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地叙事曲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的演变从现存的默片《娇花溅血》（Broken Blossoms）（格里菲斯 [D. W. Griffith]执导，1919）算起，美国电影塑造华人形象已有八十五年的历史。本文选择六部不同时期的美国电影，历史地分析、解读华人形象如何成为美国大众文化中种族、性别与政治冲突的体现。在二十世纪初，华人曾一度被塑造为热爱和平、与人为善的形象，如《娇花溅血》，但由于美国十九世纪末驱赶华人劳工后，「黄祸」意识的延续，好莱坞更热衷于将华人想象为对白人构成威胁的「野蛮的」他者，如《阎将军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卡普拉 [Frank R. Capra]执导，1933）。到了中国抗战及欧美二战时期，美国宗教救世话语影响下的好莱坞及时推出了《大地》（The Good Earth）（富兰克林[Sidney Franklin]执导，1937）之类的影片，赞扬中国妇女的勤劳勇敢及对土地的「原始情感」。而冷战时期持续不衰的东方主义想象又投射出一批如《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奎因[Richard Quine]执导，1960）宣扬西方「白马王子」超俗爱情、东方女子感恩献身的神话故事。美国国内60年代起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也使华人一时凸显成「模范少数族群」，「自愿」同化于美国主流白人文化，在银幕上演出了歌舞升平的轻喜剧，如《花鼓歌舞》（Flower Drum Song）（罗杰斯[Richard Rodgers]执导，1961）。作为难得一见反思西方中心的神话影片，《蝴蝶君》（M. Butterfly）（克罗嫩贝格[David Cronenberg]执导，1993）布下性别迷阵，揭露了西方男人的情感和身份危机，精彩地颠覆了西方冷战话语及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可以作种种解读。按学者马凯蒂（Gina Marchetti）所论1： 好莱坞利用亚洲人、美籍华人及南太平洋人作为种族的他者，其目的是避免黑人和白人之间更直接的种族冲突，或逃避白人对美国本土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裔人所持悔罪及仇恨交加的复杂心情。 马凯蒂认为好莱坞电影的叙事运作方式是神话般的，利用多种故事模式迷惑观众，如：强奸模式、俘虏模式、诱惑模式、救世模式、牺牲模式、悲剧爱情模式、超俗浪漫模式及同化模式等。本文所分析的影片，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证了这些好莱坞电影模式经久不衰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揭示了这些模式的意识形态内涵及其话语运作方式，对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好莱坞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 一 《娇花溅血》：种族危机与性别体现 《娇花溅血》讲述一位简称「黄人」（亦称「程环」）的中国人离乡背井到伦敦谋生，暗恋一位屡遭父亲蹂躏的英国少女的悲剧爱情故事。影片开头即明确表现东西方的文化差异。黄人到中国佛寺进香，祈求远赴他乡后的平安，但他一出寺庙，就遇上西洋水兵聚众闹事街头。东方的和平和西方的暴力一方面揭示了两种文化的差异，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种族的性别定型。踏上异域后，黄人的行为与价值取向一直呈女性化，从而与爱尔兰拳击手巴罗所体现的西方男性化形成二元对立：前者为文弱、温雅的店铺伙记，后者为粗暴、强壮的酗酒工人；前者为浪漫的梦想家，沉溺鸦片，醉心审美，后者为施虐的父亲，折磨女儿露西而得快感。露西为黄人店中的东方精美物品而陶醉，黄人热心献出丝绸衣料，让露西得到前所未有的「家」的温暖。这一跨种族的恋情，威胁了西方父权中心的秩序，巴罗一怒之下鞭打露西致死。赶来营救的黄人与巴罗对峙，一枪击毙巴罗，将露西的遗体抱回店中，放于牀上，烧香超度，然后用匕首刺心自杀而亡。 马凯蒂指出《娇花溅血》标题本身透露了影片中「幻想」的施虐及拜物的本质：吉什（Lillian Gish）扮演的露西像一朵娇花，生长于贫乏之地，虽如期开放，但不可避免地被蹂躏而雕谢夭折2。在影片中，导演格里菲斯为强调东方（女性式的）的温文细腻和西方（男性式的）的蛮横粗暴，将黄人的牀铺同时塑造成一个战场和祭坛。黄人先是在牀边细心照料露西饱受创伤的心灵，然后在牀前尽力保卫露西不被巴罗带回家，最终又在牀边殉情自杀，完成了现世中不被认同的一段跨种族、跨文化情缘。由于格里菲斯在影片结尾时刻意营造香火萦绕的诗意氛围和黄人凝视露西遗体和匕首时的跪拜姿态，马凯蒂等西方学者认为黄人的自杀场景潜意识地表现了一种「恋尸情节」及视觉上的「性快感」，因此更为影片增添欲望和幻想的空间3。影片对这种欲望和幻想的定位也体现在露西身上：作为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她代表了一种超越性行为的，因此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纯洁女性。 正因为露西的纯洁，施虐的父亲成为《娇花溅血》被抨击的西方男性文化的掠夺形象。格里菲斯在影片中设置了两个象征性的「强奸」场面。