展古村落保护的《西塘宣言》。他说：“必须要抓紧时间，不然的话，很多古村落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就要失去它。”观点论一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官员的到场无疑为本次论坛增色不少，他们在会场上激烈的观点碰撞更是擦出了精彩绝伦的火花。冯骥才：古村落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我一直认为古村落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冯骥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从规模上讲，我国有5000年到7000年的农耕文明，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约1600个县，19000个镇，按照一个镇10个行政村来算，我们有20万个左右行政村落。但不是所有村落都是古村落。我原来估计中国的古村落大约有3000个到5000个。但后来听说仅贵州黔东南地区就有六七百个古村落。所以我们心里应该有个数，我们的古村落数量至少过万。”他认为，古村落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存，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以及鲜明的地方特色。“村落是历史文化的容器，它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的建筑，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规划，都是其物质遗产，还有很多诸如民俗之类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关于民俗，他补充道：“我所说的民俗，包括人们生产、生活的民俗，商贸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起居饮食的民俗，节日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还有类似神话、故事、谚语、歌谣之类的口头文化。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艺人们身怀的民间技艺和民间手艺都是这个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要进行保护？冯骥才这样回答：“我们的古村落有它研究的价值、学术的价值、见证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欣赏的价值，但最终的价值还是它的精神价值。我们之所以传承文化遗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就是把我们的民族身份、民族基因传承下来。”他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这种同质化的文化，它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了同一个样子。同时它又是商业文化，能成为卖点的就利用，不能成为卖点的就抛弃、甚至毁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危机，也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失职。”“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去年开始做的，但是由于目前没有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现在只能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相关法律的制定。阮仪三：村落是最后的“净土”“阮仪三”这个名字，对于关注中国遗产保护的人并不陌生。作为一名建筑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发起了山西平遥古城的保护运动，而他最让人熟悉的“力作”莫过于周庄古镇的保护了。在他的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北京、西安、开封、扬州、洛阳等城市相继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山西平遥、江苏周庄、云南丽江等又在上世纪90年代同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进入21世纪，阮仪三又马不停蹄地促使了同里、南浔、乌镇、西塘等古镇走上了“保持原汁原味、扩展文化内涵”的道路，为中国留下了叹为观止的“水乡”。阮仪三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建设热潮使许多传统历史地域遭到了灭顶之灾。许多旧城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他说：“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而我们所说的非物质的东西，民俗文化的东西，就依存在建筑等物质载体当中。所以那些具有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的遗存都应该保护。比如江南水乡，就要保护构成江南水乡的构建：因水成市、因水成街、因水建房、邻水建镇的特点，这是它的灵魂。”在谈到“城市记忆”这一概念时，阮仪三举了“上海犹太人保护区”的例子，那里是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友好的见证，现在是上海市第12块历史风貌区。“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残酷屠杀犹太人，在许多国家拒绝接纳四散逃亡的犹太难民时，也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友好地接纳了3万多犹太人。曾任美国卡特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布鲁门撒尔60年后旧地重游时，泪流满面，对身边的女儿说，‘记住，没有上海就没有我们一家，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这些犹太人的活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街区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慈爱之心，是和世界人民和谐相处的里程碑。这个街区就是重要的城市记忆，记忆着一代人的友谊，这不是语言能够承担的。相反，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他对把旅游与保护等同起来的看法嗤之以鼻：“我们通常认为用保护来发展旅游，来搞经济开发，把保护等同于赚钱。”他认为保护不应该围绕着商业利益，因为商业利益的背后必然是破坏。“保护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开发旅游，为的是留存我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建筑的精华、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环境。而这些是我们今后创造新城镇、新建筑的规范。”青岛泰之：保护活态的文化联合国教科文驻亚太地区总代表青岛泰之应邀出席了论坛。他在发言中表示，古村落是一个特定文化历史发展的珍贵的有形见证，反映了人们文化、哲学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过程。与考古遗址和废墟相比，这些历史遗产群落是活态的遗产。青岛泰之认为，在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过程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传统建筑和街道正不断被现代建筑所替代。因此，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非物质文化元素与保护其物质形态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至关重要。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遗产保护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以及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以及地方社团都能够参与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来。他山石在“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上，浙江西塘、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代表的经验发言也为其他古村落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江西婺源——文脉的延续婺源的乡村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冯骥才对婺源也是赞不绝口，“色彩太漂亮了！青砖、灰瓦、白墙、翠绿的竹林、金色的菜花、蓝色的山野、红色的霞光，简直像一幅画。”