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散文论文的国内研究

散文有大美

——贾平凹散文整体导读

贾平凹，原名贾平娃，后改称“平凹”，中国当代着名作家。贾平凹出生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的一个乡村教师家庭。黄土高原、西北地域动人的山水草木、浓厚的乡土文化、淳朴的生活方式对他的一言一行皆有深远的影响。即便他以后身处城市多年，创作笔触仍离不开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笔触间流露出浓浓的乡音乡情（如本书中的《商州又录》《五味巷》）。可以说，有了西北黄土地的滋养和润泽，贾平凹的散文才显得厚重大气。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贾平凹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创作实践者更是一位有影响的散文理论的创立者。他从自己多年的创作经验和主编《美文》杂志的编辑实践出发，深感散文题材越写越窄，写作路数越来越模式化的弊端，提出了“大散文”的概念。他在阐述这个概念的时候称：“‘大散文’讲究的是散文的境界和题材的拓宽，它并不是提倡散文要写大题材，要大篇幅。”具体是指散文的内涵要有时代感，有生活真实；同时，散文的题材要拓宽，什么都可以写入散文。而在创作手法上，散文亦应转益多师、为我所用。贾平凹“大散文”写作观念的提出，对于当代散文创作内容偏浅、情感偏轻、境界偏小的趋向，是一种反拨，也引发了文坛的相关争论。

引用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郜元宝先生的话来做一个总结：无论对于时时反顾的隐秘沉沦的民间世界，还是对于时时瞻望的时代精神，贾平凹都十分认真，刻意的虚伪做作与他无缘，因此他的作品蓄积着当代中国丰富的精神文化信息，不管怎样，他仍然不失为一个有才气的值得尊敬的作家。

我们不妨从这本书的目录看起。所选二十二篇文章，分为三类。三类的标题分别是：“生活与记事”、“人物与精神”、“风物与民俗”。

“生活与记事”所选七篇，大体为贾平凹对自己童年生活的回忆。其中不乏对幼时艰难的家庭生活的回忆（《纺车声声》），对幼时美好的人和事的回忆（《我的小学》《风筝》《月迹》《月鉴》），对成长过程中难忘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的回忆（《祭父》《六棵树》）。散文是纪实的，作家又总是从写自己开始的，所以这一类从内容来说，可以看作是贾平凹的自述类文章，独立成篇固然可看，纵向观照，又成作家的生长编年史和精神发展史。在这一辑的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艰苦的生活条件对作家的磨炼，我们可以看到慈爱的母亲怎么逼迫他幼时读书才不至于辍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于艰难时代中仍然无悔地追求美和真。

“人物与精神”所选五篇，前三篇可以看作是前一辑内容的延续：《初人四记》记叙了贾平凹少年时期生活中遇到的喜怒哀乐，以一个少年的视角记录了当时社会的状貌，这不也是“生活”的内容吗？当然侧重点在人。《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写自己从小到大，特别是大学以来，是如何一步步在追求文学的道路上无悔跋涉的，这和《纺车声声》、《我的小学》在时间线上不是一脉相承吗？《我不是个好儿子》和《祭父》在内容上堪称姐妹篇，是对自己母亲一生的深情回忆。这三篇确实可以归入“人物”，可同时也都是“生活”——这提醒我们，叙事类的文章，写人和叙事应该是统一的、融合的。这一辑的最后两篇的内容，用“人物和精神”来概括，才名至实归。这两篇的笔法不同于普通的写人文章，它们采用了类型化的手法，点面结合，努力勾勒某一类人的特点，笔触却并不粗放，反而细致富于个性；又在对这类人的刻画中，折射出时代的影子和社会的变迁，这确实是既有“人”，也有“精神”。

“风物与民俗”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贾平凹“商州系列”的散文这是极富地域风情和生活体验的写作。《商州又录》就如作者所说，写的是陕西省商洛市（即作者的家乡）的“山光水色、人情风俗”，而下面几篇或长或短的文章，即使只看标题（《陕西小吃小识录》《吃面》《茶事》），也可看出端倪，无非是陕西一带的吃喝玩乐、世俗生活。对比前两辑，我们可以发现，自述类的散文，是对自己生活的回忆和梳理，这是从作家个人的内部视角出发而兼及对外部环境的叙写；“人物与精神”的后两篇，作者的视角已经由内而外，试图突破个体，写出某个人群的特征和他们所代表的文化精神；到了“风物与民俗”里，贾平凹可以说在出入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既有对外在山水民俗的细致刻画，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而存在；同时又有对世俗生活和民情风俗的切实体验，以一个体验者的身份而存在。两者糅合，才是贾平凹所谓“大散文”应有的视域：“写大的境界，追求雄沉，追求博大感情；拓宽写作范围，让社会生活进来，让历史进来。继承古典散文大而化之的传统，吸收域外散文的哲理和思辨。”

对这本书的内容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以后，我们进一步通过一些实例的分析，来看一看贾平凹散文的艺术特色。布封说：“风格即人”这句简短的箴言可以看作我们读文学作品的重要圭臬。文学是表现人的，不仅在内容上如此，在艺术风格上更是明白可见作家的性格、阅历、品味、兴趣。我们不妨通过这本散文选集窥得一个立体的贾平凹。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贾平凹散文的文体特点，在这里可以概括为继承和创新并重。