第一，巴罗手持象征「阳具」的鞭子，鞭尾从他的腰间向前垂下，正面威胁着摔倒在地、面色惊慌的露西。第二，露西为躲避父亲，藏身在窄小的储藏间门后，而巴罗怒持利器，砸开门洞，破门而入，将露西揪出殴打。两个象征的「强奸」场景都表明了传统女性在西方专横的父权制度下的悲惨境况，也体现了影片的自虐—施虐的情节结构。 从性别的角度看，黄人所代表的是另一种当时可能令西方女性所倾心的男性美德，但却无疑是一种在西方被视为「女性化」的男性形象。勒萨热（Julia Lesage）称黄人为「浪漫的英雄」，一个倾向自审、谦卑、文弱、被动而终究无能的善良人。格里菲斯正是利用这个美学化的形象来表达一种道德观：「亚洲的文明及其利他的精神与欧美的非道德和粗糙相比而光彩耀眼。」4为了提高《娇花溅血》的美学地位，格里菲斯的影片在纽约市首映时，设计了一出由芭蕾舞演出的序幕，因此将影片定位于贵族及中产阶级才能欣赏的高级艺术品，而非当年移民众多的纽约人花五分钱便可观看的一般默片5。 不可否认，格里菲斯美化种族间的谦让和互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缓减他早年影片《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中对黑人歧视的描写所造成的不良效果。这里，《娇花溅血》对东方文明的赞美本来为的是缓解西方社会的种族冲突，希望电影观众提高修养，认同高雅文化。但从电影史的角度看，格里菲斯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好莱坞确定了男性华人在银幕上的一种典型的女性化形象，从此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 《阎将军的苦茶》： 性威胁与俘虏情节 当然，另一类众所周知的好莱坞男性华人形象与黄人的成另一极端——杀人不眨眼的军阀或土匪。在《阎将军的苦茶》里，专横跋扈的阎将军在中国目视无人，根本不把西方女传教士玫根的善意劝导放在眼里，当着玫根的面展示他下令集体枪杀战俘而毫不眨眼的绝对权威。不过，《阎将军的苦茶》转而刻意营造阎将军和玫根之间暧昧的情感游戏，因此有别于早一年发行的《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斯滕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执导，1932）。 在《上海快车》中，同样杀人不眨眼的革命党首领是一位混血华人，在骑劫京沪快车后，对乘客中红极一时的西方妓女「上海百合」（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扮演）垂涎三尺。为胁迫「上海百合」就范，他一方面威胁要用火钳弄瞎英国医生（「上海百合」以前的情人），另一方面强迫「上海百合」同车厢的中国妓女慧菲与他过夜。《上海快车》因此融合了好莱坞的强奸模式和俘虏模式，强调了华人对西方人的性威胁。按弗洛伊德的理论，瞎眼是男性去势的象征，而革命党首领用火钳烫伤一个德国鸦片商则意味着象征性的强暴占有之举。 《上海快车》的转折点是慧菲意外地复仇杀死了强奸她的革命党首领，从而解救了京沪快车上的「俘虏」，也完成了影片结尾处「上海百合」与英国医生的爱情梦。在复仇一场戏里，导演斯滕伯格以其特有的神秘场面营造，将华裔影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扮演的慧菲的巨大身影投射到墙壁上，通过扑朔迷离的光影交错，重现了黄柳霜自《巴格达盗贼》（The Thief of Baghdad）（沃尔什[Raoul Walsh]执导，1924）之后所体现的阴险毒辣、深奥莫测的东方「龙女」或「蜘蛛女」的形象。但是，华人的性威胁一旦解除，《上海快车》即以好莱坞固有的白人之间的男女爱情大团圆结局。 回到《阎将军的苦茶》，中国军阀与白人女传教士之间的爱情则难以在常规的好莱坞模式中发展。影片开头，玫根初抵中国与她的白人未婚夫相见，不期在兵荒马乱中落入阎将军的行宫。与《上海快车》中的革命党首领相反，阎将军虽倾心玫根却不强加己意。相反，他让玫根尽其福音传教的义务，自由活动于行宫中，在情感游戏之间证明了最终是谁感化了谁。由于玫根轻信阎将军之妾，使阎将军军事机密外露，军火列车被打劫一空，从此阎将军丧尽权势，众叛亲离。 有趣的是，随着阎将军权势的削弱，他在玫根眼里的「文明」程度则不断增加，从一个野蛮的刽子手渐渐变成风度翩翩的绅士。阎将军的变化在玫根的一场白日梦中充分体现出来。玫根先是梦见阎将军以毫无浪漫色彩的游侠形象出现，这游侠酷似当时在好莱坞盛行（1926-52年间共出品四十六部）的侦探片系列《陈查理探长》（Charlie Chan）中女性化的陈查理探长，随后阎将军又以一副狰狞的、色情的傅满洲的形象出现，追逐玫根不放，使她从梦中惊醒。阎将军在玫根的梦中扮演了好莱坞假设的华人男性的两个极端：其一，善良但女性化或无性威胁的男子，如陈查理或早期的黄人；其二，阴险野蛮的恶魔，如傅满洲或1936-40年间影片《飞侠哥顿》（Flash Gordon）系列中要征服世界的华人奸臣「无情的明」（Ming the Merciless）。 玫根的梦既表达了好莱坞对华人男子形象二元对立的思维，也揭示了这种对立实际上来源于西方人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向往异国的奇情，另一方面又恐惧他者的威胁。与自己普通乏味的未婚夫相比，在玫根眼中的阎将军既是性威胁又是性诱惑，等到片尾阎将军人去财空时，玫根宁愿留下来服侍阎将军。她穿上阎将军赠送的丝绸中装，跪在阎将军跟前，但一切都已太晚了，因为阎将军此时已服毒自杀，面带性征服异族女性胜利后的欣慰而逝，留下玫根一人在遗弃的行宫里哀叹人世苍凉，命运叵测。 《阎将军的苦茶》在一些细节上回应了《娇花溅血》，玫根身着丝绸中装与露西相仿，而阎将军的自杀更与黄人相似。