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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所记载人物往往是在政治、军事上名声显赫的人物,偶尔涉及小人物,但着墨不多。而《史记》第一次运用巧妙的人物塑造方法,给人们展现了千姿百态而又各具个性的历史人物。在《魏公子列传》所提及的历史人物有二十个,作者着重描写的有信陵君、侯赢、朱亥、平原君、魏王等十三人,他们形态各异,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魏公子列传》中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魏公子列传》主要塑造了“魏国公子”信陵君和“夷门监者”侯嬴这两个社会地位极为悬殊的历史人物,从而表现了作者礼贤下士、从谏如流,仁爱谦和、知人善任的政治理想,以及忠于知己、见义勇为,视死如归,报效国家的道德观念。以下将从信陵君及侯生这两位传中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来做分析。(一)信陵君信陵君,他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四公子”(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之一,也是司马迁极为推崇的理想人物,他说:“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而信陵君在《魏公子列传》中,他也表现出以下的性格特征:1.礼贤下士,虚怀若谷信陵君在当时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深远的政治影响:“士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诸侯“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这便开篇作者是对信陵君的介绍和评价。其次在“公子与魏王博”的事件中,对“赵寇至”这一消息的不同反应。魏王是紧张担忧,而公子却是胸有成竹、遇乱不慌。但这并不是因为他聪颖过人、料敌如神,而是由于“客有能探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最后,再通过“自迎侯生”的典型事例,形象地写出信陵君仁而下士,谦而礼交的具体情况。当信陵君听说魏有隐士侯嬴后,并不因为他是一个又老又穷的“夷门监者”而厌恶和嫌弃,恰恰相反,他立即“往请,欲厚遗之”,并且置酒以待。如此异常尊敬和谦恭,实在难能可贵。2.见义勇为,救人急难在秦国“进兵围邯郸”的危急时刻,平原君是“数遣魏王及公子书,请救于魏”、“ 使者冠盖相属于魏”,表现了他的焦急;魏王则是“恐”和“畏”,表现了他的自私和懦弱。而信陵君,“数请魏王”、“计不独生而令赵亡”、“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于是他得到虎符,“矫魏王令”,杀晋鄙,整军队,率军救赵 都表现了信陵君见义勇为,舍生相救的高贵品格。3.善纳良言在窃符救赵这一事件中,侯赢提出了策略,“公子从其计”。从而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信陵君从谏如流,纳纳善言的性格特征。在留赵期间,公子志得意满不愿回赵,有门客提出意见后公子虚心采纳病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至于在信陵君救赵的刀光剑影中,虽然记叙较为简练,但却突出了他见义勇为,救人急难的高尚品德,形象地写出了他是个有勇有谋的治国人才:所以才完成了窃符救赵的大任。(二)侯生1.地位低贱,品行高洁。传中首先介绍了侯嬴低下的社会地位:“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对公子的“厚遗”“不肯受”,对贵族公子的热情礼遇,他认真的考察,表现了他的沈稳老练。但当他发现信陵君不仅态度谦恭,而且心地真诚之后,他便也以诚相待,并发出了由衷的赞美。2.远见卓识,足智多谋。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成功,主要依仗于侯嬴,否则,信陵君等人必将落得“肉投馁虎“的结果。对于入晋鄙大军中的结果他也预料得十分准确。3.忠于知己,死而无怨。公子将率门客救赵时,他对说:“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果真,当魏公子至晋鄙军时,“侯生果北乡自刭”。这都表现了侯赢为知己而死的崇高精神。二、《魏公子列传》的人物塑造方法(一)、通过外貌和神情展现人物外貌与神情的描写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作者在深入研究研究考察和翻阅史料典籍的基础上,从而凭借自己犀利的目光,敏锐的思维,捕捉、挖掘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因此书中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迎侯生一事中公子的神态是“执辔愈恭”,表情是“颜色愈和”,态度是“色终不变”。侯生是“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写出了信陵君的求贤若渴和侯生对公子的试探之心以及他本人高尚品格;在救赵行动成功后,赵王要“以五城封公子”时,信陵君“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的志得意满都通过对人物表情的描写将其性格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在邺城公子将兵符交给晋鄙核对时,晋鄙“举手视公子”几个字加以刻画,这样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便把一位嚄宿将当时当地惊奇、自信、决不轻易交出兵权的神态活灵活现的呈现在读者面前,可谓神来之笔。