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姓迁徙与分布喻姓的迁徙时间开始很早，从各种姓氏书籍和很多族谱中都可以看出，出自周王族的一支，即现今喻姓中的谕猛后裔，早在东汉以前就有人由现在河南郑州一带的原籍迁出，中间可能一度居于湖北，但到谕猛即迁到了江西南昌；原来留居原地的，在唐以前又有人迁到了今属河北、山东的河间、渤海郡一带。出自俞药的一支，得姓不久后就曾迁居于西蜀，后又有人迁江西南昌，再迁浙江严州，还有一支直接从西蜀迁到了浙江杭州。从迁徙的原因、目的、方向、路线和地域来看，喻姓在历史上的迁徙，有很多与其他各姓相同的情况，但也表现出了一些独有的特征。具体而言，表现在：一、迁徙原因：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无论是个人、家庭、家族，还是部族或者民族，其定居与迁徙无一例外的都是以安居乐业为基本目标，通过尽可能有效的手段去求生存、求发展。自然，从迁徙目的的角度来考察，导致迁徙的根本原因无外乎三个：一是为了生存而转徙，即所谓谋生觅食，且不说个体的行为，即如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居，也不外乎如此；二是为了安定和有序，个人方面主要是为了避乱、避仇而流转，政府方面则主要为了控制与平衡而调动。三是为了发展而开拓，对于家庭、家族而言，以置业分居为基本手段，对于部族或民族而言，则以整体迁移为特征。在生产力水平低下、战乱频繁的社会大背景下，生活中的无奈甚至迫不得已，往往成为了迁徙中最主要的动因。从所属性质的角度来看，则大体又包括政治原因、经济原因、自然原因、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五种。其中，政治原因主要包括政府行为、朝代更替、少数民族的入侵或入主，经济原因主要包括贫困、局部人口压力、跨地域商业活动，自然原因主要包括各种灾荒、瘟疫导致的天灾人祸，社会原因主要包括各种社会性动乱、矛盾与纷争，个人原因则包括谋生、避仇、经商、旅游、投亲、出仕或从军后落籍、出嗣等等。喻姓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就迁徙原因而言，中国古代各姓氏迁徙流转的共同原因几乎都具备。1.因人丁兴旺而就近分房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家族发展起来了，自然就会人丁兴旺，而大家庭的生活虽然有很多好处，能够通过分工与合力而使家庭变得更加强大，但是同时也会因为人多心异而引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加大管理和维持的难度，因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分家也就成为了必然。同时，随着代数的增加，血缘关系越来越远，亲情也会自然转淡，从而使得对于生活空间的扩展，成为发展中必然的要求。开始时可能只是简单的分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狭小的空间的容量必定会被实破，自然就不得不由就地分家而变为就近分房。于是乎，开始时的一个家庭，很自然的就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家族。虽然居地仍然相对集中，但必然会成为村落。与之相应，只要发展顺利，人口自然会是越来越多，就近分房、聚族而居所形成的村落，也慢慢的会出现人增地窄的问题。于是乎，表面上的就近分居，实际上也就随着家族的不断扩大而越分越远，因之而不断形成新的聚居村落。对于居住在行政交界地区的家庭、家族来说，在实际距离上原本是就近分居，但是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不意之中就出现了跨州越县甚至出省的情况。喻姓由南昌而分居新建、丰城等县的不少支派，就是如此分家后逐渐发展起来的。2.因家境富饶而另行置业 人的智愚各有不同，身体状况也有好坏之别，因而能力也就有自然的大小之分，再加上勤勉程度各异，有效劳动力多少不同，由联姻而带来的外援也或大或小等因素的影响，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总会出现部分强人，在同样的自然环境与条件下，取得超出常人的收获。在传统的封建宗法制社会中，个人因素的影响，又往往可能导致一个家庭、家族甚至一个地方、一个部族、一个国家得到强势的发展。而一个家庭壮大了，富裕了，通过买田、买地、买山、买水、购房等方式进一步扩大家业，也就成为了传统小农经济社会中必然也是唯一的选择。即使是因为当官或者经商致富的，也往往会“以末取之，以本守之”，通过购买农田、庄院来储存和扩大已得的财富，并且作为传给后世子孙的主要遗产。于是乎，先是在老家附近地区择地而购，或者因为仕宦、经商等原因导致一时的暴发，或者因为不断的积累与壮大，在购买能力很强而本地已无足够的田地可买的情况下，也就不得不在远处置业，择子分居。正因为如此，因富而迁，也就成为了迁徙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喻猛后裔各地旧谱中所载宋代喻从政九子分居，从而衍出江西南昌、丰城、新建、奉新、新昌、萍乡以及安徽当涂、四川内江、湖南平江九大支，其中南昌附近各县的支派，就是因此而分迁繁衍出来的。尤其是大纲支派之分居丰城、大常支派之分居新建，更为典型。3.因仕宦、从军、充徭役而落籍因仕宦而迁移，不仅是中国古代各姓氏分迁中比较常见的原因之一，而且由此而迁出者，往往会因为其社会地位比较高、见识较广、经济实力较强，在迁居时选择的地域和环境通常都比较好，从而为后世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有的甚至还因为后代中多有出仕者，或者因为家境富饶而人丁兴旺，从而很快便成为了当地的名门望族。虽然在古代官位有肥瘦，居官之地有好坏，但即使居官之地就大范围而言是相对比较封闭、落后的地区，而其落籍之处，就局部而言，也通常会是当地相对比较好的。所以，因出仕外迁而新衍出的支派，往往会比原籍发展得更快，繁衍出的人口也会更多。而所迁之地是信息比较灵通、交通比较便利、商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的，当然更盛。即使是相对闭塞之处，虽然信息、交通、商业化程度等方面的局限，对于一个家庭、家族及其所在地区长远的发展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这种影响远远不会比地形、地势是否开阔平坦，田地是否充足，土质是否肥沃，灌溉是否方便所带来的影响更大。因为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而以种植业为主要生存、发展途径的情况下，后者才是制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对于现在中国农村中的很多地方、很多家庭来说，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与优劣，抵御水灾、旱灾、火灾、疾病等天灾人祸的抗风险能力的大小，仍然是困扰农民脱贫致富的瓶颈，自然更遑论在社会整体发展水平要低得多的古代。换一句话来说，靠天吃饭的程度与发展壮大的潜力刚好成反比，较佳地域的选择和已经拥有的较强实力，也就使得因宦游而迁的家庭往往容易把握发展的先机。很多姓氏都有多个郡望，有的固然是因为源出不同，各有兴盛之地，但因为支派的迁徙而形成新的郡望，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喻姓中俞药支迁居浙江的主干，就是因官而迁，而现居湖南宁乡、湘乡、娄底、长沙、安化、益阳一带的谕猛后裔，其始祖喻瑫就是在宋代因出任潭州教授而从江西迁到湖南的，虽然其最初的择居之地并不是很好，但适应农耕的各种自然条件比原籍还是要好得多，所以后来的发展也就比其留居在原籍的兄弟之后要强得多，现有人口约有六万，先后迁居省外的尚未统计在内；现居川、渝、云、贵的大部分喻姓，就是明代曾任刑部尚书的喻茂坚的传人，其中有很多支派都是因官而迁的。谕猛后裔这两支的人数，都成为了喻姓同期分迁各支之最。因从军而驻留，通常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充任军官率军驻防而落籍，二是因军垦、军屯或戍边而留居，三是因种种原因脱队而流落。属于第一种情况的，与因宦游而落籍者有些近似，即使不是携家眷而迁，而是和后两种情况一样是去了以后在当地娶妻生子，也因其自身条件较强，建家基础比较好，其后人的发展情况也比较可观。如现居重庆南川、四川合江、古蔺、乐山、成都、泸州及贵州仁怀等地的喻姓，其先祖喻秀轻就是在明洪武年间由湖北麻城从军，充任校尉后领军驻扎南川而落籍的，其后裔现有两万多人。虽然其中可能包括由另一支误混误合而来的一部分，但可以肯定是其后人的也在一万以上。后两种情况因为都具有身不由己的因素，在地域上往往不能有所选择，而最初的经济实力相对也比较薄弱，在当地娶妻成家也因自身条件所限不能有更多的选择，所以即使是处在经济相对比较活跃的地方，其发展速度也相对较慢。譬如福建福鼎喻氏，其先祖是在明朝永乐年间从当时的湖南长沙茶陵州从军而去的，至今历时六百年，而繁衍出的人口只有两千多，与居于四川、重庆、贵州的喻秀轻一支，悬殊就很大。但因为这一支是因为军屯而留驻，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在现在广西、云南、贵州某些地方的一些小支派，其源头可能属于第三类，人数也就更少。因充徭而定居，也有两种类型：一是因长期转输或屯垦而成为边民，二是因充当民夫而成为陵户。前者既有为支持征战而运粮运草，在战事连绵中长年充当劳役而不得不因时制宜的，也有为边关修工事、垦荒地，从而变相从军的。喻姓居于云南的支派，就不乏由此而衍出的。后者则往往是因为修筑皇陵，旷日持久，从而不得不落地生根成为陵户的。喻姓现居辽阳、铁岭一带具有旗籍的，多半就是由此而来。4.因谋生或经商而外出因谋生而外出，从而落籍他乡，是古代常见的迁徙原因之一。在各个朝代相对稳定的时期，因为天灾人祸而外出逃荒，从而流落他乡，落地生根的尚且并不鲜见，在时局动荡而户籍管理比较混乱或相对松懈的时候，这种情况自然更多。从各种史籍的记载可以看出，大凡古代出现流民比较多的时候，往往也就是在大的水旱灾害之后，逃荒的队伍边走边停，虽然在灾过后仍有回归原籍的，但除中途死亡的外，在逃荒途中随遇而安的也有不少。几乎每一次大灾之后，除灾区人口锐减外，未发生自然灾害而经济相对富裕的地区，人口都会有所增加，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由此而来的。在一些姓氏聚居地中偶尔夹杂的异姓，有的就是因此而迁入的。在喻姓古代的迁徙过程中，也有这种情况，只是旧谱中通常没有明确记载而已，云、贵、川有的旧谱中就有隐约的反映。另外，古代也有很多有劳力而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民外出做工，或到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做手艺，当帮佣，或到土地比较多的地方帮人种稻收谷，或到山区代人伐木，如此等等，作为谋生辅助甚至是主要手段。这些外出者中，固然多数只是短期外出，挣到钱后仍回家乡的，但也不乏因为常来常往，与当地逐渐熟悉后长住的，而其下一代随去后，因为继续打工甚至就地成婚，从而正式安家落户，成为了新住民。只是因为起点低，所以发展也慢。同时，多数因为文化水平低，或者出去较早，对族史不甚了解，与原籍的联系也少，所以往往在过了若干代修谱溯源时，对其由来与先世情况，也就茫然无知，不得不付之阙如。