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姆薄荷儿
一 公元前233年初的一天晚上,秦国国君秦王政在自己的寝宫秉烛夜读,当他翻阅到刚刚送来的两册书《孤愤》、《说难》后,不禁拍案叫绝,说:“啊,寡人要是能见到此书的作者,与他畅谈,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了。”第二天,他让人叫来当时任廷尉的李斯,让他看自己刚读过的这两册书,询问是何人所作。李斯阅后马上禀告:“此人是臣的同窗。”没想到,一心想征服天下的秦王为了得到此人竟然要下令攻打韩国,这个人就是韩非子。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公元前233年)出身于韩国的贵族世家,战国后期,为躲避战乱,全家迁至今驻马店市西平县酒店镇的韩棠村。然而,身为贵族的韩非子却并不是纨绔子弟,而是从小立志要做一番大事业的人。于是,他在弱冠之年便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游历天下,最终投师于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儒家荀子。荀子名况,是战国末期赵国人,50岁时到齐国讲学,是当时齐国的学术领袖。后来,因为在齐国遭人诽谤,不得已又投奔了楚国的春申君。春申君任他为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侯。春申君死后,荀况被废黜,后在兰陵安家至寿终。荀况在齐国讲学时,门徒不可胜数,其中有两位,一位是后任秦国丞相的李斯,一位就是这篇文章的主人公韩非子。而在这位老师眼中,那个叫韩非子、说话有些结巴的人是他的得意门生。韩非子为人正直,又勤学不怠,因而他的老师放言“帝王之术非韩非不能大,法家之思非韩非不能广”。可荀况怎么也没想到他的这番发自心中的激赏,后来竟使这个胸怀壮志的学生落了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结果。 二 李斯想做官,因而师从荀子学习帝王之术。韩非子想做官,学的同样也是帝王之术。但两个人的结果却各有不同。李丞相因干了大事而丢命,韩非子因著了文章而亡身。现在看来,不论是李斯被赵高所杀,还是韩非子被李斯所害,毕竟两人都修成正果扬名天下,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不过,韩非子被害,的确让人扼腕叹息,不知道如果他不死而被秦王所用,治国的能力是否比同乡李丞相强。但有一点,他文章中的治国之道却是李丞相所不能及的。韩非子师从荀子,学的是帝王之术,但就像他的老师写的《劝学》中所说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把法术推到了一个极至。在他的著述当中,他总结了包括荀子在内的前辈法学家的思想,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明确了这种思想体系。他的《韩非子》当中,有许多篇目讲的都是帝王治天下的道理。比如他写的“六反”是论严刑峻法对于治理国家是如何重要的,他的“八经”是讲治理国家的八项纲领的,他的“主道”、“扬权”是告诉君王如何牢牢掌握大权的秘诀,“三守”是告诉君王怎样才能坐稳第一把交椅而不被人颠覆的,“亡征”是告诫君王,国家要亡就会有四十七种先兆。譬如他的“八经”,劝诫皇帝一是掌握人们好利恶害的心理,使用赏罚手段。二是集中他人的智慧作为治国策略。三是要严密提防可能引发动乱的不安定因素。四是用多种手段对群臣进行考核管理。五是劝告君王不要在自己的臣子面前轻易表露自己的喜好和态度。六是对臣子的言论加强考核检验。七是不能让当官的权势过大。八是不要让假仁假义分散了君王的威严等。再譬如他的“八奸”,讲的是导致君王大权旁落的八种奸邪手段。第一种叫“同床”,可能让君王的大权旁落。“同床”当然是指与他同床共寝的妻、妃子、宫女等,耳鬓厮磨,君王难以抵挡迷惑。第二种叫“在旁”,是说平日在君王身边服侍的近臣宦吏。他们整日和君王在一起吃喝拉撒,摸透了君王的脾气,奸臣们就会利用这些近臣宦吏在外干违法的事,并通过这些人来腐化君王。第三种叫“父兄”,是指君王的近亲们往往在朝中任重职,如果这些人被奸人利用、关键时刻出来为他们说话,就会干扰君王的决策。第四种叫“养殃”,指的是君王若喜花鸟鱼虫,那些大臣们就会利用君王的喜好,搜刮民脂民膏讨好君王而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五种叫“民萌”,民萌指的是老百姓,越是奸臣越喜爱给老百姓施以小恩小惠,以换取老百姓的一片赞誉之声,蒙蔽视听,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第六种叫“流行”,指的是当时流行的舆论或社会名流的言行,以此引起君王的轻信,其结果都是用虚假的言论来欺君王。第七种叫“威强”,是指奸臣雇佣凶恶之徒在官员百姓中横行霸道,形成自己的权威,以此让人们听从他们的摆布。第八种叫“四方”,指的是借助外国的力量,一些大臣为了自己的利益动不动就把大国使者叫来,吓唬自己的君王,使其听命于自己……韩非子是学法术的,所以他十分厌恶那些儒家、孔孟的学说。他认为帝王治理国家就要求势弄权,连自己的老子、儿子都不要相信。因此,自从有了一部《韩非子》后,历代帝王都把这本书背得滚瓜烂熟,嘴上虽然天天念叨仁和德,但暗地里却处处运用韩非子的治国理论。后人评价帝王的治国之道“阳儒暗法”便是由此而出。难怪当初始皇嬴政看了韩非子的文章之后,不惜动武也要把他弄到手。三 韩非是战国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法术家。其治国理论至今有积极意义的部分仍被后人推崇和使用。然而,韩非还是一个讲故事的大师。