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祥林嫂的论文题目

卖国实践翻案，为汪记“曲线救国”论招魂。他们甚至提出要重估汪伪政权的历史功过，要彻底摆脱国共两党原来对汪伪政权的观点，声称“汪记南京政府”是重庆国民政府的补充，它代表了广大“灰色地带”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代表日本法西斯的利益。与此同时，一些歪曲历史，美化汪精卫、陈璧君、周作人、胡兰成等汉奸的文章也纷纷出笼(22)。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背景极为复杂，其中一个最值得注意的迹象是这些历史人物的亲属及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所在地政府或团体的介入，使历史人物研究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许多本来并不难解决的问题成为旷日持久的争论焦点，许多本不该翻案的问题也重新翻案，使问题越来越繁杂。方伯谦、严复等人的研究都存在这些问题。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后人和所在地的政府或团体希望对这些历史人物评价高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一些纪念性的讨论会多说好话，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科学研究毕竟是一种科学，如果历史学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事实，就只能沦为一种“史学广告”，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那确实是学术的堕落。至于某些研究者，由于知识背景和能力的限制，无法从宏观上把握所研究的对象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占有的实际地位，而是过多地介入感情，甚至可以说，许多研究者研究谁，就爱上谁，不仅自己不能从被研究者的身上疏离出来，而且有些过分武断者甚至不许别人对他的研究对象说一个不字。上述背景与原因还使90年代以来的近代历史人物研究出现一些过分翻案的倾向，使原本可以接受的结论变成不定的问题。如果说新时期的前十年的一些历史人物的翻案还带有拨乱反正的意义的话，那么最近十年的一些翻案文章，则更多地带有搅浑水的意味，带有黑格尔所说的“正反合”的意思。原来说是白的，他偏说成黑的。以否定之否定的研究方法，作为学术创新的捷径。凡此，都是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工作者所应该注意和克服的。注释：(1)据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49―1979》一书的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O年版。(2)据徐立亭、熊炜编《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79》一书的统计，中华书局1983年版。(3)《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4)《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5)《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6)吴晗：《论历史人物评价》，196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7)吴泽、谢天佑：《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若干理论问题》，《学术月刊》1960年第l期。(8)史苏苑：《关于历史人物评价五题》，《史学月刊》1982年第5期。(9)余志森：《研究历史人物不可忽视各人特点》，1984年10月15日《文汇报》。(10)简修伟：《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理论问题》，《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11)降大任：《评价历史人物宜用“阶段论”》，1983年6月29日《光明日报》。(12)彭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历史

