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法律风险研究论文

看点： 顺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浪潮、“去美元化”大背景下，数字货币要来了。

商务部近日印发《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其中公布了数字人民币试点地区：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中西部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据新华网消息，目前数字人民币已经完成了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将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及未来的东奥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也就是说，如果顺利的话，北京2022年冬奥会上也许能“一睹芳容”。

其实，央行早在 2014 年便设立数字货币研究所，研究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可行性；2017 年末，经国务院批准，央行组织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浦发银行等商业银行和中钞公司、上海票据交易所等有关机构共同开展数字人民币体系（ DC/EP）的研发，并于 2018 年 2 月，上海票据交易所数字票据平台实验性生产系统正式上线试运营；2019 年央行在召开下半年工作电话会议时，要求加快推进我国法定数字货币（ DC/EP）研发步伐 。

那么，推出数字货币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本期的智能内参，我们推荐国海证券和新时代证券关于数字货币的两份研究报告，揭秘数字货币的前世今生以及央行推出数字货币的背后逻辑。

1、数字货币原理及各国发展状况

数字货币是货币体系不断演进的必然结果，属于货币 4.0 阶段 。货币是人类发明除了文字之外的另一重要发明，在经历了物物交换、金银本位制之后，信用货币成为货币史上的重要跨越。

其中，最初的以物易物便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制度安排，但是由于交易效率极低，供需耦合难度较大，缺乏统一价值衡量标准，极大限制了人类的经济活动和贸易范围，因此逐渐被金银等贵金属所代替，这一交易体制在货币发展史上经历的时间较为漫长，由于存在天然损耗、币价不足额、缺斤短两、以次充好、劣币驱逐良币等现象，以国家信用为背景的纸币——纯信用货币开始出现，纸币不仅节约了发行成本，也克服了贵金属货币携带不便等难题，极大促进了近代史的贸易发展，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也成为可能。

如果说纸币实现了信用货币从具体物品到抽象符号的第一次飞跃，那么建立在区块链、人工智能、 云计算和大数据等基础上的数字货币实现了信用货币由纸质形态向无纸化方向发展的第二次飞跃，数字货币并没有改变货币背后的信用背书，而是改变了货币的存在形式，至此，货币完成了商品货币——贵金属充当一般等价物——信用货币——数字货币的演进，因此货币存在形式的演进意味着货币体系运行成本更低、更安全、更高效，数字货币是货币体系从商品货币向信用货币不断演进的必然结果。

数字货币不是电子货币的替代，根据发行者不同，数字货币可以分为央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和私人发行的数字货币。目前，关于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定义。按照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的定义来看，狭义的数字货币主要指纯数字化、不需要物理载体的货币；而广义的数字货币等同于电子货币，泛指一切以电子形式存在的货币，包括电子货币、虚拟货币和数字货币。

根据发行者不同，数字货币可以分为央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和私人发行的数字货币。其中，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是指中央银行发行的，以代表具体金额的加密数字串为表现形式的法定货币，它本身不是物理实体，也不以物理实体为载体，而是用于网络投资、交易和储存、代表一定量价值的数字化信息；私人发行的数字货币，亦称虚拟货币，是由开发者发行和控制、不受政府监管、在一个虚拟社区的成员间流通的数字货币，如比特币(Bitcoin)等。

广义数字货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完全封闭的、与实体经济毫无关系且只能在特定虚拟社区内使用的货币，如虚拟世界中的 游戏 币；二是可以用真实货币购买但不能兑换回真实货币，可用于购买虚拟商品和服务，如 Facebook 推出的 Libra；三是可以按照一定比率与真实货币进行兑换、赎回，既可以购买虚拟商品服务，也可以购买真实的商品服务，如央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是数字经济的货币发展形态。2020 年疫情以来，以“新投资、新消费、新模式、新业态”为主要特点的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 社会 平稳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虽然第一季度 GDP 同比下降了 6.8%，而数字经济领域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其中，电子元件、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16%和 13.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2%，电子商务服务投资同比增长 39.6%。

在经受住了疫情带来的考验之后，我国数字经济进入了提速快速发展时期，亟需实现数据、技术、产业、商业、制度等协同发展，构建数字经济新型生产关系，通过要素市场改革进一步激发数字生产力，而数字货币基于节点网络和数字加密算法，是为了迎合数字经济发展需要，是其具体的货币发展形态。