他的许多寓言故事让我们从识字起就耳熟能详,譬如自相矛盾、守株待兔、滥竽充数、老马识途、曾子杀猪等。在他的《韩非子》当中,共汇集这样的寓言故事三百多则,它们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中的瑰宝而代代相传。最为难得的是,韩非不仅给人们留下了如此多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而且又最擅长通过这些故事来述说自己的政治观点,实在是高人一等。如他要说明法术虽然重要,然而让君王知道它的重要却是非常困难的,就举卞和的例子。说楚国人卞和在深山得到一块璞玉,献给了楚厉王,楚厉王让玉工鉴定,玉工认为只是块石头。楚厉王以欺君之罪砍了卞和的左脚。厉王死,武王即位。卞和又把璞玉献给武王。武王又让玉工鉴定,说还是块石头,结果卞和连右脚也被砍掉。武王死,文王即位,卞和抱着玉在楚山下哭了三天三夜,眼泪哭干,眼里流出了血。文王得知派人去问:天下受刑之人很多,为何只有你这么悲伤。卞和说:“我并非是为双脚被砍而悲伤,而是为了宝玉被认作石头,忠实被误为欺而悲哭。”于是,文王让人加工这块璞玉,果然得到的是一块世间罕见的宝玉。再譬如,他谈到利益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卫国一对新婚夫妇在神灵前烧香祷告,求神赐福。妻子说:“求神保佑我无祸无灾,再让我老公赚100小钱。”丈夫一听忙捅了她一下:“你怎么要这么少的小钱?为何不祝福我赚个成千上万呢?”可妻子却瞪了老公一眼:“你赚钱超过100串,拿着它还不去找小老婆?”韩非子用这个故事去讲解应该得到的利益与落到敌人手中的关系,可谓精妙至极。四 韩非子是韩国的贵族,但他的富国强兵之策却像他讲述的“和氏璧”一样不被韩王所用。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写《孤愤》、著《说难》。当时,韩国有位老先生曾经劝他:“聪明之人应当善于隐藏才智,保全自身。而你现在却向国君显示你的才能,这是很危险的。难道你希望当初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的悲剧在你身上重演吗?”韩非子回答:“先生的意思我明白,但我之所以力劝国君废弃旧的礼制实行变法,是因为这么做对广大民众有利,我认为不怕昏君的迫害,只求为民众谋利,这才是聪明的行为。如果害怕祸害,只考虑个人生死,而置民众利益于不顾,那倒是十分可耻的……”韩非这样说,也想这么做,可惜,刚到秦国,正欲建宏业之时却被来自同乡和同窗李斯因妒火而伸出的黑手所害。然而,这位中国思想文化的先驱,永远是一只无法折断翅膀的大鹏,始终在我们精神的天空飞翔。
猫猫的习惯
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的寓言篇。它往住叙述一个小故事,而又于具体的情节中,隐含着一种更深刻的思想,常语带双关,藉以阐发哲理,印证观念,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这样的叙述方式就常被先秦诸子及史传使用,以作为陈说辞理的手段。《韩非子》作为先秦说理散文代表著作之一,丰富的寓言故事成为说理散文的闪光点,也是先秦诸子寓言故事之大成。 韩非所著的《韩非子》,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作,共五十五篇,书中记载着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公木在其著作《先秦寓言概论》中说《韩非子》中有寓言340则,位居诸子寓言之首,又据陈蒲清先生统计,《韩非子》有寓言约300-400则。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韩非巧妙地运用寓言故事来说理以及表达自己的思想,达到良好的效果。本文拟就《韩非子》寓言故事的独立性、现实性、群体性和思想性略作探讨。 一、《韩非子》寓言故事的独立性,即寓言真正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目前,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寓言”一词大致有以下两种含义:一、有所寄托的话。二、用假托的故事或自然物的拟人手法来说某个道理或教训和文学作品,常带有讽刺或劝诫的性质。寓言在《战国策》、《孟子》等诸子散文或历史散文中还只是偶一用之,在《庄子》中虽连篇累牍,但都为阐明一个中心思想,寓言仍只是议论说理文的一部分,充当说理论辩的一种手段或叙事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文学体裁。到了韩非手里,才开始有意识地系统收集、整理、创作寓言,并将它们分门别类,辑为各种形式的寓言故事集。如《 内外储说 》、《说林上下》即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寓言故事集。韩非寓言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细节丰富,显示出高超的文学技巧。 自从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就显出别具一格的文学意味。著名的“和氏献璧”故事,曲折感人;“造父御马”则描绘出造父是专政制度最佳辩护的人物形象;“郑袖劓美人鼻”,写出郑袖工于心计,巧言令色,口蜜腹剑,手段毒辣,故事情节曲折,宛如一篇短篇小说,而且人物形象鲜明。引公木先生的话说:“韩非子寓言故事集的一个最明显特征,就是比较全面而系统的反映了韩非子的历史观、社会观、文艺观以及方法论和认识论,可以说,读韩非子寓言故事,几乎等于读了一部法家思想辑要。” 二、《韩非子》寓言故事的现实性,即其题材植根于现实。