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专业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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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教学思想——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本校的校训，我们学校的基础就是立在这五个字上，再也没有一件事比明了这五个字还重要了。说来倒很奇怪，我 在本校从来没有演讲过这个题目，同志们也从没有一个人对这五个字发生过疑问，大家都好像觉得这是我们晓庄的家常便饭，用不着多嘴饶舌了。可是我近来遇了两件事，使我觉得同志中实在还有不明了了校训的意义的。一是看见一位指导员的教学做草案里面把活动分成三方面，叫做教的方面，学的方面，做的方面。这是教学做分家，不是教学做合一。二是看见一位同学在《乡教丛刊》上发表一篇关于晓庄小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说：“晓庄小学的课外作业就是农事教学做。”在教学做合一的学校的辞典里并没有“课外作业”。课外作业是生活与课程离婚的宣言，也就是教学做离婚的宣言。今年春天洪深先生创办电影演员养成所，招生广告上有采用“教”“学”“做”办法字样，当时我一见这张广告，就觉得洪先生没有十分了解教学做合一。倘使他真正了解，他必定要写“教学做”办法，决不会写作“教”“学”“做”办法。他的误解和我上述的两个误解是相类的。我接受了两次刺激，觉得非彻底的、原原本本的和大家讨论明白，怕要闹出绝大的误解。思想上发生误解则实行上必定要引起矛盾。所以把这个题目来演讲一次是万不可少的。我自回国以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这种情形以大学为最坏。导师叫做教授，大家以被称教授为荣。他的方法叫做教授法，他好像拿知识来赈济人的。我当时主张以教学法来代替教授法，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务会议席上辩论二小时，不能通过，我也因此不接受教育专修科主任为名义。八年，应《时报·教育新思潮》主干蒋梦麟先生之征，撰《教学做合一》一文，主张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此时苏州师范学校首先赞成采用教学法。继而“五·四”事起，南京高等师范同事无暇坚持，我就把全部课程中之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这是实现教学合一的起源，后来新学制颁布，我进一步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但是教学做做合一之名尚未出现。前年在南开大学演讲时，我仍用教学做合一之题，张伯苓行政管理拟改为学做合一。我于是豁然费通，直称为教学做合一。去年我撰《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时，即将教学做合一之原理作有系统之叙述。我现在要把最近的思想组织起来作进一步之叙述。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从广义的教育观点看，先生与学生并没有严格的分别。实际上，如果破除成见，六十岁的老翁可以跟六岁的儿童学好些事情。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是我们不知不觉中天天有的现象。因此教学做是合一的。因为一个活动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比如种田这件事是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游泳也是如此，游泳是在水里做的事，便须在水里学，在水里教。再进一步说，关于种稻的讲解，不是为讲解而讲解，乃是为种稻而讲解；关于种稻而看书，不是为看书而看书，乃是为种稻而看书；想把种稻教得好，要讲什么话就讲什么话，要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我们不能说种稻是做，看书是学，讲解是教。为种稻而讲解，讲解敢是做，为种稻而看书，看书也是做。这是种稻的教学做合一。一切生活的教学做都要如此，方为一贯。否则教自教，学自学，连做也不是真做了。所以做是学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做”既占如此重要的位置，宝山县立师范学校竟把教学做合一改为做学教合一，这是格外有意思的。 创新教育需要“教学做合一”的方法论。“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身体力行予以倡导的新的教学法，他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教学做合一”正确地反映了教学的客观规律，其基本精神是手脑并用，学用结合。只有“在用脑的时候，同时用手去实验；用手的时候，同时用脑去想”，即“劳力上劳心”，才有可能进行创造和发明。这就启示我们教师在创新教学过程中应做到：(1)把发展学生能力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变严格守纪的课堂气氛为生动活泼、主动探索的课堂气氛，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法；(2)鼓励创造性的学习，发挥学生的主体能动性，使学生人人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在学习中发掘自己内在的潜力，不断提高创造能力；(3)重视学法指导，加强学生学习自控能力的培养；(4)重视对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