数字货币建立在复杂网络理论基础，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充分体现了不可篡改和加密安全等特点，实现底层数字货币，中间层数字金融账户体系，覆盖了央行支付体系、商业银行、非银机构等垂直化总分账户体系，同时实现了各国央行的支付清算系统的互联互通，顶层数字身份验证体系等，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实现传统货币体系向数字货币体系的转变。

最早数字货币的出现可以追溯到 1982 年，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和密码学家 DavidChaum 创立了 DigiCash,同时推出了两种数字货币系统：E-Cash 和 cyberbucks，这两种系统均基于 Chaum 的盲签合约建立的，能保持用户匿名且身份难以被追踪。但当时缺乏足够的技术支持，且不能做到完全匿名，最终得以失败告终。

1996 年，著名肿瘤学家 Douglas Jackson 发起了有真正黄金的支持 E-gold，因此大受欢迎，甚至一度有希望在数百个国家吸引超过 500 万个用户。不幸的是，后来平台持续遭遇黑客攻击并且吸引了大量非法洗钱交易，该公司在 2009 年陷入了困境。

1998 年，一家莫斯科的公司推出了 Web Money 这一种通用数字货币，能够提供广泛的点对点的付款解决方案，涵盖互联网交易平台。它也是少数幸存的尚未加密的数字货币之一。时至今日，该货币仍被数百万人广泛的使用和接受。与此同时，它也可以转换为法定货币，如卢布，美元，英镑，甚至比特币。

2008 年 11 月，中本聪提出比特币的概念，并发布著名论文《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文中首次出现区块链，能在不具信任的基础上，建立去中心化的电子交易体系。2009 年 1 月 3 日比特币正式诞生。比特币是一种 P2P 形式的虚拟加密数字货币，采用开源的区块链技术，将交易信息存储在分布式账本中，这使得破解网络几乎成为不可能；另外，其点对点的传输构建了一个去中心化的支付系统。此后，比特币系统逐渐成熟，官方又陆续发布了新版本，增加了很多特性。

2013 年，以太币(ether)诞生，它基于以太坊技术衍生出的一种虚拟加密货币，是目前仅次于比特币市值第二高的加密货币。以太币以区块链为基础，跟比特币类似，但使用的 科技 完全不同，是具有开源智慧合约(smart contract)功能的公共区段链平台，双方达成合约条款就能执行。2010 到 2014 年间，比特币多节点挖矿和点点币（ PPcoin）诞生，在采矿方面发挥了作用。2013 年 8 月，德国承认比特币的合法化。

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私人数字货币，虽本质上不具备货币职能，但已对现行的货币与金融体系构成了巨大挑战，为应对这一挑战，各国央行正在积极研发或推行法定数字货币。早在 2013 年 Shoaib et al.就提出官方数字货币的概念，英格兰银行（ BOE）2014年发布的报告明确以分布式账本技术（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DLT）作为数字货币的分类标准，一类是加密数字货币，即运用分布式账本技术生成的数字货币，并指出比特币是史上第一个加密数字货币；

另一类是非加密数字货币，以瑞波币为典型代表；随后国际清算银行下设的支付和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 CPMI）将法定数字货币定义为加密货币，根据存在形式是否基于央行账户，将法定数字货币分为央行数字账户和央行数字货币。根据国际清算银行（ BIS）提出的“货币之花”模型，明确了央行数字货币的概念，即央行数字货币是一种数字形式的中央银行货币，且区别于传统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保证金账户和清算账户存放的数字资金。

▲“货币之花” 模型

数字货币与政府的关系相当复杂，各国政府既恐惧又好奇。各国对于数字货币的讨论、实验和试点将持续进行，因为如果有经济体开始使用数字货币，那将在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因此各国经济体都将越来越重视这种新的现象和新趋势。

1、美联储 Fedcoin 项目 。 这是一种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可与美元进行等价兑换（即汇率是 1:1）。该货币协议与比特币有诸多相似之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 Fedcoin 中，有一个用户（美联储）拥有特殊权限，能够随意创建和撤销账簿使用权。二是发行数量不像比特币那样有一个事先定好的规则，而是可以像现金一样调整发行量。

2、 加拿大央行的 CADcoin 项目 。 这是一种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加拿大央行搭建了一个基于分布式账簿的大额支付系统， CADcoin 是在这个系统中使用的货币。近日在卡尔加里的内部介绍会上，加拿大央行展示了他们正在开发的电子版加元—CAD-Coin。这项代号为“Jasper”的创新初衷是帮助央行通过分布式总账 科技 发行、转移或处臵央行资产。多家加拿大主要的银行，包括加拿大皇家银行、 TD 银行及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均参与了该项目。

