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塑的历史泥塑俗称“彩塑”、“泥玩”。[编辑本段]起源与发展泥塑艺术是我国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它以泥土为原料，以手工捏制成形。或素或彩，以人物、动物为主。我国泥塑艺术可上溯到距今4千至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史前文化地下考古就有多处发现。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猪、陶羊时间约为6千至7千年前左右；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古陶井及泥猪、泥羊头时间约为7千年前。可以确认是人类早期手工捏制的艺术品。自新石器时代之后，中国泥塑艺术一直没有间断，发展到汉代已成为重要的艺术品种。考古工作者从两汉墓葬中发掘了大量汉代红陶猪的文物，其中有为数众多的陶俑、陶兽、陶马车、陶船等等。其中有手捏的，也有模制的。汉代先民认为亡灵如人生在世，同样有物质生活的需求。因此丧葬习俗中需要大量的陪葬品，这在客观上为泥塑的发展和演变起了推动作用。两汉以后，随着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以及多神化的奉祀活动，社会上的道观、佛寺、庙堂兴起，直接促进了泥塑偶像的需求和泥塑艺术的发展。到了唐代，泥塑艺术达到了顶峰。被誉为雕塑圣手的杨惠之就是唐代杰出的代表。他与吴道子同师张僧繇，道子学成，惠之不甘落后，毅然焚毁笔砚，奋发专攻塑，终成名家。为当世人称赞：“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泥塑艺术发展到宋代，不但宗教题材的大型佛像继续繁荣，小型泥塑玩具也发展起来。有许多人专门从事泥人制作，作为商泥塑菩萨头像品出售。北宋时东京著名的泥玩具“磨喝乐”在七月七日前后出售，不仅平民百姓买回去“乞巧”，达官贵人也要在七夕期间买回去供奉玩耍。元代之后，历经明、清、民国，泥塑艺术品在社会上仍然流传不衰，尤其是小型泥塑，既可观赏陈设，又可让儿童玩耍。几乎全国各地都有生产，其中著名的产地有无锡惠山、天津“泥人张”、陕西风翔、河北白沟、山东高密、河南浚县、淮阳以及北京。[编辑本段]地区与分布天津“泥人张”彩塑是清道光年间发展起来的，自张明山先生首创，流传至今已有180年历史。泥人张彩塑具有鲜明的现实主天津泥人张作品义艺术特色，能真实地刻画出人物性格、体态；追求解剖结构，夸张合理，取舍得当；用色敷彩，典雅秀丽。泥人张彩塑适于室内陈设，一般尺寸不大，约40厘米，可放在案头或架上。它所用的材料是含沙量低无杂质的纯净胶泥，经风化、打浆、过滤、脱水，加以棉絮反复砸揉而成的“熟泥”。经艺术家手工捏制成型，自然风干，再施以彩绘。无锡彩塑相传已有400年的历史。经艺人世代艺术实践，创造出享誉世界的惠山泥人。惠山泥人品类丰富，分为粗货、细货两大类。粗货又称耍货，主要以吉祥祈福为题材，采用模具印坯，手工绘彩，其造型夸张，线条简拙，整体丰硕稚胖，彩绘用笔粗放，色彩对比强烈。主要供儿童玩耍。细货是以手捏为主塑造艺术形象。内容大多以戏剧题材为主，故称手捏戏文。也捏佛像和反映现时生活的作品。一件作品从脚捏起，从下到上，由里到外，分段组合，一气呵成。在彩绘上则以细腻的笔触，从头到脚，从人物表情到衣服褶裥作精致的描绘。手捏戏文再现了戏剧演出的典型场景，突出戏剧人物的瞬间神态，造型生动，色彩艳丽悦目，装饰精美，历久不衰。是人们家居的装饰品和送礼的佳品。制作方法是在粘土里掺入少许棉花纤维，捣匀后，捏制成各种人物的泥坯，经阴干，秃上底粉，再施彩绘。做源人殉葬，做佛像膜拜，做“耍货”玩赏的民间风俗，是中国泥塑艺术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至唐宋时代，泥塑艺术发展到盛期，著名泥塑有甘肃敦煌莫高窟的菩萨，山西太原晋调的宫女等。至清代，泥塑形成南北两著名流派：北方有天津“泥人张”，南方有无锡惠山泥人。“泥人张”指天津泥人张长林，是捏塑世家，作品以写实为特色，人物造型，音容笑貌，色彩装饰，无不强调一个“像”字。其子张兆荣、孙张景桔继承祖业，为中国彩塑艺术作出贡献。惠山泥人又可分两类：一类“泥要货”供儿童玩耍、“大阿福”是最典型的作品。其造型丰满活泼、浑厚简练，色彩明朗热烈，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另一类为“手捏戏文”，主要塑造戏曲人物。这类泥人很注意种态刻画，造型适当夸张，表现技法精练，色彩纯朴、深厚，实有江南地方特色。现代著名艺人有胡新明、王忠富、于庆成等人。此外，陕西凤翔、河北白沟河、苏州虎丘等地亦为著名的民间泥塑重要产区。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河南省文化厅主办的河南文化产业网专业平台提供服务。[编辑本段]泥塑艺术的原始魅力泥塑艺术是中华民间艺术的一种，民间艺人用天然的或廉价的材料，能够作出精美小巧的工艺品，博得民众的喜受。在明清民间泥塑作品以后，民间彩塑赢得了老百姓的青睐，其中最著名的是天津的“泥人张”和无锡的惠山泥人。它早已走出国门，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远涉重洋，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和喜爱。 虽然泥塑并非以科技含量而论，但它确实在您的生活中增加了新的亮点。朴实、直观、真实和更加的“零距离”。在珍藏时间上也极具挑战性，而且还具有收藏价值。就是说每件作品均是手工制做，皆为孤品，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不存在仿造、复制、盗版等被侵权现象的发生，它更不同于油画、剪纸、浮雕等其他艺术的表现形式。泥塑艺术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欣赏角度也极为的丰富和多样化，更能贴近于人们的生活。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是人们追求其返璞归真的具体写照，同时也是当今人们追求时尚、个性的一种体现。[编辑本段]中国泥塑之乡黄陂泡桐镇（今属李集镇）——中国的泥塑之乡，曾吸引过世界的眼球。今天，这里却分外萧条，仅有几家泥塑作坊，黄陂泥塑唯一的一家小型企业也于近日停产。然而，墙内开花墙外香。远在他乡，数百名受到传统工艺熏陶、启发的泡桐泥塑艺人，正以其精湛的工艺，支撑着资产不下200亿元的数家雕塑、建材企业。据史载：“先有上古，后有归元”，所谓“上古”，即指黄陂区泡桐境内矿山巅峰之寺庙。明清时香火旺盛，建有九宫十八殿，分为下古寺、竹林寺、大土阁，其供奉的佛像群塑均为泡桐前辈泥塑艺人所作。闻名于世的汉阳归元寺五百罗汉于清道光、光绪年间两次塑修，出自黄陂王氏父子之手。据传说，五百罗汉中，第四百三十尊和第五百尊即为王氏父子面目的自塑像，父像一手擎日，子像一手托月。泥塑艺人曾被视为“江湖乞丐”、“下九流”，生活极其艰难。恶劣的生存环境，致使泥塑传统工艺日渐衰落，濒临失传，残存的少数艺人，农忙种地，闲时从艺，被称为“杵师”。清代泡桐老泥塑艺人官志武继承了雕塑传统工艺，曾在湖北武当山、木兰山、河南鸡公山、洛阳白马寺，雕塑了许多大佛像。在洛阳时，由于痛恨清政府黑暗统治、压榨盘剥，加上在当地收留的忘恩负义的徒弟的迫害，使他发誓不再从事此行，遂抛下塑刀，回乡务农，后病死于黄陂，终年72岁，无传人。民国时期，各湾村建庙，修泥菩萨风行一时。泡桐杵师后裔继承人用木雕、泥塑、油漆制作佛像、装修神龛、殿堂绘画等，创作了大量作品。建国后，泥塑传统工艺获得新生。泥塑工艺开始走向现实、贴近生活。1968年，武汉市曾举办了“黄陂农民泥塑展览”和《收租院》大型群塑展，参观者达百万人次。上世纪70年代末，黄陂泡桐镇组建泥塑队，以社队文化室为阵地，以民间泥塑艺人为骨干，推广泥塑宣传培训。这里的老人们回忆：当时村村都有泥塑宣传陈列室，户户都有泥塑像，成为名符其实的泥塑之乡。1979年，黄陂县委批准，成立黄陂县泥塑厂，开始生产奔马、飞鹰、人物佛像等重点产品，这个时候，泥塑才真正从艺术品转为商品进入市场。1983年，武汉市黄陂泥塑工艺厂正式组建，由湖北美术学院培训设计人员，并引进新型工艺。此时的黄陂泥塑已由泥料转为膏料，即以泥造型，理化制模，石膏为原料，通过翻制、喷漆彩绘等流水线，投入大批量生产，成为当时为数不多打入国际市场的中国特产。据介绍，当时的泥塑厂占地面积就达7600平方米，建筑面积5500平方米，有职工250人，年产量达400万件。产品行销29个省市区，远销亚、欧、美等17个国家。黄陂泥塑艺人的精湛手艺，曾享有“泥塑照相机”美誉。1982年，新西兰著名政治活动家路易爱尼参观黄陂泥塑厂后，要求塑一个半身像。一位泡桐艺人，现场仔细端详，手托泥坯揉捏，仅40分钟，就为她塑制出了一尊形象逼真的半身像。1983年，路易爱尼带来了摄影师，摄制了《中国黄陂泥塑》电视纪录片，此后，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等国际友人，带着对黄陂泥塑的神奇向往，相继造访泡桐这个中国内陆小镇。1985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到泡桐摄制了《中国黄陂泥塑》大型纪录片，同时著名雕塑艺术家钱绍武、刘开渠，漫画家华君武等人都亲临泥塑厂，现场指导。 尘封的金字招牌 1993年，为改变我国旅游商品生产技术落后、资金缺乏、设备陈旧的状况，国务院决定，由国家旅游局牵头，会同轻工部、商业部、纺织部等部门，在全国选出一些生产旅游商品厂家，作为全国旅游商品的定点生产企业，重点给予扶持。按照条件，国家对各地申报的513个厂家进行认真审议，确定其中的123个厂家作为首批“全国旅游商品定点生产企业”。湖北当时仅有两家企业上榜，而武汉市黄陂泥塑工艺厂就是其中之一。这家工艺厂现坐落在泡桐镇。据当年的员工介绍，这家工厂已停产近十年，如今已被一员工租下，成为了云雾山饭店。在饭店二楼的一间陈列室门楣上，“全国旅游商品定点生产企业”的铜牌依旧高悬，上面布满了灰尘。谈起当年的产品，不少员工依旧激动不已，如数家珍：《屈原》、《李白》、《木兰从军》、《黛玉观书》、《七品芝麻官》、《鲁迅》、《情侣猫》…… 一名技术人员这样介绍他们当年的产品：精绘无毒、漆色柔和、庄重雅致，富有趣味性和现实生活感。无论用于凤翔泥塑室内装饰陈列还是民间馈赠，或作儿童玩具，无不具有古朴典雅、幽默成趣的观赏价值。知情人这样描述泥塑厂当年停产的情形：精美的产品源于工匠、艺人的手工劳动，精致的工艺使产品成本趋高，加上当时国际市场的优胜劣汰，国内产品竞争日趋激烈，此外，工厂管理松弛，经营不善，使艺人收入难以得到合理回报，工厂逐步走进困顿，以致停产。 十年前的黄陂泥塑，走进了生活，走进了家庭，却没有走进市场，就这样抱着一块金字招牌走向了没落。泥塑厂停产后，200多名身怀绝技的艺人开始走四方。在泥塑之乡的熏陶和培养下，他们似火种一样，将黄陂泥塑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发扬光大。一部分艺人离开泡桐后，在黄陂、武汉办起了80余家个体泥塑模具厂，这些小民营企业的产品行销各地，走向海外。更多的艺人被聘请到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地，在传统泥塑膏型工艺技术的基础上，向水泥、玻璃钢、铜塑发展，在这些企业中，注册资金在千万以上的比比皆是，资产过亿的也不在少数。近十年的时间里，走出泥塑之乡泡桐的艺人们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传人。曾经的“下九流”手艺，如今制作出精美的房屋石膏装饰，绘画浮雕，大型雕塑，装点着一座座楼宇和崛起的城市。有关人士估算，以黄陂泡桐艺人为技术核心，支撑起来的数家雕塑、建材企业，有着不下200亿的资产，然而这一切都是在泥塑之乡泡桐之外。[编辑本段]天津泥人张一 [泥人张]艺术的起源「泥人张」彩塑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清道光年间）。创始人张长林（字明山；一八二六—一九零六）名扬中外，为中天津泥人张国美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以高度的思辩和敏锐的洞察力将当代的风土人情艺术的再现出来。张明山生于浙江绍兴。其父张万全曾是一官员的文书；后到了天津，以制作小型石兽及文具为生。张明山十三岁脱离私塾从事泥塑创作。那时的天津已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商业、贸易发达，流行赶庙会，常有外台戏，多由名角演出。张明山常跻身其间观察人物、服饰。名角余三胜到津演出时，张明山为他塑的戏装像《黄鹤楼》，形象逼真、传神，从此扬名。那时他十八岁。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二月二十日的《大公报》的「天津人物志」有一段纪念张明山的文章；「至其如何工作？不过在观戏时，即以台上角色，权当模特儿，端详相貌，剔取特征，于人不知不觉中，袖中暗地摹索。一出未终，而伶工像成；归而敷粉涂色，衬以衣冠，即能丝毫不爽。」中国泥塑艺术早在原始社会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最新出土的一尊年代久远、形体完整的彩塑泥兽，据专家考证为春秋早期的珍贵文物。中国雕塑艺术的发展约在公元前四七五年以后，秦汉雕塑出现了浑厚、朴拙、流动的风格—像秦《秦始皇兵马俑》和汉《霍去病墓—— 它们表现了大气磅礴、朴拙含蓄的艺术造形。两汉以后由于佛教的传入，人们因响往乐土而大兴寺院、石窟，于是出现了大同云岗、洛阳龙门、敦煌、麦积山等佛崖。公元七至九世纪的隋唐时代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敦煌、麦积山的泥塑大佛，唐十八陵石刻，洛阳龙门石佛都体现了精美的艺术造型。从五代十国一直到清末，随著城市工业经济的发展，作为造型艺术的雕塑逐渐走向世俗化。盛唐时期的雕塑和绘画已不多见那些大的菩萨像。「经变」题材的雕塑和绘画日见增多。宋以后的雕塑则完全体现了现实的人间—无论是四川大足的石刻，山西晋祠、双林寺的泥塑，麦积山的宋塑，都充满著人间的气息。明清的戏曲、小说大多描写世俗人情。这时期的雕塑已不如秦汉魏唐时期的兴盛；泥彩塑及小型雕塑开始兴起。它们走进人间、走进家庭，从而，美的整个风貌就大不一样了。