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性格研究论文

保尔:诚实质朴浑身是胆无所谓惧保尔·柯察金是一个新时代的英雄有无产阶级的觉悟，坚强、勇敢、正直、友爱、聪明，有点火爆，爱学习，热爱祖国自我奉献的精神坚定不移的信念顽强坚韧的意志

有一次，保尔做错了事，被罚到高年级的教室听课，老师讲了一些关于天体与地球的事情，然而，一次神甫上课时，讲到地球的诞生，保尔想起高年级教师讲过的内容与神甫讲的内容不相符，于是便当场提问神甫，没想到却遭到神甫的痛骂与毒打。有一次去补考，为了报复，他趁神甫不注意，就把烟末撒在神甫家过复活节用的面团里面，结果被开除了！保尔是一个积极进取、顽强勇敢、热爱生活、永不退缩保尔还告诉我们．生活永远偏爱勤奋、坚强的人。当生活需要你承受痛苦的时候，除了坚强，毫无选择。比起保尔，我们幸运得多，没有饥饿，没有战争．沐浴生活的阳光雨露，自由自在地成长，因此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办好自己的事情，做出样子来，在新时代展示出我们当代青年应有的精神风貌，用青春的激情、为祖国的明天贡献出我们全部的聪明和才智

保尔是一个自觉的、无私的革命战士,他总是把党和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那血与火的战争年代,表现了甘愿为革命事业献身不怕牺牲的精神.保尔更是一个刚毅坚强的革命战士,他在人生各个方面都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表现了一个革命战士钢铁般的意志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保尔又是一个于平凡见伟大的英雄人物.在他的履历表中,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大业绩,他总是从最平凡的小事做起.他勇于献身,拼命工作;他酷爱学习,如饥似渴;他嫉恶如仇,爱憎分明;他不畏艰难,挑战病魔.他永不言败,顽强生活……这一切都可歌可泣.他有自知之明,他的深刻自我反省、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精神风貌和特征,他身上表现了这样的人格特征：自我献身的精神,坚定不移的信念,顽强坚韧的意志.“保尔精神”——顽强、执著、刻苦、奉献、勇敢、奋进的人格操守应成为青少年永恒的人生精神坐标.从保尔身上体现出,他敢于向命运挑战,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保尔崇高的革命理想,高尚的道德情操,忘我的献身精神,坚强的斗争意志,乐观的生活态度,以及明确的人生目标,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保尔人物性格特点分析的机会注意划清界限的勇气。比如，号召学习“保尔那种对敌人的恨，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祖国无比的爱”，“学习保尔爱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中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学习保尔在个人情感问题上视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选择；比如，号召学生“学习保尔精神要增强为包围祖国，服务人民而努力学习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培养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意志毅力”------在人生意义的求索、执着的奋斗精神，忘我的革命热情，与残酷命运抗争的毅力，生命的热情等等精神方面，人们都希望从保尔身上找到精神的鼓舞。于是，不少人指出保尔具有永恒的道德力量、人格力量。二、 顽强的生命保尔因患绝症被-逼退出社会舞台，在生命的舞台上，经过彷徨、摆脱颓唐，自行奋起向生命的极限挑战，并且最终超越了这一极从而取得了超越生命意义上的新生。而且方显出英雄本色。文学中所谓“生命英雄”,其使生命是向人生的种种磨难宣战。困难、挫折、失败、病痛、绝望与死亡是他们的敌人。生命的极限是其挑战并超越的对象。他们人生的目标，不反是创造生命的辉煌，而且还是再造一次生命，因此，不管出于何种必然，他们总能够在生命的常规极限处发起向生命禁止的冲击。他们的意义在于文学中异常强烈地展示了人类向死亡做不屈不挠抗争的巨大勇气和非凡能力。他们的价值在于，不仅体现了文学家对人生意义与生命价值的理想思考，还在文学之外，给人类增添信心和力量。这才是保尔形象的永恒价值。只要人类存在下去，人类还需要对自己懦弱的意志做椊火、锤炼，还渴望打破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平，保尔精神就会给人以力量。保尔形象的现实价值也就在于此。在人生意义的求索上，我们会想到浮士德上穷碧落下黄泉，辛苦恣雎，不息求索的'一生；在为理想而执着的奋斗上，我们想起如痴如狂，舍生忘死的唐吉柯德；在表现人生搏斗中不屈不挠顽强斗争时，我们会想到海明威笔下的桑迪亚哥的硬汉精神；而保尔却对自己举起过手-枪——然而这一情节最精彩、最高-潮的表明，是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力量使保尔成为英雄，把保尔造成一个不可战胜者。所以我想，正是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光辉使保尔这一形象不可替代的。这才是保尔形象的真正魅力之所在。正是对这一崇高理想的坚定信念，正是献身的理想，保尔和自己、和世界进行了多么残酷的斗争，他做了自己所能做到的一切，付出了自己所能付出的一切，炼就和表现出了人们所称颂的种种品格——他要用献身人类解放事业而充满磨难的一生来锻炼自己这一时代英雄的形象，使他成为生命的强者。三、 不懈的追求。当我们侧耳聆听这样一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谋他就能够说：“我已经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大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此时我们以沉浸于这感人肺腑的话语中，沉浸于保尔一生的不屈不挠的奋斗中，沉浸在鞭策现代人去实现人生价值的遐想中------。法国作家雨果在他的《悲惨世界》里有这样一句话：“没有理想就没有人生的生活。”保尔是有理想的，他最根本的理想也就是他的社会政治理想，是共产主义理想。这是他奋斗的目标和精神支柱，为他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并给予他难以估量的精神动力。他用理想和信念的杠杆，撬开了智慧与精力的闸门，百折不挠的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和挫折。