从象征意义来看，这两部影片——加上《上海快车》中革命党首领的遇刺——都证实了好莱坞叙事模式对华人男子至少是要象征性「去势」的欲望，即从银幕上根本除去华人对西方女子的性威胁。不难想象，好莱坞从此很少再编织华人男性与西方女性的爱情故事，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白马王子征服东方美女的演绎不尽的缠绵情爱（如本文第四节将述）。 三 《大地》：农妇土地与原始情感 马凯蒂推测《阎将军的苦茶》将中国描述成「一个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奇异、危险、混乱的地方」，为的是转移当年饱受经济萧条之害的美国观众的注意力6。这一推测也许言过其实，但数年后《大地》对中国灾荒和贫穷的渲染，的确可能给美国观众一种高人一等的自豪感：美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而中国人却还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美国观众的自豪感还可以来自他们宗教救世的信仰：中国农民像美国建国初期的拓荒者一样，本着对土地坚定不移的信念，克服天灾人祸，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大地》改编自在中国生长的美国传教士后裔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同名英文畅销小说，其中的基督教关联自然不言而喻。 《大地》中的中国农妇勤劳勇敢的形象，被称为是美国电影史上的突破，一改早先刻板的华人形象（如鸦片病鬼、滑稽厨师、洗衣店员等配角，及前文所提阴险妖女和野蛮军阀等主角）。影片描述一位农妇欧兰历尽千辛万险，生儿育女，勤俭节约，默默地帮丈夫种田持家，在荒年也坚决不肯卖地，而宁愿沿途乞讨到南方，维护了立家的根本，最后又为丈夫纳妾安度晚年。影片结尾，欧兰悄然病死，丈夫望着窗外的桃树，缅怀妻子而感叹：「欧兰，你就是土地。」厄尔林（Richard Oehling）认为影片中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只有在「原始的」中国才可以理解。厄尔林进一步指出，「《大地》使中国农民的形象变得真实可爱，成功奠定了后来40年代战争片中中国农民形象的塑造。」7诚然，另一部改编自赛珍珠小说的影片《龙籽》（Dragon Seed）（康韦[Jack Conway]与比凯[Harold S. Bucquet]联合执导，1944）同样渲染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为了不让日兵收获粮食，他们自愿放火烧毁田园农庄，进山避难，让儿女加入游击队保卫土地。 《大地》代表的形象突破与时局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日本的入侵使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友；另一方面，好莱坞接受《上海快车》和《阎将军的苦茶》等片在中国屡遭抗议而禁演的教训，在《大地》拍摄时邀请中国官员预审剧本，到中国购买道具，又在洛杉矶动用众多华人自愿者参与摄制8。虽然中国官方对完成的影片不尽如意，但雷纳（Luise Rainer）扮演欧兰的成功，使她荣获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大奖。值得说明的是，时至40年代，好莱坞明文规定男女主角不得由少数族群人扮演，使得白人演员为「扮黄脸」而化妆得奇形怪状，面目全非，丝毫谈不上甚么真实或美感。 四 《苏丝黄的世界》：白马王子与超俗爱情 到了放映《苏丝黄的世界》的60年代，「扮黄脸」现象已经结束，女主角已由华人扮演。这部东方主义色彩浓厚的爱情片描写美国白人画家罗伯特到香港寻求自我，爱上苏丝黄小姐，克服种族、阶级和文化的鸿沟，有情人终成眷属。苏丝第一次在轮渡遇见罗伯特即以不标准的英文宣称自己是「美琳」，一位富家「处女」。罗伯特进入九龙城，街道两侧拥挤的货摊、行人和车辆组成一幅东方主义视野中典型的杂乱无序的第三世界城市景象。这一景象令人回想起《上海快车》片头京沪快车被北京古城的行人和动物阻挡的景象，而时隔近三十年，两个景象都表示西方文明的视野对第三世界落后的无奈。然而无奈并不等同无能，在《苏丝黄的世界》里，罗伯特即肩负起改变东方落后无知的责任。他在所住旅店的酒吧里发现「美琳」原来名叫苏丝，是当地颇负盛名的舞妓。泼辣、迷人的苏丝，在罗伯特面前展示自己性感的身体。为了拯救苏丝「堕落」的灵魂，罗伯特请苏丝作模特儿，挖掘她所体现的东方美，从而逐渐改变了她个人形象的艺术品味。 《苏丝黄的世界》依据东方主义的典型话语模式，让罗伯特代表西方文明的视野重新解读「愚昧的」东方，创造出东方人所「不能理解」的「新」意义。一天，罗伯特惊讶地发现苏丝穿了一套在街上买来的昂贵的欧式服装，责怪她「没有任何美感」，装扮得像「下贱的欧洲街头妓女」，进而将苏丝脱个半裸，在银幕上演了一出脱衣舞。讽刺的是，罗伯特从来不曾为苏丝作香港街头妓女的中国服饰提出异议。更讽刺的是，他让苏丝穿上他为她购买的中国古装行头，将她装扮成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公主」。这里，罗伯特重新「创造」东方，为的是强调自己的主体性：是他让西方的「艺术品味」在不知自身价值的东方女性身上「体现」出来。他将作为古装公主的苏丝绘入画中，从此创造出另一个比现实「更美」的苏丝，而丝毫不顾苏丝本人是否认同这种「美」的体现。 似乎单让罗伯特在艺术上「拯救」苏丝还不够，《苏丝黄的世界》又让罗伯特在影片高潮时演出了英雄救美的惊心动魄场面。苏丝与罗伯特同居后经常不辞而别，消失几天后才重返。