婺源县政府根据各村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不同的保护方式。包括景区式、博物馆式、分区保护式和原始生态式。由于婺源境内徽派建筑遍布乡野，独具地方特色的傩舞、徽剧、茶道等文化绚丽多彩，因此政府出资对分散在乡村的古建筑进行普查、登记、建档，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保护性规划，同时成立了“婺源县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建设管理领导小组”，还制定了详细的农村建房审批流程，以抑制乱拆乱建的现象。为了增强古村落的生命力，该县还专门成立“婺源文化研究会”，研究会下设茶文化、民俗文化、古建文化、徽商文化、民艺文化和民间故事等9个分会，负责对全县民间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性挖掘整理。今年，婺源傩舞、婺源徽剧、婺源徽州三雕、婺源歙砚制作技艺等4项民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榆次后沟古村——民居博物馆后沟古村以古朴的农耕文化、精美的建筑文化、传统的信仰文化、灵动的生态文化，构成了完整的民间文化体系。特别是精巧别致的古戏台、玉皇殿、观音堂等堪称北方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后沟古村因地制宜、顺势选址、择吉而居，强调和谐的“田园山水”和“耕读文化”。2005年，在经过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对后沟古村进行了抢救性的整理和修复开发。同时还成立工作组，围绕村民生产生活的自然形态开展调查、挖掘、整理、引导工作，再现了古村久远的民间艺术、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地域节庆活动，并筹建了农耕民俗博物馆。在抢救和保护古村过程中，始终贯穿“简单不简陋，民俗不粗俗”这一主线，在修复保护过程中，力求展现其简单而精巧的建筑、悠久而古朴的风俗、厚重而传统的民风，使“田园风光、淳朴民风、古村风貌”跃然而出。越南顺化——新旧的和谐顺化市是承天化的省会，位于越南的中部。在顺化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遗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当时受南方考古文化的影响和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从古代起，这里就成为独特文化的十字路口，也奠定了多样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基调。顺化的一个特点是博采众长，历史上所有的独特艺术形式都为顺化文化所吸收利用；而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宫廷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共存与互融。顺化是一个都市，但仍保存着历史中形成的诸多传统。因此，顺化不仅扮演着多样城市和历史城市的角色，其实它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里有着很多的可触与不可触的文化遗存。
无语了，不是口头文化么？为什么打开却是这个？？！
张三香.山西省经济发展滞后的思考[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0,(03)[2]韩亚珠.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山西省经济发展的唯一选择(二)[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0,(05)[3]刘元力,张静媛.依靠科技进步强化基础设施建设[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0,(02)[4]何红霞,甄坚伟.山西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初探[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03)[5]魏宜瑞.山西产业结构进入了全面调整的新阶段[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3,(05)[6]韩亚珠.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山西省经济发展的唯一选择(一)[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0,(03)[7]张贵祥,刘养洁,李惠玲.山西省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重点与途径[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0,(03)[8]刘晓铃,谢树莲.山西省蕨类植物三个新记录[J].山西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04)[9]贺明.关于发展山西省技术市场的意见[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1998,(03)[10]韩德宏.山西省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问题浅析[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4,(06)
悠悠中华五千年，散落在各地的古村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结晶，是镌刻着人类智慧光芒的“活化石”。中国的村落遍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江南水乡之唉乃，茫茫草原之炊烟，东方海岛之渔村，西北山中之人家，黄土高原之窑洞，东北密林之木屋，西南边陲之寨子……千姿百态，魅力迷人。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演进，许多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正遭遇着被忽视、甚至被毁灭的命运。这些即将消失的历史遗存，在中国的文化中占居着何等的地位，它们目前的境遇如何，现在的人们又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带着这些疑问和担忧，近日中外专家聚首西塘，探讨古村落保护之法。在前来参加论坛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当中，有被称作“民间文化守望者”的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有以“骂”著称、且被媒体称为“保护古城的卫士”的国家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还有远道而来的两位日本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福田亚细男和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菅丰博士。另外，国内外具有典型意义的古村落——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的代表也悉数到场，为论坛带来了更多的声音。让我们借着专家的智慧，试着寻找延续这些传统文化的良方。宣言书4月27日清晨，银色的月光刚刚退去，苏醒中的古镇西塘充满了生机，鸟鸣声、摇橹声、脚踏车声、还有清风拂柳的婆娑声袅袅不绝于耳……一如“生活着的千年古镇”本色。而此时，冯骥才和西塘镇党委书记沈国强两人早早地就出现在了“明清食代”的二楼露台上，参加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节目录制，主题正是“古村落保护”。第二次来到西塘的冯骥才还是老样子，一头桀骜不驯的头发，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这几年他一直为抢救民俗文化而奔忙，走了不少地方，今年他把保护的重点放在的古村落上，他坚定地认为，在民间文化遗产和抢救过程中，古村落是民间文化的“箱底”，因此从2005年3月至今，他已辗转考察了国内七八个省的古村落。他说：“时间很紧迫，我们现在连多少古村落都不知道，怎么保护？因此在这里开这个会议，希望集中各方力量探讨今后古村落的出路。”“古村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留给后人的财富，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镰刀、锄头，那将是无比的悲哀。”这是他最大的担忧。不止在一个场合，冯骥才用“来晚了”来形容对西塘的感受，他也不止一次讲述他第一次到西塘时偶遇的一个细节：“我去年第一次到西塘，镇长陪我在岸边走，走着走着天有些凉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正把支窗户的棍子拿起来关窗户，同时把一盆窗外的花拿进去。我注意到当时花盆上落了一只蝴蝶，老太太拿起花盆，轻轻一抖，蝴蝶飞走了。西塘连生活的诗意都保存下来了，这种和谐让我感动。”冯骥才认为西塘的经验是一种生态的保护方式，它延续了当地人生活的原态，是以人为本，可以作为典型供其他地方学习。当谈到为什么选择西塘作为论坛主办地时，他说，除了西塘的保护做得成功之外，当地政府的观念也让他感动。