他对理想忠贞不渝，“虽九死其犹未悔”。保尔是一座山，一盏灯。新时代呼唤“新保尔”。虽然保尔本人这一形象离我们已遥远，但他的故事曾使无数的青年热血沸腾，使保尔的名字升华为一种伟大的意义和信仰的象征，大家虔诚地崇拜他，是因为保尔的精神延长了保尔的生命，使保尔的价值得以永生。现代人如果失去了对保尔精神的崇仰，也就失去了对未来理想的憧憬，他是精神的启明星，理想主义是他感受到迷茫脆弱，既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点燃了心中那份如火如荼的热情，并驱使着成就一番事业，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这也是人生走向成功的立足点及关键性之所在。生命是神圣而不可亵渎的，保尔使用生命炼铸理想的，他没有过早的完结生命而是选择了善待生命。正是因为他善待自己宝贵的生命，才不至于让生命流逝的岁月所剥夺，不至于让生命变得一文不值。身残志坚他在“魔鬼”威慑下毫不动摇，让生命在劳作中获得了自由，获得了超越。这种对自然和命运不屈的精神力量是一种崇高而伟大的力量。

解构经典:《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重新解读摘要:近年来,关于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争论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并由此引发了有关文学经典的讨论。文章从文化诗学的角度,通过对文学经典及其形成过程的思考,对这部小说做出新的解读,认为无论从思想深度上还是艺术审美上,它都算不上一部真正的文学经典。我们没有必要人为地抬高,也没有必要全盘否定,因为在这个多元化的年代里,读者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关键词:文学经典;解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意识形态;审美性1998年北京大学的任光宣教授与南京大学的余一中教授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下简称《钢铁》)一书在《俄罗斯文艺》杂志上展开的学术对话与争鸣,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并且延续至今。①几年来,从初出茅庐的中学生到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专家,都从自己的认知角度就《钢铁》是不是一部文学经典,它是否还可以作为文学经典被收入教科书等问题提出了各不相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见解,其间见性动情,绝非一般学术讨论的景观”[1]。从一系列的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这场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以《钢铁》为代表的当年曾经盛行一时的红色经典能否进入文学经典的行列,屹立于神圣的文学殿堂,为人们世代传诵?本文试图站在文化诗学的角度,通过对文学经典及其形成过程的思考,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方面对《钢铁》做出新的解读。一经典和文学经典经典(canon)为经文之典,它最初起源于希腊文,指用于度量的一根芦苇或棍子,后来它的意义延伸,用来表示尺度。公元1世纪基督教出现之后,“经典”逐渐成为宗教术语。公元4世纪,它开始代表合法的经书、律法和典籍,特别与《圣经》新、旧约以及教会规章制度有关。后来它进入文学、绘画和音乐等范畴。[2]今天,经典的现实意义主要在于它被引申运用于西方文学范畴,并在多元化的语境下引起争议。什么是文学经典,成为文学批评界讨论的热点。文学经典,一般指欧洲文学中获得批评家、学者和教师公认的重要作家的作品。它们在某个时期因需要而不断刊印,被文学批评家和史学家充分研讨,收编在选读本中,并作为文学名著列入学校课程和教材,从而得以保留,代代相传。一个作家的作品被社会认定为经典的过程相当复杂,根据刘意青教授的观点,应该有以下因素的介入:首先,它得到了持不同观点和情感的批评家、学者和作家的广泛参与推动,比如经典的作品往往被其他作家引用和喻指,经常或较多地得到评论和介绍;其次,它经常出现在文化群体的话语中,成为该国家文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知名度高;再次,它长期被纳入学校课程和教科书,通过教学和知识传授得到普及和延续,等等。[2]那么,面对浩瀚的文学星空,我们不禁会有这样的疑问: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批评家和学者的广泛关注,使它成为璀璨夺目、备受尊崇的经典?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它成为一个国家文化生活中的主流话语,并且长期占据学校的课程和教科书?这些疑问也正是西方文学批评界关于文学经典争论的焦点。二西方文学经典之争文学经典问题的形成最早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文学理论及对史诗和悲剧的界定,自那时起,关于文学经典的问题,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但是传统的西方文学理论界都一直强调内在于文学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把崇高的审美特征当作文学经典的重要标志。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解构主义终结、颠覆权威的呼声在西方哲学界和文艺理论界响起,各种观点的评论家,特别是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学者们坚信在经典的构成中总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并且“进一步提出经典构成的意识形态性,认为创造经典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行为”。[3](P16)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其《文学原理引论》中指出,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意识,它与社会权力问题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4](P28)。在他眼里,文学经典的形成被演化成了政治议题。