那些虽也有旧谱，但对先世由来根本说不清楚的支派，有不少就是由此而来的。这种迁徙，在多数姓氏中都有，在喻姓中也不乏其例。譬如湖南华容、安化等县的喻姓，就是因为外出谋生而从宁乡迁去的。因经商而外出，从而寄籍他乡的，较以其他形式外出谋生而定居的，情况往往要好得多。因为大凡外出经商者，都小资财，因而要易地而居，也就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加上因为长年奔走四方而见多识广，所以要择地安居，往往也比较有眼光、有能力作出较好的选择。即使是因为经营不善，并无多财，也因具有一定的经济头脑，对于子女也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要重新振兴起来也相对比较容易。自然，因经商外出安家的，比起那些纯粹以务农或出卖体力而外出谋生者来说，发家也就要更快一些，有的甚至还不亚于因宦游而外迁者。如现居重庆叙永的喻姓，就是在清朝雍正年间从四川内江因经商而迁去的，现已繁衍出两千多人，比其他地方一些迁居时间更早的支派人数还要多。5.因投亲、寻亲、随亲而播迁 中国人是最重视亲情的，因为种种原因而外出者，总会长抱着一份浓浓的故乡情结，而仍然留在家里的亲人，则往往会有一种心念身随的愿望。因而在艰难的生活重压下，一方面缘于攀亲投友，常常会出现一个家庭、家族中有人在外发达了，其在老家或近或远的亲人，总有由一个而一家，由一家而一族的迁居者；另一方面，有人成家后外出谋生，多年失去音信，家中的后辈长大成人后出去寻找，无论找到与否，都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在异处安家。由此，也就构成了中国古代姓氏迁徙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喻姓的发展史上，因投亲而迁的，在云、贵、川地区比较多，如遵义、铜梁、毕节等地有多个小支派，其迁入时间相同而始祖各不相同，就是因为当初族中同迁和投亲导致的。因寻亲而迁的，缺乏记载，往往在原籍旧谱中被归入外出失考之列，而在迁入地旧谱中，则是“始祖以上莫得而详”，甚至能详的也多数说不清当初外迁的原因或原籍所在地。如湖南怀化会同县一支，就是在明朝洪武年间因寻亲而落籍的。因随亲而迁的，则有河南光山一支，其始祖喻孟烈是在明朝正统年间随舅舅迁去的；江西高安有一支是缘于堂兄出赘，堂弟随后迁去的；贵州毕节则有一支当初是随表叔而迁的。6.因家庭不和而转徙所谓“家和万事兴”，这是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了的道理，并且成为了普遍认同的生活中的格言。但是，因为人心不同，智愚有别，而各种愿望和需要，也往往会因人而异，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或大或小的摩擦，也就成为了寻常之事。由于利益的冲突而导致兄弟阋墙的固然是少数，但是，因为对于某些事情的理解不同，或者是在某些时候的言语不合，又或因为对某些事情处理方式的不同，从而导致父子、兄弟失和的，无论何时何地都在所难免。正因为如此，这也就成为了一些家庭分家和迁居的不足为外人道的重要原因，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具有共性的现象。喻姓在过去的迁徙中，出于这一类情况的，也并非没有。譬如俞药之后，现在居于湖南浏阳的喻姓，根据其老谱记载，其始迁祖就是因为兄弟不和而从平江迁去的。不过，属于这种情况的，可能更多的是由于家庭成员间对于家庭的管理与发展持有不同的意见，从而导致个性要强的一方另迁他处以谋发展，所以，迁出者后来的发展往往并不会差。现居平江、浏阳的喻姓，虽然同出一源，但平江共三房，现有人口近两万，而迁到浏阳的一房，人数也有近八千。7.因避乱、避仇、避祸而流离在中国古代，因各种内乱及少数民族入侵、入主中原而导致的频繁战乱，往往使得成千上万的家庭甚至一个一个的家族被迫背井离乡，迁徙外地，由此而成为了各姓氏大规模迁徙的最主要的社会原因。这样的动乱，每个朝代更替之际都有，有的朝代中间也有，每一次都无一例外的引发了大规模的姓氏迁徙。尤其是象魏晋南北朝、唐末五代和辽宋夏金元对峙时期，因为动乱持续时间很长，就都曾出现过大规模的社会性大迁徙。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涉及人口之多及对中国姓氏分布所带来的影响之巨，都是其它时代或别的原因所导致的迁徙无法比拟的。现在南方的大多数姓氏，就是在这几个时期里从北方迁来的。喻姓中源出姬姓的一大支，后来在北方没有传人，很可能也就是在这几次大规模的迁徙中全数迁到了南方之故。而喻姓中很多支派的分迁时间往往是在朝代交替、战事频仍之际，迁居地则往往是那种比较偏僻闭塞，与外界交往较少也不易交往的地方，甚至是省、府、州、县交界之处的丘陵与山区，也反映出了这种痕迹。如江西万载的罗城横坑，萍乡上粟县福田镇的清溪就都处于群山环抱之中，浙江桐庐的横村镇后岭村等则是典型的丘陵地区，而湖南宁乡的青山桥，更不仅是丘陵地区，而且还是州县交界之处，就是典型的例子。因避仇、避祸而迁，在很多姓氏的分支迁徙中都有，而且有的迁入异地后还改用他姓，从而成为了一些姓氏构成中的特殊成份。喻姓在古代的分迁中也有这种情况，如新建新塘谱中所载濠溪支派终结的原因为“原良合门被戮，复兴父子他遁”，就是一例。只是对原良一家被杀的原因是什么，又是谁杀的，与复兴父子又有什么关系，他们逃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有传人，是不是还有改名换姓之事，都没有明确的记载。现在喻姓中始于元明之际而源头不明的，可能有某一支就是其后人也未可知。8.随政府大规模移民而改籍在中国古代，有很多朝代的统治者为了加强和巩固统治，或者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都曾强制性地组织大规模的移民，尤以秦汉和明清两个时期最为突出，这也就成为了大规模迁徙中最主要的政治原因。由于具体的目标和方式不同，这种由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移民，大致又可以分为五类：即或者为了消除既有或潜在的反叛势力的而进行的调迁，或者为加强和充实边疆地区的力量而进行征戌、屯田、流徙，或者为加强对新开拓地区的控制而进行的征募和迁移，或者为平衡人口、开垦荒地、恢复经济秩序而移多就少，或者为兴建大型工程而组织搬迁。另外，除夏、商、周三代早期的部族迁徙外，从周朝以至民国，中国历史上曾有多次迁都之事，从而先后出现了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等有名的古都。伴随着每一次迁都，都曾有大批民众跟随着转移，尤其是一些官僚和世族的随迁，不仅使得很多姓氏的分布出现了变化，而且因之而形成了新的郡望。如两晋之际的王、谢之成为江浙一带的望族，就是其例。正是因为这种由政府组织或者由政府行为而导致的大规模移民，也就使得很多姓氏的人有了成批的迁徙。在喻姓的流布过程中，也和很多别的姓氏一样，因之而有流转。比较典型的如安徽肥东、湖北黄岗等地喻氏，就是明初由江西饶州府鄱阳县瓦铄坝筷子巷迁去的。再如现居四川和重庆的好几支，都是在湖广填川时从两湖地区迁去的。9.因朝代更替而隐居由于受封建正统观念和伦理思想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曾发生过很多因朝代更替而导致前朝官僚与遗老遗少隐居的故事，譬如早在商、周易代之际的伯夷、叔齐因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还曾被古代的士大夫长期奉为忠君守节的典范。因此，每当朝代更替之际，就总会出现一些基于所谓义节而隐居的人。这些人固然大多是采用弃职归田或托病不出的方式，隐居于故乡，但其中也不乏另觅偏远之地隐居者。在喻姓发展史上，晋代的喻合不应晋武帝之召而隐居庐山北阜，后传出喻猛后裔主干，就见于多种姓氏书籍的记载。其族孙又有喻伦，曾为南昌尉，后隐居新建，传出新建、奉新喻氏中的两支，也是其例。10.因贬谪或流放而辗转在中国古代，经常因为各种政治原因或者政治斗争而有官员遭到贬谪、流放，又常有各种免死的重罪犯被发配、充军到边远地区戍边，或者被羁押到皇家墓园守陵，有时还是将大批犯人或其家属以及大案、要案中的被牵连者一同强制迁移，规模很大，所以，这也就成为了古代姓氏迁徙中的原因与途径之一。喻姓历史上因居官遭贬谪或因重罪被发配到边远地区的，似乎没有，但在现在的东北地区有一支隶属清朝的旗籍，且相传先世曾为清代皇家守陵人，何以会如此则不知所以，也就不能排除是基于某种原因而受到处罚的结果。因为喻姓属于比较典型的南方姓氏，虽然也有几支在元明清时期迁居东北的，但族籍均为汉族，各种史籍和旧谱中并没有满族中有喻姓的记载，所以，这一支只会是后来因成为满族仆役而入籍的。只可惜缺乏相关文字材料的记载，难以考清详情而已。二、迁徙类型与方式：就人类社会的各种迁徙而言，无论是自然性的还是非自然性的，也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的，总体的迁徙类型无非是两种，一是自发的小范围、常发性个体迁移，二是应征、应募的大规模、偶然性的群体迁移。但因为具体的迁徙原因、动机和目的各有不同，所以，其迁徙方式也各有不同：1.只身外出虽然就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而言，影响最大的是大规模的群体性迁徙，但在古代人口流动过程中最为常见的，则是小规模、常发性的个体迁移。尤其是为了谋生或者因为出仕、从军而外迁的人中，各个姓氏的各个支派中都有很多是只身外出的。其中，有少数外出后发达了的，因为探亲、寻根、修谱等活动，与原籍建立了联系，因而在原籍旧谱中记载了外迁的原因和去向，而更多的则因与原籍完全失去了联系，而在原籍旧谱中只有“外出失考”字样，充其量也只有大范围的去向。甚至有的外出者虽有祖籍和由来的口传，但过了若干代后编修家谱时到原籍追宗寻根，在原籍旧谱中却找不到可以衔接的记录。因为在古代姓名文化中，虽有名与字并行，但在实际的运用中，却主要只在读书人中流行，多数农民虽然在小时候有小名，后来有大名，但并不是名与字的关系。所以，到了修谱时，为了长幼有序，辈份清晰，往往都是临时按族中共拟的字派，大约参照其常用名另取谱名登录，再以其常用名为字。很多早年外出者，或者其名已被族人忘记，或者长期与原籍失去了联系，就只在其母亲的相关记载后列出了谱名。而其居于异地的后人则只知其本名而往往不知其祖籍的谱名，所以在溯源时就很难对上。这也就是各个姓氏的支派在追根溯源时经常遇到的问题。虽然它不是导致各姓氏中某些支派考不清来源的唯一原因，但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也恰恰说明，在古代的姓氏迁徙中，只身外出，是一种很普遍的迁徙方式。喻姓中因为只身外出而失考的，在南昌及其附近的丰城、新建、奉新等谱中最多。因为这一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喻姓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喻姓早期的兴盛地，喻猛一支后来居住在其他地方的喻姓，最初都是从这一带分迁出去的，尽管有的又曾再分、再迁，但其最初的源头，莫不在此。正是因为祖居地外出失考的多，而迁居地往往受到时间、空间和经济力量等方面的局限，所以，对于源流和迁徙原因与经过能够明了来龙去脉的固然不少，而无法准确考清的也同样很多。现在居于湖北、河南、四川、云南、贵州的某些支派，不知最初的源出，其原因正在于此。