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戏曲论文

我国传统艺术的遗产极其丰富并且辉煌。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戏曲、园林、建筑、雕塑、工艺美术、传统美食等等，都有几千年的积累，都有伟大的创造，都透着五千年文明古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中国传统艺术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淳厚的艺术内涵和生动的历史痕迹，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和欣赏，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大餐”。 ��中国的传统艺术发展到今天，一些门类正在或多或少地隐退于边缘化的地位，陷入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有的门类发展前景很不明朗，有人甚至认为这些门类已失去生命力，应该送进博物馆。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形态的日趋多元和外来文化的不断撞击，在西方的文化艺术、生活方式、价值观审美观如潮水般涌进的情况下，我国传统艺术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戏剧，无论是被誉为“国粹”的京剧，还是各地历史悠久的地方剧种，它们的市场都在日益萎缩；再例如美术，国画等纯中国传统的艺术科系，则越来越不被看重。��值得思考的是，我们为何只对国外的传统文化感兴趣？例如年轻人喜欢咖啡而不喜欢喝茶，喜欢听国外的民谣而抗拒中国戏剧，而在国外，咖啡是传统的，但照样流行，甚至连摇滚乐也是传统，但现在也依然能让年轻人狂热。国外的年轻人没有太重的前卫与传统的区分，很多时尚的东西都是由传统演变过来的。中国传统艺术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中国传统艺术缺乏深入的了解，对它们的文化精神内涵以及多方面的价值缺乏大众化的有规模的宣传，许多年轻人作为未来社会的主人，对我们的传统艺术是知之甚少，如此下去，中国广博的传统艺术总有一天会烟消云散。��从文化欣赏的角度来说，传统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是从文化特性与保护的层面上看，传统的只能是民族的，中国的传统艺术当然只能由中国自己来保护。传统艺术的创作和发展离不开孕育她的民族特性和民族习惯。只有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才能完成这一光荣的使命。��我们的心愿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向大家展示中国传统艺术的悠久、深厚、绮丽和多姿，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艺术，让这些艺术瑰宝发扬光大，流传下去。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了戏剧，没有了中国结，没有了元宵粽子，没有了茶道，没有了国画，那样的中国还会是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吗？但是相信有了我们共同的努力，这一切就永远不可能发生。

既然是要论文，基本写作要求什么的肯定不用我再这里赘述了吧~就是格式呀什么的类似的条条框框的东西。这里只说一下论文内容提要~戏剧文学、小说还有电影文学，首先说明这三种文学样式在外在形态和内在性质上的异同，外在形态即文本格式，小说和戏剧都属于文学形态四大基本表现形式，而电影文学则大多情况下属于改编的（也有原创）；比方说戏剧较之于小说，它的缺陷是场景和时空变换上的局限性，而戏剧和小说却又都可以改编拍成电影，电影文学也可以通过创作者独立进行创作等等~内在形态即其作为文学表现形式的基本属性，社会功能，文化功能，美学功能和价值等等~具体就这么多了，说的很不全~细则LZ可以去百度搜一下这三个词，里面已经说的很清楚了，需要做的是自己进行一个人工的整理和类比~具体再细的问题就去网上找一些高校的专业老师去讨教吧~

戏曲的地域性与语言艺术探析论文

“地方化”不仅仅是戏曲艺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不断扩张的一种重要方式,更是“当代戏曲的一大特色”,在“戏曲”这个大的艺术门类之中,各个地方剧种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域性”成为中国戏曲“传统”的重要特点之一。