《韩非子》的寓言故事主要取材于历史事迹和现实,很少拟人化的动物故事和神话幻想故事,也没有超越现实的虚幻境界和人物。与《庄子》中奇幻玄虚、怪庭神奇的寓言故事,风格截然不同。韩非的寓言形象化地体现了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他受庄子等诸子前辈的影响,取材方面来源于现实历史,让历史人物说话,改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使之反映自己的思想观点。如孔子在《庄子》和《韩非子》中都一反其儒者面目。《庄子•人间世》和《大宗师》中论心斋和坐忘的孔子,是一个醉心于道学的形象;《韩非子•内储说上》主张释赏行罚的孔子,则是冷峻的法家形象。而取材于现实社会和民间故事的寓言,更是韩非对社会现象深入仔细观察后提炼出的,如“郑人买履”、“郢书燕说”(《外储说左上》)等具有的讽刺力量。 题材的平实,使韩非寓言不像庄子寓言那样恢诡谲怪,但韩非寓言在艺术上并不平淡,而是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如《外储说左上》“棘刺母猴”,故事情节波澜起伏,跌宕生姿。三个人物各侧重其性格的一端,燕王的昏庸,卫人的狡猾,冶者的聪明,都表现得单纯鲜明,生动逼真。韩非常利用寓言故事对当时社会的种种丑恶愚昧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入木三分,淋漓痛快。如“夫妻祷者”,写在金钱的驱使下夫妻各怀异心;“卫人嫁子”写卫人千方百计聚敛财富,连女儿的爱情幸福也成了牺牲品。这都反应出当时社会现实的弊病。 三、“寓言群”形式的创立是《韩非子》的重要特点,用群体集结的寓言来说明事理。如《内储说上》的论述中心是“七术”,即国君用严刑峻法和各种权术来驾驭群臣的七种手段,为此韩非用了四十九个寓言故事里晓喻“七术”的内容。《内储说下》的中心是“六微”,即国君统治必须了解洞察的六种隐微难见的事端,也用了五十个寓言故事。这些寓言故事集的出现,说明寓言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已开始脱离散文母体,取得了独立存在的形式。韩非子是新兴地主阶级代言人,他继承了商鞅的“明法”,申不害的“任术”,申到的“乘势”理论,将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理论基础。他收集、整理和创作寓言是为宣传他的法制思想服务的,体现了其法家的思想。在《外储说》四篇中,使用寓言一百一十多个,从二十个方面宣扬了封建专制的法制和权术,成为中外寓言史上罕见的奇迹。 四、《韩非子》寓言故事的思想性,即其表现出的哲学智慧,都是韩非寓言思想深度的反映。可以说,寓言故事是设喻说理的寄托平台。韩非的寓言常蕴含着深刻明切的哲理 ,他可以从常见的生活现象来推演出重大的道理。成语“自相矛盾”出自寓言 “鬻矛与盾”(《难一•难势》),是韩非矛盾学说的寓言体现,用逻辑学的话说,两个相互否定的命题是不能同时成立的,二者不能为真。韩非对于逻辑性有着严密的要求,虽然韩非的主观意图是说明法治与礼治的根本对立,着意批判儒家宣扬的礼治思想,为法治战胜礼治制造理论根据,但它确实客观地揭示了当时儒法两种思想根本对立的现实。 《韩非子》中的寓言故事还体现出朴素辩证法思想。尽管《韩非子》中有过分强调对立、斗争绝对化的倾向,但对矛盾的转化条件,也作了辩证的解释。他还以水火为例,说明矛盾转化的条件性。水本来是能够克火的,但若把水盛在锅里,火就可以反过来克水,把水烧干,这是因为条件不同的缘故。他也用朴素辩证法来解释历史现象,形成他的进步历史观。他认为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因循守旧、复古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他用耳熟能详的“守株待兔”这个寓言故事,猛烈抨击顽固守旧的陈腐思想,为推行他的革新变法主张寻找理论根据。韩非的历史观还有不少缺陷,本质上还是唯心主义的。“守株待兔”这个寓言故事还阐述了必然与偶然的辩证关系。 《韩非子》中的许多寓言故事,千百年来流传不衰。除了上面提到的“矛与盾”(《难一》)、“守株待兔”(《五蠹》)、“买椟还珠”(《外储说上》)外,还有“滥竽充数”(《内储说上》)、 “郑人买履”以及“画鬼最易”等寓言故事,都以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仍被广泛运用。 参考文献: 1. 公木的《先秦寓言概论》. 2. 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 3.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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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初有《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名称和本子,西汉末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宋时已有缺佚,由曾巩作了订补。有东汉高诱注,今残缺。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吴原师道作《校注》,近人金正炜有《补释》,今人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记述战国时事,定名《战国纵横家书》,与本书内容相似。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史学名著。