同时，因为南昌是各地喻姓都认同的发源地，有的虽然并不直接源出南昌及其附近地区，族中也会因为从众等原因而传出源于江西南昌或者丰城的传说，而其实际的祖居地并不见得就是在南昌或者丰城，有的是源出附近的新建或奉新，也有的则经过了其他地方的中转。譬如四川内江的一支，其旧谱中所载源出南昌，而实际上则是从江西高安迁过去的，重庆有一支旧传源出丰城，而实际上则是从湖北竹山迁去的，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2.举家迁移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观念是很重的，再加上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和约束，所以，挈妇将雏或者奉母随父举家迁移，也就成为了各个姓氏迁徙中最为常见的形式。大凡有了家或者有亲人在，而其迁居又不是迫于无奈，身不由己，如从军或因犯罪被羁押，往往都会采用这种方式。各地喻姓支派中，凡在溯源时能和祖居地衔接上的，通常都是如此而迁。即使对祖源不甚了解，修谱较早的，也对其迁居方式有大略的记载。譬如现居陕西安康紫溪河的一支，其旧谱中就明确记载，其先祖是在清朝乾隆年间由兄弟五人共同奉母而迁的。与迁居地的旧谱相应，在各原籍谱中，也往往可以看到举家同迁某地，父子寓居某处之类的记载。如现居江西丰城县同田乡的一支，在原籍新建旧谱中，就有父子一同寓居钞塘的记载。3.结伴而徙 结伴而徙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同族中的叔侄、远房兄弟或者与其他亲戚关系的人一同外迁，二是朋友相约同迁。在喻姓各支中，前一种情况比较典型的有现居湖北黄冈、黄陂、大悟、武汉新洲及河南罗山、息县、光山、信阳等地的喻氏，其先祖就是在明洪武初一同经由江西乐平县瓦筲坝筷子街迁到湖北黄冈、黄陂等地再分支的。后一种情况比较典型的有湖南宁乡喻氏，在当地文姓和汤姓的传说中，有汤、文、喻三友结伴同迁，并且去世后同葬一山之说。4.群体转移群体转移是在政府行为的引导或者强迫下进行的。其中基于自愿而主动迁移的，包括随迁都而移与应募而迁；出于无奈而被迫迁移的，则主要是被强制征调到异地安置。前者或者是着眼于日后的安全保障与发展空间，或者是为了得到相应的补偿与赋税减免等优惠政策带来的眼前利益，虽然在根本上可能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但对于有识者和在既有生活中面临困境者，往往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所以，尽管要背井离乡，但被迁者还是乐于参与。甚至有的本不在募迁的范围，也还会想方设法先迁到可以列入迁徙对象的地域。中国古代曾先后形成了几个有名的移民地，如山西洪洞的大槐树、湖北麻城的孝感乡、江西乐平的瓦筲坝，每一个地方都曾迁出几十万人，而当地的户口与人数在相关的几十年内并无太大变化，原因就在如此。这种情况在明清初年组织大规模移民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后一种情况以唐宋以前为多，因为是强制迁移，被迁者往往是身不由己，而且通常并没有什么补偿和优待，所以这种迁徙往往近乎逃难。同时，因为迁居地多数是比较落后的边远地区，所以后来很难得到发展。即使是被迁到较好的地区的，往往因为受到了诸多的限制或者被原住民排挤，也很少有形成望族的。喻姓进行群体迁移而见于各地谱牒记载的，主要在明初由江西迁到湖北、安徽，清初由湖广迁到四川、云南、贵州。现在居住在这些地方的喻姓各支派，都是因此而迁去的。在其旧谱中关于源头的记载，往往有迁自江西乐平瓦筲坝、湖北麻城孝感乡之说，就是显证。
万姓在大陆位列百家姓第八十六位，在台湾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源出于姬姓。源自春秋时期的毕万。毕万是周文王的第十五个儿子毕公高的后代，在晋国作大夫，帮助晋献公治理国事，又因为有战功，就被封在魏国旧地(今山西芮城北)为诸候国君主。他的后代很昌盛，有一支以万字做姓，世代相传。有传说周武王“以万人而服天下”，所以其后代中就有人以“万”作为姓氏。还有一支万姓。周朝有同姓封国芮国（今陕西大荔县朝邑城南）。芮国的一位君主叫芮伯万。芮伯万的族人，后来取那个万字作为姓。在古代，万姓的望族大多聚居在扶风
万姓在大陆位列百家姓第八十六位，在台湾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源出于姬姓。源自春秋时期的毕万。毕万是周文王的第十五个儿子毕公高的后代，在晋国作大夫，帮助晋献公治理国事，又因为有战功，就被封在魏国旧地(今山西芮城北)为诸候国君主。他的后代很昌盛，有一支以万字做姓，世代相传。有传说周武王“以万人而服天下”，所以其后代中就有人以“万”作为姓氏。还有一支万姓。周朝有同姓封国芮国（今陕西大荔县朝邑城南）。芮国的一位君主叫芮伯万。芮伯万的族人，后来取那个万字作为姓。在古代，万姓的望族大多聚居在扶风。
喻姓起源有两种：1）源于谕姓：东汉谕猛之后，现在喻姓的主要一支。分布在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重庆、河南、陕西、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浙江、安徽、福建等地。2）源于俞姓：远古黄帝时代，有个医官叫俞跗，他的后代相传姓俞，到南朝梁代俞药被赐姓为喻，为喻姓一支之祖。南宋时的喻樗，就是俞药的十六世孙。分布在江西、湖南、江苏、浙江、湖北、安徽等地。郡望堂号：苍梧郡、南昌郡、江夏郡（现在湖北省云梦县），为谕猛之后。严州郡、钱塘郡、桐庐郡、豫章郡，为俞药之后。历史名人： 〔喻皓〕宋代建筑学家，中国的古建筑不象西方用石头建造，而是木建筑，在世界上称为一绝。喻皓写的《木经》是木建筑史的重要文献。喻皓在当时的京都开封 一座高塔，刚造好时是歪的，许多人叽笑他，可是十多年过去却慢慢直了，原来喻皓考虑到了当地风大
东楚以为项羽本色不过为一骑将，这只是项羽复杂个性中的一个方面。实际上，项羽在当时乃至后世都称的起是一个大政治家，只不过这个大政治家，生不逢时，其出手的政治措施与时代不合，故导致失败。先说项羽的政治眼光。项羽在楚怀王帐下，不过为一偏将，随宋义出征救赵。而宋义因一言偶中，被破格提拔为全楚武装力量的部指挥后，便碌碌无为，畏敌避战，与齐国割据势力相勾结。这时项羽当即向其指出与秦战钜鹿的重要性，但为宋义所拒。事实表明，项羽的主战是对，而宋义的避战是错。钜鹿一战，秦王朝便没得救了。秦将章邯归降项羽后，暴戾的项羽并没有将其杀掉。如果项杀章是容易理解的，因为项羽之祖项燕死于秦人之手，其叔项梁直接就死于章邯之手。但项羽没有杀章。这里推测其内心考虑可能有二，一，灭秦已为当时的大势所趋，接下来就有安定秦地的问题，如果不在秦人中寻找地位高者为盟友，则秦地之定，就是一个未知数。二，当时楚怀王号令天下，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自以为能笃定先入关，为防万一起见，立章邯为雍王，造成既成事实，以免有人先入关的情况发生时，用此法箝制对方。事实证明，这一手不为无用。刘邦居然用一支弱旅先行入关灭秦。而项羽立章邯之举就很有先见之明的意味。项羽的分封也不能以今天的眼光认定其为有意搞倒退。吕思勉先生有言，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项羽想做秦始皇，也是不可能的。周骋先生有言，秦统一搞的声名狼藉，大一统显然为当时思想认识所拒，分封是当时的唯一选择。而项羽的分封也是很有心机和技巧的。撇开公正性不说，分封的结局，从理论上说应该是有利于项羽的统治的。因为项羽诛灭秦降卒，封秦三降将，这三降将无颜面对秦人，其在秦统治是不稳固的，因而只能在政治上依靠项羽。史称项羽用三秦降将封刘邦出蜀之路。实际上，刘邦在蜀之封，何尝不是对秦三降将的制约，令其不敢稍萌叛志。因为刘与项毕竟是楚怀王帐下结为兄弟的战友，刘不论受到多大的委曲，在对三秦与对项羽的立场上，肯定是倾向于后者的。清人恽敬对项羽立都于徐州有一个相当高明的见解，即彭城为天下之脊，彭城定，而天下定。其以为项羽的分封已将从彭城到三秦一线都安置了项氏自己的人，或以为是他自己的人。如殷王司马昂，是项羽从赵将直接提拔起来的，河南王申阳也是项氏从赵将直接提拔起来的，此二人是位居彭城至三秦道的北面。南面有黥布、共敖、吴芮，此三人原本都是楚将，被项羽提拔到王的地位。如果三秦有事，受攻击或反叛，项羽都能立即畅通无阻地前往出事地点。而三秦对项氏的依附，又使得南北二线的诸侯国不至于生异心。这种布局之巧妙，非一骑将所能设想。但项羽心思巧妙却于事无补，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的种种作为已先验地决定了他不可能成功。其最早的失败是杀秦降卒。但秦卒不杀也不行，试想二十多万秦兵夹在四十万诸侯联军中入秦，一旦生变，又如何得了。于是杀是当时的一个出路。而对项羽来说，即是日后的死路。因为秦以暴政治天下，项羽继之以暴，当然是没有前途的。只是这个差使历史地落在他的手中，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如果有办法，现在看来也只有一条。即，入关以后，项羽便激流勇退，让楚怀王出面收拾残局，或情况还可为。但项羽又岂肯放弃好不容易到手的主持天下事务的权力。他只有失败这一条路好走了。今天我们看楚汉战争，总以为项羽只是匹夫之勇。实际上，整个汉代都认为项羽的各项才能均在刘邦之上。而且公认刘邦是百战百败而有天下。如果项羽只是一个简单的勇士，怎么可能取得如此战绩。有一个情况可能一直不被人重视，即，整个楚汉战争，始终是刘邦盯住项羽，如果项羽那么不济，就让韩信或曹参跟他干就是了。当时的情况或者是，只有刘邦的才气才能和项羽抗衡，他人都不行。而韩信的出场，只是在项羽气数已尽的情况下打落水狗而已，并非真的能吃定项羽。如果韩信真能在军事上超过项羽，那么楚汉战争的历史又简单的多，只要让韩信出面在荥阳一线击溃项羽，所谓擒贼先擒王，项羽一灭，其余诸侯自当不在话下。但没有这个选择。古人身在其中，其利害关系当比我等后人明白。只好让当时稍逊于项羽的刘邦亲自出马，抵住项羽，哪怕是接二连三地丢盔卸甲也不换人。本来就没人可换嘛。所以司马迁对项羽的评价是“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所谓奋其私智，当是指其才智在常人之上。如果项羽真如我们今天认识的那么简单，智力低下，又怎么能在汉军群雄的联合攻击下支撑三四年。汉人扬雄有言：刘邦的胜利是“群策屈群力，”而项羽则是明显的独智，故其失败了。扬雄的认识，就是整个汉代的认识，也就是说，在才智不敌的情况下，刘邦仍然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是来之不易的，是代表了时代潮流的胜利。项羽的政治水平可能不像我们现在共认的那样低，但其因年轻，也犯了相当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向来不为人重视，即，在钜鹿击败秦军后没有抓紧时间进兵，以致让刘邦先行入关。须知，项羽胜秦于钜鹿时，刘邦还没有正式开始击秦。刘的部队还在砀郡一带，而且人数很少，估计不过万人，还是在夺取了魏国的一部分军队之后才达到这个数字的。刘邦正式击秦的时间是秦二世三年三月后，即项羽胜秦的三个月之后。如果项羽及时进兵，很可能会在刘邦之前入关。那样一来，所有的主动权都在项羽手里，也用不着再干夺刘支配关中权力的一幕了。是什么原因使项羽这员勇将如此麻木，现在已不可考。会有这样一种可能，项羽在与秦决战于钜鹿之后，实力也受到很大消耗，他要等增援部队比如番君吴芮部之类。在取得了诸侯上将军之后，还有一些政治上的问题要摆平，也是耗时间的事。这样就失去了最佳时机。项羽的年轻还使他犯了另一个致命的错误，即，项梁战死之后，秦将章邯并没有继续对楚腹地进攻，而是掉头击赵。