3、 瑞典央行的 eKrona 项目。 目前，瑞典正在逐渐转型为“无现金 社会 ”。数据显示，自 2009 年以来，瑞典纸币及硬币的数量已经下降了 40%，居民更倾向使用银行卡、智能手机和电子钱包来处理日常的各种交易。随着现金使用量持续减少，瑞典央行尝试为民众提供一种不通过零售银行等中介的支付方式。瑞典央行要求， eKrona 必须能够用于小额购买。由于目前尚未确定使用哪种技术， eKrona 有两种可能的形式，一种是存款货币单位（即个人直接在央行开户，而非在商业银行开户），另一种是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

▲海外各国或组织数字货币的最新动态

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体制不同，是否需要采用央行数字货币利率这一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海外各国又不想失去在数字货币占得一席之地的机会，所以出台的政策法规也是经常变换，时宽时严。

国际清算银行 。2015 年 11 月，国际清算银行发布《DigitalCurrencies》报告，详细介绍了数字货币作为零售支付手段的影响等内容；2018 年 3 月，国际清算银行发布《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对支付、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的影响》的报告，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发行进行了分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7 年 6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发布了一份关于金融 科技 行业发展的报告《Fintech and Financial Services : Initial Considerations》，针对如何有效监管分布式账本技术（ DLT）及以其为基础的数字货币提出了建议。2018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和 20 国集团 G20 共同发布一份中期报告《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战》，提出要对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形成的数字资产交易信息进行监管。

英国 。英国的财政委员会对加密算法进行了评估，认为他们目前不会对英国的货币或金融稳定构成风险。然而，加密算法确实给投资者带来了风险，任何购买加密算法的人都应该准备好丢掉所有的钱。

日本 。日本作为全球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市场，日本政府对数字货币的态度可谓是非常积极。从去年开始，日本就免除了数字货币交易的消费税，承认数字货币的合法性和货币属性。2017 年日本开始实施《资金结算法案》，承认数字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合法性。之后，日本金融厅（ FSA）颁布《支付服务法案》，对数字货币交易所实施全方位监管。所有在日本境内运营的交易所必须获得财政部与 FSA 的牌照授权。

新加坡 。在新加坡政府对金融 科技 “不寻求零风险，不扼杀技术创新”的原则指导下，新加坡积极发展区块链技术，积极推动数字货币的发展，新加坡是亚洲区域内最支持数字货币发展的国家之一。由于新加坡的积极良好的制度环境，多家交易所选择在新加坡开展业务，例如 WBF EXCHANGE 就与新加坡政府合作密切。

2020 年 3 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正式公布关于支付服务经营牌照的豁免企业名单，名单上的实体已取得豁免期内的特定支付服务或数字货币相关支付服务的许可证和经营权，包括阿里巴巴、支付宝、亚马逊等大型机构的新加坡实体均在名单之列。

关于数字货币相关支付服务的豁免许可，包括币安、 OKCoin、 BitStamp、币信、Coinbase、 CoinCola、 TenX、 Upbit、 ZB 等近 200 家公司均可在正式下达牌照前以豁免状态合法运营。

泰国 。为了更好的监管数字货币行业， 2018 年 6 月，泰国颁布了《数字资产法》，宣布为合规加密货币交易所颁发牌照，开始实行牌照化管理。

澳大利亚 。由于金融犯罪不断增加， 2017 年 10 月，澳大利亚通过了《财政法案 2017 年修正案（ 2017 措施 6）》， 2017 年底，正式通过了《反洗钱与反恐怖主义融资法案2017 年修正案》，明确了数字货币并不是货币资产，而是价值的电子表现形式。提供数字货币交易业务的机构，必须向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 AUSTRAC）提交申请，取得相应监管牌照与准入许可。交易所应根据反洗钱/CTF框架下的制度标准，对业务进行反洗钱和反恐融资评估。违规者将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或 500 英镑罚金，情节严重者，将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或 2000 英镑罚金。

海外央行数字货币实践的启示 ：

1）、 央行应加强对数字货币的监管。数字货币搭载在为更广泛的金融体系服务的基础设施上，从与现有金融体系的链接中获得合法性的外表，这是其明显的特性。在法律法规方面，中央银行的监管应该加强， 将数字货币与实体货币相分离，确保数字货币没有寄生在实体货币上。

