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学术可以找到参考文献,输入关键词，在输入年份，就能找到相对应的参考文献。如果不知道参考文献格式要求，可以百度搜，参考文献自动生成器。直接按着填就出来了。百度搜索参考文献自动生成器，按着里面填，点生成参考文献就出来了。作者.题名[D].所在城市:保存单位,发布年份.李琳.住院烧伤患者综合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福州:福建医科大学,2009.其他的：作者.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沈平,彭湘粤,黎晓静,等.临床路径应用于婴幼儿呼吸道异物手术后的效果[J].中华护理杂志,2012,47(10):930-932.作者.书名[M]. 版次.出版地: 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胡雁.护理研究[M].第4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38.作者.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丁文祥.数字革命与国际竞争[N].中国青年报,2000-11-20(15).作者.题名[EB/OL].网址,发表日期/引用日期(任选).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患者安全的10个事实 [EB/OL].其他： [R]、[P]、[A]、[C]、[Z]等。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邵氏电影的创始人是我最敬佩的人之一了 首先，邵氏电影公司是一个成立了几十年的电影大公司。几十年 = 会有很多的 历史 遗留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积重难返；大 =不用心难以顾及到诸多细节，而细节往往决定成败。80年代刚刚开始，邵氏电影的高层就将目光由电影投向电视剧。因为那个时候，邵氏电影的财报是一年不如一年，而恰好公司在经营TVB的时候也赚取了很大利润，所以就渐渐减少对电影的投资了。其二，邵氏几十年不变的制片制度，早已经难以跟上时代的脚步。这导致邵氏很难再拍出像以前那么受欢迎的电影了。加上不合理的演员选拔，导致很多优秀演员出走邵氏，另立门户。而这些演员后来很多都成了邵氏强有力的对手。比如邹文怀、李小龙和许冠文等。这都是在后来在香港影坛影响力巨大的演员和导演，可是他们都曾被邵氏拒之门外。不过，如果当初他们真的被邵氏接纳了，在邵氏僵硬的制度下，他们也许就难以取得后来的成就了。加上徐克、黄百鸣、麦嘉等人的崛起，使得香港影坛形成了邵氏、嘉禾、和新艺城三足鼎立的局面。 最致命的是，因为香港本地的票房一蹶不振，邵氏高层将目光投向了投向了国际市场。邵氏电影公司在80年代开始进军好莱坞。公司投资了《地球浩劫》、《银翼杀手》等好莱坞大片，结果票房都不理想，基本都是赔本赚吆喝的局面。这就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决策正确，邵氏电影公司也许可以成为像华纳兄弟这样的百年电影公司。可惜再也没有如果了，错过时代机遇的邵氏电影业只能渐渐被 历史 的尘埃所掩埋了 邵氏的电影曾经是60、70年代中国电影的一个标签，甚至在世界电影史上留下了不可抹面的印记。十三太保、洪拳大师和方世玉与洪熙官等等电影都是邵氏电影的经典。进入70年代后期，邵氏开始走向没落我认为应该有一下三点： 一是香港影视的发展趋势，50年代到70年代，当时电影很辉煌，大陆及亚洲的很多国家的优秀电影是香港输入进去的，邵氏也在邵逸夫的带领下把邵氏电影推向高潮。那是香港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电影业的迅速发达，但到80年代后随着香港经济的缓慢发展及周边国家优秀电影的出现，香港电影漫步前行。 二是邵氏集团的内部原因，外部在快速发展，而邵氏的内部制片制度故步自封，没有与时俱进，再加上一些优秀的导演和演员自立门户，以及邵氏的精神领袖已经慢慢老去，特别是在80年之代后邵氏把注意力转向电视领域，无暇顾及电影领域，但电视又没有能给邵氏带向辉煌，所以邵氏跟随邵氏电影的没落而慢慢走向没落。 三是当邵氏在走向没落时，错误的海外投资，使已经处于强弩之末的邵氏雪上加霜，起到了摧古拉朽的作用，加速了邵氏的没落。 具有“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邵氏电影公司从1958年成立，到六七十年代的巅峰期，再到八十年代的衰败，共经历了将近30年。这个影视帝国是中国电影史之最，也是华人电影的骄傲。由于八十年代各大电影公司的崛起，例如嘉禾，以及时代的进步，邵氏的电影风格已经满足不了观众的需求，邵逸夫眼光独到，赶紧将重心向电视事业转移，就是如今的TVB（无线电视），通过转移之后影响力非常大，也收到了很大效益，一部部经典剧集陆续诞生，例如《射雕英雄传》。这是邵逸夫深谋远虑的成果，因为任何行业有兴就有衰，邵氏电影独霸了20多年，也是一个奇迹了，不可能长久不衰，到了八十年代虽然停产，但也不能定论为衰败，只不过是一种转型而已，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说明邵逸夫的做法是正确的选择。1957年，50岁的邵逸夫从南洋北上香港。 当时，邵氏兄弟早已在影视圈声名远扬。早在1925年，兄弟四人就凭借雄厚的家产，在上海成立“天一”影片公司，老大邵醉翁自任总经理兼导演，老二邵邨人任会计兼编剧，老三邵仁枚负责发行，老六邵逸夫一边读书一边给哥哥们帮忙。 在兄弟的合力经营下，“天一”一度成为旧上海的三大电影公司之一，又将事业发展到香港、广州，乃至东南亚，成为一家名扬海外的跨国公司。 上世纪50年代，南下的邵氏兄弟，正逢香港百年难遇的发展机遇，此地汇聚了来自五湖四海的精英。 然而，负责香港业务的二哥邵邨人却未将主要精力放在制片方面，而是将兴建戏院作为重点，很快遭到其竞争对手“国泰”的打压。 雷厉风行的邵逸夫来到香港的第二年，便成立了邵氏兄弟电影公司，随后大兴土木、挥金如土，展现过人的创业气魄。 他斥巨资在清水湾买下一块6万多平方米的地皮，开山填海建影城，并从美国重金购买器材。他一手打造的邵氏影城，全盛时期员工超过一千三百人，被外国媒体誉为“东方好莱坞”。▲邵氏经典片头。 邵邨人的保守主义很快被邵逸夫和三哥邵仁枚摒弃。 为了彻底夺取老二的制片权，邵仁枚和邵逸夫想出一招“杯酒释兵权”。他们在邵邨人的六十大寿上，当众宣布：“二哥劳苦功高，如今年事已高，还是退休享福为好。” 邵邨人被弟弟逼宫，不甘认怂，尽管让出了制片权，却在邵逸夫大刀阔斧进行建设时从中作祟，他先将旧邵氏片场卖掉，之后收购的新华戏院不放映邵氏电影，而给西片做首映。 直到1961年，邵邨人才正式退出邵氏兄弟公司，邵氏家族企业一分为二。 在邵氏公司盛衰沉浮的风雨历程中，权力的斗争贯穿始终，江湖中的恩怨情仇也成为香港影视圈一个聊不完的话题。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成立之初就面临兄弟分家的邵氏公司，内忧外患不断。 邵逸夫身先士卒，兢兢业业，谈起工作，他说：“我做事的态度，便是要把每件事都做好， 即使是最微细的部分，也要彻底做好。一样事情不做到十全十美，我是绝对不放松的。” 出自邵氏门下的导演张彻亲眼见识过邵逸夫的敬业，据他回忆： “（邵逸夫）数十年如一日。每天9时上班，上班前练两个小时气功，从不间断。上班时交待各主管工作，都写好纸条，每人一张，到厂后第一件工作，先看导演前一天拍好的毛片，站着看，一边看一边做甩手运动。” 邵逸夫曾说，他没有 娱乐 ，看电影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 娱乐 。他自称自己是全世界看电影最多的人，80岁以前，每年要看六七百部电影。 为了保证影片质量，邵逸夫对影片严格把关，他说：“观众看了劣片一定好不开心，看多了，就会对你失去信心，所以做劣片不如烧。” 邵氏成立早期，邵逸夫毙掉的电影数不胜数。“邵氏出品，必属佳片”这句口号绝非空话。 在邵氏艰难发展的同时，邵邨人出走带来的问题很快暴露。 邵邨人有子三人，其中次子邵维瑛才能出众，深受邵逸夫赏识。在邵邨人退出邵氏公司之后，邵维瑛依旧被六叔盛情挽留，担任总经理，成为邵氏早期的骨干，邵逸夫有意将其培养为邵氏电影事业的接班人。 但是，邵邨人因被弟弟们挤走，心有不甘，不愿儿子“给别人打工”，勒令邵维瑛退出邵氏兄弟。邵维瑛不愿忤逆父亲，只好向六叔递上辞职信，远走日本，从此默默无闻。 邵维瑛出走时，接任其总经理职务的是周乃文。邵逸夫不愿将大权托付给外人，周乃文只负责发行领域，公司的大小事务由邵逸夫一手提拔的邹文怀负责。 邹文怀在邵氏多年，为其立下汗马功劳，但职位一直限于宣传主任与制片经理，最高时仅为副总经理。在此期间，总经理几度换人，就算不掌实权，也始终压在邹文怀头上。 邹文怀很郁闷，不管自己怎么努力，都没法独当一面，更成不了股东。邵氏是家族企业，早在创立之初，公司章程上便写着，主要股东只能是邵家的人。 如此安排为日后邹文怀出走邵氏，自立门户埋下伏笔。 当时，邵氏的竞争对手国泰拍了不少叫好又叫座的佳作，让邵氏有些着急。邹文怀为邵逸夫出谋划策，从国泰挖角，出两倍片酬从对方手下请来了香港最红的女星林黛。▲林黛。 林黛，本名程月如，其父程思远是桂系大佬，曾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林黛被导演李翰祥称赞为影坛几十年都找不到的明星，可惜遇人不淑，嫁给了“云南王”龙云的儿子龙五。 1964年，林黛因婚变自杀，年仅30岁。此后很多年，香港人想起红颜薄命的美女，总会提到林黛。 林黛跳槽到邵氏后，于1958年出演电影《貂蝉》。这部影片在第五届亚洲影展获五项大奖，导演是李翰祥。 李翰祥学美术出身，痴迷于戏剧，年少时拿着伪造的高中毕业证去报考大学，被发现后取消学籍。1948年积极参与各种学生运动，却在政权鼎革前夕南下香江，躲过了之后的文化浩劫。 李翰祥是邵逸夫最器重的导演之一，他擅长的黄梅调电影成为邵氏当时的一大招牌。 1963年上映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由李翰祥自编自导，取得票房佳绩，在台北上映后，创下台北连映六十二日，票房总收入800余万新台币的纪录。 反串出演梁山伯的女演员凌波访台时，引得万人空巷，万千市民排队争睹。她因此片获得第2届金马奖的“最佳演员特别奖”，之所以会有这个奖项，是因当时评审不知该颁给她男主角奖还是女主角奖。 《梁祝》让台湾成为“狂人城”，此后30年，台湾电影市场一直唯香港马首是瞻。如台湾演员张艾嘉所说，台湾片商觉得，只要有香港演员出演就是好电影。 正当李翰祥事业蒸蒸日上时，国泰将其策反，支持他到台湾组建国联公司。李翰祥本想干一番事业，在台湾也拍了一些好片，可由于经营不善，没过几年就濒临破产，到1971年只能狼狈重返香港。 听闻李翰祥想回邵氏，邵逸夫本欲拒绝，还是他三哥邵仁枚不计前嫌，劝说道“咱们争财不争气”。李翰祥重回邵氏，风云再起，又开拓了术片、风月片、清宫片等新式商业电影。 就是拍情色片，后来的许多导演也比不上这个老司机。 李翰祥的结拜兄弟胡金铨，也成名于邵氏。胡金铨是个理科男，后来首创用弹簧床拍轻功跳跃，正是从学习理工科得到的灵感。 他将华语武侠电影推向世界，拍摄了《大醉侠》、《龙门客栈》等经典影片。《大醉侠》更是被称为新派武侠片的开山之作。 然而，胡金铨与邵氏也屡生龃龉。 1964年，胡金铨为邵氏执导抗日电影《大地儿女》，因当时一些东南亚国家实施反种族法，该片上映前被邵氏大量删除日军暴行场面及中日两军对抗的镜头，特别是有国旗的场面都被剪光。胡金铨对此很不满意。 之后，胡金铨编剧的电影《红胡子》，本来在台湾看好外景，邹文怀也已经与台方签约，却被邵逸夫下令停拍。之后由其他导演在台湾拍摄完，改名为《山贼》，胡金铨为挂名编剧。 不久，胡金铨离开邵氏公司，前往台湾。 与胡金铨共同开创武侠电影江湖的是邵氏另一位干将，张彻。 张彻出生在一个浙江军阀家庭，早年从政，先在上海做“文运会”专员，后来去台湾得到蒋经国提拔。身在官场，张彻总想过过官瘾，可是在权力斗争中频频失利，只好退出政坛，从此纵情声色，和女星李湄传出绯闻，因此阴差阳错当了导演。 初到香港，张彻先在国泰工作一年，之后被邵氏挖走。在邵氏做编剧主任时，张彻每日都会收到邵逸夫的一张小纸条，上面写好交办事项，能够享受这种待遇的人除了邹文怀之外寥寥无几，足见邵逸夫对张彻的期望。 张彻没有让他失望。 上世纪60年代，高瞻远瞩的邵逸夫采纳邹文怀提出的差异化战略，适逢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风靡香港，遂有意打造“武侠世纪”。这一时期，邵氏终于超过对手国泰，电影事业达到巅峰。 张彻凭借武侠片独挑大梁，其电影中的人物，与胡金铨擅长的女侠、儒侠不同，更像是先秦时便已存在的游侠、刺客，“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由张彻执导，1967年上映的《独臂刀》，成为第一部票房超过百万的香港电影，一举奠定张彻的江湖地位。 《独臂刀》编剧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倪匡。 1957年，倪匡从广州偷渡到澳门，再辗转来到香港，起初只是在染厂里打工，偶然间给《真报》投稿，没想到阴差阳错写出名堂，成了作家。 倪匡也写武侠。1965年，金庸一边经营《明报》，一边创作小说《天龙八部》，有事要出国一个月。如果《天龙八部》暂停连载，读者势必难以接受，可金庸实在分身乏术，只好请倪匡代笔。 走之前，金庸告诉倪匡，千万别把小说里的人物写死了。金庸前脚刚走，倪匡就把小说中的阿紫弄瞎了。等到金庸回来，发现倪匡彻底放飞自我，把剧情改得面目全非。 面对质问，倪匡笑道：“不是我弄瞎的，是丁春秋弄瞎的。” 倪匡在武侠电影剧本方面成就较高，但他写完一部作品，拿钱走就撒手不管，所以内容常被导演大肆修改。他改金庸的小说，别人改他的剧本。 倪匡对此毫不介意，他开玩笑说，《独臂刀》只有“独臂刀倪匡”五字是他写的。在这部电影之后，他与张彻开始长达十多年的合作。 张彻片中的大侠英俊潇洒，朴素的古装扮相尽显阳刚气质，眉宇间常有抑郁之色，上演了一个个悲情豪侠的故事。 李修贤、狄龙、姜大卫等都是张彻的得意弟子。 姜大卫出身演艺世家，和哥哥姜昌年都是童星出道。姜昌年后来取艺名“秦沛”，也是香港有名的演员。他们的母亲在父亲死后改嫁，又生一子，取名尔冬升。 演艺圈的兄弟并不罕见，可像秦沛、姜大卫、尔冬升哥仨姓名完全不同，还是兄弟的，估计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张彻御用男主角姜大卫。 张彻因《独臂刀》获得“百万导演”的名号，然而邵氏旗下还有一个导演号称“楚千万”。 此人就是楚原。 楚原自小痴迷上海电影，解放后在广州读大学，研读不少前苏联的电影理论著作，1954年逃往香港。 楚原本来想当演员，无奈个子太矮，只好向编剧、导演发展，或许是放不下对演戏的执著，楚原晚年时不时在影视剧里客串一把，成龙《警察故事》中的大反派正是由楚原出演。 现在谈及香港电影，很多人还以为小时候录像厅和电视上看的国语片是内地引进的配音版。其实在上世纪70年代，香港是国语片的天下，李小龙的电影上映时配的是国语，到80年代重映，才改配粤语。 楚原擅长的古龙武侠片在港台上映时也是国语配音，他表示：“古龙的对白，国语念来最有味道。” 但是让粤语片起死回生的，也是楚原。1973年，其执导的粤语片《七十二家房客》一经上映，轰动全港，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这部电影影响深远，在日后衍生出各种影视剧。 然而，此时香港电影的江湖，已经不是邵氏一家独大。▲《七十二家房客》剧照。 张彻曾为邹文怀写过一幅字：“知己酒千斗，人情纸半张；世事如棋局，先下手为强。” 在香港影视圈的棋局中，邹文怀毫不犹豫将邵氏一军，他给邵氏打了N年工，虽然备受邵逸夫重用，但也屡受掣肘。 1970年，年过六旬的邵逸夫本来心情大好，喜事接连不断。十几年的老对手国泰终于停止制片业务，远走台湾的“叛将”李翰祥经营艰难，早晚要关门大吉。 之后，邵逸夫又将红颜知己方逸华带到邵氏，执掌采购部。歌星出身的方逸华甘为“妾室”多年，直到62岁才正式嫁给邵逸夫，人称“六婶”，一说将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称为“四大天王”正是她。 邵氏在小小的香港重新建构大中华文化，他说：“我生产电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需要和愿望，核心观众就是中国人。”因为邵氏存在，香港成为当时华人电影的中心。 偏偏在此时，传来坏消息。邵逸夫手下的第一能臣邹文怀带着一班邵氏旧将出走，成立“嘉禾”公司。 邹文怀说：“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总会有想改变的时候。而且，我跟邵老六其实是同一类的人。一小片天底下有两个我们，实在是太挤了点。” 嘉禾成立之初，并不成气候，邹文怀筹拍的第一部电影是与日本合拍的《盲侠大战独臂刀》，还请来《独臂刀》的主演王羽继续出演，有点儿噱头。 虽说《独臂刀》系列是邹文怀参与制作的，但这不明摆着山寨邵氏嘛。《盲侠大战独臂刀》一上映，邵逸夫就把邹文怀给告了，直指嘉禾侵犯版权。 反目成仇的邵、邹二人为此对簿公堂，还花掉了上百万的律师费，直到影片映期结束，还吵得不可开交。 不过，邹文怀并非有样学样，他和他的嘉禾不久后就找到对付邵氏的武器，还是一个大杀器，他就是李小龙。 