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学杂志JEB

李森科在苏联的获得宠幸，以及他对古典遗传学和摩根学派遗传学家的迫害作风，在1947年后随著「向苏联学习」的政策而迅速扩展至中国。李森科在1948年，向列宁农业科学院（Lenin Academy of Agriculture Science）所作的报告：「生物科学近况」（The situation in biological science）的中文译文於1949年刊出，随即被定为各大学生物系和相关研究机构的必读教材（注二）。在1950年代，所有被邀来中国的苏联生物学家，都是李森科的同党。他们在课堂上都否定了孟德尔（G Mendel, 1822～1884年）、魏士曼（A Weismann, 1834～1914年）和摩根的成就，指他们为「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理想派的」、「假科学的」人。 但是，李森科的见解和大多数中国生物学家的见解却十分不同。在1949年前，中国的遗传学乃是自西方移植而来。许多中国的遗传学家和生物学家们，都是在1920～1940年代，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受过教育，有些人甚至是在摩根的实验室接受过他本人的指导。他们学成回国以后，遂在不同的大学裏任教和研究。但是，有极少数的生物学家，在1940年代系在延安（中日战争时中共的大本营）或中国北方其他「解放区」工作，这些人没有受过西方科学思想的洗礼。尽管中国生物学界的主流派反对李森科和苏联式将遗传学定於一尊的作风，但中共官方却把苏联那一套拿来如法炮制。在1952年所发动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中，中国的生物学家——特别是摩根学派的遗传学家们，均受到了批判，而无一幸免。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就像在苏联一样，各种报章、杂志、期刊都充斥著代表李森科见地的文章。而摩根学派的观点则成了政治的祭品。 1952年六月，《人民日报》刊出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为坚持米丘林方向而斗争」（注三）。该文全力支持李森科的见解，有云：「马克斯和列宁的思想被确切的应用在米丘林派生物学上，乃是一种伟大的成就…米丘林派生物学乃是生物科学上一次基本的革命。」西方遗传学遭到了全面的排斥。该文也批评那些不赞成李森科学说的中国遗传学家：「目前中国生物学的现况不能再加以容忍…在各大学裏，不同的生物学主张仍毫发未损，旧观念仍然充斥在课程之中，米丘林派生物学只在一个学期裏有讲授，中学教科书中只有一章谈到它。所有研究都一仍旧贯。」并呼吁「用米丘林生物学来彻底改造生物科学。」「不仅遗传学，其他如生态学、细胞学、胚胎学、微生学等，也都与时代脱了节，都必须加以彻底改造…我们可以经由批判不合时宜的遗传学和生物学，来学习米丘林微生物学…各大学生物系的课程应全面加以修订。」 由於此文系由人民日报发表，而《人民日报》的言论乃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传声筒。因此，这一篇文章对於增强李森科学派的声势影响极大。文章发表后，各相关研究单位无不倾力求其实现。自1952年秋季开始，所有正统的遗传学课程全部停授，相关的研究也不能再进行。所有从事杂交育种的研究均受到批判，因为这些研究是基於生物间存有逢机变异的预期之上。中学的生物教科书也根据李森科的观点加以修订。只有采用李森科观点的文章才能在科学期刊上发表。这是在1956年八月青岛会议前中国生物学界的状况。 在另一方面，《人民日报》的上述文章也批评了李森科学说的中国追随者，指他们为「闭门主义」、「狭隘的实验主义」和「态度不科学，决定不严谨」。并说：「米丘林学说不能被看作枯燥无味的八股」，「古典的生物科学不能全加否定」和「坚信摩根学说的科学家不能被看作政治反动派」。《人民日报》所以会说出上面这些话，来缓和对摩根学派的批判，乃是若干特殊状况使然。 在1950年代早期，一个农业大学的高干，也是李森科学说的追随者，曾对摩根学派的遗传学和遗传学家苛刻无礼，从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譬如北京农业大学一位族群遗传学的教授，因为不赞成对正统遗传学的批判，更由於受到令他难以忍受的人身迫害，而逃离了中国（注四）。当中共中央的当权人物知道之后，他们对於此一事态深感关切，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遂对这些过火的行为加以规范：「虽然摩根学说禁止传授，但科学家们不会加以整肃。」因此，中苏共的遗传学家际遇不同。在中国大陆裏的遗传学教授虽然不能讲授摩根的遗传学，但仍可讲授动物学、胚胎学、演化论和其他生物学课程。 尽管受到党中央的批评，各地农业大专院校及研究机构，育种的材料仍常遭毁弃。譬如1954年十月，由鲍文奎（1940年代曾在摩根的实验室裏进修过）在四川省某实验农场所主持的黑小麦（triticale）杂交试验被迫停止，实验农场废置（注五）。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要研究单位的负责人俯首同意。此一举措，后来受到中央方面的批判，并且采取步骤，重行恢复鲍氏的研究。虽然如此，彼时官方支持李森科的立场则始终未变。 1950年代早期，苏联国内有两件新发展，也影响了中国。 一、1950年六月二十日，苏联的《真理报》发表了由史达林署名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马克斯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日报》将该文予以译载。