中央银行应与商业银行合作，发挥“数字前线”的监管作用，禁止商业银行做出充当“比特币自动取款机”的不道德行为，同时，不允许这些数字货币与整个金融体系现有的基础设施共存，以保障支付系统正常运行。

2）、 技术方面需要加强。应适当地采用数字货币的新技术，来改进国家的金融服务，尤其是在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支付方面。新兴国家中央银行可能会从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实施中获得最大收益，主要是因为现有的财务流程和技术系统不是很高效，可以通过实施数字货币或其他基于区块链的应用程序来实现更大的金融包容性，运用分布式账本技术可以提高效率，减少消费（零售）和银行间（批发）层面的跨境支付摩擦。而现金业务完全电子化之后，用户转场手机银行 APP 等线上渠道，那么银行之前的硬件渠道建设也将面临转型的考验。

3）、做好应对冲击的准备。数字货币由于自身的缺陷，不可能取代传统的货币，但其一旦全面发行，所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是难以预测的。因此，央行必须积极做好技术进步对金融冲击的相关准备。同时，披着合法外衣的数字货币搭载在为更广泛的金融体系服务的机构和基础设施上，可能形成严重的金融风险，威胁金融系统的稳定， 中央银行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做好数字货币带来的各种风险应对工作，坚持公平竞争的原则，加强对数字货币的监管，规范和引导数字货币及相关技术的发展。

2、 国内数字货币发展历程

人民币作为中国通行流通的央行货币已经历经 71 年。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人民币已经逐步实现电子化，迈入 2.0 时代。流通在银行等金融体系内的现金和存款早已通过电子化系统实现数字化，而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第三方移动支付的大规模普及，让流通中的现钞比重逐渐降低。现在国人日常消费几乎不需要使用现钞。移动支付已经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快速便捷的支付体验。人们开始畅想未来的“无现金 社会 ”，中国也成为最接近无现金 社会 的国家之一。

但中国的移动支付更多是商业驱动，是一种货币的电子化支付手段，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数字“人民币” 。从贵金属到纸币替代贵金属充当货币，再到未来的数字化货币，是经济和 科技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随着网络通讯技术日益发达、 社会 交易活动日益频繁与活跃，加上民众购物消费习惯的变化及对货币流通安全性的考虑，人们越来越趋向于使用电子银行、电子支付而不愿携带纸币，因此，由央行提供比纸币更快捷、低成本的数字化货币媒介工具，是顺应时代发展之必需。

中国人民银行从 2014 年开始成立专门研究小组研究央行数字货币，至今已有五年。当前央行数字货币（ DC/EP）为技术研发过程中的测试内容，数字人民币体系在坚持“央行-商业银行/-货币使用者”双层运营、 M0 替代、可控匿名的前提下，本完成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 并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创新、实用原则，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以不断优化和完善功能。

▲我国数字货币发展历程

当前我国对于法定数字货币处于内测阶段， DC/EP 采取“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二元投放体系以及“一币、两库、三中心”运行框架

“一币”指的是央行担保发行的 DC/EP，“两库”是指央行的发行库和商业银行的银行库:DC/EP 首先在央行和商业银行间发生转移，即 DC/EP 的发行与回笼，之后再由商业银转移到居民与企业手中。“三中心”则是 DC/EP 发行与流通的技术保障，包括登记中心、认证中心和大数据分析中心。

其中，登记中心负责记录发行、转移和回笼全过程的登记；认证中心负责对 DC/EP 用户的身份进行集中管理，这是 DC/EP 保证交易匿名性的关键；DC/EP 的一个关键是在于反洗钱、反偷税漏税和反恐怖融资等做出较大改进，大数据中心通过对于支付行为的大数据分析，利用指标监控来达到监管目的：

▲“一币、两库、三中心”运行框架

我国央行选择推出数字货币具有重要的突破性意义，可以说，央行选择推出数字货币不仅是顺应货币演进规律的必然选择，也是保护人民币主权地位的重要举措。具体来看：

1、 顺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浪潮 。由于纸币的发行、运输、存储等各个过程均耗费人力和物力，而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货币无纸化可以节省货币的发行和流通成本，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便利。