项羽与刘邦慌慌张张地从北面退回到彭城一带重新集结。其实项羽与刘邦对秦将章邯的以往战绩是全胜，他和刘邦所部又是楚国之精锐，完全用不着惊惶失措，完全可以在章邯北进的时候给予狠狠一击。章邯击败项梁，估计也要有损失，刘、项此时出兵拦击，极可能大胜秦军，从而一举奠定胜局。但项羽及刘邦都没有这样做。因为这个决策是两人作的，所以刘、项二人均犯了大错。如果不出错，那么，楚国的指挥权就不会落到楚怀王手中，项羽日后也就不会因杀害楚怀王而背上政治黑锅。这一错误，为项羽日后的生涯埋下了覆灭的祸根。这样说一点也没有强人所难。因为日后不论是项羽，还是刘邦，他们的作战都令秦人吃足了苦头，而这种能力是他们退守彭城时就已经具备的了。司马迁在项羽、高祖本纪中都说楚怀王恐，而徙都彭城，这是冤枉了楚怀王。因为彭城较之于其原先所都之盱台离战场更近。倒是《秦楚之际月表》中，司马迁写了项羽及刘邦恐而退兵。这才是历史的真实。现在，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这话是个老外说过的话，具体名字就记不太清了，细想一下也不无道理，听到这句话有好久了，最近却突然想就这个问题写点东西。上面的话如果说的通俗一些就是说我平常对于某个事情是怎么想的我们就怎么去做了，我们经常这样想所以也经常这样去做，这种行为多了后就变成了一种习惯，而习惯一旦形成是不容易改变的，就如某老太太每天到点都跑楼下买份北京晚报一样，其实有时候并不一定会看，有人问她，她说习惯了，每天到哪个点就下楼转转，顺手就买份晚报回家，天天都这样，要哪天没下楼没买报就会不舒服，这种习惯久了后就成了一种性格，而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在中国从来都是成者王败者寇，成功的让后世景仰，世人称道，而失败者则会万夫所指被世人所不霄，但项羽却是一个例外，项羽最后败在了刘邦的手下，自刎在乌江边上，虽然他败了，但项羽在人们心中从来都是一个不可一世的大将军，一个让人望其项背的大英雄，刘邦虽然胜了，但我们更多的听到人们在骂刘邦夸项羽。有人说是刘邦打败了项羽，有人说是韩信打败了项羽，但我认为是项羽自己打败了自己，在那个年代，除了他自己，没人可以打败项羽。项羽小时候学文但不感兴转而习武，他叔叔对他说武习的在好不过是敌一人敌十人，要敌万人就得习兵法，项羽听后很感兴趣，转而苦读兵书，同时也习文练武，那时候有一句话叫：楚人三户，亡秦必楚，意思是说即便是楚人只有三户了，最后也一定会灭掉秦国的，项羽从小志向远大，他暗暗立志要推翻暴秦。曾有个故事，说是项羽年少的时候看到秦王带一帮人浩浩荡荡在江中游玩，秦王被众人护拥好不气派，项羽看到了就对身边的人说：“彼可取而代也”，令旁人大惊失色，他叔叔在边上看到了，知道项羽非常人也，志存高远他日必成大器。项羽精通兵法，力能举鼎，文武双全，同时具有先天的领导力和不凡气度，他懂得带兵最重要的是要立军威，项羽一向言必行，行必果，他武力过人，有万夫不挡之勇，同时能征善战，机智多谋，带兵打战同样所向无敌，仿佛出世就是与众不同的大人物大英雄。项羽除了上述特征外，最重要是他非常的自信、坚强，果敢，威猛，这样无比的自信，使他很少相信别人，他只相信自己，他个人能在万敌之中进退自如，百万雄兵指挥起来同样应对自如得心应手。同样他也刚愎自用，性情暴戾，因为他的能力之优秀他常常目中无人，口出狂言，一般人在他眼里都是凡夫俗子，极少有人能让他敬佩。最大的错误不是鸿门之上没杀掉刘邦，而是对于韩信的轻视，韩信本是在项羽手下当差的，韩信熟读兵书，有谋略有胆识对军事之事了如指掌，能忍他人跨下之辱就是为了不负身平所学，为了有朝一日出人头地，在项羽帐下时虽是小兵一个，但每每都能未卜先知，对项羽的作战思路了如指掌，后来在钟离昧推荐到项羽亲帐下，让项羽授他一个好职位，可是项羽偏偏对自己过份自信，目中无人，他虽然知道韩信有谋有略对作战之事更是有独到之处，但他看不起这个曾经的胯下小人，他没能用他，这是项羽最失败的地方，虽然英雄一世，但没能逃过世俗的境界，以有色眼睛来对待韩信，他认为韩信这样的人如果也当了将军那将对他项羽的不敬，会给他项羽丢人。项羽的失败一、缺乏谋略和视野，不具备政治家读 司马迁《史记》得知： 项羽，是一位英雄。天生神力，"吴中子弟皆惮之"。其志向博大高远。他很讲信义，只因允诺了项伯"善遇"刘邦的进言，他不顾亚父"示之者三"，于鸿门宴上放走了罗网中的刘邦。当兵败乌江时，他拒绝登上乌江亭长的救生船，面对身后的丛林干戈，他笑对死亡，气概何其豪迈。英雄项羽最终自刎死掉了......耳畔怆然响起悲歌一曲："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折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至死将失败的原因归之为时运不济。然而，真的只是时运不济使然吗？有人说：项羽最大的失误，就是在鸿门宴上未听从谋士范增之言，以至放"虎"归山，招致最后的失败。这一失败看出项羽是一个在政治上看不清方向认不清真假的人，又在险境中不能急中生智，化险为易的人，怎么能领导众人走向成功呢？二、项羽性格中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缺陷1、目光短浅、自满自得 足勇少智、缺乏宽宏大量的国君气质细读史书可知，项羽性格中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缺陷：他空有高志却目光短浅；爱慕虚荣，不乏自满自得的小农意识；凡事勇在先，智在后，残忍有余，仁善不足；缺乏从谏如流、宽宏大量的国君气质。这就决定了他的一生，只宜做一名叱咤风云的将军，却不具备一种帝王的胸怀。他真正的失误不在于杀没杀刘邦，而是误在自身不能克服的性格弱点上，就算他于鸿门宴上杀了刘邦，以后也一样会败于张邦、王邦、李邦。2、残忍有余，仁善不足；缺乏从谏如流、宽宏大量的国君气质。且看一下《史记》中的几个小片断：新安。章邯率部归降。项羽不是对降兵善加督导，化为己用，反因害怕降卒不服而"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丰鸿门。闻刘邦欲关中称王，项羽大怒，欲以四十万大军击压刘邦十万军。刘邦恐，急笼络项羽季父项伯，卑曲称臣，高颂项王。项羽显然沾沾自喜，颇以为得意，遂听从项伯言而"善遇"刘邦。这就有了鸿门宴上范增"数目项王"而"项王默然不应"的千古遗憾。入关后。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令"秦人大失望"。既灭秦。有人劝说项羽："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羽此时却心怀东归意，说："人富贵了不回归故乡，就如同穿着好衣服在夜里行走一样，谁能知道呢？"劝者见项羽目光如此短浅，不由意冷心灰，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羽闻之，大怒，"烹说者"。汉二年冬。因封侯不当，田荣起兵反叛。项羽平叛后，"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这样的例子不必一一列举下去。项羽的性格弱点贯穿了一生的始终，他似乎并无意加以改变，这对一个有着远大抱负和理想的英雄来说，是他的致命伤。他的成长过程，只是一部勇猛成长史，却忽略了对更高层次人格的追求和塑造。他的失败是必然的失败，不过是一名强悍的勇士而已。你看下面的吧，对项羽为什么放刘邦分析的很有独到之处项羽。钱钟书在《管锥篇》第一卷中这样分析：“‘言语呕呕’与‘喑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理学，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正因为项羽性格复杂如此，人们在解读《项羽本纪》时，便产生了一些误读的现象，尤其是对项羽在鸿门宴上的表现，更是作了错误的判断。如高中语文部编教材教学参考书就给予许多的否定词语：不善用人，不听臣言，骄傲自大，狂妄无礼，优柔寡断，刚愎自用，眼光短浅，有勇无谋，放虎归山，导致楚汉战争的失败等等。上海高中语文教材H版所选《鸿门宴和涪关宴》一文，更是通过项羽释刘邦与刘备释刘璋的对比，轻易地对项羽在鸿门宴上的表现作了否定评价：“当时，楚霸王项羽不听从范增的劝告，在宴会上轻易地放走了刘邦，最后落了个自刎乌江的下场，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学教材如此，大学教材也作此论。郭兴良、周建忠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上册）就有这样的字眼：“项羽头脑简单，缺少谋略……”“因骄傲自大，缺少政治头脑而又不听臣言，最后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被迫自刎乌江……”可以说，大多数史论家几乎众口一词认定项羽鸿门释刘是一个战略抉择的错误，埋下了最终失败的祸根，鸿门宴是项羽由辉煌走向人生末路的转折点等等。产生上述误读，原因很多，除了项羽自身性格复杂的因素外，还同根植于人们心中“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传统观念有关。项羽因为最终失败，人们才把他在鸿门宴上的表现贬得一钱不值；设想一下，假如楚汉战争的最终胜利者是项羽，人们又将作何感想呢？也许鸿门释刘成了项羽的一则美谈。其实，细读《项羽本纪》我们就会发现，司马迁虽然对项羽的失败表示了惋惜之情，对项羽的一些言行也有微词，但司马迁从头至尾没有否定项羽在鸿门宴放走刘邦的行为，也没有肯定放走刘邦是项羽失败的原因。尽管鸿门宴结束时，有范增骂项羽的话：“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将为之虏也。”但这只能作为司马迁秉笔直书的佐证，而不能作为司马迁否定项羽的根据。纵观《史记》，司马迁对范增这位自以为是、倚老卖老、越俎代庖、不顾大局、气量狭小的谋臣并无多少好感。我们知道，某一特定对象在其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点都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不能说鸿门宴与楚败汉胜的历史结果无关，但绝对不是主因。关于项羽失败的原因，司马迁在《项羽本纪·赞》中作了精辟的分析：“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司马迁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有三点：其一是背关怀楚，即是说放弃了关中这一战略要地；其二是放逐并杀害义帝，因而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其三是迷信自己气力而不学古代圣君以德感人。由于项羽秉承楚文化的精神，代表的是楚文化的思想传统，即英雄时代的传统，尚力不尚德，因此，在国家动荡之际，他可以凭借武力“马上得天下”，但得天下后，却不可能“马下治天下”，于是失败也就成了必然的逻辑。因此，项羽之败不在鸿门宴放走刘邦，即使刘邦命丧鸿门，也会有“李邦”、“王邦”的出现。另外，司马迁确实写出了项羽身上种种性格的弱点，但这主要不反映在《项羽本纪》中，更不体现在鸿门宴上。司马迁为突出人物的某种个性和避免叙事的重复，首创了“互见法”。就写人说，即将人物的主要性格和经历的重要事件写在本人的传记中，次要性格写在相关的别人的传记中。从全书说，人物的性格仍然完整。如在《项羽本纪》中，突出写项羽的主要性格，作为英雄本色表现出作战勇猛、为人豪爽直率等。