1970年，在美国发展的李小龙接受港媒采访，表示只要片酬、剧本合适，将要回香港发展。邵氏率先与其接洽，结果不仅片酬少（2000美金），态度也很傲慢，这让骄傲的李小龙很不满。 邵氏的片酬一直是个坑。 虽说邵氏在成立之初也曾砸重金招揽林黛等已成名的当红明星，但在此后始终坚持家族企业的模式，实行月薪制，签约邵氏的员工经常要忍受长期合约和低工资。 60年代拍粤语片的陈宝珠每年拍几十部戏，有几百万身家，但片酬不超过一万。 那时演员的片酬甚至比武师还低，混过武行的姜大卫就曾对张彻说，自己宁可做替身，也不愿做演员。 李修贤曾经谈到当年邵氏的管理制度，称当时演员都是不能在晚上外出的。 邵氏的老员工谈起老东家，经常会说一句“邵老板养活了很多人”，但很少夸邵氏福利多好。 反观今日，明星片酬居高不下，还有所谓阴阳合同，有人因为逃税，一判就是8个亿。要是让当时的邵氏演员知道，估计还以为是天方夜谭。▲邹文怀与李小龙。 和邵氏谈崩后，龙哥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转而跟嘉禾谈。 邹文怀看出李小龙的价值，豪爽地给出7500美金作为片酬，并承诺会满足他的其他要求。李小龙很满意，和嘉禾签了两部电影。 1971年，李小龙的《唐山大兄》一上映，就创造了香港的票房纪录。 李小龙火了，嘉禾活了，邹文怀笑得合不拢嘴，邵逸夫只能在家里生闷气。 一向睿智的邵逸夫在此时却一时糊涂，屡屡错过良机。李小龙争霸香江时，为邵氏效力多年的“冷面笑匠”许冠文带着自己的剧本，找邵逸夫谈合作，想要自导自演，甚至还想分红。 分红？门都没有。 许冠文见邵逸夫太抠门，也跑到嘉禾，拍摄喜剧《鬼马双星》，这部电影针对香港人普遍好赌的心理，以本土粤语俚语编织笑料，自然大受欢迎。1974年在香港上映后，票房达到625万，再一次破纪录，正好弥补嘉禾因李小龙去世造成的损失。 至1981年，许冠文先后为嘉禾创作了《天才与白痴》、《半斤八两》、《卖身契》、《摩登保镖》等电影，全部夺得当年的票房冠军，风头一时无人能及。▲《半斤八两》海报。 有些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此时香港电影的市场已不是邵氏所能掌握的，对电影公司来说，市场便是财源，票房才是王道。 香港电影进入黄金时代，新艺城、德宝、中国星、英皇等公司相继崛起，邵氏的电影事业却日薄西山。 1987年，邵氏电影公司宣布正式停产，尽管在90年代曾与TVB合组“大都会”重出江湖，可是并没有赶上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末班车，而是很快归于沉寂。 邵逸夫并未就此退隐江湖，而是将垄断电视业作为主要方向。 1967 年，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成立，邵逸夫是 TVB 的重要股东。 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邵逸夫在电影市场逐渐力不从心，其精心打造的TVB 却进入制度化时代，在收视竞争中高奏凯歌，在电视剧、音乐、综艺各方面极具开创性。 TVB制作的《射雕英雄传》、《上海滩》等经典电视剧在改革开放之初传入内地，引发收视狂潮，从此以后，每一个中国观众的记忆中都会有几部印象深刻的TVB电视剧。▲《上海滩》剧照。 TVB于1972年开办的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更是为华语影坛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批人才。 周润发、吴孟达、任达华、林岭东、杜琪峰、陈玉莲、吕良伟、黄日华、刘德华、梁家辉、吴镇宇、刘青云、吴君如等等，都是从TVB的艺员训练班走出。 1982年，两个年当弱冠的年轻人同时报考无线艺员训练班。 他们是好朋友，其中一个从小立志当演员，另一个只是被他拉来陪考。结果那个一门心思想做演员的小伙子不幸落选，陪考的那个反而因为相貌帅气，被意外录取为第11期学员。 落选的是周星驰，录取的是梁朝伟。 不服输的周星驰经过不懈努力还是挤进了TVB，常年在电视剧跑龙套，和成为“无线五虎将”之一的梁朝伟（其余四人为黄日华、刘德华、苗侨伟、汤镇业）不可同日而语。直到被李修贤发掘，周星驰的事业才步入正轨，成为我们熟知的 “喜剧之王”。 除此之外， TVB从1973年开始评选“香港小姐”。香港电影中那么多绝代佳人，这一选美节目几乎囊括了半壁江山。赵雅芝、张曼玉、邱淑贞、钟楚红、李嘉欣、周海媚、蔡少芬、袁咏仪等，都参加过港姐评选。 无论是训练班学员，还是港姐，这些人一出道就带着邵氏的印记，有人从跑龙套开始，吃苦耐劳，熬了许多年，有人事业顺风顺水，平步青云，他们后来都成为香港影视界的中坚力量。 邵氏的传奇不仅在于影视，还包括邵逸夫的慈善事业。在一个世纪的人生中，邵逸夫的善举值得所有中国企业家学习。 从1985年起，邵逸夫将目光投向祖国内地，他说：“中国要强大，关键在于教育及培养人才，将赚到的钱捐献在教育事业上，做一些实际的事，是我最大的心愿。”▲邵逸夫。 香港一个邵逸夫，大陆多少逸夫楼？这是邵逸夫去世时，一些网友发出的疑问。 一名网友在微博贴出图片显示，他通过在线地图搜索逸夫楼，得出结果近3万座，几乎遍布中国。来自不同地区的孩子，几乎都可以在他们当地的学校中找到一座逸夫楼。 据统计，自上世纪80年代，邵逸夫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共向内地捐助了40亿港币，在内地兴建了六千多个教育和医疗项目，遍布31个省、市及自治区。 这个开创了一个影视江湖的百岁老人，直到晚年仍然行动自如，谈起 养生 秘诀，他说，一要勤奋工作，二是笑口常开，三是每天练功。 当邵逸夫归隐山林，颐养天年时，香港电影正在走向衰败。 90年代，台资大量进入香港电影市场，一些电影人打定主意要在九七之前捞一笔，于是从台湾片商手中争取大量投资，粗制滥造。1993年，台湾八大片商与香港电影从业协会就压低演员片酬协商，提到“共有250多部台资港片未如期交货”。“烂尾”投资多不胜数，港片最终失去了台商的信任，失去台湾市场。 1997年前后，曾在香港影视发挥重要作用的黑帮资本也接连撤出，香港电影又失去一大依靠。香港电影人纷纷北上捞金，本土市场日渐凋敝，似乎早已无力回天。 2014年1月7日，邵逸夫逝世，享年107岁。 那时，邵氏电影的辉煌已成为 历史 ，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也早已一去不复返。 参考文献： 魏君子：《香港电影史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张彻：《回顾香港电影三十年》，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版 赵卫防：《百年逸夫的 历史 贡献》，《当代电影》2014年05期 傅葆石、刘辉：《在香港建构“中国”：邵氏电影的大中华视野》，《当代电影》2014年05期 刘琦：《论香港武侠片在六七十年代的成熟、衍变及其意义》，上海戏剧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盾牌上两个字母坏了风水，不怕生错像，就怕起错名。 主要是邵逸夫先生逝世了，TVB也没了往日的辉煌 不叫没落，而是中流勇退。他培养了无数香港明星，难道不是星妈吗? 偏安一隅 不衰都难
大中小 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 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 资料来源：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 2006-04-06 15:52:52 大中小 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 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 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 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 “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 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 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 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 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 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 你好，请 登录 或 注册 孔庆东看武侠小说 2006-03-05 17:25:13 来自: 丹丘生 (重庆) 提起武侠这个词，想必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这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个基本词汇了。但是这个词汇所包含的内容，“武侠”这个词所指的那种人，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神秘。“武侠”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人，既要身怀绝技，又要道德情操高尚，好像还带有一点神秘色彩，高来高去的，平时生活中好像不容易遇到。所以武侠，总是给人以某种神秘感。武侠这种人真的是那么神秘吗？真的是离我们很远？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之外很遥远的一个地方藏着，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出来吗？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其实武侠作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人，它的起源是很早的，或者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国家，出现了阶级，出现了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压迫，出现了社会不公正，出现了不公平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有武侠了。所以这种人物，才永远地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梦幻之中。我们有一句俗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凡是我们所梦想的东西，它不可能是毫无现实生活的根据的。 武侠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如果讲起学问来，这是很复杂的，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探讨。我介绍一种意见，他们认为，武侠的精神最早来自于墨家的精神。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法家、农家、墨家，很多家。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武侠是不是来自于儒家？也有这样看的，因为儒家有一种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比如，在孔夫子身上就有这种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知道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因为它是正义的，我就要做它，即使不成功，我也要做到底，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应该说，在儒家的思想里面，也有一定的这种侠的精神的反映。但是，比较之下，墨家似乎更具有这种精神。墨子他提倡一种精神，叫做“兼爱”，用我们今天的思想去理解，他的主要意思是说，牺牲一点个人的利益，去为他人谋福利。 所以说，墨家似乎比儒家更具有牺牲精神，儒家还讲一点中庸之道，而墨子所提倡的牺牲自己，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精神，似乎是比较早的侠义精神的体现。至于说，很具体地论述“侠”这个概念的，也有一些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韩非子。 韩非子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同时是一个官僚，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君王出谋划策，他反对侠。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五蠹》，里面有一段话，表达了对“侠”的否定，对“侠”的概念的这种否定。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一句对仗的话，把儒--知识分子，和侠进行对比，这两个呢，一个是以文乱法，一个是以武犯禁。在韩非子看来，儒和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坏东西。也就是说，在统治者的眼里，知识分子和侠一样，都是讨厌的东西，都属于扰乱社会秩序，不让统治者好好睡觉的人，统治者把国家搞得安定团结的，偏偏有一种人叫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人叫侠，整天出来捣乱。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堵车，那儿不公正，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而侠他不提意见，他直接捣乱，他直接越过“警察”，自己去维持“交通秩序”，所以这些家伙，在韩非子看来，都属于社会的蠹虫，应该大力镇压。我们看韩非子这个立场，他是很简单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论述侠和儒的。他的这些观点，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够认同。 不过，他从反面，也指出了侠的一个功能，他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能赞同，但是他把儒和侠最早联系起来这个思想，我们可以说，它是很深刻的。从韩非子的话中，给我们一个启示，侠的社会功能，和文人是很接近的，他们都是为社会鸣不平的。那么侠和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持批评态度，从批评的角度，一样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一般看来，我们觉得，文人和武人似乎是两端的，离得很远哪。古代上朝的时候，文东武西，两班站立，好像是两端，其实不然，恰恰文人和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他有一本书，是研究武侠小说的，名字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个名字很好，《千古文人侠客梦》，恰恰是文人，最喜欢做侠客梦。侠客，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我们主要是从小说中见到的，而小说都是文人写的，侠客形象都是文人塑造出来的，所以侠和文联系得是非常紧的。如果我们说到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起源，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些篇章，被认为是武侠文学的最早的源头。那还不是正式的武侠小说，但是是武侠文学的一个源头。那么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是怎么论述“侠”的呢？在《史记》中有两个“列传”，一个叫《刺客列传》，一个叫《游侠列传》。司马迁他的原话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这段论述，是对武侠精神很好地概括。但是我们注意一点，司马迁这里没有提到武，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侠是可以没有武的。