贾平凹提出“大散文”的概念，他说“散文是大而化之的，散文是大可随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这虽然是自由而灵活的散文创作观，但却并不意味着贾平凹的散文是不讲规矩和章法的。相反，他的散文在中国古典散文写作中吸收了诸多营养，在文体选择层面尤其如此。比如，《我的小学》《祭父》《我不是个好儿子》这样的文章，就是吸收了中国古代散文中人物传记类或行状类的文章，回忆叙写身边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其文细节生动、情真意切。《祭父》这篇文章的标题，更让我们联想到古代文学史中的诸多着名的祭文，如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袁枚的《祭妹文》。再如《读书示小妹十八生日书》，此文以书信为体例，一则确实是致远方小妹的挂念劝诫之意的合适文体，一则是有意摹古。中国古代散文中，尺牍占有重要比例。这种私人场合（与亲朋）交往的文字媒介，常常真情流露，无所顾忌。贾平凹此文，从拟题到文字书写，都在向古人书信致敬。再如本书“风物与民俗”中的系列文章，如《河南巷小识》《陕西小吃小识录》，倡导“大散文”者落笔却不回避其“小”，这样的文体明显可以从众多的古代笔记中找到：一物一记，点到为止，绝无多言。

当然，贾平凹的散文文体，除了上述继承之外，还有一些仅仅借用评述言辞、文学史知识是无法归类、总结和指称的。比如他的代表作《商州又录》，往简单了说，可以说这是十一篇散文的组合。但是往细处看，却又发现如此判定仍嫌粗疏。比如，一二篇可以看作写景散文，三、四、五、六写人，都是常规笔调；但“八”忽然写了一个来无踪去无影的采药老人，飞鸿雪泥，余音袅袅，直如前人笔记小说；回看“六”，又和海明威《印第安人营地》何其相似乃尔，可以看作是翻写外国小说的商州散文。难怪很多论者，对“商州”系列的文章究竟是小说还是散文争论不休。其实，这正是贾平凹散文的高明之处，在这里，他的创作不刻意讲究文体规范，却又幻化无迹，借用多种文体，从而打散文体带来的束缚，扩大了散文写作的疆域。他在《商州又录》的小序里说“我更不知道这算什么样文体”时，一定是得意多于困惑的。

其次，贾平凹的散文有着多样的语言风格，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他首要的语言风格，可以说是清新优美与质朴浑厚并重。《月迹》里写月亮，看上去几乎是孩童的稚拙语调：“我们就都跑出门去，它果然就在院子里，但再也不是那么一个满满的圆了，尽院子的白光，是玉玉的，银银的，灯光也没有这般儿亮的。院子的中央处，是那棵粗粗的桂树，疏疏的枝，疏疏的叶，桂花还没有开，却有了累累的骨朵儿了。用了多处叠词，并不刻意加上富丽的词藻，一派天真浑成，骨子里却是精心写作的态度，把月亮的纯净优美写到十分，语言本身也不带一点尘滓味道。这样的语言，在《月鉴》《风筝》等描写作者儿童时代、少年时代的文章里有多处体现，大家阅读的时候可以好好品味。”

贾平凹的散文，尽可能遴选质朴平易、亲切自然的文字来写人状物，文章自有一种厚度。《商州又录》的好几篇开头，都是平白如话“这个冬天里，雪总是下着”、“西风一吹，柴门就掩了”、“秋天里，什么都成熟了”，写得自然又随便，但下文语言描写的奇崛处，却往往与之相映衬（枯死的是软弱，柯枝僵硬……满山树的柯枝，使它分不清哪一丛是老鹿的角），质朴的词句里，可见丰富奇特的想象和宽广博大的人文视野。

但是，贾平凹的语言，也有贴近乡土人情、不避俚俗但求真切的那一面，比如《六棵树》里对于秃子的体征和言行的纯自然主义的描写既可说是优点，也可能被评论家诟病。

除此之外，贾平凹尚有夸张、幽默、风趣甚至略带荒诞的语言风格，使得我们在读完某些篇章之后莞尔一笑，乃至捧腹大笑。在这本书里，此种语言风格集中体现在《闲人》和《弈人》这两篇，作者简直是通过这两类人，写出了社会的一幕幕活剧！“闲人一气吃下一百二十串羊肉串，喝下十瓶啤酒”，离生活尚不远；“将老子端起来”，使其知道儿子的存在，有点离经叛道；为了逃避寂寞，挂在钟楼上自杀，“而且报话的大钟是每一小时要长鸣一次”。这样的了结生命的方法，已经远超常态，做了文学的变形，显示出属于哲学的荒诞意味，在读者的瞠目结舌、啼笑皆非之中，显现出作者非凡的文字表现力。

最后，我们应该认识到，贾平凹的散文，善于取譬设喻、随物赋形贯穿他多篇散文的几个重要意象，值得我们细细把玩咀嚼。

值得注意的意象之一是贾平凹散文中的“月”。“月”本是中国古典诗文中最常见的文学意象，其意义指称如故乡、团圆、相思、亲情等，前人之述备矣。但是贾平凹在《月迹》这篇笔调近乎透明的散文里，居然用最为童稚的笔调，写出了“月”之新意！如果要概括的话，那就是妹妹的一句话：“月亮是个好。”这么简单似涂鸦的话语，却又总结、提炼、升华了月之意象的几乎所有古典语义，还在新时代下（此文写于1980年）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诚哉！此文、此句不由让人回想起鲁迅当年所写的同样是简单稚拙的《好的故事》。我们甚至可以说，从这篇纯净的文字中，从月亮意义的重构中，已经可以初窥贾平凹的日后大散文观的雏形，比如对古典的继承和再创造。同理，《月鉴》中的月之内涵，大家也可以细细品味。