它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共33卷,约12万字。是先秦历史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它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游说之辞的汇编,而当时七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编辑本段]题解 战国策的作者直到现在也没有确定,原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编订了《战国策》。因此,战国策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刘向只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 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 体例 今本共33卷: 战国策卷一 东周 战国策卷二 西周 战国策卷三 秦一 战国策卷四 秦二 战国策卷五 秦三 战国策卷六 秦四 战国策卷七 秦五 战国策卷八 齐一 战国策卷九 齐二 战国策卷十 齐三 战国策卷十一 齐四 战国策卷十二 齐五 战国策卷十三 齐六 战国策卷十四 楚一 战国策卷十五 楚二 战国策卷十六 楚三 战国策卷十七 楚四 战国策卷十八 赵一 战国策卷十九 赵二 战国策卷二十 赵三 战国策卷二十一 赵四 战国策卷二十二 魏一 战国策卷二十三 魏二 战国策卷二十四 魏三 战国策卷二十五 魏四 战国策卷二十六 韩一 战国策卷二十七 韩二 战国策卷二十八 韩三 战国策卷二十九 燕一 战国策卷三十 燕二 战国策卷三十一 燕三 战国策卷三十二 宋卫 战国策卷三十三 中山 共497篇。 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前490年知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 [编辑本段]评价 《战国策》一书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貌,当时士人的精神风貌,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历史散文。它作为一部反映战国历史的历史资料,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战国历史的生动写照。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纵横家的言论和事迹,展示了这些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才干,另外也记录了一些义勇志士的人生风采。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地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主体上体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出了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历史特点。《战国策》的政治观比较进步,最突出的是体现了重视人才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 研究参考书目 • 熊宪光,《战国策研究与选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 ISBN 753660020 • 孟庆祥,《战国策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统一书号:10093•701 • 王守谦,《战国策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ISBN 722102444 • 朱友华,《战国策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赵丕杰,《战国策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 蓝开祥,《战国策名篇赏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 • 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 ISBN 710100622 • 何 晋,《战国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ISBN 730105101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战国策人物 1、苏秦: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东周洛阳人。事迹在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中。苏秦出身寒微,读书刻苦,向往富贵生活,具有强烈的功名心,且知识丰富,能言善辩,善于运筹帷幄,为人主出谋划策,但没有自己固定的政治主张与理想,在战国时代纵横家中他是比较典型的。 2、甘茂:战国中期秦国名将。下蔡(今安徽凤台)人。事迹在《苏代劝秦王留甘茂》中。甘茂自秦国逃出后,准备到齐国去。出了函谷关,遇见苏代(苏秦之兄),说:“您听说江上女子的故事吗?”苏代说:“没听说过。”甘茂说:“在江上的众多女子中,有一个家贫无烛的女子。