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傩”(音nuó)是古代流行的一种驱鬼仪式。万载傩舞(开口傩)，又称“跳魈”，是江西宜春市万载县民间驱鬼逐疫、祈福求安，极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据清道光版《万载县志》载：万载有傩约在元末明初，距今已600多年，经过历代民间老艺人的传承和文化部门的挖掘整理而得以保留至今，并绽放异彩。万载傩舞似深山璞玉，如峡谷幽兰，古朴祥和，仪态万千，被誉为“中国古代舞蹈活化石”。2006年，赣傩被列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万载傩舞在赣傩中占有重要地位，对研究傩文化史、探究傩舞发展、傩戏形成有着重大的艺术价值。万载傩舞分开口傩与闭口傩两种流派，开口傩与闭口傩虽然表演风格各有不同，但供奉的主帅均为“敕封欧阳金甲大将军”。潭埠、黄茅、双桥、岭东、高城等地的傩舞队是“闭口傩”，马步洞口耕畲布和白良范塘两处则属“开口傩”。其中开口傩由傩舞演变而来，既保留了傩舞艺术特征又吸收了古老戏曲成分，有向傩戏演变之趋势。它共有《开山》、《关鲍大战》等7个节目，有简单的故事情节，角色分生、旦、净、丑，几乎每角必唱，唱、念、做、打齐全，动作古朴粗犷，特色十分鲜明。《比刀》是“开口傩”的重点节目，它既不像戏剧表演的程式化，也不同于武术，而是集结了古人日常生活、劳动操作等形体动作之精华，经过历代艺人的加工和完善，逐渐形成一种强悍、干炼、紧奏的独特风格。后来，“开口傩”逐渐向“傩戏”发展，作为跳傩的民俗形式逐渐消失。戴面具是万载傩舞的重要特征，也是人物造型及刻画性格的重要手段。一件艺术品，如果能长久地被人玩味，令人激动不已，其中必定积蓄着一股内在力量。它之所以拨动人们的心弦，绝不是模拟自然或想入非非的涂抹，而是那潜伏在作品中的精神。万载傩面具有大小二十四张，由樟木雕刻而成，除大菩萨外，其余面具为人脸大小，其造型各异，栩栩如生，或威武雄壮，或温文儒雅，或凶蛮毕现，或滑稽可笑，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万载傩舞的基本动作比较古拙、简单，但却有严格的规律和独特的风格，跳傩者每动一下必须遵循“方、圆、扁、仄”的原则。“方”指手上的动作要做得方正有棱角，“圆”指转圈，所有节目中的转圈动作都只能转动半步，或原地转圈，而且上身必须保持平稳，“扁”即要求身子拧过去时，面向一定要清楚。“仄”指身子无论向哪个方向倾斜时，都必须把稳节奏。这些独特的表演技巧，逐步形成了万载傩舞悠闲、庄重、轻盈、洒脱、有力的风格特点。据介绍，明清时期，万载便跳魈之风盛行，鼎盛时期曾建有众多傩庙，现存最早的潭埠镇沙江桥傩庙，即始建于明代初年。除此之外，万载当地还有数十支傩队活跃在乡间、邻县，为这一古老民间艺术的传承立下了汗马功劳。
江西是中国傩文化的重点省份，拥有丰富的傩文化资源。分布在南丰、乐安、宜黄、崇仁、广昌、婺源、万载、萍乡等地的傩舞、傩戏、傩俗、傩面、傩庙，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江西傩文化群体。1953年，南丰傩舞赴北京参加“首届全国民间艺术展演”，引起轰动，被誉为中国古代舞蹈的“活化石”。
此后，江西傩舞名声大振，多次应邀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展览，并赴日本、香港、中国台湾省等地访问演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留下的沉淀和积淀。它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和水平，是这个民族留下的精华。中国文化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和强大的武器。它可以供我们与世界对话，展示中华民族的风采，展示我们的大国风范。
但是现在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逐渐忘记了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是不好的。我们应该逐渐拾起我们的传统文化，继续把它作为我们的财富来继承。傩文化是中国的优秀文化，而傩文化是中国傩文化的活化石，可以见证傩文化的发展。这种文化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它是中国文化诞生的源头，很多人思想意识的觉醒都离不开这种文化。
它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宗教思想的最初诞生源头。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很难解释，所以只能赋予它们宗教意义。古代人需要用这个概念来帮助自己更好的理解一些东西。这些文化满足了中国古代人类的一些思想信仰和追求。意味着这种文化可以帮助避难。这些因素贯穿了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我们现在甚至可以看到这些现象。傩文化对我国影响很大。江西傩又称江西傩，是中国傩的重要组成部分。傩舞是汉族最古老的一种娱乐性舞蹈，它崇拜神灵，舞鬼，驱邪避疫，代表安庆。傩是神灵追鬼、祈福消灾的文化现象。江西傩是中国傩的一部分，具有中国傩的共同特征。但是，江西傩是一种区域性的傩文化，千百年来的积淀和传承，形成了独特的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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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犁、铲、铲、镰等青铜农具的集中发掘。在同时期的其他青铜文化中并不多见，并成为这一地区青铜文明的鲜明特征。明清时期是江西傩的兴盛时期，江西30多个县市都有傩的记载或遗存——赣东以南丰为最多。从该地区许多商代遗址发现的大量石扇、铜渣、木炭和熔炼炉遗迹来看，殷商时期赣江-鄱阳湖地区存在着发达的青铜冶铸业。江西新干出土的青铜器，一些大型器物是先单独铸造，再联合铸造，可见其高超的铸造技术。
新大洋洲商代墓葬中的青铜礼器，在器型组合、器形图案等方面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他们是南方青铜文明的杰出代表，同时又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宋代江西经济文化发达，江西盛行。双面神人的青铜头像神秘、诡异、威严。是祭祀和与神灵交流的“神器”。此外，还有两个形状相似的东西，一个是牛角青铜兽脸，上凸下凹，形似面具，便于佩戴；一块饰有神、人、兽面孔的玉牌更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戴着高耸的羽冠和动物形面具的巫师形象。
商周时期，居住在赣江和鄱阳湖流域的三苗(或阳岳)后裔在江西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赣县太阳洲商墓出土的青铜双角神人面具，透露了江西的原始信息。最早记载甘诺的是南丰县金沙时宇的族谱，记载汉初长沙王吴锐奉命征讨闽越，驻扎南丰军山。为了避免“刀兵之祸”，警告村民“传驱魔”。
不是只能用柳木雕刻，因为我们还可以用杨木进行制作，并且用杨木雕刻出来的面具也很精致，也很结实，实用性也很强。
文化再生产就是以文化为生产资料来生产文化,这已成为当今民间文化发展的常见方式。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旅游语境中乾州古城文化的再生产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旅游语境中乾州古城文化的再生产研究全文如下：
摘 要 ：文章将乾州古城置于旅游发展语境中，把握古城文化景观的空间布局特征，理解古城文化景观的内在历史底蕴及当代价值，并分析制约乾州古城文化景观再生产的多种力量因素，把握古城文化景观再生产的内在本质及其文化表征意义。
关键词 ：乾州古城;再生产;文化旅游
一、文化资源的存在
乾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距今约有1752年历史。从古时的军事重地到商业发展的交通要塞，乾州古城的历史文化十分丰富。它曾是南长城军事防御线上重要的指挥中心，清朝中衰之战――乾嘉苗民起义的主战场，流传着1925年川军熊克武部队炸不开乾州石城的传奇故事;它曾开通司马、镇溪(峒河)、武溪(??溪或万溶江)三大水系，商旅直底洞庭与汉口，条条官道分别通往泸、凤、永馁、思南、印江、茶桐、秀山等地;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战略的转移，修筑了湘川公路及乾州至所里(吉首)的公路支线，水陆并进，创造了乾州古城的辉煌。
乾州古城文化景观资源亦是丰富。从军事防御性建筑到祠堂会馆、楼阁古塔、古城巷道、河道码头及明清时期的特色建筑群随处可见。古城内北城门、胡家塘古民居群、罗荣光故居、文庙、抗日文化纪念馆、杨岳斌故居、观音阁、节孝牌楼、万溶江画舫观光、三王阁风雨桥等，都极具民族特色。从建筑景观价值看，古城的选址、城防的设置、街道的规划布局，除了具有鲜明的军事特征外，更具有层次丰富的民间特色，同时也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①。世代居住此地的土家族、苗族、汉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古城光辉灿烂的文明史。阳戏、辰河高腔、傩戏、汉戏、苗剧是古城里的主要戏种。四月八、赛龙舟、六月六、玩龙灯、耍武术、赶秋对歌、游“春”会、赶庙会、跳鬼、巫术绝技、赶场等民俗节庆活动，充分体现了古城人民的古朴民风。
乾州古城自身的丰富文化资源，契合了湘西州对旅游资源的发掘和开发。2009年2月，州委书记何泽中在州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建设一个龙头、一个集散中心、两条风景线、三个核心景点圈、实现六个增值”的“11236”旅游发展思路，为湘西旅游产业格局画好了蓝图②。其中“三大景点圈”之一就是乾州古城景点圈。因此，乾州古城的打造是必然的结果，开发乾州古城，成为实现湘西旅游战略格局中重要的一环。
二、文化景观的再现
古城镇的旅游发展是以文化资源为主导的，构成古镇旅游文化资源的要素，既有有形的实物，如：古街区、古民居、寺庙宗祠等能明确的被感知的东西;也有无形态的意境，如：古城镇的民风民情、古韵氛围等，可通过人们的体验所感知的东西。可以说，古城镇的打造即是对古城镇文化空间的一种再造。因此，不仅要在硬件即能明显感知的物质形态上下功夫，保持其全面而真实的风貌，更要在软件即通过体验才能感知的非物化形态上下功夫，注重文化氛围、场景的营造，让有形的和无形的要素都能很好的展现出来，体现古城镇旅游的特色。
(一)物质空间的再造――古镇古街重塑建