那种人间的神化，那种超群脱俗、高雅华逸的贵族气派，变得平易近人和通俗易懂。而清末北方的雕塑代表便是「泥人张」泥人张作品彩塑。二 「塑」与「绘」—「泥人张」彩塑的艺术特点「泥人张」彩塑艺术取材于神话、戏剧、小说以及现实生活，通过「塑造」与「绘色」不仅形象地表现人物，而且「随类赋彩」地刻划了人物的性格，展示出近代的生活气息，不但接近日常情感，而且综合了中国文艺传统的抒情和线的艺术。《三百六十行》描绘的便是现实的、市井的生活；第一代张明山、第二代张玉亭、第四代张钺皆曾先后创作过这一主题。《渔樵问答》（张明山作）不单使我们想起邵雍的《渔樵问答》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中的「渔樵问答」—前者借渔樵的问答，来阐明天地事物的道理；后者借柳敬亭和苏昆生的对话，来道出国家兴亡所致的悲痛感，从而透露对人生的空幻之感：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在那里？于是最后归结到隐逸渔樵—而且透过塑和绘展示给我们的不是一般生命中的渔樵，而是两个「相逢在野」的「退仕」文人。「泥人张」彩塑注重塑造、注重对人物性格的刻划。罗丹和格赛儿的一段对话说：「我告诉你一个重要的秘密。在这座维纳斯像前，我们所感受到的真实生命的印象，你以为是怎么来的？—— 是来自『塑造』的学问。」「泥人张」的作品里正是体现了这一学问，这也是「泥人张」作品里显现强烈生命感的一个原因。他们捕捉住人物刹那间的动态，并著刻划人物内在的性格，再加施色。像张明山塑的《严振像》《严仁波像》人物塑造得十分精确。对这两件作品徐悲鸿一九三三年在《大陆杂志》上评论说：「色雅而简，至其比例之精确、骨格之肯定、与其传神之微妙，据我在北方所见美术作品中，只有历代帝王中宋太祖、太宗之像可比拟之。若在雕刻中，虽杨惠之不足多也。」 「泥人张」彩塑注重对市井生活的描写，并用朴素的色彩，使人觉得作品真实、感人。像张玉亭塑的《吹糖人》、《卖糖者》（三百六十行中的人物）都是当时市井的真实生活。在塑造上，作者准确地描绘出人物的特点和一刹那的动态，并用粗疏的线条将人物衣服的质感表现出来，再施上淡淡的石青色，使我们从这件作品中看到生命的活力。对于这类作品，徐悲鸿曾这样赞誉：「此二卖糕者，与一买糖者，信乎写实之杰作也。其观察之精到，与其作法之敏妙，足以颉颃今日世界最大塑师俄国脱鲁悖斯可埃（一八六七—— 一九三八）亲王。特脱亲王多写贵人与名流，未作细民。若法十九世纪大雕塑家远鲁（一八三八— 一九零二）虽有众多件稿本藏于巴黎小宫，于神情亦逊其全。苟作者能扩大其体积，以铜铸之，何难与比国麦尼埃（一八三一—一九零五）争一日之长。」「泥人张」的作品是塑与绘的两大结合。先塑造后绘色。在泥塑过程中塑大体为关键—先将人物大的形体动态塑出，才有大的感觉，然后刻画衣纹表现质感，又不伤其骨格。在绘色上多采取的是中国绘画中的工笔书法，使作品增添光感和色感。「塑造」与「绘画」这两者巧妙的结合，展示给人们的是真实而有力的生命，使人们在一般中看见美，在枝节、片段中看到无限。中国线的艺术传统始终是中国造型艺术的主要审美因素。随著戏曲、小说的发展，这种市民文艺展现为单纯的视觉艺术泥人张作品是在明中叶以后。明、清两代中，陈老莲的《鸳鸯家》、《秘本西厢》可称明代高峰；他那古绝厅崛、沉雄凝重的造型和朴拙的线描艺术给后世影响深远。此外，上官周的《晚笑堂画传》飘逸洒脱，神采飞动。「泥人张」彩塑正吸收了中国传统线的艺术。张明山的《和合二仙》取材于神话传说中的寒山、拾得（即和合二仙）。民间取和谐、合好古训之意。作者没有著重用鲜艳的色彩达到这一效果，而著重在塑造上—除了把二仙的面部刻划得欢笑外，作者更著重在衣纹上的处理，使衣纹在笑、蟾在笑、手捧的牡丹在笑，加上淡雅的色彩，展示给人们的是一个欢快、吉祥的场面。张景祜的《惜春作画》构图完整，人物婀娜之态及衣纹的质感都在塑造上表现出来；色彩华丽高雅、人物情感交融，使人觉得是一幅立体的工笔人物画。对于塑造，张钺在他著的《「泥人张」彩塑技法》一画中这样写道：「泥塑的彩塑是用湿润软和易于捏塑的黏土，将形体大局依附于骨格的肌肉运动、衣纹变化、面部表情等，自内而外地逐步塑造而成，通过塑造把一切可以观察的色相、体积、造型、神态等综合的体现出来，成为体质、神态、光色相结合的形、神并足的塑像。它不单形象地表现人物，而且是「随类赋色」地刻划了人物的丰采，使默不作声的塑像成为「凝眸欲语」的有生命力的生动造像。」「在绘色时又须运用绘画的技巧，用勾描、渲染、烘托地达到苍劲、秀丽、典雅、素质、艳美的目的；表达出雅而不俗、丽而不华、素而不旧的效果。」『泥人张』的作品是以塑为根本为骨法，而画则是使造像达到体积、光色合一的更接近真实的人物在创作上对不同题材采取不同的创作方法—文者肖长青秀文雅，武者肖短虎背熊腰。张钺的《乐在其中》就是要表现一个文雅傲骨的文人—著重了刻划面部表情和手的动态，衣服线条单纯、色彩淡雅，展示出高超文雅、天真淡泊的文人气派。塑者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在这件作品中借此抒情，展示出一个超脱、乐观、进取的人生观。此外，『泥人张』的作品有许多仕女的形象。张玉亭的《渔妇》很近似白描或敷施淡彩的仕女画。整个造型简洁单纯，线条流利明快，加上淡淡的色彩，使塑像具有朴素、单纯、圣洁感。同时，她温柔娴静的姿态，又令人感到是一个中国古代美女的典型。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令亿万中华儿女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是，中华文明历经数千载，经历多次朝代更迭和外族入侵，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饱经沧桑，虽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地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下面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论文3篇，供大家借鉴参考。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第一篇：新媒体环境下汉中传统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探析摘要：在新媒体时代的背景下，探索新媒体技术支持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当下研究热点。本文以汉中地区为切入点，借助新媒体技术，探讨汉中历史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与传承的问题。分析汉中地区的经典成语故事、古代文学作品、传统戏剧、以及传统手工艺的数字化创新与传播，探索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传承，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公众的民族情怀与人文素养的有效路径。关键词：新媒体; 中国传统文化; 汉中历史文化遗产; 现代化转化与传承;1 研究背景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其意义就在于对传统文化进行新时期背景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只有在已有的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传统和传统文化才能承承相因、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发扬光大。”[1]“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传统文化是人民辛勤工作和智慧的结晶。我们必须从历史的延续和文化发展的继承出发，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进行创新。”[2]因此，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转化，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担当，同时也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一种使命。新媒体是一种新生的媒体形式，它是继传统的报刊、广播、户外、电视后出现的“第五媒体”。其功能强大，主要借助于当今发达且成熟的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移动网络、区域无线网等技术渠道以及互联网、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视的终端，实现海量信息资讯和娱乐体系的在线共享。新媒体技术使得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和接收者实现了平等和对等，人们既可以发布和传播信息，也可以接收和享用信息，并与周围的人和事物以及世界实现互动。“新媒体的特征具有交互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3]新时期，保护和传承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历史性任务。将新媒体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结合起来，使得两者相辅相成，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有着重要意义。2 汉中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简介“截止到2011年6月，汉中已经拥有国家级名录6项，省级名录39项，市级名录59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广泛，种类多样，既有体现历史文化的故事传说及民间戏曲，又有贴近百姓生活的各种民俗活动。”[4]其中比较知名的有蔡伦造纸传说、洋县佛教音乐、镇巴民歌、汉调桄桄、洋县架花焰火技艺、洋县悬台社火等，两汉三国时期遗存下来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民俗丰富了汉中的地方传统文化，在新媒体环境下急需借助新媒体传播平台进行现代转换与传承。3 汉中地方传统文化新媒体形式的现代转化与传承(1）汉中经典成语故事及传说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成语故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璀璨一页。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包含着一段令人回味的历史烟云，其中蕴含着很丰富的人文哲理与生活经验。汉中历史悠久，两汉三国历史文化比较丰富，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流传下了许多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成语故事及历史传说，比如，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萧何月下追韩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张骞故事传说、廉泉让水、褒姒传说等。对经典成语故事及传说进行整理和编排，标注拼音，制作成为电子书样式，并配上真人语音以及名家讲读的音频；还可制作成幻灯片PPT的形式，配上相应的图片，如果条件允许则可使用GIF动态图片，这样更具吸引力。此外，将文化典故以动画的方式进行呈现，或制作音频节目，将文本转化为音视频以满足受众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借助手机APP在线功能推广和宣传，实现文化的活态传承。(2）汉中地区传统手工技艺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千百年来，中国的传统工艺与人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工具与材料，人们将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经验和认识，以相对稳定的造型、图式、技艺和文化等要素凝结在器物之中。[5]中国传统工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由于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氛围，汉中本地保留下来了一些传统的手工技艺，例如，汉中面皮的制作技艺、蔡伦造纸工艺、汉中张氏摩崖石刻拓印技艺、洋县蓑衣编制技艺、城固泥塑、洋县架火烟花、谢村黄酒酿造技艺、西乡松花蛋制作技艺等。这些丰富多彩的地方手工技艺急需得到关注和保护。在今天这个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大众传媒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可以借助网络媒体的传播方式来进行宣传与推广，使传统技艺能够被广大的人们所认知和了解。因此，对汉中本土传统手工技艺进行视频加工，将诸如蔡伦造纸技艺、汉中面皮、谢村黄酒的制作过程完整的拍摄记录下来，对其中的加工环节进行细致和完美的展现，能够引发受众的感知欲和好奇心。通过拍摄纪录片或微电影形式，配以优美动听的背景音乐，让观众在观赏这些传统手工技艺的同时，还能感受到一种心灵的愉悦与放松，体味传统文化的魅力。(3）汉中传统民俗文化和民俗活动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历经千秋的历史典故，家喻户晓的民俗活动，见证了汉中地区历史的进步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开放，相比陕南地区其他区域所特有的自然风光，汉中地区的民俗文化更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首先是汉中的民俗文化，即在汉中境内的民间地区所形成和保留下来的民间艺术，例如汉调桄桄、镇巴民歌、洋县佛教音乐、端公戏等。