值得注意的意象之二是贾平凹散文中的“山水”。这在本书《商州又录》里体现得最为明显。我们可作如下几个层面的解读。其一是自然山水风光之美，这在《商州又录》一二篇里体现得特别明显。其二是人活动的背景，如第三篇写“女人从窗子里往外看，对面的山头上，孩子的爹正在那里犁地。一排儿五个山头上，山头上都是地”，写的是山里人家生活在怎样的一种环境里。其三是“山水”和人的生命融为一体，成为人的生命的见证、延续和归宿。如第六篇写一个山里男人艰难地等待他的儿子出生，最后一句话是“又一个山里人”；第九篇写“在水里钻了一生，死了却都要到山顶上去”的山里人，写在这同时妊娠的女人祈祷儿子顺利产下，“咱山上河里总盼着一个劳动力啊！”，到了这一层，山水有灵，即是人生。

还有一些意象，虽然不像以上所提那样在贾平凹的散文创作里具有整一性和连贯性，可也在文中或为线索，或有寄托，如纺车、风筝、台阶，都值得单独拿出来想一想。

在对贾平凹散文的艺术特色作了以上总结之后，我们最后谈谈该如何结合他散文的特点进行阅读。

一、长短拾取。贾平凹的散文长短皆宜且好写长文。这里短文不赘，单说长文。大家一定要学会“长文短读”，如果是组合式的（如《商州又录》），就先概括每一篇的含义，再看看篇与篇之间的关联为何；如果是单篇的，一定要注意节与节之间的“经脉关联”，甚至可以先采用速读、跳读的手法把握此篇的整体写作方向和脉络，再走向局部细品长文其实并不难读，适当的方法练习，加上经由阅读经验获得的对作者写作意图的某种预设和估计，使长文阅读变成一个有趣的探索文心的过程。

二、形象把握。上面已经说了，贾平凹的散文里有一些精心择取和营构的意象。除此之外，他的散文里还有各色人等，刻画如在目前这些都值得我们在阅读时去赏鉴。对于意象，除了把握形象本身的美，还得关注作者于其中的寄寓。而关注作者的寄寓，就必得在文本中了解作者的心胸——他与古人如何对话，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创新，他属于自己的艺术生命究竟哪些继承了古人，哪些又脱化了古人。这样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要期望在某几篇文章或这本书的阅读当中就透彻掌握，但理应作为基本读书方法时时实践。对于人物形象我们可以去揣摩形象本身的特点，可以看看这是个体还是群体，可以找寻个体中的共性，可以找寻群像中的个性，可以看看人物和作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作者写人物事迹时，是沉浸在自己的情感世界里，还是有意或无意地跳出来了。如此，对人物形象的把握，才算立体而完整。

三、语言涵泳。贾平凹散文的语言，风格多样，自成一家，这在上文已有评析。对一个作家语言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多读。默读当然是最普通、最常见的方式，放声朗读则可以从声音层面检验作家的语言有无美感，反复诵读其中的精彩段落直至能背，则是初步完成对美好语言的礼赞。下一步就是动一动笔头，抄写之，仿写之。特别是仿写以后，虽然纸上文字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但内心对遣词运句的方法理解，又会深入一层。最后，你放开这本散文选，去读其他书，似乎忘了你背过、抄过、学过，但是，随着时间的流淌，语言的灵魂会慢慢沁入你的骨髓。

四、参照比较。让我们偷懒引用本书中《读书示小妹十八岁生日书》一篇中提到的读书方法来说明此点：“多找这位作家的书来读”，“再读外人对他的评论，所写的传记”，“也可再读和他同期作家的一些作品”，“明白当时是什么社会，如何的文坛，他的经历、性格、人品、爱好等等是怎样促使他的风格的形成”。这就是精研文本之外的另一种重要的读书法，即“知人论世”，通过时代背景、文学背景来了解一个作家具体的写作风格作品。贾平凹本人读书极多，在散文文体和写作上有借鉴极广，因而他的散文集是一本能引发更多阅读的书。或者说，大家以后有了更广的阅读面之后，可以回过头来想一想，有哪些书，哪些文章可以和本书的写作互相参照验证。