2005年，乾州古城被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街区，这为乾州古城的保护和重建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当时乾州古城破坏严重，核心景区面目全非。吉首市政府引进了大汉集团对古城主街区进行了恢复式开发建设。对古城北城门、文庙、胡家塘、三门开城楼、风雨桥、观音阁、贞节牌楼、田碑林坝和田碑林茶馆等标志性景点进行了修复，修整了杨岳斌、罗荣光、张一尊、翦伯赞等名人故居，清理了万溶江河道并建设了沿河游道。其建设工作主要围绕古城核心保护区域内的人民南路、迎宾路、建新路、乾正街、东门巷、观音阁街、万溶江等旅游主线展开。
从2005年至今，乾州古城内景点的修复已基本完成。对76栋有保护价值的典型古民居实施挂牌保护，完成了6个文保单位和22栋重点居民的修缮，完成21处单位房屋和420 栋民居的仿古改造，涉及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拆除临时建筑、违章建筑和不协调建筑四层以上部分5000平方米。景点重点项目建设停车场及游客服务中心已投入使用。在此基础上，乾州古城还规划了六大旅游主题浏览区：文庙文化展示区、胡家塘传统民居群、城隍庙民俗风情观光区、万溶江观光休闲区、解放路传统商业街、抗战标语展示区。这些“历史遗迹”是地方文化的代表，都借助于现代方法得以“复原”，并在复原的基础上针对旅游市场的需要进行了相应的建设和改造。
(二)心理空间的再造――“湘西坊”创业园的创办
作为旅游景区外在形象、内在文化的综合反映，旅游纪念品的开发成功与否直接影响旅游经济效益的好坏。旅游纪念品的生产应立足当地，无论是工艺品还是土特产都应有明显的地方标志性，这样不仅能提高游客的购买兴致，还能起到宣传作用。
为做好地方特色旅游纪念品的开发项目，以加快旅游产品集散中心建设为目标，湘西自治州、吉首市劳动保障部门以湘西文化为主线和纽带，乾州古城为依托，大力建设集创业孵化、创业培训、项目交流、产品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创业基地――“湘西坊”创业园，大力发展特色商品产业、民族经典文化产业、地方饮食产业和旅游休闲娱乐产业。2010年，湘西州政府在国家工商局注册了“湘西坊”商标。同年2月5日，湘西坊名优特旅游商品一条街在乾州古城内正式开街，湘西坊淘宝旗舰店、百工坊、百味街、能工巧匠创业园等项目亦相继启动，“湘西坊”旅游商品品牌正式确立。
(三)意识空间的再造――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的进驻
从传统到现代，在整个中国社会转型和变迁的大环境下，乾州古城，这一有着四千多年历史的古镇，发生着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传统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冲击――意识空间快速被现代生活方式肢解为碎片，但同时这些碎片又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地被再造。旅游开发让乾州古城整体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不再具有鲜明的村落建制。意识空间的再造主要是通过“旅游化生存③”实践而实现的。“旅游化生存”又可分为两种具体形态：生活化生存、舞台化生存。 生活化生存是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的特点，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现、使用、保护和传承融入到古城的日常生活中。2011年5月10日，湖南省湘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园在吉首市乾州古城揭牌开园。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由非遗展示馆、百工坊、百味坊、百戏坊等组团构成，集研发、展演、销售、休闲为一体。再造的文化空间里，游客可以看到工艺大师现场织锦，绘制苗画，雕刻傩面具、砚台、菊花石、手工制作粘贴画等，可以亲身感受湘西民族民间文化的博大精深，亦使古老的民间手工重获新生。
舞台化生存指经过艺术加工和提炼，将传统文化搬上“舞台”，使其转化为舞台表演艺术向游客展示，且随着规模的扩大，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旅游表演业。2011年5月，以“格朗渡”为名，在湘西吉首市乾城巫傩堂内，由湘西州格朗渡艺术团表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景演出正式开演，演出通过湘西1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现场演示，把湘西的风土人情、文化、历史渊源集中呈现在舞台上。目前该节目已经成为让游人了解湘西的一个主打节目。
三、多方力量的共同发声
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文中表示，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它的形成不是一种力量的塑造，而是各种不同力量最终“妥协、交易而形成的”。乾州古城一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正是不同力量作用的结果。
(一)政府主导
文化资本的不断再生产过程，政府的力量不可忽视。旅游开发模式主要为三种：政府主导模式：政府运用掌握的城市规划审批权力对文化旅游开发进行宏观的管理;政府主导的项目公司模式：政府成立相应的旅游开发项目公司，相关资产以政府财政划拨的形式注入项目公司;经营权出让模式：地方政府将管辖范围内的旅游景点开发出来后，通过出让旅游开发经营权的方式，吸引投资商介入古镇旅游开发。从旅游开发模式中可以看出，政府是公共旅游资源的最大整合和调配者，是行业运行和发展的“游戏规则制定者”。一方面，政府为了使民族文化旅游更好的发展，必须使民族文化不断传承;另一方面，为了打造民族地区旅游文化品牌，增强旅游文化的可视性，就必须在民族地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来吸引注意力。从乾州古城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看，政府在其中起着主导地位，其主要活动是由政府牵头投入巨额资金开发修复，同时制定一系列的管理政策和规定来规范乾州古城以及乾州旅游方面的管理。
(二)市场推动
旅游业的发展方向是引起文化资源重构与民间文化重组的重要因素。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很多文化被重构，很多如民族风情园等充满民族特色的景区都是为了旅游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而在以文化为主题的景区中，基本都有民族歌舞表演，这些表演者大都是旅游公司聘请的，他们对原有文化进行了选择性的传承。乾州古城的被挖掘开发过程亦是迎合了市场经济的需求。2004年，作为吉首市人民政府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湘西州五十年州庆重点工程“锦绣乾城”项目正式进入规划阶段。由政府牵头引进的大汉集团在此项目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其看好的亦是在文化遗产旅游新兴下，乾州古城的潜力。旅游公司的招商为古城旅游发展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锦绣乾成的打造，一方面对原有的乾州古城进行了多方位的复原，另一方面又使得乾州古城的发展区别于历史的轨迹，成为了一个集特色土产购物、民俗表演、品牌餐饮、旅游休闲、商务会所、宾馆住宿为一体的4A级仿古旅游商业风情小镇。市场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撑，文化的再生产使得传统民族文化被重新挖掘开发出来，显示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专家学者发掘
文化学者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脑④。民族地区的人民在学者们的帮助下，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的民族民间传说，通过文物和历史遗址来确定当地的民族历史文化，并由此重新构建新的民族文化资源，为旅游者描绘或是说虚拟了一个新的有着深厚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⑤。湘西州文化学者为乾州古城开发做了大量的考证，从其历史人物、文化民俗、建筑风格等等各方面进行了资料的整理，对乾州古城的开发方向做了一个历史文化的再构建。杨良华《乾州风韵》、盛天宁《清代中衰之战――乾嘉苗民起义研究》等著作，便是以乾州为蓝本而著。
另外，在专家学者的发掘和旅游开发中，许多民族传统节庆里的禁忌与章法逐渐淡化消失，民族礼仪不再具有传统的祭祀性，取而代之的是娱乐性，节庆不再是本民族的节日，而变成了游客与当地人的共庆。如乾州古城正月十五火烧龙仪式，本是靠天吃饭的土家族先民，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一种意识，带有浓厚的稻作文化及神灵崇拜的烙印。由于专家学者的发掘和旅游开发的需要，它成了一种带有娱乐性、观赏性的节目，烧龙的形式也在变迁的过程中更具戏剧化。
综上所述，乾州古城的打造，向我们展现了文化景观在旅游语境下的当代变迁过程。它并非是单纯的对历史景观的修复，而是各种力量因不同的利益需要，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的变迁具有再生产性。通过对古城再造模式的研究及动力机制的分析，对其他地区的古城镇旅游化打造具有指导意义。
★基金项目：吉首大学校级科研项目资助(编号：13JDY024)。
注释：
①张群.“凤凰古城的保护开发思路”[J].安徽农业科学，2008(12).
②吴刚.乾州古城：吹响湘西旅游第三次创业的号角[EB/OL]. http：//news.xxnet.com.cn/h/24/20111229/14706_1.html，2011-12-29.
③旅游化生存：是指借助旅游之力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有效利用、开发成可供游客游览、体验、学习、购买的旅游产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生存、发展的模式.
④赵德利.主导?主脑?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角色定位[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6(01).
