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个人所得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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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高收入调节乏力，税收流失严重。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2000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分项纳税情况为：工薪所得比重为86%，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比重12%，承包、承租经营所得比重19%，劳务报酬所得比重09%，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比重7%，其他所得比重14%，偶然所得比重29%，61%来自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财产转让所得。2001年工薪所得比重上升到50%左右，而上海、北京、厦门等地却高达60%以上。从以上情况看，个人所得税主要来自工薪所得，工薪所得主要来源于企业账面工资、奖金。对工资外的奖金，福利补贴等征税很难；另外，对较难掌握收入来源的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等高收入项目征税很少，调节力度不够，使得有些高收入所得并没有真正进入征税范围。长期以来，对高收入者征税是件很难的事，据广东省统计，2001年全省个人所得税收入69亿元，其中来自高收入者的税款仅占33%，偷漏税现象相当普遍。　　2　成因分析　　以上情况说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影响所得税作用发挥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制度本身，但是从制度上分析其原因，是完全必要的。　　（1）分类所得税制存在缺陷。分类所得税制是指同一个纳税人的各类所得或各部分所得，如薪金、股息或营业利润的每一类都要按照单独的税率计算纳税。这种模式便于实行源头扣税，具有计征简便，征收成本低的优点。当大多数人的收入方式都比较单一且收入水平较低时，宜于采用这种模式，但当居民收入来源多元化且收入逐步上升时，采用分类所得税就难以控制税源，也难以衡量不同纳税人真正的纳税能力。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就是采用这种模式，共分11个项目征收，税率从5%～45%不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个人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其缺陷越来越明显：1）对不同来源的收入采用按月或按次计征，年终不汇总的方式，无法全面衡量不同纳税人真正的纳税能力，收入来源分散但综合收入高的人，可能比收入来源集中且总收入不高的人缴纳更少的税，难以对真正的高收入者的收入进行调节。2按月或按次计征，年终不汇总的规定，容易引发避税行为，纳税人只要将本为一次收取的收入分散，化整为零，便能可“合法”地少交或不交税。　　（2）费用扣除规定脱离实际。在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净所得减去固定的费用扣除后纳税。关于费用扣除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应分为两部分：第一是为取得收入所必须支付的费用，以体现所得税是对所得课税这一特征；第二是基本生活需要的部分，这一部分应根据不同纳税人的实际负担情况分别对待。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实行综合扣除方式，采用定额扣除和定率扣除相结合的方法，这种扣除方式对纳税人的各种负担考虑不够周全，特别是定额扣除。在现行税制下，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的月扣除标准是800元，这一标准明显偏低。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在1994-2000年间，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了57%，按这一指数计算，2000年的必要费用扣除应为800×（1+57%）=56元。结果表明，物价变动使一部分低收入者进入了纳税人的行列，大量低收入者进入纳税人行列，既违背了公平原则，又降低了税收效率，增加征管成本。

个人所得税改革（论文）个人所得税改革效应研究 摘要：本文分析了个人所得税改革产生的作用，即减轻工薪阶层的纳税负担、加大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降低基尼系数。并通过经济学原理从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了本次个人所得税改革将使中等收入阶层收益最大，而中等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从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大的结论。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费用扣除标准 消费理论 改革效应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自然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为对象征收的一种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近些年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深入，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也随着我国经济运行质量、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逐步成为各地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国家征得的75%的个人所得税却来自中低收入者，这显然与当初个人所得税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驰。因此，我国酝酿多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与2006年1月1日起实施，延续了20多年的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由800元提高到1600元。尽管费用扣除标准的提高会造成短期内的个税减收，但从长期来看，个人所得税仍是我国税收增长潜力最大的税种之一。再者，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的提高，将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增加社会有效需求，从而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形成税收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而且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这体现了国家积极鼓励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趋向。同时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报纳税，加大了税收的征收力度。本次调整个人所得税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的作用。