心怀疑惑的罗伯特跟踪后发现原来苏丝有个私生子，寄养在山上的贫民窟里。适值香港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危及贫民窟。苏丝为救孩子，冲破警察的阻拦，冒雨奔向山腰。罗伯特紧跟其后，在钉蓬被洪水冲垮前救出苏丝，但孩子已不幸身亡。影片结尾时，苏丝在庙宇烧香为孩子的亡灵超度，答应同罗伯特移居美国，因此满足了白马王子的心愿。如果说电影中的孩子一般代表将来，那么苏丝的孩子代表的便是第三世界没有前途的将来。所以，作为第三世界贫困、落后的记忆标志，这位无辜的私生子就在好莱坞的超俗爱情故事里轻而易举地一笔勾销了，因为影片要观众憧憬的是苏丝脱离第三世界后与白马王子在西方世界的幸福前程。 五 《花鼓歌舞》：移民故事与文化异同 如果说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在以上分析的电影中都以主流话语的形式出现，《花鼓歌舞》则通过华裔移民主动认同美国文化的同化模式，表现西方中心的无所不在。这部改编自畅销百老汇歌剧的电影全部由华人扮演，通过爱情三角的价值设计和两代移民的观念冲突，既赞美了孝顺、贤惠等传统中国美德，又支持华人接受主流文化、享受现代文明的意愿。香港在影片中是美丽和她父亲非法移民的出发地，他们躲在船舱的木桶堆里漂洋过海来到旧金山。美丽自幼许配给他人，此行正是为践婚约。父女初到旧金山，人生地不熟，幸亏美丽灵机一动，在唐人街唱一曲花鼓歌，让有心人带见夫婿（一位开餐馆的花花公子）。但花花公子倾心舞女琳达，而琳达又爱慕吉姆。花花公子介绍美丽到吉姆的父亲家暂时居住，贤惠的美丽打动了吉姆恪守中国传统的父亲，使他有心为吉姆拉线，从而使吉姆陷入两难的三角恋。一次吉姆与琳达驱车郊游，琳达亲吻吉姆，让他享受「美国式的」爱情表示，但如同《苏丝黄的世界》中的罗伯特，内向的书生吉姆在咄咄逼人的新女性面前颇不自在。 《花鼓歌舞》不仅掩盖了当年美国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抹煞历史，粉饰太平，而且还设计了一个各取所需、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倾向中国传统美德的吉姆和美丽与沉溺西方物质生活的花花公子和琳达终成眷属，表示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可以容纳各种趣味、各种理想。这一「融合」主题在另一首歌曲〈大杂碎〉中得以展示：美国社会就像美国人发明的中国菜「大杂碎」，蔬菜、肉类样样都有，而且味道不错。众人高唱〈大杂碎〉这首歌的场合是吉姆的姑姑宣誓加入美国籍的日子，其用心不言而喻。作为美国「新发现的」模范少数族群，华裔似乎避免冲突而追求融合，因此成为好莱坞同化模式的最佳选择。 不可否认，《花鼓歌舞》中歌舞升平的唐人街只是好莱坞自欺欺人的掩饰。在西方主流文化里，唐人街如同军阀混战时的中国，是暴力和危险的象征。唐人街这种恶劣的形象到了80年代仍未消解。《龙年》（Year of the Dragon）（奇米诺[Michael Cimino]执导，1985）即将纽约的唐人街描述成黑社会垄断、暗杀成风地狱般的社区，唯有一位改姓「怀特」（White意指「白人」）、愿为美国越战战败而「复仇」的白人警探孤军奋斗，对唐人街开战。受西方中心与东方主义话语的双重钳制，怀特先在一次餐馆枪战中「英雄救美」，但不久就强暴了美丽的华裔电视台女记者，进而肆意占用她的公寓进行反黑帮活动。怀特的行为再次证明「占有异国女人即占有异国土地」的殖民心态，只是《龙年》的异国就在纽约，而这「异国论」又进一步揭示，美国主流文化从未将唐人街视为美国本土社会的一部分。应该注意的是，80年代的美国华裔社会已渐渐成熟，华人社团联名向好莱坞抗议影片辱华，逼使《龙年》在公映时不得不在片头加上「纯属虚构」之类欲盖弥彰的遁词。 六 《蝴蝶君》：性别迷阵与身份危机 对西方中心的神话进行最彻底颠覆的影片之一是《蝴蝶君》。影片的故事在两条重迭的线索中发展：一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错综复杂的间谍战，二是东方主义话语中典型的西方男子征服东方女子的爱情游戏。这里说「游戏」，是因为东西方之间犹疑不定的性别—政治迷阵的最终结局，是东方仍然是谜一样地不可思议，而西方到头来自欺欺人，意欲征服他人却无情解构了自己。 影片开始，法国驻北京使馆外交官加利马尔在一次音乐会上被宋丽玲演唱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的美妙歌声感动，爱慕之心油然而生，主动追求宋丽玲。宋丽玲不无嘲讽地提醒加利马尔，歌剧《蝴蝶夫人》之美是西方人幻想出来的美，不一定被东方人所认同。这部歌剧赞颂一位日本女子因美军情人离别后哀诉其思念之情，数年后发现情人已娶白人太太而痛苦不堪，殉情自杀，以完成一种坚贞不移的理想。然而，加利马尔无法从东方主义这种刻板的单向思维中自拔，自认是一位西方男子气十足的白马王子，理所当然地要征服才貌双全的东方美女。加利马尔几经周折后如愿以偿，占有了宋丽玲的身体，在文革中回法国后又惊喜地得知宋丽玲像《蝴蝶夫人》故事所述为他生了个孩子。当他们离别多年在法国重逢后，加利马尔惊讶地发现过去的一切都是，宋丽玲原来是中国间谍，两人因此双双入狱。更惊人的是法庭宣布宋丽玲是位男性，丑闻公开后一时成为头条新闻。 其实，这一耸人听闻的间谍案取材于法国真实的故事，影片改编自黄哲伦的同名畅销舞台剧。彻底颠覆西方中心神话的高潮设在影片结尾，此时宋丽玲被法国驱逐出境，乘机回国，而加利马尔则在监狱里自演一出《蝴蝶夫人》后在极端痛苦中自杀。加利马尔的自杀场景意韵深远。他一边用录音机播放一曲哀怨的《蝴蝶夫人》，一边以蝴蝶夫人的扮相粉墨登场，面对走廊上观看的囚犯宣布：「我，加利马尔，就是蝴蝶夫人。」然后用破碎的化妆镜片自尽，而不知就里的观众还在为他精彩的表演热烈鼓掌。