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至1950年去美国普渡大学留学,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1950年10月被分派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中国核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参加组织和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均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主要参加者，其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编辑本段邓稼先生平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曾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教授。1925年，母亲带他来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 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有了科技强国的夙愿，将个人的事业与民族的兴亡紧密相连。 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京，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16岁的邓稼先随大姐去了大后方，在四川江津读完高中，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是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6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道他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10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贡献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邓稼先词是 踏遍戈壁共草原， 二十五年前， 连克千重关， 群力奋战自当先， 捷音频年传。 蔑视核讹诈， 华夏创新篇， 君视名利如粪土， 许身国威壮河山， 功勋泽人间。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和卫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1950年，邓稼先从美国普渡大学回国，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数学学部委员、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等职，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劳动模范。他签署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总体计划。 1948年，邓稼先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在普渡大学当研究员，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 有人劝他留在美国，但邓稼先婉言谢绝了。1950年10月，他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和二百多为位专家学者一起回到国内。一到北京，他就同他的老师王淦昌教授以及彭桓武教授投入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开设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的崭新局面。1956年，邓稼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弹。当邓稼先得知自己将要参加原子弹的设计工作时，心潮起伏，兴奋难眠，这是一项多么光荣而又神圣的职业！但同时他又感到任务艰巨，担子十分沉重。 从此，邓稼先怀着以最快速度把事业搞上去的决心，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任务中去。 首先，他带着一批刚跨出校们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 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邓稼先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 由于都是外文书，并且只有一份，邓稼先只好组织大家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连夜印刷。 为了解开原子弹的科学之迷，在北京近郊，科学家们决心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研制出我国的“争气弹”。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为了让同他一起工作的年轻人也得到休息，得到工作之余的稍许娱乐，他总是抽空与年轻人玩十分钟的的木马游戏。有一次，王淦昌教授看见了他们在玩这种游戏，老教授又好气又好笑，斥责说：“这是什么玩法，你还做儿戏呀。” 邓稼先笑说：“这叫互相跨越！” 互相跨越，这是一种多么亲密的同志关系啊！正是靠着这种关系，邓稼先和同事们一起克服了一个个科学难关，使我国的“两弹研制”以惊人速度发展。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横空出世...... 不久，我国第一颗氢弹威震山河......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癌症不幸逝世，终年62岁。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被称做“两弹”元勋的这位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通常一级标题可以居中，二级标题顶格写。
电影《横空出世》中，冯石将军（李雪健 饰）曾说：“ 爹有娘有，都不如自己有 ”。中国还没有原子弹的时候，一切都处在被动中，美国不希望中国拥有，苏联也认为中国没必要拥有，只要接受其保护就可以。
不过，自古就有先例，唯有依靠自己、或使自己强大起来，才有主权、尊严和国际话语权。1951年下半年，法国共产党员和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曾让人传话给最高领导人说：“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经过朝鲜战争后，国家领导人也认为，中国是时候要建造属于自己的核武器了。
