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郑和研究的论文

法国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成果颇丰，人才辈出。本文从中选择几本较新的著作做一介绍，其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缘起、过程和影响等作了独到的分析。 一 法国汉学界早期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其实，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始终是海外汉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曾3次(第4、6和7次)陪同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1416—1451年)，曾先后被英国的米尔斯(J·V·G·Mills)全文译作英文①。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年)②、荷兰戴闻达(J·J·L·Duyvendak, 1889—1954年)③ 和美国的柔克义(W·W·Rockhill, 1854—1914年)④ 等人作了节译。曾经3次随同郑和下西洋的明航海家费信的《星槎胜览》(1436年)已先后由柔克义、伯希和及福嘉第(G·Foceardi)⑤、戴闻达等著名学者部分翻译。曾于宣德五年(1430年)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著的《西洋番国志》(1434年)，也由伯希和与柔克义作了简单辑录译注。伯希和与戴闻达还从《明史》与《明实录》中辑录了有关郑和航海的资料。在伯希和、方殿华(Louis Gaillard)⑥ 和布尔斯坦(Daniel Boorstin)⑦ 等人的多种著作中，都曾广泛地研究过郑和航海的资料。明人罗懋登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演义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已由戴闻达节译。米尔斯介绍过明人郭钰订的《武备志》中的一幅详细的郑和航海图。伯希和与米尔斯还翻译过有关郑和第7次下西洋的明人祝允明著《前闻记·下西洋》条的内容。这些中文原始资料的辑录与译注，大大方便和促进了西方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法国汉学界早期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汉学家是伯希和。他不仅是法国汉学界的泰斗，而且还被奉为“超级东方学家”。伯希和发迹于当时设在越南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得益于1906—1908年的西域探险，成名于法兰西学院于1909年为他专设的“西域历史、语言和考古讲座”。他发表的大量汉学书评，完全是借助了他长期出任西方最早的汉学刊物《通报》(T' oung Pao，创刊于1890年，伯氏于1925—1935年任法方主编)的阵地。 伯希和于1914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书评⑧，1933年于《通报》中发表了《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冯承钧先生的中译本译作《郑和下西洋》)⑨，1935年又于《通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及其航海的补充札记》⑩，1936年又于同一杂志中发表了《再论郑和下西洋》(11) 等著名论文。 伯希和有关郑和的主要著作，也是海外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奠基性著作，便是其《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一书。 全书共分4部分。其中第1部分对马欢所著《瀛涯胜览》的版本变迁作了探讨。其第2部分对费信所著《星槎胜览》的版本沿革、郑和七下西洋时分别所至国家、时间、船舶均作了考证。他对于郑和航海中的地名之考证，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其第3部分对明人巩珍《西洋番国志》中有关西洋各国的地名与《瀛涯胜览》和《明史》等书的记载作了比较。可惜，伯希和当时未曾读到过该书。第4部分对明人黄省曾所著《西洋朝贡典录》的版本演变、西洋各国的历史、物产、物品、习俗等作了详细考证。第5部分是对《明史·郑和传》的译注本。 伯希和的论著已有70年的历史了，但它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伯希和此著，乃西方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先驱性著作。 二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新著《启蒙之龙》 沉寂多年之后，法国德·拉图尔(de La Tour)造船厂的一名退休海军工程师多米尼克·勒列夫尔(Dominique Lelièvre)先生，客串出版了一本《启蒙之龙，15世纪初叶明朝的远航》(12)。这部400多页的洋洋大观的法文版书，是一部研究郑和航海的新论著。作者认为大航海家郑和是中国的民族英雄。郑和在中国就如同哥伦布在欧洲一样名震遐迩。作者将中国在15世纪的海上远航置于其经济背景中进行研究，从而揭示了明朝初期的辉煌。书中首先讲到了在中国航道网络中游弋的中国船队之高超技术和庞大数量，直到永乐皇帝从1405年起发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海上远航。100多米长的宝船，在30多年间往返于“西洋”30余国。同样也信仰佛教的穆斯林宦官郑和，率近3万之众的一支船队，为中国和世界航海史立下了不朽功业。郑和在7次下西洋期间，记述了其旅行的细节、各停泊口岸的习俗以及穆斯林和佛教城市。它成了衡量明王朝为维持世界秩序而对西洋各国所采取政策的一次宝贵机会。当时中国以其大吨位的宝船和广泛的外交、商贸网络，使几乎整个亚洲都奉行了向中国朝贡的政策，从而保证了明朝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权。中国皇帝受命于天而统治于地，皇恩浩荡地向藩部赐礼和封册。从尼泊尔到朝鲜、从萨玛尔罕到婆罗洲，众多国家都纷纷向大明天子朝拜。但郑和于1434年逝世时，欧洲贪婪发现新大陆的先驱——葡萄牙人便绕过了西撒哈拉海岸的博哈多尔角(Le Cap Bajador)。15世纪末，欧洲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海洋征服。中国却由于其制度的僵化和受具体环境的阻碍，坐失了此后5个世纪参与国际贸易交流的良机。 全书共分11章：中国海洋中的财富、明王朝的开国、郑和的远航、从南京到古里(Calicut)、战胜与说服西洋诸国、西洋与穆斯林地区、大建筑家永乐、7次下西洋的结束、明代大航海的衰落。