此外,地方戏曲作为由一定区域内的民众共同创造、共同欣赏的区域性剧种,它体现了一个地区民众的总体审美趣味,是该区域内所有民众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不能高高在上地站在“保护文化艺术多样性”的立场,空泛地给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点下定义,也不能不切实际地考虑到不同地域的民众对本地戏曲的审美和民俗需求。对一定区域内的演员和观众来说,地方戏曲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休闲娱乐、情感交流及宗教祭祀的必需品。以陕西省宝鸡地区民间秦腔演出活动为例①,庙会请戏不仅带有原始的“娱神”意味,更是村民们联络乡情、丰富农闲生活的需要;同时,在演出中还能够通过吉庆剧目,来表达一种质朴而单纯的、对幸福生活的期望。葬礼请戏,往往是因为逝去的老人多为秦腔戏迷,子女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孝心;同时,这也是为了犒劳为举办葬礼而辛苦忙碌的乡亲邻里。至于各种企业开业、周年庆典请戏,一是企业希望借上了妆、带有“神气”的戏曲人物避邪求福,再则也给附近的居民(也即企业的潜在消费者)提供一场免费看戏的机会,企业方面可以借此机会表达“对父老乡亲的感谢”,是一种巧妙的广告策略。又如,笔者曾对兰州市区内主要茶园进行过调查,发现当地的茶园演出和业余自乐班活动,对于相当一部分中老年市民来说,听着熟悉的秦腔唱段喝茶、谈生意、拉家常,正如年轻人进KTV消遣一样,是他们日常娱乐、交际生活的一部分。而自乐班中各个年龄阶段的业余秦腔表演爱好者聚在一起,吹吹打打、弹弹唱唱,更是他们文化娱乐消遣、甚至是精神寄托的主要形式。

同样地,全国各地的戏曲演出均各有其符合地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传统”,这些“传统”也只有针对这个区域内的民众才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把东北二人转搬到苏州水巷茶楼上去,把昆曲小调放在陕西尘土飞扬的庙会戏台上,其结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各地方剧种就像不同品种的花卉植物,只有在适合自己的地域文化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硬生生地把他们拔出来,“移植”到另外的土壤里,除了日益干枯僵死,别无出路。

与戏曲的剧种多样性相表里的,是它的民间性,“民间”这个词除了通常意义上含有的,与“官方”、“正统”、“贵族”等带有社会阶级性的词汇相对立的意思之外,更有“地域性”的含义。因为“民间”归根到底是民众的民间,不同地域的民众物质生活、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民间性”具体所指的多样化和地域性差异。以往研究者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已经指出戏曲在表达民众的思想情感、[2]审美娱乐需求、[3]民俗生活需要[4-6]等方面呈现出的“民间”特性,但对民间性的思考还不能就此打住,因为所有这些需求还具有地域限制性。如果只强调笼统意义上的“民间”而忽略了“民间”内部的多样性和民众群体的.复杂性,就很容易造成对真正“民间性”和具体民众群体需求的漠视。社会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曾指出,如果将广大知识阶层、贵族阶层或者说城市统治阶层的“传统”视为“大传统”,而将底层民众的“传统”视为“小传统”,那么,这两种“传统”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存在着这一种长期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大传统”会对“小传统”形成“下渗”作用,而“小传统”既有积极向“大传统”靠拢的愿望,也会对“大传统”产生重要的影响。[7]29也就是说,“传统”有着自为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倾向,传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热爱并且需要它们;传统的变迁“起源于传统内部,并且是由接受它的人所加以改变的”,这种变迁“并不是由‘外界环境’强迫他们作出的,而是他们自身与传统之关系自然成长的结果”[8]229。如果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为了保持某种演出形式的“民间性”而否定这种演出形式自身的发展要求,无疑是对遗产传承的自然链条的一种粗暴的人为破坏。戏曲的民间性,是具体、集中地体现在一群活生生的民众之中的,地方戏曲就是为了满足不同地域民众各种层次的需求而形成多种剧种形态的,我们必须尊重这种建立在地域差异基础上的剧种差异性。

