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墓葬及丧葬制度研究论文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年代实在是太久远了，而且大多数都是没有什么文献记载的，所以并不是那么的好找的。周代距离现在至少有两三千年的，虽然说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就有记载国家大事的传统。但是这么多年，战火纷飞，改朝换代的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些历史的资料早就已经遗失了。换以前记载的有多么的详细，到了现在的中国根本就不可能再找得到那些历史资料了，如果没有任何的资料，你又怎么能够找到以前的一些墓呢？

就是因为这些资料全部都遗失了，然后年代实在是太过于久远了，所以大家根本就不知道那些王侯都是埋在了哪里。而且我们大家也知道，历史上面是有很多这种大规模或者是小规模的盗墓的事件的，不管是在哪一个年代，这样的事情都是特别的多的，说不定商周王墓早就已经被挖了。虽然这只是大家的猜测而已，但是这个可能性还真的是蛮大的，毕竟以前的那些盗墓贼真的是很厉害，而且以前的王法也没有那么的严，就算你知道是谁盗的墓，也不一定能够抓得到他。

而且说实话，在商周王时期的时候，那个时候连封建社会都没有进入，整个社会是处于那种生产力非常低下，奴隶社会就是属于那种村落城镇，条件特别的不好，人都是靠天吃饭的，哪有那么多的好东西呢？当时的生产力是非常的低下的，连那些金属物品都是非常的少的，大多数都是一些陶瓷，木质的。实际上这样的东西是非常的难以保存的，所以有可能也是在时间的冲击之下都被毁掉了。有很多的外国人并不愿意承认中国夏王朝的存在，但是这也只是他们的想法而已，不会影响到我们国人的想法。

对古墓比较感兴趣的小伙伴，不难发现，无论是史料记载还是现实挖掘，有关商、周王墓的相关信息都很少。商代王墓比较有名的只有河南的安阳殷墟，而真正能够确定的周代王陵几乎是没有，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诸多，具体分析如下：

商周时代，距今约两到三千年的历史。随着频繁的战火摧残和历史更迭，很多有关商周时代信息记载的史料，大多都未能幸免于难，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这一点也给后人查证商周王陵到底在哪里，带来了很大的阻碍。

而之所以这些珍贵史料会丢失，还要一个说法是，在西周朝代更迭时，出于某种原因，这些史料被落败的统治者下令全部带走，也可能被销毁。

也因此让后代学者对西周及以前朝代的研究，出现了断层现象，无论是政治文化，还是历史相关领域都无从下手，也知之甚少。这也是殷墟甲骨文为何如此珍贵的原因之一，它和后期出土的青铜器与竹简等，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对商周历史进行研究，比较有价值的史料。

与汉代和秦始皇陵规模巨大的封土制度不同的是，商周时期比较推崇不树不封，也就是丧葬之后不留下痕迹。不建立封土和能够显示出陵墓所在地的任何标记，其目的之一应该就是不想被打扰和发现。

所以后世考古学者，只能根据那个时代陵墓随着都城移动的这个特性，来估计王陵所在的大概位置。如此低调的墓葬方式，着实给后人的发掘造成很大困扰。

另一方面即使有相对明显的标志建筑物或封土堆，两三千年时间的流逝，也很难再留下什么了。除非像秦始皇陵那般如此宏伟和坚不可摧，就算被发现，也不会被轻易破坏。

从古至今，盗墓现象都不曾停止过，古代曹操的摸金校尉，五代时期的温韬，都是十分擅长陵墓偷盗。再加上民间的一些专业盗贼，更是让偷盗陵墓现象泛滥。

由于盗墓者深知，在商周这些比较大型的王陵中，所埋葬的陪葬品也是价值连城。钱币珠宝类可以用来充盈国库和增加财富，青铜器等能够铸就武器来增强国力，所以一些帝王和诸侯对于商周王陵很是青睐，那些有着发财梦的民间盗墓者，就更不用说了。也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了可能在比较久远的古代，商周王陵早已被盗墓者洗劫一空，不复存在了。

除了商周时期，可能由于人为和战火因素造成史料的遗失外。其次在乱世之中，文物也很难被保存。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初，被发现的疑似周代王侯的陵墓，就被来自西方列强和各方盗墓团队，疯狂盗取，大量珍贵文物遗失在十几个国家，对于我国商周时期的考古事业，可谓是损失惨重。

种种原因，让后世无法找到比较确切的文字资料，来认定一些已经被发现，并且具有较明显王陵特征的陵墓。另外一点是，有关陵墓考古，我们所遵循的原则是古墓没被发现没被破坏时，一般不主动寻找和挖掘。