所以,这些评论家们提出改变文学经典的要求,去除以往经典选取中的精英意识和等级意识,要求进一步拓宽经典。然而,仍有一部分学者难以苟同这种将文学政治化的观点,在这支捍卫传统经典的队伍中,美国当代极富影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便是最为突出的代表。他认为,文学作品入典基本上是个文学现象,它的标准是美学的,“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这种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3](P20),而绝不是政治和短期功利可以左右的,所以“西方经典不管是什么,都不是拯救社会的纲领”[3](P21)。在他看来,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首先必须有原创性,即有不同于前人作品的独到之处。这种独到之处就是作家赋予熟悉的内容和形式以陌生感,使读者产生一种陌生的熟悉。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那些反对传统经典的“憎恨派”①们的言行实际上才真正是在利用随时代变化的政治标准和小群体的功利考虑来取代美学和艺术永恒的尺度。双方的观点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细细考虑似乎又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局限性。传统派坚持从文学内部结构入手,把审美价值看作文学经典的评判标准;“憎恨派”则坚持作用于文学外部的诸因素对文学经典的影响。如果我们以一种对话的方式对双方的观点进行深入的思考,那么对于文学经典的评判就会更加的客观一些。其实这种对话的思维方式早在前苏联时期的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就已经确立。他在文学的内部和外部之间寻求中介,从文化诗学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审美文化现象,主张文学研究应当从文学内部结构入手,但不能脱离社会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我们赞同巴赫金的对话观点,并且用这种观点对《钢铁》一书进行定位。三关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定位如果说对文学经典及经典形成标准的探讨,为我们对《钢铁》做出比较准确的定位提供了理论支持,那么对《钢铁》的写作历史背景以及它在苏俄和我国的接受史的回顾,则更为我们对它的定位提供了有力的材料支持。众所周知,从19世纪中期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批评起,文学在俄罗斯一直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工具。无论是别、车、杜的美学理论,还是列宁的反映论,都把文学视为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认为文学对社会有着巨大的教育功能。以列夫·托尔斯泰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创作的一批文学经典就是突出的例子。十月革命后,尤其是斯大林政权走向相对巩固的20世纪30年代后,文学变成了“统一的党的机器的小轮子、小螺丝钉”[5](P391),于是,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文学的作用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时的文学不再用来客观地反映现实,而是用来反映主观特定的现实,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并且被斯大林钦定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七十多年过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终在时间大潮的淘洗中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美化现实、虚构现实,它实际上创造的是一种符合意识形态指令的乌托邦现实。制造英雄和神话就是它虚构现实的具体形式。[6](P42)今天,我们回头观望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那些被制造的英雄和神话可以说无计其数。《钢铁》一书发表于1932年,在出版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无论在评论界还是在读者中都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直到1934年8月,拉普领导人在给代表大会做的介绍文学青年的成就的报告中才提到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我们无法知道斯大林是通过什么渠道读到《钢铁》,但是他以政治家的敏锐意识到,这本书对前苏联文学来说是“重要的不可轻视的正面现象”[7]。于是,前苏联官方秉承领袖的意旨,在报纸上编发了关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特写,在全苏联掀起了学习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高潮。评论界对《钢铁》也开始好评如潮,并且把它作为一部经典之作加以推荐,小说被改编成剧本并拍成电影。很快,《钢铁》成了一部家喻户晓的名著,如“整块金属铸成的钢铁般”[5](P398)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成了前苏联青年一代学习的榜样。如今,“苏联”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在它的意识形态下编织而成的各种各样的神话幻景也都一一破灭,高大无比的英雄也在多元化的话语体系中轰然倒下。今天的俄罗斯,《钢铁》已经不再作为文学经典被放到各类教科书当中为学生学习,保尔的影响力大不如前。同样,《钢铁》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也有类似的情形。著名翻译家梅益先生早在1942年就根据英译本将《钢铁》译成中文,到五六十年代它在中国的接受达到了顶峰,有消息报道文革前它在我国畅销书中排名第六位[8]。