一、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 减轻了工薪阶层的负担 本次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所得将费用扣除标准由800元提高为1600元，翻了一番，不是立足于调节收入差距，而是立足于给工薪阶层减轻税收负担，增加消费。按有关部门的计算，我国城市居民年消费支出月为1143元，将扣除费用确定为1600元，使中低收入者保证基本支出得到满足后略有结余，这是顺应居民收入提高、生活费用支出加大的合理调整。而在此之前，工薪阶层在基本生活需要未得到满足前就需缴纳所得税，显然是不合理的，不符合发展经济目的“是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要求”这一宗旨的。本次个税改革的取向在于减税，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后，相当一部分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负担将减轻，甚至根本不必缴纳个人所得税。据统计，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达05亿元，其中65%来自于工薪阶层。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提高至1600元后，有人估算，财政可能因此减少280亿元的收入，也就是说工薪阶层每年可减少280亿元的纳税负担，也就意味工薪阶层增加可支配收入280亿元。根据税收乘数原理，280亿元的减税可形成社会需求1120亿元。据国家税务总局预测：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后，全国个人所得税的减收部分占到2004年个人所得税收入05亿元的16%左右。（二）加大了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个人所得税是我国目前所得税种中最能体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税种。在降低低收入者税收负担的同时，争取最大限度地利用个人所得税在调整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在征管方面研究新措施、引进新手段，是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关键。本次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提出了对富人进行重点征管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提出了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将以前的单项申报改为双项申报，即将原来由纳税人所在单位代为扣缴个人所得税，改为高收入者的工作单位和其本人都要向税务机关进行申报，否则视为违法。条例规定，扣缴义务人都必须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这就形成了对高收入者双重申报、交叉稽核的监管制度，有利于强化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堵塞税收征管漏洞。实施条例中，高收入者也有了明确的定义：“年收入超过12万元以上的个人”。 （三）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各地居民收入、生活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全国统一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有利于促进地区间的公平。如果对高收入地区实行高费用扣除标准，低收入地区实行低费用扣除标准，反而将加剧地区间的不平衡，这将与个税本来的调节意义背道而驰。目前，各地实行统一的纳税标准，对收入较低的西部地区将产生很大益处，西部相当部分中低收入阶层将不必缴纳个人所得税，该地区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将会减轻，有利于鼓励消费，促进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税在所有税种里最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对收入进行二次平衡。富人和穷人是财富分配链中的两端，要缩小贫富差距，就是要从富人那里分割一定的财富，用来补贴穷人。而在我国近十多年来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加大，基尼系数达到45，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达到或者超过4，说明贫富差距过大。贫富差距凸显与个人所得税制度失效是因果相生的。统计数字显示，工薪阶层是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纳税群体。2004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中65%来源于工薪阶层，违背了大家公认的“二八定律”。而中国的富人约占总人口的20%。占收入或消费总额的50%，但是，这20%的富人，对个人所得税的贡献，竟然只有10%。这充分说明，个税不但没有实现从富人到穷人的“调节”，相反，这种财富的二次分配还处于一种“倒流”状态中。长期“倒流”下，只能是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社会贫富差距仍将继续加大。有人称，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是最轻的。只有通过政府的税收强制手段才是完成“调节”的最有效方式。对比中国这样的“制度失效”，新加坡的个税政策无疑可以借鉴。新加坡总理发布税务报告称，占人口总数20%的新加坡富人交的个人所得税占个人所得税总数的93%，意即：个税基本都是由富人承担。新加坡政府另外对市民有各种补贴，其中占人口80%的市民，其补贴和交税平衡后，都有净入账；只有那20%的富人是净出账，2003年富人的平均净出账是3万新币。富人承担几乎全部的个人所得税义务，政府收缴上来以后通过补贴等方式实现对穷人的再分配；富人在纳税活动中付出义务，穷人从纳税活动中获得好处——这才是一个正常有效的个税“调节”状态。中国公众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期待，很大程度上寄托在个税制度的归位中。税收制度对广大中等收入群体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作用原理是“限高，促中，提低”。加大对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对降低基尼系数有明显的作用。 二、 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效应——个人收入增加产生的效应 （一）收入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正如前面所说，国家个人所得税的减收也就意味着工薪阶层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根据西方经济学中对国民收入的研究，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以及即期可实现的购买力，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消费需求的大小和强弱。宏观经济学中对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第二阶段的生命周期理论、持久收入理论和相对收入理论；第三阶段的霍尔随机游走假说，以及由此引发的其他大量的假说。这些理论思想为我们研究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提供了借鉴和思路。 