“当时西塘镇领导有两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句是‘对于古村落的保护，责无旁贷是政府的事’，还有一句是‘当经济的GDP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我们要把根留住。’一名基层的领导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和文化责任感，让我看到了希望。”带着这样的希望，冯骥才把论坛带到了西塘，并发出了旨在呼吁开展古村落保护的《西塘宣言》。他说：“必须要抓紧时间，不然的话，很多古村落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就要失去它。”观点论一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官员的到场无疑为本次论坛增色不少，他们在会场上激烈的观点碰撞更是擦出了精彩绝伦的火花。冯骥才：古村落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我一直认为古村落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冯骥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从规模上讲，我国有5000年到7000年的农耕文明，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约1600个县，19000个镇，按照一个镇10个行政村来算，我们有20万个左右行政村落。但不是所有村落都是古村落。我原来估计中国的古村落大约有3000个到5000个。但后来听说仅贵州黔东南地区就有六七百个古村落。所以我们心里应该有个数，我们的古村落数量至少过万。”他认为，古村落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存，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以及鲜明的地方特色。“村落是历史文化的容器，它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的建筑，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规划，都是其物质遗产，还有很多诸如民俗之类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关于民俗，他补充道：“我所说的民俗，包括人们生产、生活的民俗，商贸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起居饮食的民俗，节日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还有类似神话、故事、谚语、歌谣之类的口头文化。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艺人们身怀的民间技艺和民间手艺都是这个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要进行保护？冯骥才这样回答：“我们的古村落有它研究的价值、学术的价值、见证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欣赏的价值，但最终的价值还是它的精神价值。我们之所以传承文化遗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就是把我们的民族身份、民族基因传承下来。”他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这种同质化的文化，它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了同一个样子。同时它又是商业文化，能成为卖点的就利用，不能成为卖点的就抛弃、甚至毁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危机，也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失职。”“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去年开始做的，但是由于目前没有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现在只能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相关法律的制定。阮仪三：村落是最后的“净土”“阮仪三”这个名字，对于关注中国遗产保护的人并不陌生。作为一名建筑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发起了山西平遥古城的保护运动，而他最让人熟悉的“力作”莫过于周庄古镇的保护了。在他的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北京、西安、开封、扬州、洛阳等城市相继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山西平遥、江苏周庄、云南丽江等又在上世纪90年代同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进入21世纪，阮仪三又马不停蹄地促使了同里、南浔、乌镇、西塘等古镇走上了“保持原汁原味、扩展文化内涵”的道路，为中国留下了叹为观止的“水乡”。阮仪三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建设热潮使许多传统历史地域遭到了灭顶之灾。许多旧城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他说：“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而我们所说的非物质的东西，民俗文化的东西，就依存在建筑等物质载体当中。所以那些具有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的遗存都应该保护。比如江南水乡，就要保护构成江南水乡的构建：因水成市、因水成街、因水建房、邻水建镇的特点，这是它的灵魂。”在谈到“城市记忆”这一概念时，阮仪三举了“上海犹太人保护区”的例子，那里是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友好的见证，现在是上海市第12块历史风貌区。“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残酷屠杀犹太人，在许多国家拒绝接纳四散逃亡的犹太难民时，也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友好地接纳了3万多犹太人。曾任美国卡特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布鲁门撒尔60年后旧地重游时，泪流满面，对身边的女儿说，‘记住，没有上海就没有我们一家，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这些犹太人的活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街区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慈爱之心，是和世界人民和谐相处的里程碑。这个街区就是重要的城市记忆，记忆着一代人的友谊，这不是语言能够承担的。相反，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他对把旅游与保护等同起来的看法嗤之以鼻：“我们通常认为用保护来发展旅游，来搞经济开发，把保护等同于赚钱。”他认为保护不应该围绕着商业利益，因为商业利益的背后必然是破坏。“保护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开发旅游，为的是留存我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建筑的精华、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环境。而这些是我们今后创造新城镇、新建筑的规范。”青岛泰之：保护活态的文化联合国教科文驻亚太地区总代表青岛泰之应邀出席了论坛。他在发言中表示，古村落是一个特定文化历史发展的珍贵的有形见证，反映了人们文化、哲学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过程。与考古遗址和废墟相比，这些历史遗产群落是活态的遗产。青岛泰之认为，在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过程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传统建筑和街道正不断被现代建筑所替代。因此，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非物质文化元素与保护其物质形态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至关重要。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遗产保护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以及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以及地方社团都能够参与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来。