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富于民论文模板

诚信的基本内涵，包括“诚”和“信”两个方面。《周易》有“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孔子曾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见《论语·颜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我国很快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顺其自然地选择了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保证了我国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建立，维护了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但接着进入了极左路线时期，国家政府统包一切，平均主义思想蔓延，“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的争议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政府的权力达到了顶峰，民众几乎全都成为了无产者。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对自由主义的彻底战胜必然带来新的问题，民众的创造活力被压抑，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导致经济的低效率和浪费，特别是政府官员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无能和腐败必然带来新的社会不公平。改革开放以后，受世界思想大潮的影响中国开始吸收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些精华为我所用，但矫枉过正——我国很快又陷入了极右思潮的陷阱，国家不仅取消了改革之前的大众社会福利，而且对经济行为的放任达到了极端，导致大量违法行为的发生；加上政治改革滞后导致的官商勾结和寻租行为，致使社会两极分化迅速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面对这样的现实，国内的左右两派进行了不同的阐释，左派认为自由主义的“不干预”是当今社会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所以应该通过强化政府职能的方式来解决；而右派认为政治体制不健全导致的政府“不当干预”是社会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应通过进一步限制政府权力发挥自由竞争的优势来解决——“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的争议又起。当前的左右之争本质就是“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的争议，或者更进一步说就是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从历史上看，二者都存在一些弊端，但如果基于现实的考虑还是可以有所偏重和取舍的；不能否认的是当今中国的社会分裂是不健全的自由主义和不完善的国家主义相结合产生的怪胎，有学者称之为“权利资本化”；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左右之争是虚设的，主张既要限制政府的胡作非为，又要利用政府的特殊地位增加民众的福利（这实际上取消了“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的争议）。但从改革突破口角度出发，我们必须思考首先要做的工作，自由主义思想良性应用的前提是健全的法制、配套的文化根基和良好的外部环境；国家主义积极效果的生产之基础是智慧和正义政府的建设，显然前者达标的难度远大于后者，而且后者的实现可以依靠少数人的努力，那么从可行性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我国未来的政策取向应该更倾向于国家主义。

时代发展到今天，人们对于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已经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但对诸如“什么是道德”“什么是道德教育”、“学校道德教育旨在达到何种目的”等更为本源性的问题却很少做进一步的追问。如果我们不能从理性层面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反思，那么我以为，一种缺失了思想根基的道德教育实践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首先表现在外向型经济对学生的思想影响。改革开放国门大开，外向型的“三资”企业，中西方文化混融，各种思潮纷纷涌入，使学生所处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开始悄悄侵蚀学生的灵魂。涉外企业中的外方管理方法、手段及思想意识潜移默化地向学生渗透，一些学生盲目崇洋。收入待遇等因素使一些毕业生将外企作为择业的热点目标，国营企业即使有正式录用名额也不受他们青睐，祖国意识在一些学生的心目中渐渐淡化。其次是市场经济与学生价值观念的转变。由于部分学生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不足，界线划不清，不能全面理解其共性、特性和作用，以及积极主流与消极支流的关系，致使认识上出现误区，价值观念发生扭曲。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原则，一些学生错误地将其视为思想行为的准则，导致了做事讲价钱，付出要索取，把自己的行为用“等价交换”来衡量。在为社会付出的价值观上具有浓厚的“务实性”，在利他的同时首先要利己，更有甚者表现出只顾自己的方便和利益，而不顾他人和社会公德，认为生活的真谛就是享受。无私奉献已不再成为人的价值范畴，造成理想境界的空虚。第三是劳动力市场及用人制度的变化，提出了新的人才质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