史达林在这篇文章中，对苏联一位颇有名气的语言学家NY Marr加以批判，指摘他误解语言学的阶级性，和他在苏联语言学界中表现军阀式的极权领导作风。史达林说：「各种观念间如全无争论，不能加以自由批判，那就无科学可言，也不会作出贡献。」中国科学家对这几句话特别留意（注六）。 二、李森科在1950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生物学上有关物种（species）形成的一个新观念＞。该文的中文译文出现在1950年八月《中国米丘林学会会刊》的创刊号上。从1952年开始，苏联的《植物学杂志》在VN Sukhachev担任主编的情况之下，以及苏联的其他科学杂志，都对李森科的物种形成论作冗长的讨论。这些文章也迅即受到中国科学家的注意。1954年十二月，彼时史达林已死，中国科学院所出版的《科学通报》（Scientia Sinica）刊登了来自苏联《植物学杂志》的一篇译文，题目是＜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其今后的任务＞。该文总结前一年对李森科的讨论，并指出李氏及其同伙的工作犯了很多错误。自1954年起，「中国科学社」就对此一持续的讨论不断出版小册子（注七）。 上述二类事件，鼓舞了中国摩根学派的遗传学家，勇於表达他们的意见。1955年，中国科学院的胡先驌在其新著《植物分类学简编》的一章「植物分类学原理」中，对李森科加以批判：「李森科所提出有关生物学上物种的新观念，起初曾经风尚一时…在近代生物学史上，必须对此一争论加以注意。我们中国生物学家，特别是植物分类学家，必须对此有深入了解，否则大家会被导入迷途。」但是此书出版后不久，胡氏即广受批判，特别是1955年十月，为庆祝米丘林的百年冥诞，在北京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为最（注八）。从此以后，中国无人再敢反对李森科。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56年秋为止。 在1955和1956年的苏联，发生了两个重要政治事件，从而大大改变了李森科的处境。首先，赫鲁雪夫已逐渐掌握了史达林死后的苏共政权。1956年元月所举行的苏共第二十届党大会上，史达林遭到了公开批判。第二，到1955年末，有好几百人联名陈情，要求免除李森科所担任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1956年四月李氏终於丢官。

李森科事件 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认识越来越被人类所重视。特定的历史条件、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等非科学因素对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的行为所造成的制约和影响有时候是不容忽视的。1930—60年代，在苏联科技史上发生的“李森科事件”就是科学与政治斗争、政治权威取代科学权威裁决科学论争的可悲事件。 李森科（T．D．Lysenko，1898—1976）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后，在一个育种站工作。乌克兰和阿塞拜疆虽然地处较偏南方，但是冬季农作物也偶尔会受到霜冻天气的威胁。1929年，李的父亲偶然发现在雪地里过冬的小麦种子，在春天播种可以提早在霜降前成熟。李森科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称为“春化处理”的育种法，即在种植前使种子湿润和冷冻，以加速其生长。李森科夸大自己的发现是解决霜冻威胁的灵丹妙药，为此，乌克兰农业部决定在敖德萨植物育种遗传研究所里，设立专门研究春化作用的部门，并任命李森科负责。“春化处理”在俄国的农业史上曾经有过，李森科对此给予了理论上的解释。技术和理论，在指导农业生产上的价值与作用，需要由实践来检验，而李森科推广这种技术，不是依靠严格的科学实验，却是借助于浮夸和弄虚作假。他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正直科学家的批评。 李森科出于政治与其他方面的考虑，坚持生物进化中的获得性遗传观念，否定基因的存在性，用拉马克（Lamarck，1744-1829）和米丘林(I．V．Michurin)的遗传学抵制主流的孟德尔—摩尔根(G．Mendel-T．H．Morgan)遗传学，并把西方遗传学家称为苏维埃人民的敌人。李森科最初面临的主要反对者是来自美国遗传学家、诱发突变的发现者穆勒，后者认为经典的孟德尔遗传学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苏联农业科学研究院前任院长N·I·瓦维洛夫支持穆勒的观点并成为李森科的头号对手。 李森科从1920年代后期绕开学术借助政治手段把批评者打倒。1935年2月14日，李森科利用斯大林参加全苏第二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的机会，在会上做了“春化处理是增产措施”的发言。李森科在他的演说中谈到，生物学的争论就像对“集体化”的争论，是在和企图阻挠苏联发展的阶级敌人作斗争。他声称反对春化法的科学家：“不管他是在学术界，还是不在学术界，一个阶级敌人总是一个阶级敌人……”。