我们今天一说，就是武侠武侠，似乎侠都必须有武，都必须有一点过人的本事，其实侠是可以没有武的。那么司马迁论述侠的特点，说他们的主要特征是，言行不合乎社会主流。不是说领导说什么，他马上就跟着说什么。但是他们做事，是“言必信，行必果”，这人讲义气，说话算数，男子汉大丈夫。然后是“不爱其躯”，就是不过分地爱惜自己的生命。 我们今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第一重要，自己不能受一点损害，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家挤了一下，就要吵起来，过分地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侠客呢，是不过分爱惜自己的身体，首先考虑的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存亡死生”，救了别人的生命之后呢，又“不矜其能”，不夸耀自己，不要老惦记它。昨天是我帮了你的忙，那天我还帮你买菜了呢；上次我救了你家孩子一命……很少提这些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做了好事拂袖而去，做了好事不留名。 所以我曾经有一个“谬论”，我到处传播这个“谬论”，我说，我们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侠是谁呢？就是雷锋，雷锋是我们中国当代的“第一大侠”。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发表我这个“谬论”的时候，学生们也不理解。他们说，雷锋怎么是侠呢？雷锋他也不会武功啊！雷锋虽然是个解放军，他也没打过仗啊，他是个开汽车的解放军啊。那么我跟同学们讲，是不是侠，跟他会不会打仗，跟他会不会武功，没有关系，只要他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别人谋利益，“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瓢泼大雨之夜，看见妇女抱着小孩，他帮助她送回家去，帮助老大娘过马路；自己攒的钱寄给灾区，这不是侠，是什么？这就是侠！人们为什么被雷锋精神感动？为什么喜欢个子不高，胖乎乎，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呢？是因为他身上有侠的精神，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了不起！所以学雷锋才学得起来，而不是说，他一定要身怀绝技，才去学他。 那么，古代有很多--今天看起来是“武侠小说”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叫“武侠小说”，当时没有这个名字，当时都是有种种其他的名字。“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以后，我们为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方便而发明的一个术语。比如说，在《唐传奇》里边，就有很多武侠题材的作品。只不过当时不叫武侠，有的是写一种很神奇的武功，它是偏重于武侠中的武这一面；有的是写一种很不平常地帮助别人的一种侠行义举。唐朝之后呢，到了宋朝，宋朝的小说里面也有很多“公案小说”，“公案小说”里面有一些武侠人物。这些武侠人物的精神，跟唐朝比呢，略有逊色。总之，是武侠在现实生活中和在文学作品中的发展，似乎有一个走下坡路的趋势。其实，是随着封建国家机器的强大，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所以侠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很多事不用你管了，国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警察，有军队。那么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武侠文学的资源，汇聚起来，产生了一部古代最杰出的，最著名的武侠小说，这部小说就是《水浒传》。 那么《水浒传》，以前我们把它叫做公案，后来的文学史也把它叫做“英雄传奇”，这都是对的，它是英雄传奇小说。但是如果我们从武侠小说的角度来看呢，《水浒传》也是古代最优秀的武侠小说的代表。我们今天想一想，《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那不都是标准的一个一个的武侠吗！要武有武，要侠有侠，它所弘扬的精神，也是正宗的武侠精神。所以《水浒传》给了后世无数的武侠小说以思想的和艺术的启迪。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武侠小说都在不断地发展。 比如，清朝后来就出现了像《三侠武义》、《七侠武义》这样一系列的作品。还有著名的，像《儿女英雄传》、《好逑传》。到了这部分小说，慢慢出现了一个“英雄加儿女”的模式，有男侠客，也有女侠客，或者侠客旁边有一个美人。可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或者说，走向最黑暗的时候，武侠小说也一蹶不振，长期没有很优秀的作品出现，而且更要命的是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一落千丈。侠客本来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光辉万丈的英雄，可是到了晚清的小说里，武侠都成了朝廷的鹰犬，成了朝廷的爪牙。 我们想，武侠一开始是什么人呢？按照司马迁的那种写法，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我们不要以为，社会闲散人员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闲散人员里边有坏人，但是也有好人。这些侠客是凭着自己的良心，为社会鸣不平，他看见统治者做得不对，他就出来帮助弱者，拔刀相助。一开始，侠客应该跟朝廷，跟秩序是处在对立面的，他应该是跟朝廷作对的。所以韩非子才说“侠以武犯禁”，仗着自己有一点功夫，就来破坏法制建设。韩非子是这样批评他们的。正因为他跟朝廷是对立的，所以历朝历代都要大力地镇压侠客，特别是镇压武侠。那么镇压来镇压去，杀的杀了，死的死了，还有一部分就被朝廷收买了，收买了就把他融进了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把他吃进去了。这些侠客就变成了朝廷的人员，变成了“捕快”。 所以我们看，清朝末期有很多小说，都叫什么“公案”--《于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刘公案》。那么这些公案小说里面的第一主人公，都是一个政府官员，都是一个政府的清官。这些小说里的侠客，一个一个都被招安了。招安了之后，就变成了包公身边的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我们一看京剧，包公一开头就叫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那么这些人物一旦变成了“张龙、赵虎”，他就没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备英雄的色彩。我们今天看戏，我们去看包公戏，谁去注意台上王朝、马汉的形象呢？没人注意，他站在那儿就是一龙套，今儿这演员病了，换一演员还能演，我们并不提意见，我们只对包公这个形象加以格外地注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么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个高级领导人，开封府尹，只不过他是一个清正廉明的高级领导人而已，他是一个大清官。那么人民为什么要看包公戏？为什么需要包公？就是因为社会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经常有冤假错案，可是除了冤假错案，人民不去呼唤法律健全，而是呼唤包公，希望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清官，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那么这种幻想反过来又加剧了法制的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一套制度，靠一套办法，靠一套规章制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这个，而去幻想包公。所以只能满足一种梦幻中的需要。那么到了“包公”铺天盖地的时候，武侠就隐没了。 可是由于晚清时中国面临着民族危亡问题，虽然武侠小说中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却越来越需要侠的精神。 就在晚清的革命运动中，比如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这些人中开始重新鼓吹武侠精神。包括鲁迅等人，他们都很推崇一种带有侠义色彩的铁血精神。晚清的革命党人，从武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种侠义，“侠义道”的精神。比如说，我们知道著名的革命党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个号，叫鉴湖女侠，自号鉴湖女侠。其实很多革命党都是起了这样一个带有武侠精神的号，以侠客精神自诩。他们认为，要改变当时中国的现实，非有一腔侠义精神不可。 我们都知道谭嗣同的故事，谭嗣同他自己愿意，为了变法而流血，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中国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人流血牺牲，他说“此国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请自嗣同始”--请从我谭嗣同开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来慷慨就义。这种侠义精神是很感人的。 那么在晚清的时候，侠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逐渐地复苏，国人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不昌不盛，是跟侠义精神的堕落有关系，国家腐败了，没有人出来挽救山河。我们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它是很悲壮。我们看，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其实看上去是明明要失败的，不过是在海外募集了一点钱，然后回来制造炸弹，然后找几十个人，怀里揣着炸弹，弄一小筐，筐里放了些炸弹，就去攻打总督衙门，那能胜利吗？如果用统治者的话来说，这不是来送死吗？所以这些起义大部分都是寡不敌众，这些革命党大多数都成了烈士，包括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从军事上看，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牺牲，它积累起一种思想意义，能够唤醒国人。所以我们如果去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看那些辛亥革命的英雄的时候，是会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们自己去的时候就知道要失败，要死。很多朋友可能还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我们看《与妻书》里写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知道自己不能回来了，他已经告诉自己的妻子，以后可以改嫁。明明知道是以卵击石，但是他就是要抛弃自己那样幸福的爱情生活。所以说，这些人是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侠客。 那么到武侠小说中的这种侠义精神的恢复，是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新的武侠小说，我们后来把它叫做“现代武侠小说”。可能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样的名字。比如说，平江不肖生，可能有年纪大的朋友会读过。还有还珠楼主，这样的名字可能你们知道。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江湖奇侠传》为代表的新的武侠小说。后来就慢慢地进入一种繁荣阶段，出现了像平江不肖生，他的本名叫向恺然。他有一个重要作品，叫《近代侠义英雄传》。这个小说里面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霍元甲，霍元甲的形象是在这里塑造的；还有一个，也是历史上的真人，叫大刀王五，就是当年和谭嗣同有过来往的这样一个江湖奇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在这部小说中，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塑造成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其中，有一段主要情节是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这个后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吸取素材加以渲染，霍元甲跟外国大力士打擂比武，并取得胜利的。这个情节，它是现实生活中的真的事情，也是当时很轰动的新闻。在这个小说中，他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他写霍元甲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国人受辱。其实，正宗的武林界的大侠，他是不轻易出来走动的，不轻易出来参与俗事的，每天经常出来参与各种媒体，参与各种集会，这些人往往不是大侠，有一部分可能是；不是，也不是修养很高的人。我小时候接触过很多武术界的朋友，真正有功夫的人，他是不出名的，轻易不打架的，跟别人发生冲突，他都是忍耐的，不求名，不求利。像霍元甲这种人，本来也是应该安安稳稳地，过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外国大力士在擂台上公开地侮辱中国人，所以他要为国雪耻，不让国人受辱，所以他才出来。所以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无端找他们这种受人豢养，供人驱使的大力士比武，实不值得。霍元甲自己也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失我的身份的，他看不起这些大力士，这些所谓“大力士”就是受人豢养的，到这儿来表演挣钱的，我跟他们比武，不是失了身份吗？多跌份哪！为什么还要出来去比呢？是实在忍不下这口恶气。那么霍元甲在为国雪耻的同时，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他没有因此，就是打败了外国大力士之后，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强，外国人不行，他没有这样。所以他并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 而霍元甲所说的“报国”的这个“国”，并不是朝廷，而是中华民族。他说：“至于大清的江山，也用不着我们当小百姓的帮扶。”这个小说里边，写的霍元甲形象，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清楚，我报国，我为国雪耻，是这个民族，不是那个朝廷。所以这里面，就表现出平江不肖生这个作家，他所推崇的侠义精神。其实是一种人民性，是一种出乎天地正气，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 而现代武侠小说，从一开始所奠定的现代武侠精神，后来在梁羽生、金庸那里，都得到了继承和光大。所以我一再说，梁羽生、金庸他们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许多基本东西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只不过接过来接
哎呦 一定是李欧的课了。
黄蓉啊.....小龙女啊.....大把的.去金爷爷的小说里找.