祥林嫂是鲁迅先生在小说《祝福》中塑造的一个典型艺术形象。祥林嫂的一生坎坷悲惨，最终沦为乞丐，就在年终人们祝福的欢乐气氛中，怀着无限复杂矛盾的心情冻饿致死。祥林嫂是我国封建社会千千万万个妇女悲惨命运的缩影，是千千万万中国母亲悲惨一生的生动写照。她的一生是对中国吃人的封建社会的血泪控诉。 （一）有人认为，祥林嫂的死是由于鲁四老爷的无情和四周人们的残酷．事实固然如此，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真正内在本质是封建礼教对于整个旧中国人们头脑里思想的束缚．若只是束缚了一小群人，那还不要紧，重要的是整个民族的思想都被束缚了．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畸形的社会舆论，祥林嫂也是深陷在那束缚里的一员．她也曾反抗，但无非只是想将自己重新溶入那个畸形的社会中．祥林嫂只是个社会的底层人物，具有小农意识，看不清社会发展的方向，分不清事物本质的正确与错误．所以她只能在那畸形的社会中无声无息的死去．祥林嫂在那畸形的社会里是无法存活的．她所需要的，不是"众人皆醉我独醒"，也不是周围人们意识的改变，她所需要的是整个民族意识的解放和发展．而作为一个"下等人"她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并不是想再老生常谈，而的确是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才是整个中华民族完完全全的再生了，假如祥林嫂能忍辱负重的活到新中国成立，她一定能有新的生活．鲁迅先生在《论第三种人》①一文中曾这样说过：生在阶级社会里，要想做一个超阶级的人，这样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恰如一个人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生在封建社会中的祥林嫂是不可能跳出封建社会的园囿的，她正是被封建社会的四大绳索——政权、族权、夫权、神权扼杀致死的。祥林嫂在一生中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打击。第一次比她小十岁的丈夫的死；第二次丈夫的死和孩子阿毛被狼吃掉；捐门槛后仍得不到鲁四老爷和太太的宽恕和谅解，当她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时，四婶又慌忙大声说：“祥林嫂你放着罢！”这一次给了她致命的打击。祥林嫂是个勤劳淳朴、身体健壮、意志坚韧的劳动妇女，在封建四权的重重束缚下，经济上受尽剥削，政治上备受压迫，精神上惨遭摧残，直至最后沦为乞丐，冻饿痛苦致死。作品通过最富有表现力的三次打击，塑造了她的悲剧性格。祥林嫂没有自己的名和姓，她在经济上一无所有，政治上毫无权力，而且失去了起码的人身自由。她和旧社会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悲惨遭遇一样，嫁给了一个比她小十岁的丈夫。祥林嫂当然不会满意这婚姻，却又不可能摆脱不幸的遭遇。不久，小丈夫的去世，使祥林嫂在生活的道路上遇到了挫折，她本来想遵奉着封建礼教的规定老实地守寡，后来听说婆婆要把她卖到深山野坳，才跑了出来到鲁四老爷家里做工。在鲁四老爷家里，她默默忍受着残酷的剥削，“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不仅不以繁重的体力劳动为苦，反而感到满足，“口角边渐渐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祥林嫂所希望的，所感到满足的，原来是一种作为人的最低的生存条件，是一种极不公平的生活，因而这希望和满足本身，便是带着悲剧性的。而鲁四老爷家，是个顽固的封建堡垒，它当然不可能把祥林嫂搭救出来，当她的婆婆和堂伯一旦打听到了祥林嫂的底细，靠着族权的威严，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把祥林嫂劫了回去，把它当作商品卖给别人，这是祥林嫂的命运史上遭到来自封建四权的第一次重大打击。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妇女的命运如同牲畜、商品，处境悲惨可怜。祥林嫂的被迫再婚，曾被认为“交了好运”。