每一个面具都是有一定的象征的，已经流传了很多年了，随意的更改会失去原有的一些意义。
一面三巴掌 ，确定具体的比例，确定三庭五眼，这样才可以更好的进行雕刻。
周华斌生于1944年的无锡，那一年，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前一年。适在无锡国学专科学校任教的著名学者周贻白，看到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在国难之际降临人世，于是便在取名的时候费尽心思——华斌，意味着时刻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中国人。幼年的周华斌在无锡、苏州等地的里弄里与母亲一起度过，繁忙到四处奔波的周贻白在当时声望卓著，既是一位知名的学者、教授，又是一位出色的“金牌编剧”与畅销书作家。家中的事务与孩子的培养，自然都落到他的贤妻杨玉女士的身上。待到1950年，周贻白才与欧阳予倩等学者一道，从香港辗转返回到北京，与周华斌母子团聚。但周华斌真来到北京生活、读书，却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事情。幼年在苏南的文化熏陶，让周华斌具备了北方学者很难具备的儒雅之风。说话语速缓慢，待人诚恳平和。没有接触过他的人几乎都认为，周华斌应该是一位风流倜傥、衣着考究的绅士学者，但是一旦接触他，就会知道他虽然“绅士”，但却是地地道道的“土绅士”，既不穿名牌，也不讲求享乐，那为何两种认识反差会如此之大？原因在于一张照片。“那是我在美国访问时的照片。”每当有人提及周教授是“美男子”，周华斌都会哈哈大笑，“那个时候还是八十年代初，出国都要穿西装，而且在美国剪头发太贵，我就把头发留着。当时办手续不是要登记照吗？我就去拍了一张照片。”周华斌不爱拍照，这张从美国带回来的照片被他用到了自己专著的“个人简介”里面，于是他的书卖到什么地方，他“风流倜傥”的形象就被传播到什么地方。周华斌之所以如此衣着普通，甚至不修边幅，是和他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关。大学毕业后，毛泽东主席号召学生们学工学农，“工人阶级”便成为了当时最时髦的职业，一腔热血的周华斌随即弃文从工，毅然投身到了祖国的建设事业当中——他来到了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当时的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待遇并不算最高的。但是周华斌勤勤恳恳、文笔又好，很快获得了六建领导的赏识，于是就被安排到宣传部门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周华斌在“六建”的同事可谓是“群星云集”，其中有闻名世界的华语作家北岛，以及日后做了北京市副市长的刘敬民。但当时都是一腔热血的年轻人，为了革命理想而奉献着青春。建筑工地的生活既辛苦，又繁忙，周华斌养成了衣着随意、不修边幅的习惯，并且将这种习惯带到了日后的学术研究与大学课堂。周华斌对于自己这段经历觉得意义非常，“建筑工人做事情讲目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吃饱穿暖有力气干活就行了，做学问也是如此。” 周华斌在建筑公司上最大的收获还在于，他自学成为了一名画家。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北京画院院长的王铭铭，曾是周华斌当年的“画友”，两人一同切磋画艺，周华斌的绘画功底，却是在六建画速写时锻炼出来的。因其美术造诣，北京市美术家协会还将他吸纳为会员，跻身专业画家领域。现在的周华斌，仍有出门背着美术画夹的习惯，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拿着画夹子，随手作画，北京的鸟巢、国家大剧院、水立方，都是他笔下的速写对象。周华斌的速写线条明快，透视感强，可谓风格独到、自成一家。如果沿着画家这条走下去，周华斌日后也会成为王铭铭、潘公凯或陈逸飞这样的美术大师，但他却在1977年的一个冬日，毅然选择子承父业，干起了戏剧史的研究。若是论其最大的原因，是因其父周贻白的逝世。周贻白，1900年出生，湖南长沙人。早年曾做过戏剧演员，亦参加过北伐战争。1936年国难当头之际，不满中国的戏剧史由日本人来写，于是愤然撰写了《中国戏剧史略》与《中国剧场史》两部专著，名噪一时，遂被复旦大学、无锡国专聘为教授。期间创作戏剧电影剧本、小说数百部，被誉为“金牌编剧”。1950年受爱国情节感召从香港回京，与欧阳予倩、田汉等学者创办中央戏剧学院。文革期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1977年含冤逝世。“我父亲去世后，我还没有搞戏剧史。”每当周华斌提到这段历史，都会热泪盈眶，“我父亲弄了一辈子戏剧史，直至他去世，他都认为自己的子女没有一个搞戏剧史的。他去世后，我去周扬家里，告诉周扬我父亲的去世，周扬第一句话就问‘你们家还有谁弄戏剧史吗’？”周贻白的逝世，对周华斌触动极大。在1977年的寒冷冬天，他第一次认识到父亲毕生所致力于研究的工作竟如此有意义、有价值。于是他开始一头扎入书房，将周贻白留下的资料悉心披阅，父亲熟悉的字迹、文字让周华斌觉得这不只是家族的荣誉，更是一个值得延续、传承的文化事业，困顿书斋数年，周华斌终于将周贻白的数部作品整理出版。其中包括《中国戏剧史讲座》、《周贻白小说戏曲论集》与《中国戏剧史发展纲要》。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周华斌自己也了解到了相当多的戏剧史知识与学术观点，兼之平时耳濡目染，对于父亲的爱及怀念，对于一门事业的潜心热爱，终于在不惑之年成为了自成一家的戏剧史专家，并受聘于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讲授中国戏曲史。期间在全国各大重要刊物发表了数十篇具有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拥有了较高的学术知名度。 《日落月上》是近年来周华斌出版的一部文集，所谓日落月上，指的是他刚刚从事戏剧史研究时，自己困顿教师公寓，白天上班，在日落月上的晚上开始阅读、创作的人生经历。直至现在，周华斌都习惯晚上写东西。朋友、学生们常常收到周老师凌晨三四点发来的电子邮件，都觉得非常愧疚，让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劳累到那么晚。“我习惯晚上写东西，安静，也没有谁打扰。”周华斌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影响到了身边很多同事、学生，“刚刚开始弄戏剧史那会儿，我晚上都睡的很晚，为了防止失眠就抽烟。”中国传媒大学，前身北京广播学院，是以培养广播电视领域的人才为主的一门专业性重点院校。建校五十余年，为我国广电事业培养人才数以万计。但是这所学校却不是一所戏剧专门院校。就我国戏剧专业而言，有重视话剧舞台的中央戏剧学院，也有重视西方戏剧的上海戏剧学院，更有以戏曲表演见长的中国戏曲学院，除此之外，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对于戏剧戏曲学的研究，也较之北京广播学院而言，亦是起步早、成果多。周华斌是一个肯动脑子的人，如何在中国传媒大学这所特色鲜明、风格独特的院校开展戏剧戏曲学的科研教学工作，是他一直琢磨、一直思考的问题。戏剧，这门古老而又新颖的学科，是世界上最早的娱乐形式与艺术样式之一。演员在舞台上演出，观众在台下观赏。这样的观演关系实际上与现在电影、电视甚至互联网无二。只是戏剧比后者更苛刻，戏剧讲求的是“在场传播”，即演员与观众之间消解掉了“第四堵墙”，两者可以互动，但演员不能出纰漏，否则就会被哄场。随着科技的发展，剪辑技术的提高，在后者中，演员的错误可以被“剪”掉，许多需要在台下苦练数十年的扑腾翻打，现在只需电脑鼠标动几下，演员就能腾云驾雾……无论怎么变，不还是“观演关系”吗？敏锐的周华斌迅速地捕捉到了这样一层特殊的艺术关系，“戏剧”与“影视”实际上一脉相承。对戏剧的审美心理研究，当然有助于开拓影视美学的新路子。于是，“大戏剧”成为了周华斌在新时期的学术发生点。于是，学术界开始关注周华斌的“大戏剧”：《大戏剧：作为视听艺术的电视剧发展观——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华斌教授》、《“大戏剧”观念与21世纪戏剧前瞻——访中国传媒大学周华斌教授》……周华斌还与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李兴国创办了公开出版发行的《大戏剧论坛》学刊，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涉足广播电视艺术研究后的周华斌，近年来出版了数部专著，在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卓有建树。并被教育部艺术硕士广播电视艺术专业委员会聘为指导委员，负责撰写教材的广播电视艺术部分。除此之外，还被中国传媒大学增列为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博士生导师。但是周华斌并未因此而忽视对于戏剧戏曲学的研究与探索。在周华斌的带领下，中国传媒大学成为了国内戏剧戏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特色基地。戏剧教育形成了戏剧影视文学本科、戏剧戏曲学硕士博士与博士后四层教育梯队，为我国戏剧戏曲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培养输送了诸多专业性、建设性的突出人才。 《人民日报》曾刊载过一篇报道周华斌的文章，称其为“艺术家气质的学者”（《人民日报·海外版》1 9 9 8年6月2 2日第七版）。但周华斌本人做起学问来，却是相当的严谨。其中，对于傩戏的研究，让周华斌拥有了世界性的学术声誉。傩戏，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演剧形式。其演出方式以群体头戴面具，跳舞歌唱为主，伴随着祭祀、巫术等民俗形式。由于它与最古老的戏剧形式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赓续，故被学术界称之为戏剧的“活化石”。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类演剧形式逐渐越来越不为人所知，以趋于亡。最后只在我国的湖南湘西、贵州、以及中原等偏远农村还有残存。对于傩戏的研究，既是对于戏剧史的补充与再认识，亦是为研究戏剧观演关系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为了考证一个历史史实，或是寻访一段表演，周华斌不止一次前往实地进行考察。由于缺少经费，许多次他都是到当地城市的朋友那里借一辆旧自行车，白天拼命地骑，晚上住在三毛钱一晚的大铺，和过路的农人闲聊。在山西考察傩戏文物，周华斌多次考察了晋南二十几个最偏僻的区县，废寝忘食、日晒雨淋地穿墓道、睡大炕，完全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至于对于傩戏表演的考察，周华斌更是多次去寻访广泛分布在我国南方和中原偏僻乡村的傩乡，打破了“中原无傩”的说法。他在有关的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并汇集成《古傩寻踪》、《中国巫傩面具》等著作，在国内外戏剧界影响深远。周华斌教导学生，研究若局限在案头，难免肤浅、主观，他认为采取文物、文献、田间考察三并举的方式，即走出书斋进行研究，学问才能充满生机，理论创作才能充满灵感。对每一批开学的新生，周老师都会教导他们：做快乐学问，过美丽人生。二零零七年初，北京市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作为人大代表的周华斌积极建言献策。向人大提交了“文学创作应作评职参考”的提案。他认为，目前高校教师评职称单纯依靠发表论文数量、刊物等级等方面的量化标准，小说、画作等在实践中创作的作品却不被列入其中，造成了很多刊物公开明码标价牟取暴利、学术造假等现象。“现在评职称，只要看看你的论文是否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共有多少字就可以了。这样的工作，中专生就能干，外行就能干。这种简单的管理弱化了管理人员的职责，降低了他们的水准。”周华斌的提案在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北京晨报》、腾讯网、《北京商报》等媒体纷纷报道这一新闻，博导提议将文学创作列入高校职称评定标准，在全国尚属首例。“吃文化杂粮”，是周华斌长期挂在口头的一句话，他认为自己的学问就是吃文化杂粮积累起来的，所谓“文化杂粮”是他的一个学术主张，他要求在文科领域尤其是文艺领域做学问，万万不能“过于精专”，毕竟文艺是相通的，搞文学，要懂得艺术，做戏剧戏曲研究，要懂得音乐美术，这样才能够开阔眼界，寻求到文艺审美中相同的逻辑联系。半个世纪的光阴，将一个苏州少年熏陶成了一位年过花甲的艺术理论家，这不得不说是“文化杂粮”的功劳，学问相通是周华斌一以贯之的学术态度。他虽然没有直接从其父周贻白先生那里求学问道，但是他的文化观念、治学风格却是与周贻白极其相似，他坦承自己受周贻白的影响很大，“我父亲也是吃文化杂粮，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他自学自立，视野开阔，治学一生且著作等身。”