另外，传统纸币不记名的特点使得监管机构无法掌握纸币的使用流通情况，利用纸币进行偷逃税、洗钱等经济犯罪是现实中无法避免的黑洞。央行数字货币可以实行可控匿名，在保证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同时，当发生违法犯罪事件时，数字货币的来源可追溯。因此，能够有效打击洗钱、逃漏税等违法行为，提升经济交易活动的透明度。

数字货币具备的快速流通性、便捷性、高安全性等特质均是传统纸币所不能比拟的。正如纸质货币最终替代了金属货币一样，货币无纸化也是大势所趋，是货币不断演进的必然结果。目前支付宝、微信、银联支付等已经实现了 M2 范畴的货币无纸化，而央行推出数字货币替代传统的纸币，可以实现 M0 范畴的货币无纸化，顺应了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浪潮。当然，所有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货币无纸化也将是一个逐步发展的漫长过程，这也是央行在起初可能只选择推出部分数字货币，替代部分纸币的重要原因。

2、 降低全球美元货币体系的不利影响 。20 世纪 70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货币发行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经济能力使美元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但美元在执行世界货币职能的过程中，美国获取了诸多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可能给其他国家经济造成各种负面影响，最明显的例子即美国可以通过发行美元向世界征收通货膨胀税。

而且，当今世界的三大金融系统 SWIFT、CHIPS、Fedwire 均被美国一家独揽， 不论是美元、欧元、日元还是人民币，美国都可以实时获取各国货币的资金交易信息，美国利用该金系统对许多国家和企业进行制裁的行为屡见不鲜，欧洲与其他国家怨声载道。目前，除了中国之外，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国家都在研究如何构建数字货币支付网络，以推动“去美元化”进程。

3、保护货币主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2019 年 6 月，Facebook 发布 Libra 白皮书，试图打造一种超主权的“世界货币”。Libra 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以一篮子银行存款和短期政府债券为储备资产，为Libra 稳定币增信，最大限度地降低币值波动风险，其使命是“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其中，一篮子货币中美元占50%，欧元占 18%，日元、英镑和新加坡元分别占 14%、11%和 7%，但是没有人民币。

由于 Facebook 在全球拥有 23 亿的用户，若 Libra 成功被广泛使用，Libra 跨境资金流动将不受限制，这也意味着在非储备国家可以随意使用 Libra 进行支付，那么，非储备货币国家的货币主权地位势必会受到影响。对于中国而言，人民币和外汇管理均会受到冲击，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也将受阻。因此，中国必须未雨绸缪，我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便是应对 Libra 的重要举措。

电子货币面临的法律风险：（一）在宏观层面，存在法律风险、系统风险和消费者保护等问题。目前，电子商务和电子支付的立法问题尚未解决，电子货币的概念和相关条款有待明确，许多法律法规都还未跟进。其次，存在因单一发行机构倒闭而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如果某个发行机构因经营不善导致整个市场对电子货币丧失信心，其他电子货币发行机构也会面临挤兑风险。而且，在缺少规范监管的前提下，社会公众难以有效识别发行机构的资质和信用水平，如何有效地提示风险和保护社会公众的权益成为难题。此外，互联网支付的隐蔽性、快捷性和跨国界性使得电子货币不可避免地成为犯罪分子的洗钱工具。（二）在微观层面，电子货币发行主体存在技术风险和信用风险。我国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包括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互联网企业和其他企业，由于部分发行主体金融专业基础薄弱，特别是我国缺乏强制性的技术安全标准，使得电子货币发行机构存在严重的管理漏洞和安全隐患，系统软件或硬件故障会影响电子货币的可用性。其次，发行机构的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投资集中度过高等原因会导致流动性不足，易于出现违约风险。此外，电子货币的支付和流通严重依赖各类网络，存在各类操作性风险，比如蓄意盗用他人账号、发行机构内部作案和黑客的恶意入侵等隐患，均会损害电子货币持有人的利益。比特币、瑞泰币等所有的数字货币都适合。