“男人有力气干活，房子是自家的……母子皆胖……”在祥林嫂苦难的一生中，这段值得回忆的幸福生活却短暂的如昙花一现，而灾难和不幸却总是象影子一样威逼着她，迫害着她。随着贺老六断送在伤寒后，儿子阿毛又被狼吃掉，使祥林嫂再一次遇到了挫折，因为封建礼教所规定的“三从”，实际上是“三靠”，在家靠父母，出嫁靠丈夫，夫死靠儿子。而祥林嫂夫死子亡，已经无人可从，无人可靠，象浮萍似的在水面上飘来荡去无所归依。后来大伯趁机收屋，驱逐了她，她就漂流回到鲁镇，不得不又回到鲁四老爷家做工，这是祥林嫂遭到封建四权的第二次更重的打击。两次嫁人，夫死子亡的祥林嫂，处境每况愈下，当她再次回到鲁四老爷家里时，已经面目全非，不仅衰老迟钝，干起活来也不如从前，还絮絮叨叨向人复述阿毛被狼吃掉的故事。对于祥林嫂来说，丈夫死于疾病，毕竟属于人力不可抗拒的“天命”，儿子被狼吃掉，是因为自己疏忽大意，“于心有愧”，所以阿毛的死成了她心灵上无法医治的创伤，久久不能忘怀。她企图借助喋喋不休地讲故事来博得别人的同情和安慰，以减少自己思念的痛苦，结果越说越想，越想越说。要知道，这不是一般的追述，而是在反复咀嚼自己的痛苦，这种痛苦始终在折磨她。祥林嫂更为痛苦的是，他不仅要接受封建礼教在现实生活中所强加给她的苦痛，还要受神权思想对她的精神虐杀。这种精神的虐杀，使她到临死还背着沉重的精神负担，使她感到死亡并不是悲惨生活的结束，而是更大恐怖的开始。祥林嫂打算守寡，却受到迫害，以至被认为犯了“伤风败俗”的罪，还要捐门槛求赦。祥林嫂这么善良、安分，这么孤独、可怜，她哪里有什么罪呢？但在封建社会里，就因为她死过两个丈夫，又死了一个儿子，她反而成了罪人了，越是不幸，就越是有罪。祥林嫂本来是受千人踏、万人跨，才折磨成这样子，但是还要再捐一条门槛，再让千人踏、万人跨。这该有多惨啊！这里，不仅深化了祥林嫂的悲剧，而且把封建迷信压迫劳动妇女的阶级本质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祥林嫂是不断为自己命运挣扎的，为了捐门槛，她默默忍受，把历来积存、用血汗换来的钱捐了门槛，再受了那么多践踏，理该让她安心走向死亡了吧。但在当时社会，这也只是一个幻想。当她以为赎了罪，坦然地去拿酒杯筷子时，四婶大叫一声“你放着罢，祥林嫂”，这就彻底打破了其幻想。这时，“她象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变作灰黑”“失神地站着”，“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眼睛凹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这是封建四权对她的一次致命的打击。当祥林嫂终于明白了捐门槛不过是一个愚弄，而自己昼夜渴望的赦罪的念头不过是一场幻梦之后，她对所谓“灵魂”之说产生了怀疑，然而当她从宿命论向无神论迈出了第一步时，竟走上了生命的终点，祥林嫂终于被阶级的、家族的、宗教的皮鞭抽打而死的事实，充分证明了祥林嫂就是被这四条绳索绞死的中国劳动妇女的代表。

祥林嫂是鲁迅根据生活的若干真实原型塑造出来的典型。其一是单妈妈，她是个寡妇，却又有同居的男人；其二是乌石山上看坟的女人，儿子在门口剥豆被马熊拖去吃了；其三是宝姐姐，山里人来抢亲，宝姐姐逃走，失足落水，被捞起带走。祥林嫂的形象比原型更集中更概括，是旧中国贫苦农妇悲惨命运高度典型化的体现。祥林嫂的悲剧显示了“四权”绳索对农村劳动妇女的捆缚。族权，不允许祥林嫂守节。祥林嫂的前夫祥林比祥林嫂小十岁，丈夫死后，祥林嫂不愿再嫁，宁可辛勤劳动养活自己，所以她逃到鲁镇做工。她的全部希望和渴求，便是要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生存的权利。所以当她来到鲁家做工时是“食物不论，力气不惜的……到年底，扫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鲁家）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而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但是，好景不长。在鲁家做工不到半年，她婆婆 恃凭着族权的威势，不但把她像逃犯一样抓回去，且逼她嫁到深山野坳里。因为要用卖她所得的钱，买一个女人给她叔子做老婆。祥林嫂始终没有挣到一个“人的资格”，却像一年赚钱的货物一样被卖掉了。夫权，要祥林嫂守节。