此外,写张良时,用“状貌如妇人好女”来概括;说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司马迁对人物外貌的描写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的相貌。《廉颇蔺相如列传》 写蔺相如出使秦国,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这些生动的描写,使读者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二)、运用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刻画人物《魏公子列传》塑造人物形象,固然通过典型事件来表现,但是司马迁对表现人物性格无关的具体过程,如如姬盗兵符,魏公子战败秦军,则一笔带过,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能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细节描写上。他用那支传神之笔,将人物描绘得须眉毕露,栩栩如生。在表现信陵君“礼贤下士”的性格特征时,主要运用行动的描绘,在“迎侯生”的重要情节中,信陵君没有讲一句话,全部通过动作细节来表现:“往请”、“ 置酒”、“ 自迎”、“执辔”、“ 起为寿”。在这一过程中他的神态是“执辔愈恭”,表情是“颜色愈和”,态度是“色终不变”,举动是“为寿侯生前”。侯嬴考察公子时,侯嬴的举动是“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其的神情是“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还例如:赵王要“以五城封公子”时,信陵君“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的志得意满。魏王有难,请公子回国,公子诫其门下:“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毛、薛二公进谏时,“语未及卒,公子立变色,告车趣驾归救魏。”的反应等,这些细节,一方面表现出信陵君的一些弱点,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从善如流、勇于改过的精神。这些描写不但无损于传中人物的形象,相反的,却使人物形象更为丰富,进一步深化了本传的主题思想。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我们写作文时老师也总是强调这一点。细节描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 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和人生追求。又如 《司马相如列传》 中卓文君偷听相如弹琴,“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体现了卓文君的复杂心理,寥寥数语即使人物凸现了出来;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 (三)、运用对比手法衬托人物俗话说:“牡丹虽好,还须绿叶相扶。”用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宾衬主,以次衬主,这种方法运用得好。就会使主体更突出、更美好,从而收到美的艺术效果。为了突出魏公子的形象,本传通过人物之间的对比,有力地映衬了信陵君的形象,犹如烘云托月。如在“公子与魏王博”的轻松气氛中,突然传来“赵寇至”的紧迫消息。魏王的反映是:“释博”、“心不在博”;而公子的反映却是:“止王”、“复博如故”。赵王的胆怯多虑与公子的贤能从容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对待毛公与薛公的态度上,公子轻装简从与他们结交,三人相游甚欢。平原君获知此事后,却在公子姐姐那里大加批评,指责公子不过是与市井小民厮混的妄人。至此,平原君之浅薄无知与公子的礼贤下士也形成了对比;在筹划杀将得兵之计中侯赢的深谋远虑、老成持重,与魏公子的宽厚慈善、真诚仁爱,又是一种对比。作者描写了众多人物,这些人物作为陪衬.众星捧月般地对魏公子起衬托作用,使魏分子的形象跃然纸上、呼出欲出。此外,《留侯世家》 中,汉初“三杰”的命运也形成了对比,韩信被杀,萧何被囚,张良却毫发未伤。张良深知“敌国灭,谋谋臣亡”的道理。他扬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他是一个明哲保身,急流勇退的典型,与工谋于天下,拙谋于自身的韩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又如《苏秦列传》 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由此二人的命运形成的对比;《平津侯主父偃列传》 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等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在典型事件发展中塑造人物司马迁善于选取历史人物一生中最能代表其历史功过与本质特征的典型事件,加以描写和渲染,使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鲜明、生动地突出出来。