他山石在“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上，浙江西塘、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代表的经验发言也为其他古村落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江西婺源——文脉的延续婺源的乡村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冯骥才对婺源也是赞不绝口，“色彩太漂亮了！青砖、灰瓦、白墙、翠绿的竹林、金色的菜花、蓝色的山野、红色的霞光，简直像一幅画。”婺源县政府根据各村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不同的保护方式。包括景区式、博物馆式、分区保护式和原始生态式。由于婺源境内徽派建筑遍布乡野，独具地方特色的傩舞、徽剧、茶道等文化绚丽多彩，因此政府出资对分散在乡村的古建筑进行普查、登记、建档，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保护性规划，同时成立了“婺源县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建设管理领导小组”，还制定了详细的农村建房审批流程，以抑制乱拆乱建的现象。为了增强古村落的生命力，该县还专门成立“婺源文化研究会”，研究会下设茶文化、民俗文化、古建文化、徽商文化、民艺文化和民间故事等9个分会，负责对全县民间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性挖掘整理。今年，婺源傩舞、婺源徽剧、婺源徽州三雕、婺源歙砚制作技艺等4项民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榆次后沟古村——民居博物馆后沟古村以古朴的农耕文化、精美的建筑文化、传统的信仰文化、灵动的生态文化，构成了完整的民间文化体系。特别是精巧别致的古戏台、玉皇殿、观音堂等堪称北方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后沟古村因地制宜、顺势选址、择吉而居，强调和谐的“田园山水”和“耕读文化”。2005年，在经过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对后沟古村进行了抢救性的整理和修复开发。同时还成立工作组，围绕村民生产生活的自然形态开展调查、挖掘、整理、引导工作，再现了古村久远的民间艺术、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地域节庆活动，并筹建了农耕民俗博物馆。在抢救和保护古村过程中，始终贯穿“简单不简陋，民俗不粗俗”这一主线，在修复保护过程中，力求展现其简单而精巧的建筑、悠久而古朴的风俗、厚重而传统的民风，使“田园风光、淳朴民风、古村风貌”跃然而出。越南顺化——新旧的和谐顺化市是承天化的省会，位于越南的中部。在顺化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遗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当时受南方考古文化的影响和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从古代起，这里就成为独特文化的十字路口，也奠定了多样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基调。顺化的一个特点是博采众长，历史上所有的独特艺术形式都为顺化文化所吸收利用；而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宫廷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共存与互融。顺化是一个都市，但仍保存着历史中形成的诸多传统。因此，顺化不仅扮演着多样城市和历史城市的角色，其实它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里有着很多的可触与不可触的文化遗存。
徽州古民居保护现状与对策农工民主党黄山市委员会 程小江2008年，农工党黄山市委利用近4个月的时间，在市和区县文物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对我市境内古民居现状进行了深入调研，现就怎样进一步做好徽州古民居保护工作，提出几点意见和建议。1、尽快完善古民居保护办法并争取纳入国家《条例》《安徽省皖南古民居保护条例》颁布已经十几年了，随着时间推移，新情况、新问题日益凸现，有必要重新进行修订和完善，切实增强其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从而使古民居保护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2008年初，国务院批准建立跨省域的徽州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从这个意义上说，皖南古民居实际已经超越了本省范畴，因此，我们还要争取将古民居保护，纳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使之成为国家意志，这样，古民居保护工作可以更广泛地得到关注和支持。2、积极推进古民居保护管理工作一要加强保护管理队伍建设。市县两级文物部门应该作为同级政府直属机构，在人员安排时能够对文物部门特别是从事古民居保护工作的部门有所倾斜。可以由市县两级政府出面组织协调，以文物部门的人员为主要力量，成立一个由公安、工商等多方面人员构成的古民居保护管理机构，并以此来协调解决保护过程中出现的执法难问题。对于古民居相对集中的村镇，进一步建立健全古民居民间保护委员会和业余文物保护员制度。从而使我市古民居保护工作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人员和法律保障。二要尽快依法设立古民居保护基金。基金的来源可以从市县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安排的用于古民居保护和维修的专项资金，国内外热心古民居保护人士的捐款，开发、利用古民居所得的收入等多渠道筹措。凡是利用古民居从事旅游开发的单位，其门票收入应当有不低于20%的比例纳入古民居保护基金。古民居及其构件的合法买卖，非政府组织的易地重建，都应缴纳一定比例的保护基金。此外，违反《条例》的罚没收入要用于保护工作。三要开展古民居普查、建档工作。建议尽快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古民居专项普查。普查的内容包括：每幢古民居的属地、建筑年代、所有权、现存状况、保护等级，并附照片。在普查的基础上，给每处古民居建立起纸质和电子档案。对那些由于各种因素暂时未被列入保护单位的但又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古民居，我们可以先由文物管理部门将其确定为文物保护对象，并设立文物保护标志。3、严格拆迁、变卖、易地重建审批制度，促进合法交易建议市政府出台《黄山市古民居及其构件买卖管理办法》，建立古民居及其建筑构件合法买卖流通渠道。对于那些虽然建于1911年前但没有什么历史、艺术、科学研究价值并且又不座落在古村镇之中的民居及其建筑构件，可以考虑在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下合法交易。对于古玩店展销的古民居建筑构件，必须标明真品、仿品、可卖或非卖品，设立举报电话，从而杜绝以假乱真，欺诈游客现象。政府应安排专项经费，用于征集社会流散的古民居构件及其附属文物，用经济和行政管理双重手段来规范市场行为。要坚持以原地保护为主的原则，对于人力难以抗拒的自然环境因素而导致的不得不易地保护的古民居，必须严格履行报批手续。在易地拆迁保护时，一定要由有资质的古民居专业修复队伍来施工，文物行政部门要对拆建实施全程监管。4、多管齐下，促进古民居的保护工作要抢救性维修全市濒危古民居。各级政府文物管理部门要对辖区古民居进行逐一排查，并拟定临时和永久性两套维修方案。视项目维修资金到位情况，对濒临坍塌的建筑及时采取临时加固措施，对重点保护单位漏雨严重的要先行翻漏处理，并疏通排水设施。对重点建筑采取屋面加用防水材料隔层的治本措施。同时，积极对上争取专项维修资金。鉴于目前政府有限的资金投入，我们可以在保护中引入更多的市场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及有实力的经济实体编制保护规划，合理开发利用。对于古祠堂、古戏台、古书院等集体所有、规模较大的古建筑，可以结合农村文化站、农村书屋建设等，辟为村民公共活动场所，使之在利用中得到有效保护。作为旅游景点开发的古民居，要避免过度商业氛围，以保持古民居原生态状况。要加强农村新居建设规划和监管力度，保护古民居生存的环境风貌。推广实施古民居“认领”制度，采取各项优惠政策，鼓励境内外的有识之士以购买、租赁、认养等方式，取得古民居的产权、使用权或冠名权。要广泛深入宣传《文物保护法》、《皖南古民居保护条例》。通过乡规民约的形式，激发农民群众保护文化遗产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教育部门要把古民居保护编入乡土教材，对中小学生进行教育。古民居是我们的前辈留给我们的一笔不可再生的珍贵财富，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它们保护好。我们相信，有各级领导的重视，有文物部门同志的辛勤工作，有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有热心人士的慷慨相助，古民居保护工作一定会日臻完善。“禁止修建破坏传统风貌的建筑物和广告标牌等，禁止拆损受保护的古建及构件，禁止在古村开山、采石、开矿……”日前，黄山市政府出台7个规范性文件，明确每个徽州古村都得编制保护规划，不得擅拆古村一砖一瓦，即使异地保护也要在本村进行。