在旧社会，依照旧礼教，“女子一而”，不得再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以，祥林嫂在她前夫祥林（一个比她小十岁的男人）死后，不肯再嫁；被婆婆抓回去逼嫁贺家坳，“在花轿上，她一种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花轿，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捺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这是夫权要祥林嫂守节造成的后果。再婚后，丈夫死于伤寒，她又要为后夫守节，只能跟儿子阿毛相依为命。神权、政权要惩罚祥林嫂不守节。祥林嫂再嫁虽非自愿，但毕竟是再嫁了，就是“不守节”。“不守节”就是大逆不道，罪孽深重；不是小罪，而是“大罪”，就要受到惩罚。柳妈因受了封建迷（神权）的影响和毒害，无意之中成了统治者的帮凶，她那有关“阴司”的话（“这种人活着要受苦，死后还要受刑：阎罗王将她锯开，分给前后两个男人”）使祥林嫂在精神上蒙受极大的压力。而政权的逼害尢烈，“鲁四老爷”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政权的化身，他支持或利用其他三种权力逼上梁山害祥林嫂。祥林嫂第一次来鲁镇做工时，鲁四老爷知道她是寡妇后就“皱了皱眉”，不愿意留她。但祥林嫂凭着自己的刻苦耐劳、能干，还能分配祭祀用的酒杯和筷子；当祥林嫂再奶再寡后，即第二次来鲁镇做工时，她的遭遇就大不一样了：她不但不能再碰那“神圣”的酒杯和筷子，而且成为人们日常的笑料；更为甚者，当她到土地庙捐了门槛，神气舒畅、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时，四婶慌忙大声喝道：“你放着罢，祥林嫂！”一句话彻底地对祥林嫂“判了刑”，令到“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地看着。直到四叔来上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可见，此时的祥林嫂所受到的打击是何等之巨大！这就样，勤劳、善良的祥林嫂被鲁四老爷代表的地主阶级迫害得精神失常，丧失了劳动能力，又被一脚踢开，沦为乞丐，最后倒毙在漫天的大雪之中。封建“四权”的绳索有如千斤铁链，紧紧地捆缚着祥林嫂戕害着祥林嫂：夫权要她守节，族权不允许她守节，政权和神权又惩罚她的“不守节”。这深入骨髓的苦楚，使祥林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鲁迅抨击的予头直指封建制度，具有鲜明的独创性。晕鲜明的独创性，体现 在鲁迅刻划了祥林嫂的几个“不甘于”：祥林嫂不匡于受婆家虐待，逃跑出来到鲁镇做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争得做人的资格；祥林嫂不甘于被人强逼改嫁，用生命来抗婚。在逼嫁的路上，她不但又哭又闹，拜堂时还用头撞香案角企图自杀。虽然没有死，但也撞到头破血流，结果在额头上留下了一个“大家以为耻辱”的伤疤；祥林嫂不甘于百般受人歧视，捐门槛以“赎罪”。为了“捐门槛”，祥林嫂用了在鲁家的全部劳动所得十二元鹰洋；祥林嫂不甘于死后受阎王惩处，临死时怀疑灵魂的有无。她希望没有鬼，死去不用锯开身子来分给两个丈夫，但她又希望有鬼，死去可以在阴间见到惟一亲爱的儿子阿毛，可以一家人团聚。这五个“不甘于”是祥林嫂自发反抗精神独特而鲜明的体现。祥林嫂反抗了族权、夫权，怀疑神权，惟独对压在头上的掌握政权的地主阶级没有明确的反抗表现，这是祥林嫂反抗的局限性。祥林嫂是鲁迅塑造的“熟悉的陌生人”。“熟悉的”是指：这个形象具有概括性、普遍性，看起来似曾相识；“陌生的”是指：这个形象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祥林嫂的一生是苦苦挣扎的一生，其结果，却被地主阶级诬蔑为“谬种“。鲁四老爷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个谬种！“地主阶级年终”祝福”，作为酬神祈福的盛举，是要“吉利的”，他们嫌恶穷人在这时死去。鲁迅在刻划地主阶级丑恶嘴脸的同时，也深刻地写出了祥林嫂是被黑暗势力吞没的。鲁迅不但写祥林嫂在物质上、肉体上的被剥削、摧残，而且写她心灵深处的痛苦。通过祥林嫂的悲惨遭遇，作品深刻地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祥林嫂的死，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对黑暗的封建制度、残酷的封建礼教血和泪的控诉，她的悲剧更代表着封建宗法社会里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命运。