我也是选修的李欧的侠文化课，希望可以帮到你！一、侠的起源 《说文解字》云：“侠，俜也。”“俜”也作“甹”，而“甹，侠也。三辅谓轻财者为甹。” “侠”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特殊产物，与“士”的产生有直接联系。东周时代奴隶制瓦解，封建制萌芽初现，礼乐崩坏，贵族衰落败亡，落魄的贵族和上升的平民构成了特殊的中间阶层——士。班固在论及卿相之侠产生的原因时说：“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纵连横，力政争强。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汉书·游侠传》) 随着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士”有了文、武的分化，文士为儒，武士为侠。 韩非的《五蠹》最早明确提出“侠”的概念。文中“游侠”、“私剑”并称，侠因为“以武犯禁”而被列为“五蠹”之一。韩非认为“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这当然由韩非的法家立场而定，在韩非看来，“侠”是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妨碍国家的“安定富强”，即达到“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侠”的最初形象由此而定，当然不是多么光辉的形象。影响到后来，荀悦更是在《汉纪》中批评：“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说游侠，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干者，谓之游侠。”直到司马迁作《史记》，侠才以其正面形象首次出现在正史中，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史记》除提到侠以外，也提到了“任侠”之说。《史记·季布栾布列传》称：“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这里强调侠的放纵恣意，不加约束。《汉书·季布传》颜师古注：“任谓任使气力。侠言之挟也，以权力侠辅人也。”强调任侠之士是凭借自身的权威、勇力或财富等扶危济困。陈平原先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中总结为：“‘为气’近乎‘任气’、‘使气’，都是强调恣逞意气，放任不羁，不守规矩，不拘细节。既‘任侠’，又‘为气’，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古侠风貌。”这应是最全面的诠释了。二、《游侠列传》的创作动机司马迁作《史记》 ，“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在史书中首开游侠系列，作《游侠列传》，原因有二。第一是作为史官的实录精神与责任感。司马迁继承父职，担任汉朝的太史令，在与父亲生死诀别之际接受修史的嘱托，含泪回答父亲：“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阕。”（《太史公自序》） 其修史决心由此而定。长期在史官家庭所受的文化熏陶奠定了“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司马迁在二十岁时就曾经大范围地游历各地，探寻史实。“实录”精神可说是史家必需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精神品格。作为修史者就必须不负前人、无愧后人，要有真实地记录历史的责任感。司马迁正是这样一个真正的史家，坚持事实、不屈于权势的人格，由“李陵事件”即可窥见。班固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秦汉之际，正是各路英雄豪杰大显身手之时，先是反秦，后便是楚汉之争，后又是“七王之乱”，六国贵族沦亡之侠和闾里贱业游手之侠都率先活跃起来，社会上对此人人耳熟能详。其覆盖范围之广，影响之大，足以引起作为官方“太史令”的司马迁的注意，自不可“没其事”。当然，这也要游侠们必须是真的足以称颂，司马迁便说：““游侠救人于阨，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第二是自伤身世，有激而作。司马迁本人“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希望借《史记》名扬后世。出于此种心态，对那些在历史上虽有卓越表现、终因无人掖奖而难以扬名的布衣平民有深切的同情，为他们鸣不平。《游侠列传》有言：“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埶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司马迁对儒、墨因门户之见排斥平民侠客深感不公。另一方面，选择“不轨于正义”，并为当朝所不容的游侠作传，隐含着不同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主要原因当为“李陵之祸”。明人柯维骐称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乃有激而作。“迁遭李陵之祸，平昔交游，缄默自保，其视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者何如！其言曰：‘诚使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盖有激也，此与《货殖传》同意。”（《史记考要》）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以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着书立说为：“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他认为自己也属发愤着书的类型，是在经历磨难之后通过着书抒发心中的抑郁和不平。所以，实录之外，整部《史记》都有着司马迁的个人情感与心灵寄托，《游侠列传》自不例外。三、朱家和郭解《游侠列传》开篇即引韩非之语：“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认为“二者皆讥，而学者独称于世”，是很不公平的。接着便说出了自己对“侠”的看法：“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对游侠大表欣赏。曾国藩曾将《游侠列传》中的游侠作了如下区分：“布衣闾巷之侠，一也；有土卿相之富，二也；暴豪恣欲之徒，三也。”（《求阙斋读书录》卷三） 三种侠中，司马迁最欣赏的无疑是布衣闾巷之侠。“且缓急，人所时有也”，八个字便道尽了个中原因。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以朱家、郭解为代表的布衣之侠便“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如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如郭解，“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而剧孟，“大类朱家”，及剧孟死，“家无余十金之财。”乱世之中，虞、舜、伊尹、傅说、吕尚、仲尼等人尚会遇险，更何况平民百姓？侠客于此正急人之所急，平天下之不平，竭尽全力去帮助遇害之人，甚至能做到“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其风格自高洁。游侠既“趋人之急”，却“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这是在《老子》中经常看到的道德。游侠有如此境界，就更是难能可贵了。豪杰季布因曾在项羽手下带兵，并多次带楚军围困汉王，故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就下令悬赏千金捉拿他，如有敢隐藏者，诛灭三族。而朱家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阴脱季布将军之厄”，最后季布得到赦免，朱家“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正是因为他的令名高义，所以“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郭解劝慰雒阳相仇者，“仇家曲听解”。郭解劝服成功，却说：“吾闻雒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随即“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去，令雒阳豪居其间，乃听之。”就这样把功劳让给了地方乡绅。 故列传中称“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后“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游侠之善举，可说赢得了天下民心，下起贫民，上至大将公卿，“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且 “慕其行”。而游侠也由此而相交满天下，其势力不可小觑。如郭解，“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但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一样，他们并不仗势欺人，反而是非分明。郭解的外甥倚仗他的声势，有一次“与人饮，使之嚼，非其任，强必灌之”，结果对方一怒之下“拔刀剌杀解姊子，亡去”。郭解的姐姐生气地说：“以翁伯之义，人杀吾子，贼不得。”于是便“弃尸于道，弗葬，欲以辱解”。郭解其实已经暗中打听到凶手所在，凶手无奈，只得跑回来一一具陈实情。郭解不仅没有怪罪他，反而说：“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之后便“遂去其贼，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其深明大义，足以令人钦佩。助人而不为矜其德，势大却不欺人，是为“义”。朱家、郭解们之所以“以任侠显诸侯”，靠的是气节而不是勇力，是靠结私交，讲义气，重然诺，轻生死，言必信，行必果。汉初游侠有一个不同于近代武侠的显着特点，他们并没有高超的武艺，而是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以自己的人格魅力不自觉地吸引了大批拥护者，中国的传统侠义精神也由此奠定。唐人李德裕作《豪侠论》云：“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可见“侠”与“义”是不可分的。《史记·游侠列传》是描述游侠之开山之作，司马迁对所钦慕之侠作了生动描写。可以说，侠义精神是司马迁的一种人格理想，是他的处世原则，深深地融入到了他的血液当中。
哇！你学的什么啊？毕业论文是武侠小说？关于金庸小说的东西多的是呢！到处都能找到！
论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本文尝试描述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三个基本特征，由此对金庸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男多女、众星捧月的爱情模式展开分析，并探求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揭示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没有真正获得独立人格这一事实的缘由。最后就新派武侠小说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的困境进行初步思考。 金庸的十二部长篇、两部中部、一部短篇小说，除短篇《越女剑》和中篇《白马啸西风》外，主人公全部是男性，女性形象的数量、深度、厚度都远远不及男性形象。然而金庸仍然创造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各具神韵的女性形象，这就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分析对象。 和其它文学种类相比，武侠小说是典型的男性写给男性看的书。在近年来越来越深入扎实的金庸小说研究中，探讨两性关系、爱情、女性的文章不多。最有收获的是三方面：一是探讨侠义进取精神和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重塑；二是反思正统文学史对金庸和武侠小说的偏见，进而就“雅俗之辨”进行思考；三是归纳和评价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 第一方面的研究收获最丰。陈墨在《金庸小说与汉民族的文化批判》巧妙地指出金庸，“往往不自觉地褒扬少数民族，贬抑中原汉人”，从早期“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跳出来”，批判汉族文化中虚伪、柔弱的方面。严家炎的《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指出，和传统武侠小说相比，其现代精神表现在否认“快意恩仇”、滥杀无辜；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民族问题；放弃正邪两分观念，“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考察各派斗争”；人生观兼顾“社会责任与个性自由”；特别可贵的是“潜藏独立批判意识”，尤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与此相似，周宁发现众多男主人公的父亲“缺失”，他们的“身世之谜是民族命运的象征”，而“武侠小说创作和阅读使华人在幻想中完成文化认同式”。严伟英详细梳理了《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顺时间考察金庸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变化，推测写《侠客行》前金庸经历了骨肉惨剧，而李敖在《我的自白书》中提到金庸曾夭折一子，大恸——笔者佩服严伟英敏锐。 第二类题目有林焕平的《关于文坛重排座次问题》、孔庆东《金庸小说的文化品味》、刘炳泽《金庸的末班车与文学观念的变革》、陈墨的《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总的来说，金庸小说的价值和地位正在得到越来越明确的肯定，传统的“学院研究”对金庸和整个通俗文学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理智的态度。 第三类题目数量较少，宗源把金庸与英国间谍侦探小说家勒卡雷进行比较，侧重艺术手法，认为二者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高境界。《浅谈金庸古龙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侧重求二者之同，没有指出二人各自的特点。严家炎从金庸小说为什么吸引人切入，总结其情节上的继承、借鉴与创新。冯其庸借《论〈书剑恩仇录〉》，指出金庸小说的风格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精神，大写意的手法，重在塑造人物的精神气质。”作为红学专家、著名学者，冯先生著文本身就是对金庸小说的褒扬，证明学术界对金庸小说的接纳与肯定——当然，仍有不同意见，但不改变总的态度。 特别突出的是陈墨的金庸研究系列著作，《金庸赏评》、《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人话》、《金庸小说艺术论》和《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共近200万字的书稿”。此外金庸的散文和评论亦散见各处，如《韦小宝这家伙》，深入浅出论述了韦小宝和中国人的性格，《金庸论侠》是他在北大回答学生提问的记录。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政论，想来他的政论在大陆出版应该不会遥远，这将成为金庸小说研究的重要材料。 和本文一样专门论述女性形象、两性关系的专题文章甚少，主要散见于第一类论述“小说——文化”的文章之中。陈墨在《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观》里指出，金庸笔下爱情的特点是“广泛性多样性”和“深刻性独创性”，写出了“爱与人性、命运、道德、伦理”的关系。古代的郭靖、杨过和张无忌的形象中，实际上注入了现代意识。他举陈家洛、石清不敢爱“女强人”的故事为例，指出金庸揭穿了“男人强大的神话”，“写出了某种真相”。韦小宝娶了七个老婆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男女关系的文化景观”。 严伟英紧密结合作品指出《神雕侠侣》的爱情描写表明当时金庸的“写作思想处于重要转折阶段”。师徒相恋、女方失身两个关键情节的设计有很强的叛逆倾向。胡一刀夫人的形象标志着1959年其“言情创作步入成熟”。严伟英独具慧眼地指出，在古代男人多妻，实际生活中丐帮帮主完全可能嫖妓，婚姻常常有金钱考虑等等，而金庸一概抹去这些“世俗特征，维护爱情童话的纯洁性，维护童话人物的更高尊严”。孔庆东指出“金庸写情不逊于任何人，广度、深度、力度均为大师级，是言情又超言情”。冯其庸一针见血地批判陈家洛献出香香公主“既无情又无义”，“表面上是陈家洛自己作出了牺牲，实际上是污辱了喀丝丽”，对才智武功兼备的美人霍青桐一掬同情泪。 本文试图在考察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做相对集中全面的分析，分析对象以十二部篇的女主人公为主，她们是：《书剑恩仇录》——霍青桐、喀丝丽；《碧血剑》——夏青青；《射雕英雄传》——黄蓉；《神雕侠侣》——小龙女；《雪山飞狐》——-苗若兰；《飞狐外传》——袁紫衣、程灵素；《倚天屠龙记》——赵敏、周芷若；《连城诀》——戚芳、水笙、凌霜华；《天龙八部》——阿朱、王语嫣；《侠客行》——阿绣；《笑傲江湖》——任盈盈、岳灵珊；《鹿鼎记》例外，七个女子都不能算女主人公。 金庸赋与这些人物青春、美貌、聪敏和善良，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共同特征，真正的特征必须是人物的灵魂精髓和人格核心，是全书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性格基础”，渗透在人物的一切言行中，而且对全书思想寓义的最终形成不可或缺。按此标准，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具有如下特征：她们是“爱情动物”，有“仙化”倾向，以她们清纯的性情反衬男性世界的污浊。 爱情动物：“爱情动物”可以概括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最核心特点。 不但上述十余人，包括书中的大小配角，几乎无一例外。她们在书中最主要乃至唯一的功能是作为男主人公的追求者、追求对象、恋人或妻子。金庸笔下的母亲形象少而单薄。男主人公的母亲里，着墨最多的是张无忌之母殷素素。《倚天屠龙记》里前十回她实际上担任了女一号的任务，但她在书中主要是“张翠山的恋人、妻子”，而非“张无忌的母亲”。 她在张翠山自刎后毫不迟疑地殉情，当时张无忌只有十岁。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胡夫人，她殉情时胡斐尚在襁褓之中。刀白凤并没有为独子段誉选择生存。 这些“母亲”在男女爱情和母子亲情间倾向于前者，更加弱化了她们的“母亲”角色。《侠客行》后记中金庸称这部书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但闵柔是否石破天之母不能完全断定，即使假定是，金庸对其母子之情的描写仍然很单纯，没有写出深厚的层次感来。 女性在小说可能担任的两种最常见角色其中的一种淡化得近于无，使得她们在爱情中的表现更加突出。离开爱情故事的框架，她们的美丽与善良无人能赏；她们的勇敢与多情也将失去“用武之地”；她们的才艺点缀在自己的爱情里，更点缀在书中。尤其是她们的去留行止紧紧追随意中人，并且常常是女性主动相随，这在古代的真实生活中不能发生，却在金庸小说中多次出现：《书剑恩仇录》中总兵千金李沅芷“霍霍青霜万里行”，仗剑追赶余鱼同；《射雕英雄传》里穆念慈一路偷偷追随杨康，只为在窗外偷偷看他一会儿；《天龙八部》里王语嫣这个标准闺秀竟跟着慕容复万里远赴西夏，钟灵离家寻找段誉竟至脸上微有风霜之色；《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多次尾随张无忌，关键时刻就冒出来；《笑傲江湖》里仪琳和父亲不戒和尚下恒山上华山找令狐冲，而圣姑任盈盈以未嫁之身背一个青年男子到少林寺治伤，在中国古代简直匪夷所思。 为什么这种历史上乃至当代都有罕有的情形在武侠小说中并不让人感受到突兀和虚假？ 诚如华罗庚所言，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武林（江湖）这一特定的、虚构的世界，固然非古代社会所能比，甚至也比当代社会自由。在这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里，作者和读者达成默契，对许多社会规范和现实限制忽略不计。然而言行自由度的超现实不等于人物性格和知、情、意的超现实。“霍霍青霜万里行”令人信服，不仅因为李余二人身在江湖，更由于它符合人性的真实。在古代里可以找到许多女子愿意随恋人、丈夫远行而不得的例子。