而项羽一生重大事件是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至于他性格的其他弱点，则见于《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等作品中。因此，我们不能把项羽身上的某些性格弱点强加到鸿门宴中的项羽之身上。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鸿门宴上的项羽呢？又该怎样评价项羽放走刘邦的事件呢？这必须从《项羽本纪》的整体来把握。只有联系项羽叱咤风云的一生，甚至联系他的家族盛衰，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一般人看来，项羽是个性格残暴、动辄杀人的武将，死在项羽手中的人何止千万。但项羽杀人是有他的原则的：只要是阻挡他灭秦兴楚的复仇事业和雄霸天下的壮志的人，无论贵贱，无论强弱，无论老少，他都毫不心慈手软，彻底予以毁灭。这是因为项羽是在一种浸淫着复仇氛围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史载，从春秋中期开始，楚国称霸中原；后来虽然走向式微，但即使是在战国时代七雄并立，楚国和秦国也一样最具备统一资格。然楚国最终被秦国消灭。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楚国人无法接受这种残酷的现实，心中一直燃烧着复仇的火焰。项羽不仅是楚人，而且是楚国贵族的后代，他的祖先世世代代为楚将，祖父项燕为楚战死，因此他的家族与楚王朝具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血肉相连的关系。楚国虽然覆灭，但项氏并没有停止复仇的活动。项梁阴以兵法部勒吴中宾客和子弟，项羽说秦始皇可以取而代之等，都是这种复仇情绪的具体表现。项羽可以说是集中了国仇与家恨于一身的人物。一百多年的仇恨，一百多年的血泪，强烈的复仇怒火与个人野心相结合，铸就了项羽这样一个以暴抗暴的英雄（参见陈桐生著《〈史记〉名篇述论稿》，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可以说，项羽毕其一生，只为着复仇与称霸两个目标而奋斗，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在这两个目标支配下实施的。因此，陈涉起义爆发后，项羽在叔父项梁的安排下，以迅雷之势杀死会稽郡守及府中反抗的兵士，夺取政权，开始了他雄心勃勃、喑恶叱咤的一生。当号称卿子冠军的上将军宋义奉命救赵，却停留四十余日，徘徊观望，使抗秦事业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他果断地杀掉宋义，排除了进军的障碍，以勇冠三军、破釜沉舟的气势，击败秦军主力，扭转了局势，为最后灭秦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当他发现秦国降卒“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时，便毫不犹豫地下令“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如此一个杀人果决的三军统帅，为什么在鸿门宴上却轻易地放走了他日后的死对头刘邦呢？真是他优柔寡断的性格占了上风吗？不是。因为，在项羽看来，刘邦并不是他实现目标的拦路虎，而且当时秦患未除，他还需要刘邦的配合，如果轻易杀了刘邦会引起诸侯的不满和恐慌，造成抗秦联盟的破灭。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加上项伯的撮合和刘邦降贵纡尊的登门谢罪，项羽终于放弃剿灭刘邦的打算。应当说，这不是项羽的盲目，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明智的决策。
家世出身 项羽是项燕的孙子，楚国的贵族，有两说。一说是项羽家族乃楚宗室。项氏来源于楚国王室芈姓，后被封于项地，所以以地为氏。另一说是项羽家族原本乃鲁国贵族，世代为楚国将领。少年英雄 楚国灭亡之后，项氏家族惨遭屠杀，少祖父项堇被车裂于家乡吴中。他与弟弟项庄随叔父项梁流亡到吴县（今江苏苏州）。年少时项梁曾请人教他书法诗歌，籍学了没多久便厌倦了；后梁又请人教他武艺，没多久又不学了；梁大怒！籍曰：“学文不过能记住姓名，学武不过能以一抵百，籍要学便学万人敌！”于是梁便教授他兵法。但其学了一段时间后又不愿意学了，梁只好顺着他不再管他。项羽力能扛鼎(霸王举鼎一词的由来)，气压万夫，年青时志向便极为远大。一次秦始皇出巡在渡浙江（今钱塘江）时，项羽见其车马仪仗威风凛凛，便对项梁说：“彼可取而代也（我可以取代他）。”秦二世元年（前二〇九），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振臂一呼，揭竿而起(即大泽乡起义)，项羽随叔父项梁在吴中刺杀太守殷通举兵响应，此役项羽独自斩杀殷通的卫兵近百人，第一次展现了他无双的武艺！二十四岁的项羽，就这样带领八千吴中（今苏州）男儿反秦起义军，登上了历史舞台。历史评价：失败原因1.司马路在《汉朝的密码》一书中有《霸王别姬：英雄末路之咏叹调》一节评价项羽： 项羽、刘邦、韩信、张良，楚汉之际这几个人，都可以说是旷古的英雄，但气质性格截然不同。韩信可以说是抑郁质的英雄，能忍，能咸鱼翻身，但是遇事有时难免优柔寡断。张良可以说是粘液质的英雄，善于在幕后出谋划策，事后也不居功自傲，为人处事低调，淡泊名利。刘邦则可以说是多血质的英雄，擅长交际，拉拢、吹拍是拿手绝活，政治手腕一流。至于项羽，恐怕就是胆汁质的英雄了，直率、热情、精力旺盛、情绪易于冲动、心境变换剧烈，有时还有点儿女情长。传说中的“性情中人”，就是这种类型。项羽这种英雄，讲究个气势。闯郡守府，杀殷通，凭的是一把力气。巨鹿之战，破釜沉舟，以少胜多，凭的是一股锐气。彭城之战，以3万西楚铁骑大破56万人的多国部队，杀得汉军血流成河，凭的是一腔怒气。但是在中原的成皋、广武，长期的僵持与疲于奔命的两线作战，最后是粮道的断绝，慢慢地耗尽了西楚霸王的勇气和威势，等到鸿沟协议签定，人人想着和平、回家乡，项羽大军的斗气就泄了，而这种斗气一旦泄了再想提起来，就很有些难度。项羽的失败，正因如此2.至于刘胜项败的原因，刘邦本人在做了皇帝之后有一番很为得意的“经验总结”。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天下大定，高祖置酒雒阳南宫，向群臣发问：“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都武侯高起、信平侯王陵答道：“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但是刘邦却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魏，不绝粮道，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长期以来，论者多数以刘邦的见解为基础，从刘项两人在谋略和用人方面的强烈反差来分析刘胜项败的必然性。3.项羽的失败，还有一个致命的直接原因，两千年来一直被史学家们忽略。前引高起、王陵所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这句话至关重要。对于刘邦的“慢而侮人”，人们印象很深刻，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他蔑视知识分子，往儒冠里面撒尿。而对于项羽的“仁而爱人”，则完全不予注意。项羽这个人的确可以称得上杀人如麻的魔王。早年他攻襄城，由于久攻不下，一旦获胜，就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大加杀戮，“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进军咸阳的时候，新安一战，又“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他“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后来城阳之战“北烧夷齐城郭宫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其至北海多所残灭”，外黄一战竟然要将城中15岁以上的男子一律坑杀„„他一生杀了多少人，恐怕数也数不清，不仅杀“敌人”，而且杀俘虏，杀百姓。然而，正是他的敌对阵营中的高起和王陵说他“仁而爱人”，这又怎么解释？高起、王陵是汉臣，在汉高祖刘邦面前，他们不可能违背事实，为项羽涂脂抹粉，而且刘邦也没有反驳，可见“项羽仁而爱人”已是当时人们普遍的看法。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为项羽破例地作《本纪》，将其功其过其得失都秉笔直书，当然难能可贵。但司马迁毕竟也是汉臣，他不可能有意美化项羽，把不存在的美德强加于其身。“项羽仁而爱人”之说，必有所本。“仁”是什么？孔子曰：“仁者爱人。”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曰：“为天下得人谓之仁。”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项羽生性残暴，少时“学书不成学剑”，未必读过多少圣贤书。但他毕竟出身于贵族世家，耳濡目染孔、孟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这一套道德规范，虽不一定信服，却难以摆脱其约束。也正是这一点，成为他的致命弱点，在楚汉相争之中几个关键时刻都表现出来。公元206年(前206年)，项羽摆下“鸿门宴”，欲杀刘邦。以当时的军事力量而言，项羽拥有40万大军，号称百万，而刘邦仅10万，号称20万，悬殊很大。刘邦战战兢兢，俯首称“臣”地来见项羽，根本不是对手。当时，项羽想杀掉刘邦，简直易如反掌！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最大的障碍不在刘邦，也不在暗中帮助刘邦的项伯，而在项羽的内心世界。樊哙带剑拥盾闯帐时所说的那番话，正中他的要害：“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不管刘邦、樊哙的实际行动如何，至少在理论上满口仁义道德，头头是道，理直气壮，咄咄逼人，项羽竟无言以对。“义帝”楚怀王是他和刘邦拥立的，“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是共同约定的；如果他杀了刘邦，就毁了约，把自己陷入“不仁不义”的被动地位。而实际上，“义帝”只是个傀儡，刘邦和各路将领都惧怕项羽，他即使背叛义帝，杀了刘邦，也无人敢说什么。但他自己的内心深处有一个“道德法庭”，阻止他那样做。于是，不顾范增的劝阻，项羽放虎归山了。这是项羽的一次重大失误。正如范增事后所说：“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事实证明，这次失误造成了项羽的终生遗憾。刘邦死里逃生，得以休养生息，等到羽翼丰满，项羽再想消灭他，就难了。公元前203年，在鸿沟为界的广武战场，项羽为了要挟刘邦，曾经做了一个水平不高的手脚，把刘邦的父亲抓了来，隔岸绑在高俎上，对刘邦说：“今不急下，吾烹太公！”他满以为，刘邦为尽孝道，一定会向他让步。却不料刘邦完全不为所动，从容答道：“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尔翁，则幸分我一杯羹！”这一招又失算了。