《魏公子列传》 中“窃符救赵”比较典型,在情节的发展中,信陵君侠义仁爱、急人所困,侯生的深谋远虑、老成持重,如姬知恩图报的大无畏精神,朱亥舍身相报的义勇精神都—一表现了出来。在公子亲自驾车迎侯生这一事件中,表现了公子礼贤下士、谦虚仁爱的品格。别侯生救赵一事表现了公子从谏如流,善纳良言;奔赵战秦军表现公子舍生忘死,救人急难。对侯嬴的刻画亦是如此:公子来访,刻意“观公子”表现了侯生虽地位低贱,但品德高洁;对于救赵一事为公子谋划,表现他远见卓识,足智多谋。最后“北乡自刭”表现侯生忠于知己,死而无怨。还有屠夫朱亥,侯嬴介绍朱亥的贤能,信陵君“数请之”,而朱亥“不复谢”,写出他的骨气,他的坚贞,同后文相照应,表现他不以“小礼”回报恩义,而终能在公子有大事时出来鼎力相助的义勇精神。这样,人物性格便随着事件的发展而明显收到形象具体,真实可信的艺术效果。《项羽本纪》 中家喻户晓的故事“鸿门宴”也是在特定的环境和场面中凸显了人物的性格特点,在这场力与智的冲突中,项羽的优柔寡断,范增的阴鸷远见,刘邦的奸诈狡猾,张良的善于谋划,樊哙的勇猛豪爽,以及项伯的温和憨愚,都在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表现出来;《魏其武安侯列传》 中最精彩的就是魏其设宴、灌夫骂座和东朝廷辩的情景。其中,灌夫使酒骂座,使一个热闹欢快的场面,由于贵族矛盾的爆发,而引起激烈冲突。田蚡傲慢无礼,窦婴的顾虑忍让,灌夫的鲁莽直率,以及其他官员的趋炎附势,都在冲突中暴露了出来。此外,《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的环境和场面描写,也烘托出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五)、《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 苏洵称赞司马迁写人叙事:“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这种写法使得人物有血有肉、形象完整。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纪传体通史,往往可能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魏公子“不耻下交”,“名冠诸侯”,是一个礼贤下士的典型。在《魏公子列传》中,司马迁着力刻画了他如何与夷们监者侯嬴、屠者朱亥交游,如何“从博徒、卖浆者游”突出了他这一点。但是这位仁厚爱士的公子也有名不副实的行为,在《范雎蔡泽列传》 中司马迁记叙了他因惧怕秦国,而不敢收留被秦国追捕的魏齐,这是其性格的另一个侧面。如《高祖本纪》 主要写刘邦起义、战斗、开国的经历,写他知人善任,雄才大略,正面表现了一代开国帝王的风采。而其 性格中狡诈、残忍、无赖的一面,则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表现。《项羽本纪》不仅通过范增之口写刘邦贪于财色,好美姬”,并且写了刘邦的无情和无赖,为了自己逃亡竟将儿女推下车去。父亲被抓,面对项羽的要挟,刘邦提出“则幸分我一杯羹”;关于秦始皇身世的记载,司马迁通过《秦始皇本纪》 和《吕不韦列传》 形成“互见”,共同存疑。《秦始皇本纪》叙述道:“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於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在《吕不韦列传》中叙述道:“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此外, 如《绛侯周勃世家》 写周勃之功,详细罗列他随高祖皇帝东征西讨所立的大小战功几十次,而对他的主要功绩诛吕安刘只是几笔带过,以“互见法”详记在其他篇中。初看似乎不合理,细想就会理解,作者是有意突出周勃的战功只多。(六)、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 作家在运用语言、行动描写人物时,依据情节和性格特征的需要而有所侧重。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这一点在《魏公子列传》中体现不是很明显,而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很容易看出,如《淮阴侯列传》 中漂母给韩信食物,当韩信说日后将要报答她时,“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这里一句看似普通的话,却将这个封建社会之下普通的漂母而赋予了一层侠义精神,表现了下层劳动妇女的朴实善良;《张仪列传》中,当张仪被楚相“掠笞数百”,他的妻子说道:“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却幽默地回答道:“视吾舌尚在乎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张仪被辱后的幽默、风趣,与其妻子戏谑的情状,对读书游说不动摇的意志,已然再现,寥寥几笔,内涵丰富,耐人咀嚼。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表现了他的贪婪狡诈;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则更多仇恨与野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不同的处境。陈涉“苟富贵勿相忘”“雁雀怎知鸿图之志”“王候将相宁有种乎!”(《陈涉世家》)一方面体现了他阶级感情又表现陈涉瞧不起同伴,另一方面用燕雀怎知鸿图之志,作比喻,符合其身分,富于煽动性,不相信人的富贵是由家庭决定的。 综上所述,司马迁对人物的塑造,主要是在具体的外貌与神情描写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性格及命运的对比中,在典型事件的发展中,在人物语言的运用及巧妙的“互见”手法中完成的。