李白的《长相思》：“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杜甫的《新婚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正是有这种深沉热烈的感情做基础，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种种惊世骇俗追求爱情的言行，虽然违背历史的真实，却达到了人性的真实。 金庸笔下的男性形象不乏有情人，他们同样为爱情付出真诚和执着。 郭靖专一、杨过不羁于世俗只求真情实现、丁典的执着、段誉在爱情中的痴迷与无私……丝毫不比女性在爱情中的表现逊色。但男性形象在爱情之外还蕴含着国家政治、民族关系、社会规范与个性自由、理想人格、人生价值等等多层次、多方面的角色功能。女性形象显然远不如男性形象内容丰富。她们的整个身心投入爱情之中，她们的命运系于爱情中，她们的形象在爱情和婚姻中完成。如果可以粗略地把一个人物的结局归入“悲剧”或“喜剧”，那么女性形象不必考虑是否有事业、国家、人生等其它层面，她们只有爱情，两情相悦、得成佳偶便是“喜剧”，相思无望、遇人不淑便是“悲剧”。男性形象显然远不止此。《射雕英雄传》结尾：“两人一路上但见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由得感慨不己，心想二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对国家命运的担心主要来自郭靖，而非黄蓉。《倚天屠龙记》结尾时，张无忌事业的失落、人格的大缺憾、他关心的百姓命运，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答案，心满意足的只能是赵敏而非张无忌，更不是读者。所以，同是有情人，同在为情苦，女性形象的核心特征是“爱情动物”，男性形象则不是。 与善良纯情的女主人公们不同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怨妇。《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侠客行》中的梅芳姑，《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秦红棉、王夫人、康敏，《笑傲江湖》中仪琳之母哑婆婆。爱情的失败使她们变得乖戾、暴躁、自私，甚至狠毒。表面上的强悍独立，恰恰源于一种深刻的依赖心理和狭隘的人生境界。她们认为应该供自己依赖、欣赏自己、照顾自己的男性让自己失望了，所以她们有权不负责任、报复社会。菟丝草依附大树未遂，便变成了毒藤，终其一生也没能长成一棵树。 纵观金庸小说主要女性形象，唯一一个不能归入以上两类的例外，是《笑傲江湖》中的恒山派掌门人定闲师太。这位是得道高尼，胸怀宽广、勘破生死，坚持正义而又不拘泥礼俗，临死前将掌门人之位传给当时“声名狼藉”的令狐冲。这一惊世赅俗的选择意味着定闲师太超越了三重观念：一是门户之见——令狐冲不是恒山派弟子；二是正邪之分——令狐冲早已走上“邪路”；三是男女之别——让这个青年男子领导和管理一群尼姑。更难得的是做出这一选择时她是那么从容、自然，既无疑虑，也不自得。同为“反封建礼教先行者”，和杨过之“狂”、黄药师之“邪”相比，定闲师太无视礼教而不以为意，俯视人生而不以为傲，境界更高。囿于史实，金庸未能给定闲师太更高的声望和地位，但她的精神光辉完全不逊于《天龙八部》里的灰衣僧和《倚天屠龙记》里的张三丰。这一女性形象是罕有的不以爱情为生命的特例，她代表的人生境界和哲理寓意超越了日常生活层面，已经极少性别色彩。 仙化：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的第二特点是“仙化”。 黑格尔认为：“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和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相适应，金庸笔下的女子普遍美丽、健康、善良、纯洁，在刀光剑影、血腥权诈之中读来，更觉清新爽目。实际生活中女性的小器、自私、虚荣、乖戾，金庸很少写到。略有一点放到年轻女子身上，也都在可谅、可解、可怜甚至可爱的范围之内。黄蓉的小器刁蛮使人觉得是出于对郭靖的深爱；温青青吃醋吃得有些过头，但她因为自己是私生女一定很自卑，也可以理解；小龙女愿意帮蒙古人，因为他们赞成自己和杨过的婚事，有些人觉得是“不识大体”，有些人却恰恰爱她“不食人间烟火”；戚芳意志不坚，没能一直忠于对狄云的爱情，但她一生善良、命运不幸，让人叹她怜她不忍责怪她。 在对女性形象普遍进行“净化”之外，金庸营造了一系列情景交融的“美人出场”意境。每逢写到这里，文字如词赋般文雅典丽。 黄蓉第一次以女儿身出场是在梅林边的湖上，四周冰雪莹然。《天龙八部》里钟灵、木婉清、阿碧、阿朱、王语嫣，更是“美”不胜收。阿碧出场，紧接在鸠智摩和段誉的性命相博之后，气氛为之一缓。阿碧浑身上下散发着吴越文化的气息，人品与方言、山水、民俗高度浓缩在阿碧出场的这一段文字里。没有对家乡文化的深彻了解和深切眷恋，阿碧的出场不会这么精彩。《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出场神秘而幻丽，旅途之中突然把男主人邀到秀丽的园林中喝酒。金庸此处写赵敏重在写神韵，她身上各种气质混杂，每一种气质都预示看这个人物形象的一个侧面。 仙化倾向最集中的表现在两部书的女主人公形象上。她们几乎被塑造成仙女，具有绝俗的美貌和风姿、内心纯洁天真、不知世事，心地和身上的衣服一样洁白无瑕。一是《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一是《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 香香公主的美被金庸用浪漫手法大加渲染，“那少女的至美之中，似乎蕴含着一股极大的力量，教人为她粉身碎骨，死而无悔。”香香公主的眼泪能让清军士兵愧疚自杀，让残忍鸷刻的清朝统帅兆惠“心肠竟也软了”。她的美被赋与了净化灵魂的力量，近于仙子。 香香公主的美来自她极端的纯真、善良，小龙女的美则来自她极端的冲虚、宁静。香香公主更多现实生活的气息，她有亲情关系，有政治立场，深刻地卷入了全书主要矛盾，即反清复明的红花会与清政府的矛盾。小龙女这一形象则显然是受《庄子》启发而创造出来的。“藐射姑之山，有神人居焉”。她没有亲人，与古墓外的世界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和感情联系。她唯一“有所求”的，是与杨过的爱情。正因为没有其它任何东西可为之分心，她的爱情特别强烈执着。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会如此“仙化”？首先，武侠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是男性，而且是通俗作品。与高雅文学相对，通俗文学主要是追求普遍性而非精英气质，追求阅读中的认同感受而非独特的个人体验，追求对现存文化的认同而非对现有文化的反思（当然，金庸小说在许多地方已经达到了雅俗共赏进而溶解“雅俗之分”的境界。不过在“仙化”女性形象这一现象上，金庸更多地倾向于通俗）。不论男性读者的文化层次、生活经历、气质性格如何千差万别，对异性美的欣赏和向往却不会相差太多。美丽的女性形象为书中的主人公，更为读者，在紧张的生活和巨大的“事业压力”之外提供了使他们愉悦、放松的审美对象。金庸采取通俗的姿态把女人美化，但不堕入庸俗。写女性和情爱时绝不涉及色情，即使在香香公主裸浴、小龙女被奸污这样“有机可乘”的情节上，作家的分寸拿捏得仍然很准。这与金庸的家世和修养关系很深。海宁查家在清代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进入本世纪，海宁查家仍然俊彦辈出。文学上有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穆旦），小说家、政论家查良镛（金庸），音乐上有歌唱家蒋英（钱学森的夫人、金庸的表姐），政界有查济民先生。金庸的作品是传统文化中诞生的奇迹，他本人亦是几百年传统家学熏陶出的“宁馨儿”。 和金庸恰恰相反，古龙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现代西方观念中女性观的糟粕“兼容并包”，他笔下的女性风尘气重，他精心渲染的“林仙儿”恰恰毫无仙气。严伟英《辉煌掩不住的阴暗》对古龙小说两性观念的“恶俗”剖析得针针见血，不用我再废话。 金庸“仙化”女性的第二层原因是他在女性形象身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寄托着他对理想人性、对“人应该过什么样一种生活”的憧憬和设想。香香公主是生长于大漠的回族少女，小龙女是古墓里长大的孤儿。她们与现实生活、与汉族文化、与俗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隔绝，保存着一片纯洁心田。这正折射出作者对自己所处的文化深刻的批判，对男性处境地的无可奈何——书中的男性很难摆脱两种选择：或失其本心成为“坏蛋”，或坚持真心成为“倒霉的好人”。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没有仙化的男性形象？为什么金庸关于理想生存状况的设想没有寄托在着墨更多的男主人公身上？ 男性主人公中人格高尚健全的不乏其人，但他们都很坎坷、艰难，甚至极为不幸。实际上仙化女性恰恰表明小说作者没能更深入地了解和剖析女性。金庸对男性的人格、男性的成长、男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男性的内心世界，显然远远比对女性把握得更准，体会得更透，思考得更多。这很自然，每个个体了解人类的心灵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体察自已的心灵。作家笔下的每一种情感和情境，都是他在心中经历过的。我们永远不会说出自已从未想过的言语。 小说史上一号主人公与小说家几乎总是同性别的，佳作更罕有例外。 因为不了解，所以才有幻想的空白。古今中外男性作家创造“完美的女性”，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像了解男性一样彻底地了解女性。神秘和无知成正比。他们总倾向于塑造女性形象来寄托和代表光明、爱、和平、智慧这些“圆满”的意象，大约是他们对男性、对自已失望之余，于是以为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可以开发的品种——女人。但丁的贝阿特丽采、歌德的“永恒之女性”、里尔克诗歌中潜藏的智慧沉静的女性听众，莫不如此。 反观女性作家，她们笔下女性的可笑、可鄙、可怜、可恶、可恨大多比男作家入木三分。当然女性作家也一直不断地重造人格美好的女性形象，但夏洛蒂．伯朗特的简．爱、简．奥斯汀的伊丽莎白和爱玛、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拉姆奇太太、乔治．桑的雅典娜、狄金森诗中的抒情主体，仍然是尘世凡人。她们除了明显的人格缺陷外，更和残酷纷繁的现实有着极紧密的联系。她们和男性一样在挣扎、在艰难地寻求、在被压迫、在妥协，绝不是生来完美、纤尘不染。女性比男性更清醒地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仙女。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香香公主魔法般的魅力在男性世界里不论回汉、长幼、正邪都所向批麾，可到骆冰、李沅芷、周绮、关明梅眼中，她的光环消失了，还原成一个极漂亮的少女而已。周绮看不惯她，为霍青桐打抱不平，关明梅本来准备杀她，她们都认为香香公主违背了道德准则。金庸或许没有明确意识到两性眼中的“仙女”何其不同，不过他忠于生活，透露出部分实情——对女性形象的仙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天然的两性吸引和男性对女性的无知。其实，男性的恶德和弱点，女性一样不少。 人性与性别没有联系，性别只不过和时代、地域、年龄、民族一样，使人性呈现出表面的多样性。仙化的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男性欲望和幻想的投射，而不是女性本身。 “清女”与“浊男”：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她们组成的至情至真的女性群体与权利熏心的男性世界形成鲜明对照。 男女爱情为人类诸多感情中最强烈、最丰富、最有诗意的一种，它产生在人最敏感、最有活力的青春岁月，一直被作家们作为人类真性、真情、真心的代表和象征。文学中“爱情”的内涵几乎总是远远大于现实中的爱情。以“爱情动物”为人格核心的女性群体自然可能构成“至情至性”的载体。恰如曹雪芹把他的理想寄托在大观园里、女儿国中。 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符合历史现实和中国女性的客观状况；第二个特征“仙化”则代表了作者对女性人格的主观评价。在这两个特征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一看，我惊奇地发现金庸小说中“女清”“男浊”竟如此分明。 金庸揭露人性丑恶的代表作是《笑傲江湖》、《连城诀》。两部书都是寓言。《连城诀》写夺财，《笑傲江湖》写争权。人性的贪婪、自私、阴险、奸诈、凶残、虚伪集体亮相。然而，在这两个群魔乱舞的世界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女性是奸邪之徒。《连城诀》里较重要的男性角色，除了狄云和丁典，全都是贪婪控制的魔鬼。书中女性形象很少：戚芳、凌霜华、水笙。 她们的家庭背景和武功学识各异，但不约而同地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保持着纯朴的心。 在未知人世险恶前，她们的纯洁善良不足为奇，动人的是在遭受邪恶欺和暴力迫害之后，知道了人世险恶仍然坚持着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最具有震撼力的情节是戚芳在马上就可以和狄云逃走前一刻，出于夫妻恩情去救丈夫，被泯灭天良的丈夫匕首刺胸而死。 戚芳缺乏赵敏、任盈盈那样的识人慧眼，也缺乏黄蓉、阿朱面临困难和障碍时的坚定意志，然而这个纯朴的乡下姑娘却用生命证明了她是多么无心机。《笑傲江湖》人物更多，规模更大，严伟英在《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中推测“几年后创作的《笑傲江湖》，基本框架就仿佛从《连城诀》脱化而来”。和《连城诀》一样，《笑傲江湖》也没有“坏女人”。书中有姓名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任盈盈、岳灵珊、仪琳、曲非烟、宁中则、定静师太、定闲师太、定逸师太、蓝凤凰、老不死、哑婆婆、王夫人。她们不争名利，不施阴谋，不害人。岳灵珊移情别恋也许让一些读者忿恨，然而金庸在书中安排了足够有力的理由，没有写明而已。 一、余人彦调戏扮成酒家女的岳灵珊，林平之仗义误杀了他，表面上这条人命成为林家灭门的缘由，但岳灵珊焉能不感激林平之？钦佩林平之？ 二、令狐冲在林平之入华山门下之前已经结交“采花大盗”田伯光，中间夹进另一个美貌少女仪琳，这不可能不影响岳灵珊对令狐冲的印象。 三、岳灵珊负责直接指导林平之练剑，朝夕相处。恰恰此时令狐冲在山顶面壁一年。请注意：这两件事都是岳不群安排的。从后文岳不群使“冲灵剑法”诱劝令狐冲重归华山看来，他当时完全了解独生女与大弟子的感情进度。岳灵珊是岳不群手上的一颗棋子，用好了，全盘皆活。她若和林平之成亲，岳不群则可以父亲和师父的双重身份享有他早已垂涎的《辟邪剑谱》。后来令狐冲身价飚升，他又可以把已经与林平之订婚的女儿当作最有效的诱饵来钓令狐冲。 完全可以设想令狐冲面壁那一年，心思如此缜密的岳不群不会对岳灵珊和林平之的关系无所作为。所以岳灵珊实在是一枚可怜又可悲的棋子。这枚棋子至死痴情不改，一支福建山歌伴着她走向毁灭。 “男浊女清”的对比除了体现在对财富名利权势的不同态度上，也体现在男女对待爱情、两性关系的不同态度上。 金庸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观都很纯洁、很现代化，男主人公爱情观高出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和旧武侠小说之处，陈墨在《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中归为四点：爱情关系一对一；美女不再是给英雄的奖赏，英雄一样经历爱情的磨难；女性及其爱情故事在书中占据中心地位；将女性、爱情、婚姻视为人生重要内容。 然而金庸的浪漫精神并未阻碍他揭露男性在两性观念上的阴暗面。小说中有三处情节颇耐人寻味。 一是《笑傲江湖》中岳不群与蓝凤凰在船上会面。蓝凤凰爽朗大方、霁月光风，正是“人”该有的样子，反而引得“君子剑“和弟子们心神不宁。我以为这里的假道学可以与鲁迅的《肥皂》对比着读。 二是《连城诀》中汪啸风决意抛弃水笙的心理过程。最初他考虑过接纳被血刀老祖“玷污”的水笙——实际上未成事实。这代表了传统道德对男性“高标准、严要求”的一面，要求他们承担一切，其中也不无自视甚高的成分。然而随即另一种想法占了上风，娶一个失贞女子岂不颜面扫地？前后两种观念完全相反，然而都不是叛经离道、荒谬绝伦，它们都在正统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允许范围之内。 汪啸风对水笙的抛弃含有一个前提：水笙不是人。推理如下：财产和物品没有知情意识，抛弃破损的财产不会使它们愤怒、恐惧或屈辱→抛弃水笙时不必考虑她的反应，水笙不具有知情意识→知情意识是人特有的→水笙不是人。社会道德体系很复杂，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层次适用于不同的范围，达成和平共处。尤其要注意，默许的而不是宣讲的、不成文的而不是成文的、下意识的而不是理智选择的道德规范，实际上在的生活中更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行动。一种规范、一种价值观如果常常被学者挂在嘴上，写入文章中，刊在头版头条，恰恰证明它尚未真正溶化成为支配社会的精神力量。几曾见过有人著文号召《我们中国人要讲面子》？ 三是陈家洛在霍青桐，喀丝丽两姐妹之间陷入矛盾时的心理活动：“‘——唉，难道我的内心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想到此处，矍然心惊，轻轻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的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另一方面?/ca>
呵呵，大家说的都是武侠小说啊……我说一个：十三妹，《侠女十三妹》，也就是《儿女英雄传》不过，我特讨厌这部小说……
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资料来源：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你好，请 登录 或 注册 孔庆东看武侠小说2006-03-05 17:25:13 来自: 丹丘生 (重庆)提起武侠这个词，想必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这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个基本词汇了。但是这个词汇所包含的内容，“武侠”这个词所指的那种人，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神秘。“武侠”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人，既要身怀绝技，又要道德情操高尚，好像还带有一点神秘色彩，高来高去的，平时生活中好像不容易遇到。所以武侠，总是给人以某种神秘感。武侠这种人真的是那么神秘吗？真的是离我们很远？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之外很遥远的一个地方藏着，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出来吗？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其实武侠作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人，它的起源是很早的，或者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国家，出现了阶级，出现了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压迫，出现了社会不公正，出现了不公平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有武侠了。所以这种人物，才永远地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梦幻之中。我们有一句俗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凡是我们所梦想的东西，它不可能是毫无现实生活的根据的。武侠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如果讲起学问来，这是很复杂的，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探讨。我介绍一种意见，他们认为，武侠的精神最早来自于墨家的精神。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法家、农家、墨家，很多家。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武侠是不是来自于儒家？也有这样看的，因为儒家有一种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比如，在孔夫子身上就有这种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知道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因为它是正义的，我就要做它，即使不成功，我也要做到底，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应该说，在儒家的思想里面，也有一定的这种侠的精神的反映。但是，比较之下，墨家似乎更具有这种精神。墨子他提倡一种精神，叫做“兼爱”，用我们今天的思想去理解，他的主要意思是说，牺牲一点个人的利益，去为他人谋福利。