他本来是以道德为武器，想制服刘邦，不料反为刘邦所制。刘邦这个人，为了全局利益，对于局部的必要的牺牲毫不怜惜。即使他的父亲真的被项羽所烹，也决不妥协。“治大国若烹小鲜”，“烹”一个太公又算什么？！何况他深知项羽的弱点。项羽既然和他“约为兄弟”，若烹了太公，就会落下“不孝”、“不义”的罪名，所以他断定项羽决不敢烹！而刘邦自己呢？他从彭城逃跑的时候，为了减轻负担，让车子跑得更快一些，以摆脱楚军的追击，曾经几次把自己的儿女踢下车！他心里只有自己，哪里还顾得上道德！可是在必要的时候，他又捡起道德这面旗帜，为自己大造舆论。项羽杀了“义帝”，刘邦借此做足了文章，为“义帝”发丧，联合诸侯讨伐“不义”的项羽，又击中要害！公元前202年冬，项羽在垓下大败，元气丧尽。在虞美人自刎以后，他随着自己南征北战的爱马乌骓交给了乌江亭长，也拔剑自刎，结束了英雄的一生。对于项羽之死，历来评说甚多。项羽临终之前自己说：“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完全回避了自己的责任，可以说死得糊涂。“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把一切都归于“时运”、“天命”，迂腐得可以。当时乌江亭长对他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臣独有船，汉军至，无以渡。”而项羽却拒绝了这最后救他于危难的一次机会，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他宁可死也不愿意回去愧对江东父老，可以说又死得明白，死得壮烈。此前他还说过一番更为壮烈的话：“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民之父子为也。”把急于结束战争的愿望提高到了忧国忧民的高度。当初陈胜、吴广起义时，曾打着项羽的祖父楚将项燕和秦公子扶苏的旗号，项羽和刘邦后来又立楚怀王之孙为“义帝”，都是为了在全国树立一个道德和道义的形象，把造反夺权的行为披上“替天行道”的色彩，易于获取天下人心。而当“天下匈匈数岁”，项羽速胜的愿望不但不能实现，反而一败涂地时，他便决心以死平息这场战争，即所谓“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也者。此时此刻，左右他的思想行为的只有两个字：道德。项羽一生做了许多不道德的事，也许是因性格使然，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他最后却死得非常道德，为自己画了一个完美的人生句号。后世人们把他看做失败的英雄，崇敬而惋惜，大概都是因为这一点。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导致了项羽的最终彻底失败。试想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兵败乌江的不是项羽，而是刘邦，他会死吗？决不会。既然乌江边上只有一条船，追兵必然拿他无可奈何。江东又有“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的“根据地”，为什么不去重整旗鼓、招兵买马、卷土重来呢？杜牧题乌江亭诗曰：“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但项羽毕竟是项羽，而不是刘邦，在生死关头，他没有选择生路，而选择了死亡。他对江东父老有情，对虞美人有情，对战马也充满了深情。他对乌江亭长说：“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幕，我们看到的仿佛己不是杀人如麻的西楚霸王，而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一个完美的殉情殉道者。甚至在死之前，他看到来追杀他的正是“叛徒”吕马童，还深情地呼唤：“若非吾敌人乎？”“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拔剑自刎，成全“故人”拿他的头去向刘邦邀功请赏。楚汉相争之中决定胜负的不是政治上谁是谁非，甚至也不完全取决于军事上谁强谁弱，谋略上谁巧谁拙，更有一个无形的道德力量在左右着他们，成为胜败的直接关键。刘邦知己知彼，游刃有余，自己不为道德所束缚，却又以此为武器一次次紧逼项羽，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项羽处处被动，而又总想在“道德”上无懈可击，一次次地坐失良机，最终四面楚歌，饮恨乌江。项羽的悲剧其实是道德的悲剧。他之所以两千多年来一直令人感叹虚欠欷、追思怀念，多半在于其道德力量和人格魅力。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李清照的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总结：项羽在战场上的无往不利相对的却是政治上的幼稚甚至是愚蠢。坑杀战俘，放弃关中，怀念楚国，放逐义帝，自立为王失尽人心。更为突出的表现是用人上，刘邦手下萧何，张良，韩信，彭越，英布出身各不相同却可以尽发挥其所长，而项羽却连一个范增都不能用，项羽与刘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来三国时代的东吴被灭也从侧面说明当天下大定只剩江东的时候，江东是无法抵挡的。按河南大学王立群先生的话讲“项羽是一个非常可用之人，却坐在了用人之人的位置上”这就是项羽的悲哀。但政治上的失败，无法遮掩项羽在军事上的才华。24岁起兵反秦，27岁成为分封十八路诸侯的西楚霸王，三十岁自刎乌江。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英雄豪杰，他不同于中国历史里的帝王将相，他只是一个西楚霸王。在中国历史上，有无数的英雄人物。但如项羽这样铁血柔情的汉子却很少。万军包围，四面楚歌也打不倒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可虞姬的离去，却让他选择了死。战场上的纵横吟啸，面对伊人却柔情刻骨，像项羽这样的英雄，当之无愧的受后人景仰。纵观历史长河之内，英雄无数风流无尽，项羽的慷慨赴死报江东父兄，从容舍身慰男儿之身，如此气节，在他英雄之躯訇然倒地之时，腾空而起，凌云直上，流传千里，摧人至今。宁可无愧而死，不肯惭愧而生。性格点评1、王陵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羽）嫉贤妒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高祖本纪》）2、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立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陈丞相世家》）3、韩信曰：“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念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刷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淮阴侯列传》）4、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傈悍滑贼，诸所过无不残灭。”（《高祖本纪》）5、钱钟书说：“当从范增等语中得之。‘言语呕呕’与‘喑啰叱咤’，‘恭敬慈爱’与‘傈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逢；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谈士每以“虞兮”之歌，谓羽风云之气而兼儿女之情，尚粗浅乎言之也。”（《管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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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项羽》“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豪气干云的诗句，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为西楚霸王项羽所唱的一首颂歌。但无论这诗句包含了多少对项羽的崇拜和敬仰，历史却终于将这一代枭雄、一方霸主定位为一位悲剧英雄。然而，这决不是我眼中的项羽，而理由主要有两个： 首先，不可否认，项羽最终走上了死亡的不归路，但正如李清照诗中所说：“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项羽他一生叱咤风云，不曾受过半点屈辱，也从不委曲求全；即使是死亡，也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尊严——若生不能成为“人杰”，那么不如成为“鬼雄”。永远只做人上人，又有什么不好呢？何悲之有？ 其次，他的自高自大并非毫无理由，他仅凭自己的实力闯天下，能以勇猛善战，显赫一时，并在击败秦军，推翻秦王朝的过程中建立了巨大的功绩，最终成为一代枭雄，雄踞一方。他在战场上睁目叱敌，使敌将“目不敢视、手不能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史记*项羽本纪》）；他大败汉军，追逼得刘邦三番五次抛弃儿女而逃窜……而这一切，都足以成为他骄傲的资本，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要一味批判他的性格弱点呢？ 项羽也许的确莽撞了些，刚愎了些，但在我眼中，他只是一个坦率、单纯、刚强、自信的青年。项羽自杀时，刘邦已经是五十六岁了，于是那个素朴的的青年败了，而老于世故的刘邦取得了天下——历史犹如一枚硬币，正面是帝王，反面是贼寇，属于项羽的那枚硬币，在落地的瞬间被命运的手指不经意的拨弄，于是翻了个身，于是刘邦成为了汉高祖，项羽却只留下了一首《垓下歌》…… 力拔山兮气轩昂， 灭强秦兮在疆场。 时不利兮乌江上， 乌骓鸣兮空悲伤 注： 按史，项羽至垓下，与汉战不胜，入於壁，汉兵围之数重。韩信使军中皆作楚歌之声，项羽夜闻，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乃夜起饮帐中，悲歌忼慨，欲与虞姬相别。自为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虞姬和之。因泣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而虞姬因取剑自刎。於是羽乘骏马，麾下壮士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平明，汉军觉而追之，於是重瞳无光，兵散势去，至於乌江毕矣
广东省连州市大路边村也有一支成姓，全村将近7000人都姓成，是成吉晋的后袭。