1954年，赫鲁晓夫到访中国时，最高领导人就向其试探，能否给予核武器方面的技术帮助；在1956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最高领导人做出制核的决定，我国拥核历程也由此而开启。
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自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撼的不仅只有中国自己，全世界都为之震动。这一期间，许多功勋隐姓埋名，默默地奉献。我国的核武器研制开拓者和奠基者邓稼先勇于当先，最后因辐射患癌而全身出血，在妻子的怀中默默离世，令人惋惜不已。
我国的原子弹研究起步比较晚。建国初期，国家不仅需要处理国内存在的各种问题，重新建立秩序和恢复与发展经济，还要在没有得到修整的情况下，参与抗美援朝战争。
美国等帝国主义一直想要将新中国扼杀于摇篮，试图通过经济封锁、军事讹诈和战争威胁等阻挠着我国的发展。为国家安全和防止第3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家领导人一直以谨慎的态度对帝国主义。同时，又不得不花大力气来研制先进武器，以打破被压迫和垄断。
1956年4月，国家领导人坚定研制原子弹的信念，正式拉开核研究的序幕。由于经济尚处在发展阶段，技术尚未成熟，国家不得不寄希望于老大哥苏联，希望得到其帮助。经过长期的交涉，中苏最终在1956年10月15日签订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标志苏联提供帮助的开始，他们愿意给予技术的帮助和提供模型的参考。
在这一背景下， 邓稼先 于1958年春被任命为理论部主任。7月1日，原子能研究所在中科院成立，核武器研究进入准备阶段。
然而，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关系趋紧张起来。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1956年10月15日的协定，拒绝为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和生产资料，并在7月16日将在华的专家陆续撤走。到8月23日，233名在华苏联专家全部被撤离，图纸资料也随之被带走，我国的原子弹研究亦由此而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
尽管国际环境变得越来越严峻，政府还是坚决研制原子弹，不过随着经济发展陷入低迷，一些常规武器的生产和研究的资金不得不削减，将所有的精力都投放到“两弹”的研制上。
为牢记1959年6月给国人所带来的影响，原子弹的研制项目被命名为“596”工程，邓稼先等著名科学家成为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将原子弹研制出来。
1950年8月29日，以26岁的年龄获得博士学位后，邓稼先便直接回国，并到中科院任职，从事原子核理论等方面的工作。
此后到1958年，他有着祥和的8年生活。1953年，与在北京大学认识的许鹿希结婚，并育有一儿一女。他是物理科学家，许鹿希是医院里的医生，两者也算是知识分子组合。
在1958年秋成为理论部主任后，邓稼先便不舍地离开家人，与大队伍一同深入到大漠戈壁生活，一待就是31年的时间，期间只能隐姓埋名，似乎没有来过人间。据许鹿希回忆说：“ 1958年离别前，他（邓稼先）没有交代具体的工作和去向，只是让好好照顾孩子和撑起家庭。 ”
美苏研制原子弹的时候，依靠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器，可以不费人力地将一些数据计算出来。而中国当时并没有相应的条件，所以理论团队只能使用最简单手摇算盘计算各种资料和数据。
《横空出世》曾还原这一场景，研究者们将每一个数值经过精准的计算后，用纸张记录下来，再去将其保存为绝密文件，计算过程中的草稿都需要交给专业的保密人员保管。
而这一系列的数值计算并不仅仅只是方程式的化解，需要将数百页的草稿计算成单页的有用的数值，此外还有审核人员进行核对，出错的都得重新开始计算。所以，邓稼先和他的团队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日复一日地工作着。
1964年10月16日15时，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引爆，全国人民都沉浸于喜悦和骄傲之中；对于科研人员来说，这仅仅是任务的开始，还未停下脚步，邓稼先和于敏等一众科学家又开始对氢弹的理论进行计算，以最短的时间将氢弹研制出来，比美、苏、法还要提前。
1979年，一颗核弹在戈壁滩里实验，核弹本身的设计没有问题，但由于降落伞质量太差，导致实验失败，弹头也随之遗失在荒漠中。为将其找寻出来，邓稼先等理论工作者也参与到寻找队伍中，并顺利地找到核弹头的降落地。由于不知道核弹头是否存在辐射，许多人都不敢靠近。邓稼先认为自己年长，又有一些经验，所以亲自去检查以出现破碎的核弹头。
这一举动给他带来了灾难，弹头中含有强烈的辐射，在触摸后不久，他便由于被辐射过重而送进医院。经过检查，辐射已经导致他的肝细胞破裂，连尿液中也有放射性物质，这就意味着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
在医院中，他最终有时间陪伴别离已久的妻子。
1985年，已经61岁的邓稼先因为直肠癌而住院治疗。期间，它的全身出现大面积的溶血性出血，止痛药的使用也从一天一支变成一小时一支，也许只有他知道自己所遭受到的折磨。
尽管作为医生，许鹿希也倍感无能为力，只能像普通人一样默默的流泪。
1986年7月29日，忍受363天的病痛的折磨后，他最终在一次大出血中倒下，在妻子的怀里永远地离开人世。
去世前，他的内心还关心着国家的发展，对工作人员叮嘱：“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后得太远…”
真正的英雄，并非是驰骋疆场地与敌人对抗，默默无闻和在背后无私奉献的人，也是极其伟大的英雄。总设计师后来评价说：“因为它们（核武器）的存在，帝国主义才对我们忌惮三分…”要研究出如此高端的武器，必须是具备专业知识的科研人员才能做出来，使用武器的人是很难制造武器的。
邓稼先等众多科学家默默地付出着，给国家的核事业带来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影响，让中国不再受到西方列强的限制和压迫，他们对于祖国的付出与崇高的爱国精神都是我们应当铭记与传承下去的。
参考文献：《邓稼先传》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邓稼先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由于他对中国核科学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
扩展资料：