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失去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当时西方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中，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诞生。贵族、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都在追求探险、征服与殖民化，货币扩大了其控制权，打乱了旧有关系，最终结束了封建制度，成了控制商品与市场的关键因素。中国却在千方百计地巩固其封建制度，中国哲学仍在主张“养性”和“修身”。从而使中国丧失了制海权，也就是失去了强国富民的根本。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先生指出，自15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刚从中世纪的黑暗中摆脱出来，而新近恢复活力的中国，又重新复苏了一种长时间内受到遏制的航海志向。中国自1405年起，便发起了其历史上最大的7次海上远航，其船队在30多年中游弋于“西洋”之中。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中国这样一个敢于进取的国家旗鼓相当。中华帝国演出了一场大舞台的“外交巴蕾”，并且使整个亚洲都卷入了其舞蹈步法中。但在1435年，就在葡萄牙的亨利王子(Henry le navigateur, 1394—1460年)考察非洲海岸的时候，中国的最后一位“航海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晏驾了。航海家亨利王子于1415年占领了摩洛哥的休达(Ceuta)，于1418年左右发现了马德拉附近的圣港(Port Saint)以及马德拉岛(Madera)，他由于受元代赴中国与东方旅行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于是便派船队于1434年绕过了博哈多尔角(Le Cap Bojador)，此后又发现了亚速尔(Azores)群岛和加那利(Canary)群岛。1445年，他的一只船到达塞内加尔河，于次年又驶至冈比亚河。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年)前后4次远航，发现了西印度群岛，也就是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Vosco da Gama, 1460—1524年)3次东航，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并最后客死于科钦(1497—1524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年)绕过南美并横渡太平洋，环世界航行并确定大地为一圆形球体，成了第一个从东向西横渡太平洋的人(1505—1521年)。但欧洲人的大航海比郑和晚近一个世纪。当时，世界的命运部分地取决于海上的活动。 郑和下西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不仅中国的非专业的史学家们都知道这一切，而且许多历史地图集和百科全书性著作也都作过记述。郑和下西洋的许多事实，要比葡萄牙人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情节，更容易证实得多。因为郑和下西洋的证据有明代的官方报告(《明史》与《明实录》)、出自帆船上乘客的描述(马欢、费信和巩珍)、在中国和锡兰发现的石刻资料、第二手的地图、演义小说等。有一部也门的编年史，也证实了中国船队曾于这个时代到达过阿拉伯世界(13)。葡萄牙船队却缺乏如此丰富的旁证材料，只有当事人的孤证。但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问题上，也如同在葡萄牙船队的问题上一样，仍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其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尚有许多考证工作，有待于学术界去作。 法国汉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 1885—1952年)于1941年在《草原帝国》中指出：“中国人从来没有海上的爱好”(14)。但是，中国人可能很早就越过了非洲并发现美洲。中国人于欧洲人之前发现澳洲，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中国人很早就很熟悉并经常来往于东南亚的岛屿之间，从苏门答腊经爪哇和婆罗洲而到达菲律宾群岛。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摩鹿加(Moluques，马鲁古群岛)和帝汶岛(Timor)。帝汶岛位于澳洲北部的梅尔维尔群岛(Melville)，距达尔文要塞(Fort Darwin)只有数链(encablure，每链约合200米)的航程。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国人曾访问过澳洲大岛的海岸，当然不一定是郑和船队的人。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认为，中国人很早就曾经到达过美洲大陆。事实证明，中国有一种非常显著的海上航行的早熟性。中国的这种航海早熟性或其先进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在工艺技术方面涉及到了从造船术到航行技术诸多领域。中国人在罗盘、轴心舵、三角帆、水密舱、浮锚、桨橹、拆卸舵与折叠帆等方面，都远远走在前列。这种先进性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长期发展结果。中国的“南方”应该主要是指其以长江为中心的中东部以及沿海城市。中国的经济中心于明代之前就已经南移了，虽然其政治中心在北方。 中国没有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包括在内)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那种地中海地区的航海熔炉。但西方也没有中国那些与印度、印尼、南洋群岛、波斯、阿拉伯世界和东非很早就联系起来的南方海岸。中国的这种人口、物质和技术优势的古老结合，只会促进他们航海技术的发明、发展与多样化。这正如欧洲的南北接触、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流，促生了更有效的航行新技术一般，也正如葡萄牙船队正是两桅或三桅高舷帆船(Kogge)与大帆船(nef)的混血女一般，海上交流必然会促进航海业的发展。 总之，中国很早就曾认真地面对海上冒险，并为此作过各方面的准备。这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需求。 