《史记》乃中国叙事文学的伟大里程碑。司马迁首变先秦叙事角度,开创纪传体史例及多种叙事法,为后世叙事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成为历代文人学习的典范。鲁迅先生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参考文献:[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7年2月;[2].罗宗强、陈洪:《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3].苏洵:《嘉祐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4].杨燕起、 陈可青、 赖长杨编《历代名家评史记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年3月 ;[5]《史记评议》 李景星、陈永品点校整理,吉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4月 。[6]司马迁:《史记》,北京:京华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联系地址:江苏省 邮编: 电话:135。。。。。。。。。。。7
Yun云2870
看看就好(有点多)《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在小说中以其生动形象、极富魅力的笔墨,描画出一幅封建社会儒林群丑图,小说虽以明代中叶发生的故事为背景,然而实际上影射着清政府统治下的18世纪的中国社会,以封建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以批判科举制度为中心,深刻地揭露封建社会末期的各种丑恶现象。辛辣地讽刺了虚伪、残忍的科举制度,歌颂了淳朴的劳动人民,并给予同情,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小说以其生动、准确、洗炼、朴实、幽默的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优美细腻的景物描写,精湛独特的讽刺手法,创造了空前绝古的讽刺作品之典范。本文试图对其讽刺艺术的特征进行初步的探析。论《儒林外史》极具权威的是鲁迅先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论述极其精彩。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时距明亡末百年,士流盖尚有明季遗风,制艺而外、百不经意,但为矫饰,云希圣贤。敬之所描写者即是此曹,既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都世相,如在目前,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贴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他十分推崇《儒林外史》,特别欣赏其中讽刺艺术手法的运用,他说:“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儒林外史》如同一串珍珠项链,使人赏心悦目,让人爱不释手。首先让人赞赏的是作者的胆量和艺术家的勇气,敢于直面封建社会,勇于向腐朽没落黑暗的封建势力挑战,作者身处于一个由盛及衰的封建家庭,经历了由富贵到贫寒的不平常的家庭变化。在这个大变化中,他饱尝了世态炎凉的滋味,体察到士大夫阶层的种种堕落与无耻,看到了清王朝统治下政治的腐败和社会污浊。这些都使他对现实有了进一步清醒的认识。官僚顾主家庭的破落,使吴敬梓走出富贵公子狭隘的天地;自身社会地位的下降,缩短了他和广大人民之间的距离,生活的贫困,使吴敬梓的思想沉重,并不断使他增添了厌恶,形成叛逆的思想,时代的先进思潮,给了他批判的武器,与社会上种种人物的广泛交往和接触,使他扩大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熟悉了生活。这是吴敬梓创作小说《儒林外史》的思想和生活基础。只有深入生活,接触社会,接触人民,才会产生出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假若是吴敬梓继续过着花天酒地的富贵生活,官场得意,他是无法写出《儒林外史》的,吴敬梓饱经风霜,遍尝人间辛酸和世态炎凉的生活经历以及艺术家的勇气,成就了《儒林外史》这部伟大作品的问世。更使人感叹的是作者精湛的讽刺艺术手法。吴敬梓继承我国文学史上的讽刺艺术的优秀传统,吸收了前代讽刺小说之作的成功经验,根据自己对于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创造了《儒林外史》这部我国古典文学中最好的讽刺小说。一、 写实手法鲁迅先生说过:“讽刺的生命而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儒林外史》正是这样,它所讽刺的种种丑恶的人物和事情,都是当时封建社会里实际存在着或者曾经出现过的事实。王惠、周进、范进那样的热衷名利,匡起人、牛浦朗那样精神堕落……在当时社会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确实谁也不足为奇,但经过作者那么一写,却都成了生动的、有力的讽刺。这里所说的真实并非是某些历史人物的刻版的记录,也不是生活的原封不动的照相,而是有选择、有集中、有概括的。