主要成就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
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
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
他自1958年开始组织领导开展爆轰物邓稼先晚年照片邓稼先晚年照片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
从而迈开了中国独立研究设计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
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试验工作。
邓稼先不仅注重科技实验，还格外注重对科学理论的及时梳理和总结。
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
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邓稼先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安徽怀宁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邓稼先简历1950年获美国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中国核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参加组织和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均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主要参加者，其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邓稼先个人概述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柳永生在一个典型的奉儒守官之家，自小深受儒家思想的系统训练，养成功名用世之志，然而，他一旦出入“秦楼楚馆”，接触到“竞赌新声”，浪漫而放荡不羁的性格便显露出来，因此，青楼成了他常去之处。科举落第后，柳永沉溺烟花巷陌，都市的繁华、歌伎的多情，使柳永仿佛找到了真正的自由生活。柳永生在一个典型的奉儒守官之家，自小深受儒家思想的系统训练，养成功名用世之志，然而，他一旦出入“秦楼楚馆”，接触到“竞赌新声”，浪漫而放荡不羁的性格便显露出来，因此，青楼成了他常去之处。科举落第后，柳永沉溺烟花巷陌，都市的繁华、歌伎的多情，使柳永仿佛找到了真正的自由生活。柳永生在一个典型的奉儒守官之家，自小深受儒家思想的系统训练，养成功名用世之志，然而，他一旦出入“秦楼楚馆”，接触到“竞赌新声”，浪漫而放荡不羁的性格便显露出来，因此，青楼成了他常去之处。科举落第后，柳永沉溺烟花巷陌，都市的繁华、歌伎的多情，使柳永仿佛找到了真正的自由生活。柳永生在一个典型的奉儒守官之家，自小深受儒家思想的系统训练，养成功名用世之志，然而，他一旦出入“秦楼楚馆”，接触到“竞赌新声”，浪漫而放荡不羁的性格便显露出来，因此，青楼成了他常去之处。科举落第后，柳永沉溺烟花巷陌，都市的繁华、歌伎的多情，使柳永仿佛找到了真正的自由生活。柳永生在一个典型的奉儒守官之家，自小深受儒家思想的系统训练，养成功名用世之志，然而，他一旦出入“秦楼楚馆”，接触到“竞赌新声”，浪漫而放荡不羁的性格便显露出来，因此，青楼成了他常去之处。科举落第后，柳永沉溺烟花巷陌，都市的繁华、歌伎的多情，使柳永仿佛找到了真正的自由生活。柳永生在一个典型的奉儒守官之家，自小深受儒家思想的系统训练，养成功名用世之志，然而，他一旦出入“秦楼楚馆”，接触到“竞赌新声”，浪漫而放荡不羁的性格便显露出来，因此，青楼成了他常去之处。科举落第后，柳永沉溺烟花巷陌，都市的繁华、歌伎的多情，使柳永仿佛找到了真正的自由生活。柳永生在一个典型的奉儒守官之家，自小深受儒家思想的系统训练，养成功名用世之志，然而，他一旦出入“秦楼楚馆”，接触到“竞赌新声”，浪漫而放荡不羁的性格便显露出来，因此，青楼成了他常去之处。科举落第后，柳永沉溺烟花巷陌，都市的繁华、歌伎的多情，使柳永仿佛找到了真正的自由生活。柳永生在一个典型的奉儒守官之家，自小深受儒家思想的系统训练，养成功名用世之志，然而，他一旦出入“秦楼楚馆”，接触到
邓稼先简历1950年获美国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中国核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参加组织和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均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主要参加者，其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邓稼先个人概述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曾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教授。1925年，母亲带他来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有了科技强国的夙愿，将个人的事业与民族的兴亡紧密相连。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京，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16岁的邓稼先随大姐去了大后方，在四川江津读完高中，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道他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邓稼先词是 踏遍戈壁共草原， 二十五年前， 连克千重关， 群力奋战自当先， 捷音频年传。 蔑视核讹诈， 华夏创新篇， 君视名利如粪土， 许身国威壮河山， 功勋泽人间。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和卫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1950年，邓稼先从美国普渡大学回国，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数学学部委员、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等职，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劳动模范。他签署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总体计划。1948年，邓稼先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在普渡大学当研究员，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有人劝他留在美国，但邓稼先婉言谢绝了。