到了明永乐时代(1403—1425年)，中华帝国又逐渐开始恢复宋元时代开通的与海外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时代起，中国的对外关系，才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转化。外国或番邦的使节、官吏和国王，不断地涌向南京和北京。虽然瘸子帖木儿(Tamerlan)曾囚禁过中国皇帝的使节，并且在撒马尔罕当着卡斯蒂利亚人使节克拉维约(Clavijo)的面而侮辱他，但中国使节在其他地方却受到了友好接待。俞士吉于1402年出使朝鲜。明王朝还派出了许多使节出使外国及其番部——乌思藏、女真、蒙古、吐鲁番、哈密等。日本的统治者也向明朝进表称臣，而日本本来是一个唯恐失去其主权独立的傲慢国家。1403年，安南向明朝遣使，请求对黎朝册封。许多非常遥远的地区，诸如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古里(Calicut)、科罗曼德尔群岛海岸上的“西洋琐里”(Chola)等，都遣使恭贺朱棣登基，继承大统。曾被伯希和考证为“琐里国王”的“西洋”国王，早在洪武年间(1370年秋)便向明帝遣使奉礼，成祖曾颁即位诏于西洋琐里。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遣闻良辅和宁善使西洋琐里，他们同时还于1403年出使爪哇国，于1404年出使苏门答刺。在1403年，成祖复命中官马彬往使，西洋琐里国王亦遣使南京作答。东南亚所有这些国家(爪哇、苏门答刺、西洋琐里和古里)的使节，都是乘中国帆船前往南京的。例如，当明使Sun Xuan自浡林邦(Palembang)归国时，便携当地国王的儿子同行。明王朝还曾向暹罗遣使。1403年，满者伯夷(Majapahit，爪哇)的一个使团与琉球的一个使团到达中国。1405年，由忽鲁谟厮的“锁鲁檀”(Ezz-ud-din，君主)遣某一位马拉子出使中国。这一切都使永乐皇帝名扬四海。明王朝以在南京接待浡泥(Bornéo，婆罗洲)国王而圆满结束了这些外交使团的努力，而洪武帝却从未能最终说服该国王向明王朝纳贡。浡泥王决定放弃满者伯夷并不再向该国纳贡了。浡泥王是第一位入华朝天子的外国国王。尽管浡泥王为一小邦王子，在中国却受到极其热烈的接待。当浡泥王子于1408年在中国暴卒时，又由明政府在南京隆重安葬。 所以，在郑和之前，便有不少中国人走出国门，也有不少外国人进入中国。这应该是郑和远航的必要条件和历史背景。 由郑和率领的中国船队下西洋，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冒险。在近30年间(1405—1433年)，共有近3万军人，乘长达100多米的大帆船，他们先后到达印度海岸、南阿拉伯沿海和东非海岸。 作者根据南京刘家港和福建海岸发现的两通天妃宫石刻，而详细列举了郑和7次下西洋的时间、所到地点和成果。作者对于郑和和宝船的大小、人员、编组方式作了详细研究。他认为郑和船队与当时和稍后的欧洲船队，没有任何可比之处，要先进得多。葡萄牙人的远征最早使用的是小驳船，与吉尔·埃亚内斯(Gil Eanes)于1434年为绕过博哈多尔角而乘的船属于同一类型。葡船不及30吨的登记吨位，拥有双桅，区区20—30米长。其帆一般为三角形，由于鼓风的原因而被称为“圆帆”。其甲板也仅仅能供人行走，并用于保护商品不受海水损坏而已。那些固定在船头和船尾的帆布可以保护20多名船组人员。除了某些在港口操作的桨之外，船上一般不配备任何桨手座。驶过博哈多尔角之后，葡萄牙古帆船(barinel)和驳船(barca)成了葡国官方史学家苏拉拉(Zurara)经常提到的出洋船舶，而直到1440年前后，轻快帆船(caravelle)才被人广泛接受。古帆船是配桨的，肯定比小驳船稍微先进一些，更善于在航途中前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入河湾，以对河流沿岸进行考察。其吨位不超过50吨。郑和的船应该比这些葡船更先进许多，尽管其时代更早。 对于郑和下西洋是为寻找建文帝一说，作者认为可能性不大。即使建文帝隐匿下来了，中国也没有必要派遣如此庞大的船队，以如此之多的人马，航行如此之远的路程，访问如此之多的国家。根据中国当时的实力，完全有能力从事秘密调查、派遣间谍或请求当地那些忠于明王朝的统治者给予协助。明王朝的特务机构很发达，当时已初具朝贡网络系统。因为郑和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即使建文帝尚在人间的话，也只会隐匿得更严密，逃亡得更遥远。所以，派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最多也是一种借口，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原因。 反击倭寇，也不是郑和海上远征的主要原因。倭寇于永乐初年非常猖狂，不断对中国沿海发动袭击，但以宝船在海上远征，是不适宜完成抗倭使命的。况且，中国沿海有专门设备和防御工事来抗倭，根本用不着派宝船出洋抗倭。 至于发动征服或吞并土地，那也绝不是郑和船队的目的。郑和宝船中确有骑兵、火药、弓弩和当时最“现代化”的甲胄，但郑和只在出于外交或治安需要的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动用武力，他从不动用这一切以强行占地夺产。 郑和远航也根本谈不到传播中国的意识形态或传播宗教的问题。因为中国当时并不追求使“西洋”居民接受某种宗教的归化，或者是接受某种哲学的支配。郑和本人是穆斯林，有释道信徒们陪同他。船队中的官吏们，大多数都是受儒教培育出来的。郑和出访的是伊斯兰教和佛教国家，但他所宣扬的应为儒家文化。 所以，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既不是入侵，也不是宗教归化，更不是劫财夺宝，夺占土地更不可能了。 至于贸易，郑和船队所从事的是国家的统制贸易，当时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始终是受禁的，至少也是严加管制的。永乐所开创的不是一个贸易时代，而是一个对外交和贸易严加控制的时代。他基本上继承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外国人不信任的态度。外国人受中国官府的严密监视，而且中国商人也接受对其货物和人员的仔细清查。永乐还严禁中国人乘船私自出海。但这些条例从未被严格执行过。朝廷对于可以使某些家庭或某些宦官致富的各种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家垄断了整个贸易的权力，同样也垄断了某些重点出口商品，如盐巴、茶叶、瓷器、丝绸和金属。国家同样也垄断了马匹和明显的战略物质的进口。这些垄断的宽松程度，根据不同时代而各有所异。中国政府介入了从生产经过运输而到分配的整个过程。总而言之，郑和远航具有除了贸易之外的另一种目的——加强朝贡贸易制度。 对于郑和远航中的朝贡与外交的关系，作者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中华帝国的天子自认为身居大地中央。中国中心论的思想与皇帝对大地的统治权之间，存在着意味深长的关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中华帝国和其他胡人或蛮夷人、藩部和遥远的朝贡国。