进行新媒体形式的转化，可以请一些老艺人和技术成熟、经验丰富的民间艺术家进行现场演绎，通过现场录制和后期制作的方式形成音视频作品，通过各大视频媒体以及网络平台进行投送，也可以由当地政府着手操作，在地方台以及各大公共场所的LED屏幕上进行滚动循环播放。其次是汉中的民俗活动，汉中的民俗活动多种多样、种类丰富，如南郑协税社火高跷、南郑新集采莲船表演、略阳羌族羊皮鼓舞、洋县杖头木偶戏、洋县悬台社火、老君庙会、春官说春发放春贴、勉县武侯墓清明祭祀活动等。这些精彩纷呈的传统民俗活动展示了汉中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要对其进行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播，可以借助一些官方和非官方网络进行传播，充分挖掘民间传播的力度。例如，可以邀请知名视频网站的主播，比如哔哩哔哩、Ac Fun、斗鱼、抖音等，现场参与活动并进行实时直播与互动，借助主播个人的影响力和自媒体视频平台的强大扩散力，可以吸引更多的关注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汉中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此外，借助微信，建立汉中民俗活动的公益性宣传公众号，向广大的在线用户进行推送，有一定的宣传与展示效果。(4)VR技术与汉中文化旅游景点的线上结合。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它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模拟环境，是一种交互式的三维动态视景和实体行为的系统仿真，能使用户沉浸到环境中。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汉中还拥有着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即各种文化旅游景点。其中，两汉三国时期的石门栈道、古汉台、拜将坛、饮马池、武侯墓、张良庙等。需要政府投入一定的资金，聘请专业的技术团队，对这些文化旅游景点进行精准的测绘，然后通过计算机进行3D立体建模，建立线上文化博物馆。还可在城市内的各大公共场所建立市文化旅游景点的VR体验馆，广大市民和外地游客不用亲临景区，借助VR设备，进行在线漫游，体验立体沉浸式虚拟游览，并能与景点内的物体进行互动，从而获得立体式全感官的综合性体验。这种新的游览方式与以往的游客进入景区实地游玩体验相比，在保持景点全部区域各种参数与信息完整收录与提供的同时，还降低了参与体验的门槛，能够让游客获得多倍的感受与身心的全面满足，充分体现人性化的思维与设计理念。4 结束语本文主要探讨了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汉中历史文化遗产的转化与传承的可行性策略，提出借助在线网络媒体技术和各种视频平台，以及VR技术，对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进行视频化和立体化的制作的发展路径。此设想的实现需要政府的帮助与支持，加大新媒体传播的力度，使汉中的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得到普及并深入人心。参考文献[1] 吴增礼，王梦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维度和限度[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01):1-7.[2] 侍舒玮.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化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J].戏剧之家，2019(12):219+221.[3] 张婕，苗思雨，逯鹏祥，等.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化的传播特征与对策研究[J].城市党报研究，2020(03):90-92.[4] 潘秀梅，张慨.浅析陕西汉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保护现状[J].美与时代（上），2013(07):43-45.[5] 贺超海.中国传统工艺的当代价值研究[D].北京科技大学，2018.
我国泥塑艺术可上溯到距今4千至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史前文化地下考古就有多处发现。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猪、陶羊时间约为6千至7千年前左右；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古陶井及泥猪、泥羊头时间约为7千年前。可以确认是人类早期手工捏制的艺术品。自新石器时代之后，中国泥塑艺术一直没有间断，发展到汉代已成为重要的艺术品种。考古工作者从两汉墓葬中发掘了大量的文物，其中有为数众多的陶俑、陶兽、陶马车、陶船等等。其中有手捏的，也有模制的。汉代先民认为亡灵如人生在世，同样有物质生活的需求。因此丧葬习俗中需要大量的陪葬品，这在客观上为泥塑的发展和演变起了推动作用。两汉以后，随着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以及多神化的奉祀活动，社会上的道观、佛寺、庙堂兴起，直接促进了泥塑偶像的需求和泥塑艺术的发展。到了唐代，泥塑艺术达到了顶峰。被誉为雕塑圣手的杨惠之就是唐代杰出的代表。他与吴道子同师张僧繇，道子学成，惠之不甘落后，毅然焚毁笔砚，奋发专攻塑，终成名家。为当世人称赞：“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泥塑艺术发展到宋代，不但宗教题材的大型佛像继续繁荣，小型泥塑玩具也发展起来。有许多人专门从事泥人制作，作为商品出售。北宋时东京著名的泥玩具“磨喝乐”在七月七日前后出售，不仅平民百姓买回去“乞巧”，达官贵人也要在七夕期间买回去供奉玩耍。元代之后，历经明、清、民国，泥塑艺术品在社会上仍然流传不衰，尤其是小型泥塑，既可观赏陈设，又可让儿童玩耍。几乎全国各地都有生产，其中著名的产地有无锡惠山、天津“泥人张”、陕西风翔、河北白沟、山东高密、河南浚县、淮阳以及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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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美术论文提纲
中国民间美术是由中国人民群众创作的，以美化环境、丰富民间风俗活动为目的，在日常生活中应用、流行的美术。
民间美术是相对于宫廷美术、文人美术等美术形式而存在的，具有原发性的，直接来源于人民大众的美术形式。千百年来形成的将艺术强分尊卑，将民间美术视为粗俗简陋东西的观念使民间艺术的活力受到损害，许多优秀的民族美术成果不能保留下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民间美术被视为落后的手工业而遭到抛弃。民间美术作为中国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其艺术价值远远超越了民间美术本身，具有极为丰富的哲学、美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内涵，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凝集和结晶。
一、民间美术的起源
民间美术与原始社会的美术是一脉承传的，它们在发生、发展和艺术的范围、特点、规律等方面，都具有某种相似性。民间美术与原始美术一样具有艺术实用与审美共存的性质。不少民间美术还残留着原始艺术的痕迹，在今天所能看到的民间剪纸和刺绣中就保留着很多原始陶器上的，带有巫术色彩的图腾符号。民间美术起源于古代先民的劳动与生活实践，原始人在制造劳动工具的过程中，发现锋利、匀称、光洁的工具用起来特别的方便顺手，这种对实用性的追求逐渐演变成对视觉愉悦感的追求，古代先民在实用的造物活动的基础之上逐渐发展了审美，使之既能满足实用的物质需要，又能满足审美的精神需求。比如说，新石器时代的远古人类发明了钻孔技术，他们用贝壳和兽骨制作的项链是装饰自己，吸引异性的最好工具，再比如说仰韶文化所遗存的带有各种纹饰图案的彩陶不但具有巫祭的色彩，更追求视觉上的对称感与韵律感。石器、项链、陶器这些艺术作品都是民间美术的最初形态，它以其稚拙、俭朴的形式为后来各类美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细化，民间美术的分类增多，做工也愈加细致多样了。从殷商到近代，民间美术都出现了兴旺的发展状态，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渗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之中。竹编、草编、蜡染、泥塑、剪纸、年画、蓝印花布、绣帐帘、兜肚，挑花头巾、皮影等等民间美术作品都是基于实用目的而创作的，但同时却融实用性与审美性于一体。民间美术作为我国古代一种主要的艺术形态，在几千年的古代文明历史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力量。
二、传统民间美术的传承方式
1、言传身教。
民间美术是一种带有原发性的美术形式，它在传承的过程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自诞生之日起就融合在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言传身教”是中国民众做人和育人的宗旨和手段，民间美术同其它民间文化一样一样也没有脱离这一传统。“言传身教”在民间所承担的技艺传播作用，体现在以家庭为中心的技艺传承环境中，是师徒、父子关系直接传授的方式。从事民间美术创作的大多是没有受过正规文化教育的农民，其创作经验不可能通过文字进行传播，技艺的交流只能通过“口头”这一最为直接俭朴的方式将其技术经验传播给下一代。
口头语言不需雕饰，自然随性，因此能更生动直观的交流技艺。在这言传的过程中民间艺人们创作了一些便于记忆的口诀，可以让被传播者比较方便记忆起创作的规律，是对民间美术技艺规律的高度概括，如惠山泥人的`创作口诀，关于泥人造型要“先开相、后装花，描金带彩在后头”;用笔要领“直线要直、曲线要曲”施彩讲究“红要红得鲜，绿要绿得娇，白要自得净。”民间皮影口诀:“若要娃娃恶，鼻子挨眼窝”、“文人一根钉武人一张弓”等等。在民间的师徒传承中“身教“的情况可能比“言传”多的多。在很多民艺传播者自身文化和能力的限制他们或不能准确的表达出其技术精要的情况下，以实际操作来教育徒弟，徒弟观察师傅技艺的“身教”就成为民间美术主要的传播方式之一。
2、文字、图谱记载。
殷商之后，文字的出现为民间美术的传播奠定了深厚的媒介基础，民间美术也出现了借助文字传播的方式，大大扩展了其传播的范围。出现了一些记载民间手工艺的理论专着和民间创作者所作的艺谱，前者带有官方修饰的痕迹，如先秦时期的《考工记》、唐代《工艺之法》、明代《天工开物》等等。
而艺谱以物相传的民间美术，主要是通过谱子的形式传播的，如画谱、剪花样谱、影戏谱、年画版样等等，这些民间艺术形式都有程式化的范本有的是集体的创作总结，有的是名艺人亲手绘制的，有的则是借鉴其它艺术形式而从程式化的模式中套用而来的。②童虽其来源不一，但都是经过不知多少代人的日积月累而逐渐积淀、完善和再创作而形成的摹本，这种传播形式有利于普及和传播。有利于民间艺人的交流。
3、民艺品传播。
民艺品传播和图谱传播一样属于以“物”为媒介进行的传播。但是它并不是在创作者内部的传播，而是通过这些艺术品的购买者而将民间美术的技艺带到四面八方。这种参与商品交换，又不局限于行业内部的传播方式，使民间美术的传播方式更加广泛，其社会功能也随之增强了。
三、民间美术发展的方向
各民族的艺术都属于世界艺术榷体中的一部分。只有保持了本民族的独特艺术特色，才能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民间美术作为具有原发性与地域性的美术形态，是我国本民族艺术的最佳代言人。民间美术在当代社会的发展成为我国艺术界与文化界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工业社会与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传统手工艺与工业社会的对立，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既不能放弃民间艺术形式，也不能违背社会规律，试图以民间美术来代替大工业时代的产品。要使作品更具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必须站在现代文化的角度对传统作更深入的研究，寻找工业文明与民间美术之间的互补点。工业文明带来了商品的大量生产与简单复制，而这种简单枯燥的文化形态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不应该只是一种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产品形式，它同时应该代表一种带有审美色彩的人文精神。民间美术以其丰富的审美形态与人文精神，而成为工业文明的有效补充，工业文明以其时代感与社会性而引导着民间美术的发展。两者的互补使人类文化最终向着一个更加健全、完美的方向延续。
摘 要：陕北面花以其独特的造型,广泛的题材,精美的装饰,浓艳的色彩而著称,它贯穿于当地的民俗活动,反映了陕北人民图腾崇拜的原始信仰及人们在民俗活动中求吉辟邪的心理,揭示了陕北面花造型和题材与生殖崇拜之间的潜在关联及其深层的文化联系.