黄山市有101个古村及1.3万余幢古建筑，除西递、宏村等少数古村得到完好保护外，多数古村落中古建和大量新建房屋互相交错，部分古村已看不出古朴风貌。很多古建因地基降低和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加上村民为改善居住条件，擅自拆除一些受到保护的老房子。近些年，拆除、倒卖徽州古建及古建构件的问题也日益严重。此次，黄山市政府集中出台7个规范性文件，对老屋产权变更、外地人认领保护老屋、古民居搬迁拆除等都作出严格规定。“黄山市一次性出台7个保护徽州古村落及古民居的文件，在国内同等城市中十分少见。”黄山市政府法制办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黄山市古村落保护利用暂行办法》规定，该市及区县将古村落保护与利用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须在每年度财政预算安排保护利用专项资金，用于所在的每个古村规划编制和基础设施改善等。古村旅游收入须主要用于古村保护及古民居维修。该市还规定，古村落保护突出的，给与每个古村3～6万元奖励。个人修缮古民居的，黄山市及所在区县政府根据修缮资金总额，配套给与4000元到6000元奖励。利用古民居的在税费上给与优惠或免除。古民居原产权所有人无力保护的，可办理土地征收转让，由愿意保护的单位或个人出资保护。因无力维修而自愿捐赠古民居的村民，当地政府可另行审批安置居住地。余治淮：徽州古民居保护的见证人(作者：gov 来源：黄山日报 阅读：287 日期：2008年10月15日)本报讯 10月11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的亲历》栏目播出《余治淮：徽州古民居保护的见证人》：从拆梁卖瓦的破房子，到精心维护的世界遗产。安徽黟县徽州文化研究所所长余治淮，30年来从徽州古建筑群的保护中，看到了文明的传承和进步。这两天，安徽黟县西递村一所清朝中期的建筑需要维修，余治淮和工程人员精心制定了一个修旧如旧的施工方案，整个工程至少要花15万元。而在三十年前，当时在黟县文化局工作的余治淮根本想不到这些老房子会变得如此金贵。安徽黟县徽州文化研究所所长余治淮：像这么一栋房子，我那时候来看，只要三百斤萝卜就可以买这么一栋像模像样的老房子。曾经一段时间，当地村民发展生产的热情高涨，余治淮发现有的村民把自家的花园改造成了猪圈，书房变成了仓库。安徽黟县徽州文化研究所所长余治淮：很好的木雕上就钉上了钉子挂上了腊肉。从那时起，余治淮开始通过当地党委政府劝阻村民们对古民居的破坏性改造，并帮助西递、宏村办起了旅游公司。很快，外来游客的赞叹和迅速增长的旅游收入，让村民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家的古老民居和传统文化。安徽黟县徽州文化研究所所长余治淮：感到自己应该把古民居好好保护起来，这是个宝贝啊！而且可以讲，这些宝贝就是祖宗传给他们以后赖以生存的一个饭碗。2000年，西递宏村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现在，旅游收入已经占到了当地居民收入的一半以上，村民只要照料好自己家的宅子，每年都能拿到固定的分红。在西递村村口的这块大石头上，镌刻了所有村民集体宣誓的誓言，要世世代代共同保护这片世界文化遗产。安徽黟县徽州文化研究所所长余治淮：由把房子部件拆下来卖来换取一点粮食柴火到今天能主动保护这些房子,这是一个飞跃。没有改革开放，中国就没有这么一处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一个30年来参与宣传保护(文化遗产)工作的人来说，我觉得很满足。
观点论一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官员的到场无疑为本次论坛增色不少，他们在会场上激烈的观点碰撞更是擦出了精彩绝伦的火花。冯骥才：古村落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我一直认为古村落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冯骥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从规模上讲，我国有5000年到7000年的农耕文明，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约1600个县，19000个镇，按照一个镇10个行政村来算，我们有20万个左右行政村落。但不是所有村落都是古村落。我原来估计中国的古村落大约有3000个到5000个。但后来听说仅贵州黔东南地区就有六七百个古村落。所以我们心里应该有个数，我们的古村落数量至少过万。”他认为，古村落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存，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以及鲜明的地方特色。“村落是历史文化的容器，它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的建筑，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规划，都是其物质遗产，还有很多诸如民俗之类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关于民俗，他补充道：“我所说的民俗，包括人们生产、生活的民俗，商贸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起居饮食的民俗，节日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还有类似神话、故事、谚语、歌谣之类的口头文化。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艺人们身怀的民间技艺和民间手艺都是这个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要进行保护？冯骥才这样回答：“我们的古村落有它研究的价值、学术的价值、见证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欣赏的价值，但最终的价值还是它的精神价值。我们之所以传承文化遗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就是把我们的民族身份、民族基因传承下来。”他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这种同质化的文化，它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了同一个样子。同时它又是商业文化，能成为卖点的就利用，不能成为卖点的就抛弃、甚至毁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危机，也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失职。”“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去年开始做的，但是由于目前没有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现在只能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相关法律的制定。
长城 1987.12 文化遗产 北京故宫、沈阳故宫 1987.12 文化遗产 陕西秦始皇陵及兵马俑 1987.12 文化遗产 甘肃敦煌莫高窟 1987.12 文化遗产 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 1987.12 文化遗产 山东泰山 1987.12 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安徽黄山 1990.12 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湖南武陵源国家级名胜区 1992.12 自然遗产 四川九寨沟国家级名胜区 1992.12 自然遗产 四川黄龙国家级名胜区 1992.12 自然遗产西藏布达拉宫 1994.12 文化遗产 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 1994.12 文化遗产 山东曲阜的孔庙、孔府及孔林 1994.12 文化遗产 湖北武当山古建筑群 1994.12 文化遗产 江西庐山风景名胜区 1996.12 文化景观 四川峨眉山—乐山风景名胜区 1996.12 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云南丽江古城 1997.12 文化遗产 山西平遥古城 1997.12 文化遗产 江苏苏州古典园林 1997.12 文化遗产北京颐和园 1998.11 文化遗产 北京天坛 1998.11 文化遗产 重庆大足石刻 1999.12 文化遗产 福建武夷山 1999.12 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四川青城山和都江堰 2000.11 文化遗产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 2000.11 文化遗产 明清皇家陵寝：明显陵（湖北钟祥市）、清东陵（河北遵化 市）、清西陵（河北易县）、盛京三陵 2000.11 文化遗产 安徽古村落：西递、宏村 2000.11 文化遗产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 2001.12 文化遗产 云南三江并流 2003.7 自然遗产 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 2004.7 文化遗产 澳门历史城区 2005.7 文化遗产 这是资料，论文自己编吧！