文化再生产就是以文化为生产资料来生产文化,这已成为当今民间文化发展的常见方式。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旅游语境中乾州古城文化的再生产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旅游语境中乾州古城文化的再生产研究全文如下：
摘 要 ：文章将乾州古城置于旅游发展语境中，把握古城文化景观的空间布局特征，理解古城文化景观的内在历史底蕴及当代价值，并分析制约乾州古城文化景观再生产的多种力量因素，把握古城文化景观再生产的内在本质及其文化表征意义。
关键词 ：乾州古城;再生产;文化旅游
一、文化资源的存在
乾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距今约有1752年历史。从古时的军事重地到商业发展的交通要塞，乾州古城的历史文化十分丰富。它曾是南长城军事防御线上重要的指挥中心，清朝中衰之战――乾嘉苗民起义的主战场，流传着1925年川军熊克武部队炸不开乾州石城的传奇故事;它曾开通司马、镇溪(峒河)、武溪(??溪或万溶江)三大水系，商旅直底洞庭与汉口，条条官道分别通往泸、凤、永馁、思南、印江、茶桐、秀山等地;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战略的转移，修筑了湘川公路及乾州至所里(吉首)的公路支线，水陆并进，创造了乾州古城的辉煌。
乾州古城文化景观资源亦是丰富。从军事防御性建筑到祠堂会馆、楼阁古塔、古城巷道、河道码头及明清时期的特色建筑群随处可见。古城内北城门、胡家塘古民居群、罗荣光故居、文庙、抗日文化纪念馆、杨岳斌故居、观音阁、节孝牌楼、万溶江画舫观光、三王阁风雨桥等，都极具民族特色。从建筑景观价值看，古城的选址、城防的设置、街道的规划布局，除了具有鲜明的军事特征外，更具有层次丰富的民间特色，同时也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①。世代居住此地的土家族、苗族、汉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古城光辉灿烂的文明史。阳戏、辰河高腔、傩戏、汉戏、苗剧是古城里的主要戏种。四月八、赛龙舟、六月六、玩龙灯、耍武术、赶秋对歌、游“春”会、赶庙会、跳鬼、巫术绝技、赶场等民俗节庆活动，充分体现了古城人民的古朴民风。
乾州古城自身的丰富文化资源，契合了湘西州对旅游资源的发掘和开发。2009年2月，州委书记何泽中在州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建设一个龙头、一个集散中心、两条风景线、三个核心景点圈、实现六个增值”的“11236”旅游发展思路，为湘西旅游产业格局画好了蓝图②。其中“三大景点圈”之一就是乾州古城景点圈。因此，乾州古城的打造是必然的结果，开发乾州古城，成为实现湘西旅游战略格局中重要的一环。
二、文化景观的再现
古城镇的旅游发展是以文化资源为主导的，构成古镇旅游文化资源的要素，既有有形的实物，如：古街区、古民居、寺庙宗祠等能明确的被感知的东西;也有无形态的意境，如：古城镇的民风民情、古韵氛围等，可通过人们的体验所感知的东西。可以说，古城镇的打造即是对古城镇文化空间的一种再造。因此，不仅要在硬件即能明显感知的物质形态上下功夫，保持其全面而真实的风貌，更要在软件即通过体验才能感知的非物化形态上下功夫，注重文化氛围、场景的营造，让有形的和无形的要素都能很好的展现出来，体现古城镇旅游的特色。
(一)物质空间的再造――古镇古街重塑建
2005年，乾州古城被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街区，这为乾州古城的保护和重建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当时乾州古城破坏严重，核心景区面目全非。吉首市政府引进了大汉集团对古城主街区进行了恢复式开发建设。对古城北城门、文庙、胡家塘、三门开城楼、风雨桥、观音阁、贞节牌楼、田碑林坝和田碑林茶馆等标志性景点进行了修复，修整了杨岳斌、罗荣光、张一尊、翦伯赞等名人故居，清理了万溶江河道并建设了沿河游道。其建设工作主要围绕古城核心保护区域内的人民南路、迎宾路、建新路、乾正街、东门巷、观音阁街、万溶江等旅游主线展开。
从2005年至今，乾州古城内景点的修复已基本完成。对76栋有保护价值的典型古民居实施挂牌保护，完成了6个文保单位和22栋重点居民的修缮，完成21处单位房屋和420 栋民居的仿古改造，涉及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拆除临时建筑、违章建筑和不协调建筑四层以上部分5000平方米。景点重点项目建设停车场及游客服务中心已投入使用。在此基础上，乾州古城还规划了六大旅游主题浏览区：文庙文化展示区、胡家塘传统民居群、城隍庙民俗风情观光区、万溶江观光休闲区、解放路传统商业街、抗战标语展示区。这些“历史遗迹”是地方文化的代表，都借助于现代方法得以“复原”，并在复原的基础上针对旅游市场的需要进行了相应的建设和改造。
(二)心理空间的再造――“湘西坊”创业园的创办
作为旅游景区外在形象、内在文化的综合反映，旅游纪念品的开发成功与否直接影响旅游经济效益的好坏。旅游纪念品的生产应立足当地，无论是工艺品还是土特产都应有明显的地方标志性，这样不仅能提高游客的购买兴致，还能起到宣传作用。
为做好地方特色旅游纪念品的开发项目，以加快旅游产品集散中心建设为目标，湘西自治州、吉首市劳动保障部门以湘西文化为主线和纽带，乾州古城为依托，大力建设集创业孵化、创业培训、项目交流、产品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创业基地――“湘西坊”创业园，大力发展特色商品产业、民族经典文化产业、地方饮食产业和旅游休闲娱乐产业。2010年，湘西州政府在国家工商局注册了“湘西坊”商标。同年2月5日，湘西坊名优特旅游商品一条街在乾州古城内正式开街，湘西坊淘宝旗舰店、百工坊、百味街、能工巧匠创业园等项目亦相继启动，“湘西坊”旅游商品品牌正式确立。
(三)意识空间的再造――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的进驻
从传统到现代，在整个中国社会转型和变迁的大环境下，乾州古城，这一有着四千多年历史的古镇，发生着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传统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冲击――意识空间快速被现代生活方式肢解为碎片，但同时这些碎片又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地被再造。旅游开发让乾州古城整体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不再具有鲜明的村落建制。意识空间的再造主要是通过“旅游化生存③”实践而实现的。“旅游化生存”又可分为两种具体形态：生活化生存、舞台化生存。 生活化生存是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的特点，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现、使用、保护和传承融入到古城的日常生活中。2011年5月10日，湖南省湘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园在吉首市乾州古城揭牌开园。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由非遗展示馆、百工坊、百味坊、百戏坊等组团构成，集研发、展演、销售、休闲为一体。再造的文化空间里，游客可以看到工艺大师现场织锦，绘制苗画，雕刻傩面具、砚台、菊花石、手工制作粘贴画等，可以亲身感受湘西民族民间文化的博大精深，亦使古老的民间手工重获新生。
舞台化生存指经过艺术加工和提炼，将传统文化搬上“舞台”，使其转化为舞台表演艺术向游客展示，且随着规模的扩大，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旅游表演业。2011年5月，以“格朗渡”为名，在湘西吉首市乾城巫傩堂内，由湘西州格朗渡艺术团表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景演出正式开演，演出通过湘西1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现场演示，把湘西的风土人情、文化、历史渊源集中呈现在舞台上。目前该节目已经成为让游人了解湘西的一个主打节目。
三、多方力量的共同发声
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文中表示，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它的形成不是一种力量的塑造，而是各种不同力量最终“妥协、交易而形成的”。乾州古城一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正是不同力量作用的结果。
(一)政府主导
文化资本的不断再生产过程，政府的力量不可忽视。旅游开发模式主要为三种：政府主导模式：政府运用掌握的城市规划审批权力对文化旅游开发进行宏观的管理;政府主导的项目公司模式：政府成立相应的旅游开发项目公司，相关资产以政府财政划拨的形式注入项目公司;经营权出让模式：地方政府将管辖范围内的旅游景点开发出来后，通过出让旅游开发经营权的方式，吸引投资商介入古镇旅游开发。从旅游开发模式中可以看出，政府是公共旅游资源的最大整合和调配者，是行业运行和发展的“游戏规则制定者”。一方面，政府为了使民族文化旅游更好的发展，必须使民族文化不断传承;另一方面，为了打造民族地区旅游文化品牌，增强旅游文化的可视性，就必须在民族地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来吸引注意力。从乾州古城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看，政府在其中起着主导地位，其主要活动是由政府牵头投入巨额资金开发修复，同时制定一系列的管理政策和规定来规范乾州古城以及乾州旅游方面的管理。
(二)市场推动
旅游业的发展方向是引起文化资源重构与民间文化重组的重要因素。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很多文化被重构，很多如民族风情园等充满民族特色的景区都是为了旅游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而在以文化为主题的景区中，基本都有民族歌舞表演，这些表演者大都是旅游公司聘请的，他们对原有文化进行了选择性的传承。乾州古城的被挖掘开发过程亦是迎合了市场经济的需求。2004年，作为吉首市人民政府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湘西州五十年州庆重点工程“锦绣乾城”项目正式进入规划阶段。由政府牵头引进的大汉集团在此项目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其看好的亦是在文化遗产旅游新兴下，乾州古城的潜力。旅游公司的招商为古城旅游发展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锦绣乾成的打造，一方面对原有的乾州古城进行了多方位的复原，另一方面又使得乾州古城的发展区别于历史的轨迹，成为了一个集特色土产购物、民俗表演、品牌餐饮、旅游休闲、商务会所、宾馆住宿为一体的4A级仿古旅游商业风情小镇。市场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撑，文化的再生产使得传统民族文化被重新挖掘开发出来，显示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专家学者发掘
文化学者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脑④。民族地区的人民在学者们的帮助下，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的民族民间传说，通过文物和历史遗址来确定当地的民族历史文化，并由此重新构建新的民族文化资源，为旅游者描绘或是说虚拟了一个新的有着深厚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⑤。湘西州文化学者为乾州古城开发做了大量的考证，从其历史人物、文化民俗、建筑风格等等各方面进行了资料的整理，对乾州古城的开发方向做了一个历史文化的再构建。杨良华《乾州风韵》、盛天宁《清代中衰之战――乾嘉苗民起义研究》等著作，便是以乾州为蓝本而著。
另外，在专家学者的发掘和旅游开发中，许多民族传统节庆里的禁忌与章法逐渐淡化消失，民族礼仪不再具有传统的祭祀性，取而代之的是娱乐性，节庆不再是本民族的节日，而变成了游客与当地人的共庆。如乾州古城正月十五火烧龙仪式，本是靠天吃饭的土家族先民，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一种意识，带有浓厚的稻作文化及神灵崇拜的烙印。由于专家学者的发掘和旅游开发的需要，它成了一种带有娱乐性、观赏性的节目，烧龙的形式也在变迁的过程中更具戏剧化。
综上所述，乾州古城的打造，向我们展现了文化景观在旅游语境下的当代变迁过程。它并非是单纯的对历史景观的修复，而是各种力量因不同的利益需要，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的变迁具有再生产性。通过对古城再造模式的研究及动力机制的分析，对其他地区的古城镇旅游化打造具有指导意义。
★基金项目：吉首大学校级科研项目资助(编号：13JDY024)。
注释：
①张群.“凤凰古城的保护开发思路”[J].安徽农业科学，2008(12).