所以说，墨家似乎比儒家更具有牺牲精神，儒家还讲一点中庸之道，而墨子所提倡的牺牲自己，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精神，似乎是比较早的侠义精神的体现。至于说，很具体地论述“侠”这个概念的，也有一些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韩非子。韩非子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同时是一个官僚，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君王出谋划策，他反对侠。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五蠹》，里面有一段话，表达了对“侠”的否定，对“侠”的概念的这种否定。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一句对仗的话，把儒--知识分子，和侠进行对比，这两个呢，一个是以文乱法，一个是以武犯禁。在韩非子看来，儒和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坏东西。也就是说，在统治者的眼里，知识分子和侠一样，都是讨厌的东西，都属于扰乱社会秩序，不让统治者好好睡觉的人，统治者把国家搞得安定团结的，偏偏有一种人叫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人叫侠，整天出来捣乱。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堵车，那儿不公正，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而侠他不提意见，他直接捣乱，他直接越过“警察”，自己去维持“交通秩序”，所以这些家伙，在韩非子看来，都属于社会的蠹虫，应该大力镇压。我们看韩非子这个立场，他是很简单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论述侠和儒的。他的这些观点，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够认同。不过，他从反面，也指出了侠的一个功能，他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能赞同，但是他把儒和侠最早联系起来这个思想，我们可以说，它是很深刻的。从韩非子的话中，给我们一个启示，侠的社会功能，和文人是很接近的，他们都是为社会鸣不平的。那么侠和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持批评态度，从批评的角度，一样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一般看来，我们觉得，文人和武人似乎是两端的，离得很远哪。古代上朝的时候，文东武西，两班站立，好像是两端，其实不然，恰恰文人和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他有一本书，是研究武侠小说的，名字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个名字很好，《千古文人侠客梦》，恰恰是文人，最喜欢做侠客梦。侠客，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我们主要是从小说中见到的，而小说都是文人写的，侠客形象都是文人塑造出来的，所以侠和文联系得是非常紧的。如果我们说到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起源，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些篇章，被认为是武侠文学的最早的源头。那还不是正式的武侠小说，但是是武侠文学的一个源头。那么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是怎么论述“侠”的呢？在《史记》中有两个“列传”，一个叫《刺客列传》，一个叫《游侠列传》。司马迁他的原话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这段论述，是对武侠精神很好地概括。但是我们注意一点，司马迁这里没有提到武，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侠是可以没有武的。我们今天一说，就是武侠武侠，似乎侠都必须有武，都必须有一点过人的本事，其实侠是可以没有武的。那么司马迁论述侠的特点，说他们的主要特征是，言行不合乎社会主流。不是说领导说什么，他马上就跟着说什么。但是他们做事，是“言必信，行必果”，这人讲义气，说话算数，男子汉大丈夫。然后是“不爱其躯”，就是不过分地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们今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第一重要，自己不能受一点损害，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家挤了一下，就要吵起来，过分地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侠客呢，是不过分爱惜自己的身体，首先考虑的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存亡死生”，救了别人的生命之后呢，又“不矜其能”，不夸耀自己，不要老惦记它。昨天是我帮了你的忙，那天我还帮你买菜了呢；上次我救了你家孩子一命……很少提这些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做了好事拂袖而去，做了好事不留名。所以我曾经有一个“谬论”，我到处传播这个“谬论”，我说，我们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侠是谁呢？就是雷锋，雷锋是我们中国当代的“第一大侠”。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发表我这个“谬论”的时候，学生们也不理解。他们说，雷锋怎么是侠呢？雷锋他也不会武功啊！雷锋虽然是个解放军，他也没打过仗啊，他是个开汽车的解放军啊。那么我跟同学们讲，是不是侠，跟他会不会打仗，跟他会不会武功，没有关系，只要他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别人谋利益，“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瓢泼大雨之夜，看见妇女抱着小孩，他帮助她送回家去，帮助老大娘过马路；自己攒的钱寄给灾区，这不是侠，是什么？这就是侠！人们为什么被雷锋精神感动？为什么喜欢个子不高，胖乎乎，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呢？是因为他身上有侠的精神，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了不起！所以学雷锋才学得起来，而不是说，他一定要身怀绝技，才去学他。那么，古代有很多--今天看起来是“武侠小说”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叫“武侠小说”，当时没有这个名字，当时都是有种种其他的名字。“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以后，我们为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方便而发明的一个术语。比如说，在《唐传奇》里边，就有很多武侠题材的作品。只不过当时不叫武侠，有的是写一种很神奇的武功，它是偏重于武侠中的武这一面；有的是写一种很不平常地帮助别人的一种侠行义举。唐朝之后呢，到了宋朝，宋朝的小说里面也有很多“公案小说”，“公案小说”里面有一些武侠人物。这些武侠人物的精神，跟唐朝比呢，略有逊色。总之，是武侠在现实生活中和在文学作品中的发展，似乎有一个走下坡路的趋势。其实，是随着封建国家机器的强大，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所以侠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很多事不用你管了，国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警察，有军队。那么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武侠文学的资源，汇聚起来，产生了一部古代最杰出的，最著名的武侠小说，这部小说就是《水浒传》。那么《水浒传》，以前我们把它叫做公案，后来的文学史也把它叫做“英雄传奇”，这都是对的，它是英雄传奇小说。但是如果我们从武侠小说的角度来看呢，《水浒传》也是古代最优秀的武侠小说的代表。我们今天想一想，《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那不都是标准的一个一个的武侠吗！要武有武，要侠有侠，它所弘扬的精神，也是正宗的武侠精神。所以《水浒传》给了后世无数的武侠小说以思想的和艺术的启迪。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武侠小说都在不断地发展。比如，清朝后来就出现了像《三侠武义》、《七侠武义》这样一系列的作品。还有著名的，像《儿女英雄传》、《好逑传》。到了这部分小说，慢慢出现了一个“英雄加儿女”的模式，有男侠客，也有女侠客，或者侠客旁边有一个美人。可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或者说，走向最黑暗的时候，武侠小说也一蹶不振，长期没有很优秀的作品出现，而且更要命的是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一落千丈。侠客本来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光辉万丈的英雄，可是到了晚清的小说里，武侠都成了朝廷的鹰犬，成了朝廷的爪牙。我们想，武侠一开始是什么人呢？按照司马迁的那种写法，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我们不要以为，社会闲散人员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闲散人员里边有坏人，但是也有好人。这些侠客是凭着自己的良心，为社会鸣不平，他看见统治者做得不对，他就出来帮助弱者，拔刀相助。一开始，侠客应该跟朝廷，跟秩序是处在对立面的，他应该是跟朝廷作对的。所以韩非子才说“侠以武犯禁”，仗着自己有一点功夫，就来破坏法制建设。韩非子是这样批评他们的。正因为他跟朝廷是对立的，所以历朝历代都要大力地镇压侠客，特别是镇压武侠。那么镇压来镇压去，杀的杀了，死的死了，还有一部分就被朝廷收买了，收买了就把他融进了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把他吃进去了。这些侠客就变成了朝廷的人员，变成了“捕快”。所以我们看，清朝末期有很多小说，都叫什么“公案”--《于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刘公案》。那么这些公案小说里面的第一主人公，都是一个政府官员，都是一个政府的清官。这些小说里的侠客，一个一个都被招安了。招安了之后，就变成了包公身边的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我们一看京剧，包公一开头就叫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那么这些人物一旦变成了“张龙、赵虎”，他就没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备英雄的色彩。我们今天看戏，我们去看包公戏，谁去注意台上王朝、马汉的形象呢？没人注意，他站在那儿就是一龙套，今儿这演员病了，换一演员还能演，我们并不提意见，我们只对包公这个形象加以格外地注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么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个高级领导人，开封府尹，只不过他是一个清正廉明的高级领导人而已，他是一个大清官。那么人民为什么要看包公戏？为什么需要包公？就是因为社会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经常有冤假错案，可是除了冤假错案，人民不去呼唤法律健全，而是呼唤包公，希望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清官，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那么这种幻想反过来又加剧了法制的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一套制度，靠一套办法，靠一套规章制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这个，而去幻想包公。所以只能满足一种梦幻中的需要。那么到了“包公”铺天盖地的时候，武侠就隐没了。可是由于晚清时中国面临着民族危亡问题，虽然武侠小说中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却越来越需要侠的精神。就在晚清的革命运动中，比如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这些人中开始重新鼓吹武侠精神。包括鲁迅等人，他们都很推崇一种带有侠义色彩的铁血精神。晚清的革命党人，从武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种侠义，“侠义道”的精神。比如说，我们知道著名的革命党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个号，叫鉴湖女侠，自号鉴湖女侠。其实很多革命党都是起了这样一个带有武侠精神的号，以侠客精神自诩。他们认为，要改变当时中国的现实，非有一腔侠义精神不可。我们都知道谭嗣同的故事，谭嗣同他自己愿意，为了变法而流血，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中国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人流血牺牲，他说“此国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请自嗣同始”--请从我谭嗣同开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来慷慨就义。这种侠义精神是很感人的。那么在晚清的时候，侠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逐渐地复苏，国人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不昌不盛，是跟侠义精神的堕落有关系，国家腐败了，没有人出来挽救山河。我们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它是很悲壮。我们看，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其实看上去是明明要失败的，不过是在海外募集了一点钱，然后回来制造炸弹，然后找几十个人，怀里揣着炸弹，弄一小筐，筐里放了些炸弹，就去攻打总督衙门，那能胜利吗？如果用统治者的话来说，这不是来送死吗？所以这些起义大部分都是寡不敌众，这些革命党大多数都成了烈士，包括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从军事上看，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牺牲，它积累起一种思想意义，能够唤醒国人。所以我们如果去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看那些辛亥革命的英雄的时候，是会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们自己去的时候就知道要失败，要死。很多朋友可能还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我们看《与妻书》里写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知道自己不能回来了，他已经告诉自己的妻子，以后可以改嫁。明明知道是以卵击石，但是他就是要抛弃自己那样幸福的爱情生活。所以说，这些人是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侠客。那么到武侠小说中的这种侠义精神的恢复，是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新的武侠小说，我们后来把它叫做“现代武侠小说”。可能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样的名字。比如说，平江不肖生，可能有年纪大的朋友会读过。还有还珠楼主，这样的名字可能你们知道。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江湖奇侠传》为代表的新的武侠小说。后来就慢慢地进入一种繁荣阶段，出现了像平江不肖生，他的本名叫向恺然。他有一个重要作品，叫《近代侠义英雄传》。这个小说里面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霍元甲，霍元甲的形象是在这里塑造的；还有一个，也是历史上的真人，叫大刀王五，就是当年和谭嗣同有过来往的这样一个江湖奇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在这部小说中，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塑造成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其中，有一段主要情节是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这个后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吸取素材加以渲染，霍元甲跟外国大力士打擂比武，并取得胜利的。这个情节，它是现实生活中的真的事情，也是当时很轰动的新闻。在这个小说中，他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他写霍元甲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国人受辱。其实，正宗的武林界的大侠，他是不轻易出来走动的，不轻易出来参与俗事的，每天经常出来参与各种媒体，参与各种集会，这些人往往不是大侠，有一部分可能是；不是，也不是修养很高的人。我小时候接触过很多武术界的朋友，真正有功夫的人，他是不出名的，轻易不打架的，跟别人发生冲突，他都是忍耐的，不求名，不求利。像霍元甲这种人，本来也是应该安安稳稳地，过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外国大力士在擂台上公开地侮辱中国人，所以他要为国雪耻，不让国人受辱，所以他才出来。所以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无端找他们这种受人豢养，供人驱使的大力士比武，实不值得。霍元甲自己也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失我的身份的，他看不起这些大力士，这些所谓“大力士”就是受人豢养的，到这儿来表演挣钱的，我跟他们比武，不是失了身份吗？多跌份哪！为什么还要出来去比呢？是实在忍不下这口恶气。那么霍元甲在为国雪耻的同时，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他没有因此，就是打败了外国大力士之后，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强，外国人不行，他没有这样。所以他并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而霍元甲所说的“报国”的这个“国”，并不是朝廷，而是中华民族。他说：“至于大清的江山，也用不着我们当小百姓的帮扶。”这个小说里边，写的霍元甲形象，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清楚，我报国，我为国雪耻，是这个民族，不是那个朝廷。所以这里面，就表现出平江不肖生这个作家，他所推崇的侠义精神。其实是一种人民性，是一种出乎天地正气，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而现代武侠小说，从一开始所奠定的现代武侠精神，后来在梁羽生、金庸那里，都得到了继承和光大。所以我一再说，梁羽生、金庸他们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许多基本东西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只不过接过来接
参考文献一般是写论文中所有参考到的文献。那么，论文参考文献怎么写呢?下面我来教你写论文的参考文献。
论文参考文献标准格式
1.专著：[序号]作者.书名[M].版本(第1版不著录).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2.期刊:[序号]作者.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3.会议论文集(或汇编):[序号]作者.题名[A].编者.论文集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4.学位论文:[序号]作者.题名[D].学位授予地址：学位授予单位，年份.