消费理论 （1）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凯恩斯认为，在短期内，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主要取决于收入的多少，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也会增加，消费是“完全可逆”的，但消费的增长低于收入增长，边际消费倾向逐渐递减。（2）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该假说首先假定消费者是理性的，能以合理的方式使用自己的收入，进行消费；其次，消费者行为的唯一目标是实现效用最大化。这样，理性的消费者将依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根据其预期寿命来安排收入用于消费和储蓄的比例，即每个人都将根据他一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他的消费支出。消费不是取决于个人现期收入，而是取决于其一生的收入。（3）弗里得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弗里得曼将个人的收入分为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持久性收入是稳定的、正常的收入，暂时性收入则是不稳定的、意外的收入。弗里得曼认为，决定人们消费支出的是他们持久的、长期的收入，而不是短期的可支配收入。因为短期可支配收入会受到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经常变动，人们消费与短期经常变动的收入没有稳定函数关系。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人们实际上是根据他们在长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来进行消费的。（4）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杜森贝利认为，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到自身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周围人的消费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到自己目前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到自己过去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上述消费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收入尤其是稳定收入的确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而本次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的提高正是增加了工薪阶层的稳定而持久的收入。收入对消费影响的分析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GDP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人均超过800美元，整体上已从“八五”时期的世界低收入国家行列跃入世界中下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社科院和国家统计局都曾经做过全国社会阶层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基本上认定，中国的“中间阶层”人群数量大量增加，已经占总体人口的15%-18%左右。随着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中国消费率将不断上升，预计从2002年的58%上升到2010年的65%，并于2020年达到71%，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迅速增长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是购买高端、新型商品，从而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去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正是消费升级的起跑线。目前在人均GDP逾3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层“扎堆儿”的沪、京、粤、浙等沿海发达地区，消费升级表现尤为明显，这些地区已经率先进入小康阶段。中等收入阶层消费支出中，2002年与1992年相比，食品、衣着等生存型的消费倾向下降了22个百分点，而医疗保险、交通通信、娱乐文化教育、居住等享受型和发展型的消费倾向却显著上升，提高了17个百分点。不动产、金融和保险类投资成为时尚，城市投资者渐次浮出水面。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这群人已经开始追求经济安全、享乐和发展，一个稳健的投资理财计划对他们会很有吸引力。中等收入阶层的储蓄性支出正向投资性支出转变，股票、教育、保险等成为他们消费的热点，而且他们普遍对品牌的忠诚度较高，消费理念非常成熟。最近，某公司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理财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在理财工具价值的认同方面，风险较低的保障工具如子女教育基金、保险、国债等增长幅度最大。中等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为1，即每增加1元收入，可带动1元的消费。其后依次为：中高收入人群、最高收入人群、最低收入人群、中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成为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力量。这次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对中等收入人群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全国约有5亿多从业人员达到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人群的成长势必带来消费的转型，即生活质量越加受到关注，从追求数量型向讲求质量型迅速转变；由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居民可支配收入将有所增加，消费开支绝对量也会增长，同时投资类消费比重也将随之上升。这些积极变化会反过来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特别是将提升第三产业，迅速增加对第三产业的需求，推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改变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不合理状况。三、 结束语工薪所得扣除标准大幅提高800元，与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实力明显提高的发展趋势相一致，体现了国富民强的发展经济的宗旨。这次个税改革不仅减轻了工薪阶层的纳税负担，加大了个税对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缩小了收入差距，降低了基尼系数，提高了人民的购买力，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个税这次改革产生的良好效果，对国民经济发展必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