以往学者对民间戏曲的研究,多是从文化分析、艺术欣赏、历史研究的层面展开的,但对于地方民众而言,戏曲的意义也许并不在此。比如,对于陕西民众来说,“请戏”、“唱戏”,首先是一种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传统,是婚丧嫁娶、庙会祭祀以及各类庆典上必不可少的活动项目。其次,“看戏”则是一种能够带给人以愉悦感的娱乐活动和一种与亲朋好友联络感情的交流机会。此外,广大农民观众们,还相信传统秦腔剧目大部分都是讲述真实的历史故事。笔者田野调查时,剧团演员常常叮嘱我,要记住每出戏讲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因为他们认为“这在历史上都是真事,人家是有记载的”。从《闯宫抱斗》、《太和城》到《八义图》,再到《出汤邑》、《金沙滩》、《二进宫》,几乎每次演出历史戏,演员们都会向我强调这一点。

传统秦腔戏剧目确实是以历史剧居多,而且很大一部分剧目都是基于历史演义而发挥出来的,其中包含了一些历史真实的成分。虽然这些民间传说和曲艺作品中的历史,对很多历史研究者来说都是“戏说”、“歪说”,但在广大民间观众中却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传统的秦腔历史戏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赢得了演员和观众的“尊重”。特别是那些讲述民族英雄和忠臣烈士英勇事迹的历史戏,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会对其中的主人公抱有崇敬之情,而对奸臣逆贼则嗤之以鼻。典型的表现是,一出秦腔传统历史戏中,戏分最多的肯定是忠臣义士而不会是奸贼,团里台柱级别的须生演员很少饰演坏人,而演员也往往不愿以自己饰演反面角色的戏作为自己的拿手戏①。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他们一般不会为“坏人”的表演而鼓掌叫好,更不会为饰演反面角色的演员“搭红”、放鞭。②[9]72如秦腔传统剧目《八义图》(即《赵氏孤儿》———笔者注)演出时,饰演为救孤儿而慷慨赴死的卜凤、公孙杵臼、程婴等正义人物的演员都会被“搭红”、放鞭,而屠岸贾的饰演者,即使被有些观众称赞“演得好”,也不会得到这样的待遇。也就是说,戏曲的“教化功能”其实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阶级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对戏曲提出的“非分要求”,也不仅仅是文人创作者从主观态度出发的“一厢情愿”,同时还是广大观众心中已然形成的一种观赏需求。戏曲在民间传播,确实起到了知识传播和道德培养的积极作用。戏曲剧目的“历史讲述”和“道德教化”特点,对地方民众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的培养和塑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也是戏曲地域性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而言之,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征,不仅体现在不同剧种形态各异的表演方式和艺术风格上,更体现在各剧种与他们所属地区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密切关联之中。我们不应该只站在“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持戏曲艺术多样性”的艺术家和理论家的立场上,对如何保护、如何发展指指点点,而应该认识到,这种“多样性”的形成和发展首先取决于民众多样化的审美娱乐需求。应该首先弄清楚观众需要什么,并尊重他们的需要,给他们传承或者改变自己的“传统”的自由。

所谓“口头性”,是借鉴了英文单词Oral/Orality的译法,包括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承两层含义,在OralandIntangibleHeritage(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和OralPoetry(口头诗歌)这两个相关的重要概念中,“口头”(Oral)均同时包含这两层含义。有学者指出,应将其译为“口传”更为合适,[10]36诚然,“口传”固然强调了传承方式的非文字性和动态性特点,却忽略了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即兴发挥和口头创造性。因此,笔者以为,反倒是“口头”这个似乎比较含混的词语更有概括力。虽然借用了英文词汇,但并不是说中文语境中就没有这一概念;恰恰相反,我国文化传统中,强调“口头”材料价值的历史要更为久远:如汉语中“文献”一词中的“献”字,朱熹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即,“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则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11]12可见,文化传统的“口头性”特点,是人类文明的共有特征。