5.专利:[序号]专利申请者.专利题名[P].专利国别(或地区):专利号,出版日期.
6.科技报告:[序号]著者.报告题名[R].编号，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7.标准:[序号]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颁布日期.
8.报纸文章:[序号]作者.题名[N].报纸名，年-月-日(版次).
9.电子文献:[序号]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电子文献的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任选).
10.各种未定义类型的文献:[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Z].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选择参考文献时应该注意的因素
通读备选参考文献并掌握研究范围
在最终确定你需要的参考文献之前，务必摸透每一篇文献的精髓。在信息化尚未如今天这般发达之前，论文作者一般需要亲自前往图书馆翻阅装订厚厚的过刊，并搞到副本之后方能决定最终需要的参考文献，最痛苦的莫过于还得通读全文。
不过，现在在线数据库资源已经非常发达，我们可以通过很多软件或者平台(比如EndNote、RefWorks或者 Mendeley)将可能需要的参考文献直接下载到自己的账户当中即可。
但不幸的是，很多论文所选择的参考文献和作者所讨论的课题相关性不大，有时甚至不存在相关性，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有一个早期的调查(Paper Trail Reveals References Go Unread by Citing Authors. DOI: 10.1038/420594a)指出，论文作者真正通读过的参考文献数量只占所有参考文献数量的25%。
这种情况会对读者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比如说，读了你的论文的人会误认为那些与你所讨论研究课题不相关的参考文献有参考价值，因此这些不具备针对性和相关性的参考文献就被引用到了下一篇文章当中。
好好的文献本来与你无冤无仇，不适当的引用的话，你就会成为始作俑者。
使用正确的`引用格式
确保参考文献信息的完整，要包括作者姓名、期刊名以及分页等。与文献的原始发行版本进行比对，以核对信息的准确性。如果数据库中原版信息条目有误且被引用之后，这些错误信息就会像病毒一样扩散。
常见的引文格式有APA、CELL、Chicago、Harvard、MLA、Nature以及Science。下面我们就同一篇文章，列举出这七种引文格式。为了阅读便利，我选了一个较短的文章标题。
论文题目：Graphene as a new sorbent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APA格式
Sitko, R., Zawisza, B., & Malicka, E. (2013). Graphene as a new sorbent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TrAC - Trends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51, 33–43.
CELL格式
Sitko, R., Zawisza, B., and Malicka, E. (2013). Graphene as a new sorbent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TrAC - Trends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51, 33–43.
Chicago格式
Sitko, Rafal, Beata Zawisza, and Ewa Malicka. 2013. “Graphene as a New Sorbent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TrAC - Trends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51 (November): 33–43. doi:10.1016/j.trac.2013.05.011.
Harvard格式
Sitko, R., Zawisza, B., Malicka, E., 2013. Graphene as a new sorbent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TrAC - Trends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51, 33–43. doi:10.1016/j.trac.2013.05.011
MLA格式
Sitko, Rafal, Beata Zawisza, and Ewa Malicka. “Graphene as a New Sorbent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TrAC - Trends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51 (2013): 33–43. TrAC - Trends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Web.
Nature格式
1.Sitko, R., Zawisza, B. & Malicka, E. Graphene as a new sorbent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TrAC - Trends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51, 33–43 (2013).
Science格式
1. R. Sitko, B. Zawisza, E. Malicka, Graphene as a new sorbent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TrAC - Trends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51, 33–43 (2013).
自引的管理
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引用自己发表论文作为参考文献的数量。我们心里都非常清楚自己的文章被引用的重要性，因为以前发表的文献提供的信息包括早期发现、实验程序以及与目前工作相关的分析。自引也可以帮助期刊的编辑、审稿人以及读者确定你目前发表的研究结果不仅仅是前期工作的增量推进。
但是作者自己发表的论文不应该占据所有参考文献的支配地位，将自引数量保持在20%至25%以下是比较理想的程度。自引使用过渡的话，你对h指数的功利心便昭然若揭。
比如一位教授的论文引用情况为，共发表了30多篇SCI论文，共被引用为455次，其中他引达432次，也就是自引为23次，他引率超过95%!应该说这个他引率很高。显然,过高的自引率不好，但是，过高的他引率就一定好吗?
高他引率可表示所开展研究工作受到关注或认可度较大，但同时也可能表示其研究工作的离散性大或系统性差。
因此，他引率可能并不是越高越好，至于多高的他引率才比较好，这可能与发表文章的数量和研究内容有关，难以定量推算，但从感性上说，对于发表一定数量论文(如几十篇以上)的作者来说，如果他引率高过95%，可能说明其工作的系统性不够好，如果他引率低于50%，可能说明其工作被别人认可度不高。
在“新”与“旧”之间取舍
这里要讨论的就是如何在开创性论文和目前渐进性论文之间做平衡和取舍。
时代久远的文章提供了概念的起源，会给创造概念、方法和分析的作者一定的信誉度。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近期发表的论文则体现了这个领域内的研究兴趣。
这里要为大家提个醒：如果你选择的参考文献全部都发表于十年前，则意味着你想研究的课题已经被淘汰了。
具体有以下几种类型：M——专著C——论文集N——报纸文章J——期刊文章D——学位论文R——报告，采用字母“Z”标识。对于英文参考文献，还应注意以下两点：1、作者姓名采用“姓在前名在后”原则，具体格式是：姓，名字的首字母。2、书名、报刊名使用斜体字。
从《西游记》透视官场百态 毕业论文对很多没写过论文的同学来说，可是件难事。下面为大家收集了一篇从《西游记》透视官场百态-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西游记》不但是一部神魔小说，更是一部官场小说。然而，把它作为官场小说来研究的较之甚少。本文试就把《西游记》作为一部官场小说来论述，描写出了封建官场的虚伪与罪恶，以及统治阶级的残暴与冷酷。 【关键词】西游记 官场 百态 前 言 熟读《西游记》之后，从原本的对僧徒四人以及众仙、妖的爱憎中超脱出来，隐约看到了它的另外一个牵着全文的脉络，那就是“官场”两字。 对《西游记》的研究，自从它问世以来就从未间断过，特别是对书中人物的研究，如对孙悟空、猪八戒、唐僧甚至是对各个神仙菩萨的研究，可谓是众说纷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有的专家学者说《西游记》其实就是一部官场小说，之前我总是将信将疑，好端端的一部神魔小说，凭什么要硬生生地和官场扯上关系呢!偶尔浏览的几个专家的观点也觉得未免有点牵强附会。可是，当自己真正以研究的眼光来审视时，以超脱普通的爱憎情感来重新细读《西游记》之后，隐隐约约中，也看出来书中所描绘的僧徒与神妖之间的关系确乎道出了官场之百态。 自古以来，官场，就是一个让人感到神秘邪乎而又敬畏的地方，里面总是有很多的故事和丰富的内容。同样，《西游记》也是如此，书中描写的神灵妖魔，与封建社会的愚昧迷信思想以及“家天下”的封建官场制度结合在一起，让人感到神秘邪乎，而且畏惧。 然而，官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曾经看到一本书中这样描述官场：官场没有裁判，谁叫得最响，谁就是歌唱家;谁先到达终点，谁就是冠军。然而，叫得最响的，未必是唱得最好的;得了冠军的，未必是跑得最快的。官场永远只有结果，没有过程，不分春夏秋冬①。 这段关于对“官场”的定义，可谓是一针见血地说出了官场的本质。我曾经看过许多官场小说，里面都是赤裸裸地描述权钱、权色交易以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而《西游记》中的官场，却写得相当隐晦，在封建官僚的高压下，作者高明地把抨击封建官场制度转化为神魔之间的斗争，今人读《西游记》，只有通过透视，才能看出其中描写的官场百态。 作者是高明的，他的《西游记》里面的人物关系很简单，不外乎是去西天取经的唐僧师徒四人与众多神仙、鬼怪之间的关系，文章的情节脉络也很清晰，就是写师徒四人如何历尽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得真经的故事。可就是在这如此简单的故事情节中，却透视出了另一种文化——官场文化。 官场是错综复杂的，百态横生。从《西游记》里我们可以看到封建官场中一些常见的现象：官员之间互相踢皮球与官官相护、贿赂与腐朽丛生、凡事都讲究后台靠山、关系网复杂以及官场中的怀恨报复等。 注：①选自张耀南、李柏光、肖伟中 编著的《官场文化》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第1页 一、踢皮球与官官相护 在《西游记》中，唐僧师徒的取经路上有时候碰到的妖怪太过邪乎，凭己之力无法降服，只好上天请道行更高的神仙帮忙。在请求援助的过程中，我们便有机会看到神仙们的另外一番面目：不是互相踢皮球就是互相包庇。这种处事的态度与方法，我们现在俗称为关系学，是官场上的一种关系学。有人这样给“关系”一个说法：看不透人情世故，做什么都不灵;深谙关系之道，方能处处游刃有余。 且看《西游记》书中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人(乌鸡国王的魂灵)道：“他的神通广大，官吏情熟，都城隍常与他会酒，海龙王尽与他有亲，东岳天齐是他的好朋友，十代阎罗是他的异兄弟。因此这般，我也无门投告。”三藏道：“陛下，你阴司里既没本事告他，却来我阳世间作甚?”那人道：“师父啊，……夜游神……着我来拜谒师父。他说你手下有一个大徒弟，是齐天大圣，极能斩怪降魔。今来志心拜恳，千乞到我国中，拿住妖魔，辨明邪正，朕当结草衔环，报酬师恩也!”(节选自《西游记》第三十七回) 从下划线的语句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神界的政治关系，和人世间的政治关系是一样的，打官司，讲得是亲戚朋友的关系，自古衙门一个口，有理没钱莫进来，有钱没关系也免谈!官与官结亲，官与官是友，那些地位低下、没有人事的人要打官司，要想扳倒地位比自己高的人，谈何容易!只有两个字：没门! 这种情况不但在神界鬼界，人间照样也存在。在封建社会，一个人一旦进入了官场，就会千方百计地去结识比自己官大的、地位高的人，并与之或称兄道弟，或沾亲染故，总会绞尽脑汁地攀上点关系，为自己的仕途铺好路子，甚至是一旦自己出了问题，上面也好有人担保庇护。这种现象，即为“官官相护”。平民百姓以及那些小官们被这些人侵害，莫想讨回公道，也无从告起，只能是忍气吞声，含冤饮泣。再看衡阳峪黑水河神的遭遇，讲的就是这种现象： 只见那下湾里走出一个老人，远远的跪下叫：“大圣，黑水河河神叩头。”行者道：“你莫是那棹船的妖邪，又来我么?”那老人磕头滴泪道：“大圣，我不是妖邪，我是这河内真神。那妖精旧年五月间，从西洋海趁大潮来于此处，就与小神交斗。奈我年迈身衰，敌他不过，把我坐的那衡阳峪黑水河神府，就占夺去住了，又伤了我许多水族。我却没奈何，径往海内告他。原来西海龙王是他的母舅，不准我的状子，教我让与他住。我欲启奏上天，奈何神微职小，不能得见玉帝。今闻得大圣到此，特来参拜投生，万望大圣与我出力报冤!”(节选自《西游记》第四十三回) 对于那些饱受欺凌的弱势群体来说，如上面划线的语句，黑水河神伸冤无门，自身又无力报仇，结果往往是会寻找另一条出路：找个英雄替自己出气。于是乎，孙大圣便成为他伸冤昭雪的一根救命稻草，一个可以寄托的希望。在封建社会，这种打抱不平的事常有发生，源头就是为官者的踢皮球或官官相护，不能为民排忧解难，使得生活在底层的人民的利益受到侵害，冤屈难申，只好另谋出路。英雄也就应运而生。正所谓官逼着民反，为官者不作为，只顾一己之私，弄得百姓怨声载道。 《西游记》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官场的本质上来讲，这种踢皮球或官官相护其实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又不得罪于人，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不想因为一点在他们看来是鸡毛蒜皮的事而影响自己的前程，所以明哲保身。