悠悠中华五千年，散落在各地的古村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结晶，是镌刻着人类智慧光芒的“活化石”。中国的村落遍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江南水乡之唉乃，茫茫草原之炊烟，东方海岛之渔村，西北山中之人家，黄土高原之窑洞，东北密林之木屋，西南边陲之寨子……千姿百态，魅力迷人。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演进，许多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正遭遇着被忽视、甚至被毁灭的命运。这些即将消失的历史遗存，在中国的文化中占居着何等的地位，它们目前的境遇如何，现在的人们又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带着这些疑问和担忧，近日中外专家聚首西塘，探讨古村落保护之法。在前来参加论坛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当中，有被称作“民间文化守望者”的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有以“骂”著称、且被媒体称为“保护古城的卫士”的国家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还有远道而来的两位日本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福田亚细男和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菅丰博士。另外，国内外具有典型意义的古村落——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的代表也悉数到场，为论坛带来了更多的声音。让我们借着专家的智慧，试着寻找延续这些传统文化的良方。宣言书4月27日清晨，银色的月光刚刚退去，苏醒中的古镇西塘充满了生机，鸟鸣声、摇橹声、脚踏车声、还有清风拂柳的婆娑声袅袅不绝于耳……一如“生活着的千年古镇”本色。而此时，冯骥才和西塘镇党委书记沈国强两人早早地就出现在了“明清食代”的二楼露台上，参加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节目录制，主题正是“古村落保护”。第二次来到西塘的冯骥才还是老样子，一头桀骜不驯的头发，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这几年他一直为抢救民俗文化而奔忙，走了不少地方，今年他把保护的重点放在的古村落上，他坚定地认为，在民间文化遗产和抢救过程中，古村落是民间文化的“箱底”，因此从2005年3月至今，他已辗转考察了国内七八个省的古村落。他说：“时间很紧迫，我们现在连多少古村落都不知道，怎么保护？因此在这里开这个会议，希望集中各方力量探讨今后古村落的出路。”“古村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留给后人的财富，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镰刀、锄头，那将是无比的悲哀。”这是他最大的担忧。不止在一个场合，冯骥才用“来晚了”来形容对西塘的感受，他也不止一次讲述他第一次到西塘时偶遇的一个细节：“我去年第一次到西塘，镇长陪我在岸边走，走着走着天有些凉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正把支窗户的棍子拿起来关窗户，同时把一盆窗外的花拿进去。我注意到当时花盆上落了一只蝴蝶，老太太拿起花盆，轻轻一抖，蝴蝶飞走了。西塘连生活的诗意都保存下来了，这种和谐让我感动。”冯骥才认为西塘的经验是一种生态的保护方式，它延续了当地人生活的原态，是以人为本，可以作为典型供其他地方学习。当谈到为什么选择西塘作为论坛主办地时，他说，除了西塘的保护做得成功之外，当地政府的观念也让他感动。“当时西塘镇领导有两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句是‘对于古村落的保护，责无旁贷是政府的事’，还有一句是‘当经济的GDP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我们要把根留住。’一名基层的领导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和文化责任感，让我看到了希望。”带着这样的希望，冯骥才把论坛带到了西塘，并发出了旨在呼吁开展古村落保护的《西塘宣言》。他说：“必须要抓紧时间，不然的话，很多古村落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就要失去它。”观点论一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官员的到场无疑为本次论坛增色不少，他们在会场上激烈的观点碰撞更是擦出了精彩绝伦的火花。冯骥才：古村落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我一直认为古村落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冯骥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从规模上讲，我国有5000年到7000年的农耕文明，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约1600个县，19000个镇，按照一个镇10个行政村来算，我们有20万个左右行政村落。但不是所有村落都是古村落。我原来估计中国的古村落大约有3000个到5000个。但后来听说仅贵州黔东南地区就有六七百个古村落。所以我们心里应该有个数，我们的古村落数量至少过万。”他认为，古村落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存，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以及鲜明的地方特色。“村落是历史文化的容器，它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的建筑，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规划，都是其物质遗产，还有很多诸如民俗之类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关于民俗，他补充道：“我所说的民俗，包括人们生产、生活的民俗，商贸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起居饮食的民俗，节日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还有类似神话、故事、谚语、歌谣之类的口头文化。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艺人们身怀的民间技艺和民间手艺都是这个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要进行保护？冯骥才这样回答：“我们的古村落有它研究的价值、学术的价值、见证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欣赏的价值，但最终的价值还是它的精神价值。我们之所以传承文化遗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就是把我们的民族身份、民族基因传承下来。”他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这种同质化的文化，它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了同一个样子。同时它又是商业文化，能成为卖点的就利用，不能成为卖点的就抛弃、甚至毁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危机，也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失职。”“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去年开始做的，但是由于目前没有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现在只能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相关法律的制定。阮仪三：村落是最后的“净土”“阮仪三”这个名字，对于关注中国遗产保护的人并不陌生。作为一名建筑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发起了山西平遥古城的保护运动，而他最让人熟悉的“力作”莫过于周庄古镇的保护了。在他的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北京、西安、开封、扬州、洛阳等城市相继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山西平遥、江苏周庄、云南丽江等又在上世纪90年代同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进入21世纪，阮仪三又马不停蹄地促使了同里、南浔、乌镇、西塘等古镇走上了“保持原汁原味、扩展文化内涵”的道路，为中国留下了叹为观止的“水乡”。阮仪三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建设热潮使许多传统历史地域遭到了灭顶之灾。