加利马尔自杀表演时的诚恳自白揭示了西方想象中的东方美女最终不过是一个幻想，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概念，这个概念促使西方男子追逐幻想中的东方，最后意识到这个终生期待的幻想不在异国，而在自身的表演中！加利马尔最精彩的自身表演也是他自我终结的时刻：他不再幻想占有蝴蝶夫人（他原先占有的蝴蝶夫人宋丽玲早已无情地欺他），因为此时此地他自己已经成为蝴蝶夫人（一个永远不会欺他的「她」）。 加利马尔一生所窃取的间谍情报中没有任何一条比他生命终结时所发现的事实更真实：东方主义的完美男人（白种人）和完美女人（东方人）归根结底都不过是西方话语制造出的幻想。周蕾因此指出，加利马尔死心塌地地按这种幻想生活，以致走向极端而自恋自身（即自己的幻想）而死13。好莱坞故事的迷惑模式在影片《蝴蝶君》中绕了一大圈后回头颠覆了自己：西方男性（加利马尔）—东方美女（宋丽玲）—蝴蝶夫人（宋丽玲）—蝴蝶夫人（加利马尔）。换成性别表述，他（西方男性）所幻想的她（蝴蝶夫人）最终不过是幻想本身（他和她的一体性），西方中心内在的身份危机由此揭晓。 显然，影片《蝴蝶君》对西方中心的颠覆是从西方男性身体（自我中心）开始做起。苏内尔（Asuman Suner）认为，现代主义意义上的男性主体性表现在身体对自然的完全控制，一旦经历变化、变异后身体失控，男性就因边界的模糊或瓦解而恐慌，其主体性也濒于崩溃，所以《蝴蝶君》不妨作为后现代的恐怖片来解读14。由此看来，加利马尔—蝴蝶夫人二者的可互换性从根本上瓦解了东西两方和男女性别的界限，颠覆了西方冷战和东方主义的双重话语，对西方观众造成「恐怖」效果。影片《蝴蝶君》精彩地解构了「殖民女性」（既对女性的殖民和被殖民者的女性化）这一西方话语策略，出其不意地来一个男性殖民者（西方）自身的女性化，而且将后者作为西方殖民幻想的本质。颠覆的结果是，西方中心本身是空洞乏味的，西方（男性）的主体性是危机重重的，靠幻想东方离奇、美妙的故事（如《蝴蝶君》及其他本文分析的影片）来充实自己向往扩张的殖民和占有的欲望。 影片《蝴蝶君》表明，对西方而言，东方终究是不可知的。西方想象出的华人形象宋丽玲主动向西方中心交还了东方主义所要的幻想：完美的女人（东方情人）和蝴蝶夫人（悲剧美），但他（她）同时也让西方看到西方所不愿面对的冷战事实：「背信弃义的」中国间谍和危机重重的西方主体。宋丽玲因此同时体现了西方视野中东方的迷人（爱情）和危险（死亡），二者合力摧毁了加利马尔（自大、自负而自欺的西方代表）。不可否认，华人形象的这种双重性正是长期以来驱使好莱坞叙事欲望的一个动力：幻想他者，编造爱情，满足观众，扩张自我。在好莱坞的想象中，华人就像隐藏在奇观的面具背后谜一般的东方女人（华人男性因此必须女性化，从黄人到宋丽玲皆如此设计），既诱人销魂落魄又危及生命安全。但这奇观的面具本身也是好莱坞的虚构之一。面具背后并没有甚么隐藏的真实，因为这面具本身就是好莱坞的真实，或真实的好莱坞：一个奇观的造梦机器，不停地在种族、性别与政治的交错层面间虚构自己的故事。 并不是很完整，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大地》以王龙一家人的生活为主线，以女主人公阿兰为主体，塑造了全新的、有血有肉的中国农民形象。赛珍珠运用中国人的视角，以文化为切入点，描写中国农村和城镇生活，向西方阐释中国；以土地为纽带，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架起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站在两种文化的交叉面上，既看到了两种文化的矛盾和对立，又看到了两种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在原始祖先的意识中，土地是人之所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大地》紧扣“土地”这一主题写出王龙的吃、住以及宗教信仰，无一不是来自土地。王龙的家中到处都是土地的意象，“房子是用从自家的地里挖出来的一大块一大块的泥土烧成的土砖砌成的，屋顶是用地里长出的麦秆和上地里的泥土盖成的，厨房是土砖砌成的。灶台也是祖父年青时用自家田里的泥土垒成的。年复一年，一日三餐做饭，灶台都烤焦烧黑了。”水缸是土烧成的，王龙焚香顶礼膜拜的土地爷、土地婆是田里的泥土塑成的。从王龙一出场到最后死去，与他的父亲、妻子一起，埋在他一辈子辛勤耕耘的田地里。赛珍珠清楚的意识到中国农民对土地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并突出表现为对“土地神”的信仰。主人公王龙的祖先在自家的土地上修建了小小的土地庙来祈求风调雨顺，他们虽然没有钱，但还是尽自己的可能把这个庙造得精美些，“两尊神像象是土地爷本人和土地婆。他们穿着用红纸和金纸做的衣服，土地爷还有用真毛做的稀疏下垂的胡须。每年过年时，王龙的父亲都买些红纸，细心地为这对神像剪贴新的衣服”，王龙对土地万分崇拜，极为虔诚，当遇到结婚、生子、收获时都要到土地庙去祭祀，在他看来土地神掌管着土地，也就掌握着他的命运。 土地是王龙一生中最重要的财富，王龙知道，强盗小偷可以抢走和偷去他的银元和其他财产，但不能把田地夺走，他一有钱就置办土地。即使是在饥荒年代一家人濒临死亡，他宁愿南下乞讨，也决不卖田。当王龙的叔叔领着城里的投机商来乘火打劫廉价买地时，王龙愤怒地叫道：“我决不卖地，我要把田里的泥土，一块一块地挖起来给孩子们吃，等他们死了，我就把他们埋在田里，我和老婆，甚至我的老爹，我们都要死在这块给我们生命的田地上。”王龙明白，只要有田地在就还会有希望。离家南下逃荒，他望着田野上慢慢远去的人影，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道：“至少我还有田——我还有地。”