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哪一个时期的作品，还没有象鲁迅这样真正写出一个中国农村妇女的灵魂。因而，鲁迅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从敢于闹事到妥协的爱姑爱姑是鲁迅塑造的又一个典型。这个典型，也是鲁迅根据生活的真实人物塑造出来的，是旧中国中产阶层妇女悲惨命运的高度典型化的集中体现。爱姑是有点“身份”的人，但没有过高的身份。说她有点“身份”，是因为她有“体面”的娘家和“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脚步开阔”的父亲。但爱姑又没有过高的身份，她父亲庄木三到底还不能与慰老爷平起平坐，更不能跟七大人平起平做。庄木三父女到慰老爷家去，只能先进门房喝年糕汤，走进客厅里去也只能站着。爱姑看见七大人的头顶是秃的，可是那脸和脑壳都红润，便以为那一定是擦着猪油。对于“屁塞”以及那上面的“水银浸”，对于鼻烟，爱姑都一无所知。这些细节描写都说明不能把爱姑的身份估计得过高。所以应该说爱姑是中农以上，地主以下的身份。爱姑的被迫离婚，说明当时在农村处在中产阶层的妇女，处境仍然是悲惨的。夫权、族权有绝对的权威，丈夫姘上小寡妇，不管原配夫人是三茶六礼写来的、花轿抬来的，也不会受法律保护。只要公婆不喜欢，不管你是否低头进、低头出，是否一礼不缺，也只得走。政权是夫权、族权的基础，夫权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闹了几处的离婚事件，只经豪绅七大爷（在地主慰老爷家）两句话就解决了。一句是：“公婆说‘走！’就得走。”七大爷还振振有辞，吓唬爱姑说：“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公婆为什么不喜欢爱姑呢？那是因为“‘老畜生’只知道帮儿子”，这说明，在当时衙门八字开，维护的只是夫权、族权的利益；另一句是：“来——兮！”七大爷这一高大摇曳的声音，连爱姑也感觉到“大势已去”，晴天霹雳。爱姑刚才的放肆，刚才的“闹事”、想计回“公道”，已荡然无存。可见，由于七大爷的“威严”，爱姑只好妥协。接着，便是两家互换了“红绿帖”（订婚时交换的帖子），取消了婚约。可见，“来——兮！”这两个字裨就是离婚的判决书。这就告诉爱姑，即使拼出命来，施家也不会家破人亡，封建政权是绝对维护夫权、族权和地主阶级利益的。爱姑具有“母夜叉”的性格，撒野、泼辣。丈夫“小畜生”姘上“小寡妇”，“老畜生”又袒护儿子，爱姑要回娘家搬兵讨伐，要出这口“恶气”，要把施家搞得家破人亡。因为爱姑是地方上很有点权势，“沿海居民都有几分惧怕”的土乡绅庄木三的宠女，有一个土乡绅父亲作为靠山，所以她受不得别人的钳制，更不知天高地厚。爱姑能说会道，撒野、泼辣，从她闹离婚“一闹就是三年”即可见一斑。爱姑只知道压在自己头上的正是她所信奉的封建主义制度。所以她一开始在七大人面前力数“小畜生”的不是，在七大人面前据理力争，满以为七大人“知书识礼，顶明白的”。最后还是七大人的一席话使爱姑如梦初醒，“觉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也使明白了封建主义的真实面目，可惜为时已晚。爱姑外强中干，对弱者逞强，对强者软弱，从敢于闹事到妥协，这就是爱姑的经历。她为了与施家“赌气”，又是吵，又是骂，又是砸，非把施家搞个“家破人人亡”而后快。但当她在地位比她更高贵的七大人面前，心“突突地乱跳，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显得那么软弱、无能。当七大人说出最后一句话：“来——兮！”后，她不由自己地说：“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的吩咐……。”爱姑的态度一百八十转弯，从敢于闹到彻彻底底的妥协，最终变得恭恭敬敬，唯唯诺诺。爱姑的悲剧，充分说明了处在中产阶层的妇女，同样逃脱不了遭人践踏的悲惨命运。这种现象在旧中国是普遍存在的，是“熟悉的”；爱姑亦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因而又是“陌生的”，是与众不同的这个。从追求个性解入到走上绝路的子君《伤逝》的女主人公子君是鲁迅先生塑造的又一个成功的妇女形象。子君是现代文学作品中一个具有反抗精神、最终被旧制度吞噬的女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伤逝》写的是知识妇女的悲剧。