1950年10月，他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和二百多为位专家学者一起回到国内。一到北京，他就同他的老师王淦昌教授以及彭桓武教授投入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开设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的崭新局面。1956年，邓稼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弹。当邓稼先得知自己将要参加原子弹的设计工作时，心潮起伏，兴奋难眠，这是一项多么光荣而又神圣的职业！但同时他又感到任务艰巨，担子十分沉重。从此，邓稼先怀着以最快速度把事业搞上去的决心，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任务中去。首先，他带着一批刚跨出校们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邓稼先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由于都是外文书，并且只有一份，邓稼先只好组织大家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连夜印刷。为了解开原子弹的科学之迷，在北京近郊，科学家们决心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研制出我国的“争气弹”。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为了让同他一起工作的年轻人也得到休息，得到工作之余的稍许娱乐，他总是抽空与年轻人玩十分钟的的木马游戏。有一次，王淦昌教授看见了他们在玩这种游戏，老教授又好气又好笑，斥责说：“这是什么玩法，你还做儿戏呀。” 邓稼先笑说：“这叫互相跨越！”互相跨越，这是一种多么亲密的同志关系啊！正是靠着这种关系，邓稼先和同事们一起克服了一个个科学难关，使我国的“两弹研制”以惊人速度发展。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横空出世......不久，我国第一颗氢弹威震山河......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癌症不幸逝世，终年62岁。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被称做“两弹”元勋的这位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邓稼先贡献研究了原子弹和氢弹邓稼先的光辉一生（徐焰）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选自2001年6月25日《北京青年报》）三、杨振宁与邓稼先的友谊（徐胜蓝、孟东明）1964年10月，浩瀚的戈壁滩上空升起了一团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年之后，第一颗氢弹又放出炫目的光芒。这曾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人们都知道奥本海默是美国的“原子弹之父”，萨哈罗夫是前苏联的“氢弹之父”，然而，中国的“两弹”元勋是谁？1986年6月，中国各大报纸均在首要位置介绍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名字鲜为人知 功绩举世瞩目“两弹”元勋——邓稼先1986年6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1986年7月，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核工业部为表彰邓稼先20多年来为发展我国核武器做出的重大贡献，为使他那不计名利、甘当无名英雄和艰苦奋斗、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号召广大科技人员向他学习。邓稼先可歌可泣的优秀事迹，他那伟大的抱负和精忠报国的感人精神深深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外国有一本书，题为《比一千颗太阳还亮》。邓稼先献身的事业，亮过一千颗太阳！他从34岁接到命令研制中国的“大炮仗”以来，告别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儿女，隐姓埋名进入戈壁滩。20多年来，他和他的同事们没有任何人在报刊上占过巴掌大的版面。他们都把自己的姓名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深爱埋在祖国最荒凉最偏僻的地方。人们常常忘记他们，只有当“大炮仗”的冲击波冲击各国地震监测站，引起世界一次又一次瞩目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他们的存在……1986年7月29日，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奉献毕生精力的元勋邓稼先病逝于北京。全国上下为这位中华精英过早离开人世而感到悲痛。他的朋友们怀着无比悲痛、崇敬的心情献给他一支挽歌——《怀念邓稼先院长》：天府杨柳塞上烟，问君此去几时还？……实验场上惊雷动，江河源头捷报传。……不知邓老今何在？忠魂长眠长江畔。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写道：踏遍戈壁共草原，三十五年前。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君当先。捷音频年传，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哀君早辞世，功勋泽人间。国务院总理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参加邓稼先的追悼会，他说：“邓稼先同志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骄傲。”“稼先逝世，我极悲痛”。邓稼先的岳父、全国政协副主席、90高龄的许德珩老人在他送的大幅挽幛上这样悼念邓稼先。在地球的另一面，远隔万里重洋的杨振宁教授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给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教授打来了唁电。杨振宁先生和邓稼先先生有着深厚的友谊，让我们读一读北京医科大学许鹿希教授撰写的《怀念稼先》中的第八节《半个世纪的友谊》的一段吧！“文革”初期，氢弹爆炸了，但核武器的研制并没有到头。可在那个乌烟瘴气的年代，就连稼先他们核武器研究院也未能幸免。林彪、“四人帮”组织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稼先等十几位理论部的负责人。