②吴刚.乾州古城：吹响湘西旅游第三次创业的号角[EB/OL]. http：//news.xxnet.com.cn/h/24/20111229/14706_1.html，2011-12-29.
③旅游化生存：是指借助旅游之力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有效利用、开发成可供游客游览、体验、学习、购买的旅游产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生存、发展的模式.
④赵德利.主导?主脑?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角色定位[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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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字面的意思，参考文献是文章或著作等写作过程中参考过的文献。下面是我整理的vi设计论文参考文献，欢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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傩文化傩文化，傩是黄河流域惟一的古傩戏，被称为“戏曲舞蹈的活化石”，由于傩中最重要的祈福、驱役逐鬼之神是陕西西安户县钟馗故里的钟馗，人们往往直接将傩称为“跳钟馗”，它是上古时代图腾崇拜时期的一种仪式，目的是祈求神灵逐鬼除疫，保佑百姓过上安宁生活。 傩文化是巫文化发展到后期而应运而生的，当时的人类已进入农耕时代，而此时鸟类是农耕的重要帮手，所以，傩也就是人们进行的一种祭祀活动，而祭祀的对象就是鸟。 傩(nuo)和傩祭、傩仪是一种世界性的古文化事象，它以驱鬼逐疫、酬神纳吉为目的，以巫术活动为中心，是原始民族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鬼神崇拜及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经历过原始社会阶段，有过信仰原始宗教的历史，并产生了本民族的宗教职业傩舞者——巫。巫师为驱鬼敬神、逐疫去邪所进行的宗教祭祀活动，称为傩或傩祭、傩仪。傩师所唱的歌、所跳的舞称为傩歌、傩舞。傩戏又是在傩歌、傩舞的基础上出现的。中国巫文化的起源与史前社会的图腾制有关，在中国的古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傩文化的记载。当今中国一些地区，还保存着相当完整的傩戏，便是古老傩文化的载体。傩戏是由傩祭、傩舞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与艺术相结合，娱神与娱人相结合的古朴、原始、独特的戏曲样式，一直在民间传承，成为我国傩文化的“活化石”。 傩和傩戏在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神话学、文化交流史和戏剧发生学等相当广泛的学科中具有重要研究价值。近年来，在广泛发掘各地傩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形成了一门跨文化研究的新学科--傩学。傩文化在我国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中国的傩，琳琅满目，种类繁多，各有特点。以服务对象、演出对象和演出场所划分，分为民间傩、宫廷傩、军傩和寺院傩四种。土家、壮、侗、仡佬、苗等民族的傩戏属民间傩；地戏、关索戏属军傩；藏族聚居区大寺院的跳鬼，包括北京雍和宫的正月跳鬼属寺院傩。据有关专家调查表明，贵州是我国傩戏最多，品种较齐全的省份，因而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兴趣，美国、日本、法国、西德等10多个国家的专家多次专程前往考察。傩是黄河流域惟一的古傩戏，被称为“戏剧活化石”。它是上古时代图腾崇拜时期的一种仪式，目的是祈求神灵逐鬼除疫，保佑百姓过上安宁生活。 傩舞傩文化是巫文化发展到后期而应运而生的，当时的人类已进入农耕时代，而此时鸟类是农耕的重要帮手，所以，傩也就是人们进行的一种祭祀活动，而祭祀的对象就是鸟。江西南丰傩南丰傩历史悠久，几经演变。南丰古属扬州，商周已有先民开发，春秋战国时先为吴、赵、楚之属地，兼受吴赵文化和楚文化的影响，《南丰县志》曰"吾乡信鬼而好坐"，"南方淫祀，自古已然"这样的环境为南丰跳傩的传播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据南丰县紫霄镇余氏重修族谱中的《金砂余氏傩神辨记》称：汉代吴芮将军，驻兵军山时，对丰人语曰："此地不数十年，必有刀兵，盖由军峰耸峙，煞气所钟，凡尔乡民一带介在山陬，必须祖周公之制，传傩以靖妖氛。"由此可知，当时"傩"是为靖妖驱疫而"舞"的仪式。 从南丰傩舞的品种上分，既有传统的大傩舞，也有衍生的竹马、和合、八仙等杂傩舞，还有傩戏《孟姜女》和傩舞与狮舞结合的《打大狮》。从傩舞的仪式上看，大致分为起傩（下殿）、演傩（跳傩）、驱傩（解傩、搜傩、搜除），圆傩（上殿）四段仪式，每段仪式有规定的礼仪和套数，傩乐、傩服、傩具、傩歌丰富多彩，神词、赞诗、符咒内容丰富。从傩舞的内容上看，大多取材神话传说及 历史典故，既有驱鬼逐疫的《开山》等节目，也有演义传奇人物的《关公祭刀》等，还有农耕文化情结的《獭捉鲤鱼精》等，现今还保存了近百个优秀传统节目和2000多个傩面具。从表演特点来看，还有文傩与武傩之分，单人舞、双人舞和多人舞之分。 南丰傩仪结构复杂，由跳傩仪式、杂傩仪式等构成。跳傩仪式由起傩、跳傩、驱傩等基本程序构成；杂傩仪式有"跳竹马"、"跳和合"及"跳八仙"仪式三种。南丰傩仪中的舞蹈形态众多，现保留82个，其中包括单人舞《开山》、《钟馗》、《财神》、《哪咤》，多人舞《跳判》、《傩公傩婆》、《对刀》，技巧舞《演罗汉》、《观音坐莲》、《普贤骑象》及舞剧节目《西游记》等。南丰跳傩面具造型各异，千容百态，有180种之多，其中包括驱疫神祗、民间俗神、释道神仙、传奇英雄、精怪动物、世俗人物等。其所用道具法器名物众多，主要可为五类，兵器军具类包括斧、刀、枪等，法事器具类包括铁链、桃剑、棕叶等，灯烛炮杖类包括火把、蜡烛等，食物供品类包括三牲（肉、鱼、鸡）等，生活用具类包括手巾、镜子、酒杯等。南丰跳傩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地方风味浓郁，文化底蕴深厚，深受民众的喜爱。 南丰傩风格古老稚拙、粗犷豪放，具有原生形态特质，因在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等众多领域有着巨大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被誉为"中国古代舞蹈活化石"。1992年8月江西省文化厅正式命名南丰为江西"傩舞之乡"，1996年11月，国家文化部命名南丰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傩舞艺术)"。 南丰是"中国民间艺术(傩舞艺术)之乡"，更是江西的"傩舞之乡"作为中国傩文化的典型代表，南丰"跳傩"所包括的丰富内容和遗存形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南丰"跳傩"是一种艺术复合体，它的傩舞、傩面、傩乐都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南丰"跳傩"是中国傩文化的一个代表，也是亚洲汉字文化圈内的一种文化遗存。中国的傩文化和许多国家类似文化既有共同之处，又有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 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城镇化发展趋势的加强，南丰跳傩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民俗生态依托渐失，艺人队伍后继乏人，傩班渐减。有鉴于此，急需加以保护扶持。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南丰跳傩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安徽贵池傩贵池民间素有“无傩不成村”的谚语。几乎清代以前居住于此的家族都有傩事活动。目前，流行在贵池东、南部的众多村落以及青阳县的陵阳、杜村等乡。它的活动，仅仅以家族或不同家族因地缘关系或姻亲关系而建立起的社祭祀圈为范围。反映出古老的农耕文化特色。 傩，源于原始社会的逐疫，甲骨文中即有室内驱赶疫鬼的卜辞。《论语·乡党》已有“乡人傩”的记载。到了汉代，宫迁每年举行“大傩”仪式，除了戴面具摹仿十二种神兽，舞蹈驱除鬼魅外，还有手执鼗鼓的侲子合唱礼神的歌曲。贵池的逐疫活动也称作“傩”，当是沿袭了中原的古代傩文化传统。倡贵池地处长江以南，古代为吴越和荆楚之地，属水稻作业区，所以，贵池傩又具有自己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它是中原文化与越、楚文化长期交融的产物。傩在贵池流传的历史，不见史籍记载。明代《嘉靖池州府志·风土篇》最早对贵池一带的傩事活动作了简单勾勒。记载的活动内容与今日对比，仍然基本相同。清人郎遂编纂的《杏花村志》记载池州府治的四乡傩队八月十五日朝觐梁昭明太子萧统（池人奉为“土主”）的活动最为详细。证明，在清顺治以前，贵池每当秋季，要举行全境范围的朝觐“土主”活动体现着对土地春祈、秋报的农耕文化传统。从现存的仪式舞蹈、戏剧和音乐以及民俗活动各方面考究贵池傩是长期文化积淀的产物。它既有着原始的自然崇拜的内涵，也受到儒、道、佛教文化的影响；在艺术方面，古代文化的层累面也很清晰地展现，如汉代的绂舞、矰舞，唐代的胡腾舞、西凉伎等；在戏剧方面，也可以看出变文、词话、傀儡、村俚歌谣及至宋杂剧、南戏对傩文化的影响。因此，贵池傩具有多学科的研究价值。 清咸丰以后，由于多次战争影响，傩事活动在贵池逐渐式微，一些家族的傩戏失传，未失传者也由于中辍时间过长而呈现伎艺的退化。60年代后期，傩事活动曾一度匿迹。1982年以来，在一些村庄陆续恢复演出活动。河北武安傩武安傩由祭祀、演出两大部分组成，两部分有时分别单独进行，有时交叉举行。