关 键 词：面花;图腾崇拜;生命繁衍;文化内涵
面花又称“面塑礼馍”,因各地地理位置与民俗的差异而称谓各异.面花是我国农耕时代的产物,是广泛流传于民间,贯穿于岁时节日、风俗礼仪和信仰禁忌中的一种风俗礼馍,主要流行在以面食为主的北方地区,遍布山东、河北、山西以及陕西诸地,尤其在黄河流域最为盛行.陕西境内面花的制作主要集中在陕西关中和陕北,陕北面花主要集中在洛川、延安、富县和神木府谷等地,[1]这里的面花在造型方面更加夸张,装饰精美、色彩浓艳,并含有丰富的精神内涵,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表达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和对生命的礼赞.
1陕北面花艺术中蕴含的图腾崇拜的原始信仰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变化无常的自然气候和自然环境又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人们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并借助想象创造出虚幻的世界,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某种人类战胜自然灾害求取人类生存的力量,“万物有灵”观念就是原始先民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认识的成果,于是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图腾崇拜的民间信仰由此产生并得以长久流传.面花艺术是由古代图腾崇拜演化的产物,在陕北,面花以它广泛的应用范围深深地扎根于民间,它是伴随着当地百姓自我精神理想的追求而展开,主要表现在人们对神生物和神灵的崇拜上.
陕北面花主要题材是人们赋予生命寓意和象征的动植物.例如,鱼、鼠、虎、兔、牡丹、葫芦、石榴等,这些题材广泛地运用在民间的面花、年画、刺绣、剪纸上,这些动植物为什么能够成为人们心中的神动植物或图腾对象呢?原来这些动植物题材有独特的双关寓意和象征意义,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心里崇拜和慰藉感.例如,人之初生,陕北风俗外婆和舅家要送满月花馍,最为讲究的虎馍和兔馍,虎馍呈圆形,顶部捏塑虎头,馍身装饰简洁精美,虎的形象威风乃万兽之王,被认为是力量和威猛的象征,以虎为保护神,祈求神力保护,愿男孩子虎气生生,健康平安的愿望就展现出来.兔馍造型灵巧生动可爱,用以表现女孩柔美与灵气,兔馍成为祝愿女孩子善良乖巧的必备礼馍.人们捏塑老鼠、兔子表示多子多福,用龙凤花馍象征荣华富贵,捏塑鱼莲表示阴阳相合,这些看似平常的生物,却被赋予新的寓意,成为人们心中的神生物而加以崇拜.
插花面花主要是在主体造型上辅以更多小装饰,用牙签或竹枝将其连接插接在主体上,陕北的插花“花供”是每年正月十五庙会搭建“灯棚”供奉信仰神灵必不可少供品.供奉的神灵之一就是送子娘娘,“灯棚”里怀抱婴儿的送子娘娘塑像前摆有数排色彩绚丽、制作精美的面花,久婚不育的媳妇或盼孙心切的婆婆就会到“灯棚”敬神请愿,待来年生下孩子,还要做几对插花“花供”前去谢神,面花成为人与神灵交流的礼品,这些习俗中的神灵信仰也延续至今.
2陕北面花艺术中求吉辟邪的心里诉求
面花作为民间美术的一种,不仅是人们逢年过节、敬神祭祖、婚嫁祝寿、走亲访友隆重的礼品,更多是通过面花传递着人们对幸福、理想、信仰和对美好愿望的追求,主要表现在人们赋予面花祈子延寿、驱邪避灾的主题内涵.
生存与长寿是人类的基本愿望,祈子延寿的心愿便通过民俗活动展现出来.陕北面花中“曲连”是一个印有花纹的大环形饼,这种面花礼馍外圆中空形如项圈,人之初生,亲朋好友前来祝贺时将绑有红绳的“曲连”挂在孩子身上,祈求把孩子锁起,无病无灾健康平安成长.老人年至花甲,祝寿时面塑寿桃也是不可替代的礼俗佳品.
人类早期由于周围的环境与他们的生存密切相关,希望能征服大自然,渴望生存的平安,于是人们便把驱邪避灾的美好祈愿在节令习俗中用面花表现出来.清明节陕北流传家家户户蒸“罐”,全家食用的“人口罐”则要求家中有几口人就要蒸几个.“罐”是一个很大圆形馒头,内放鸡蛋,上塑有书本文具、或麦屯粮仓,也有塑针线箩筐还有塑燕子孵卵的,食用对象不同“罐”上雕塑面花也不同,但都折射出人们祈愿祖先在天之灵保佑家族人丁兴旺的愿望.端午节正是夏至天气,气候炎热干燥、蛇虫繁殖、瘟疫流行,陕北风俗端午全家同吃“烙鱼”,这些面花,造型灵巧生动,人们把先蒸后烘干的“烙鱼”用五色线穿起,像项链一样挂在胸前,表现出驱邪避灾、人丁兴旺的主题内涵.
3陕北面花艺术中生命繁衍的阴阳生息观
人类要生存,要繁衍,生殖和生命成为民间美术创造的一个永恒的“母题”.陕北面花无论从题材上、还是从造型都坦诚的反映陕北民间劳动者对生殖生命的真挚向往与渴求.
面花题材上,陕北人民赋予自然界中许多动植物生命的寓意,并围绕“生命繁衍”这个主题,将面花内涵加以升华.例如,鱼戏莲、老鼠吃葡萄、鱼钻莲、蛇盘兔、葫芦生子、凤穿牡丹等面花,巧手农妇用面捏出的鱼、莲、老鼠、南瓜、葫芦、葡萄等形态,并非被其外形所吸引,而是其多子的功能属性,这一系列高扬生殖与生命意识的生物,流露出其对生命与自然的深深的眷恋.
陕北婚俗里经典之作“混沌礼馍”,长两尺有余,上塑有龙有凤,或鱼戏莲,“鱼钻莲”、“凤穿牡丹”.“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早开始指代情偶了”,也因此在面花中被广泛加以比附和引用,一方面是因为鱼多子;另一方面是源于鱼的外形具有男阴的外部特征,莲又是生命力极强的植物,根茎可以蔓延再生,莲房又是蕴含生命的地方,把莲花比作女性就显而易见了,而婚俗中面花上“鱼戏莲”“鱼钻莲”则指阴阳相交,男女相合的生殖祈盼.
面花在造型上,阴阳相合的繁衍意识体现得更为明确,婚俗中的混沌礼馍底盘长两尺有余,底盘浑圆,两头慢慢变细形似鱼尾向中间卷成两个圆形,酷似如意,头部工艺精湛,多为连体双鱼,或双兔双虎,尾部却浑然一体.原来这种造型表示阴阳和合,化身万物,在混沌底盘上捏塑“鱼戏莲”、“龙与凤”这些造型进一步表现男女调情相合的隐喻.
“罐”是清明节陕北人民为祭奠亡灵,缅怀先祖蒸的花馍,有祭祀的“掰子罐”,和全家人用来食用的“人口罐”,“掰子罐”又称“百子罐”,是一圆形大馍和馍上小鸟组成,祭祀时将一部分掰子罐掰成块放入水中,泼洒坟前,其余带回家分食,“掰子罐”是人们将繁衍后代的希望寄托先祖,意为掰开就生贵子,或生百子,祈愿子孙兴旺.“人口罐”则是在圆形大馍里藏一个鸡蛋,花馍以每个人当时所用器物为主表达寓意,捏塑老鸡孵小鸡或燕子孵卵造型的人口罐,则是祈求子孙繁衍,罐馍内藏鸡蛋,用以象征母体的罐中孕育新的生命,可见生命繁衍的主题在民俗生活中随处可见.
民间美术产生于形形色色的民俗事象中,陕北人民用心血和智慧将自己虔诚的信念和希望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亲手创造的面花形象上,面花都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是民俗的产物,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它的生存基础将被削弱,只有对面花这种文化现象进行深刻剖析,才能使它健康合理的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郭庆丰.纸人记：黄河流域民间艺术考查手记[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
[2]靳之林.中国民间美术[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
[3]潘鲁生,唐家路.民艺学概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
[4]王宁宇,党荣华.陕西民间美术研究(第一卷)[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对中国民间文化现状的调查与反思文化是一个民族独有的东西，它是这个民族得以继续存在的基础，当一个民族的文化消亡或者被其他的文化形式所代替，失去了民族存在基础的时候，那么即便它的人民仍旧存在，这个民族的存在和消亡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当越来越多的文化形式从原有的那种昌盛发展到现在的濒危乃至已经消失，谁该为这些事情负责？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如痴如醉地沉醉在圣诞节、万圣节、NBA、足球以及情人节等西方文化的氛围中，还有多少人能够从春节、庙会、传统戏剧、皮影戏、传统民乐等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中找寻到往日的那种新鲜和快乐？当另外一种“崇洋媚外”在我们中间悄然流行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抵抗西方文化侵略的阵地前举起了自己手中的“枪”！很多民间文化正在逐渐消失民间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夏挽群告诉记者，民间文化主要包括四种，即民间文学、民间表演艺术、民间美术和民俗文化，但是从目前的很多情况来看，这些传承着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文化形式却在各种各样的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市场、生存发展的空间以至于走向消亡。民间文学的种类很多，我国各种类型的民间文学形式几乎在河南都可以找到，它包括神话、故事、传说、歌谣、谚语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口继文学的通史，对过去人们的道德思想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河南的神话被称为中国神话的奇迹之一，新郑黄帝、周口伏羲、泌阳盘古等表达了东方才有的内在而隽永的民族想象。然而，民间文学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异，有些不再流传，迅速消失，继而消亡。民间表演艺术包括民间戏剧、曲艺、音乐、舞蹈、武术、杂技等，它们也是历史悠久，从上古时代产生、发展并传承下来。中国的民间戏剧发源于原始劳动歌舞，是世界戏剧三大源流之一。河南民间戏剧在民国末期调查有80多个剧种，这其中有道情、二夹弦等，但是据现在的调查和统计只剩下30多个，建国后平均每年消亡一个剧种。夏挽群说，每个剧种的消亡都意味着这种戏剧音乐表演形式的消亡，而剩下的30多个剧种也是惨淡经营，专业的演出已经很少了。而在刚解放时，河南有大量的专业剧团走乡串户，现在很多还存在的专业剧团却面临着生存危机，好一些的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夏挽群给记者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在河南鄢陵有一种乐器叫做筹，是过去随着佛教音乐而产生的，现在实际上已经消亡了，仅存的一位能够吹奏该乐器的老人也已经在前不久去世了。在丽江纳西族的音乐文化中，驰名中外的纳西古乐，是每一个到丽江的人必听的。但如今，随着纳西古乐的势微、失传与衰落，该音乐形式也将变成“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民间美术包括瓷器、泥塑、玉雕、年画、剪纸等种类，它们也是很珍贵的一笔遗产。夏挽群给记者介绍说，河南淮阳太昊陵的泥泥狗，虽说看起来很粗糙，但是它有很深厚的历史底蕴，被称为史前图腾，它把原始的信息带到了现代。以前在太昊陵的庙会上简直到了热销的程度，然而现在对泥泥狗的制作已经越来越少了。笔者记得小时候，母亲每次去太昊陵烧香，总会带回一些憨态可掬的泥泥狗，它们给笔者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而现在却很少有孩子们能够见到这种工艺玩具了。传统工艺美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遇到了新的挑战，福建为人们所熟知的工艺美术行业，如脱胎漆器、软木画、竹编、德化瓷塑都处于后继乏人的困难境地。北京、江苏、浙江等工艺美术发达的省、市同样陷入不景气的状态。其他艺术形式如年画、剪纸过去在民间都很流行，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木版年画，除专家、学者、外国人外，很少有人问津。而对剪纸，目前学习的人主要是农村妇女，年轻人并不重视它的传承。民俗文化反映了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各种习俗，如庙会和春节等。这些传统节日中有着大量的民族内涵，然而随着西方大量节日的到来，中国的很多节日却在逐渐淡出。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指出：“很多民族的民俗民风都已经没有了，充满中国民间文化气息的春节本是民族凝聚力与亲和力的体现，而我们现在却不知道该如何去过了！如今节日没有了文化的载体，文化内涵变得越来越空泛，人们也就对节日失去兴趣了。”“孔雀公主”杨丽萍忧心于她看到的云南的变化: 许多绝技因为失去了用途而濒于失传，新生的一代喜欢牛仔裤甚于传统服装。一位专家在调查了基诺族巴卡村寨后指出，如果不加以重视和保护，这里的民族口碑文史及其风俗传承机制，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而这种状况，在云南众多的村寨之中并不鲜见。著名作家冯骥才忧心忡忡地说，现在很多少数民族的村寨都变成了洋楼，历史的记忆和传承都没有了。如果继续这样发展，十几年后，我们传统的东西就都没有了。我们剥夺了它们生存发展的权利冯骥才曾经这样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文化没有载体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们对外来的东西觉得特新鲜，把原来的东西都扔掉了。”夏挽群也告诉记者，出现各种民族民间文化失去发展机会乃至走向消亡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农耕时代已经结束，进入了工业时代，这些直接导致了原来民间民族文化生存的土壤变化，人们的社会心理、行为习惯以及精神的变异。事实上，我们为之自豪的中华文化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半是精英和典籍的文化，一半是民间文化。两部分同等重要，相互不能代替。民间文化是我们的祖先五千年以来创造的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与亲和力的载体，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资源与民族根基，以及综合国力中不可或缺的坚实的精神内含。可是，由于民间文化长期不被重视，也没有从文化上、从全球化的背景上来看待这个“中华文化的一半”，因而至今我们对于民间文化的整体状况认识不清、心无底数，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今民间文化到底消失得怎样。再次，民间文化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生存方式，和经典文化以及典籍文化相比，它从没有像它们一样用各种方式进行加强。