女子们在一起商量,要把家贫无烛的赶走。家贫无烛的女子准备离去了,她对女子们说:‘我因为没有烛,所以常常先到,一到便打扫屋子,铺席子。你们何必爱惜照在四壁上的那一点余光呢?如果赐一点余光给我,对你们又有什么妨碍呢?我自认为对你们还是有用的,为什么一定要赶我走呢?’女子们商量以后,认为她说的对,就把她留下来了。现在我由于没有才德,被秦国赶走,出了函谷关,愿意为您打扫屋子,铺席子,希望不要把我赶走。”苏代说:“好,我将设法让齐国重用您。” 3、周公旦,西周政治家。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亦称叔旦。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因采邑在周,称为周公。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当国。武王死后又平定“三监”叛乱,大行封建,营建东都,制礼作乐,还政成王,在巩固和发展周王朝的统治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周公在当时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个多才多艺的诗人、学者。其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等人勾结商纣子武庚和徐、奄等东方夷族反叛。他奉命出师,三年后平叛,并将势力扩展至海。后建成周洛邑,作为东都。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论见于《尚书》诸篇。 《战国策》是一部先秦历史文献,因长于说事而著名,是一部国别体史书,杂记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共33卷,约12万字。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记事约二百四十年(前460—前220)。 《战国策》还有《国事》《国策》《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名称。原著者名字不可考。 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编订了《战国策》。因此,战国策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刘向只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 ,沿用至今。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 《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策》所记人物是复杂的,有纵横家,如苏秦;有义士,如鲁仲连、唐雎、颜;有不怕死的勇士,如荆轲、聂政。这些人物形象逼真,刻画得栩栩如生。 《战国策》的文章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渲染夸大,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此外,描写人物形象极为生动,而且善于运用巧妙生动的比喻,通过有趣的寓言故事,增强文章的感染力。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 今本共33卷:东周策1卷西周策1卷秦策5卷齐策6卷楚策4卷赵策4卷魏策4卷韩策3卷燕策3卷宋卫策1卷中山策1卷共497篇。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 战国策成语 一尘不染——圣人具有三者之德,而无一尘之累。 大庭广众——以敞大众。 两败俱伤——今两虎争人而斗,小者必死,大者必伤。 南辕北辙——犹至楚而北行也。 亡羊补牢——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曰:今日不出,明日 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擒之。 羽毛未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 引锥剌股——读书欲睡,引锥自剌其股,血流至足。 门庭若市——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 反璞归真——颜斶知足矣,归反于璞,则终身不辱也。 狡兔三窟——狡兔有叁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 窟。 狐假虎威——虎得狐,狐曰:子勿敢食我,天帝使我长百兽,字若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 行,子随我后,百兽见我敢有不走者?虎以为然,遂与之偕行,兽见皆走,虎不知兽之畏 己,以为畏狐也。 惊弓之鸟——弓弦响,惊密林之鸟。 安步当车 《战国策·齐策四》 不遗余力 《战国策·赵策》 不翼而飞 《战国策·秦策》 侧目而视 《战国策·秦策》 反璞归真 《战国策·齐策》 高枕无忧 《战国策·魏策一》 汗马功劳 《战国策·楚策》 狐假虎威 《战国策·楚策一》 画蛇添足 《战国策·齐策二》 挥汗成雨 《战国策·齐策一》 狡兔三窟 《战国策·齐策四》 门庭若市 《战国策·齐策一》 亡羊补牢 《战国策·楚策四》 《战国策》简介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刘向。