举办时间为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祭祀由请神、迎神、祭神、送神四部分组成，据固义村老年人回忆，旧时要摆60多个神灵牌位。演出主要有队戏（包括脸戏，即面具戏）、赛戏、花车、旱船、舞龙、舞狮、霸王鞭、武术等民间艺术形式，直接参加演出的达600余人，把辅助人员算在内不下千人。 武安傩的重头戏是捉黄鬼。捉黄鬼是一出沿街演出的哑剧，其角色有阎罗王、判官、大鬼、二鬼、跳鬼和被捉拿的对象黄鬼。黄鬼既是洪涝、虫害、疫病等灾异的人格形象，又是人间忤逆不孝、欺小凌弱等邪恶势力的代表。通过对黄鬼开膛抽肠和一系列仪式，表现了百姓战胜自然灾害，向往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 呈现鲜明黄河流域文化特征的武安傩戏，其规模之巨大、气势之雄浑、内容之丰富、历史文化意蕴之深厚以及群众参与的狂热程度，为全国罕见。据悉，河北省已将“武安傩”列为全省十大民族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之一。 据专家考证，武安傩至今至少有500多年历史，文革期间视为迷信活动停止演出，1987年元宵节恢复。一般情况下，傩戏演出须三年连续举办，然后再停三年。如遇重大社会变故或自然灾难，随时应变。江西萍乡傩萍乡傩之所以被傩研界称为中国傩文化的宝库，除了它源远流长外，也是因为它具备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傩庙、傩面具和傩舞这三大宝。这三大宝中的傩庙数量多、规模大，可称为全国之冠。而古傩面具的遗存可堪称中国之最。在萍乡，记者了解到，萍乡傩阵容庞大，一堂傩最多时竟有126个面具。那么，流传至今的萍乡傩面对数千年的多元历史文化冲击，是否玉瓦俱全呢？ 萍乡流传着关于“铜面具”的传说。据说古时傩面具全为铜制。一千多年前，因“亵渎了神灵”才绝迹，改用樟木雕刻。现民间流传着“大安里的皇帝———轮流做”的歇后语颇有来由。一种说法是指五个傩队为争最后一个铜面具而大打出手，最后由族长调解，五个傩队每年轮流供奉铜制面具。 萍乡“五里一将军，十里一傩神（庙）”之谚将傩推进鼎盛时期。据考证，其原因是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朝的洪武元年，立即派安徽籍人氏杜谷珍接任萍乡知州，因时发大疫，杜谷珍是个傩信奉者，因此借傩驱疫遍及萍乡每个村落。到了清代，萍乡县令胥绳武曾用萍乡方言作过一首咏傩诗：“五隅年例扮迎春，忙煞城里城外人；所幸太平没个事，我随你去跳傩神”。可见傩祭已成为萍乡官民同乐的文化活动之一。 危远辉说，199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傩学研究会顾问薛若林考察萍乡傩文化时，盛赞“萍乡傩文化三宝俱全，全国少有”。 不但如此，中央美术学院梁任生教授也说：“江西萍乡傩文化很精彩，其中有的更具人物色彩，也即是以当地百姓形象为依据着力创造的形象。”想必，震撼梁教授的除了傩舞、傩面具和傩庙之外，傩神每逢“出洞”（出行），扫堂（又称扫荡）所带的兵器、用来放置唐、葛、周三大将军面具的傩轿、古朴而又绚丽的傩服，都让梁教授心潮澎湃。 “活化石”萍乡傩终于迎来了八方赞誉：1991年，萍乡傩参加北京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展，一件3000多年前的石傩兵器和一批古朴豪放的傩舞录像，引得首都观众和各地学者的赞赏；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感叹说：“你们为挖掘抢救古文化做了一件好事”；法国全国艺术委员会主任吉莱姆留言：“看到萍乡的傩文化，好像小孩第一次看到月亮一样新奇”的赞叹……江西傩文化傩文化是江西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化。全赣有南丰的石邮傩、乐安的流坑傩、婺源的长径傩、万载的沙桥傩、萍乡的车湘傩、德安的樟树傩，赣州的客家傩等等多种地方形式。 中国其他地区也有傩戏的演出。但江西傩与众不同的特征是既分文傩又分武傩，文傩以演生活小戏为主，而武傩大多以兴废战事、君臣忠烈、演义志传为内容，以表演武力、斗技为主。 万载沙桥傩以民间流传的各种天上、人间、阴间神性人物为傩，共二十四个。在十七种傩事节目中，大部分是武傩，且不限于简单傩仪，多演有情节的傩戏，其中关羽戏是重点。《古城会》独存于赣剧“十八本”之中，这多因为江西傩偏好以关羽为重点的戏码。 乐安流坑傩已由仪式转向娱人化，多演《西游》、《封神》、《三国》等题材，而且武傩逐渐具有了实用价值。乐安流坑道光十九年（1839年）胤明房谱《乐邑流溪董印明房傩神会略》云： 古者岁终而时傩，吾乡之举此神，犹古之道也。我先祖立庙北垣，就拱宸门上架造敌楼。祭炎储关帝，旁纳诸傩神面。所由来者，吾族地居谷口，实为闽广山寇经途，扰攘之时，屡遭其害。我先世尝修武备，借戏舞以为训练，内以靖其氛，亦外以御其侮也。然而事虽近戏，而周礼部废，似亦未敢厚非，一举而两得。古之人有行之者，吾何以未独不然哉?因以纪其事。每年终月，弟子操习拳棍团牌。新春月之初，结合演戏，装扮古传，成部教演战阵兵法。（《千古一村》，周鸾书，401页） 明·嘉靖时闽广江西经常受山寇滋扰，流坑傩以“操习拳棍团牌”、“成部教演战阵兵法”、抵御流寇为主要目的，因此“武傩”成为首选。 江西悠久的傩事活动与目连大戏的演出传统，对赣剧传统剧码与演出风格具有重要影响，形成此地英雄演义剧作拥有广阔舞台的事实。但随着南戏其他声腔的发展，明代的弋阳腔从南戏和传奇中移植了一些剧码，如《珍珠记》、《卖水记》、《长城记》、《八义记》、《三元记》、《鹦鹉记》、《白蛇记》、《十义记》、《洛阳桥记》、《清风亭》、《乌盆记》和《摇钱树》等。这批早期剧码与弋阳腔的结合，虽然影响到民间常演的高腔剧码，成为“十八本”的剧码，但它们的侵入仍然不会消减目连连台本戏的地位。如江西高腔的各种演出仍以演历史戏为主。每年在各种演出活动中，历史剧占有很大比例。如庙台演剧就有严格的规定：不准“三脚班”进庙演戏；每年请大班演出庙会戏；正月唱“五贤戏”(又称“大神戏”)、五月唱“端阳戏”、六月唱“关爷戏”。
傩文化是巫文化发展到后期而应运而生的，当时的人类已进入农耕时代，而此时鸟类是农耕的重要帮手，所以，傩也就是人们进行的一种祭祀活动，而祭祀的对象就是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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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傩文化？傩文化是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一种原始信仰，是指导人们思想言行的一种“意识形态”。简而言之：从原始信仰的角度来说，“傩文化”就是“神农文化”。是古代中国农耕民族为了祭祀农神———傩神而创造出来的原始文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由于古代中国的农耕民族是神鸟的崇拜者，所以“傩文化”也就是“鸾(luan)文化”；从生产的角度来说，由于古代中国的农耕民族最早种植的是糯稻，所以“傩文化”也就是“糯文化”。由于原始人的语言简单，同一文化中的不同内涵，往往是用一个相同的音加上声调变化来表达，有了文字之后，就用象形、会意、记音等方式来区分。因而就出现了这一类同音异字的复杂现象。傩文化为什么要叫“傩”呢？要知道什么是傩文化，首先得了解什么叫“傩”。“傩”这一名称，用的并不是汉族的语言，用的是侗台语族的语言。傩，音挪(nuo)，在侗台语族中，这一个音符只要变化声调，就可以代表许多事物。侗台语族称稻、田、鸟、人、民族等为“傩”，故“傩”有祭祀稻神、田神、水神、鸟神、祖神等多种含义。中国字是象形文字，由象形、会意、记音三要素组合而成。它的意义往往包含在它的象形之中。傩字的繁体字由“亻”、“堇”、“隹”三字合成，“亻”字表示它与人事有关，“堇”是记音，“隹”就是雀。因此，“傩”就是崇拜神雀的农耕民族所举行的“神雀祭”。“傩文化”就是因祭祀神雀而产生出的一系列“神雀文化”。雀、鸾是一音之转，因此，这种被中国人崇拜的神雀，也就是鸾鸟，在中国古籍上有雀、雒、鸾、丹雀、彩鸾、鸾凤、丹凤、凤凰等种种称谓。这就是我所说的，为什么“傩文化”就是“鸾文化”的原因。为什么说“傩文化”又是“糯文化”呢？我们所吃的大米饭，在历史上曾有过三次较大的演变。中国的先民最早栽种的水稻是糯稻，随后，因为原始的糯稻产量很低，而且脱粒困难，又培育出了产量较高、容易脱粒的“粳稻”，即“中国粳”。最后，又推广了产量更高、可用机械脱粒的“籼稻”。“喝水不忘挖井人”嘛，中国便把最早栽培的稻子，依旧叫“糯”，随后栽培的稻子命名为“粳”(古读“更”，今读“京”)，最后推广的稻子命名为“籼”了。但因籼稻也有“籼”、“糯”两种，为了进一步区分，便把原始“糯”命名为“粳糯”，籼稻中的“糯”命名为“籼糯”，解决了名称混乱这一矛盾。在历史上，“种糯民族”被称为“糯民”，“糯文化”则是“种糯民族”创造的文化。在中国古籍上，往往称中国的南方民族为“雒民”、“倭人”、“僚人”、“骆越人”，字面虽不同，但都是“糯”字的一音之转。傩文化的诞生地在哪里呢？世界上的文明古国都处于北纬30度左右。中国的文明是农业文明，中国农业文明的核心文化是水稻文化。水稻是一种喜暖畏寒、宜水忌旱的农作物。因此，只有在北纬30度左右，具有平原和沼泽地貌的地区最适合水稻的生长。中国南方的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大面积水域和它的水源地都有可能是水稻文化的发祥地。由于“傩文化”是农耕时代的意识形态，它只能依附农耕文化才能生存。因此，它也应发祥于上述地区。根据目前考古发现，中国水稻文化的发祥地，应以中国第一大湖洞庭湖及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为首选。洞庭湖地区正处于北纬30度的锦绣江南，延绵八百里的水域处处都有广大的沼泽地，是生长野生稻的理想环境，有发展农耕的最佳条件。水稻文化的发祥地应该是具有万古粮仓实力的湖湘地区。作为水稻文化的意识形态，傩文化当然也应产生在这一地区。洞庭湖地区不但出现了9000年以前的彭头山遗址，而且还有大批时代相近的文化遗址，犹如众星拱月似的环绕着彭头山遗址，连绵千余里，持续数千年。不像其他地区，有的虽然有古老的历史，但后继乏力，没有历史相近的遗址来传承它的文化，有的地方虽然遗址密布、文化发达，但历史却没有洞庭湖地区悠久。更具体一点，中国最早的农耕定居点及傩文化艺术的发祥地，竟都集中在过去被人称为蛮荒之地的湖南西部的古黔中地。傩文化离我们这么久远，研究傩文化有什么现实意义？