在70年代末崛起的新时期作家中，贾平凹是从未中断过文学创作与艺术追求的唯一一个。其斐然坚实的文学劳绩与勤奋执著的进取精神让文坛同样瞩目。这位以独特姿态默守于西北一隅的“独行侠”，虽然从不扯旗拉派、追风赶潮，也从未参与喧喧攘攘的文化论争，却在批评界引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时毁时誉，或贬或褒，这种现象存在的本身就值得学界深思。另外，贾平凹的创作及研究贯穿至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大潮冲洗下的历史印痕、文化印痕。因而，从新的历史高度去回顾、反思贾平凹小说研究20年来的曲折历程，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贾平凹既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又不断追求创新、整整穿越了三个年代的小说创作，使其研究也相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据此，我们可以界划出三个历史时期，以方便在历时性的考察分析中，对贾平凹小说研究进行共时性的概括与归纳。这三个研究时期一是1978-1984年，二是1985-1989年，三是90年代以来至今。 一 纵观第一时期的贾平凹小说研究，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基本上呈“之”字状发展。这一时期大略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草创、发端期（1978-1981年） 贾平凹是追求“有自己声音”的作家。新时期伊始，文学界普遍还在“救救孩子”的呼喊中抚摸伤痛、控诉罪恶时，贾平凹却以一个山地青年天真的眼睛发现了爱和美。他的《满月儿》、《果林里》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着一支清新动人的柳笛，因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发表于1978年5月《文艺报》上的《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是最早一篇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评论文章。老诗人邹获帆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最早发现了这颗文坛新星的光芒。从贾平凹的近30篇小说里，他欣喜地嗅到了一种新鲜、别样的气息。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描写、人物“都是有生活气的、生动的”。同时也诚恳地指出了艺术表现过于单纯的问题。这篇评论虽然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印象介绍，还有点意识形态批评的痕迹，但诗人以自己敏锐的艺术良知，已开始触摸到研究对象的核心，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质。更深一层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之风无形中垫高了研究的起点，它标示着学术研究“解冻”的春天已经到来。此后，更能代表这一时期批评观念与水平的是王愚、肖云儒的《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载《文艺报》1981年第12期）与丁帆的《论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两文基本上是邹文思路的延伸，对贾平凹小说早期艺术风格的探讨与开掘更为深入、细微和具体。王、肖的文章更明确地指出贾平凹的特色在于“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肯定作家在极左论调盛行时能逆风而行，“开了一个好的头”。丁文则从艺术手法的具体视角分析阐释了贾平凹小说的诗美特质。此外，费炳勋、胡采、阎纲等人也纷纷著文，对贾平凹的才华与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为宏观定性的评论，对青年作家在创作中的成就与问题都给予了较中肯的评价；开始注意整体研究，但仍限于传统的主题与技巧分析，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水平也多停留在印象介绍之类的感性表层上，理论上阐释不足。 2.徘徊、蕴积期（1982-1984年） 继《山地笔记》之后，贾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争鸣，1984年关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评论界的积极反响。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无明显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徘徊、蕴积的阶段。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共计70多篇，但质的突破尚未形成，研究基本上积滞在过去的层面上徘徊不前。其次，评论多限于个案分析，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视野。不过，《延河》、《当代文艺思潮》等单位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对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做了及时的回顾与总结。虽然意见零散、见解不一，但良好的学术氛围、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最后，或毁或誉，该阶段研究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曲线发展的形态。从全盘否定到完全肯定，这固然有创作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也暴露出此时研究一个很大的局限与问题：偏重文学与社会、政治等外部联系，相对忽视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又常常带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尤其是1982-1983年的贾平凹小说研究，“左”的思维惯性还在文艺研究的无意识深层滑行。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科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与品质。以一种模式简单切割与解剖文学的丰富性，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也无疑是对文学粗暴的施虐。对《二月杏》、《鬼城》等小说的批判就明显存在着简单化倾向。这些以忧郁的眼光看取现实人生的探索性作品，力图在“文革”的背景上探求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是作家对人的一种反思与关注。遗憾的是，研究者的重心过多地放在要求作家贴近现实、强调文艺的认识作用和社会作用上，作品的审美取向等问题因而并未放在文学的范畴内深入讨论，有的评论甚至直接引用政论来做批判的工具。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这些批评家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但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这些教训又不能不让人深思。相对来说，1984年的研究有所改观。虽然还限于某一个侧面的微观研究，但在理论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拓进。如季红真的《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载《十月》1984年第5期）等文对贾平凹改革小说文本世界作了深入、细密的挖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长，但尚未有多大突破，理论视野还相对封闭狭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二 1985年是贾平凹创作颇丰的一年。同时，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也使文艺研究的观念热、方法热渐成高潮。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输入与引鉴，各种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交叉与整合，都促进了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主体思维空间的开阔。开放的时代环境给文艺研究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80年代中期以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越过浅滩，走向拓展与深化的崭新时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回顾性、反思性、重读性的论文出现。这些论文都力图通过对作家创作道路的回顾，从整体上重新认识、把握贾平凹艺术追求的内在规律。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直接抓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内核，认为其动人之处“在于真切动人的主观抒情性”。该文还初步探讨了作家的文化渊源与诗人气质形成的内在原因。文中指出，贾平凹的小说“从我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养料，受过一些当代作家如孙犁等人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作家孤独、内向、好幻想的个人气质。“是新时期造就了作家贾平凹。”这些高度概括性的论断虽然还远未深入，但其富有启发性的论点与全方位的统摄观照对后来的研究不无借鉴和影响。