稼先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时只要说一句违心的话，就会给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他顽强地顶着，处境很危险。正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似乎苍天有眼，1971年杨振宁先生从纽约经巴黎飞抵上海。下飞机后，开列了他要见的人的名单，名单上第一个就是邓稼先。这张名单很快传到中央，稼先立刻被召回北京会客。不久，在周总理亲自干预下，基地里暗无天日的局面结束了。杨振宁先生当然不知道他们的这次会晤对稼先来讲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但是我们全家人从心底深深地感激他。杨先生与稼先从小就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两家的祖籍都是安徽，在清华园两家人又住隔壁。邓父邓以蜇和杨父杨武之是多年深交的老友。杨振宁教授的弟弟杨振平与稼先也很要好。少年时代的稼先与少年杨振宁总在一起打墙球，弹玻璃球，甚至还比赛爬树。上中学稼先和杨振宁都同在北平崇德中学，杨振宁比稼先高两级，后来他们两人又是西南联大的校友。解放前夕，稼先和杨氏兄弟又都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稼先就与他们分开了，不过他们的友情却一直保持着。自1971年以后，杨先生多次回来访问、讲学。稼先与他总少不了叙旧聊天。有一次杨先生到我们家，他说想和稼先一起骑车去颐和园。为安全起见，这样的要求我们着实不敢答应他。还有一次，我们一道去北海仿膳，大家边吃边谈笑着，杨先生对稼先说：“这回你可以吃饱了，想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你可是常常饿肚子的呀！”可不是嘛，稼先留学的时候，生活很艰苦，开始没有奖学金，吃饭不敢按饭量吃，只能按钱吃。有一段，他和洪朝生（现在科学院低温物理中心工作）合住在一位美国老太太的阁楼里，有一次他俩去吃饭，两份牛排端上后，稼先看了看，对洪朝生说：“我这块小，你那块大。”洪朝生就把自己那份给了稼先。……回想起这些往事，杨先生与稼先都笑了。后来，杨先生多次送书给稼先，有《杨振宁论文选集》，有《读书教学四十年》等，都写着“稼先”或“稼先弟”存念。稼先60寿辰时，杨先生特意送他一副国际象棋。稼先住院后，杨先生到医院看他，并且为他找特效药。最后一次，杨先生送给稼先一大束鲜花，这鲜花象征着两人永存的友谊，正像杨先生给我的唁电中所说的：“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最后，我想以杨振宁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我这篇怀念文章的结束语：“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稼先没有虚度此生！1987年10月23日，杨振宁在宋健、周光召等陪同下来到八宝山公墓，祭奠与他有着半个世纪深情厚谊的挚友邓稼先。深秋的北京，瑟瑟秋风给人们带来寒意。八宝山公墓在安放骨灰的灵堂外面庭院里搭起了一个灵堂，邓稼先的巨幅遗像前摆着杨振宁送的花篮，缎带上写着“邓稼先千古杨振宁敬挽”。杨振宁眼含热泪面对邓稼先的遗像肃立默哀，鞠躬悼念。祭奠仪式结束后，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女士按照邓稼先生前嘱托，向杨振宁赠送一套安徽出产的石刻文房用具，上面写着“振宁、致礼存念稼先敬留”。许鹿希女士深情地说，这套文房用具象征着邓稼先和杨振宁的乡情和友谊。邓稼先是杨振宁的中学、大学同学，他为中国的核事业做出如此重大的贡献，然而，过去中国并没有在报刊重点宣传、表彰他。1986年6月，邓稼先病重期间，杨振宁去医院探望他。后来，杨振宁又向中央领导同志谈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早就应该把对中国、对国际有贡献的科学家介绍出来。杨振宁非常敬重邓稼先，他说：“邓稼先是中国的帅才，他能得到中国领导人的绝对信任，也能得到群众的绝对信任，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他又说：“中国高层人士选定他当领导者来研究原子弹，这位人士是很有眼光的人。我认识邓稼先，又认识美国的奥本海默和泰勒。这三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邓稼先随和、腼腆，又没有行政工作的经验。当初美国的格罗夫斯将军也聘任了没有行政经验的奥本海默当主持人，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稼先的个性完全不同，是另外一种帅才。我收集了许多邓稼先的材料，我期待有一天有人能写篇有关邓稼先的传记，我希望传记能把他对中国的贡献详细表达出来。”历史没有忘记他们！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60周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长达12集的电视片：《让历史告诉未来》。在第8集里，有这样的画面和解说：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壮丽场面展现在荧光屏上，欣喜若狂的中国人民、套红的《人民日报》号外……，邓稼先先生的高大身躯也出现在荧光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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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谊兄弟总裁王中磊率安以轩、邓超、杜淳、段奕宏、冯绍峰、霍思燕、李晨、廖凡、陆毅、苏有朋、徐帆、姚晨、张涵予13位家族成员，联手《时尚先生》杂志倾情打造的时尚大片全新出炉，留下了一张属于华谊大家庭的合影，也是一种家族凝聚力的体现。更多图片信息详情查看
现实生活中邓超 你说的穿衣时尚是什么啊？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邓超啊