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首先,《钢铁》在我国建国以后的17年(1949-1966)间的认同和我们自己的诗学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中国处于提倡理想、提倡献身的时代之中,黑暗与灾难刚刚过去,整个民族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此时,具有“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一级英雄形象的创作和英雄主义的基调”[9](P108)的革命历史小说为人们接受,与此相呼应的便是一批反映前苏联革命与建设的、表现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的文学作品的译介,这其中当然包括《钢铁》。其次,在17年间,由于我国国内政策的限制和引导,使文学界几乎把俄苏文学作为唯一的接纳对象,读者的阅读范围狭小,即使这样,我们选取的也仅仅是丰富的俄苏文学中的很小一部分。这一小部分恰恰又多是被贴上无产阶级标签的作品,《钢铁》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相似的社会历史语境,使得保尔的形象对于中国读者感到十分的熟悉和亲切,他那种对敌人无比的恨、对布尔什维克党无比的爱,以及面对各种困难无比坚韧的精神,正符合我们17年文学创作中“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的要求。随着社会的转型,文学生产机制发生了变化,在市场机制下,文学由政治文化的中心走向边缘。文学话语不再是单一的,它成功地解构了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于是,评判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不再单单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其进行关照,我们开始回归文学的审美特性,提倡文学的社会性和审美性的相互对话,提出文学的社会性一定要以审美为前提。其实传统的西方文学批评界一直强调内在于文学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即使别林斯基,这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人在强调文学社会性的同时,也从来没有否认文学的艺术审美作用。他认为:“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然后才能够是社会精神和倾向在特定时期中的表现。不管一首诗充满怎样美好的思想,不管多么强烈地反映着时代问题,可是如果里面没有诗歌,那么它就不能包含美好的思想和任何问题,我们所看到的,充其量不过是执行得很坏的美好企图而已。”[10](P415)所以,文学作品要想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利益,必须要创造出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作品中表达的思想应该是真正被作家所理解和把握,已经情感化、人格化的,已经被作家的审美体验所融化的思想。具有这样思想的作品,才能真正走进读者的内心世界,感染读者的灵魂。而《钢铁》从艺术审美角度看又是什么样的作品呢?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个只受过不完全小学教育、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自12岁起就开始了自己的劳动和革命生涯。凭着这样的教育水平和艺术修养写出来的《钢铁》,连斯大林也认为缺乏起码的文学知识。[7]小说的语言较为简单,作者不具备娴熟地驾驭丰富多彩的语言的能力;小说采用的是最简单的平铺直叙的表现方法;人物形象的塑造方法也是最基本的肖像描写,或通过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或使用对比的方法以反面人物衬托正面人物。[8]主人公保尔的性格一开始就基本上定型,而且自始至终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作者凭借自己的政治意念设计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英雄形象:富有敢于抗争的奋斗精神、牺牲精神、不畏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然而,具有这种精神的人物并不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原创,在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同类作品中,这样的英雄比比皆是。显然保尔的个性不甚鲜明。一部真正的经典之作,应该是丰富的艺术审美性和丰富的精神内涵的统一体,而不应该成为某种意志的传话筒,俄罗斯经典的文学作品正是这样的统一体。在这些作品中,对广袤的俄罗斯黑土地的眷念、对苦难的直面、理想的向往、肉体的欲望、精神的追求、绵延诗意的流淌、焦灼心灵的奔逃等等,都被大师们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而《钢铁》在思想上、在艺术上显然都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总之,我的结论是:《钢铁》是一部好书,保尔是一位英雄,但是,《钢铁》的艺术性不足,英雄形象还不够丰满。因此,《钢铁》与文学大师笔下的经典著作,还存在明显的差距,还称不上文学经典。参考文献:[1]吴泽霖.保尔:一个悲剧性命运的形象[J].探索与争鸣,2005(6):25-27.[2]刘意青.经典[J].外国文学,2004(2):45-47.[3]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4]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5]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M].凌建侯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6]赵丹.多重的阅读与写作[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7]余一中.历史真实是检验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J].俄罗斯文艺,2004(3):50-53.[8]赵育春.被延宕的反思[J].当代外国文学,2000(1):140-144.[9]洪诚子.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M].满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