商周王墓几乎没有被考古发现主要跟其特殊的丧葬制度有关，商周讲究薄葬，土葬之后讲究不树不封，也就不会像之后的秦始皇陵一样在墓穴上方建立庞大的封土，这就给寻找商周王的墓地带来了不小的难度。没有标志，就不知道去哪里找，只能是被动地发现，也根本无从下手，这就是商周王陵很少被发现的原因之一。难度大不意味着没有发现，最有名的自然是殷墟，除此之外，在安徽亳州城北，有“成汤陵”，竖有“商成汤之墓”碑，还有，在河南淇县西岗乡，同样有一处名叫“纣王墓”的地方。

河南洛阳所发现的王城墓区，这里发掘出4座“甲”字型东周大墓，还出土了不少带有“天子”字样的石圭及铜车马器。2001年，在洛阳的一所学校里，又发掘出一座“亜”字型大墓，这些墓葬都有王者风范，但这些商周系列的墓葬，只能说是商周王陵，但不能确定是哪个“王”的。真正彻底废弃这种不封不葬习俗的，是在秦始皇嬴政修建陵墓开始，在此之后，陵墓上有起居、衣冠、石象生等物便流行起来。

商周距今久远，自然难逃盗墓贼的黑手，盗掘损毁导致已被发现的商、周王陵，无法确认归属。安阳殷墟王陵区的“亜”字、“中”字、“甲”字型大墓中，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许多盗洞回填土的伴出物，这就说明，这里曾经不止一次的被盗掘过。关键信息的物品早已被盗墓者带往别处，因此，就无法证实墓葬的归属究竟是谁了。

商朝统治者前后五次搬迁都城导致君王死后的埋身之所分散在各处，不像后世的一些朝代，设有固定的皇陵区，因此，找起来就十分麻烦。东周王墓也会因特殊的原因无法发掘，因为陵墓刚好处在洛阳闹市区下方，无法进一步地勘探和挖掘。

棺是棺材，椁,通俗地说就是套在棺材外面的大棺材,有套一层也有套几层椁的,汉朝极为盛行。 葬具是盛放死者遗体的用具，土葬所用成为棺。上古时，葬埋无棺，据说最早的棺是瓦制的，即陶器，商代以后采用木棺。《礼记、檀弓上》和《丧大记》所记载周代制度规定：天子之棺四重、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就是说是天子所用除贴身的内棺外，外面还套着四重外棺，总共五重。每一层棺都有特定的名称、最外一层叫大棺，第二层叫属、这两层用梓木制作，又统称梓棺或梓宫，第三层叫作迤或俾，用椴木制作，第四、五层为水牛皮和犀牛皮制成的革棺（也有可能革棺只算一层，另有最内一层里棺）。诸公以下由内至外递减，到士这一阶层，就只有一层大棺，不得用套棺了。不仅如此，棺木大小厚薄，内外装饰的用料花样，也都有严格的等级："君（此指诸侯）大棺八寸，属六寸，泌四寸。士大夫大棺八寸，属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属四寸，士棺六寸。""君盖用漆，三衽（连接棺盖和棺身的木榫）三束（用皮条或帛捆束）。大夫盖用漆，二饪二束。士盖不用漆，二衽二束。"贴尸之棺内装饰，用红、绿二色丝绸，以金钉、象牙钉固定，大夫用黑、绿二色丝绸，以牛骨钉固定，士只用黑色丝绸，以牛骨钉固定。棺外油漆的颜色和花纹图样也各不相同。 套棺是一层一层紧套在一起的，如果在棺和套棺之外隔较大的空隙再加一层，叫做椁。《丧大记》称："棺椁之间君容祝（状如漆桶的打击乐器，方二尺四寸），大夫容壶，士容无瓦（一种酒器）"。又说："君松椁，大夫柏椁，士杂木椁。"棺椁之间的空隙可用来放置随葬品。 《荀子、礼论》中记载"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应当是天子五棺二椁，诸侯为四棺一椁或三棺两椁、大夫为两棺一椁，士为一棺一椁。考古发掘证明，这种可以称之为周制的棺椁制度，战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仍在实行。 战国秦汉大型墓葬所用木椁，具有象征地上建筑物的性质，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同墓室一样，可以称之为椁室、其形状往往像一口方井，所以文献上又称为井椁。椁室内用板壁分割成若干块，分别为棺箱、头箱、边箱、足箱等，棺木放在棺箱内，其余部分填满随葬品。汉代制度规定， 在皇帝、诸侯王墓中椁室四周要用黄心的柏木或柏木条垒迭互嵌，木头向内，紧密围筑，称之为黄肠题凑。北京大葆台发现的汉武帝之子燕王刘旦的墓葬，黄肠题凑所用柏木多达1.5万根。 汉代以后椁室制度不行于世，也不再有套棺外棺与椁的区别，一般都把套棺的外棺成为椁。唐宋规定不得以石为棺，棺椁不得雕缕彩画。明代规定"品官棺用油杉朱漆，椁用土杉"，庶人"棺用坚木，油杉为上，柏次之，土杉、松又次之。用黑漆、朱漆，不得用朱红"。