并且民间文化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传承一般都是口口相传，并且还有很多“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等禁忌，传承的范围也很窄，大都是师傅传给徒弟、父亲传给儿子等这样的形式，一旦出现断线，它这种形式很快就可能消亡。韵味无穷的皮影木偶，流浪四方的说唱艺人，诙谐幽默的曲艺形式……这些经过几千年来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诸多璀璨夺目的文化遗产组成了今日博大精深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然而，也正是由于它们大多只是凭借着口传心授、相当脆弱的方式代代相传。面对开放与交流的加强，多元文化潮流的冲击，绝技绝艺传人越来越感到困惑与无奈：一方面，随着年岁渐老，他们带徒传艺的期盼越来越强烈而急迫；另一方面，年轻人忙着打工挣钱、追逐新潮，对民族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不多，能沉静下来学习观摩的就更少。一旦没有传承人，就如断线风筝，即刻消失，化为乌有。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它必然遭受致命的冲击。最后，民间文化从没得到过正确的认识，甚至一直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民间文化还没有来得及作好进行细致的整理的准备，西方的各种文化就来到中国，它们这种带有商业行为的文化形式拥有更多强大的资本，对中国的民间民族文化造成了强大的冲击。而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东方人特别是年轻人还去追求时尚，这种浮躁行为对中国民间民族文化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传承，不仅仅是为了一种文化存在几年来，随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出现了全国性的文化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处于认识的三个层面上。首先认为民间文化的断裂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断裂。因此，对待民间文化不应该采取历史虚无主义认识，不能让其断裂而应传承下去。如果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就可以割裂，那么，我们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恐怕早就不存在了。尽管不可否认经典文化和典籍文化的巨大作用，但是更应该看到民间文化是亿万劳动人民的劳动结晶，保护民间文化就是从民间文化延续上发出的呼喊。其次是东西方更加激烈的碰撞使得民间文化地位的上升，成为现代文化的基础和底色，也成为民族文化共识、民族文化绵延赓续的基础和情感的纽带。若东方的文化全部消亡、大脑中的记忆荡然无存，全部被西方的文化所代替，那么中华民族将会是一个什么概念就应该重新考虑了。夏挽群说，这些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化运动的产生，而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保护民族先进遗产则成为了这场运动的高潮。再次可以上升到国家文化安全的层面上。美国中情局的用心可谓是极其险恶的，他们已经将这种险恶用心用于对付中国正在迅速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并将在今后的生活中继续加大。从日本对中国台湾的50年文化侵略就可以看出端倪，在那50年中，日本的用心同样险恶，他们要求台湾同胞不准说中国话只能说日语，不让过中国的节日，扒掉中国的庙宇改建日本的神社，这些直接导致了目前在台湾仍旧有人信奉日本文化乃至承认日本文化。日本的险恶用心就是想通过这些来改变甚至抹杀台湾同胞心中的文化记忆，这种行为已经上升并涉及到了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上来了。民间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拯救已经到了十分迫切的地步，不仅仅是从上述三个层面上说的，因为我们的民间文化还承担着政治资源、教育资源、道德资源、文化产业资源和未来文化建设资源等五个资源的功能。“民间文化不同于经史子集，它们存在于普通的民居和人们的生活起居中，是生活的文化，是民族个性特征和独特精神的重要表征。”夏挽群说。从历史传承来看，民间文化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有专家认为，在中华文明的演进史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每当有形的物质文化受到损毁时，口头的非物质文化就会发挥它巨大的历史功能，维系、保护和传承着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远古文明唯一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是和口头非物质文化具有延绵不断的强大生命力直接相关的。可以说，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信念的“活史”，是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石。留住民族记忆的背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有其生生不息、长远发展的可能和潜能。就此来说，遵循人类口头文化的艺术规律，及时抢救濒危文化遗产，使人类社会创造的非物质文化能够代代相传，文明成果能够千年流淌，源远流长。这既是国民的责任，更是薪火相传的使命。我们能否留住它们曾经的辉煌？随着认识的逐步提升，中国的文化保护已经从原来的那种自在状态变成了自觉的状态，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立法工作。夏挽群介绍说，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加快对这些方面的立法进程。2003年2月18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式启动，这一工程还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这个工程是我国首次对民间文化进行国家级抢救、普查和整理，工程将耗时10年。当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已经在15个省展开，并对其中重要的民间文化进行保护，2004年该工程在另外9个省市进行。冯骥才还和地方学校合作编写乡土教材，培养青年学生的民族文化情感。同样是剪纸，河南西部的剪纸大都自己玩玩，但河北蔚县剪纸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数千万元。“这就涉及到市场理念的问题。”夏挽群认为，有些民间艺术难以和市场接轨，即便扶持也难以长久。对那些历史渊源深厚、文化信息丰富、能够和市场接轨的民间艺术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发。比如曾经是高贵的象征地河南开封的滕派蝶画，他们正在寻求更多的解决办法，以此来推动它进入市场，继而得以更好地传承。对一些已经无法迎合市场的民间艺术形式，该怎么办？“那就养起来。”夏挽群说。对于传统文化来说，只有当人们普遍认识到民族的文化是精粹、值得世界关注时，传统文化才能得到重视。因此，夏挽群认为，“国家教育部门应该加强这个方面的重视，抓传统文化的教育工作应该从中小学入手，在教材中不仅要加入历史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各地都有自己的地域文化，因此应该从培养本地的文化认识上进行文化的传承。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应试教育扼杀了这些！”而对于下一代的传统文化教育，是革新的最好手段之一。据介绍，目前在全国各级学校的课内外教育中，很难看到传统民间文化的身影。有关专家不无忧虑地说道：“下一代教育和兴趣的缺失，将可能断送传统民间文化的未来！”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过作文吧，特别是应用频繁的记叙文，记叙文是通过描述人物、时间及状物、写景等，来表达一定的中心的一种文体形式。这种类型的作文要怎么写呢？以下是我收集整理的泥塑记叙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十二岁生日时，爸爸送了我一见精美的礼物——泥塑。
这个泥塑做工非常细腻，造型也很好看。这个泥塑的造型是一匹骏马，马的身子黑白相间，体态栩栩如生，四蹄跃跃欲试，像将要腾空跃起，个性鲜活。骏马既活泼可爱又健壮威武，既有马到成功之雄态，又有千里马之威武。
说起泥塑的制作过程，那也是非常复杂。制作的泥塑有十几道工序。首先要选土，土的粘性要好，和泥也很讲究，土要做成泥环，有马、羊、牛等，还有各种神兽，传说神兽放在家里可以避邪，妖魔鬼怪绝不敢靠近你家半部。
上窑烧也很讲究，火太大就会烧裂泥塑，烧窑的人一晚上不能睡觉，泥塑出窑后腰立即上色、上光、这样一个精美的泥塑才算做成。
泥塑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不仅中国人喜欢，而且外国人也喜欢，因为他带着东方神韵，既渗透古老的华夏工艺，又渗透着现代的东方文明。
我把他挂在我窗前，我每次写作业看看他，就有一种动力；睡前看看他，我就有睡意；作业多事看看他，我就没有压力……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精美而又小巧的泥人，泥人以他独特的造型和独特的纹路名扬亚洲，名扬全世界，可爱的泥人，我爱你！
祖国的'命运也就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祖国的发展与富强要靠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贡献与奋斗。我们应该时时想着我们能为祖国做些什么，而不是从祖国母亲那里得到任何东西。
我从小到大收到过很多礼物，有芭比娃娃，有电动小汽车，有小白兔玩具等等，但我最喜欢我的泥塑了。
我的小猪泥塑是在凤翔泥塑买来的。我知道这是妈妈为我精心挑选的。当妈妈送给我，摸着我的头说：“小猪象征着快乐和可爱，希望你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成长。”我就喜欢它了。
它的脸圆圆的，粉扑扑的红脸蛋好像害羞一样，脸蛋上嵌着一对又圆又亮的眼睛，正注视着我。两个耳朵尖尖的，大大的，好像千里之外的声音都能听见。短短的小尾巴一直翘着，非常可爱。
身上的花纹非常有趣，曲曲折折的线条好像一条长长的路又如一条腾飞的龙，身上点缀着白色的大花，可爱极了。
有一天，我们去西安。要出门的时候，我妈妈说我要上厕所，却偷偷的把我的泥塑小猪装进我的包里。我们来到火车站，坐到火车上，我对妈妈说：“妈妈，我今天要给你一个惊喜。”
说着从包里拿出来我的小猪泥塑给妈妈看。还把小猪放到桌子上，翻开一本书给它讲起了故事。它好像非常喜欢听的样子，微微对我一笑，我很开心。小猪泥塑是我的好朋友，和我分享着快乐。妈妈也被我逗笑了。
我喜欢和我的泥塑小猪一起玩，我和它分享快乐一起经历困难，一起成长，我爱它。
泥塑的基本用料——泥土需精心准备，一般选用带些粘性又细腻的土，经过捶打、摔、揉，有时还要在泥土里加些棉絮、纸、蜂蜜等。泥塑的模制一般分为四步：制子儿、翻模、脱胎、着色。制子儿就是制出原型，找一块和好的泥，运用雕、塑、捏等手法，塑造好一个形象，经过修改、磨光、晾干后即可，有些地方还要用火烧一下，加强强度。翻模就是把泥土压在原形上印成模子，常见有单片模和双片模，也有多片模。脱胎就是用模子印压泥人坯胎，通常是先把和好的泥擀成片状，然后压进模子，再把两片压好泥的模子合拢压紧，再安一个“底”，即在泥人下部粘上一片泥，使泥人中空外严，在胎体上留一个孔，使胎体内外空气流通，以免胎内空气压力变化破坏泥胎。最后一道工序是着色，素有“三分塑，七分彩”之说。一般着色之前先上一层底色，以保持表面光洁，便于吸收彩绘颜色，彩绘的颜料多用品色，调以水胶，以加强颜色附着力。 导致古代泥塑破损的原因很多，有人为因素损坏和自然因素损坏。1、自然因素就有潮湿的影响，水溶性盐类及支撑内部结构的变化，微生物的生长，物理气候(通常指温度和湿度)的变化，日晒、雨淋以及风沙的侵袭，大气污染物的作用等等。此外，不正确的修复方法以及使用了一些不适当的修复材料，也往往会加速泥塑的变质。2、泥塑常见的病变现象主要有空臌、剥落，酥粉、龟裂起甲、起泡、脱胶掉皮、画面褪色、变色及污染(霉斑、昆虫屎斑、烟熏等)。 泥塑长期保存下去，重要的是创造良好的保护环境。防止病变的发生比治理病变更加重要．只有彻底地消除、产生病变的根源，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好泥塑。3、泥塑的保护重要的还是控制好湿度。因为潮湿是使壁画产生病变的最危险因素。建筑物应保持良好的通风条件，这对于保存泥塑的完整性有很大意义。墙壁要注意保持自然通风，建筑物内空气要保持清治、干燥，建筑物的附近不应当有丛生的杂草．在保存壁画的环境内，温度和湿度要适宜，并且比较稳定，上、下变动不能过烈．只要能做到这点，霉菌和其它微生物也就难以生长和发展。4、要避免光的影响，绝对不许阳光直射到泥塑上。倘已排除了过量的潮气，一般讲在暗处保存较为有利．最好采用人造光源照明，这样便于控制照明度，更有效地消除光线对泥塑的损害。要防止灰尘、煤烟以及各种有害气体对泥塑的危害． 作为个人收藏的中小泥型塑，也应遵守以上保管事宜。 申报地区或单位：天津市天津“泥人张”彩塑是清道光年间发展起来的，自张明山先生首创，流传至今已有180年历史。泥人张彩塑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艺术特色，能真实地刻画出人物性格、体态；追求解剖结构，夸张合理，取舍得当；用色敷彩，典雅秀丽。泥人张彩塑适于室内陈设，一般尺寸不大，约40厘米，可放在案头或架上。它所用的材料是含沙量低无杂质的纯净胶泥，经风化、打浆、过滤、脱水，加以棉絮反复砸揉而成的“熟泥”。经艺术家手工捏制成型，自然风干，再施以彩绘。 江苏省无锡市无锡彩塑相传已有400年的历史。经艺人世代艺术实践，创造出享誉世界的惠山泥人。惠山泥人品类丰富，分为粗货、细货两大类。粗货又称耍货，主要以吉祥祈福为题材，采用模具印坯，手工绘彩，其造型夸张，线条简拙，整体丰硕稚胖，彩绘用笔粗放，色彩对比强烈。主要供儿童玩耍。细货是以手捏为主塑造艺术形象。内容大多以戏剧题材为主，故称手捏戏文。也捏佛像和反映现时生活的作品。一件作品从脚捏起，从下到上，由里到外，分段组合，一气呵成。在彩绘上则以细腻的笔触，从头到脚，从人物表情到衣服褶裥作精致的描绘。手捏戏文再现了戏剧演出的典型场景，突出戏剧人物的瞬间神态，造型生动，色彩艳丽悦目，装饰精美，历久不衰。是人们家居的装饰品和送礼的佳品。 惠山泥人产生的时间很早，无从可知其确切时间了。一到农闲季节，几乎家家都作泥人，自古有家家善塑，户户会彩的说法。每逢过年，在庙会和集市上，人们托个盘子，盘子里放着自己作的泥人到处叫卖，这也是农家的一份收入。在清代，惠山有袁、朱、钱等姓的专业作坊。彩塑师王春林制作五盘泥孩儿进献，得到清代乾隆皇帝的赞赏。清同治到光绪年间，出现大量戏剧为题材的戏文泥人，这也是惠山泥人历史上最昌盛的时期。这一时期，惠山有作坊、店铺四十多家，专业匠师三十多人。