曾有学者将戏曲归结为“语言的艺术”,并从“文学性”的角度对戏曲的“现代化”提出要求。自然,大部分戏曲剧目都有大量可以以文字的形式进行创作和记录的唱词、念白,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元杂剧”、“宋元南戏”、“明清传奇”和“地方戏”都是一种“戏曲文体的概念”[12]4,似乎也未尝不可。接着,如果从文学角度出发对戏曲的唱词和念白进行分析,认为其具有“诗的韵律、节奏”,从而将元杂剧、宋元南戏都纳入“抒情诗”[13]8的范畴,这个逻辑也大体不谬。这也是很多学者斥责清末以来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使戏剧文学性和思想内容大大‘贫困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14]5但笔者以为,即使考虑到戏曲拥有大量韵律化和节奏化的唱词和念白,故而承认“戏曲文学”的存在、承认“戏曲”的抒情诗本质、承认戏曲是在表达某种思想和情感,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种“口头文学(Oralpoetry)”,它遵循着“口头诗学(OralPoetics)”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口头诗学”理论源自西方文学理论界对荷马史诗的形成及其传播形态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帕里和洛德在对南斯拉夫地区口头史诗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被后世命名为“帕里洛德”理论的观点。自此以后,有关口头诗学理论的方法,“已经影响了散布于五大洲的、超过了150种彼此独立的传统的研究”[15]5,这一理论在大量人类学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强调被传统的研究方法所忽略了的史诗文学的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播特性。“口头诗学”理论,对我们认识中国曲艺和中国戏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戏曲的成熟和完善得益于唱讲文学提供的足够多的、情节足够丰富的故事本事,当前许多盛行的剧目,无论是元杂剧、宋元南戏还是明清传奇、地方戏曲剧本,都和唱讲文学有很大的关联,甚至有学者提出,许多地方剧种完全就是在地方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有关唱讲文学对戏曲艺术所产生影响究竟有多大的问题,相关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戏曲从唱讲艺术中吸收了很多珍贵的养料,其中就包括“口头性”特征。由于唱讲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口头创作、口头传承的艺术样式,“一般来说,说唱的文本就是这样从无数艺人的口中产生的‘口头创作’的阶段成果”[16]48—49。对民间说唱艺人来说,“与文字相比,戏剧或说唱的词句首先是作为‘声音’存在的”,而且艺人还常常“得到师父口头传授书词”[17]84。即使对于现成的演出本,“艺人们也一般不将其书词全部背诵下来,而仅仅是记住其故事情节和成为‘赞’、‘套’、‘赋’的某种韵文就登场了”[18]87。那些认为戏曲源自唱讲艺术、戏剧剧本来自说唱文本的观点,至今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那就是,为什么从说唱文本到戏曲“剧本”之间的“链条仍有一些缺环”?有学者将完善这些“缺环”的希望寄予“文献发现”[18],其实,这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戏曲艺人的口头创造。既然唱讲文学本身,允许艺人对底本进行口头的即兴创作,当它转为另一种形式不同却拥有更加突出的“表演”本质的艺术所用时,这种被实践证明极富创造力和实用性的创作方式,自然会被继承下来。从“口头诗学”的角度来思考,也更容易理解中国戏曲幕表制、条纲戏的演出形式何以成为可能。

总而言之,如果考虑到戏曲唱词、念白的“文学形式”,从文学角度理解戏曲的“传统”,这也未尝不可,但必须认识到戏曲剧本不仅仅“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19]1,而且是可以直接在场上以口头方式创作、并且以师徒之间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下去的。