贾平凹在文坛素有“鬼才”、“怪才”之称，其鬼气、怪味何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摆脱了过去单一的文本研究，注意从创作主体自身出发来寻根探谜。费炳勋的《论贾平凹》（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和刘建军的《贾平凹论》（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两篇作家论。二文都侧重于作家主体人格、文化气质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和分析，而费文尤为透彻。它已突破了人生回顾之类的简单描摹，深入到人格心理等复杂层面的剖析。费炳勋此后的《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载《文学家》1986年第1期）一文又从作家独特不群的艺术个性出发，敏锐地发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继与传统文化美学对作家艺术思维、禀性的深厚滋养。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的“发现”没有顺此深入下去，论证也显单薄。 在中国文学这个大的互联网络里，被称为文坛“独行侠”的贾平凹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单点。比较视角的引入是这一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现象。雷达的《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载《读书》1986年第7期）在将贾平凹与另一位西北作家张贤亮的对位比较中，发现了他们创作动力与模式的共同倾向。这就是“女性崇拜”与“爱——情爱和性爱”的轴心模式。李振声与梅蕙兰的两篇比较论相映成趣。二者都注意到贾平凹与李杭育彼此参照的可能性，但前者重在指出二人文化矛盾心态的相同，后者则注意求异，在多层次的比较中凸现出他们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与追求。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着重从文化思潮的层面“探讨当代作家走向传统文化的文学意义”。该文的优长在于视野的宏阔和开放，与条分缕析的文本细读形成明显区别。这些比较论虽然还多停留在表层，还只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但他们敢于打破以往封闭格局的束缚与囿限，其功是不可没的。 贾平凹这个时期以商州系列显示了他的实绩，他确乎“吃到了天国的糖果”。批评界有关商州系列小说研究的大小论文近一百篇，而且在质的方面也有明显的突破。表现在：(1)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学本体研究向细度、精度、深度迈进。有的论者看到了小说中的“现代意识”，有的注意到了小说结构章法“散文化”，有的则体察到了作家理性意识与文化超越的矛盾……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命题的发现与深入，打开了一个多声部的宏大格局。(2)《浮躁》研究热让人瞩目。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研究从1987年一直延续到1989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论文所坚持的社会历史批评，已经摆脱了过去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广泛吸纳文化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如董子竹的《成功地解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态：贾平凹〈浮躁〉得失谈》（载《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对“失重期景观”背后的历史文化透视，刘火的《金狗论——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用典型论对农民文化心态的双向剖析等。这些论文标示了80年代后期研究的一个新高度。 总之，80年代后期的研究既注意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微观研究也有所精进；开始注重主体人格、文化心理的研究，基本上摆脱了早期贴标签式的定性概括；研究方法、理论的更新，使研究格局有所扩大；作家创作与研究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良好的互动格局。 三 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小说研究也在80年代后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进入了全面拓展与深化的新时期。时代、创作与研究自身规律性的发展是推动小说研究走向纵深的三个决定性因素。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现在几部研究专著的出现。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以生动的小说笔法结构文章，可读性、普及性很强。虽论见不多，但不啻是打开贾平凹神秘世界的一扇窗户。他此后的《鬼才贾平凹》，洋洋洒洒两大部，详致传情的书写更贴近传主的人生情感世界。作为贾平凹的乡党和挚友，作者在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完备的史料性因而是该著最大的特色。另外，该书附录的作家工作年表、著作目录、资料索引与文献，给贾平凹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便捷之径。相较而言，费炳勋的《贾平凹论》少传记味而更富学理性。该书是作者多年来追踪研究贾平凹的一个评论集，也是对贾平凹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作者在理论资源与方法运作方面不注重求新求异，但论证扎实，剖析深微，显示了该书厚重的学术品格。 其次，几部文学史、专题史的出现，使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鲁原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金汉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分别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上对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色、美学精神、文化意味、思潮影响作了充分的评价和阐析。王一川的《中国形象诗学》在神话形象与家族形象两章里分专节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了抽样分析。现代叙事学理论的运用，是方法的创新，也是思想的创新，作者由此发现了以往未曾注意的、隐含于文本表层下的丰富的潜文化话语。 最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已开始纳入文化学、美学的范畴。侧重于美学风貌、主体人格、文化意蕴的微观细部研究在本时期趋于成熟；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也力图据有史家眼光和理论高度；一批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的优秀论文出现。对贾平凹小说美学精神与审美个性的观照与把握在90年代的研究中日趋自觉和深刻。韩鲁华的《审美方式、观照、表达与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从审美观照、表现方式、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切入研究，对贾平凹小说的美学风格做了比较恰切的分析与评说。阎建斌的的《月亮符号、女神崇拜与文化代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从小说本文中的月亮、女神符号发现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深层密码的泄露”。该文所运用的神话原型批评不能说是很确当，但不无探索性意义。李星的《东方和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6期）从艺术思维着眼，蹊径独辟。他指出，“感应式”的东方思维方式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这一个”。文中高度肯定了作家的美学追求，认为他表现出了“东方作家的大气魄、大志向”。费炳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与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透析》（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1期）进一步分析了作家文化心理、生命意识的形成对创作精神的影响。两文以其敏锐的透视力给我们打开了作家文本世界与心灵世界神秘的黑箱。不同的是，费文指出作家神秘人格的核心在于“生命审美化”，吴文则强调了“现实与超越、自卑与自傲交织的心态”对作家创作发展的动力性作用。贾平凹在创作中一直寻求“东方的味”、“民族的味”，他笔下的商州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文化意念、民族心理的载体与符号。因而，这一时期的论者多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现象。樊星的《贾平凹：走向神秘——兼论当代志怪》（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敏锐地指出了小说在魔幻色彩掩盖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与人生哲理”。王仲生在《东方文化和贾平凹的意象世界》（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2期）一文中从生命意识的角度考察了作家小说中“浓郁的东方文化底蕴”。