许多旧城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他说：“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而我们所说的非物质的东西，民俗文化的东西，就依存在建筑等物质载体当中。所以那些具有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的遗存都应该保护。比如江南水乡，就要保护构成江南水乡的构建：因水成市、因水成街、因水建房、邻水建镇的特点，这是它的灵魂。”在谈到“城市记忆”这一概念时，阮仪三举了“上海犹太人保护区”的例子，那里是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友好的见证，现在是上海市第12块历史风貌区。“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残酷屠杀犹太人，在许多国家拒绝接纳四散逃亡的犹太难民时，也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友好地接纳了3万多犹太人。曾任美国卡特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布鲁门撒尔60年后旧地重游时，泪流满面，对身边的女儿说，‘记住，没有上海就没有我们一家，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这些犹太人的活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街区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慈爱之心，是和世界人民和谐相处的里程碑。这个街区就是重要的城市记忆，记忆着一代人的友谊，这不是语言能够承担的。相反，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他对把旅游与保护等同起来的看法嗤之以鼻：“我们通常认为用保护来发展旅游，来搞经济开发，把保护等同于赚钱。”他认为保护不应该围绕着商业利益，因为商业利益的背后必然是破坏。“保护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开发旅游，为的是留存我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建筑的精华、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环境。而这些是我们今后创造新城镇、新建筑的规范。”青岛泰之：保护活态的文化联合国教科文驻亚太地区总代表青岛泰之应邀出席了论坛。他在发言中表示，古村落是一个特定文化历史发展的珍贵的有形见证，反映了人们文化、哲学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过程。与考古遗址和废墟相比，这些历史遗产群落是活态的遗产。青岛泰之认为，在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过程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传统建筑和街道正不断被现代建筑所替代。因此，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非物质文化元素与保护其物质形态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至关重要。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遗产保护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以及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以及地方社团都能够参与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来。他山石在“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上，浙江西塘、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代表的经验发言也为其他古村落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江西婺源——文脉的延续婺源的乡村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冯骥才对婺源也是赞不绝口，“色彩太漂亮了！青砖、灰瓦、白墙、翠绿的竹林、金色的菜花、蓝色的山野、红色的霞光，简直像一幅画。”婺源县政府根据各村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不同的保护方式。包括景区式、博物馆式、分区保护式和原始生态式。由于婺源境内徽派建筑遍布乡野，独具地方特色的傩舞、徽剧、茶道等文化绚丽多彩，因此政府出资对分散在乡村的古建筑进行普查、登记、建档，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保护性规划，同时成立了“婺源县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建设管理领导小组”，还制定了详细的农村建房审批流程，以抑制乱拆乱建的现象。为了增强古村落的生命力，该县还专门成立“婺源文化研究会”，研究会下设茶文化、民俗文化、古建文化、徽商文化、民艺文化和民间故事等9个分会，负责对全县民间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性挖掘整理。今年，婺源傩舞、婺源徽剧、婺源徽州三雕、婺源歙砚制作技艺等4项民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榆次后沟古村——民居博物馆后沟古村以古朴的农耕文化、精美的建筑文化、传统的信仰文化、灵动的生态文化，构成了完整的民间文化体系。特别是精巧别致的古戏台、玉皇殿、观音堂等堪称北方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后沟古村因地制宜、顺势选址、择吉而居，强调和谐的“田园山水”和“耕读文化”。2005年，在经过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对后沟古村进行了抢救性的整理和修复开发。同时还成立工作组，围绕村民生产生活的自然形态开展调查、挖掘、整理、引导工作，再现了古村久远的民间艺术、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地域节庆活动，并筹建了农耕民俗博物馆。在抢救和保护古村过程中，始终贯穿“简单不简陋，民俗不粗俗”这一主线，在修复保护过程中，力求展现其简单而精巧的建筑、悠久而古朴的风俗、厚重而传统的民风，使“田园风光、淳朴民风、古村风貌”跃然而出。越南顺化——新旧的和谐顺化市是承天化的省会，位于越南的中部。在顺化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遗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当时受南方考古文化的影响和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从古代起，这里就成为独特文化的十字路口，也奠定了多样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基调。顺化的一个特点是博采众长，历史上所有的独特艺术形式都为顺化文化所吸收利用；而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宫廷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共存与互融。顺化是一个都市，但仍保存着历史中形成的诸多传统。因此，顺化不仅扮演着多样城市和历史城市的角色，其实它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里有着很多的可触与不可触的文化遗存。
1、现状：皖南古村落旅游资源已得到初步开发，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问题：新建项目影响传统村落的整体环境因旅游开发，皖南传统村落近年新建了大批酒店、停车场、接待点等，有的因为规划不科学。
第一篇徽派建筑文化一、安徽近代建筑分类研究二、徽派古民居建筑的地域文化特征三、道家思想对徽州建筑文化的影响四、徽派古民居建筑的审美特征五、清末民初徽州民居的变异六、中国古代传统聚落的生态环境七、徽州村落的形态构成和景观意象八、徽州传统民居的环境布局及建筑特色九、皖南古村落规划特征浅析十、泾县境内两座各具特色的宗祠十一、章渡老街“吊灯阁”的启示十二、徽州传统民居聚落空间观十三、皖南民居夏季热环境实测分析十四、天人合一的建筑之道——简析咏芬堂建筑特色十五、三河镇古民居之印象十六、皖南民居诵清堂研究十七、浅析徽州民居的特殊空间——天井十八、徽州济阳江姓的发展——以歙县江村为例十九、中国古代建筑中女性空间的演变及限定二十、演进中的村落空间文化——一个民族村落空间保护与发展的积极思考二十一、传统聚落类型的生态技术运用第二篇徽州文化及建筑艺术一、皖南民居中的“三雕”艺术二、承志堂中的一件装饰木雕的考证与赏析三、徽州古民居彩画的艺术功能四、徽州的建筑彩画艺术五、屏山光裕堂特色分析六、建筑装饰——徽州木雕艺术七、一种值得研究和开发的传统饰面材料——泾川花砖八、中国古建筑绘画与现代仿古建筑九、木构建筑文化传承与建造技术的表现启示第三篇徽州建筑保护与更新一、皖南古民居现状保护及开发利用二、文化遗产历史空间保护与城市设计——安徽东至尧渡老街历史街区保护规划与城市设计三、三河镇传统街区的格局与古建特色分析四、对皖南古民居原真性保护的思考五、皖南古建筑保护与利用模式六、水乡古镇——三河更新保护规划的联想七、城市建设不能喜新厌旧第四篇新徽派建筑创作实践一、新徽派建筑初探二、传统居住建筑在当代三、传统建筑文化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继承与发展的原则研究四、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五、徽风·徽韵·徽情——新徽派建筑创作实践六、皖南传统民居生态系统分析七、传统建筑风格在现代住区设计中的运用