—— 从西方教育学科研究的历史演变探讨教育学学科发展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人类出现的初始阶段就存在了。但是，教育作为一种认识或社会问题而被人们探讨，有意识地研究，则要迟得多。因此，可以说，作为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 — 教育学。是人类社会和教育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是教育宴践的高度概括和科学的抽象。 教育学科首先在西方形成，其历史过程可分为三大时期： 一、前学科时期 从研究结果在历史上留下痕迹井产生深远影响这一角度看，可把古希腊哲人对教育的有关探讨作为前学科时期的起点，把夸美纽斯《大教学论》的诞生作为终点，时间跨度约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l6世纪末共20∞ 多年。这段时期又可分为“古希腊”和“中世纪”两大阶段。 1．教育存在的台理性— — 研究对象与中心课题。 从古希腊哲人遗留下来的有关文献看，首先进入他们思考领域的教育问题，并不是诸如“教育是什么 这样与认识事物性质密切相关的问题．而是社会为什／厶要办教育，人为什么要接受教育，教育应该怎么办(包括结构、内容与方法)等直接面对教育实践的原则性问题。有关“教育必要性”，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强调教育的功利或实用价值的回答；有亚里士多德的教育与共同利益有关的非功利性价值的回答�6�8 �6�8 这些古希腊哲人对教育必要性问题的探讨，实际上是对教育价值和目的的探讨。它指向的是教育对人类、社会、个人的意义问题。它与哲人对自然的探讨有巨大差异。过去忽视了这一差异，但它却是“教育 这一人为事物特性充分、顽强而突出的表现。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教育括动的，所以研究教育，必然首先研究和论证自己需要的台理性。而后把教育当作满足自己需要的工具来设计 (从目的到内容、方法)。人的需要和对需要的意识、价值判断的不同与变化，必然会反映到教育问题上来，教育这一研究对象性质上的非自然性，教育研究与自然研究在问题域上存在区别。 2，两种研究传统的发端— — 研究方法。 古希腊哲人由哲学观直接导出教育价值观与目的观，成为他们主要的认识方法，是这时期教育研究方法整体上的一大特征。哲学在教育研究中发挥着双重作用，既是教育观形成的哲学理论前提，也是认识教育现象的理性工具，这两者的台一使教育观与哲学观直接对应，思考哲学问题的方法也就是思考教育问题的方法。因此，可以说，古希腊时期哲人关于教育问题的探讨，在一定意义上，只是他们的哲学观在教育这一具体领域中的运用和体现。这一最初形成的研究方式，哲学与教育观的密切关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保持下来，成为教育研究中第一个最古老的传统。 另外，以古罗马著名雄辩家和教育家昆体良为代表的另一种传统，即以如何培养雄辩家为核心问题的有关教育的系统探讨，他采用的立足于经验的总结与反思，面对现实的思辩与依赖直觉的判断及以服务于教育实践为目标的研究方法，成为古代又一种研究传统．对以教育实践问题为对象的教育研究产生持久的影响。犹如第一种传统在方法上有赣于哲学，并未形成特殊一样，第二种传统在方法上也未超出经验反思的范围，未形成教育研究的特殊，只是反思的内容是教育经验，在方法上更注意对与对象相关事物系统、全面的关注．因而显得缜密而有条理。 3．认识教育现象的前提性问题域形成— — 研究结果。 古希腊的教育研究，无论从方法，还是从研究结果的存在形式看，都还未达到专门化的程度，只是以一些观点、见解的方式存在，很难说是系统的理论，更未形成学科。但这并不等于说古代对教育的探讨不重要，古希腊时期教育研究的结果形成了认识教育现象的前提性问题域，是教育理论的基础构成。有关教育的问题，古希腊哲人的基本回答可概述如下：(1)人与社会是否需要教育? —— 从社会功利及个人在社会中生存的需要来论述其必要性。(2)人是否有接受教育的可能? 提出了教育中身与心、感性与理性、智与德等一系列范畴的肯定回答。(3)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的原因是什幺?—— 遗传、习惯与教育。(4)教育对人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 规范与塑造作用。(5)人什么时期接受教育最重要和有效?—— 儿童时期。可以说，人类历史上教育探究的初始期对人类教育认识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贡献，不在于得出的结论．而在于形成的基本问题域。 4．中世纪的变化与意义。 从中世纪一些教育文献中可看到，循着演绎的路线探讨教育问题时，神学家们不再以哲学．而是以神学为起点，论证过程中主要引用圣经中的话作为理论依据．或者以上帝的名义来证明结论的正确。哲学服从神学、理性服从信仰，这样一个中世纪神学家推崇的最高原则，也体现在对教育问题的探讨中，神学统治是中世纪学术僵死、倒遇、贫乏的重要原因。它从反面告诉了我们演绎过程中大前提的决定性意义。神学至上的教育观区分了信仰与真理、道德与知识两对范畴，就此而言．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因为至着与至真尽管相关，但并不等同，区分有助于对它差异和各自特性的研究。与此相关的是，中世纪的宗教教育家关注内心体验、反省、感悟等一系列人的内心世界与精神领域的变化，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作为范例解剖人性．描写人皈依上帝所走过的长长的心路。 中世纪的教育研究并非一片空白，也不都是倒退。当时已有人开始注意和研究教育对象的心理因素．井把此作为研究、确定教育行为的重要依据．同时，对从特殊到一般的研究路线与哲学思辩路线的有意识区分，对信仰与知识的区分，都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创造了认识条件．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都来形成一种普遍的研究因素和传统。 因此，前学科时期教育研究的主要形态还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奠定的。中世纪孕育着新时期的曙光，它是从古希腊原始哲学的辉煌通向近代科学诞生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