他由此认为，“在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上”，作家“已经找到了东文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可能性”。立论的眼界颇高。此外，有些论文还对贾平凹小说的地域色彩、文化心态、民性意识、匪行心理做了不同角度的阐发与探讨。比较视角的深入也拓展了此类研究的空间。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李咏吟的《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黄嗣的《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载《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在横向比较中分别阐发了贾平凹小说中的审美意识、月神精神、神宗文道等新的文化涵念。从传统文化的羊皮书上颇得灵气的胡河清则在《贾平凹论》[2](P38-52)一文中具体剖析了道家文化对作家人格文风隐秘的影响。其文虽然流于玄虚，但别具一格的批评观念与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对过于西化的当代文学批评不无镜鉴作用。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形成风格，在标志着其创作走向成熟的同时，又容易产生模式化的危险。江开勇的《定势：起步的基础与超越的负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道破了这层隐忧。他在对作家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定势情形及内因作了系统剖析之后，进而指出：“建立开放的思维体系，才能超越自己。”也许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贾平凹这个不安分的艺术精灵在90年代开始有意将视野转向都市，一部《废都》也由此引发出一段毁誉不一、纷纷扬扬的文坛公案。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作为学术研究，情绪化的泄愤和保持缄默、冷冻的态度都不利于探求真理、认识真理。“《废都》一出，骂声四起。”在当时激烈的批评中，确实不乏真识灼见。如吴亮、张法、易毅等人对小说中的旧文人气、失度的性描写、颓废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有点可惜的是，当时批评的基调是“理性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理性”，热情的膨胀遮蔽了理性的分析，批判指责多于思考发现。在偏执于文学的道德使命时，小说自身丰富的审美价值、复杂多义的文化蕴含被研究者的主导意识所疏略与悬置。有鉴于此，《小说评论》在三年后组织专家对《废都》做了认真反思、重新评价。几年的时间距离使批评家、研究者们能以比较理性的眼光和从容的姿态重新看待、思考这一问题。旷新年的《从〈废都〉到〈白夜〉》（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从知识分子人文心态与文化意义的角度出发，精辟地指出“这是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许明的《研究知识分子文化的严肃文本》、党圣元的《说不尽的废都》都在这一意义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党文还对以往有失公允的批评逻辑作了有力的反拨。但是，某些“反思与重建”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在批判对方过于简单化的同时，自己也走向了同一个极端。随后，赖大仁的《创作与批评的观念——兼谈〈废都〉及其评论》（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4期）从文学观念的理论高度对《废都》的创作及批评作了全面的总结与清算。该文从《废都》自身寻找被“误读”的原因，对最近有些矫枉过正的反思性评论也做了有意的救正与补偏。这篇论文是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从短暂的沉寂中浮出水面、从浮躁中走向成熟的一面鲜明的标帜。 《废都》之后，倔强的贾平凹并未消沉下去。《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是他在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又一朵朵灿烂的莲花。作家蓬勃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也给贾平凹小说研究带来了不竭的动力和光明的前景。90年代后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跃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尤其是《高老庄》，在1999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与热点。《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为此还专门开辟了评论专辑，收录了十几篇研究文章。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入透析了贾平凹小说中纠合的复杂的文化冲突、精神返乡、民族历史与艺术合题等问题，而且注意把研究对象置入整体的系统中考察其优劣得失，显示出一种开阔的眼光与超越的气度。如果说，此前的研究表现出一种青春期的探索热情因而也带来一种浮躁气的话，这一时期的研究则显示出中年期理性的成熟、深刻与沉稳。肖云儒的《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张志中的《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等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实绩与高度。 四 纵观前后三个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在起伏波动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延伸。早期零散、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视野从闭锁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静态化、平面化走向了多维化、动态化、立体化。从横向上看，贾平凹是新时期作家研究文章超过百万字极少数中的一个。有的研究者称贾平凹“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几成显学，”[1]因而应该说不算虚词。总之，贾平凹小说研究的成绩是很显然的。无庸讳言，其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恩格斯指出：“在时代条件下进行再认识……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在科学的研究和求索中，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在反复的认识中不断向完美逼近。当前，贾平凹小说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障碍。一、贾平凹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它造成了研究所必要的时间距离的缺失，因而难以使研究主体从一个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无法把史与论结合起来。这就要求研究者积极拓展思维空间，把研究对象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观照与把握。从1973年以来就一直笔耕不缀的贾平凹与新时期各个阶段文学的发展有着必然的、不可忽视的联系。但目前具有史家眼光又有理论深度的系统研究尚未出现。1973年到1978年这段丑小鸭时期的小说研究至今也还是一个有待注意的盲区。比较视角虽然引入，但目前还多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贾平凹创作的渊源极为博杂，如老庄禅道、笔记志怪，如孙犁、沈从文、海明威、川端康成、西方现代派……但影响研究目前还远未深入，尤其是“总的影响”研究还是一个空白。二、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说明了研究对象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研究对象的这种复杂性客观上也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这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的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常常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争鸣涡流的中心。对他的文化姿态与书写行为以及相应的争议如何在学理的高度上反思、评价与认识，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的难题。三、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在不断更新，但许多批评似乎停留在一种“器具套用”的阶段，如何使研究方法与对象做到一种深层融汇和沟通，切实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也是拓展、深化贾平凹小说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个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志中．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J]．当代作家评论，1999,(5)．