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且劫秦王”,写唐且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如苏秦始以连横之策劝说秦王并吞天下,后又以合纵之说劝赵王联合六国抗素。他游秦失败归来时,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后富贵还乡,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于是他感慨道: 嗟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作者以欣赏的笔调,描绘了苏秦踌躇满志的神情。这些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值得赞赏,但在当日的历史条件下,原本受贵族压抑的平民的心理就是如此,这样写比虚假的说教更富于真实性。 另一方面,由于策士以一种比较自由、可以择君而辅之的身份,在当时的政治与外交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战国策》又主要取材于策士著作,故书中对士的个人尊严和个人作用,给予强有力的肯定。《齐策》中记颜斶见齐宣王,王呼:“斶前!”斶亦呼:“王前!”他还滔滔不绝地论证了国无士则必亡,故“士贵耳,王者不贵”的道理。《秦策》中赞扬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却使得“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这当然是夸大的,但这夸大中显示了策士们的自信,也是平民中优异人物的自信。 《战国策》还热情讴歌了多位义侠之士的豪情壮举。 “侠”也是一种游离于统治集团、不受权势拘勒的人物。他们以自身的标准、个人的恩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重义轻生,感情激烈,显示出具有平民意味的道德观。所以“侠”总是为放任不羁的人们所喜爱。 总而言之,《战国策》既体现了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体现出战国游士、侠士这一类处于统治集团与庶民之间的特殊而较为自由的社会人物的思想特征,不完全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说话。由于《战国策》突破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的真实(当然从历史学的眼光看这是缺陷),所以就显得比以前的历史著作更加活泼而富有生气。从文学上看,《战国策》的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富于文采。《左传》也是以文采著称的,但两者相比照,可以看到《战国策》的语言更为明快流畅,纵恣多变,委曲尽情。无论叙事还是说理,《战国策》都常常使用铺排和夸张的手法,绚丽多姿的辞藻,呈现酣畅淋漓的气势。在这里,语言不仅是作用于理智、说明事实和道理的工具,也是直接作用于感情以打动人的手段。如《苏秦始将连横》、《庄辛说楚襄王》等篇,都是显著的例子。 第二,《战国策》描写人物的性格和活动,更加具体细致,也就更显得生动活泼。《左传》描写人物,大抵是简笔的勾勒。 如前面举出的重耳向怀赢陪罪的例子,虽然也能传神,毕竟过于简单。而《战国策》中,如《齐策》写冯谖,一开始,描绘他三次弹铗而歌、有意索求更高物质待遇的奇特行为,初步刻画了他的不同凡响而又故弄玄虚的性格。接着,展开了“冯谖署记”、“矫命焚卷”、“市义复命”、“复谋相位”、“请立宗庙”等一系列波澜起伏的情节,将这位有胆识、有策略、有手段,同时也是恃才自傲、多辞善辩的“奇士”风采,表现得淋漓尽致。著名的《荆柯刺秦王》一篇,更是精彩纷呈,激动人心。易水送别的一节这样描写: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徽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这段描写力极强。文章大师司马迁作《史记·刺客列传》,对有关荆轲的部分,也大量抄录了《战国策》的原文。“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美名,也由此传闻天下。 第三,《战国策》所记的策士说辞,常常引用生动的寓言故事,这也是以文学手段帮助说理。这些寓言,形象鲜明,寓意深刻,又浅显易懂,独立地看,也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诸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画蛇添足”、“狐假虎威”、“亡羊补牢”、“南辕北辙”等,历来家喻户晓。由于《战国策》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常常受到严厉的批评。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正是体现了战国时代活跃的思想氛围。它对语言艺术的重视,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文学史上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秦汉的政论散文、汉代的辞赋,都受到《战国策》辞采华丽、铺排夸张的风格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描绘人物形象,也是在《战国策》的基础上更为向前发展。 