成姓 - 历史名人成连：伯牙之师。著名春秋时名琴师。成得臣：即子玉。著名春秋时期楚国将领。成公：著名西汉朝学者。成丹：著名新莽末绿林起义军将领。成翊世：平原人（中国山东平原）。著名东汉官吏。成王晋：弘农人（中国河南灵宝）。著名东汉官吏。成公英：金城人（中国甘肃兰州）。著名三国时期曹魏将领。成公绥：字子安，东郡白马人（中国河南滑县）。著名西晋官吏、文学家。成公兴：胶东人(今山东平度)。著名十六国时期算学家。成瑨：（公元？～166年），字幼平；弘农人（中国河南灵宝北）。著名东汉大臣。成公绥：（公元231年～273年），字子安；东郡白马人（中国河南滑县东）。著名西晋文学家。成淹：上谷居庸人（中国北京）。著名北魏官吏。成玄英：字子实；陕州人（中国河南陕县）。著名唐初道士。历史名人● 成公：汉朝的学者，自己隐去姓名，常诵经，不交世利，世人称为成公。汉成帝出游，遇见成公，成公不行礼。成帝说："朕能富贵人，能杀人，子何逆朕？"成公说："陛下能贵人，臣不做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不受陛下之禄；陛下能杀人，臣不犯陛下之法。"帝不能屈，使郎官二人就受《政事》12篇。● 成遵：字谊叔，元朝穰（今河南邓州市）人，元统进士，授翰林国史编修官，拜监察御史。是岁言事并举劾凡70余事，皆揭发时弊，执政者恶之。出为陕西行省员外郎，累官中书左丞。为官清正，所至有声绩。后因用事者唆使人诬告成遵受赃，竟遭杖死，朝中内外为其鸣冤。● 成无己：中国金代医学家。聊摄（今山东聊城市茌平县成庄）人，约生于北宋嘉佑治平年间，后聊摄为金兵所占，遂成金人。成无己出生于世医家庭，自幼攻读医学。他对《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代经典皆有研究，尤其是对于《伤寒论》最为推崇。他专力钻研该书数十年，以《内经》、《难经》理论为依据，对该书进行了全面注释，撰成《注解伤寒论》10卷，为现存最早全面注解《伤寒论》之作，对后世影响极大。另撰《伤寒明理论》4卷，将经典著作与个人心得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启迪后学产生了重要作用。● 成连：春秋时代著名琴师，他的高足之一就是人们熟悉的伯牙，伯牙跟随成连学琴3年而成为天下妙手。● 成得臣最负盛名。成得臣字子玉，他是春秋时代楚国的名将，官拜令尹（相当于宰相），晋楚两国在城濮交战时，晋文公闻其名而下令军队“退避三舍”。可惜他后来因战败而拔佩剑自刎。成氏族人的另一名武将是成丹，他是汉朝的著名将领，因战功显赫而受封为襄邑王。● 成公绥，他是西晋的文学家，好音律，擅辞赋，著有《成子安集》。唐代的成玄英是著名的道教学者，号“西华法师”，曾注《庄子》一书（即《南华真经注疏》），另著有《道德经义疏》。宋代著名医学家成无己，对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研究精深，著有《注解伤寒论》、《明理论》等。● 成兆才（1874-1929）：评剧鼻祖。字捷三，艺名东来顺，河北省滦南县人。他在华北冀东地区提倡评剧、河北梆子戏、京剧等。他对评剧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创作改编评剧脚本百余种，人们在他的家乡为他塑像，并建立成兆才纪念馆。● 成舍我：曾任上海《大公报》编辑，主办过《世界日报》，后在台北创立世界新闻专门学校，自任校长。成仿吾则是中共著名的理论家，早期创造社的主将，与当时的郭沫若齐名。●成仿吾:（1897—1984年），原名灏，笔名石厚生、芳坞、澄实，今湖南新化县人。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无产阶级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文学家、翻译家。
成舍我之子。男，汉族，1935年6月生，湖南湘乡人，民建成员，1951年参加工作，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51年至1952年广州南方大学工人学院学习政治理论，后任广东省总工会组织部科员，广州珠江区“五反”指挥部民船业分队长。1952年至1956年华南工学院无机专业、华东化工学院无机物专业学习。1956年至1958年化工部沈阳化工研究院技术员。1958年至1973年化工部华北设计研究分院、天津化工研究院技术员、专题组组长、研究室副主任。1973年至1981年石化部石油化工科研院技术员、化工部科研总院（科技局）化工一处、无机化工处工程师。1981年至1984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并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84年至1988年化工部科技局工程师、总工程师。1988年至1993年化工部科研总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1993年至1994年化工部副总工程师兼科研总院总工程师。1994年至1997年化学工业部副部长、民建中央主席（1996年12月）。1997年至1998年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4年12月再次当选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第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增选为常务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八届、九届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院长 原名国屏，别名惜依，湖南省湘乡市苏坡乡白石村人。早年赴日本留学，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后，成济安率部光复苏州。1912年，成济安任江苏都督府总务厅厅长兼卫戍部长暨南京临时政府宪兵司令。1913年，成济安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成济安随黄兴出走日本，旋入政法大学。1915年，成济安去新加坡，易名惜侬，主办《民国日报》，曾任《世界日报》总编辑。1947年，成济安任国民政府参军处中将参军。1952年，成济安在北京病故。 1911年6月19日出生，原名成本兴，又名成本新，成本鑫，湖北省荆州石首县成家咀人。1952年3月至1957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副司令员兼华北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1953年4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朝鲜空军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副司令员，1954年2月至1956年11月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参谋长。1957年8月至1967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技术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主管地面部队），在国土防空作战中，曾指挥部队多次击落敌U-2高空侦察机。1973年5月至1982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改授空军中将军衔。是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中共第十二、十三大上连续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8年8月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教授。江苏泰兴人。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建国后，历任湖南大学工学院副教授，东北工学院副教授、教授、机械系主任、副院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流体工程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民盟辽宁省委第七届副主任委员。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离心式压缩机的研究方面取得成果，主持研制“低噪声屋顶离心通风机”。撰有《小流量离心式压缩机级的研究》等论文，编著《矿山压气设备》，合编《离心式通风机》。
成姓，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常见的姓氏，但也是中国较为古老的姓氏之一。在《百家姓》中排第116位。成姓来源一、出自姬姓。1、周文王姬昌的后代，发源于今山东宁阳。西周初年，周武王封其弟、文王第五子叔武于郕（今山东宁阳东北），建立郕国。其后代以国名郕为姓，后有的去邑为成姓。2、发源于今河南范县西濮城北。周武王将另一个王族叫季戴的，分封在另一个也称为郕邑的地方，即今河南范县濮城一带。季戴也在郕邑建立了郕国，其后代也以国名郕为姓，后改郕为成，形成了成姓的一支。二、出自芈（miē）姓，始祖为成虎。春秋时，楚国君主若敖有公子名成虎，其孙以王父之字为姓，遂为成姓。三、据《北京彔》所载，古匈奴部落屠各族亦有成氏。四、出自满族老姓汉化，改为此姓的满族老姓包括：董鄂氏等。江西省的上饶市、景德镇市浮梁县、九江市彭泽县、鄱阳县油墩港头村，安徽省的合肥市、望江县白沙乡计家渡、肥东市、凤台县、庐江县、滁州市、安庆市东至县、马鞍山市、蚌埠市怀远县万福镇计圩村，河南省的开封市、巩义县、范县白衣乡韩庄、许昌市，天津市，浙江省的杭州市、宁波市余姚市陆埠镇计家村、湖州市、嘉兴市新塍县，黑龙江省的肇东市五站镇， 湖北省的丹江口市、云梦市，江苏省的苏州市、无锡市、昆山市、盐城市、吴江市盛泽镇、常州市金坛区、江阴县，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柳州市鹿寨县平山镇大阳村龙岩屯、象州市，四川省的隆昌县，河北省的秦皇岛市，陕西省的咸阳市、兴平市，上海市的南汇区三墩镇，山西省的朔州市平鲁区，山东省的临沂市，吉林省的东丰县，辽宁省的鞍山市、营口市大石桥镇，黑龙江省的大兴安岭区，云南省的会泽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的台北市地，均有成氏族人分布。