商洛地杰人灵，喝丹江水长大的山里娃贾平凹成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坛的一位“奇才”、“鬼才”，成了商洛人闯世界的一张“明信片”。 贾平凹，著名作家，全国政协委员，鲁迅文学奖得主，1952年农历2月生于丹凤县棣花镇。商洛六县一区的诸多地方以“商”字命名，如“商洛山”、“商山”、“商州”、“商南”、“商镇”等等，人们习惯上便以“商州”代替了“商洛”。贾平凹的诸多叙及商州的作品，其实谈的就是广义的“商州”。 贾平凹与商州父老乡亲 平凹与商州的父老乡亲一往情深。 笔者多次采访过平凹的弟弟再娃（现居老家丹凤县，中学教师）、妹妹红霞（现调入西安）。他们和平凹长得很像，但个子都比平凹高一些。他们告诉笔者：平凹前些年每年总要回来几次看看他们。一般政府有事邀请或是家里有什么大事时回来，要么就是下乡体验生活。他们也每隔一段时间去平凹那儿一次。政府有人去西安办事时总要去问问他们有什么话或东西要捎。平凹也常常通过他们捎信、捎钱、捎东西给家里。近些年有了电话，联络就更方便了。 平凹的妹妹透露：前些年，平凹常回家乡过春节，家乡的长辈、兄弟姐妹侄子们以及政府的一些官员常围着他转，要题词题字、写春联、婚联、讲故事、代鸣冤屈，干什么的都有。近几年平凹因为太忙就很少回去了。不过他已把年近古稀的母亲接在西安家中居住，以尽做儿子的孝心。 1993年8月，笔者去采访平凹的妹妹。这时，适逢平凹的《废都》出版，在商州已经开始发行。据笔者在一家书店调查，仅仅一天，价值十几元一本的《废都》就卖出去了70多本，实在是少有的轰动。今年5月，平凹的长篇新作《秦腔》上市，在故乡商州价值38元一本的《秦腔》，一家书店仅仅一天更是卖出100多本，由此可见商州的父老乡亲对平凹及其作品的厚爱。 贾平凹与商州文化艺术界 贾平凹在商州有一大批文化艺术界的朋友。原商州市美术工作者协会副主席、艺苑实业公司经理毛龙丹，是搞根雕艺术的，他和平凹有20多年交情。平凹在给龙丹所题的书法作品中写道：“木在地下是盘根，掘出地面成艺术。其雕则有慧眼；龙丹雕根，谁雕龙丹乎？”作品下面题的小字是：“观龙丹根雕艺术作品甚为喜欢，山野之人能有才能角色，甚是感叹与祝贺。”最后盖上了一枚平凹书画作品上常用的“商山平凹”的篆章。 原商洛师专美术系的王家民（现为西安理工学院教授），是平凹的好友、乡党、初中的同学。他在西安艺术大学学习时与平凹来往极频。这人是满肚子热闹，人间风流话，天上神鬼事，无所不晓。是他，促成了平凹与原夫人韩俊芳女士的第一次见面。一次家民去平凹处串门，平凹唱起了秦腔：“有为王打坐在长安地面，盼的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家民捂了耳朵，叫嚷：“宁看狗咬仗，不听平凹把戏唱！”于是约平凹去见在艺术戏剧院进修的乡党韩俊芳女士，说她的唱腔才叫地道。贾平凹与韩俊芳这一对“才子佳人”的结合（尽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在共同生活了十多年后离婚了），家民实在是功不可没。他们在艺大的招待所里，平凹讲狼，家民讲鬼，直聊到深夜。也是这次，聪明的平凹利用算卦之机，顺利地了解到俊芳的生辰年龄。 平凹的艺术领地和根基在商州。尽管全国许多学者、作家、评论家如邹荻帆、胡采、肖云儒、王愚、王仲生、费秉勋、孙见喜、李星等人写过大量的评论文章评价贾平凹的作品，有的人还出版过专著，但商州搞贾平凹毕竟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在《鬼才贾平凹》、《贾平凹前传》的作者、著名作家、评论家孙见喜的倡导下，平凹故乡惟一的一所高等院校—商洛师专成立了贾平凹暨商洛文化研究所（前身为商洛师专贾平凹研究小组），学校拔出经费，购置了大量贾平凹的作品和研究平凹的有关书籍。从1999年起，商洛师专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还开设了“贾平凹暨商洛作家研究”选修课。今年贾平凹的老家丹凤县还将投资7000万修建“贾平凹文学艺术苑”，该项目以“文学旅游”为主题，依照贾平凹故里丹凤县棣花镇棣花街的人文地貌为基础，再现丹江文化、神话传说等。苑内计划修建贾平凹文学馆、创作馆、旅游商务建筑等；并定期承办文学主题论坛、举办文学训练营等。该苑将分批建设，2010年前后竣工。设计景区内现存的人文景观已经初具规模，整个景区与贾平凹有关的部分能占到1／3。贾平凹对该项目一直非常支持，从开始的策划会到后来的评审会，他都参加了，而且还在会上发了言，积极支持家乡建设。另外，商州区文化馆、图书馆等单位还成立了“贾平凹图书馆”和“贾平凹文学创作基金会”等。 商州搞平凹研究已初出成果。作家、评论家孙见喜（商州籍，现居西安）出版有《贾平凹之迷》、《鬼才贾平凹》、《贾平凹前传》等，还主持有“贾平凹之友”网站，作家何丹萌（商州籍，现居西安）出版有《贾平凹透视》，商洛师专教授郭三科有《浅议贾平凹对动词的锤炼》、《贾平凹的幽默》、《听贾平凹谈语言艺术》、作家田冲（商州籍，现居西安）的《商州人谈贾平凹》、《商州人心目中的贾平凹》等文章先后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引起很大反响。另外，贾平凹暨商洛文化研究所20多万字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贾平凹语言世界》、由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的《贾平凹的心阈世界》（邰科祥著），均已正式出版，商洛市文联副主席胡晋生的散文集《贾平凹在镇安》，也由作家出版社公开出版。