在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地方官把一套大型手捏戏文泥人《蟠桃会》供奉内廷，从此惠山泥人成为贡品。惠山泥人有粗货、细货之分。粗货为玩具，用模具翻制，大批量生产；细货手捏而成，制作精细。题材多为戏曲人物，或祈福避邪的春牛、老虎、大阿福、寿星等。惠山泥人造型丰满、简练，夸大头部，着重刻画表情。匠人特别重视彩绘，有所谓三个坯子七分画之说。常用的色彩有大红、绿、金黄、青等原色，对比强烈，主次分明。如果说泥人张的作品清新雅致，那么惠山泥人则鲜明艳丽。 惠山传统彩绘中必须做到“新、清、齐、爆”四字诀：新：是抓住人的视觉的第一印象，色彩要新鲜，明快醒目，要“落台鲜”，不能“落台蔫”。意思说一台泥人作品至少数十件(套)，彩绘结束时，满台泥人鲜明光亮，欣赏者看了会喜欢。清：一是指清爽、干净，在画的过程中保持清洁；二是指用色要纯。要求十分严格：“红要红得艳”；“黄要黄得鲜”；“蓝要蓝得纯”；“白要白得净”。要保持色的明度；使人感到明朗爽快。用笔干净，不邋遢。齐：是指笔法整齐，“直线要直，曲线要活，线界要清晰”；“落笔如飞，厚薄均匀”。图案纹样疏密得当，简洁得体。爆：是指用色强烈的意思。因为泥人本身体积小，泥坯的内结构起伏变化不大，因此要求在色彩上调子大胆强烈，底色采取原色对比，以引人注目。惠山泥人的手捏技艺与彩绘装饰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而在色彩上，惠山泥人也有自己一套完整的表现方法。首先要处理好图案纹样与底色的关系：“远看颜色，近看花”，既有大的色彩效果，又经得起近看，局部不影响整体，底色与纹样相互衬托。图案纹样要做到“少里看多，多里看少”。即妙在多而不乱，达到细细品赏、有看头的艺术效果。再说手捏戏文中常用的图案花样，不是按照舞台戏服原样搬抄的。在不失人物角色身份的前提下，基凋色不变，衣服上的图案纹样则是随意发挥，“所以很多艺术家在空闲时喜欢赏花、种花、养猫、喂鸟。这些爱好可以很自然地融化到作品中去。”赵馆长介绍道。例如大师王锡康的《说书女》，捏的是位民国初的女性，梳着螺旋型的发髻，手抱琵琶，身穿浅绿底、粉色月季花的上衣，下为雪青裤，配上墨绿色的袖口衣襟边，桌上是一盆兰花和梅花，台桌前挂着大红花配黑边水波纹的台布，流露出南方清雅明静的情调。 申报地区或单位：陕西省凤翔县凤翔彩绘泥塑为陕西省凤翔县的一种民间美术，当地人称“泥货”。凤翔县位于关中平原西部，境内出土的春秋战国及汉唐墓葬中均有泥塑的陪葬陶俑，可见其泥塑工艺历史之久。凤翔彩绘泥塑主要分布在城关镇六营村及周边地区，相传明代曾在此驻扎六营军队，后军士转为地方居民，其中部分人重操入伍前的陶瓷制作手艺，利用当地粘性很强的板板土，和泥捏塑泥人，制模做偶彩绘，然后到各大庙会出售。当地老乡购泥塑置于家中，用以祈子、护生、辟邪、镇宅、纳福。六营村的脱胎彩绘泥偶由此出名，并代代相传，成为中国民间美术中独具特色的精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凤翔彩绘泥塑有三大类型，一是泥玩具，以动物造型为主，多塑十二生肖形象；二是挂片，有脸谱、虎头、牛头、狮子头、麒麟送子、八仙过海等；三是立人，主要为民间传说及历史故事中的人物造像。凤翔泥塑共有170多个花色品种，其中有半人高的巨型蹲虎、虎挂脸，也有小到方寸的小兔、小狮；制作中使用黑粘土、大白粉、皮胶等，有模具定性，造型洗练、夸张，装饰华美富繁，色彩艳丽喜庆，形态稚拙可爱，在全国众多的民间泥塑中独树一帜。20世纪60年代前，六营村及周边村有三百多户农家生产泥塑，现在只有胡深、胡新民、胡永兴、韩锁存、杜银等艺人利用农闲时从事泥塑创作与生产。凤翔泥塑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及较高的民俗文化、民间艺术和美学研究价值，深为有关专家所瞩目。但在商业环境的影响下，凤翔泥塑艺人往往以销定产，一味迎合市场需要，这使得许多传统产品近于灭绝，也使得凤翔泥塑技艺逐步失去原有的文化内涵，不断发生变异。 山东高密聂家庄是中国的泥塑发源地之一，作品朴拙、雅俗、艳丽、大气，富有浓郁的地方气息，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为当地民众喜闻乐见。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和欣赏水平的提高，聂家庄的艺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并大胆借用“扑灰年画”的色彩，在题材和内容上不断创新，顺应了当地民俗的需要，受到人们的欢迎。高密泥塑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在明朝隆庆,万历年间,这里的农民就自己设计用泥做成一种叫“锅子花”(也称泥墩子)的焰火出售.后来又把装火药的泥坯塑成娃娃型,焰火放过以后,再当玩具或装饰品摆设.最后这各泥塑的品种逐渐发展，并且涂以各种颜色,使其生动活泼。题材丰富,到清朝乾隆年间,聂家庄泥塑又借鉴了杨家埠年画的艺术特点,在表现手法上和着色上有所创新,且逐步增加了音效和局部动作,吏声音,色泽.动作融为一体.每逢山集,庙会都有卖泥玩具的。 申报地区：河南省浚县浚县位于河南省北部，为鹤壁市所辖。据《资治通鉴》载，隋末农民起义军与隋军争夺黎阳仓（当时浚县称黎阳），瓦岗军首领李密手下有一员叫杨圯的大将在此屯兵，得杨圯屯村名。当时军中有一些士兵会捏泥人，为纪念在战场上阵亡的将士和战马，他们用当地的胶泥捏塑泥人、泥马。后来军队中一些人员就地安置，这门手艺便流传下来。浚县泥塑形体较小，大的不足20厘米，小的只有4至5厘米，因其尾部有两小孔，吹时发出“咕咕”的声音，故称“泥咕咕”。黎阳镇杨圯屯是泥咕咕的主要产地。浚县泥咕咕的基本内容有人物、动物、飞禽三大种类一百多个品种。其制作工具很简单，主要是塑型的竹筒和竹棍，制作者利用这些器具，经过和水、捶制等工序，将当地的黄胶泥塑成作品，然后蘸上松香（现改为墨汁）、洋颜色（现改为水粉颜料）、用自制的麻笔（现改为毛笔）在塑型坯上涂绘，多以黑色为底色，然后再以红、黄、蓝、绿等比较鲜艳的颜色绘出各种图案，与黑底形成强烈的对比，再用清漆罩上一层，放入高与宽约一米左右的砖砌小土窑焙烧。泥咕咕作品主要有历史人物、戏曲人物、十二属相、小动物、飞禽、骑马人等。浚县泥咕咕历史久远，有着浓厚的民间特色，造型古朴，夸张别致，深受广大群众和专家学者的好评，被民俗学专家称为历史的活化石。主要传承人有王学峰、王安田、宋学海等人，但现代的年轻人不愿再继续学习这门手艺，传统手艺后继乏人，逐步失传，亟需抢救。 潮汕泥塑是一种捏泥艺术，潮州俗称“土安仔”。潮州市潮安县浮洋镇大吴村的泥塑与天津“泥人张”、无锡惠山泥人并称为中国三大泥塑。相传南宋末年，始祖吴静山自福建漳浦携眷到大吴定居后，以塑造泥玩具为生，其技艺世人相传，逐渐发展，蔚为大观，迄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清光绪年间，大吴泥塑进入繁荣发展期，以吴潘强为代表的大吴泥塑艺人相继涌现，捏塑技 艺日臻成熟。大吴泥贴塑技术独树一帜，有文身、武景、脸谱等流派手法，人物造型栩栩如生，品种丰富多采，色彩鲜艳自然、清新典雅，艺术造诣之深令人叹为观止。敦煌敦煌泥塑历史：魏晋南北朝敦煌莫高窟以其丰富多采的壁画而成为敦煌艺术中的耀眼部分，但就石窟艺术而言，雕塑、建筑、壁画三者是互为依存的统一整体，其中雕塑部分由于是佛教供奉的主要神灵，在石窟中处于显著的位置，因而是石窟艺术的主题。莫高窟因系沙砾性岩石，质地疏松，不宜雕凿，所以佛像多为敷彩泥塑。保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彩塑约729个，其中“影塑”456个。从造型风格的变化来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以孝文帝太和改制为界线。改制前的作品风格较多地保留有外来佛像艺术的痕迹；改制后的佛像造型更多地受中原“秀骨清像”艺术风格的影响。雕塑在石窟中的位置对整个石窟艺术起着主导作用，窟内壁画是围绕这些塑像而展开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像一般有菩萨胁侍左右，组成一佛二菩萨的形式组合。佛像有弥勒像，释迦、多宝并座等，早期佛像以交脚弥勒像为常见。体态较大的佛像通常被置于正壁，以圆雕手法表现，体态较小的佛像被置于窟内南北两壁上端或中心方柱四壁，以圆雕或影塑相结合。形象的位置摆放与与其身份地位密切相关，神或人以他们不同的身份地位被置于不同的角度，如佛均以 正面形象放置，并有一定呈式化的坐式，显得庄严神圣，菩萨则以半侧方式摆放，胡人则多以侧面形式出现。北朝后期雕塑组合出现了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的五身组合，逐渐演以隋唐出现的一铺七身或九身的群像组合。随着有中心方柱的“支底窟”的减少，佛像均以固定的组合模式被置于正壁。这也是外来文化逐渐民族化的过程。敦煌泥塑制作工艺特色敦煌雕塑在制作上分泥塑和彩绘两个过程，所以又称彩塑。泥塑阶段除几个唐代巨佛为石胎泥塑外，一般都是用木头作身架，外面用谷草、芦苇或芨芨草捆扎身架，塑泥一般有两层，里层用草泥粗塑，外层用纸浆泥或棉花泥精塑，塑造完毕，干后上色即完工。影塑部分一般先用模型塑好，然后贴在壁上，经描绘后有浮雕效果，这种工艺兼有彩塑和壁画的功能，使得三维的彩塑和二维的壁画在石窟内的组合更加协调和浑然一体。塑像造型圆浑，形体结构以外来佛像粉本为主，呈式化较强，效果统一完整，但不够精确。造型技巧还保留着石雕手法，没有充分发挥泥塑自身特有的舒展性能。魏晋南北朝时期塑像的形体比例有一个渐进过程，佛像菩萨的身段渐趋修长，至西魏由于中原审美观念的影响，人体比例夸张到高峰。敦煌泥塑风格造型特点在塑像造型特征上，孝文帝改制以前的塑像，脸型长方，鼻挺额平，颈长，肩宽胸平，衣着式样为右袒式或通肩式，菩萨梳有高髻，上身半裸，神情端庄。受外来影响以及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影响较重。孝文帝改制以后，中原审美观念给敦煌人物从造型到服饰以全面影响。南北门阀世族享有世袭的高官厚禄，并有家学，文化素养很高，思想上崇尚清淡玄学，过着孤傲独立，任性不羁的生活，并以清瘦为美，这也是“秀骨清像”审美意识的社会基础。受之影响塑像形体扁平，脖颈细长，脸型瘦长，整体形象瘦而不失骨法，对形体结构的表达能力有所增强。塑像服饰部分也融入了中原汉式衣冠，佛像内穿交襦，后套对襟袈裟，腰围长裙，肩披裟巾交于胸前，南方洒脱的“秀骨清像”在这一时期得到体现。另外在北朝末期的北周，由于北方民族的统一及南北文化交流的加强在雕塑造型上出现了“面短而艳”的新形式，佛像呈头大，体壮，脸型方阔的特征，标志着莫高窟艺术风格的又一次转变。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战乱纷争动荡不定的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动不断对文化造成冲击和影响，敦煌所处位置虽相对稳定，由于大文化背景的作用对其石窟艺术不断施以影响，使这一时期的艺术呈现丰富多变的面貌。 制作方法是在粘土里掺入少许棉花纤维，捣匀后，捏制成各种人物的泥坯，经阴干，秃上底粉，再施彩绘。阿里制作过程图解，这个制作不需要那么麻烦，只需将其捏成阿里的模样即可。
幼儿民间美术游戏论文篇2 浅议幼儿园民间游戏 【摘要】民间游戏是我国 传统文化 的一部分，具有地域性、流传性、独特性与文化性等特征。幼儿园民间游戏是幼儿园教育活动的重要资源之一，民间游戏有利于幼儿了解并传承我国传统文化，对幼儿的身心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幼儿园应通过创设多样有趣的游戏环境、加强教师在游戏中的指导，并充分利用家庭、社区资源，以此促进幼儿园民间游戏的有效开展。 【关键词】游戏;民间游戏;幼儿园;幼儿 荷兰文化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nhan Huizinga)在其著作《游戏的人》中这样描述游戏：“游戏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活动，游戏呈现明显的秩序，遵循广泛接受的规则，没有时势的必需和物质的功利。游戏的情绪是欢天喜地、热情高涨的，随情景而定，或神圣，或喜庆。兴奋和紧张的情绪伴随着手舞足蹈的动作，欢声笑语、心旷神怡随之而起。” 一、什么是民间游戏 民间游戏，是游戏的一种类型，顾名思义就是广泛开展于民间的一种活动。我国 民俗学 家乌丙安先生认为民间游戏就是“流传于广大人民生活中的嬉戏娱乐活动，俗语称‘玩耍’。是游艺民俗中最常见的、最普遍的、最有趣味的娱乐活动。它主要流行在少年儿童中间和节日里成人娱乐节目之中。”可见，民间游戏同样具有游戏本身的愉悦性感受，而其特点在于民间游戏是为一个较广阔空间内的人们，即广大人民所共同接受和喜爱的，且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其所进行的民间游戏各不相同，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及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如，北方冬天较为严寒，“挤油”的游戏不仅能为寒冬增添一份热情与乐趣，并能培养幼儿的协作精神;“踩高跷”是汉族的传统民间游戏，幼儿踩高跷锻炼了幼儿的手脚协调能力以及身体平衡能力。许多民间游戏至今仍为幼儿所喜爱，有些民间游戏则在时间的检验中进化更新成为现代民间游戏，这种广泛的地域性、流传性与推广性的特征成为民间游戏得以生存至今的重要保障。 二、幼儿园民间游戏的存在意义 (一)幼儿园民间游戏有益于幼儿了解传统文化 我国民间游戏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是各个地区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幼儿园民间游戏与幼儿园其他游戏的区别在于，幼儿园民间游戏是幼儿模仿与想象反应各地区现实生活及劳动活动的游戏，相比其他游戏而言，民间游戏更贴近幼儿的现实生活，为幼儿所需要、所熟悉与感兴趣，这也是幼儿喜爱并易于接受民间游戏的原因之一。通过进行民间游戏，幼儿能够了解不同的民族习俗知识，体验多样的民族情感与生活，如包饺子、赛龙舟、元宵数花灯等反映民俗的游戏，挖地雷、织布机形象再现古代人们的生活的游戏等等。幼儿不断了解与熟悉我国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的丰富性与独特性激发着幼儿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熏陶着幼儿的爱国意识和集体荣誉感，这是幼儿成长发展的内在需求。 (二)幼儿园民间游戏有利于幼儿身心全面发展 由于民间游戏源自于人们日常生活以及劳动活动中，因此，民间游戏多以身体活动类游戏、器械运动类游戏以及社会生活扮演类游戏居多。民间游戏不是单纯的肢体运动，更是一种协调促进幼儿各种智能发展的活动，如幼儿思维能力、情绪情感、社会性交往能力等。民间游戏满足了幼儿的年龄与发展特点，民间游戏多为两人以上或者群体参与的游戏，这样的游戏环境也为幼儿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创造了机会。 三、幼儿园民间游戏指导策略 (一)创设丰富、有趣、独特的民间游戏环境 创设一个丰富、有趣的游戏环境，能引起幼儿的游戏兴趣及游戏愿望，有助于幼儿主动、专注地投入游戏。丰富的民间游戏物质环境包括游戏开展的场域、游戏活动时间、游戏材料等。首先，幼儿园民间游戏开展的场域应根据民间游戏的内容而设置，静态或动态的民间游戏可以选择在室内或者室外进行，可以是教室的某一个角落也可以是幼儿园的一个大操场。其次，民间游戏可以在幼儿园集体活动、区域活动、生活活动、自由活动等各类活动中展开，游戏时间可以根据幼儿的需要进行适宜调整，具有较大灵活性。再次，幼儿园民间游戏的游戏材料应具有丰富多样性、独特性与层次性，丰富多样的游戏材料能够激发幼儿游戏的欲望，独特的游戏材料体现着民间游戏所蕴含的文化，具有层次的游戏材料满足了幼儿在游戏活动中的个体差异性。