傩文化是一种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就像“儒家文化”是封建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一样，“傩文化”则是古代中国原始社会农耕阶段的意识形态。因此，研究“傩文化”与研究“儒家文化”的意义是没有多大差别的。但由于“傩文化”是中国原始时代的意识形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极力推崇的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学说：“人类必须先获得文明的一切要素，然后才能进入文明社会”的哲理，中华文明的“文明要素”就在古老的傩文化之中。因此，傩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文化DNA(基因)。我们研究生物的DNA，能够在生物学界产生一场空前的生物学革命，我们研究物质分子的DNA，曾导致了原子弹、宇宙飞船等尖端科学的诞生。我们也同样可以企望从中华文明之源的傩文化基因中，清除阻碍社会发展的有害基因，筛选能促进社会发展的有益基因，使我们的祖国能够突飞猛进地前进。“杂交稻之父”袁隆平院士说：“旧式的驯化稻之所以不能再增产，完全是驯化过度的结果，要想进一步增产，就必须在驯化稻中注入野生稻的野性基因，获得远缘杂交优势，形成良性组合、恢复它的野性活力。”因此，如何利用文化基因的良性组合，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幸福、公正、公平、充满活力的未来社会，这就是研究傩文化的意义所在，也是我研究傩文化的最终目的。傩文化与湖湘文化是什么关系？考古发现已证明最早的水稻文化发源于湖湘大地，则作为水稻文化意识形态的傩文化的发祥地，当然也会产生在湖湘大地这一方热土上，因此，傩文化就是湖湘文化的根，至少也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中国的各个民族都对我们伟大的祖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若进行一次全国大评比，湖湘人创造的傩文化对我们伟大祖国的贡献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就目前的考古资料而论：临澧县竹马村出土了18000年前的高台式木楼，道县玉蟾洞出土了15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15000年前的圆形陶器，是湖湘人开辟了中国的第一块水田(彭头山文化)，是湖湘人开辟了中国的第一条灌溉水渠(彭头山文化)，是湖湘人修筑了中国的第一条街巷(彭头山文化)……就像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一样，在没有马克思主义之前，人民又笃信神灵的古代，傩文化就是当时指导中国农耕民族生产生活的唯一的意识形态。因此，也可以这样说，中国湖湘文化所取得的光辉成就，也就是在湖湘傩文化的指导下取得的光辉成就。
傩戏，又称傩堂戏、端公戏，是在民间祭祀仪式基础上吸取民间戏曲而形成的一种戏曲形式，广泛流行于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陕西、河北等省。演出剧目有《孟姜女》、《庞氏女》、《龙王女》、《桃源洞神》、《梁山土地》等，此外还有一些取材于《目连传》、《三国演义》、《西游记》故事的剧目。 傩戏又称傩堂戏、端公戏，是在民间祭祀仪式基础上吸取民间戏曲而形成的一种戏曲形式，广泛流行于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陕西、河北等省。傩戏源于远古时代，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既娱神又娱人的巫歌傩舞。明末清初，各种地方戏曲蓬勃兴起，傩舞吸取戏曲形式，发展成为傩堂戏、端公戏。傩戏于康熙年间在湘西形成后，由沅水进入长江，向各地迅速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艺术风格。湖南、湖北的傩堂戏吸收了花鼓戏的表演艺术，四川、贵州的傩戏吸收了花灯的艺术成分，江西、安徽的傩戏则吸收了徽剧和目连戏的养料。 傩戏的演出剧目有《孟姜女》、《庞氏女》、《龙王女》、《桃源洞神》、《梁山土地》等，此外还有一些取材于《目连传》、《三国演义》、《西游记》故事的剧目。剧本唱多白少，善于通过大段叙事性唱词交待事件，展开矛盾，塑造形象。演唱用本地方言，唱腔除第一类剧目用端公调外，其他均唱本地群众熟悉的戏曲腔调。除湖南沅陵等少数地区用唢呐在句尾伴奏外，多数傩戏只使用锣、鼓、钹等打击乐器。傩戏的脚色行当分生、旦、净、丑，多数戴面具表演。面具用樟木、丁香木、白杨木等不易开裂的木头雕刻、彩绘而成，按造型可分为整脸和半脸两种，整脸刻绘出人物戴的帽子和整个脸部，半脸则仅刻鼻子以上，没有嘴和下巴。人物按身菘煞治?某肌⑽浣?⒗衔獭⑸俑尽⑸裣傻取１硌莸幕?静椒ㄊ悄薪亲哒?健十覆剑??亲咚椴健⒃撇健Ｓ捎谫邢肥谴髯琶婢弑硌荩?识?鞣?却螅?绺窆牌哟轴睢? 由于历史背景和所接受的艺术影响不同，傩戏分为傩堂戏、地戏、阳戏三种。地戏是由明初“调北征南”留守在云南、贵州屯田戍边将士的后裔屯堡人为祭祀祖先而演出的一种傩戏，没有民间生活戏和才子佳人戏，所演都是反映历史故事的武打戏。而阳戏则恰恰相反，它是端公法师在作完法事后演给活人看的，故以演出反映民间生活的小戏为主，所唱腔调亦多吸收自花鼓、花灯等民间小戏。 傩戏是历史、民俗、民间宗教和原始戏剧的综合体，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基因，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各地的傩戏主要流传于乡间，随着社会的发展，娱乐活动不断丰富，愿意观看傩戏演出的人日益减少，傩戏传承困难。 傩戏(拼音:nuóxì)，源于远古时代，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既娱神又娱人的巫歌傩舞。明末清初，各种地方戏曲蓬勃兴起，傩舞吸取戏曲形式，发展成为傩堂戏、端公戏。傩戏于康熙年间在湘西形成后，由沅水进入长江，向各地迅速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艺术风格。湖南、湖北的傩堂戏吸收了花鼓戏的表演艺术，四川、贵州的傩戏吸收了花灯的艺术成分，江西、安徽的傩戏则吸收了徽剧和目连戏的养料。 傩戏，也称为傩舞，是中国地方戏曲剧种之一。约在元明时由古代傩仪发展而成。初是以歌舞演故事，待到钟馗形象在傩仪中出现，傩戏才应运而生。钟馗打鬼的故事始见于唐人传奇志怪小说集《逸史》，戏曲里的钟馗形象即从小说移植而来，演钟馗3次进京应试，因权相杨国忠作梗，不中，愤而身亡。玉皇大帝悯其刚正不阿，敕封判官，统领天下鬼怪；青黄赤白黑五鬼不服，大闹，被钟馗降服。傩戏流行于四川、贵州、安徽贵池、青阳一带以及湖北西部山区。戴柳木面具的演员扮演传说中的驱除瘟疫的神——傩神，用反复的、大幅度的程序舞蹈动作表演，多在固定的节日演出。极具原始舞蹈风格。 [1] 傩戏又称傩堂戏、端公戏，是在民间祭祀仪式基础上吸取民间戏曲而形成的一种戏曲形式，广泛流行于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陕西、河北等省。傩戏源于远古时代，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既娱神又娱人的巫歌傩舞。明末清初，各种地方戏曲蓬勃兴起，傩舞吸取戏曲形式，发展成为傩堂戏、端公戏。傩戏于康熙年间在湘西形成后，由沅水进入长江，向各地迅速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艺术风格。湖南、湖北的傩堂戏吸收了花鼓戏的表演艺术，四川、贵州的傩戏吸收了花灯的艺术成分，江西、安徽的傩戏则吸收了徽剧和目连戏的养料。 中国的傩戏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源于原始社会图腾崇拜的傩祭。到商代（前1600-前1046）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用以驱鬼逐疫的祭祀仪式，这就是傩舞。傩舞的发展对中国的地方戏曲有影响。 演唱用本地方言，唱腔除第一类剧目用端公调外，其他均唱本地群众熟悉的戏曲腔调。除湖南沅陵等少数地区用唢呐在句尾伴奏外，多数傩戏只使用锣、鼓、钹等打击乐器。傩戏的脚色行当分生、旦、净、丑，多数戴面具表演。面具用樟木、丁香木、白杨木等不易开裂的木头雕刻、彩绘而成，按造型可分为整脸和半脸两种，整脸刻绘出人物戴的帽子和整个脸部，半脸则仅刻鼻子以上，没有嘴和下巴。 由于历史背景和所接受的艺术影响不同，傩戏分为傩堂戏、地戏、阳戏三种。地戏是由明初“调北征南”留守在云南、贵州屯田戍边将士的后裔屯堡人为祭祀祖先而演出的一种傩戏，没有民间生活戏和才子佳人戏，所演都是反映历史故事的武打戏。而阳戏则恰恰相反，它是端公法师在作完法事后演给活人看的，故以演出反映民间生活的小戏为主，所唱腔调亦多吸收自花鼓、花灯等民间小戏。 傩戏是历史、民俗、民间宗教和原始戏剧的综合体，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基因，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各地的傩戏主要流传于乡间，随着社会的发展，娱乐活动不断丰富，愿意观看傩戏演出的人日益减少，傩戏传承困难。 傩戏·武安傩戏 武安市地处河北省南部，东距邯郸市30华里。武安傩戏历史久远。从武安傩戏的规模、阵容和角色来看，有宋代宫廷大傩的遗风。武安傩戏内容丰富，娱神娱人节目多样，有队戏、赛戏、竹马等。傩戏面具角色原始古朴。 固义村傩戏是集祭祀、队戏、赛戏和多种民间艺术形式于一起的民间传统文化复合体。演出活动既有对人们进行孝道等伦理道德教化的作用，又表现了农耕社会的人们祈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和社会安宁的美好愿望。 武安傩戏的存在为研究中国仪式戏剧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实证资料，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武安傩戏演出中的特殊角色——掌竹，是我国宋金杂剧引戏人“竹竿子”在当今的遗存。