中国历史上的“胡人”受城市文明(粮仓和产业)的吸引，不断如同潮水般地涌向中国北方和西北部的辽阔领土。但中国中原王朝仍以其统一国家和以定居民为主体的政权来对抗胡人的侵边，以谷物和稻米食物来对抗奶肉食品，以社会等级稳定的制度来对抗动乱与战争。所谓“藩部”，即中国周边的汉文化近邻——安南、日本、朝鲜。这些国家均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向佛教和儒教开放、与中国分享其文字和定居生活。中国变成了东亚的一种文化标识或模式，完全如同希腊和罗马在西方的地位一样。明王朝对这些国家基本上执行了不干涉政策，只要求它们向天朝定期纳贡，取消了这些国家商品进入中国的关税。总而言之，区区一点国际贸易，与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中国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一部分外国向它纳贡，它又作为礼物而赏赐其他国家。明初在一段时间内，又回归到了古代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认为国际贸易行为是滋生动乱的策源因素，商人与经商是动摇祖宗业绩的祸首。 洪武帝曾派出了许多使团，去向亚洲国宣布他开国登基的喜讯。虽然也有许多外使到达南京，但很快就冷落下来了。永乐发动了新的外交攻势，但仍将朝贡政策作为国际交流的基本框架。永乐依照中国一种具有古老传统的哲学行事，那就是皇帝受天命而负责维持社会的和谐。中国对于其藩部至少是有些象征性的义务：维持所有人之间的“太平”。中国皇帝让那些小国跻身于文明国家大家庭之列，提高这些国王们于其国内的威望，使他们能真正接触中国文化，从而为他们打开了与中华帝国从事贸易的大门。由于这些原因，遥远的古里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国王，很快就非常自愿地接受了这种“藩属”地位，他们不用中国发出要求便会非常乐意地向中国皇帝纳贡，甚至还会催促天朝政府接受交纳贡品。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纳贡是对天子尊重的证据。但它事实上也是一种贸易，因为中国皇帝必须以重礼相赏，甚至还赏赐银票。

从明成祖时的1405年，到成祖之孙宣德帝时的1424年，郑和七下西洋。其船队规模之大，人员(绝大多数为军人)力量之强，技术水平之高，航行范围之广，在当时都是空前的。[1]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然而，为什么气势恢宏的航海壮举却很快“随郑君之没以俱逝”，[2]没有形成前后相继的局面，没有使中国更加开放？事实上，对于上述问题已有学者提出并回答过，但他们主要是从中国的思想文化、民众心理、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的角度来分析的[3]。这种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因片面强调主观因素而略显历史唯心主义倾向。还有些学者尽管强调了经济、阶级等客观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而流于空泛。郑和的航海属于实践活动，而作为主体的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这正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目的实际上是利益的表现形式，是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判定结果，说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内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体的目的一定要与自身的利益相适应，正确地反映利益。这样对主体实践活动的分析就由对目的的分析转化成对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笔者尝试使用演绎法，以政治学理论中有关利益的阐释为大前提，以历史材料为小前提，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一、政治学理论中关于利益的阐释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课题，一般既包括哲学伦理学含义又包括经济物质含义。利益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利益总是人的或由人组成的组织、集体的利益，没有人根本谈不上利益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个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过程。”[5]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生物体必须要新陈代谢，要与外界（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人是有意识的，人的需要除了随人的生理变化（主要体现在年龄的变化上）而变化以外，又随人的意识以及在意识支配下的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又具有主观性，这是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的显著区别。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按主体追求的目标和层次，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它们以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两个需要客体为表现形式，其中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仅有需要不行，关键是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本质上是人们以一定的途径获取需要对象，而“满足需要的途径问题把从事生产和结成社会关系提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日程”。[7]为了满足需要，人们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其中处于基础和决定地位的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它直接影响着其他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关系一旦形成，不仅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区域化，而且还支配着用以满足需要的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因而本质上，客观地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从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具体而言，人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就转化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了。