此外，良好的心理环境也是开展幼儿园民间游戏的重要保障。良好的心理环境应该是规则与自由并存的，能使幼儿感受到充分安全感的、轻松愉悦的环境。幼儿在进行民间游戏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交往对象是同伴，因此，建立积极、和谐、友好的同伴关系就是安全心理环境的基础。 (二)发挥教师在幼儿园民间游戏中的作用 尽管幼儿是幼儿园民间游戏的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民间游戏的开展能够离开教师的指导，教师对于民间游戏的组织与实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教师是幼儿园民间游戏的观察者，教师应随时注意观察幼儿在游戏活动中的行为与情感变化，以更加了解幼儿的兴趣、已有 经验 以及能力水平，由此作为教师提供支持及引导的依据。其次，教师是幼儿园民间游戏的支持者，支持并不是在幼儿疑问的时候马上给予其答案，也不是在幼儿求助时立即告诉其解决 方法 。真正的支持是适宜性支持，通过增减游戏材料、变换游戏环境、更新游戏规则等手段，将教师的期望传递给幼儿，引导幼儿自主、积极的探索。再次，教师是幼儿园民间游戏的参与者、合作者，民间游戏合作性的特点决定了教师与幼儿应该成为彼此的游戏伙伴，而不是彼此孤立的守望者与游戏者。 (三)充分运用家长、社区资源 针对游戏资源缺乏这一问题，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过程中应充分调动家长及社区资源，通过家园合作的方式大力挖掘与利用各种民间游戏资源。一方面，让家长们充分意识到民间游戏在幼儿成长中的重要意义，并通过家长会、家长开放日、亲子游戏会等活动让家长们参与到幼儿园民间游戏中，唤起他们对传统游戏的怀念与激情，收集家长们会玩的民间游戏，由于家长们来自不同的民族、甚至不同的地区，这使得收集起来的游戏资源更为丰富与生动。另一方面，在游戏过程中所需的道具，如高跷、沙包、竹竿、轮胎等，教师可以与幼儿、家长共同运用废旧材料进行制作，还可以在社区内寻找废弃、可利用的游戏材料进行加工再利用，这样既节约了成本，又获得了人力，极大丰富了幼儿园民间游戏资源。 参考文献 [1]赫伊津哈,著.何道宽,译.游戏的人[M].广东.花城出版社.2007 [2]邱学青.学前儿童游戏(第四版)[M].浙江: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 [3]刘焱.幼儿园游戏教学论[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 [4]许洁,缪志红,王红梅.图说民间儿童游戏[M].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5]肖青.传统民间游戏与现代媒介游戏之比较研究[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3:33 [6]陈育梅.民间游戏与文化传承[J].民族论坛.2005.10:28-29猜你喜欢： 1. 幼儿园民间艺术研究论文 2. 幼儿园大班泥塑论文3篇 3. 浅谈幼儿美术教育论文 4. 幼儿园民间面塑艺术论文
浅谈泥塑活动对幼儿身心发展的促进 泥对孩子来说，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喜欢玩泥是他们的天性，很少有孩子视而不见，是深受幼儿欢迎的手工材料之一。同时，泥塑是个体自我认知与创造性的表现途径，它是通过黏土为主要原料，用手和一些简单的工具捏塑成各种物体、动物、人物形象等。它有着较大的可塑性，幼儿喜欢捏捏、搓搓、拼拼，可以说，泥塑是他们的第二种语言。在幼儿园教学活动中尤其体现出泥塑活动是幼儿艺术活动中形象逼真、容易操作的活动之一，并且幼儿正处于快速生长阶段，他们的小肌肉发展不是很灵活，创作意识也不是很强，但对可塑性强、变化多的泥塑材料却十分感兴趣。更重要的是玩泥能带给孩子们快乐,他们在玩耍过程中不仅能手脑并用，使视觉、触觉和动觉之间配合协调，更能启发孩子的想象思维，激发他们的创造力、思维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当你给幼儿一团泥时，他们会很高兴地反复捏弄着玩，在一双双稚嫩的手里，几经拿捏，活脱脱便跳跃出一个个可爱、童趣的造型来，宛若一群伶伶俐俐的小精灵，呼之欲出，好像随时会起来跟你热闹一番，是孩子们的小手和想象赋予了它们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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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变迁【摘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其形象随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广泛传播，并随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脱去印度艺术风格，糅合进中国的艺术特色。【关键词】佛教艺术飞天形象的变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艺术形象，以轻快优美的动态和流转飘动的舞姿吸引观众。飞天出现在经变、佛传等故事壁画中，一般分布于佛教石窟窟顶、壁面上方，以及佛像的背光之中。佛经中没有对飞天进行正式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过“飞天”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现象，通常的看法是，“飞天”并不是一个佛教的词汇，而是一种世俗的称谓。关于飞天形象所包含的人物内容，有多种不同观点，最早正式提出“飞天”名词的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长广敏雄在1949年出版的《飞天艺术》中正式提出这个名词，是学术意义的角度上系统探讨飞天艺术的开端。长广敏雄认为佛经中“飞天”所描述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佛教诸天形象，而在佛教艺术中，飞天的形象大部分与演奏音乐和表现歌舞有关。在佛教诸神中，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神，在佛说法时以音乐来供养佛，即凡是诸天举行法会，都是他们担任奏乐的工作，所以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通常以乾闼婆及妻子阿卜莎罗以及紧那罗的形象来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差异的观点。如认为“广义的飞天，包括飞行无碍的诸天神，如侍从护法、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帝释天等等。狭义的来讲，则是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菩萨，凌空飞舞的天神等。”在关于飞天形象的描绘范围上，把飞天确认为乾闼婆、阿卜莎罗和紧那罗的观点影响较广。但无论是古代传说，还是佛教经典的记述，都能看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佛说法的场景中有诸天人、天女歌舞供养。当用艺术手法表现这些记述时，就是我们看到的飞天，其中自然包括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的形象，但很明显，飞天所代表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以乾闼婆、紧那罗的形象来认识飞天所象征的人物相对便利，而用“佛教诸天”来理解飞天所代表的广泛含义更加准确。印度的佛教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飞天的形象，例如巴尔胡特佛塔的浮雕、桑奇大塔的佛经故事中。巴尔胡特佛塔的两片浮雕描述的是凡人礼拜佛塔的画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佛塔、菩提树或者佛座来象征佛，在表现供养或者礼拜佛塔的场景里，往往在佛塔或者菩提树之上雕出飞天形象。马拉图雕刻中，飞天出现在佛说法的场面，并有了较规范的表现，在佛尊上部，佛光外围的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公元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佛陀形象，2世纪到5世纪的马拉图雕刻中，飞天所环绕的形象也表现为佛陀的形象。这时候的雕刻技法也有了进步，以体型大小差异来表示不同人物的地位，飞天形象在画面中以较小的体型表现。马拉图的雕刻是在深度空间中表现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而相对小的体型和在佛光外围的布局也可以显示出飞天飞动的高度，人物排列方式显示出更加生动真实的空间感。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之一，石窟群内的飞天形象既出现在雕刻中，也出现在石窟的壁画中。阿旃陀石窟中的飞天场景基本沿袭马图拉雕刻的范式。飞天形象肢体刻画得像可爱的小孩，配以较大的动作，身形生动，服饰以较短的飘带体现飞动的感觉。阿旃陀石窟不仅有单身飞天，还出现双身飞天的对称表现。这种双身飞天并不出现在每身佛尊的上方，而是出现在相对更庄重的佛说法场面中。双飞天形象大多裸体，或仅有飘带缠身，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臀部，这种丰润圆满的表现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之一。阿旃陀壁画中的飞天多集中在窟顶图案中。一般在方形单元内，中央圆形图案与外侧方形之间的夹角中，有单身的天人，也有男女成组的天人。多用晕染法，人物效果真实，男女成组的飞天形象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大都看不出飞行的姿态，更像坐在地上。埃洛拉石窟也存有有丰富的飞天形象，大都是男女成组，表现欢乐腾飞的姿态。在第10窟外的门楣两旁，有两组飞天对称向中央飞来。此处不同之处在于，飞天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双身，而是各有两女一男共三身飞天，形象依然裸体，女性飞天上部有刻划为弧形的飘带。随佛教东传，飞天形象伴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神仙思想影响，飞天与中国式神仙逐渐结合，形象更加飘逸。佛教中诸天形象，如龙神、乾闼婆、人头鸟身的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等形象特征都逐渐难见，演变为飞行于天空的人形。在组合形式上，飞天保持着来自印度的因素，既有单身飞天、双身飞天，也有多身飞天，一部分保持对称的格局，同时出现不完全对称的变化。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图像是石窟壁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比重大大增加。飞天本身没有承载深厚的内容，却在气氛的渲染中起重要作用。龟兹石窟飞天图画出现在主室正壁、后室券顶处较为重要和面积较大的壁画中。形体比例明显增大，多呈V字形弯曲。龟兹飞天形体的力量构成画面中的浑重气势，如克孜尔1窟后室券顶飞天，虽然券顶较低，但飞天与真人尺寸相同。龟兹飞天的姿态可分两种，一种是飞天双腿坐奔腾跳跃的动作，是一种舞蹈化了的运动动作；另一种是飞天动作中双腿动态幅度较少，整个形体的飞动感主要靠腰部的动态变化体现。在飞天的服饰中，龟兹飞天较少使用飘带传达飞动的效果，而是由人物动作呈现雄浑跃起的状态。伎乐飞天形象大量出现，在空中持各种乐器，强化了龟兹石窟浓郁的乐舞氛围。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宝库，留存有最丰富的飞天艺术。敦煌北凉272窟的南北壁说法图，有对称的双飞天，北魏254、260等窟至北周428窟说法图中在佛上部出现对称的双飞天。绘画依然采用凹凸画法，人体丰满程度低于印度绘画。从西魏开始，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多为结队飞行，如285窟南壁共12身飞天，排成一行随流动的云朵而轻盈飞翔。出现在同一场面的飞天数目呈增长趋势，如北周和隋代，常在窟顶相连的地方，绘一周飞天；隋代佛龛扩大，佛像的上部，也画出大量飞天，如412窟的佛龛，飞天多达20多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如初唐321窟中，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画出成群的飞天。云冈北魏7、8窟，窟内顶部藻井部分的飞天，两两紧身相靠，行动一致，使人联想到印度男女飞天组合的形式，但此处无明显男女差异。类似的还有敦煌北周428窟。飞天从形象到服饰，从数量到布局的变化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1.人物身体描绘上由丰满逐渐转向俊逸；动作由较为僵硬机械逐渐转向流畅婉转。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的女性飞天形象在中国基本消失。2.人物服饰由裸体缠裹飘带转为衣裙伴以飘带，衣饰刻画由较死板的刻画发展为生动的飘动。这些绘画技法的提升与中国画技法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唐代飞天飞舞的飘带，明显给人“莼菜条”技法的印象。3.飞天形态由散花发展为舞蹈、伎乐等多种供养形态。4.飞天组合由单身飞天、双身飞天发展为多身飞天，成群的飞天，表现效果更加辉煌。5.总体来说，无论是人物身体、服饰或是动作、表现场面，都是由简单发展为繁复而华丽。飞天在中国，其数量远超过印度，飞天在中国的变迁反映了中印两国审美精神的差异。印度所欣赏的注重肉体感官之美的形态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而代以自魏晋以来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则追求流动飘逸的美。中国画的流畅舒展的线条美在飞天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参考文献：[1]王志强《美术大观》2007.10自由飘洒话飞天--佛教艺术形象解析。[2]陈剑《艺术探索》2007.21（2）飞天的美学意蕴。[3]师娟《莫高窟艺术中“飞天”的本土化研究》。