浅谈无效合同的情形及后果合同无效的情形：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体而言：(一)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根据《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之规定，所谓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是在受欺诈人因欺诈行为发生错误认识而作意思表示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是行为人在他方有意的欺诈下陷于某种错误认识而为的民事行为。构成欺诈应具备如下条件：一是必须有欺诈人的欺诈行为。欺诈行为是能使受欺诈人陷于某种错误，加深错误或保持错误的行为。主要表现情形有三种，即捏造虚伪的事实、隐匿真实的事实、变更真实的事实。二是必须有欺诈人的欺诈故意。欺诈故意是由于欺诈人的欺诈行为而使他人陷于错误，并基于此错误而为意思表示的故意。三是必须有受欺诈人因欺诈人的欺诈行为而陷入的错误。这里所说的“错误”，是指对合同内容及其他重要情况的认识缺陷。传统民法认为，构成欺诈必须由受欺诈人陷入错误这一事实，受欺诈人未陷入错误，虽欺诈人有欺诈故意及行为，在民法上不发生欺诈的法律后果。四是必须有受欺诈人因错误而为的意思表示。所谓受欺诈人因错误而为的意思表示，即错误与意思表示之间有因果关系。错误的认识必须是进行意思表示的直接动因，才能构成欺诈。五是欺诈是违反了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人们在民事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根据《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9条的规定，所谓胁迫，是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相对方作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胁迫也是影响合同效力的原因之一。胁迫构成应当具备如下条件：一是必须是胁迫人的胁迫行为。所谓胁迫行为是胁迫人对受胁迫人表示施加危害的行为。胁迫行为在《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9条已规定清楚。二是必须有胁迫人的胁迫故意。所谓胁迫故意，是指胁迫人有使表意人(受胁迫人)发生恐怖，且因恐怖而为一定意思表示的意思。即包含两层含义：须有使受胁迫人陷于恐怖的意思和须有受胁迫人因恐怖而为一定意思表示的意思。三是胁迫系属不法。所谓不法，情形有三种：有目的为不法，手段也为不法者;目的为合法，手段为不法者;手段为合法，而目的为不法者。四是须有受胁迫人因胁迫而发生恐怖，即受胁迫人意识到自己或亲友的某种利益将蒙受较大危害而产生恐怖、恐惧的心理。若受胁迫人并未因胁迫而发生恐怖，虽发生恐怖但其恐怖并非因胁迫而发生，都不构成胁迫。五是须有受胁迫人因恐怖而为意思表示，即恐怖和意思表示之间有因果系，这种因果关系构成，只需要受胁迫人在主观上是基于恐怖而为意思表示即可。只有同时具备上述五个要件，方可构成胁迫。依《合同法》第52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等手段订立的合同，只有在有损国家利益时，该合同才为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所谓恶意串通，是指当事人为实现某种目的，串通一气，共同实施订方合同的民事行为，造成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损害的违法行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诸如，债务人为规避强制执行，而与相对方订立虚伪的买卖合同、虚伪抵押合同或虚伪赠与合同等;代理人与第三人勾结而订立合同，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行为，亦为典型的恶意串通行为。该类合同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因而也具有违法性，对社会危害也大、是故，《合同法》将《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4)项所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纳入到无效合同之中，以维护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维护正常的合同交易。恶意串通而订立的合同，其构成要件是：一是当事人在主观上具有恶意性。即明知或者知其行为会造成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损害，而故意为之。二是当事人之间具有串通性。串通是指相互串连、勾通，使当事人之间在行为的动机、目的、行为以及行为的结果上达成一致，使共同的目的得到实现。在实现非法目的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后，当事人约定互相配合或者共同实施该种合同行为。三是双方当事人串通实施的行为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恶意串通的结果，应当是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中获得利益。但是，如果双方当事人在谋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而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的时候，法律就要进行干预。恶意串通所订立的合同，是绝对无效的合同，不能按照《合同法》第58条规定的一般的绝对无效合同的原则处理，而是按照《合同法》第59条的规定，将双方当事人因该合同所取得的财产，收归国有或者返还集体或者个人。(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也称为隐匿行为，是指当事人通过实施合法的行为来掩盖其真实的非法目的，或者实施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是在内容上是非法的行为。当事人实施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当事人在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上，并不是违反法律的。但是这个形式并不是当事人所要达到的目的，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图，而是通过这样的合法形式，来掩盖和达到其真实的非法目的。因此，对于这种隐匿行为，应当区分其外在形式与真实意图，准确认定当事人所实施的合同行为的效力。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订立的合同，应当具备下列要件：一是当事人所要达到的真实目的或者其手段必须是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所禁止的;二是合同的当事人具有规避法律的故意;三是当事人为规避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采用了合法的形式对非法目的进行了掩盖。