在南方逃荒的日子里，王龙一家讨饭度日，受尽煎熬，王龙梦牵魂萦的还是故乡的田地，远离故土流浪乞讨决非长久之计，只有回到故乡自己的田地上才有希望。就在他准备忍痛卖掉小女儿筹钱回家之际，发生了贫民哄抢大户的事件，王龙意外地发了一笔财，他立即决定返回家园。回到家，看到桃树含苞欲放，柳树正要长出新枝，土地就要开种了，他浑身顿时充满力量，“好长一段时间，王龙似乎不想见任何人，只想单独和他的田地呆在一起。”王龙一踏进地里，他那强健的躯体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当连续七年丰收之后，一场大水淹没了王龙的大部分田地，他不能下地干活，与土地的联系被切断了，也就是在这时他平生第一次开始不满发妻阿兰曾经帮助他发家致富的那双大脚而迷恋上妓女的小脚，阿兰的脚象征着王龙与土地的脐带，一旦割断它，王龙便迷失了本性。洪水退去后，他欣喜若狂，大喊道： “锄头在哪里？犁在哪里？麦种在哪里，我要到田里去! ”回到田里，王龙又有了笑声，“疲倦时，他躺在田地上睡大觉。大地的健康气息渗入他的肉里去，治愈了他的病。”赛珍珠活脱脱地表现出王龙这个中国农民与土地生死相依的土地情结。 然而《大地》并不是单一地描写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大地》中提出了一个许多中国现代同类文学作品中所忽视的问题： 一个极端贫困的农民有朝一日成为富甲一方的地主会怎样？在她的笔下，王龙这样的农民对土地的神秘信仰使他们形成了“靠天吃饭”的信赖性，七年的好收成，使他成为了富有的地主，然后洪水割断了他与土地的联系，无所事事的他也不能避免“温饱思淫欲”的魔圈，为了讨得爱妾荷花的欢心，他开始讲究穿戴打扮，头涂发蜡，为了去掉荷花讨厌的大葱味，他开始刷牙，甚至剪掉辫子，把与他甘苦与共，为他生男育女的发妻冷落在一边，开始挥霍享乐。这时的王龙俨然抛弃了农民的身份，过上了黄家地主那样淫逸放浪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背后留给他的是无尽的空虚。王龙和两个儿子在田里散步时，突然听到两个儿子商量着要把田卖，王龙喊道： “啊，游手好闲的孽子——卖田！”他禁不住声音嘶哑、破碎，愤怒得一口气上不来，就要栽倒，两个儿子赶忙扶住他。“开始卖田地一家子就完了，”“我们来自大地，我们也必须回归大地——如果你们守住田地，你们就能活下去——没有人能抢走你们的地”，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追求的是现世的幸福，他们努力劳作是为了在现世过上好的生活，这与西方重视救赎重视来世的文化价值观是不同的，所以赛珍珠十分理解王龙这样的中国农民，在书中不止一次地为王龙辩护“地主也不好当啊”。然而当时许多评论者过分注重赛珍珠对王龙地主生活的描写，认为赛珍珠是在丑化中国人的脸谱，是在满足西方人的猎奇心理。仔细阅读《大地》文本，赛珍珠并没有刻意丑化中国农民，无论是写王龙的传统美德也好，传统痼疾也罢，她都是在力求表现当时中国农村的真实状况以及中国农民的真实心态。 《大地》真实地去描写了中国农民的状态，将真实的中国传播给世界的理想。由于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被认为是落后的腐朽的，甚至有人希望它从此消失在世界文化之林，从小受到中国文化熏陶的赛珍珠却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闪光点，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它拒绝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交流，为了打破这种文化壁垒就必须找到二者之间的共性。土地是人类文化的典型代表和重要载体，它承载了人类热爱生命、尊崇道德、的集体无意识，沉淀于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长河之中。对土地的探究，是洞悉人类文学、文化内在精神的一个极佳切入点，土地积淀着人类文化的伦理感情，土地是人的“根”，人的归宿，人的价值之本，人的善的本源。中国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土地成为安身立命之基，农民与土地有着最直接联系，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普遍成员，他们将浓浓的土地情结内化对自然的依恋、对故园的眷顾之情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塑造了中国文化内在的精神气质和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因而《大地》中紧紧地抓住了“恋土”这一人类共通的情感，塑造了王龙这样一个与土地有着生死关系的农民形象，从王龙身上我们可以找到古希腊神话中阿尔库俄纽斯的影子，他们都离不开土地，阿尔库俄纽斯从土地母亲那儿获得永不枯竭的力量，王龙则能过在土地上劳动表达对大地的敬重。离开土地，王龙也如同阿尔库俄纽斯那样失去了生命的色彩。法国的狄德罗曾说： “人离开了土地就一文不值”，而重新寻找到道德信念的出路便在于回归土地，并由此获得精神上的依托与归宿，断裂和破碎的心灵世界才能复归完美与和谐，所以“我们来自大地，我们也必须回归大地——如果你们守住田地，你们就能活下去。” 《大地》站在了人类共性的高度，承认文化是多元的，不应该存在哪种文化强势就要独霸天下，哪种文化处于弱势就该全盘否定。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是承认文化的多元性并站在文化平等的基石上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在交流与对话中求同存异，共生共融。 