邓超，中国著名一线影星、电影导演，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绰号「戏疯子」，凭藉精湛演技及优秀作品闻名国内、家喻户晓。从2000年开始拍摄电视剧，2002年主演刘恒作品《少年天子》成名，2005年后主演了高希希导演的《幸福像花儿一样》《甜蜜蜜》、张纪中版金庸武侠剧《倚天屠龙记》、《艰难爱情》及《你是我兄弟》等经典电视剧。从2006年起进军大银幕，获得众位著名导演器重，担纲领衔多部知名电影，包括冯小刚导演的《集结号》、曹保平导演的《李米的猜想》《不法之徒》、徐克导演的《狄仁杰之通天帝国》、陈嘉上导演的《画壁》《四大名捕三部曲》、陈可辛导演的《中国合伙人》等，成为中国影坛具票房号召力的领军人物，主演电影常年晋身年度华语片十大票房榜。另有演出及出品《翠花》等多部话剧。2013年自导自演电影《分手大师》，并于北京开办话剧院。杂志封面及专访《时尚男人》《时尚君子》《风尚志》《时尚健康》《男人装》《都市主妇》《中国汽车画报》《时尚Cosmoman》《大都市》《北京青年周刊》《粉红》《舒适广告》《美好家园》《时尚芭莎男士》《大众电影》《精品购物指南》《时装L’OFFICIEL》《瑞丽》《星尚ok》《时尚旅游》《世界》《达人志》《风度men‘s uno》《上海壹周》《摩登绅士Mr.Modern》《星尚》《大周末hotspot》《商界时尚》《时尚芭莎》《男人风尚》《伊周FEMINA》《优家画报》《型男志Men's JOKER》《ELLE Men 睿士》《和谐之旅》《VOGUE》《时尚先生ESQUIRE》《生活周刊》《汽车族》《名汇FAMOUS》《时尚COSMOPOLITAN》《风尚周报》《时装男士L’OFFICIEL HOMMES》《费加罗先生madame FIGARO》《外滩画报》《新城记let's》《ok!精彩》等等
玄学派诗歌(Metaphysical school of poetry)作为一种文学倾向流行于十七世纪，但这个称呼最早是英国诗人德莱顿在一六九三年才提出来的。当时是含有贬义的，他认为以多恩为代表的一些诗人“好弄玄学……爱情诗本应言情，他却用哲学的微妙的思辩，把女性们的头脑弄糊涂了”1。十七世纪的约翰逊(Samuel Johnson)进一步作出评论，认为十七世纪“涌现出一批可以称之为玄学派诗人的作家”2，从而使这一术语广为流传。二十世纪的大师艾略特等人(他写过《玄学派诗人》著名论文)更是对该派诗歌大加赞赏。艾略特认为英国诗歌从多恩之后便日趋衰落，认为多恩诗歌智力和激情交融一体，是一种复合型的智性。3 为了更好地赏析《别离辞：节哀》，我们得对英国玄学派诗歌主要的代表约翰·多恩(John Donne)的创作以及该诗的背景有所了解。出生于富商家庭的多恩早年受到天主教徒的教育，并入牛津大学学习。他一生经历曲折复杂。青年时代个性狂放，生活放荡，又野心勃勃，做了宫廷一位大臣的秘书之后，又在一六�一年与大臣夫人的侄女私逃结婚，而被关进监狱。获释后，生活潦倒。但他仍不肯放弃仕途生涯，但最后不得不在教会中寻求出路，根据对他赏识的国王詹姆斯一世的意旨，在一六一五年改信国教，做了牧师，最后受命任伦敦圣保罗大教堂教长，直至逝世。投身宗教以后，他的生活和创作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前过着放荡的生活，出入于剧场妓院，追求享受，寻求冒险，而到后期，则哀叹“过去浪费掉的叹息和眼泪”，把思想感情和炽热的爱转换到“神圣”的宗教事业上来。所以他早期的主要创作成就是爱情诗和讽刺诗，晚期的主要成就是宗教诗歌和布道文。正如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我青年时代的情妇是诗歌，老年时代的妻室是神学。” 《别离辞：节哀》便属于多恩早期的诗作。这首诗是一六一一年他随罗伯特·特鲁里爵士出使巴黎时，在临行前赠给他所爱女子的，据沃尔顿(Izaak Walton)所写的传记，此诗是赠给他的妻子安妮·多恩的(当时她正怀着第十个孩子，结果仍产一死胎)。 如同他早期的一些爱情主题的诗歌一样，玄学的技巧在《别离辞：节哀》一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该诗不仅是多恩早期著名的作品，也是英国玄学派诗歌中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在该诗中，多恩主要抒写了爱的发现和爱的拥有。该诗所着重强调的(或该诗的主题)，是赞颂男女恋人之间的净化了的感情，认为他们之间的分离并不重要，甚至并不可能。 这派诗歌最大的特色是“巧智”(wit)，即能在异中见同、而且寓庄于谐的才智。诗歌中说理辩论多于抒情，明显无关的观念、思想、意象、典故等等常常糅合一体，构成“双重思维”。这种深层次的思维活动又与强烈情感(爱的激情、宗教激情)融为一体，从而使感情哲理化，思想知觉化。 该诗分为九节，共三十六行。诗的第一节就采用了一个“玄学”的类比，给人造成一个强烈的知觉意象。这一节语气平和缓慢，整个场面完全是为了烘托第五行的融化(melt)一词。诗人告诉恋人，分离时不需要表现出夸张的悲哀，只需要静静的融化，他用死亡的比喻来说明，甚至连死亡也是极为微妙、难以觉察的，聚在旁边的观看的人也说不出最后一口气何时离去。乍一看，把真正的恋人的离别比作死别，确实显得悲痛，与诗人的本意不符，但这位玄学大师正是在这方面体现出自己的“怪才”，他使得“离别”这一意象几乎令人难以察觉，使得死亡成为一种回归宁静和圆满的精神意义上的“融化”。为了烘托这种“融化”，原诗中，诗人在这一节使用了“s”声音的重复以及“头韵”(alliteration)，使人感觉到窃窃私语以及虚弱的呼吸，造成一种“融化”的音响效果。 第二诗节中，为了突出分离的博大独特和不同凡响，多恩表现出了对创造新词的热爱。在词语的使用方面，多恩喜欢用自然意象的词语表达新意，甚至热衷于用自然意象来创造新词。他将“眼泪”和“洪涛”组合在一起，构成新词“泪浪”(tear－flood)，将“叹息”和“风暴”组合在一起，构成新词“叹风”(sigh－tempest)，还有inter－assured等等，都使诗句显得生动形象，同时也在“人体”与“天体”的类比方面，寻找到了“契合”，为以下的“天体的运动”作了恰当的铺陈。而七八两行中的“俗人”(laity)一词与“亵渎”(profanation)一起连用，更是暗比他们的爱情似宗教一般神圣，不同于凡夫俗子。 该诗的第三节中以地面上的较小的然而有害的运动——“地动”(moving of the earth)和太空中更大的然而无害的运动——天体的“震动”(trepidation)进行对比。按照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天动学的观点，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天体运行的轨道有九圈。而“trepidation”这类的天体的运动是指第九重天或第八重天的运行所发生的变化，这一运动被人们认为是无害的。诗人在此所强调的是，他们的分别不同于凡夫俗子，他把离别比作是庞大的天体的偏移，显得神秘、重大，但极为神圣，不为凡人所道。 四五两节诗仍以宏大的宇宙天体为喻体，来强调“圣洁的爱”与“世俗的爱”之间的区别。第四节中的“世俗的”(sublunary)一词表层意思是“月下的”。因为在九圈的天体中，离地球最近的一圈为月球轨道，是第一重天。这一节诗表明：月下的凡夫俗子的爱是由感官组成的，而多恩歌颂的则是精神上的圣洁的爱，这是凡人所不能理解的。第五节进一步强调他们所具有的爱有别于人间凡人的爱，不是由感官组成，他们圣洁的爱提炼到了精美的程度，没有感官(眼、唇、手)的成分。 自第六节起，可以看出这一派诗人为达到感情哲理化、思想知觉化的效果，在艺术上典型地采用了奇喻和悖论这两个艺术手段。 奇喻(conceit)这一手法是文艺复兴和玄学派诗歌惯用的一种技巧，在艾略特等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诗人的创作中，也广为应用。它以机智见长，含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性质，赋予普通的意象以神奇的含义。如在多恩的这首《告别辞：节哀》的结尾部分，普通的圆规的意象赋予了多重的含义。