这样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产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链条，人们的需要完成了社会转化、客观化，从而利益产生了。因此，“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8] “利益既是一个物质范畴，也是一个关系范畴，具有社会性。”[9]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关系范畴，“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10]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联系，即只有与实践相联系才能转化成利益。实现了的利益便会转化成手段，并使主体产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满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会关系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决定于生产方式的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它的界定却具有主观性，对利益的判定结果或者说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体的目的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它以客观利益为中介与生产方式产生联系。目的只有正确地反映利益才能实现并扩大利益，继而产生新的目的、新的实践，形成循环，否则就会妨害利益，导致原有目的的改变或取消。这样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考察一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确反映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否与利益一致。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比较典型的观点有：寻找被明成祖篡夺了帝位的建文帝[11]；“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2]；“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13] “通好它国，怀柔远人”[14]；“谋求内外稳定”[15]；联合他国围堵帖木儿[16]；经济目的说；[17]另外还有满足统治者对奇珍异宝的需求，加强文化交流等说法。综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踪迹建文帝之说，略显牵强，有点高估被公认为“仁柔少断”的建文帝了，如果真的有这个目的也是次要目的。其实，“这种说法在明代已有人提出怀疑之言”[18]。“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说，实际上是把实现目的的方式、方法混同于目的本身了。“《明史》云：‘……（郑和船队）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藩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19]而“谋求内外稳定”义同“巩固政权”，是万能的说法，当然有一定正确性，但太过笼统。郑和航海远达非洲，因此围堵帖木儿说也缺乏说服力。而至于经济目的说，搜寻奇珍异宝说，加强文化交流说等，则是把主观目的造成的某些客观结果、产生的副产品同目的等同起来了。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具体而言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扩大封贡体系，形成“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宏伟局面，说得委婉一点就是“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通好它国，怀柔远人”。一定程度上，如梁启超所说：“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20]建立封贡体系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需要。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近代以前，世界领先、历久不衰，华夏民族因此早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在对待异族它邦上，则具体表现为“华夏中心意识，也称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21]华夏中心意识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两层含义。中国为尊的居高临下心态以及华夷一统，“四海一家，化被天下”，的大一统观念自然就成了这种“华夏中心意识”的必然逻辑结果，“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天下共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需要，因为人们视此为衡量一个王朝是否强盛的标志。封贡体系（又称朝贡制度）就是在上述一系列主观意识支配下，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儒家礼治思想，以及由之决定的“柔远存抚”、“厚往薄来”为工具或原则而产生的客观结果。历史上中原华夏政权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战乃至被取代的情形并不鲜见，最明显的例子是蒙古统治者南下中原，建立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元朝的统治者没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因此在对待朝贡国上，以武力取代怀柔，取代文化上的“化”，转而进行压服，不时干涉其内政，而且“蒙古统治者尤重朝贡的物质利益”，“朝贡制度较以往更具君臣主从关系的实际内涵，朝贡的礼仪性降到次要地位”。