《战国策》杂记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其时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二百四十年(前460-前220)。书名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它的作者不可考,有人疑出于蒯通。大概是秦汉间人杂采各国史料编纂而成。后来刘向重加整理,定名为《战国策》,遂相沿至今(一九七三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大批帛书,其中一部分,经文物考古工作者整理研究,共二十七章,三百二十五万行,一万一千多字,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十一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字大体相同。另十六章,是佚书。这部大约编成于秦汉之际,类似后来刘向重编许多纵横家言为《战国策》所根据的一种被埋没的纵横家言的辑本。其中佚书为司马迁、刘向所未见,为战国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战国策》的基本内容是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有关的谋议或辞说。它保存不少的纵横家的著作和言论。春秋以来,长期分裂战乱,人民无不渴望解甲息兵,恢复和平统一生活。诸侯中的强大者,都想“并天下,凌万乘”。所以战国末年,秦齐二国皆各自称帝。由于社会变革的影响,“地势形便”的秦国后起变法以致富强,打破六国均势局面。从此以后,秦以新兴力量向外扩张,企图蚕食诸侯,统一海内,引起各国间的复杂矛盾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诸侯间的胜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武力,但也决定于谋臣策士的胜算和纵横势力的消长。所谓“横成则秦帝,从成则楚王”,那就是说,胜负的最后关键并不完全决定于军事,而更重要的是决定于政治的巧妙运用。这时候,春秋时代所讲的礼法信义,不得不变为权谋谲诈;从容辞令的行人,不得不变为剧谈雄辩的说士。所以《战国策》中所载一切攻守和战之计,钩心斗角之事,正是这一时代政治斗争的反映。而其时许多谋臣策士的游说和议论,也是春秋时代行人辞令的进一步发展。 《战国策》所写的人物是极其复杂的,其中有不少是追求个人功名富贵的利己主义者,例如苏秦起初本是以“连横”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乃转而以“合纵”说燕赵。陈轸先仕秦而后仕楚,既仕楚而又贰于秦,朝秦暮楚,立场不定。但也有排难解纷而无所取的“天下之士”,如鲁仲连的义不帝秦。也有意在收买人心、焚券“示义”的冯谖(齐策四),虽然他是为统治阶级效劳,却也替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也有敢于反抗强暴,蔑视王侯的义侠和高士。如唐且的“布衣之怒”(魏策四),颜斶的直叱“王前”(齐策四)。而后者更反映士的地位的提高和民主思想的抬头。此外书中还从侧面揭露统治阶级女性固宠的斗争和宫闱的丑行,如郑袖的谗害魏美人(楚策四)、秦宣太后欲以魏丑夫殉葬(秦策二)表现了她们的阴险与无耻。以上这些虽然只作客观叙述,但也反映了战国时代各种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 《战国策》的文章特点是最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夸张渲染,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苏秦说赵王(赵策二),张仪说秦王,司马错论伐蜀(并秦策一),虞卿斥栲缓(赵策三)等,就历史散文的明白流畅来说,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策士们估计形势,分析利害,往往细致准确。如苏秦劝薛公留楚太子,分析它有十个可能的结果(齐策三);齐索地于楚,而慎子告襄王三计并用(楚策二)。虽然《战国策》记述事件的后果不尽可靠,但作为纵横家论事的本身来看,则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其次是描写人物的形象极为生动。如苏秦说秦不行及相赵归家,前后颓丧和得意的情状,以及庸俗的世态人情(秦策一),鲁仲连的俶傥奇伟,慷慨慕义,“不诎于诸侯”的精神,无不栩栩如生,维妙维肖。特别是燕策中用全力写刺客荆轲,是一篇完整的侠义故事。例如易水送别一段: 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在一种悲壮淋漓的气氛中,把一个怒发冲冠、沉毅勇决的英雄形象十分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 至于书中说事,常常运用巧妙生动的譬喻,通过许多有趣的寓言故事,以增强论者的说服力,甚至有时还可以节省文辞。如江乙以狐假虎威对楚宣王(楚策一),苏代以鹬蚌相持说赵惠王(燕策二),苏秦以桃梗和土偶谏孟尝君(齐策三),庄辛以蜻蛉、黄雀说楚襄王,汗明以骥服盐车说春申君(并楚策四)等,入情入理,也是一个特点。特别像邹忌讽谏的方法更为巧妙。他拿亲自体验的生活琐事来启发齐王,小中见大,步步进逼,使齐王感到四面八方被陷臣包围的危险,不得不下令大开言路。邹忌的生活体验可能是事实而非虚构,但借来作为一种增强说服力的手段,依然带有寓言意味,可谓别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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