以普通圆规的两脚那互相牵连的和分久必合的关系，奇妙地比喻了诗人离别妻子时分的复杂的心理。而悖论(paradox)是指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质上却包含着真知灼见的陈述。 在第六节中，引出的奇喻是黄金的延伸。诗人把他们的爱情比作黄金，不同于其他金属，不会在分离的过程中破裂，只会延伸，同时，这种黄金般的爱情也是洁净缥缈的(airy)，而不是世俗的(sublunary)。 最后三节又引出一个新的久负盛名的玄学派的奇喻：以圆规的两脚来比喻分离过程中的男女双方。这最后的三个诗节实际上分成了三个层次的寓意，第一次意思是说圆规的两脚是互相牵连的，来说明真实的分离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其次认为两脚分久必合，来说明分离只是暂时的；最后一层寓意是该诗中最为重要的“圆圈说”。在诗人看来，圆是完美的象征，在圆规画出圆圈的过程中，其起点就是终点。诗人认为，只要圆规的定脚坚定，另外一只脚才能画出完美的圆圈。这里，定脚象征着妇女的坚贞，而这种坚贞又赋予诗人力量来完成圆圈。这一玄学的比喻使得诗人对待妻子的充满着关切、担忧、劝诫等等复杂的心理体验和情绪都极为形象性地表现了出来。 同时，结尾部分的“圆规画圈”这一意象与开始部分的“天体运动”的意象，虽然就物体形态而言是大小两个极端，但不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揭示了情侣分离的实质，而且“完美的圆圈”与“天体的运动”首尾相贯，更是突出了玄学派诗歌的技巧，并且喻指了诗人对完美的精神境界以及美好的人生历程的企盼。 1王佐良等主编：《英国文学名篇选注》，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42页。 2《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页。 3T.S.Eliot:The Metaphysical Poets,in Selected Essays.(New York,1950),P241－250. 附：别离辞：节哀 [英]多恩 正如德高人逝世很安然， 对灵魂轻轻的说一声走， 悲伤的朋友们聚在旁边， 有的说断气了，有的说没有。 让我们化了，一声也不作， 泪浪也不翻，叹风也不兴； 那是亵渎我们的欢乐—— 要是对俗人讲我们的爱情。 地动会带来灾害和惊恐， 人们估计它干什么，要怎样， 可是那些天体的震动， 虽然大得多，什么也不伤。 世俗的男女彼此的相好， (他们的灵魂是官能)就最忌 别离，因为那就会取消 组成爱恋的那一套东西。 我们被爱情提炼得纯净， 自己都不知道存什么念头 互相在心灵上得到了保证， 再不愁碰不到眼睛、嘴和手。 两个灵魂打成了一片， 虽说我得走，却并不变成 破裂，而只是向外伸延， 像金子打到薄薄的一层。 就还算两个吧，两个却这样 和一副两脚规情况相同； 你的灵魂是定脚，并不像 移动，另一脚一移，它也动。 虽然它一直是坐在中心， 可是另一个去天涯海角， 它就侧了身，倾听八垠； 那一个一回家，它马上挺腰。 你对我就会这样子，我一生 像另外那一脚，得侧身打转； 你坚定，我的圆圈才会准， 我才会终结在开始的地点。 (卞之琳译) (选自王佐良主编《英国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别离辞·节哀》是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在离别前写给妻子的，可以说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在这首诗中，多恩用圆规的两只脚比为夫妻关系。妻子是定脚，永远在中心，当丈夫离别（即一只脚去画圆）的时候，妻子（定脚）也随之旋转，比喻夫妻虽然分离，却彼此相连、互相支撑。只有妻子（定脚）坐在中心，坚定不动时，“我的圆圈才会准”，暗示爱人的忠贞不渝使他一生美满，使他能将此生画一个满圆。 邓恩的爱情诗<别离辞·节哀>是玄学诗的经典之作.为让完满的爱情以感性的形式再现,诗人借用大量的圆意象作为隐喻.如按传统修辞学的观点把隐喻两个项的相似点局限于对语言形式的分析,邓恩式隐喻显然"牵强附会,荒诞不经".理查兹博士(I.A.Richards)的"互相作用"理论(Interaction Theory)指出,隐喻是思维的互相交流而非词语的相互作用.这一理论对邓恩的奇喻有很强的解释力.现试用这一理论分析诗中圆形意象的隐喻意义.约翰·多恩（John Donne）出生在伦敦一个富有的天主教商人家庭，曾在牛津和剑桥接受高等教育，但因为家庭是天主教徒而未能取得学位。后为跻身仕宦而在伦敦学习法律，并于90年代中叶参加远征军赴西班牙加的斯港和亚速尔群岛作战。归来后任掌玺大臣埃格顿的秘书，被派往议会工作。1601年他因与埃格顿夫人的侄女私奔结婚而去职并遭逮捕。出狱后生活潦倒，抛弃仕宦梦想而改信国教，于1615年成为牧师。从1621年至死，多恩任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教长。任教职期间作大量布道演讲，后结集印行，成为英国散文精品。多恩的诗歌创作大体分成三个时期。1601年结婚以前为第一个时期，他的爱情诗大多为此时所作。多恩生前没有诗集行世，其诗集是在他死后两年出版的，诗集中第一部分《歌与短歌》包括了他早年最精彩的爱情诗，共有50余首。第二个时期是自结婚至供职教会（1615年），在此期间写的诗大都属应酬或记事性质，成就不高，但其中《挽歌》（20首）、《讽刺诗》（7首），尚可一读。第三个时期是自供职教会至谢世，以宗教诗为主，代表作为《神圣十四行诗》（19首）。此时诗人虽早已皈依国教，但内心里新旧信仰、现世来世的矛盾始终存在，他的宗教诗由此也就包括怀疑、愤懑、轻蔑、嘲讽等不同情感，第10首《死神莫骄横》便是一例，该诗写得激昂有力，是多恩宗教诗中的佳构。但最能体现多恩独特怪异风格还是他早年写的爱情诗歌。多恩的爱情诗主题大体有两类。其一是抒写爱的忠诚，如《早安》、《别离辞：节哀》等。其二为嘲弄女性对爱情的不忠不信，如《歌：去吧，跑去抓一颗流星》、《爱的炼金术等》。这是罗马诗人奥维德爱情诗的传统，也是17世纪诗人常写的主题。但多恩作为一个身处动荡年代、必须在旧学说旧信仰和新学说新信仰之间作出抉择的诗人，他对贞节问题的怀疑似乎又是他对于整个人生和社会的怀疑的一种表现。不过，作为玄学派大师，无论上述哪类主题，多恩都采用了一种崭新的方式来加以表达。他彻底抛弃了彼特拉克式抒情诗惯有的直接明白的陈述和一目了然的比喻，而另辟蹊径，走了一条以形象比喻传达思想，通过思想表达感情的新路。换句话说，他的爱情诗充满激情，但不是把感情直接说出，而是把感情哲理化；他的爱情诗中不乏思想，但也不是把感情直接说出，而是把思想知觉化、意象化。这种用与感情等量的理智来描写一种感情状态的方式，使诗歌在智力与激情、思想与知觉上达成了某种平衡，从而根本改变了爱情诗单纯抒情的常规。多恩还一反文艺复兴爱情十四行诗从自然景物中取喻的传统，而大量从天文学、地理学、医学、数学等当时的新知识中发掘意象，并根据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和经验将表面明显无关的观念与事物“生拉硬扯”地扯到一块（如把夫妻比作双脚圆规、把恋爱的情人比作跳蚤），这种竟象或比喻虽有时显得晦涩和缺乏共通性，但却决无变成陈词滥调的危险。