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粤海风二三事论文范文写作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五四人重新分化与聚合，语言变革便更具文化身份的隐喻性。这一轮的语言之争不仅标示着知识者文化身份的转移，也预示着新的“权势身份”的生成，其间鲁迅的语言观也既有存又有变。鲁迅、胡适等能撇开分歧借《中国新文学大系》重新联手，是这些“被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在自我反省中对新文化和新文学“正统”地位的重新强调，也是对各自“新权力话语”的探寻和确认。本文以鲁迅为个案，研究语言主体在论争的裂隙中呈现出的繁复的社会意识和身份之别。关键词：鲁迅；语言观；文化隐喻 语言的“文白之争”问题关涉到怎么重新论定上层建筑、知识者与布衣各自的话语权及其“身份”的问题，也是文化转型关头怎么认识民族、国家这个“大身份”问题的缩略版。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随着主流社会和文化思潮的转向，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重新分化与聚合，文学阵营的复杂性决定了语言变革隐含的“文化身份”问题再一次凸显。1934年，中华民国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教育部官员汪懋祖发表《中小学文言运动》；随后，“尊孔读经”活动在全国兴起。对此，鲁迅发表了《此生或彼生》、《名人与名言》等多篇杂文与书信表示批评。分析鲁迅这一阶段的创作，可以看出其语言观呈现出几重变化。首先，鲁迅的语言提倡悄然地从五四时期的以“白话”启蒙民众、传播新思想，转向了“白话”代表“劳苦大众的语言”。语言变革的重要起因则是为教育之便，这一点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屡次谈及。袁进在《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一书中也反复指出，语言的俗化直接的原因不是文言不能传达出新的时代内容，而是因为文言教育培养人速度太慢，古代人要十几年读经学习，文言不适宜全球化快节奏的知识掌握了[1]。鲁迅给曹聚仁的信中，主张为文者“将白话做得浅豁，使能懂的人增多”，使劳苦大众受益[2]，可以看出鲁迅并不主张“一刀切”地实行白话或方言抑或汉语欧化。其次，鲁迅从五四时期激烈的恶魔式的诅咒“妨碍白话者”，转到相信可以用方言进行启蒙，进一步形成“大众语文”。在1919年的几篇“随感录”中，鲁迅认为，“古典是古人的时事，要晓得那时的事，所以免不了翻着古典”[3]，文言是古代语言系统，只能表达古代的思想。鲁迅把坚持文言的语言保守主义者称为“现在的屠杀者”，因为他们“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4]。他说他“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罪恶的心，应该坠入地狱，也将决不悔改，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5]。到30年代，他认为“启蒙时候用方言”，然后“渐渐的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最终可以形成大众语文。[6]再者，鲁迅从对“直译”缔造新思维重要性的坚持，进一步走向强调“废止汉语”而昌兴拼音文字，拉丁化与“大众语文”是二而一的。晚清到五四，如果说意译是时代风尚和社会需求所致，那么直译则走向一种理性建设――即强调语言与思想承载的关联；同时也有对更新思维惯性的思考，语言变革不仅考虑是否通俗易懂，还要有助于理性思维的养成。西方语言相对缜密、精确，适合逻辑分析；中国文言言简义丰，意蕴相对模糊，适合直觉感悟。在五四一代看来，要实现汉语现代化，或仰赖国语的欧化，使原本朦胧模糊的文言转化为富有分析性和准确性特质的白话文；或拼音化，逐渐废止汉语汉字，借用其他族群拼音文字。相对来讲，“拼音化”的提出和实践虽不乏其人，但很难真正推而广之，“在那个古文学权威没有（丝）毫动摇的时代，大家看不起白话，更没有用拼音文字的决心，所以音标文字的运动不会有成功的希望”[7]，所以注音字母是其折衷的路径。但是直到30年代，鲁迅对拼音化的支持不遗余力，不过由于对赵元任等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的不满，他明确提出了拉丁化。在《答曹聚仁先生信》中，鲁迅一再强调说：“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拉丁化）”；在《中国语文的新生》一文中，鲁迅认为，只有提倡大众语文还是不够的，中国“倘要生存，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而“拉丁化提倡者的成败，乃是关于中国大众的存亡的”。[8]鲁迅极力把汉语拼音化的文化意义提高到关涉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也就是说语言现代化依然是国家浴火重生的战略性选择，他尤其强调语言建设的“身份”问题的重要性――建设“大众语文”。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鲁迅语言观在30年代的“存”与“变”，透过这些存与变，可以发见二、三十年代“文白之争”与“身份之别”的别一层意味。30年代的鲁迅杂文对语言变革的诸多执拗，是比“五四”更深一层的“语言实用论”，今天回头看鲁迅所谓“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的话，颇值得重新思考。我们是否可以说，似乎总能够站在历史前沿的鲁迅在语言上走了个“逆流”。二、三十年代，五四人缔造现代精神的热望被大众革命的洪流冲淡了，民族、国家这些大概念也变得迥然异于五四的思路。就鲁迅而言，一个方面，他不愿放弃“改造思想”的启蒙路向，有悖于革命时代向下凝聚力量、向民族自身寻找认同的潮流，他借助“中国大众的存亡”极力提倡白话和拼音化。