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基本属性,它要求作家不是按照某种抽象的概念杜撰生活,捏造人物,而是要求作家从客观的实际生活出发,再现现实中个别的,具体的富有特征性意义的生活现象,刻画人物鲜明、生动、丰富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性格。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写的人物据说都有具体的原型,作者以当时的一些实有人物作原型概括生活中曾经有过和可能会有的事情,加以集中,选取典型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艺术加工。《儒林外史》里创造的许多小人物都具有相当强的典型性。读了《儒林外史》觉得生活中到处都是被吴敬梓讽刺的人物,悍然退士的《〈儒林外史〉序》中说到当时有一条评语说:“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讽刺小说的主要功能就是直指现实社会,针砭时弊、揭露假、丑、恶,歌颂真、善、美。《儒林外史》是一部现实主义色彩极浓的讽刺小说,作者选取现实生活中典型人物的典型事例加以艺术加工,批判锋芒直指向整个封建社会,真实地再现了整个封建社会,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作者很好地处理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二、自然流露《儒林外史》讽刺手法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自然流露的手法,即通过人物自己一切行动“从场面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是“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作者在小说中,抓住人物本质的富有典型意义的特征,把他们放在当时的典型环境中,让他们在人与人之间各种矛盾冲突中自己行动,通过这种行动自然地显示出每个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同时也就进行了讽刺。在第三回中描绘范进中举的情节十分精彩,特别是对胡屠户的刻画,讽刺味极浓。胡屠户上前道:“贤婿老爷,方才不是我大胆,是你老太太的主意,央我来劝你的。”邻居内一个道:“胡老爹方才这个嘴巴打得亲切,少顷,范老爷洗脸,还要洗下半盆猪油来!”又一个道:“老爹,你这手明日杀不得猪了。”胡屠户道:“我那里还杀猪!有我这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你们不知道,得罪你们说,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30岁,多少有钱的富户子弟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是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说罢哈哈大笑。众人都笑起来。看着范进洗了脸,朗中又奉茶来吃了,一同回家。范举人先走,屠户和邻居跟在后面,屠户见女婿衣裳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作者在这段描绘中,让人物自己的言行自然流露,不作议论,胡屠户一番无耻的恭维描写得极其精彩。有前面臭骂范进尖嘴猴腮的话,屠户的恭维更显得厚颜无耻,把30多岁一提,屠户的话更显得不知羞耻。用“低着头”的形体动作来显示心灵的卑劣,写上次数,讽刺味更足。马二先生游西湖一段,也能说明问题:他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地东跑西走,看到茶亭就进去坐了喝茶,见到吃的就“喉咙里咽唾沫”,不知选择,每样都买一点,“不论好歹,吃了一饱”。他见了女人,赶紧“低着头走了过去,不曾仰视。”游三天西湖,中间睡了整整一天,喝了六次茶,吃了五次饭,见到的只是穿着花花绿绿各色衣服的游客和柜台上热气腾腾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之类的,对于西湖的山光水色,名胜风物,视而不见,一无领会。这部分描写是让主人公自己行动,一个愚拙酸腐的迂儒形象有声有色,活灵活现地跳跃在读者面前,而作者正是在通过马二先生自己的行动显示他的性格的时候对他那种迂腐可笑的思想举动作了相应的讽刺。第五回中描写严监生临终的一段写得极为出色:……病重得一连三天不能说话。晚间挤了一屋的人,桌上点着一盏灯。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总得不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大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你是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莫不是还有两包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他把两眼睁得溜圆,把头又狠狠地摇了几摇,越发指的紧了。奶妈抱着哥子插口道:“老爷想是因两舅凶不在跟前,故此记念。”他的了这话,把眼闭着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赵氏慌忙揩揩眼泪,走下上前道:“爷,别人都说得不相干,只有我晓得你的意思。