李森科用自我否定的检讨，来改头换面地对学术界知识分子进行攻击，这一手段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李森科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尽管在乌克兰50多个地点进行了5年(1931—1936)的连续实验，表明经春化处理的小麦并没有提高产量，但这动摇不了李森科已经取得的胜利。 李森科的反对者开始面临噩运。穆勒逃脱了秘密警察的追捕，而瓦维洛夫则于1940年被捕，先是被判极刑，后又改判为20年监禁，1943年因营养不良在监狱中死去。1935年，李森科获得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的称号，并当上了敖德萨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对国防做出了巨大贡献，苏联科学家的影响大为增加。有人因此希望战后放松对科学家的控制。在1946—1947年，这种改进似乎有所出现。1947年苏联生物学家锡马尔豪森在苏联主要哲学刊物上，发表了明确批判李森科主义的文章。1948年，当时在中央委员会主管科学的官员尤里·日丹诺夫（斯大林的主要助手之一安德烈·日丹诺夫的儿子、斯大林的女婿）接受了包括耶弗罗意蒙孙（V．P．Efroimson）、留比晓夫(A．A．Liubishchev)在内的苏联生物学家向中央委员会的控诉，认为李森科否定孟德尔遗传学是错误的。日丹诺夫在随后的一次报告中对李森科进行了批判。 然而，由于李森科寻求斯大林的支持再次获得成功。1948年8月，苏联召开了千余人参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又称“八月会议”)。李森科在大会上作了《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他把自己全部的“新理论”、“新见解”，概括为几个方面，作为“米丘林生物学”的主要内容，声称“米丘林生物学”是“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而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经斯大林批准，苏联正统的遗传学被取缔了。李森科在大会上宣布，这次会议“把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主义从科学上消灭掉，是对摩尔根主义的完全胜利，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是伟大的节日”。 “八月会议”使苏联的遗传学遭到浩劫。在高等学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构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义方向的研究计划；一大批研究机构、实验室被关闭、撤销或改组；有资料说，全苏联有3000多名遗传学家失去了在大学、科研机构中的本职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八月会议”的恶劣影响，波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八月会议”使李森科达到了“事业”的巅峰。李森科的个人胜利，无疑是科学的悲剧。 真理的声音依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由苏卡切夫院士主编的苏联《植物学杂志》于1952年底起冲破阻力，再次发出了与李森科不同的声音，揭开了苏联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的大论战的序幕。之后，该刊发表大量文章，揭露李森科及其追随者弄虚作假的事实和不道德的行为。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后，苏联的文化生活出现了一次解冻。1955年底，300多名苏联著名科学家联名写信给苏联最高当局，要求撤销李森科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1956年2月，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后，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受到批判，李森科迫于形势提出辞职，并得到苏联部长会议的批准。但是，由于赫鲁晓夫重蹈斯大林的覆辙，再度以政治力量干预学术论争，使得李森科依然得以继续他的反科学事业。1958年12月14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论农业生物学兼评〈植物学杂志〉的错误立场》的社论，指责《植物学杂志》发起的那场论战，错误地否定了李森科。苏卡切夫院士被解除了《植物学杂志》的主编职务，一大批反对李森科物种和物种形成“新见解”的科学家被撤职，一批实验室被关闭。1961年李森科被重新任命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李森科主义在苏维埃科学院被投票否决。至此，李森科丧失了在苏联生物学界的垄断地位。李森科主义没有实现苏联人“面包会有的”的理想，反而使他们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学遭到了不可救药的落伍，苏联失去了两代现代生物学家。 历史的教训在于给人类以教益。科学完全走出政治强权的阴影，完全走出李森科之流的阴影，这在今天仍然是人类的一项艰巨的任务。控制论的创立者诺伯特·维纳的话提供了这一事件的反思：“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