[22]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对封建传统一仍其旧，将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极致并恢复、发展了因元朝灭亡而中断的宗藩关系，完善了封贡体系，使其手续更加缜密，组织管理更为严格。但“洪武末年，多数海外国家已久不来贡，与明廷十分疏远了”。[23]通过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政权的明成祖新登宝座时，“前来朝贺的只有朝鲜等少数国家的使臣”[24]。因此，为了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巩固其统治地位，他对封贡体系较之其父更是情有独钟，“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锐意通四夷’，广招海外国家前来朝贡”。[25]郑和下西洋就是为着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亚、非诸国，招徕各国使臣入贡，开拓贡使贸易。宦官郑和几次出使。”[26] “郑和携带成祖诏谕诸国的敕书，去各国开读，并持有颁赐各国王的敕诰和王印。”[27]明成祖御临的明朝宫廷宴会上曾响起这样的歌声：“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朝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人圣。天陛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28]因此，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拓展封贡体系。

发生于十五世纪初的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伟大壮举。其科技之先进，人员之众多，规模之庞大，航线之遥远，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的，无疑郑和在世界航海史和人类文明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下面是历史论文：浅谈郑和下西洋及影响一、郑和下西洋的背景六百多年前，在世界发展的舞台中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依然是世界的中心是其他国家眼中的泱泱大国、天朝上国。永乐年间，明朝国力相对强大，政治较为清明。明朝统治者为恢复以前万国来朝的盛世局面，重振国威，积极恢复、发展与海外诸国的外交往来，大规模的开展外交活动和贸易活动。要分析该论题首先必须清楚郑和下西洋中“西洋”是指什么地方，据调查明朝把如今的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印度半岛等地区。而郑和下西洋主要活动今天的南洋群岛。(一)经济背景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他的出生并非是名门望族，而是卑贱的贫苦农民，他从以前的生活经历中知道“保民之道，藏富于民”的重要性，明白只有百姓富足自己的统治才能更加稳定，并通过总结元朝灭国的教训，进而采取了一些列休养生息的措施。经过三十多年的励精图治，形成了“外户不阖，道不拾遗”的繁荣局面，到洪武二十年，全国的耕地面积比建国初年扩大了五倍。“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癝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②]，简单来说就是到了粮食多至吃不完只有让它发霉的境界。矿冶、纺织、造船等手工业生产，都超过了中国的历史最高水平。农业的稳步发展，商业贸易的活跃，更是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使其足以支付遣使下西洋的庞大开销，此时的明朝已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此外，在建国初期朱元璋工作的重心是国内政治，外交方面主要以“防”为主，推行海禁政策，虽是当时局面的不得已，但已是与时代发展相背离。中国的国际威望明显下降，每年前来京城朝贡的国家越加减少，许多国家已多年不派使者来华，万国来朝的局面不再，更有甚者，出现了附属国无端杀害明朝使者的情况，这是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明朝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而且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当人们满足了自己的生理需求后，需更高层次的物质文化需求便日益增加，他们需要更广阔的世界，再次提出开展海外贸易也就成为必然，而且海外诸国也希望同中国恢复贸易往来，发展经济。(二)政治背景郑和下西洋的政治动机自古以来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对此，我大概列举两点,其一是为寻找失踪的建文帝，朱棣率军攻进南京的皇城以后，未发现建文帝的下落，虽然有人说建文帝已经被烧死，但是对于这个被朱元璋指定的皇位继承人，朱棣还是十分忌惮的，毕竟他才是皇位的正统继承人。沈德符的笔记中曾写道：“少帝自地道出也，踪迹甚秘，以故文皇帝遣胡濙托访张三丰为名，实疑其匿他方起事。至遣太监郑和浮海，遍历诸国，而终不得影响。则天位虽不终，而自全之智有足多者……”在此后的数年间朱棣不断听闻建文帝在西南甚至海外出现过，朱棣担心自己的统治收到威胁，决定派遣郑和出海寻找建文帝的踪迹以消除对自己的威胁。其二，招抚张士诚在海外的残部。张士诚和朱元璋一样，当年都是反元义军一支，但是成王败寇，朱元璋打败了张士诚的起义军队后，张士诚的残余势力逃到了海外。朱棣担心这些势力在海外发扬壮大起来，因而派遣了如此庞大的船队出行西洋，在宣扬国威的同时如果遭遇反明势力也可以一举剿之。二、郑和下西洋的准备(一)海洋调查行动前的详细调查的确保事件成功的保证之一。据福建泉州的郑和研究专家介绍，郑和七下西洋，这么庞大的船队远洋航行，不仅每次都达到了预期目的地，而且都能平安归来，这说明他们掌握或具有比较先进的海洋知识，而这些知识不是凭空而来的，是经过缜密的海洋调查才能获得的。郑和等航海家们在航行过程中经行了详细的海洋调查，在必经的一些海区、海域，对其的气候，地形，水势都做了观察记录，“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地礁石之图”，并且对一些特殊的地形海貌如“老古石地”“泥沙地”等都颇有研究。郑和还向所至各国广泛征集他们所收藏的各种海图和航海资料，使得郑和船队对航海所经历的各地的山势、山峡、海陆分布、水文气象、环境条件都有了更为具体的详细的了解，为以后进行更远的航海旅行提供了科学的海洋知识和经验。《海底簿》记载了郑和当年的海洋调查活动：“永乐元年，奉旨差官郑和、李兴、杨敏等，出使异域，前往东西洋处。