……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想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了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了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在这里,作者对严监生没有发表评论,只是如实地记述他临死前看来极为平常的一个细节活动,可是一个被作者讽刺的地主守财奴的吝啬本性就这样鲜明生动地突现出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达到了较强的讽刺效果,鲁迅先生说得真好:“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三、夸张手法作者在《儒林外史》中主要运用了的是一种写实手法,但有的情节描写,用的是夸张的写法,但不失真实。艺术的真实不仅需要集中和概括,而是容许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夸张。范进中举惊喜得发了疯这一情节,用的就是夸张手法。“中举发疯”在当时的士人中虽不是普遍现象,却也是会有的实情,因而是真实可信的。当时的读书人热衷“举业”,一旦功名到手,就如醉如痴,惊喜若狂。作者根据现实生活加以夸张的描写,具有辛辣的讽刺效果。又如周进头撞号板,王玉辉劝自己的女儿自杀殉夫,胡三公子买鸭子前先拔下耳挖戳戳胸脯子上的肉看看肥不肥等等,无不运用了夸张的手法。这些事都以现实生活为根据,作者从现实中提炼出来,进行概括和集中,让人觉得“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这样的夸张,不仅不失真实,反能更好的暴露问题的本质,从而达到更加强烈的艺术效果。四、对照手法(一)作者往往让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对待同一对象采取不同的甚至完全矛盾的态度造成了强烈对照。胡屠户是一个欺贫爱富,趋炎附势的市侩形象,范进中举前,被他称作“现世宝”,受他的训斥,范进向他商借乡试的盘费,又被他“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又是“尖嘴猴腮”又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范进中举后,态度截然不同:他送来七斤肉,四五千钱作贺礼,称范进“贤婿”、“老爷”,当范进“才学又高,品貌又好”,“是天上的星宿”,极尽阿谀奉承。这种截然不同的两副嘴脸就充分表现出胡屠户欺贫爱富,趋炎附势的市侩性格,揭露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世俗习气。严监生妻子王氏病重,嘱严立偏房赵氏为正室,严把妻舅王德、王仁请来商量。二王先是“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后来“让到书房里用饭”,也“彼此不提这话”及至各得了一百两银子,立刻翻过脸来责怪严监生没有及早把赵氏扶正。并“义形于色”地向严监生要了五十两银子,催他在王氏死前就将赵氏立为正室。这种前后不同表现的对比描写,就把王德、王仁的伪道学面孔暴露无遗,产生极强的讽刺艺术效果。(二)在描写人物的时候,它让人物用自己的行动去否定自己的谎言,使冠冕堂皇的言辞与卑鄙的行为成鲜明的对照,从而将深藏在人物心灵深处的可笑、可鄙和可恶揭示出来。这是《儒林外史》中常用的讽刺手法。如第四回中揭露严贡生并集面具的一段描写:严贡生道:“后来倒也不常进去。实不相瞒,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直,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米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司都蒙相爱。”……说着,恐怕有人听见,把头别转来望着门外,一个蓬头赤足的小厮走了进来,望着他说:“老爷,家里请你回去。”严贡生说:“回去做甚么?”小厮道:“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严贡生道:“他要猪,拿钱来!”小厮道:“他说猪是他的。”严贡生说:“我知道了,你先走罢了,我就来。”这是用突然间出现的第三者无意的插话戳穿谎言的手法揭露虚伪的面目,以达到讥讽的效果。杜惧卿公开表示对天下女人深恶痛绝,暗地却到处托人找妾,口头上高喊最讨厌“开口就是纱帽”,实际上却留着几千银子准备活动做官。类似这样用同一人物或事件前后两者不同的态度的描绘来揭示矛盾,揭露人物虚伪的本质,丑恶的灵魂,随处可举。落进的母亲死后,范进家门的挂白布,厅上糊白纸,吃饭的时候,范进为了表示居丧尽礼,竟“退前缩后”地坚决不肯用银镶杯箸。后来,汤知县叫人换了一个磁杯,一双竹箸,他不是“不肯举”,直到换了一双白颜色竹箸来,“方才罢了”。汤知县正着急“倘若不用荤汤,却是不曾备办”,忽然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心才安了下来。这里有力地揭露了这个“孝子”“克尽孝道”的虚伪做作。五、语言幽默幽默与讽刺是紧紧相连的,幽默的语言,漫画式的情节更增添讽刺的艺术效果。作者以喜剧的形式写悲剧的内容,给读者在笑中获得讽刺审美效果。如用“油晃晃的衣袖”,表现屠户的职业特点,又饥笑周进的“一字至七字诗”:呆秀才,吃长斋,胡须满腮,经书不揭开,纸笔自有安排,明年不请我自来。这样的语言描写让人在幽默风趣的嘻笑之中感受封建社会士人的辛酸,同时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极大嘲讽。此外,小说中大量的细节描写、侧面烘托、“烛幽”手法的运用以及“情节变化多而趣味浓”等特点,增添了小说的艺术价值。总之,《儒林外史》是一部我国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其杰出的讽刺艺术奠定了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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