皖南古村落是指位于安徽省长江以南山区地域范围内、以西递和宏村为代表的古村落，是具有共同地域文化背景的历史传统村落，有强烈的徽州文化特色。 皖南山区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保存了大量形态相近、特色鲜明的传统建筑及其村落。皖南古村落不仅与地形、地貌、山水巧妙结合，而且加上明清时期徽商的雄厚经济实力对家乡的支持，文化教育日益兴旺发达，那些徽商还乡后以雅、文、清高、超脱的心态构思和营建住宅，使得古村落的文化环境更为丰富，村落景观更为突出。 皖南古村落与其它村落形态最大的不同之处是，皖南古村落建设和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对农业的依赖。古村落居民的意识、生活方式及情趣方面大大超越了农民的思想意识和一般市民阶层，追求与文人、官宦阶层相一致的生活情趣，因此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皖南古村落民居在基本定式的基础上，采用不同的装饰手法，建小庭院，开凿水池，安置漏窗、巧设盆景、雕梁画栋、题兰名匾额、创造优雅的生活环境，均体现了当地居民极高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 皖南古村落选址、建设遵循的是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周易风水理论，强调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和对自然环境的充分尊重，注重物质和精神是双重需求，有科学的基础和很高的审美观念。皖南古村落的建筑特色是随着明清时期徽商的兴盛而发展起来的，能够在有限的建筑空间内最大程度地体现其构思的精巧以及工艺的高超，实为别具匠心的建筑形式。后来徽商逐渐衰败没落，而这种徽派民居的建筑特色却因依附于古民居村落而保留下来，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建筑价值。
无语了，不是口头文化么？为什么打开却是这个？？！
①乡村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透过传统村落可认识传统文化，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3分） ②保护传统村落对于展现中华民族多样的历史文化成就具有重要作用，对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有重要作用。（3分） ③能够传承中华民族精神，体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特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3分） ④有利于培养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实现文化强国。（3分）
一，充分发挥旅游开发在古村落保护的作用，是让古村落活起来的重要途径在古村落的保护问题上，目前国内不少文化学者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也就如何保护开出来许多富有见地的“药方”。然而，我却认为，在古村落的保护中，旅游开发仍然是不可或缺起着重要作用的。正如许多文化学者在文章中写道：走进古村落，一种古典意境的美扑面而来，数百间古朴的古建筑群，错落有致挨在一起，屋顶雕花翘首探头，街道南北，小巷纵横，铺着鹅卵石的路面几经几百年的足迹打磨，变的格外圆润。但这“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的荣耀头衔，仍然阻止不住古村落的慢慢没落。的确，在许多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大量古建筑和文化风貌遗存或年久失修或遭到人为破坏。正如专家所描述：雕花的窗棂不见了，屋顶的横梁不见了，“门当户对”不见了，祠堂的石鼓不见了，珍贵的木材不见了......这就是古村落的一种现状，这就是大多数古村落遭遇的同一命运。毋庸置疑，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正因为有了这一头衔，使得其避免或减缓被破坏的可能。应该说，文化部门设立“文保单位”，使这些文化遗产有了一个“护身符”。这也是保护文化遗产最为重要的途径和主要手段。如果没有这样的“护身符”，不知还有多少文化遗产早就遭受了灭顶之灾。与“国家级文化保护单位”不同，古村落的命运就没那么幸运。一是因为古村落保护启动的比较迟，二是古村落保护还没列入法律的层面，三是由于古村落保护范围远比“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大得多，保护的力度难度也大的多。所以，也正如专家所描述：走进古村落，只见柴火四处任意堆放，凌乱裸露的旧电线如同蜘蛛网，木柱歪斜，瓦片残缺，家禽家畜无序放养，刺鼻的味道四处弥漫。一句话，古村落保护难！难!难！然而我们也欣喜看到，不少古村落在没有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之前，就因为旅游提前介入，使得其得以得到有效的保护，从而也避免出现上述类似的情况。我们是否可以换另一种说法，是旅游部门最早发现了古村落的价值，并进行开发，使得古村落保护引起世人的日益重视。也许这一说法会引起不少人的质疑，但我们是否可以回到历史的起点来看这个问题，或许就不会有争议了。我们就以连城县的培田和芷溪两个古村落为例，培田是最早被列为连城县的旅游开发点，如今走进培田古村落，只见一幢幢古民居沧桑而不败落，古朴而不杂乱，整洁的庭院，鸟语花香。铺就的千年古街，两边店铺不失当年的繁华。古老的戏台，不时传来汉剧独特的西皮二黄中州韵。村尾的那座南山书院，依旧传来朗朗读书声。而在芷溪，虽然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被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最近又被列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但芷溪因为没有形成旅游开发项目，如今芷溪的保护也就出现了与其他地方一样的状况。曾经有专家认为，芷溪不论是建筑还是文化内涵，都要远胜于培田，但现在的芷溪不仅建筑遭受严重破坏，古村落的风貌遭到严重的损坏，走进芷溪难以寻觅到历史的遗存，就连卫生方面也无法让人接受。芷溪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与早期没有进行旅游开发是否有关呢？从目前情况看，虽不敢说是主要的原因，但至少可以说是重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因为作为历史文化名村，这些年在保护过程中，一是缺少有效的法律效应，缺少规划的权威。二是缺少保护经费，缺少保护专业人员。三是保护与新农村建设，与改善群众的生活条件严重冲突。也就是说，谁来保护？怎样保护？一直是困惑古村落保护的最大难题。一边是群众要改善居住条件，一边是保护经费严重不足。一边是群众看见开发的价值，自发搞农家乐等旅游开发。一边是缺少规划，造成任其无序开发。更为严重的是，不少历史文化名村刚刚评上，由于文物保护管理工作跟不上，结果一夜之间，古村落的大量历史遗存就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这也就出现了开头不少文化学者所看见的那种让人伤心的画面。我们现在且不论这种后果是怎样造成的，但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旅游能够早些介入开发，或许就不出现如此惨痛的局面。或许也有不少人会拿出当年“水洗三孔”和凤凰古城承包风波来说事，的确，在旅游开发中曾经出现过令人难以接受的现实，那种十分粗鲁的，不顾文物保护法规，不懂文物保护价值的做法，让旅游从此背上了永久的耻辱，也让旅游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旅游开发对古村落的保护作用，更不能因此就把旅游开发排斥在保护的行列。我们承认旅游开发对古村落保护的地位和作用，更要看到旅游开发在让古村落“活起来”的作用。就目前情况而言，如果只是按文物部门的保护要求，那么要让古村落“活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困难。从体制而言，文化和文物部门，他们只承担古村落的保护工作，而不承担开发工作。再进一步说，文化和文物部门在保护中更多的是保护建筑本体，对“活态文化”的保护只是处在一个规划之中，更多是由当地老百姓自己承担。由此就出现了“文化空巢”。所以，当我们说要肯定旅游在开发保护古村落中的作用时，应该消除曾经的误会，应该从体制上解决文化与旅游部门在保护开发古村落中一直存在的“两张皮”的问题，发挥各自在保护开发中的作用。比如，对于文化文物部门来说，要充分发挥法律的效力，建立起常规的保护机构和组建保护队伍。同时要做好普查和保护规划工作，建立起保护档案。对于旅游部门来说，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合理开发，有序开发，科学开发。在开发中要从最大限度有利于保护目的出发，从最大限度有利于促进古村落可持续发展出发，实现保护与开发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