总的看来，赛珍珠的文化思想同泰戈尔、罗素等人有一脉相承的地方——都是在中国落后挨打的现实面前，依旧鼓吹中国传统文化，这就必然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构成尖锐的矛盾并产生激烈的思想交锋。但是，对于一些中国本土作家而言，渐渐地察觉到赛珍珠盲目固守土地思想的种种弊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现实中，广大中国农民依靠在土地上的艰辛劳动，不但不能改变贫穷挨饿的悲惨命运，反而会摧毁农民的精神状态，使他们变得越来越愚昧和麻木。因此，他们支持和鼓励农民起来通过武装暴动来推翻中国农村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实现农民的解放，而这在赛珍珠那里是绝对不允许的，甚至是严厉批判的。赛珍珠写作的目的是想真实地再现中国当时的客观现实，是想向西方如实地介绍中国。她说：“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奇异而荒诞的著作，而我的最大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真实地出现。”她要借助笔墨文字把中国普通百姓的勤劳善良、喜怒哀乐真实地呈现在西方读者面前，从而更好地实现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文笔《大地》文本中散于各处的时间节点: 开篇便是“这天是王龙结婚的日子”，直奔人物一生中关键的一天，“小说一开始就像是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迷人的风俗画，主人公穷困潦倒，但阅读时我们并没有为之心酸，而是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也有专家认为此处“颇有些《三国演义》开篇‘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意味’”；烘托喜庆气氛的一句“春天来了⋯⋯; “孩子生下的第二天，阿兰就起床了，照常给他们做饭⋯⋯”，这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却映照了阿兰辛苦艰难的一生; “当冬天凛冽刺骨的寒风从东北方的荒漠地带吹来时，他们安坐在家里，周围是一片富裕的景象”。冬天里王龙家的兴旺情景象征着娶了阿兰之后日子的改善，是这户农家上升阶段的标志。而这种上升的另一个标志便是王龙买了地主家的地，去看地的日子是“在新年二月里的一个阴天”，这样的时间概念颇值得品味，新年二月，是新的开始，好的兆头，偏又是个阴天，这里已经为王龙家族的兴衰埋下了一个小小的伏笔。 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在赛珍珠这里得到了充分发挥，王龙一家的日常琐碎，被这些极富口语色彩的时间节点巧妙地连接到了一起，零碎却不散乱，事多却很有序，看似无心写就，实则有意为之，首部曲中主要表现了王龙的生活场景，而作为一个农民的王龙，作为一个视土地为命的王龙，他的生活就是零零碎碎，日复一日，碎散的时间节点拼凑了王龙的一生，也拼就了首部曲的脉络。 赛珍珠为王龙的庸碌一生感到倦怠，特意为他补充了阿兰这样一个人物，寡言少语，辛苦一生的阿兰并未占去多少笔墨，正如她在王龙家的地位一样，做着辛苦的活，享着最少的福。乍看之下，阿兰的人生在《大地》中并非浓墨重彩，但字里行间，特别是赛珍珠有意无意地牵来往日的时间之维，将读者的视线立体化，将阿兰的悲苦一生作昙花一现，最典型的一处便是当阿兰领着孩子们在街头行乞时，王龙和孩子们对阿兰自然而然、无师自通的乞讨声感到惊讶，阿兰却平静地说到“我小时候这样讨过，而且讨得到。那年也是这样的荒年，我被卖去做了丫头”。王龙和孩子们的惊讶与阿兰的平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对比之中，在阿兰“小时候”的一言带过中，读者仿佛看见了时间的闪回，刹那之间，便看尽阿兰从前的种种辛酸。这样的时间闪回并非无足轻重，因为正是这样的闪回，拓展了文本的厚度与深度，使得无限深意蕴于文字之外。“正是由于赛珍珠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妇女的了解，以及她娴熟的运用小说创作的艺术手法，才使得阿兰成为《大地》中的经典人物，也使得《大地》这部作品更为厚重。”在以王龙的人生为主维的《大地》首部曲中，阿兰的人生与王龙的人生自结婚之日起出现交集，并相互糅合在一起，使得王龙粗放庸碌的生命之中，呈现出一丝细腻与温情。 叙事时间一幅上佳的绣品，除了要有好的轮廓，还须有精密的针脚，写作亦是如此，宏大主线框架之内，还得有丰富的内容来使之丰满。没有明确的纪年的《大地》，时间之维的踪影散见于文本各处，看似不经意间，岁月的痕迹已跃然纸上⋯⋯如此叙事效果得益于赛珍珠叙事中口语化的时间节点的大量灵活应用，增强了故事的可读性。 赛珍珠别具匠心地将源置于时间之维的交集漩涡之中，通过源的眼睛，将匆匆前行的时间的痕迹深深刻下，将往日乡村曾经有过的片刻宁静再现，又用风起云涌的革命号角吹破这交错混乱的时空；通过源的思考，将几代人的梦想与困惑一一展现。