有时甚至能像闪电一般有力，给读者带来一瞥真理。有时乍看之下显得离奇，思索过后却使人震慑于其惊人的准确性和深度。多恩的爱情诗除充满哲理论辩和新词怪喻之外，还大量运用似非而是的悖论，新奇巧妙的构思和机智幽默的调侃，这些手法在诗艺上统称为“巧智”（wit）。在英国诗歌史上，多恩并不是第一位使用巧智的诗人，然而，在他之前，除了莎士比亚的几首诗外，这种技巧还仅局限戏剧诗和讽刺诗创作。多恩却将其推而广之，大量地普遍地运用于爱情诗甚至宗教诗上，从而造成严肃与讽刺、激情与戏谑兼而有之综合效果。在诗歌格律上，多恩也一反伊丽莎白诗歌谐和柔美的乐调，而往往显得急促突兀。本·琼森曾批评他“不协律”，其实他是故意为之的。他还把日常口语大量引入诗中，采用口头谈话方式，显得亲切和富于戏剧性。在诗体上他尝试过多种形式，但总的趋势是走向双韵体，这也为后人开了路。后世对多恩的评价褒贬不一。他的诗集出版之初，曾引起诗坛轰动，许多诗人竞相模仿他的作品。但古典主义者则对他的诗颇有微词，德莱顿说他“喜欢卖弄玄学”，约翰逊说他用哲学论辩的方式写诗，把不伦不类的概念用蛮力硬扯在一起。后起的浪漫主义诗人崇尚的情感，对多恩的诗也不甚欣赏。直到20世纪，格里厄逊教授重新编订多恩诗集，并由艾略特大力推崇和宣传，多恩在英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才重新得到确定。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把多恩的诗当作反对维多利亚后期新浪漫主义甜腻诗风的武器，并从中得益良多。
布罗茨基的《挽约翰�6�1邓恩》 赵柏田 这是一首奇异的诗歌，奇异之处不在于它是一首200多行的长诗， 也不在于诗中出现了有关“睡眠”的52个词语：沉睡、入睡、酣睡、 安眠、打盹、睡了，等等。诚如诗名告诉我们的，这是一首挽诗，是 一个诗人写给另一个去世多年的诗人的。布罗茨基写下它时还只有 24岁，还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像一个孤魂般游荡，那即将到来的还是一 个未知。一个24岁的青年诗人，对着一个17世纪的玄学派诗人喋喋不 休地说话，这一行为本身意味着什么？ 在诗歌的第一行，布罗茨基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们：约翰�6�1邓恩熟 睡了……这是一个业已由时间作出的结论，也是一首有耐心的诗不露 声色的开始。布罗茨基随后向我们叙述的是数百年前一个诗人日常生 活的场景：墙，床，地毯，绘画，壁橱，窗帘，蜡烛，酒杯和面包， 餐刀和瓷具……而这一切，都已经沉睡了，不在我们经验的世界里面。 一个阅读者必须有足够的好心境，才能够去领略布罗茨基描述的“夜 色渗进”的房间、镜子后面的黑暗、窗外的雪和比桌布更白的倾斜的 屋顶。当整个世界只剩下雪花的剥啄，黎明远在天边，诗人身边的生 活世界也已经沉睡。唯一闪亮的就是像一场大雪般飞舞的语言。约翰 �6�1邓恩的第二次出现，已经在全诗的第40行，同时出现的还有沉睡的 大海。这是一幅多么安祥的图画：一切的生物都已熟睡，鸟、狐狸、 狼，甚至穴中的熊，连高高于人世之上的一切——天使、上帝、魔鬼—— 也已经入睡，“黑色的地狱之火安息了，还有荣耀的天堂”。 从王希苏先生的译文来看，这首诗有着十足的俄罗斯古典式的耐 心。第72行过去了，这时已经到了整首诗的三分之一部分，这是一首 抒情诗应该明确方向的时候了，然而布罗茨基还是从容不迫地向我们 述说着约翰�6�1邓恩的死，这真让我们替他捏一把汗。诗人之死带走了 一切，诗人的名誉，一切的煎熬和痛苦都已沉睡，甚至良善也已“在 邪恶的怀抱里安卧”，甚至时间，也已因死亡的到来而中止，“忘川 河水的幻影也酣睡了”。 从容而自然的语调，就像海浪，每一次的间隙蕴含着更为巨大的 能量。诗人的去世带去了一切，生活的世界、自然，和他精神的创造。 无边的静穆中，布罗茨基的思绪返回到了自身，回到了写作这首诗时 的环境。我们知道，那是一个俄罗斯的雪夜，无边的雪，铺盖上了渐 暗的道路，整个世界，再也听不到别的声响。 终于出现了诗人布罗茨基的声音，尽管在这之前，也是他一直在 对着我们说话，但沉湎于他对“入睡”的事物的描述，我们已经忽略 这个说话人太久了。好了，现在布罗茨基终于按捺不住了，一个诗人 对另一个诗人开始说话：且慢，听！难道在狂风中你没有听见抽噎的 声音，恐惧的低语？——那声音很细，细得像一根针，一根没有穿上 线的针。 然后是约翰�6�1邓恩不安的声音，他在猜测，疑惑，是谁？是谁在 黑暗中抽泣？是曾经爱过的姑娘（那终究难以舍弃的尘世的欢娱啊）？ 是上帝悲悯的叹息？——“那哀哭的声音是多么的高尚”。 可是什么都不是。在诗歌的第128行，布罗茨基说，是你，是你约 翰�6�1邓恩自己的灵魂在说话。这抽泣、低语、恐惧，都是在你的心里。 如果把诗人看作一个族群，那么一个诗人也就是所有的诗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被时间阻隔开的两个诗人灵魂的重叠。借邓恩的灵魂之口， 布罗茨基发出了自己的感慨，他的眼睛不能从人间的苦难中移开：既 然他的生命背负着如此沉重的感情和思想，他如何可能“超越那黑暗 的罪愆和热情，更高地翱翔”。他这样安慰邓恩，虽然你已经死去， 可是你创造的诗歌和精神世界却永远也不会死去。于是我们看到，年 轻的布罗茨基一边对着一个死去的300年前的诗人喋喋不休地说话，一 边也在安慰自己。因为他是孤独的，或者说，他对自己的工作还没有 足够的信心。他只能自己对自己说，这一切——流浪、写作——都是 有意义的。 他是孤独的，那些启迪，养育了俄罗斯抒情诗歌的高贵女性在他 的生活中几乎没有出现过。他曾经有过女友，但他被捕后就断绝了来 往。他有一个儿子，但不知为什么没结过婚。种种迹象表明，爱情 （假如有的话）给予他的痛苦远比欢乐多。正因为如此，他才说“精 神之爱才是教士的实质”。他为什么选择了一个纵情声色后把余生献 祭上帝的300年前的诗人作自己倾诉的对象，从这里可以找到答案。 这就是我在开始说到的这首诗的奇异之处，它在不动声色中重叠 了两个诗人的灵魂。它看似在两个人物之间展开的对话，实际上是布 罗茨基自己对作为诗人的存在的一次确证。这就是布罗茨基向我们描 绘的诗人之路：他就像一只鸟，眠宿在自己的窠巢，他对更纯洁的生 活的渴求，全部托附给了“被云翳遮没的那颗不灭的星”。 这“星”，隐喻的可能的生活，使布罗茨基在长长的流亡生涯中 不至于绝望，也使他隐忍地相信，生活中的每一次变动，都是在向着 更好的方向。 如果布罗茨基不写作，那么他只是成千上万流亡者中的一个，而 不能从中获得独立。我们或许会留意一下他的身世、他流亡中的故事， 但这一切随他的去世也就烟消云散。他对邓恩的安慰事实上也成了对 他自己最好的纪念。1996年1月28日之后，布罗茨基终于回到了他的故 乡彼得堡的瓦西里岛，彼得堡不再有更伟大的游手好闲者，但他的诗 歌成了温暖我们的寒夜的烛光。 他一直没有失望。虽然不得不在罪愆中逶迤，但他没有失去过对 更纯洁的生活的渴求，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光荣的写作。写作使他明白， 人的责任就是过自己的生活。写作使他经验的传述成了可能，更重要 的是，他通过写作减轻了生命的痛苦，也减轻了他的民族的痛苦。 这就是他所取的生活的态度，在专制社会表面的沉默下，在无定 向的漂泊生涯中，内心激情的河流向着天边那颗没有隐灭的星辰奔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