商、周王墓极少发现，我认为一方面可能是不知道他们的陵墓在哪里，另一方面是盗墓者疯狂的盗墓行为导致的，没有找到他们的陵墓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就已经被盗墓者给盗掘一空了。

《荀子、礼论》中记载"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应当是天子五棺二椁，诸侯为四棺一椁或三棺两椁、大夫为两棺一椁，士为一棺一椁。考古发掘证明，这种可以称之为周制的棺椁制度，战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仍在实行。 这个在一楼的回答中就有了。

关于夏、商、周三代对鬼神和政教的态度差异，《礼记·表记》中有一大段讨论：“子曰：夏道遵命，事贵敬神而远之，近人（情）而忠焉。”这是孔子对三代政治原则所持的看法。“遵命”和“事鬼神”，在这里成了一个社会中互相对立的两个施政原则。“遵命”，孙希旦解释为“谓尊上之政教也。”“事鬼神”即为迷信鬼神。就是说，夏代崇政教，通达人情之实（“忠”），对鬼神则敬而远之；殷商人尊神敬贵，先鬼神后政教，或说以鬼神之名义伸行政教；周人又回到了夏代政治的立场，并以“礼”来规范各不同等级者的行为。在这里，孔子比较推崇夏代政治，说后世“弗可及也矣”，如前述，他本人对鬼神的存在也是质疑的，并拒绝谈论鬼神、死亡券问题。自然，他也羡慕周代政治原则，时常以“周礼”的继承者自居，如“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即是说，周代的政治礼仪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为根据并予以了发展的，多么丰富多彩啊，吾主张周朝的。 一个时代，不同的施政原则（如遵命或事鬼神）必然要影响到该社会的风尚，进而影响到丧葬习俗。因而，透过这些施政原则，我们大体可以窥到那些时代的丧葬情况。夏代重政教而远鬼神，人民“朴而不文”，即朴素而不雕琢，尽管现在还未发掘到足以认定的夏代墓葬遗址，但据此可以断定：夏代对隆丧厚葬不会有很大的兴趣。同时，那一时代的社会财富也不大允许人们搞隆丧厚葬。 殷商人重鬼神的政治原则，必然导致隆丧厚葬，这从殷墟考古挖掘中已被证实。殷商人的人祭、人牲和车马陪葬等奢侈行为即便后世也难以匹敌。秦始皇陵虽奢侈极丽，但毕竟只是一时现象，而殷商的隆丧厚葬则是一个时代的嗜好。如前已述及的殷墟武官村大墓和妇好墓：武官村大墓的面积约 340平方米，容积为1615立方米，墓中的殉达79人，此外还有马、禽兽等，它还只是殷墟的中型墓。此墓曾被盗，各类陪葬品已所剩无几，故无法统计。妇好墓规模较小，系商王后之墓，墓口长5.6米，宽4米，深7.5米，但保存较好。墓中人殉16个，出上陪葬品有生活用具、青铜礼器、青铜兵器、玉器等共计1928件，品类齐全，简直就是一个殷商时代的博物馆。殷商人大肆地隆丧厚葬并大量地使用人殉、人牲系出于崇尚鬼神的世界观，再考虑到殷商时代的物质生产水平，他们对鬼神的信仰已达到了非常狂热的程度。以此观之，文献所载殷商人“重鬼神”确实不虚。 周人又重新尊政教，且以“礼”规范之，荒年则“杀 (减省)礼”。“礼”是规范人的东西，鬼神在国家政治中已退居其要地位。“三礼”之书多殡葬规定，《周礼·大司徒》中有十二项荒年之政，其中第八项是“杀衰”，即简化丧礼的仪节。如前述，从考古挖掘来看，周代对丧葬及人殉、人牲的热情相对殷商人已急剧降温，这一时代更重视的是按“礼”的规定来安排丧葬。僭越是一件非常严重的罪行。（据《死亡文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