何为有效教学？有效教学是新课程倡导的一种教学理念，是指教师在遵循教学活动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以尽可能少的时间、精力和物力投入，取得尽可能好的教学效果。作为教师，我们在地理课堂中要善于创设教学情境、培养读图能力激发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调动学生探究地理问题的积极性，使其主动参与课堂教学并且注重学习过程的评价和学法指导，促进其有效学习，最终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下面结合自己的实践谈谈在地理课堂教学中进行有效教学的几点做法。 一、 在地理有效教学中要创设教学情境，提高课堂有效性 地理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也是一门很有趣味性的学科，地理知识丰富而精彩。在教学中，我们应该充分研究学生，钻研教材，充分利用现代化辅助教学手段以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使学生变“苦学”为“乐学”，以提高地理课堂的有效性。以湘教版七年级上册“世界的火山地震带及其分布”为例，我利用多媒体课件展示“美丽的地球”“地震破坏”的图片，让学生形成鲜明的对比，然后短片回顾我国汶川地震、日本3.11地震、四川雅安地震的场景，把学生带入教学情景中，让学生在深受震撼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地震的强大破坏力，激发了学生的忧患意识，从而调动了学生探索地震相关知识的极大兴趣，提高了课堂教师的有效性。二、在地理有效教学中要注重读图能力的培养，提高课堂有效性 地理教材中除了用常规的文字语言来对地理知识的描述外，还有另外一种语言，就是我们常说的地图语言。对初中学生而言，教会他们读图、用图，不仅能帮助理解、记忆地理知识，而且能帮助学生建立形象思维，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教学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在地理课堂教学中注重引导学生读图、析图、用图、画图，培养学生的空间意识，尽量把地理知识融入到地图中去理解，使图上内容与文字描述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从而使“死”图“活”起来，“静”的文字“动”起来，久而久之，学生在地理学习中自然就养成了读图、用图的良好习惯。例如我采用形象比喻法来教育学生记住一些图形的轮廓形状：黑龙江的轮廓像一只美丽的天鹅，湖南的轮廓像美人头，英国的轮廓像一只正在吃一堆青草的兔子，意大利的轮廓像一只女士的靴子等等；又如，学习分层设色地形图观察地势起伏时我采用剖面观察法等等。 此外，地理教师应教给学生一些绘制各种图表的方法，适当的统计分析知识以及地理问题的归纳方法等，然后指导学生通过资料的表达，地图、各种图表对地理信息进行全面、深入的归类整理和分析。同时教师要特别注意去引导学生分析各种地理信息的联系、差异，力图发现新的更有价值的地理信息。三、在地理有效教学中要实施探索性教学，培养学生探究能力，提高课堂有效性 传统的教学模式，学生对于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意识十分淡薄，学生一直处于被动学习状态，教学质量和学生听课质量难以提高，而探索性地理教学就是主张让学生通过自主参与知识获得的过程、掌握科学研究必须具备的科学方法，探究性的获得科学概念，并逐步形成探究能力和科学态度。例如，在“海陆变迁”的学习中，教师可以向学生展示科学家在喜马拉雅山发现海洋生物化石的一系列图片，并进行分析：喜马拉雅山在地质年代是怎样的地理环境？我们利用科学史来培养学生的科学观及科学兴趣和探究精神，具有很高的价值。此外，地图的运用在地理教学中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中略图的运用尤为重要。在地理教学中要充分利用地理略图，加强学生探究能力的培养。例如，学习湘教版地理七年级上册“七大洲、四大洋”一节的内容时，教师可让每个学生都参与“七大洲、四大洋”简图的绘制；又如学习湘教版八年级上册“中国的行政区划”时，学生也可以参与到每个省级行政区轮廓的绘画中来，在这过程中学生会不知不觉地掌握了它们的相对地理位置。地理略图不仅能揭示地理事物的相互联系，还能显示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地理略图的运用培养了学生探究问题的能力，也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四、 在地理有效教学中要进行学习评价，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提高课堂有效性 学习评价是促进学生发展的一种评价方式，其中包括学生个人自评、同学互评和教师评价。自我评价培养学生养成自主学习，自觉思考的习惯，同伴的评价和教师评价有助于学生进行反思，有助于学生人格的全面发展。新课程倡导赏识教育，无论学生的成就大小，教师都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之处并及时给予肯定、鼓励和表扬，这样学生会感受到教师的鼓舞和信任，体会到学习所带来的乐趣，自然会产生极大的学习动力，从而提高教学的有效性。五、在地理有效教学中要注重情感交流，提高课堂有效性 新课程改革的一个亮点就是提出了“三维目标”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地理教学只有做到“三维目标”的统一才是真正的高效课堂。可是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地理教师往往注重知识目标而忽视了情感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