子君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为“五四”革命狂飙所唤醒的女知识青年。她常“谈伊孛尔，谈泰戈尔，谈雪莱”，并以这些资产阶级个性主义者的民主革命思想来激励自己，子君和涓生终于结合了，也曾经有过安宁和幸福。但婚姻自主胜利后，子君却步不前，变得浅薄、庸俗、怯弱，与涓生在人生态度上主生分歧，爱情终于出现了裂痕。成家后的子君，不但没有像涓生一样继续学习和探索，争取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的才能，做一个自立于社会的女子；而是终日全力理家治内，甘心情愿作一个举案齐眉的贤妻良母，她变得浅薄、庸俗和怯弱。在家庭中所处的从属地位，更滋生了她的自卑心理。她常常看涓生的恨色得事，连一颦一笑也受制于人。当她现现涓生开始冷淡她时，也不敢询问，终日提心吊胆，生怕涓生抛弃她。她自觉但又不自觉地走上千百年来中国妇女走过的老路，最后连已经实现的婚姻自主也不能自主下去。涓生终于与子君分手，子君在绝望中，又回到了父亲的封建家门，在无爱的人间郁郁而死。子君在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曾表现出无所畏惧、超人的勇气，是个勇士。当她的行动受到家里原极力反对和阻挠时，她坚定地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何等勇敢！何等坚强！何等自信！这句话显示了子君鲜明独特的个性，这是“五四”新思潮对子君的影响。子君还从易卜生《玩偶之家》娜拉的形象中得到启发和精神支持。热恋时期的子君，对于路人的蔑视、老东西和小东西的侮辱，表现出出大无畏的井然和平静，如入无人之境。但子君是在封建正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小姐，她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她的反抗虽然坚决，但不彻底。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君的个性解放终于逐渐显出它的旧面目来。当涓生拿出一张雪莱的半身裸体铜板像给她看时，妇君”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显示出旧首先观在她身上的作用。涓生失业了，子君立即显出软弱性，在经济重压之下，他们爱情的裂缝越来越大。涓生离开她后，她没有争辩，更没有反抗，而是静静地让她父亲接回原来那个封建家庭里。她最终没能走上与旧制度彻底决裂的革命道路上来。子君的这些个性特点，是与她所外的时代和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子君的爱情悲剧显示了个性解放的巨大局限性。形象地说明只有进行社会革命，在社会解放的前提下，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是人格独立的必要前提，个人的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失去了这个基础，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格独立。而人格独立也只有在彻底的个性解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子君的爱情悲剧说明，没有经济独立，妇女解放就如同空中楼阁，迟早是要倒塌的。而以个性解放为武器，单枪匹马同整个封建势力进行斗争，其结果只能是失败。鲁迅先生在《关于妇女解放》中进一步指出：“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妇女真正彻底的解放必须是在整个社会变革之后，必须把妇女解放同社会革命融为一体，必须把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从祥林嫂、爱姑、子君三个代表不同阶层的妇女形象中，鲁迅深刻而鲜明地显示了自己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路：妇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首先取得政治上的翻身，经济上的独立权；要达到解放的目的，必须推翻封建制度，必须进行深沉韧性的战斗。鲁迅的作品，像匕首、像投枪，直指封建制度。鲁迅的这些思路，也印证了恩格斯的精辟论述：“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