一开谕后，下文索图，山峡，海域及水势，日夜不致误也。”这说明了郑和等人正式下西洋之前在广大的海域开展了对海洋情况、海洋环境的调研活动，并且通过此次活动获取了大量有关东西洋各地海岛、山形、山峡、水势、水陆分布特点等方面的第一手数据，并与以前留下来的各种海图进行了对比和校正。在《顺风相送》等海道针经中记载：“永乐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诏，累次校正针路，牵星图样，海域，水势，山形图。务要选取能谙针深浅更筹，能观牵星山屿，探打水色浅深之人在船，深要宜用心，反复仔细推详，莫作泛常，必不可误。”文中提到的“牵星”相当于如今的天文导航，而海道针经则相当于现如今的指南针导航，郑和船队在航海行驶中所使用的郑和将二者在航行中有效的进行结合使用，白天用指南针导航，晚上则通过观察星斗位置和罗盘来保持船队的航向。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研究发现，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的突出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日月星辰测定自己的方位以及船队航行的位置。此时郑和已经能够熟练的把天文导航与罗盘导航有机的结合起来使用，由此提高了对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称之为“牵星术”。这项技术在那个时代是最高天文导航技术。2、郑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术，这是郑和船队在前人技术总计的基础之上独造的航海技术，即“针位取海道”，“以六十里为更，以托避礁浅”[③]。这里的一更是指在标准航海下2.4小时所航行的里程。这里的针路是指航行时确定航行的线路，主要用于超出了既定的航海路线时使用。3、《郑和航海图》的诞生，虽说它只是郑和船队当时活动所用的一份海图，但它是郑和七下西洋海航成就的伟大体现，是航海经验的积累，对世界海航事业也有着重要意义，对后世研究中国古航海史有着重要作用。(二)技术成熟郑和时期的科技成就表现主要体现在造船术和航海术这两个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海岸线绵长的国家，他的造船与航海事业一直都十分发达，到明朝郑和七下西洋更是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峰。《明史·郑和传》记载：“宝船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换算单位，相当于船长达到约138米，船宽约56米。明初造船业分布范围极广，如洪武二十六年规定：打造船只由地方政府负责派遣专人打造。 “如或新造海运船只，须要量度产木、水便地方差人打造”[④]，在海运交易的各大港口或者海军驻守的地方都设有官办的船厂，且造船工厂遍布全国：北至松花江，南达广东沿海，东到黄海边。在其广泛的区域中尤以江苏、福建、湖广、等地最为发达。至今在南京市下关还残存着当年龙江宝船厂的“上四坞”、“下四坞”等作塘和水道。据考查龙江宝船厂是当时明朝大规模造船基地和停泊中心之一。有史为证 “明代文献中有关郑和船队旗舰的尺度，咋看似乎难以相信，但实际丝毫不是奇谈。”据统计，在郑和航海时期，全国共造有大小海船近4000艘，永乐年间，明朝海军拥有3800艘舰船，仅南京新江口就有400艘大型主力舰，由此可见，造船技术的先进性在当时是不然而语的。因而李约瑟感叹道：“在明朝全盛时期，其海军也许超过了历史任何时期的亚洲国家。甚至超过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超过所以欧洲国家海军的总和。”寺田隆信在书中也赞扬了中国的传统的造船技术，他写道：“造船技术的优劣，是一个国家生产技术水平的反映。像以上所说的那样，15世纪初的中国，以高超的传统造船技术，建造了难以置信的巨大船舶，接连不断的把他们送入大海中。”三、郑和船队的概况郑和下西洋组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远洋船队。郑和每次远航，其船队共百余艘其中包括六十二大、中号宝船加上其他类型船只。郑和船队实际上是一支混合舰队，其中包含宝船、坐船、马船、粮船、和舰船。这些船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最小的也有一十八丈。换算成今天的比例尺最大的宝船，约合一百三十点六八米长，五十三点九四米宽，深度达到十二米，吃水线是八米，舷壁高一点五米，载重力高达七千吨，船上共有九根桅杆，四层甲板。如此巨大的船只在当时是令许多人无法想象的。在如此庞大的船队上必然会有庞大的队伍和完备的机制来调节航行。“永乐三年(1405)六月，名和及其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以次遍历诸蕃国”。这是《明史》中关于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记载。在其他各种史料如《郑和家谱》、《菽园杂记》，《前闻记》、《皇明四夷考》中，都明确指出了郑和下西洋的人员数量达到两万七千多人。人员大致分为“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舵手、通事、办事、书算手、医生、铁搭材等匠、水手、明稍等，共二万七千五百五十名。”在其他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计下西洋官校、旗军、勇士、迈事、民稍、买办、书手通计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员名，官八百六十八员，军二万六千八百名，指挥九十三员，都指挥二员千户一百四十员，百户一百零三员户部郎中一员，阴阳官一员，教谕一员，舍人二名医官医士一百八十名，余丁二名，正使太监七员，监丞五员，少监十员，内官内位五十三员。”[⑤]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郑和船队有明确而精细的人员分工。例如：有掌管天文气象监测的阴阳官，有掌管医疗卫生的医官医士，有掌管制造的舵工，火长。因而概况人员职务用现代来讲可分为：领导成员：正使太监，副使太监;军官：都指挥;外贸人员：户部郎中，办事，买办，书算手等;技术人员:火长，舵工，阴阳官;翻译、通事;医官医士;工匠;还有水手、民稍等基层人员。四、郑和下西洋的影响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是爱好和平的在中国的思想体系可以窥见，从儒家提倡的“仁”“仁政”，到墨家的“兼爱”“非攻”，再到道家的“无为而治”。和平已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诞膺天命，统御万方”的世界主宰观自古以来就是统治者所推崇的统治思想，推行“内安诸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的和平友好政策。(一)维和行动明初，东南亚国家众多，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国家势力此消彼涨，不时互相争夺，导致战争不断。