戏剧是由“文本”和“表演”共同组成的一种“综合艺术”,两者缺一不可,互相依存。上文已经分析指出戏曲“文本”的口头性质,那么接下来,则需再来探讨“表演”的口头性质。事实上,用口头诗学的理论分析戏曲表演的口头性仍有一定的局限,因为舞台表演已经远远超越了口头讲述、口头表演的唱讲艺术范畴,而具有肢体表演艺术的特征。笔者此处只是借鉴口头诗学的理论思维,反对将戏曲艺术文本化、将演出凝固化,认为戏曲的舞台表演具有类似于口头表演的临场创造性和口头传承性特征。笔者在对宝鸡新声剧团及宝鸡秦腔民间演出形态的调查中发现,同样的一个剧目,从来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演出。正如有老艺人明确指出的那样,有些戏“根本没有啥本子”,“不同班子有不同班子的演法”。唱词和念白部分尚且如此,具体的身段表演就更加具有灵活可变性了。新声剧团丑角演员杨宝国的表演就很能体现这一点,作为该团唯一当行的丑角演员,他饰演的刘媒婆、杨三小、花仁义、赵飞等角色,时常令观众捧腹大笑,而同样的这几个角色每一场他都有不同的演法、不同的台词和动作,每一场都会增加自己临时发挥的“活口”。当笔者问他这些活口是如何编排出来时,他笑着回答:“这都是胡说八道呢,没有啥道理。见啥人说啥话么!”但又随即严肃地说道,“虽然不存在编排那一说,可也不能真的胡说,要心里有底,说得干净利落、适可而止。”①

其实,理解戏曲的口头性特点,也只能是作为理解戏曲唱词、念白等语言性表演部分的一个新切口。凝结着更多戏曲“传统”的表演的口头性,则需要从另外的角度切入,那就是师徒之间“口传身授”的技艺传承方式。由于戏曲演出纯粹依靠演员高度技艺化、繁难化[20]的肉声演唱和肢体表演,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戏曲是完全诉诸场上的一种表演艺术。它的许多身段程式不仅无法用文字来记录、表达,甚至也是“口传”都说不清楚的。和其他所有类型的文化传统一样,在世代延传过程中的“那些弦外之音(over-tones),不言而喻的知识(tacitknowledge)成分,以及洞见之类不宜应用原理和规则的东西,是不能以明确的语言进行传授的,而要通过内心联想,通过对动作执行者的典型行为的移情来获得”[8]23。具体至戏曲艺术中,就需要老演员的亲身示范,也就是“心授”,演员们习惯称之为“带着走一遍”。演员“跟着铜器点子”、“跟着师父走一遍”之后,很多困惑便可以得到解决。

同样以宝鸡新声剧团为例,该团大部分年轻演员毕业于各类戏曲学校,三年的在校学习仅能掌握基本的表演技法,进剧团后,要想上台表演还需要由老演员对其作具体的指导,这种指导便都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的。笔者在调查期间发现,这种技艺传授行为可以随时随地发生,灵活性很强、形式也比较多样,比如年轻演员在台下观看老演员的现场表演,休息时听老演员“说戏”,等等。如今,随着各种视频影像资料的普及,年轻人还可学习其他知名演员的表演。但这样“看”、“听”、“说”仍然不够,还需要“做”,即老演员的动作示范和年轻人自己的舞台实践。总之,老演员的口传心授和年轻人的身体力行,是戏曲表演技艺得以传承的两个根本要素,二者缺一不可。这一点,从新声剧团老团长李扶中对现在大部分演员不认真练功,只想偷懒地看看、听听,“上台后学样样”的现象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也可以体现出来。正如他情绪激动地感慨道:“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你看就能看会的,这需要功夫,没有功夫,你演的就算是对的、没错,也不好看、不合式,行家一看就看得出来你这个演员的水平”②。

事实上,认为戏曲是“语言艺术”和认为戏曲是由“剧本”和“演出”共同组成的“综合艺术”这两种观点,笔者均不敢苟同。但上文仍然在肯定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分析戏曲“传统”的口头特征,只是为了强调认识“口头性”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戏曲不仅仅具有口头艺术的特性,更是一种纯粹的表演艺术,无论是其体现为“文学形态”的唱词和念白、还是最终以“表演”为本质的成品———一次具体的演出,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表演艺术就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瞬间结合,它的本质就是intangible”,也就是“无形性”、“转瞬即逝性”①[21-23]。而戏曲之所以具有这种intangible之特性,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演员在场上的“在场表演”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既不囿于剧本、灯光、舞美等物质工具,也不会停滞于任何一个固定状态,整个创作、传承过程都依赖“人”的创造力,长期处于不断更新、不断变动的发展过程中。