给你个提纲你自己挑着写一、传统文化的内涵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文化。因为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大幅度的震荡，调整。这种变化一直持续至今。从地域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国地理概念，还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域界限。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仍在不自觉中深受其影响。纵观历史，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学、美德、礼仪、民族精神、榜样、诚信、和谐观、负面道德经验等方面。二、多视角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和体现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各抒己见。有些学者们论证了儒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等具有极为有益的作用。还认为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和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及传统文化思想受到挑战。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坚定信仰教育有利重建精神家园，凸显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加强儒学伦理教育，倡导道德体验教育。〔1〕有学者从美育及传统美德的角度看其德育的促进作用。也认为当代德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以现代传媒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影响，人的审美受到侵蚀、精神世界也被无情的挤压着。青少年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受到巨大影响，自我意识强全局意识差、竞争意识强合作意识差、好胜心强抗挫折能力差等不健全人格结构。而美育与德育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审美教育与价值观的培养及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把美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当前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经典导读、看经典戏剧电影、文学导读、注重课程教材改革、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等措施来实施美育。〔2〕对于美德作为知识可教性，有学者论证了其可教的限度和方式。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但美德作为知识被教师有限度的。原因是它主要通过理性去获得、美德本身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合格的美德教育教师的失落。所以传授也有其特殊的方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3〕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阐述了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儒家伦理教育之特点，尤其分析了仁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和与诸德的关系，认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和融通的一个体系。他的关于中华美德的当代意义提醒了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4〕 至于道德榜样、榜样教育问题，部分学者论述了榜样的道德价值，道德榜样的类型、可能和功能。一般的榜样并不特指道德榜样，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只有具有正面价值的榜样都有道德的崇高性或崇高的道德价值。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可分为个体道德榜样与群体道德榜样：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道德榜样，主要是：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和具有重要影响者以及成年人。道德榜样有几种产生的可能，即先验论、发现论、需要论、实践论。不管怎样，道德榜样产生的条件至少应该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诉求。道德榜样的功能如下：传统优秀道德的典型承载者，现实主导价值的积极弘扬者，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创新者。这三种内在功能决定了道德榜样具有示范和激励的外在功能。〔5〕现实教育中要积极发挥道德榜样的外在功能，使其转化为内在功能，以不断扩大的道德榜样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如何处理好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呢？有学者指出要合理运用它们之间的耦合，来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和进行学校道德。需正确认识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新的文化形态和现象的出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时下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找出新时代文化背景下榜样与偶像的差异与共生，建构它们间的耦合机制。需要我们贯通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协调价值目标与现实生活。〔6〕民族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价值，当前有学者对学校如何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作了研究和思考。指出民族精神教育应具有生活性、综合性、发展性，体现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且要设置专门的民族精神教育课程。拟定民族精神教育目标，不同的学习阶段，目标层层深入。至于其教育方法，不能脱离学生实际，而要从学生生活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活动中开展教育，这样民族精神才可能真正被内化。〔7〕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里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着危机和价值困境，即如何处理好国家认同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学者认为，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本身而言，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认同各有优缺点，因为他们反映人的精神需求中既渴求自由又希望有所归依的二重性，因此有学者要建立一种必要与可能的民族精神教育价值取向：基于个人自由的国家认同。根据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通过达致共识的对话教学来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用讨论、辩论、说服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获得些道德规范和自己的价值观。〔8〕有学者指出负面道德经验也有其德育价值，负面道德经验是指在道德生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假、恶、丑性质的道德事件或行为。但它在学校教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在实践中采取回避或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一旦被课程化，就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发展学生处理负面道德经验的意识和能力，适应真实的道德生活世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主力、更好的理解正面道德经验和进行道德反省。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是矛盾的统一体，道德经验也不例外，学生不应该只知其一面，而不知另一面。那么负面道德经验在当前德育中缺位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呈现负面道德经验与学校教育的性质不相符合；有些人认为学生的德性很大程度上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呈现负面的道德经验不利于学生的德性成长；有些人认为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缺乏道德免疫力，因而不宜向学生传递负面的道德经验。但它们不应成为学校摈弃负面道德经验的理由。学校德育不只是教师和学生过道德生活的地方，更是学生学习如何在社会上过道德生活的地方。社会上永远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学生不可能完全封闭在学校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打交道。既然和社会交往，学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负面道德经验。如果学校不让学生掌握面对负面道德经验的智慧，那么他们在遇到负面道德经验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学校应该将负面道德经验课程化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9〕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先秦时期的礼具有传统礼仪的共性，另外，它的德育功能有其特殊性，第一，先秦礼教与乐较大配套进行，相辅相成；第二，先秦礼的道德教化与国家机器的推动密不可分。礼的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礼的道德教化的作用，还有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机制是礼的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10〕也有学者分析了人生礼仪的德育内涵，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指围绕着人的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或时段而形成的仪式活动，具有丰富的德育功能。因为人生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连接着寻常百姓的人生追求和需要，另一面连接着受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规范人生和统一教化的作用。当然人生礼仪德育功能的实现，要注意在开展礼仪活动时讲究实效性；要在庄重神圣的场合下，以富有象征和表现力的方式使受礼者完成道德教化过程。这对于今天的德育有借鉴意义。〔11〕和谐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和状态，它是发展着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有和谐的思想，如：“天人合一”、“整体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包含有和谐的意义。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观念，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提出，正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在现代的延续和升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求和谐的思想由来已久，讲求和谐是往圣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智慧和精神动力。例如：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对于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就是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宽容和谐。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12〕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和”的思想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倡导以和为贵的新型人际关系准则，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人际摩擦和社会内耗，在全社会形成“贵和尚和”的价值取向，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儒家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感和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态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也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因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还有，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我们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善于汲取“民本”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才能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