(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在法律、行政法规无明确规定，但合同又明显地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时，可以适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条款确认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是指当事人在订约目的、订约内容都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合同法解释》第4条明确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需要说明的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的合同，当事人在主观上是故意所为，还是过失所致，均则非所问。只要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则就确认该合同无效。笔者认为根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精神，对无效合同的确认原则可概括为：法律、行政法规明文规定合同为无效的，则该合同无效;反之，则了合同有效。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一)合同无效追溯既往的效力我国《合同法》第56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由此可见，合同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以后，其结果是该合同自始无效。这就是合同无效的溯及既往的效力。无论是绝对无效的合同还是相对无效的合同，均是如此。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合同的部分内容无效，而其他能够独立存在的部分的内容仍符合有效要件时，那么无效部分被确认无效后有效部分继续有效，但其前提是有效部分能够独立存在，其与无效部分并无牵连关系，如果确认合同部分无效将影响有效部分的效力时，合同仍应当全部无效。)如在买卖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约定金担保条款时，若约定定金的比例超过合同总标的额的20%时，则超过部分无效，而并非是定金条款全部无效。此即为合同部分无效。又如行为人为倒卖金银、枪支弹药而订立的合同，该合同内容在性质上已根本违反了法律规定，因而应确认整个合同无效。(二)合同无效不影响解决争议条款的效力《合同法》第57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认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面的条款的效力。”该条款表明，合同中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因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而失去其效力。“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主要包括如下儿种形式：一是仲裁条款。仲裁条款是仲裁协议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当事人在合同约定的用仲裁方式解决双方争议的条款。我国对合同争议采取或裁或审制度，仲裁条款有排除诉讼管辖的效力。二是选择受诉法院的条款。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三是选择检验、鉴定机构的条款。四是法律适用条款。五是关于协商解决争议的条款。(三)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规定了两个条文。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第59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1.返还财产。返还财产，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以后，对已经交付给对方的财产，享有返还财产的请求权，对方当事人对于已经接受的财产负有返还财产的义务。返还财产有以下两种形式：第一，单方返还。单方返还，是指有一方当事人依据无效合同从对方当事人处接受了财产，该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返还财产;或者虽然双方当事人均从对方处接受了财产，但是一方没有违法行为，另一方有故意违法行为，无违法行为的一方当事人有权请求返还财产，而有故意违法行为的一方当事人无权请求返还财产，其被对方当事人占有的财产，应当依法上缴国库。单方返还就是将一方当事人占有的对方当事人的财产，返还给对方，返还的应是原物，原来交付的货币，返还的就应当是货币;原来交付的是财物，就应当返还财物。第二，双方返还。双方返还，是在双方当事人都从对方接受了给付的财产，则将双方当事人的财产都返还给对方接受的是财物，就返还财物;接受的是货币，就返还货币如果双方当事人故意违法，则应当将双方当事人从对方得到的财产全部收归国库。2.折价补偿。折价补偿是在因无效合同所取得的对方当事人人的财产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时，按照所取得的财产的价值进行折算，以金钱的方式对对方当事人进行补偿的责任形式。3.赔偿损失：根据《合同法》第58条之规定，当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如果由于一方或者双方的过错给对方造成损失时，还要承担损害赔偿贪任。此种损害赔偿责任应具备以下构成要件：(1)有损害事实存在(2)赔偿义务人具有过错。这是损害赔偿的重要要件。(3)过错行为与遭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如果合同双方当事人都有过错，依第58条的规定，双方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即适用过错的程度，如一方的过错为主要原因，另一方为次要原因，则前者责任大于后者;此所谓过错的性质如一方系故意，另一方系过失，故意一方的责任应大于过失一方的责任。因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一方当事人因此受到损失，另一方当事人对此有过错时，应赔偿受害人的损失，这种赔偿责任是基于缔约过失责任而发生的。这里的“损失”应以实际已经发生的损失为限，不应当赔偿期待利益，因为无效合同的处理以恢复原状为原则。4. 非民事性后果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后，除发生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民事性法律后果外，在特殊情况下还发生非民事性后果。《合同法》第59条具体规定了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发生追缴财产的法律后果，即将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所取得的财产追追缴回来，收归国家或返还给受损失的集体、第三人。收归国有不是一种民法救济手段，而是公法上的救济手段;一般称为非民法上的法律后果。依《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民法通则》第61条第2款“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的解释，应追缴财产包括双方当事人已经取得的财产和约定取得的财产，体现了法律对行为人故意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范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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