随着暹罗、爪哇两国势力的不断增长，不断地进行对外扩张，欺压领国。中南半岛上安南与占城两国更是仇怨深重，两国时有的摩擦影响到整个中南半岛的政局，甚至出现上文所提到的，在三佛齐出现了杀害明朝使臣，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他国使者的情况。再有就是海盗猖獗,横行海上，经常抢劫商船，海上交通线收到严重干扰。例如：海盗陈祖义是当时海盗中最强的一支，成员在最鼎盛是超过万人，拥有战舰近百艘。 陈祖义“甚是豪横，凡是经过客人船只，辄便劫掠财物。”[⑥]他不仅掠夺经过的商旅，而且打劫西洋来华的诸国使节，这不仅影响了明朝与该地区的正常来往，而且使得明朝在国际中的威望有所损害。为消除不稳定因素明，成祖采取了笼络和武力并举的方法，改善航道不稳定的状况。公元1407年，朝廷决定招谕陈祖义，使其归顺朝廷。陈祖义假装归顺，暗中却准备抢夺郑和船队。他对自己的部下说：“明朝的船队虽然多，但是领导者却是第一次出海，而且军队都不擅海战;他们船很大，但也以此行动缓慢，朝廷的水师虽然强大，但是已经多年未参加过战争而且是以步兵主力。”这一阴谋被一个叫施进卿的人告诉了郑和，随后，郑和预先做好准备工作，待陈祖义前来偷袭时，率兵用火攻烧毁海盗船，剿灭海盗5000余人，并生擒陈祖义押回京城。陈祖义后被明朝廷斩首示众，以警他人。明朝廷此举可谓一举三得：首先，它打击了海外的海盗势力，震慑了一些蠢蠢欲动的其它组织;其次，保证了东南亚航道的安全性;最后，此次举动在西洋各国赢得了声望，明王朝的国际威望有所恢复。(二)树碑布施在东南亚及南亚，各国大多信奉伊斯兰教和佛教。而文章开篇说道郑和出生于一个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父、祖先后都到曾到过麦加圣地朝圣，并且获得了“哈只”的尊称，这是只有顺利完成朝觐仪式的人，才能授予的头衔。据史料表明郑和既是回教徒但又信奉佛教，郑和于永乐元年受道衍和尚的教诲，皈依佛教，并受“菩萨戒”取名“福善”。郑和的这种双重身份，有利于在这一地区妥善处理复杂的宗教问题，能更好的和各国进行沟通。而且郑和船队中还有马欢、郭崇礼、费信、哈三、浦日和等一批信奉穆斯林的教徒。郑和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树碑布施，以表敬意，例如：郑和在锡兰(今斯里兰卡)佛寺举行的布施活动，盛况空前。正因为明朝政府推行郑和的和平外交政策，使其受到了海外各国的颂扬，于是一些和明朝廷断绝多年来往的甚至是过去从未来往的国家纷纷遣使节来华，和明朝廷建立外交关系，以表敬仰。据统计，明成祖在位时期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更有如今的文莱、满剌加、苏禄、菲律宾四国的九位国王八次亲自率团前来访问，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更有3位来华访问期间因病而逝但明确要求葬在中国的国王。明朝都以王礼后葬。遗留在中国的坟墓已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和平友好关系的见证。郑和下西洋所到国家一度掀起“中国文化热”，泰国研究学会会长周正荣说，泰国的礼拜寺，马六甲殿宇等建筑都是郑和下西洋时所建，马六甲有三宝庙、三宝亭、三宝井;爪哇岛有三宝港、三宝庙、三宝洞等。郑和下西洋把中国先进的优秀的的文化传到了西洋各国，例如丝瓷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货币文化等引起了西洋各国的争相学习。对比此后西欧所进行的以掠夺贵金属、土地和进行殖民统治为目标，用枪炮和细菌掠夺当地无数居民性命的毁灭性的，殖民性的新航路旅程，郑和七下西洋给东南亚各国带去的是政局的稳定，经济的繁荣，社会的进步。对此当地人们给郑和建庙树碑，并且世代香火供应不断，对比作为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联合国在1992年决定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间定为全球节日之一，但却遭到了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对。(三)结果反思郑和船队七下西洋，为何其后在海上销声匿迹，不见其踪迹?客观原因是随着欧洲政治经济的发展，他们的眼光开始面向世界，在东方国家进行殖民活动，掠夺资源，堵塞交通，严重阻碍了中国同南洋诸国甚至更远地区的交流。主观来讲可分为几个方面：1、统治阶级的反对：明成祖死后，朱高炽继位，史称仁宗，他一登位就下令“罢西洋取宝船”，而且他是一个短命皇帝，他死后传位给年仅九岁的宣宗，此时皇帝还很幼稚不太懂事，于是宫廷便由仁宗诚孝皇后张氏当权，朝廷则由杨士奇、杨荣、杨缚掌握。三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掌握了国家的大权，他们已没有年轻时候的魄力，也没有远大眼光，不赞成朝廷耗费庞大的费用去赏赐那些来华使者。2、经济困难：郑和下西洋的前十年，就从内务府支取了六百万两左右的白银，这还不包括对来华的各国君臣或使节的赏赐，而明朝中叶一年的财政支出才三百万两左右，户部尚书夏元吉曾多次上书反对下西洋。虽然明政府竭力的在发展经济，农业等，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到永乐后期，国库由于多年支付征伐安南和漠北、修建北京城和下西洋等，财政负担加剧。3、其他因素：郑和去死后，朝廷如需再次下西洋，必须派遣以为能够胜任组织如庞大的船队的人。就经济贸易来讲，我们用丝绸，铁器，瓷器交换香料、珠宝、奇珍异兽等是不具备再生产条件的。因而为节省国家支出，航海也便谢幕了~

论郑和远航在中非关系史上的意义出处：《东南亚研究》 2005年 第6期 作者：李安山本文从郑和远航以前的中非关系、郑和远航与中非关系以及郑和非洲之行留下的疑问等三个方面探讨了郑和远航在中非关系史上的意义.中非关系源远流长,郑和远航将这一关系推至一个新的巅峰.在郑和之行...论郑和下西洋无以为继的必然性出处：《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5年 第8期 作者：魏晶晶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的壮举,但其仅存在了二十八年,此后明清两代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航海活动,这与郑和下西洋的动因密不可分。基于学术界对郑和下西洋动因的看法,从＂厚往薄来＂的贸易方针...走进郑和出处：《回族研究》 2005年 第1期 作者：杨怀中明代大航海家郑和,作为回族穆斯林,有着显赫的家世、卓著的勇气、超凡的智慧,因而义不容辞地担当了出使西洋的重任,并圆满地完成了使命,创造了名垂青史的业绩.本文从回回民族史的角度诠释了郑和航海...郑和下西洋与明代香料朝贡贸易出处：《江海学刊》 2008年 第1期 作者：严小青 惠富平在宗教祭祀、医药薰香、饮食调味过程中，香料必不可缺。明代是继宋代之后又一域外香料朝贡的高峰期，对当时的国家政治、经济影响深远，意义重大。郑和出使西洋，在明代香料朝贡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