鲁迅对章士钊和其后的王懋祖等对白话文运动的攻击看得很明白：在“复古派”那里，“白话”和“现实”社会中的黑暗是相关的，“白话”似乎有一桩罪，那就是它总容易将现实中惯于“瞒和”的“黑暗”大“白”于天下！所以，当章士钊指认白话“忘其谫陋，无病呻吟”[9]，鲁迅即在《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讽刺章士钊反攻白话的行为；在《写在<坟>后面》等文中，鲁迅又指出，“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势不可遏”，“现在呢，思想上且不说，便是文辞，许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潢自己的作品了。我不知这和劝读古文说可有相关，但正在复古，也就是新文艺的试行自杀，是显而易见的”，倒是出现了三类人：将白话之通行“引为自己之功”者“二次转舵，又反过来嘲骂‘新文化’；“主张白话不妨做通俗之用”或“道白话要做得好，仍须看古书”两类人仍在做着“不得已的调和派”；[10]在《论睁了眼看》中，鲁迅写道：“近来有人以为新诗人的做诗发表，是在出风头，引异性；且迁怒于报章杂志之滥登。殊不知即使无报，墙壁诗‘古已有之’，早做过发表机关了；……报章可以不取白话，或排斥小诗，墙壁却拆不完，管不及的”，“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11]。另一方面，不可回避的是，这一阶段的鲁迅对政治风潮的关注已然超过对文化改造的关注，他极力将拼音化与语言的大众立场捆绑在一起，这从其所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12]中可见一斑。两个方面的“极端”呈示出鲁迅内心对“话语”和“身份”之关系非常敏感与复杂的思考，这里的“身份”可能已经不再仅仅是文化身份，也包括政治身份。这自然和整个时代的文化思潮从启蒙转向救亡相关，和公共领域话语权的争夺也密不可分。当然，五四文人在30年代即便渐趋分裂，对于“复古派”的斗争也并非只有鲁迅一个人单枪匹马，“文白之争”此时确实发展到了必须重新估价和总结的时候。1934年7月25日，曹聚仁在《社会月刊》发文，以“白话文运动为什么停滞下来,为什么新文人(五四以后的文人)隐隐都有复古的倾向?”等问题征求关于大众语的意见；7月29日，鲁迅在回复曹聚仁的信函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文言回潮是“秀才想造反,一中举人,便打官话了”[13]。1934年秋，章太炎在苏州开办国学讲习所，畅论“白话与文言之关系”，认为“白话意义不全，有时仍不得不用文言也”；“白话中藏古语甚多，如小学不通，白话如何能好？”[14]自然招致批评。所以，鲁迅在《名人和名言》中对章太炎的高论大不以为然，不无嘲讽地批评其师“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大了”[15]。其实，章太炎早年也是赞成过白话的。新文学对于“文化复古主义”语言观集中火力的一次批判，是借机为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做“导言”。胡适在《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写道：“在文学革命的初期提出的那些个别的问题之中，只有一个问题还没有得着充分的注意，也没有多大的进展，――那就是废汉字改用音标文字的问题……。如果因为白话文学的奠定和古文学的权威的崩溃，音标文字在那不很辽远的将来能够替代了那方块的汉字做中国四万万人的教育工具和文字工具了，那才可以说是中国文学革命的更大的收获了。”[16]在“废止汉语”、走拼音化道路的问题上，事隔多年后，胡适和鲁迅“依然英雄之见略同”。在白话文似乎“又成了问题”的情况下，这一轮的“文白之争”就不仅有着“文化身份”转移的寓意，也预示着“权势身份”的转移。鲁迅、胡适、郑振铎、周作人等新文学的初创者们能够撇开分歧、不避前嫌，不约而同地表达对新文学白话文立场的维护，这既是五四一代反击文化复古主义、重新强调新文化和新文学“正统”地位的表现，也是这些新文学初创者自我反省和激励，同时也是“被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17]重新分裂与组合后对“新权力话语”包括“新身份”的一种探寻和确立。当然，对于30年代文学思潮的转向，胡适借论评五四白话文运动之机不无嘲讽地讲：“现在那些说俏皮话的‘文学革命家’为什么不回到二十年前的骈文古文里去寻求他们的‘革命’大道呢？”[18]显然，出于对左翼文学、革命文学家的不满，作为一种反击，胡适以自己在白话文运动中所取得的话语权借机讥嘲“革命家”，当然胡适似乎选错了对象，因为30年代的文化复古包括反白话文的主张并非出自“文学革命家”，他只不过是有意地借题发挥罢了。语言变革可谓一个时代文化思想领域开放或保守的风向标，语言主体于文白论争的裂隙处所呈现出的新的社会意识和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关系非常值得玩味。30年代之后，中国文坛的语言和文体革命绵延不绝：较早的如延安文艺时期，发生了去“学生腔”（或可谓“知识分子腔”）的运动，当“现代白话”向“革命白话”转化时，后者则隐喻着新政权所要求于创作者的新的文化身份识别意识；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领域的文白之争与文化守成主义思潮相伴而生，国学热风起云涌，《粤海风》等杂志曾就此专门做过讨论。时移世易，历史的某些段落竟是惊人的相似！只不过，论争的核心已经越来越脱离“语用”本身而趋近思想交锋，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经书”似乎逐渐成了文言的代表，也成了传统文化的替身，并与民族认同感、统合力紧密挂钩，成为新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前沿。所以，我们研究鲁迅语言观中“文”与“白”的文化身份隐喻，有助于认识中国文化-文学现代转型的广阔性和复杂性，辨析知识与权力的离散与联结，理清文学史与思想史的深刻关联，对于了解当下的文化思潮亦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