我们再看书中这样一段情节： 如来听说，将慧眼遥观，早已知识，对行者道：“那怪物我虽知之，但不可与你说。你这猴儿口敞，一传道是我说他，他就不与你斗，定要嚷上灵山，反遗祸于我也。我这里着法力助你擒他去罢。”(节选自《西游记》第五十二回) 如来明明知道青牛是什么妖怪，与何人有关，可是他就偏偏不点破，只叫孙悟空去找太上老君。如此看来，这个如来佛祖的城府是何等的深!他深谙官场中的人际关系学，懂得领导之间要“官官相护”，不要互相拆台，更是不超越彼此的管辖范围，“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清理门户也不需要由他来强出头，况且说不定人家是“故意”放青牛下界去考验唐僧师徒来着，何必为这事去得罪于人呢! 其实这就是所谓的“踢皮球”现象了。一个“皮球”， 一个有点刺头的皮球，踢来踢去，谁也不接招，谁也不想也不敢接招，从哪里来的，踢回哪里去，甚至是踢给别人，迂回包抄，往来反复，就是得不出一个结果，白白耗费了时间和精力。上级安排任务踢皮球，下面出事情了踢皮球，同事之间在工作上、处理问题上踢皮球，谁也不想多干活，谁也不想自己吃亏让自己的利益受损，更不因为自己多做了事情出了风头结果招来人家的嫉恨报复，却又得不到上级的赞许和提拔。 二、“潜规则”原来是“显规则” 曾经有一位官员这样定义“潜规则”：“潜规则”是一种不讲原则、不讲法理、不分是非、上不了台面，但在一些社会生活领域却行得通、能管用的行事规则。 这句话说的很精辟，把潜规则的本质揭露了出来。在封建社会，要想在官场上混，要想混出个名堂，不懂得一些“道道儿”是行不通的，是迂腐的表现。“道道儿”就是潜规则，不需要别人点破，但一定是彼此间心知肚明，无师自通。 在《西游记》中，也有不少故事情节反映了“潜规则”的存在。不过，有这么一个情节是这样写的： 阿傩、伽叶引唐僧看遍经名，对唐僧道：“圣僧东土到此，有些甚么人事送我们?快拿出来，好传经与你去。三藏闻言道：“弟子玄奘，来路迢遥，不曾备得。”二尊者笑道：“好，好，好!白手传经继世，后人当饿死矣!”……行者嚷道：“如来!我师徒们受了万蜇千魔，千辛万苦，自东土拜到此处，蒙如来吩咐传经，被阿傩、伽叶掯财不遂，通同作弊，故意将无字的白纸本儿教我们拿去，我们拿他去何用!望如来敕治!”佛祖笑道：“你且休嚷，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白本者，乃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因你那东土众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传之耳。”即叫：“阿傩、伽叶，快将有字的真经，每部中各检几卷与他，来此报数。” 二尊者复领四众，到珍楼宝阁之下，仍问唐僧要些人事。 三藏无物奉承，即命沙僧取出紫金钵盂，双手奉上道：“弟子委是穷寒路遥，不曾备得人事。这钵盂乃唐王亲手所赐，教弟子持此，沿路化斋。今特奉上，聊表寸心，万望尊者不鄙轻亵，将此收下，待回朝奏上唐王，定有厚谢。只是以有字真经赐下，庶不孤钦差之意，远涉之劳也。”那阿傩接了，但微微而笑。被那些管珍楼的力士，管香积的庖丁，看阁的尊者，你抹他脸，我扑他背，弹指的，扭唇的，一个个笑道：“不羞!不羞!需索取经的人事!”须臾把脸皮都羞皱了，只是拿着钵盂不放。 二尊者开口便把话说得很白，伸手向唐僧要人事。然而唐僧师徒欲取真经，沿途跋涉，一路化缘而来，亦不受人家的赠送，哪里会有什么“人事”相送?阿傩、伽叶见捞不到好处，便把无字经蒙师徒四人。后来事情暴露，仍是厚着脸皮讨要“人事”，嘴里还振振有词：“白手传经继世，后人当饿死”!说得多么理直气壮!就连如来也如是说：“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 如此看来，在如来佛祖那里取真经，是有规矩的，不过这规矩并不是“潜规则”，而是成了名正言顺的“显规则”了。没好处费就想来讨要东西，只能是白纸相送，还谎称“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由此折射出的封建统治阶级蒙百姓的手段是多么的不要脸!伸手要贿赂，赤裸裸地刻画，绝妙的讽刺。 让“潜规则”变成“显规则”，导致社会风气败坏，是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导的缘故也。 三、背景是保护伞 一个人在官场上混，混得如意不如意，前景能不能被看好，有没有出头，很大程度上得看这个人有没有背景，背景深不深，后台硬不硬。平步青云和原地踏步甚至是一落千丈肯定是有原因的，而这个原因，也得归功于“背景”二字。 我说“背景”是一个人在官场上混的保护伞，是因为背景既可以保前程，也可以保性命。有了好背景，前途一片光明，提拔有望;有了好背景，出了问题也可以弄个“保外就医”，就算丢职也能保命。 在《西游记》故事里，孙悟空跟随唐三藏上西天取经途中，数次遭遇邪乎的妖怪，不得已到天竺请如来帮忙解决。我们暂且来看这两次孙悟空上西天请如来降魔的情节： ⑴、孙悟空遭遇大鹏精，如来如是说：“但那三怪，说将起来，也是与我有些亲处……自那混沌分时，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天地再交合，万物尽皆生。万物有走兽飞禽，走兽以麒麟为之长，飞禽以凤凰为之长。那凤凰又得交合之气，育生孔雀、大鹏。孔雀出世之时最恶，能吃人，四十五里路把人一口吸之。我在雪山顶上，修成丈六金身，早被他也把我吸下肚去。我欲从他便门而出，恐污真身，是我剖开他脊背，跨上灵山。欲伤他命，当被诸佛劝解，伤孔雀如伤我母，故此留他在灵山会上，封他做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大鹏与他是一母所生，故此有些亲处。”行者闻言笑道：“如来，若这般比论，你还是妖精的外甥哩。”如来道：“那怪须是我去，方可收得”……大鹏金翅雕开口对佛应声叫道：“如来，你怎么使大法力困住我也?”如来道：“你在此处多生孽障，跟我去，有进益之功。”妖精道：“你那里持斋把素，极贫极苦;我这里吃人肉，受用无穷!你若饿坏了我，你有罪愆。”如来道：“我管四大部洲，无数众生瞻仰，凡做好事，我教他先祭汝口。”(节选自《西游记》第七十七回) 我们来分析这个故事情节，大鹏金翅雕和如来有沾亲带故的渊源，所以即使这妖怪之前如何折磨欺侮唐僧师徒，仍然会得到赦免，得到法外开恩，甚至如来还说：“跟我去，有进益之功……我管四大部洲，无数众生瞻仰，凡做好事，我教他先祭汝口”。看看，这就是有背景的好处!犯了法，又如何?!! 我们再来看孙悟空另外一次请求如来帮忙的情节： ⑵、我佛合掌道：“观音尊者，你看那两个行者，谁是真假?”……我观假悟空乃六耳猕猴也。此猴若立一处，能知千里外之事，凡人说话，亦能知之，故此善聆音，能察理，知前后，万物皆明。与真悟空同象同音者，六耳猕猴也。”那猕猴闻得如来说出他的本象，胆战心惊，急纵身，跳起来就走。如来见他走时，即令大众下手，早有四菩萨、八金刚、五百阿罗、三千揭谛、比丘僧、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观音、木叉，一齐围绕。孙大圣也要上前，如来道：“悟空休动手，待我与你擒他。”那猕猴毛骨悚然，料着难脱，即忙摇身一变，变作个蜜蜂儿，往上便飞。如来将金钵盂撇起去，正盖着那蜂儿，落下来。大众不知，以为走了，如来笑云：“大众休言，妖精未走，见在我这钵盂之下。”大众一发上前，把钵盂揭起，果然见了本象，是一个六耳猕猴。孙大圣忍不住，轮起铁棒，劈头一下打死，至今绝此一种。如来不忍，道声：“善哉!善哉!”大圣道：“如来不该慈悯他，他打伤我师父，抢夺我包袱，依律问他个得财伤人，白昼抢夺，也该个斩罪哩!”如来道：“你自快去保护唐僧来此求经罢。”(节选自《西游记》第五十八回)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六耳猕猴死于孙悟空的金箍棒下。同样是妖怪，同样是孙悟空对付不了而求救于如来，可是为什么六耳猕猴的命运和大鹏金翅雕的命运竟如此不同?一个犯了罪不但能够赦免，还能够“有进益之功，可以先祭汝口”;而另一个犯了罪，却只能就地正法，毫不足惜。 出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就是有无背景的缘故。一个是如来的娘舅，一个是不入类的化外之猴，其命运当然会不同!大鹏金翅雕作难，如来是好言劝慰，许下诺言;而六耳猕猴作难呢，如来先是明知故问地询问观音谁真谁假，继而恼羞成怒地下令大伙动手，待妖精被悟空打死时，又假惺惺地不忍道：“善哉善哉!”面对这两种结果，旁人作何感想呢?就连孙悟空如此叛逆，也不多言语，返身继续保唐僧去了。 如来佛祖是西天的最高统治者，法力无边。他所说的话就是圣旨，所作出的`决定人人都必须服从，心不服也得口服，没人敢反抗。这就是权力的好处，权力可以使一个人欲望膨胀，为所欲为。如来想赦免谁想打死谁，就在于他的一张嘴。正事有这等利害关系，谁不想拼了命和他结交攀关系呢!有了如来作背景做靠山，即使下界为妖害人，也不是不可以的。 神界犹如此，人间何以堪! 四、关于山神土地与妖怪 那行者打了一会，打出一伙穷神来，都披一片，挂一片，裩无裆，裤无口的，跪在山前，叫：“大圣，山神土地来见……那洞里有一个魔王，神通广大，常常的把我们山神土地拿了去，烧火顶门，黑夜与他提铃喝号。小妖儿又讨甚么常例钱……把我们头也摩光了，弄得我们少香没纸，血食全无，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行者道：“汝等乃是阴鬼之仙，有何钱钞?”众神道：“正是没钱与他，只得捉几个山獐野鹿，早晚间打点群精;若是没物相送，就要来拆庙宇，剥衣裳，搅得我等不得安生!万望大圣与我等剿除此怪，拯救山上生灵。”(节选自《西游记》第四十回) 山神土地本是一方管理治安的官员，可是在《西游记》里，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况：一旦一座山头有了妖魔入住，那这里的山神土地就一个个变得畏畏缩缩，不要说管治抵抗，就连上告的勇气都没有了，甚至是任由妖魔欺凌宰割，天天忍气吞声，颜面扫地，只一味地企盼有人来搭救。如上面材料中的山神土地，被红孩儿百般ling辱，连一点反抗的勇气都没有了。虽说自身的力量不足与红孩儿抵抗，可是也不懂上天入地寻求帮助，只是愚昧地等待有人搭救。好不容易来了个孙悟空，便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了。 在我看来，作者在书中反复多次地安排这样的情节是有深意的。山神土地就好似人间的地方官员，妖魔鬼怪就犹如地方上的黑恶势力。有多少的地方官打黑除恶不力，不但没法保境安民，连自个儿也被那些黑恶势力的操纵了，任由恶魔为非作歹残害百姓。更有甚者，有些官员还助纣为虐，充当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搞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 当然，也有一些官员，不肯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却没有办法治理这些害人毒瘤，采取听之任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黑道横行，天天只盼望上级会派人来处理，而不是自己积极主动地寻找办法解决。这样的态度，虽不似那些与之同流合污为虎作伥的官员，但这种“不作为”的为官态度照样也没法使百姓安居乐业。 五、你犯我一尺，我犯你一丈 唐僧师徒上西天取经目的是为了救助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南赡部洲的人民，是一种纯粹的义举。根据如来的说法，取经路上所有的妖怪，都是他们故意设置的，是为了考验唐僧师徒的取经的诚心，也为了凑足九九八十一难。然而，就是这样纯粹的义举，为了解救南瞻部洲的人民的动机，在我看来，却是一场政治，是一场赤裸裸的政治报复。 我们先来看下面这几个例子，就可以明白了： 行者道：“菩萨，这是你坐下的一个青毛狮子，却怎么走将来成精，你就不收服他?” 菩萨道：“悟空，他不曾走，他是佛旨差来的。”行者道：“这畜类成精，侵夺帝位，还奉佛旨差来。似老孙保唐僧受苦，就该领几道敕书!”菩萨道：“你不知道;当初这乌鸡国王，好善斋僧，佛差我来度他归西，早证金身罗汉。因是不可原身相见，变做一种凡僧，问他化些斋供。被吾几句言语相难，他不识我是个好人，把我一条绳捆了，送在那御水河中，浸了我三日三夜。多亏六甲金身救我归西，奏与如来、如来将此怪令到此处推他下井，浸他三年，以报吾三日水灾之恨。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今得汝等来此，成了功绩。”行者道：“你虽报了甚么一饮一啄的私仇，但那怪物不知害了多少人也”。(选自《西游记》第三十九回) 菩萨由于一己之仇，便要教一国之民受苦难。俗言一人做事一人当，乌鸡国王将菩萨浸入河水，理应由国王一人承担此罪过，可是，我佛慈悲，却教妖怪篡了国王的位，霸占了他的后宫，害了不知多少百姓!更有甚者，有天竺国凤仙郡一案： 玉帝道：“那厮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朕出行监观万天，浮游三界，驾至他方，见那上官正不仁，将斋天素供，推倒喂狗，口出秽言，造有冒犯之罪，朕即立以三事，在于披香殿内。汝等引孙悟空去看，若三事倒断，即降旨与他;如不倒断，且休管闲事。”(节选自《西游记》第八十七回) 玉帝因凤仙郡侯三年前的一次过失，触犯天颜，惩罚凤仙郡三年不下一滴雨，结果呢?受苦的当然是黎民百姓，使得当地“连年亢旱，累岁干荒，民田菑而军地薄，河道浅而沟浍空。井中无水，泉底无津。富室聊以全生，穷民难以活命。斗粟百金之价，束薪五两之资。十岁女易米三升，五岁男随人带去。城中惧法，典衣当物以存身;乡下欺公，打劫吃人而顾命”。 百姓有何罪?因为皇帝郡侯的过失，却要老百姓来承担痛苦，天理何在?就是这样残害百姓的作为，却还要美其名曰“考验唐僧师徒的九九八十一难”，考验固然需要，却为何要搭上黎民百姓的身家性命?其实不然，考验是假，报复是真。考验只是一个借口，报复一己之仇方才是目的。官场险恶，为了达到目的而玩弄手段权术，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此乃“权”之过也。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领导要惩治下属，总会找出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即使是莫须有罪名。在封建社会，官场上尔虞我诈的事多了，统治者往往凭着自己的喜好来处罚下属，完全没有法理可言，就像上面例子中的玉帝、菩萨，为了报私仇，便纵容自己的爪牙胡作非为，报的私仇之快，也陷百姓于苦难之中。 六、尾声 《西游记》是一部神魔小说，也是一部官场小说。冷眼看书中各色人物的乖张举止，影射的是封建官场的险恶，人世的炎凉，社会的腐朽。小说运用象征主义以及暗喻的手法，讽刺了为官者的虚伪与冷酷，口口声声说是救民於水火之中，仔细分析开来，却是为了一己的利益，才无故生端些是非出来而已。所以说，在官场上，神亦是鬼怪，鬼怪也可以是神。 一部《西游记》，道出了官场之百态。 参考文献： [1] 张耀南、李柏光、肖伟中等。 《官场文化》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2] 陆 钦。名家解读《西游记》 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