这些著作或文章的出版和发表，对从事贾平凹研究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贾平凹作品与商州 商州，东南鄂地，西北关中，两边挟了雄秦秀楚，其文化形态也是杂色的。杂色往往杂种，杂种必然优势，这也许就是商州也偶尔爆出一些耀目的科技文化名星的历史原因吧！ 平凹今年53岁，已出版作品100多部，仅长篇小说就有10多部，可谓著作等身。他的著作除中文版（分繁、简体字两种）外还有法文版、英文版、日文版、越南文版、韩文版等。其先后在国内国际获大奖50余次，真可用桂冠满身来形容。 平凹的作品以商州为题的就有《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合称《商州三录》）以及《商州》（长篇小说）、《商州世事》（中篇小说）、《商州散记》（散文集）等。在平凹的早期作品尤其是游记中，涉及商州山水地名的几乎俯拾即是。 平凹为了深入了解商州故土，深刻把握历史趋势，准确概括社会心态，曾几回故里，几下州河，走遍商洛山川。平凹拥有自己的艺术领地—商州，平凹的商州系列作品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平凹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视角，他对故乡商州的民俗心态洞若观火。 平凹笔下的商州是迷人的。上及远古，下迄当代，无论是传说、历史，还是民风民情，在平凹的笔下都有反映。 平凹把商州写得清新而又幽怨、古朴而又美丽，自然而又真实，似梦似幻而又非梦非幻。台湾已故作家三毛女士被平凹笔下的商州迷住了，她写信给平凹，要平凹为她借一辆自行车，她要骑车走一趟商州。假如三毛真来了商州，她笔下的商州又会是这样的一番情景呢？ 值得一提的还有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这部中篇小说和《浮躁》这部长篇小说。前者在北京《十月》杂志发表后，西安电影制片厂将之改编为电影《野山》，获得了文化部新时期10年优秀影片奖、中国电影家协会金鸡奖、第六届最佳影片大奖，在法国、荷兰播映时受到观众的好评，英国出版公司还出版了英文版《野山—鸡窝洼的人家》一书。而其荣获美国第八届美孚飞马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浮躁》，荣获茅盾文学奖提名的长篇小说《怀念狼》、《高老庄》，以及今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秦腔》等，均是以商州为背景的。目前，平凹已有10多部小说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和舞剧等，并且已经上演。 商州人心目中的贾平凹 贾平凹与故乡商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故乡在商州，他是“商州这块黄土地上长出的树/树上开的花/花头挂的果”（引自拙作《贾平凹》一诗），还因为他的艺术领地和根基在商州。 原《商州报》编辑、与平凹有20多年的交情的作家侯占良说，如果说平凹的文学业绩是浩淼广博的大海，我和我们商州的业余作者则像浪花一样仰望着海，依附着海，追随着海、爱海没商量。更深夜静辗转床榻之际，我们忍不住羡慕平凹兄文章的博大精深。这是浪花对大海的崇拜。 虽然平凹近几年因工作忙很少回故乡商州了，但偶尔回来一次，只要在公开场合一露面，朋友们一下子就粘住了他。你拉他，我拽他，勾肩搭背，争着合影或与他说句话。够不着的人，从人缝里踢一脚进去，也算是接触了名人。 商州人以贾平凹为骄傲，以谈贾平凹为光荣，但也并非人人都说“好好好”。原因很简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平凹把商州人的劣根性也写进了书里，传的满世界都知道，就有人不满。一些人对平凹的作品颇有微辞：“这个挨球的，咋光写商州人馍里掰出虱子、换老婆、站在屋檐下端着个比头还大比锅底还黑的老碗喝稀糊汤（玉米熬成）、在猪圈里拉屎让猪拱屁股哩！” 贾平凹成了大名人，商州的大小人物都争着和他拉关系。有一位不曾读过书的商州少年，逢人便说：“你知道吗？贾平凹是我爷爷哩！”逗得人笑得直不起腰来。有言是“大树底下不长草”，可在商州这块一脚能踢出三个诗人的土地上，目前还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与平凹一比高下。有人说“文人相轻”，可商州文人们除了对平凹喜欢和崇拜外，绝没有嫉妒。 贾平凹是一位作家，但又不仅仅是一位作家。他还是一位诗人、书法家、画家、收藏家、文学评论家、语言学家。1986年广东花城出版社曾为他出过一本诗集《空白》；他的书画作品曾在西安、深圳、苏州、石家庄等地公开展出过，出版有《贾平凹书画集》（ 陕西美术出版社 出版） 《贾平凹书道德经》（书法集，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贾平凹千幅书法精品集》(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西路上》（手稿影印本，三秦出版社出版）《贾平凹书画艺术论》《贾平凹语画》等，并担任书画组织--太白书院的院长。他的书法作品还入编某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语文课外读本·九年级上(初三)》。他还出版过五部文艺评论集。 贾平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有人说他是“文坛怪杰”，有人说他是“独行侠”，有人说他是“鬼才”……贾平凹的秉性气质呈多元化组合，而且他的创作生涯如日中天，他还在不断地探索、追求，在寻找人生的最佳坐标点……