以剧种多样化和民间性为主要表征的地域性,和以口头创作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口传心授为最佳传承模式的口头性,是戏曲“传统”最为突出的两个特征。其中,剧种多样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今仍然在继续。口头创作和传承的灵活性、创造性也体现出强烈的活态特性。因此,戏曲的“传统”绝对不是已经僵死的、固定不变的、“跟不上时代”的“旧传统”,而是内在的蕴含着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一种“活”的传统。遗憾的是,这一点却常常为传统戏曲研究所忽略。[24]96因此,笔者以为,回归“传统”,肯定“传统”的活态性和创造性,发掘古老“传统”对当下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传统”中汲取力量,是解决当前戏曲困境的根本出路。

摘要：在儿童文学文本中，“顽童”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人物形象，该形象并不是常人眼中那种调皮捣蛋的问题儿童，而是那种富有游戏精神、活泼好动的儿童形象，他们会基于生活游戏去寻求内心深处的自由，是一种内在个性的张扬释放，能够展现出属于个人的无与伦比魅力。文章将进一步对儿童文学中顽童形象展开分析与探讨。关键词：儿童文学；顽童形象；游戏精神20世纪被人们称之为“儿童的世界”，该时期的文学顽童形象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儿童文学研究领域，作者在文学创作中对于儿童世界的丰富性、独特性表达明显上升了一个层次。顽童在“顽”与“玩”中打破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限制，充分表达了新时期童年生活所富有的想象与激情，让人们体验感受到属于儿童群体的那种游戏世界、自由张扬的天性。顽童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天生就是游戏的主角，是游戏精神的核心代言人，他们在游戏中将个人充足的心理能量与独特行为展现出来。一、儿童文学中顽童形象的具体演变发展1.被忽略的顽童形象文学中顽童形象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传统文本样式中，比如，在1170-1250年间成形发展的法国列那狐的故事，其主要讲述了代表社会新兴市民阶级的列那狐，在面对不同动物不同生存状态时，列那狐往往都可以凭借自己的机智灵敏来化解矛盾。在传统文学作品中，绝大多数的顽童形象发展还不够成熟完善，大多数都是在民间传说与故事基础上展开二次创作。比如，我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就具有顽童形象那种天性追求自由、桀骜不驯的顽童本性。在最开始孙悟空是作为普普通通的一只石猴到菩提老祖那边拜师学艺，作者对于孙悟空行为的描述概括为“追随本心、自由自在”，将其塑造成一个个性不受拘束、天生乐观自信的顽童形象[1]。社会大量研究专家学者对早期文学作品中的顽童形象考察分析发现，无论是让人津津乐道的神话传说故事，还是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儿童群体都会得到人们的忽视，早期社会真正以儿童为核心主题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品少之又少。在西方历史发展进程中，中世纪之前的儿童不会被人们当作独立的个体看待，那个时期西方作家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小红帽》《莴苣姑娘》等，在这其中的儿童形象虽然能够体现出各自鲜明的良好精神品质，但是大多数都是跨过少年阶段进入到成年人的世界。