武安傩戏完整地再现了中国仪式戏剧发展衍变中的四种形态。 傩戏·池州傩戏 池州傩戏源于图腾崇拜意识，主要流传于中国佛教圣地九华山麓方圆百公里的 傩戏 贵池、石台和青阳等县（区），尤其集中于池州市贵池区的刘街、梅街、茅坦等乡镇几十个大姓家族，史载“无傩不成村”。它无职业班社和专业艺人，至今仍以宗族为演出单位，以祭祖、驱邪纳福和娱神娱祖娱人为目的，以戴面具为表演特征。 池州傩戏有“傩仪”、“傩舞”和“傩戏”等表现形式。整台“正戏”，饰演既有戏剧情节、表演程式，又有脚色行当和舞台砌末等戏曲特征的“本戏”。是靠“口传心授”的方式，宗族师承，世代沿袭，每年例行“春祭”和“秋祭”，“春祭”即每年农历正月初七（人日）至十五择日进行，“秋祭”即农历八月十五进行，平时不演出。 池州傩戏汇蓄和沉淀了上古到近代各个历史时期诸多文化信息，涉及多种学科、多个领域，内涵十分丰富，隐藏着博大精深的文化蕴涵和极高的文化人类学、戏剧学、宗教学、美术学、历史学、考古学和民俗学等学术研究价值，仍保持着古朴、粗犷的原始风貌，是中国最古老最重要的民俗仪式，是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化象征，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古戏曲之一。 傩戏·侗族傩戏 “咚咚推”流行于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贡溪乡四路村天井寨，因演出时在“咚咚”（鼓声）、“推”（一种中间有凸出的小锣声）的锣鼓声中跳跃进行，“咚咚推”由此而得名。 “咚咚推”起源难以查考，天井寨最早的居民为龙姓侗族人，明永乐十七年（1419）从本省靖州迁来。龙姓人说：“‘咚咚推’头在靖州，尾在天井。”依此推论，这种傩戏，很有可能是明代由靖州传来的。 天井寨旧时有盘古庙、飞山庙各一座，春节期间每庙一年，轮流祭祀，祭祀时必演“咚咚推”。每逢天灾或瘟疫时，也要演唱“咚咚推”。“咚咚推”有简单情节的舞蹈，一部分是具有戏剧雏形的傩戏。所有的演唱全部用侗语。它的剧目有反映本民族生活的《跳土地》、《癞子偷牛》、《老汉推车》等；也有《关公捉貂蝉》、《古城会》等以关公为主角的三国戏。“咚咚推”的音乐多由当地山歌、民歌发展而成，常用的曲调有【溜溜腔】、【石垠腔】、【吟诵腔】、【垒歌】等。“咚咚推”演唱时所有角色全戴面具。常用的面具称为“交目”，共有36个。 “咚咚推”的表演在舞蹈中进行，演员的双脚一直是合着“锣鼓点”，踩着三角形，不停地跳动。老艺人介绍，这种踩三角形的舞蹈，是根据牛的身体而来，牛的头和两只前脚是一个三角形，牛的尾巴和两只后脚又是一个三角形。是侗族的农耕文化孕育了“咚咚推”。 1949年，“咚咚推”所有的面具失散。此后，演唱时或以临时做的纸面具，或以涂面化妆代替。1992年，当地群众重做面具，恢复了“咚咚推”的本来面目。近年来，“咚咚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先后有日、韩等专家对其进行过多次考察，均给予了高度评价。 傩戏·沅陵辰州傩戏 傩文化在五溪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王逸在《楚辞章句·九歌序》中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舞以乐诸神。”五溪文化中的这种古俗，至今在沅陵，特别是七甲坪乡犹存。 沅陵“辰州傩”（又称土家傩），见诸史籍者甚多：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沅陵县志》记载：“辰俗巫作神戏，搬演孟姜女故事。以酬金多寡为全部半部之分，全者演至数日，荒诞不经，里中习以为常。”清乾隆十年（1745）的《永顺县志》也记载有辰州傩戏的影响：“永俗酬神，必延辰郡师巫唱演傩戏。……至晚，演傩戏。敲锣击鼓，人各纸面一：有女装者，曰孟姜女；男扮者，曰范七郎。” 现存于沅陵县七甲坪镇的辰州傩的主要传人仅17人，辰州傩渊于荆楚，辐射于巴蜀吴越秦等地，曾一度影响中原。 傩戏按其内容形式有傩堂正戏、小戏、大本戏之分，正戏是法师请神演变而成，表演剧情简单，小戏已具小型戏曲特征，大戏的戏曲化程度较高，主要剧目有：《孟姜女》、《龙王女》、《七仙女》、《鲍三娘》等，傩技为绝技杂技表演，主要有上刀梯、过火槽、踩犁头等。 辰州傩不仅是戏剧的活化石，更重要的是它涵盖了政治、历史、民族、宗教、考古、文学、艺术等方面，是这些方面学术研究难得的研究文本。 德江县地处贵州东北部，古为南蛮之地，战国时代属巴、楚，元代以后设水特姜长官司、水德江长官司，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改置安化县，属思南府附郭。清光绪八年（1882），安化县治所迁移于大堡，即今德江县城。民国二年（1913），安化县改名为德江县。 德江自古为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使德江傩堂戏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保存十分原始和完整，被专家学者誉为“中国戏剧活化石”。 德江傩堂戏又称傩戏和傩坛戏，土家人叫“杠神”。它是一种佩戴面具表演的宗教祭祀戏剧，也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民间风俗文化活动。它源于古时的傩仪，是古傩的一种。汉代以后，逐渐发展成为具有浓厚娱人色彩的礼仪祀典。 傩戏是傩堂戏的主体部份，有正戏和插戏之分，共有八十多支，其中正戏16支。除傩戏之外，一般还要进行傩技（土家人称绝活）表演，项目由主家与坛班约定。在举行傩事活动前，土家族老师都要精心布置一个傩坛（傩堂），所以傩堂戏又称傩坛戏。傩坛布置精致，集编扎、剪纸、染印、绘画、书法、建筑等艺术为一体。 德江傩堂戏具有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戏剧学等多学科学术研究价值；对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丰富和完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77年至1986年业余从事文学写作，发表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戏剧剧本等五十余种，计约一百二十万字；1982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函授部汉语语言文学专业；1983年－1984年结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曲编剧进修班；1990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获硕士学位，师从陈多教授、叶长海教授。学位论文《中国西南地区拟兽型始原戏剧研究》发表于《戏剧艺术》1990年并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复印发表。1990年7月始任教于云南艺术学院戏剧系。先后开设了《中国戏剧学》、《中国少数民族戏剧研究》、《中国文学史》、《西欧戏剧史》、《中外戏剧名著选讲》、《影视欣赏》毕业论文及创作辅导等课程。1991年起独立承担云南省教委下达的科研项目《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原始戏剧研究》课题。已于1993年顺利完成。1994年参与国家教委科研项目《云南少数民族艺术概论》工作，承担″少数民族戏剧概论″部分。本课题已于1996年8月验收通过。多年来，勤于田野作业和实地考察，取得了大量的资料，先后在云南、湖南、山西、广西等地进行考察。并于1992年进行了长达2500公里的自行车滇南民族文化考察，途经十八个地州市县，历时47天，获园满成功。云南电视台、《春城晚报》、《云南日报》、《上海文化艺术报》等进行了报道。1992年8月，徒步考察了云南省金平、河口两县的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其后又考察了大理、楚雄、晋宁等地的″跳猫猫″、″跳虎节″、″二月八″等民俗演出艺术形式。曾先后三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其中论文《蜡祭与猫虎戏剧》获1994年中国云南傩戏傩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奖″。1992年与人合著《文艺奇光》；1994年10月录取为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学制三年，师从王小盾教授，专业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向中国表演艺术原始。1997年至2003年任《云南艺术学院学报》副主编；1997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94年至2003年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计约二百万字。2000年后，先后编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精读》、《艺术人类学》等教材三部。2001年出版《戏剧的发生与本质》、《戏剧形态研究》、《云南民族民间仪式戏剧研究》及《先泰乐舞戏剧大事年表》四部学术专著，计80万字。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戏剧的早期形态》即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11月任云南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2003年6月任云南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研究所所长。现独立承担省教育厅项目《戏剧人类学》，省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项目《先秦表演艺术史料汇笺》，预计在2004年内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