你要是愿意，就自己删除些吧，这篇900多字，以前写的。曹姓是中国传统的姓氏之一，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据《通志·氏族略》记载，曹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周文王的儿子曹叔振。由于曹叔振的子孙多居住在曹县，因此他们以县名为姓氏，形成了现代的曹姓。在中国的历史上，曹姓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曹操、曹丕、曹植等历史名人都是曹姓的代表人物，他们在政治、文化、艺术等领域都有着卓越的成就和贡献。曹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建立了魏国，并在战乱时期保持了北方的稳定。曹丕是魏国的第二代皇帝，他在位期间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使魏国得以进一步发展壮大。曹植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历史上的名人外，曹姓在地方文化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曹氏大宗是山东地区著名的家族之一，其家谱自南宋以来已经流传了近800年，是研究中国家族历史和家族文化的重要资料之一。此外，曹姓人群在江苏、河北、河南等地区也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地位。在现代社会中，曹姓已经成为中国人口数量较大的姓氏之一，约占总人口的1.5%。曹姓人群分布广泛，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河北、江苏等地，其中以山东曹姓人口最多。曹姓人群也逐渐融入到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包括政治、商业、文化、艺术等。曹德旺是著名的企业家，他创办的福耀集团是中国汽车玻璃产业的龙头企业之一。曹建明则是中国知名的电影导演，他的作品在国内外都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好评。然而，曹姓人群在现代社会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一方面，由于人口数量众多，曹姓人群在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传统的家族文化和价值观念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影响，曹姓人群的传统文化和家族观念面临着保护和传承的问题。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曹姓人群的文化遗产和家族价值观念，一些曹姓人士开始积极投身于家族文化研究和传承工作。他们通过编纂家谱、举办家族文化活动、捐赠文化遗产等方式，努力保护和传承曹氏文化。同时，曹姓人士也积极投身于社会建设和公益事业，在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之，曹姓作为中国传统的姓氏之一，拥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重要的社会地位。在现代社会中，曹姓人群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机遇，需要不断探索和发展。希望未来曹姓人士能够继承和发扬曹氏文化，为中国的发展和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五年级下册第三单元，和别的单元不一样，并非一篇一篇的课文，而是综合地学习汉字的知识，并在要求写一篇简单的，关于姓氏的研究报告。
这个内容是同学们第一次接触，该怎么写呢？好在课本给我们提供了完整的例文，按这个结构来完成就可以。
一、关于“李”姓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报告的写作分析
报告分为四部分。

1. 提出问题，即关于某一个姓，想知道一些什么情况，包括历史和现状做一次研究。
2. 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用过什么方法，就写什么方法。可以按照书上的方法，另外也要与时俱进，运用现代新的互联网搜索工具。
3. 整理资料。对搜集到的材料进行分类和梳理，选择自己认为重要的记在表格中。内容包括姓氏的来源、历史名人、现状。如果有别想添加内容，也可以自己组织添加。
4. 研究得出的结论。结论就依据上面分类整理的内容进行分析，并分别总结和说明。
二、写作关于“曹”姓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报告
下面以“曹”姓为例，按照课本的式样进行写作。

1.问题的提出
最近，老师让我们阅读《三国演义》，我看到了曹操，就想起曾学过他说过的一句话：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还有他的儿子曹冲称象的故事，感觉他的一家子真是了不起。今天我就来研究一下有关曹姓的来源、历史和现状。
2.研究的方法
（1）互联网搜索
（2）查阅本地的县志
（3）询问大人
3.资料整理
来源：曹姓有多个不同的渊源，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周朝周武王有个弟弟，他的封地在“曹”这个地方，所以他就成了曹姓的始祖，上面所的曹操就是其后人。另一个来源，大禹治水时，有个人叫安，大禹任命他为“曹官”，后来他就改姓为曹，成为曹姓的一支。另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都有“曹”姓。

历史名人：“曹”姓历史名人不算很多，主要有两位。曹操，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他戎马一生，还有很多著名的诗篇，他的儿子曹丕称帝后，尊他为魏武帝。另一位著名的曹姓人物是我国古典四大名著《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他用毕生的精力写作了《红楼梦》，成为文学艺术宝库中璀璨的明珠。
现状：据统计，2018年，曹姓人口730万，在所有姓氏中排名第35位，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四川等地，以河南最多，约占10%以上。
我们也来说说吧！快快快来吧！
不用 慌 我去翻字典 争取明天 给你
看来我们是一支人啊,应该是仕大光明盛,永远振家声,道德宏先泽,仁厚兆前兴
建议你看看西安市长安区的文史资料。那里是【樊川】故地，也是很多姓氏的发源地。你的家谱【光明盛，永远振家声】，好像与那里的【兴国寺】有关。仅供参考咯！
邵姓起源参考之一「邵」源出 ：出自姬姓. 以邑名为氏. 公元前十一世纪, 周文王之庶子奭受封於召邑(在今陕西省岐山西南)世称召公. 后又转封於蓟(在今北京一带), 成为燕国始祖. 其后有召氏。家族名人邵雍（1011～1077） 字尧夫，宋范阳（今河北省涿县人）。精先天象数之学。寓洛四十年，称所居为安乐窝，卒諡康节。著有《先天图》、《皇极经世》、《渔樵问答》、《伊川击壤集》等。地望分布：河北蠡县南。邵姓起源参考之二邵姓在当今中国姓氏中排名第八十三，是台湾的第一百大姓。远祖起源于周代。邵姓，古代写成召姓。据史书上记载，邵姓的先祖是周代召公的后代。召公，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周公的兄弟。在武王灭商后，他被封于燕。但是他是王朝卿士，因此，燕国由他的长子代理。他在周朝初年与周公一起是手握大权的权臣，后来因功别封于召（今陕西岐山西南），爵位是公爵，子孙世袭召公之职。历代召公在周成王，康王，厉王朝廷中都担任要职。召公虎在周厉王时还有著名的劝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到了东周时期，周王室衰落，秦国兴起，召国遂被并吞。子孙为纪念故国，就以“召”或“邵”为姓 。因此，邵，召原本是一姓，都起源于周朝王室之姓，姬姓。召公的子孙后来在汝南，安阳，博陵等地发展，世称汝南望，安阳望，博陵望。姓源载：邵公□受封于燕之后。氏族博考：召与邵春秋本一姓，后分为二，汝南、安阳之族皆从邑。又姓谱云：文王之子季载之后。姓氏起源邵氏的姓源较为纯正，主要是出自姬姓，为周文王之后。据《通挚氏族略以邑为氏》、《万姓统谱》等史料所记载，周初大臣召康公因食邑于召，被称位召公或召伯。他后来还被封于燕国，他派儿子去管理燕国，自己留在镐京任太保，是周初三公之一，也是文、武、成、康四朝元老，曾同周公旦一起平定武庚之乱，“成康之治”的形成也有他的功劳。他的子孙袭召公一直是周朝的执政大臣之一。周室东迁后，召公的采邑也随之东移，迁徙地在今陕西省境内。后来，燕国被秦国所亡，召公的子孙以原封地“召”为姓，称召氏。据《氏族博考》所载：“召与邵，春秋本一姓，后分为二。汝南、安阳之族皆从邑。”由此可见，召氏和邵氏其实同出一姓，只是写法不同而已。至于召姓改邵姓的原因，历史上没有留下史料记载，改姓的时间说法不一。据有关学者考证，是在秦朝建立前后，同时，又据有关资料可知，至汉乃有以召为姓的，此后，召姓因多改为邵姓，故召姓也就不多见了。迁徙分布春秋时齐国有召忽，与管仲同事襄公子纠。秦朝有广陵人召平，封东陵侯，秦亡后，因家贫种瓜于长安城东，其瓜称“东陵瓜”。秦末有召欧，随刘邦起兵于沛，西汉封广侯。西汉有九江寿春人召信臣，元阳帝时任南阳太守，为民兴修水利，被称为“召父”。以上材料反映了三国以前召氏分布及活动的一些情况。三国时，魏有邵乐丞邵登，河南人；吴有节义之氏邵畴。晋代有安阳人邵续，生活在今河北省境内。南齐有武陵人邵荣兴，八氏同居。唐代校书郎邵楚苌为闽县人。由此可知，三国至唐代，邵氏除在今天的河南继续发展外，又有向北、南迁徙者。宋、明时期，邵氏还分布于今天的浙江、江西、湖北、陕西、山西等地。历清朝至近现代，分布地更为广泛。从清代开始，有邵氏迁至台湾，后来又有一些移居海外。据有关的学者证实，今天的邵姓主要分布于今天的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江苏、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甘肃等省。堂号1 安乐堂：宋时邵雍，好《易》理，把他的居所命名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顾颐称赞他有内圣外王之学。2 邵姓又以博陵为堂号。历史名人邵长蘅：武进人（今属江苏），清代诗人。邵齐焘：江苏昭文人，文学家。邵普涵：今浙江余姚人，著名的经学家、历史学家，他曾参与纂修《继三通》、《八旗通志》等书。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录《旧五代史》，并博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按照原目，编排成册，使《旧五代史》失而复得，列入正史。他还长于经学，以郭璞《尔雅注》为宗，兼采汉人旧著，撰有《尔雅正义》，成为训诂学的重要著作。今天的《四库全书》史部典籍，多出自他手。邵雍：北宋著名的哲学家，他的祖先为河北范阳人。幼随其父邵古迁居河南共城苏门山下，后在苏门聚众讲学，创办“太极书院”。三十岁时又居家迁至洛阳天津桥畔。并与居住在洛阳的退辞宰相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结为好友，研讨学问，评议时政，期间屡次拒绝朝廷的录用。他根据《周易》八卦，创立“象数之说”，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太极”。“太极”是永恒不变的，而天地万物则有消长和终结，循环变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退化的，提出：“皇、帝、王、霸”。四个时期的历史退化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邵伯益：著名学者。邵信臣：东汉时任南阳太守，九江寿春人。曾历任零陵、南阳太守。在南阳任职期间，曾利用水泉兴修水利工程，组织民众开沟筑坝数十处。他与杜诗一前一后，在南阳都有惠政。时人称之为“邵父杜母”，以表达对他们的敬爱。邵林：青州刺史。邵兴：解州安邑人，南宋抗金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