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儿童群体更是被大人看作成“缩小的成年人”，普遍认为他们不具备个体意识，因此很难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主体。像《西游记》中的“顽童”孙悟空，更多只是代表传统社会环境下的儿童之气，会受制于观音、唐僧等人的条条框框之中，无法得到个性的长期充分释放。2.被改造的顽童形象真正相对独立的顽童形象塑造出现还要追溯于19世纪末，由于所处社会背景环境、阶层等级的不同，不同创作者会有着不同的教育理念与社会发展观念，这也促使他们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塑造出来的顽童形象特点会有着明显差异。在这期间，最为让人记忆深刻的经典顽童形象主要包括了“被人们改造的顽童”木偶匹诺曹、“不愿意长大的顽童”彼得潘。前者《木偶奇遇记》中的匹诺曹顽童形象是经过作者改造的，在19世纪意大利儿童文学作品中，所有的主角儿童都是以正面形象示人的，而《木偶奇遇记》则是第一次用一个有缺点的小孩来当主人公，一反传统[2]。匹诺曹作为一个天生任性、贪玩淘气的小孩，在一次次撒谎下鼻子变得越来越长，最后变成了一头驴，在大鲸鱼的腹部中经历了一场冒险，成功解救困在其中的木匠父亲，并成长为一位努力勤奋、诚实好学以及孝敬的好孩子。匹诺曹的顽童形象体现了那个时期作者所推崇的“教训主义”儿童教育观念，即将社会儿童当作成未完成的作品，需要经过成人的教育改造，让孩子成为自己理想中的好孩子形象。在社会发展中，一部分顽童会接受来自大人的教育管教转变为好孩子，而有一部分顽童则是不愿意接受来自大人的管教改造。苏格兰小说家及剧作家詹姆斯•马修•巴利创作的长篇小说《彼得•潘》中的彼得潘就是这样一位顽童，在作者笔下他始终顽强地与来自成人世界的改造力量所抗争，为了一直留在天真无邪、无拘无束的童年世界，他选择放弃长大，手中牢牢握着与成人拼命抵抗的力量。而这种顽童形象就是作者极力推崇的儿童游戏精神，是儿童内心那种追求无忧无虑生活的象征，是自身“童心主义”儿童观念的直接体现。3.解放了的顽童当时间来到了20世纪末，儿童文学创作中的顽童形象出现终于不再依附于成人文学，而是自成一派。在人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量文学作者开始以儿童作为文学创作的核心，充分凸显出了尊重孩子本位的社会教育观念。在中西方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个性张扬、自由开放的顽童形象，这些顽童形象与小读者们的心理特征、游戏精神经验有着高度契合，能够有效引发他们的内心情感共鸣[3]。比如，中国儿童文学中的皮皮鲁和鲁西西顽童形象、德国小水精顽童形象等，这些顽童形象并不是作者完全虚拟构造的，而是与人们实际生活有着密切联系，它们通过利用自身能力对周遭社会生活发展产生了巨大改变作用，一定程度摆脱了传统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教育羁绊，充分展现出该时期顽童形象的解放革命性与反叛性。长袜子皮皮作为儿童文学史上最具有革命性与颠覆性意义的经典顽童形象，是由瑞典著名儿童文学家阿斯特丽德•林格伦在《长袜子皮皮》作品创作中塑造出来的一个顽童形象。作者推崇的是自由天性的儿童教育思想，她所描绘出来的反传统儿童形象长袜子皮皮，常常能够想出各种奇妙的鬼点子主意，创造出一个个让人感叹的奇迹。长袜子皮皮乐观善良、淘气热情、热爱冒险，她在生活中用其异于常人的思维与举止对传统教育规范与道德标准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作者借用该顽童形象充分展现出了儿童时期顽童所会具有的顽皮任性性格，该顽童形象是所有儿童被成人世界压抑的最亟待爆发与狂野的象征。与始终顽强地与来自成人世界的改造力量所抗争的彼得潘不同，长袜子皮皮并没有拒绝长大，她本身就是具有一个独立自强性格的儿童，受压抑、受限制的内心情感在长袜子皮皮身上得到了充分张扬体现，这也是大多数儿童所崇拜、梦寐以求的，能够不再遵守各种乱七八糟的规矩，始终做自己想要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